《出没风波里》

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最熟是北京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为该社的自传性的《百年人生》丛书撰稿，我就从在北京的采访写起吧……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
　　1995年4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作家白桦的电话，告诉我陈云已于昨日去世。白桦说，本来今天上海的《新民晚报》可以刊载陈云去世的消息，但是由于按有关规定这一消息要在今晚七时才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公开发布，而《新民晚报》是在下午出版，所以无法在今天见报了……
　　白桦的电话，使正忙于写作的我，在上海报章公布这一重大新闻之前，提前获知了陈云病逝的消息。
　　陈云去世的消息，4月11日便在香港见报了。当天下午，我接到香港明报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电话，问我能否为明报出版社赶写关于陈云的传记？我说，可以考虑。
　　紧接着，明报出版社执行编辑吴国源先生又打来电话，与我具体商量写作陈云传记之事。他说，书名定为《陈云全传》。我一听就摇头，我说，我很难写“全”。吴先生解释说，按照香港的习惯，这“全传”之意，是指从出生写到死，写他整个一生。由于陈云已经去世，当然可以从生写到死，成为“全传”。
　　当天晚上，我正在上海城隍庙“绿波浪”餐厅出席《上海滩》杂志一百期恳谈会，忽然香港《明报》记者的电话居然“追踪”到会场，要我谈陈云的一些历史情况，便于翌日见报。
　　翌日，朱令华和吴国源先后五次打来电话，急急商谈出版《陈云全传》事宜。朱小姐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叶先生，希望你能在半个月内完成《陈云全传》！”
　　我感到惊讶：“朱小姐，现在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
　　她回答说：“叶先生，自从你昨天答应写《陈云全传》，我就着手策划。我已经请人开始设计封面，而且要在《明报》上作新书预告！”
　　我问：“《陈云全传》写多少字？”
　　她回答说：“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当然，越长越好。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半个月之内，必须交稿！”
　　我在香港见过这位朱小姐，三十多岁，办事风风火火，说一不二。
　　明报出版社如此焦急要出《陈云全传》，后来我才知道内中的原委：在海外，邓小平的传记不少，而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陈云突然去世，海外各界都希望了解这位在中国政坛上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元老。明报出版社本来想从自己的资料室里找一批各报刊发表的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急就章”加以编辑，迅速出版，可是一查，发现就连介绍陈云生平的文章也极少，无法凑成一本书。这样，明报出版社便急急找我，要求我以最快速度推出《陈云全传》。
　　对于陈云，我很早就注意他。海外报刊曾披露过我在着手《陈云传》写作的打算，消息灵通的明报出版社注意到我的创作动向。
　　一家出版社曾经约我写《邓小平传》，愿意提供诸多方便。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当然值得写。我曾经想写，但是到图书馆一查，《邓小平传》已经有许多本，内中既有中国人写的，也有外国人写的。另外，我很快得知，邓小平的女儿正着手写一本邓小平传记。我不愿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也不愿与邓小平的女儿“竞争”。于是，我也就取消了写《邓小平传》的计划。
　　写陈云，最初没有任何出版社约我，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中了陈云，而不去写《邓小平传》，内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说过我选择传主的三项原则：
　　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二是透过传主可以折射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历史；
　　三是没有人写过。
　　显然，陈云完全符合我选择传主的标准。对于陈云在中共历史中的地位，我以为，邓小平的一段话，最为清楚、准确。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就是说，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当时，陈云的地位高于邓小平。
　　邓小平接着又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的地位高于陈云，陈云仅次于邓小平。
　　至于中共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众所周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
　　从以上的邓小平的话中，十分明白地勾画出陈云在中共历史上所处的地位：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五号人物”，而邓小平则排名第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邓小平。
　　陈云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始于1930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二十五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陈云来了个“三级跳”：
　　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这时，陈云不过二十九岁。
　　从1930年到1934年，不过四年时间，陈云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擢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后，陈云的党内最高职务是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纵观陈云一生，主要是从事了五项工作：
　　他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工人运动起家的；
　　此后在他的家乡上海青浦领导农民运动；
　　接着他领导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反奸工作；
　　到了延安后则从事组织工作；
　　此后，他转为经济领导工作，以至被人称为中共经济专家。
　　另外，陈云还负责过中共的白区工作，做过军队工作和工会工作。
　　陈云一生，虽然也有起落，但是和邓小平相比，还是比较平稳，不像邓小平那样大起大落。陈云得益于他的印刷工人出身。所以，他在共产国际强调在中共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时，得以“三级跳”；也正因为他出身工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岁月，他不得不“靠边”，但是还一直保持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不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
　　陈云办事稳健，为人不显山露水。毛泽东多次说他“右”，但是又不能不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把陈云“请”出来，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所以，陈云有了“调整大师”之誉。
　　陈云的座右铭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我注意到，虽然陈云当时在中国老一辈政治家中，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邓小平，但是关于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就连关于陈云的报道，也鲜见于中国报刊。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登载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之撰写的一千多字的小传外，鲜为人知。
　　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陈云的两位老秘书之后，才知原委。
　　他们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邓小平》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也有人告诉我另一原因，陈云很注意与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班人”，陈云很注意尊重和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不愿突出他自己。所以，他不愿通过新闻传媒宣传他个人。
　　后来，我在1995年6月27日来到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她证实了陈云老秘书所说的事完全属实。
　　于若木说，陈云确实是这样的脾气。
　　她也举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为例。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这位干部在工作中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有一位曾经担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于是，那位干部根据这位校长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此剧本经陈云秘书和家属商量，同意拍摄，未曾报陈云同意。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听新闻广播——他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向陈云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却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她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到《陈云出川》，很精彩！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
　　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秘书来，了解情况。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给他看。看罢，他以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他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停播这部电视片……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云还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牟信之等，《陈云同志最后的三二一天》，《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
　　正是由于陈云非常谦逊，所以关于陈云的报道、回忆文章，在他生前几乎极少见诸报刊。
　　于若木对我说，一位老同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一篇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于若木又谈起，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陈云墨迹选。可是，未得陈云同意，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关于《陈云画册》，于若木告诉我，被陈云压了七八年，直至1994年陈云病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再三劝陈云“点头”，以便在陈云诞辰九十周年时出版。他们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陈云还是一个劲儿地“拖”。后来，他勉强“点头”。可是，等画册出版时，他已经离世了。
　　于若木还说及，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练塘镇政府要修葺他的旧居，他不同意。后来，当地政府在他的旧居旁修建了青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要收集他用过的物品作为展品，他很坚决地说：“不能给！”
　　我深知，陈云健在的话，是无法出版关于陈云生平的书。我的写作任务又很多。正因为这样，我只是作了写作准备，没有开笔写书。
　　我第一次接触陈云，是在1978年。当时，我在采写二十万字的《高士其传》。听高士其说，陈云在延安时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为了慎重起见，我希望能够得到陈云的证实。
　　于是，我前往北京三里河，拜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当时的于若木，每日骑自行车上班。她在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待笔者。她谈了自己对高士其的印象之后，对于“红色科学家”之称表示无法肯定，要回家问一下陈云……
　　两天后，我给于若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说，已经问过陈云，他不记得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
　　陈云的记忆力极好。他说“不记得”，其实也就是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这是陈云给我的最初直接印象。
　　此后，我在各种采访中，不断接触关于陈云的生平史料，很多人谈起了陈云。我开始注意起陈云，作了写作陈云传记的种种准备：
　　我曾专程前往陈云家乡——上海青浦练塘采访，受到热情接待；
　　我在江西南昌，到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工厂采访，还访问了当时负责陈云生活的马骏以及陈云所住招待所的所长；
　　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
　　在陈云去世之后，由于香港明报出版社的“催逼”，于是我坐到电脑前，把有关陈云的词组如“于若木”、“青浦”、“练塘”等等输入电脑。
　　那段时间，我主要在上午与夜晚写作。下午，我用来处理其他工作。
　　那一段时间，明报出版社不断来电话，询问进度。他们告诉我，《明报》已经刊出“叶永烈新著《陈云全传》”的大幅广告，还刊登了《陈云全传》的封面。这新书广告，在香港《明报》登了几次。
　　那段时间，妻帮助我把书中的引文——陈云的文章，从《陈云文集》中输入电脑。
　　一个星期之后，明报出版社便要求我把已经完成的部分“拷”入软盘，以特快专递寄去，以便编辑能够早日着手工作。那时候，还没有“伊妹儿”——“E-mail”，所以只能寄特快专递。
　　从1995年4月12日着手写作《陈云全传》，到4月27日完成《陈云全传》，正好半个月！
　　我按时交出二十五万字的《陈云全传》的全部软盘。
　　明报出版社以一个星期的速度，推出《陈云全传》。据明报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说，这是明报出版社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出版速度。
　　这样，陈云去世还不到一个月，《陈云全传》已经在香港各书店里出现了。
　　当我把《陈云全传》送给陈云夫人于若木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香港工作的女儿早已托人把《陈云全传》送到她的手中。
　　于若木对《陈云全传》十分满意，使我深感欣慰。
　　《陈云全传》毕竟是在短时间内赶写而成，未免仓促成书。我又对《陈云全传》进行全面修订、补充，写成四十多万字的《陈云之路》。
　　我前往北京中南海，对陈云夫人于若木进行详细采访。她回忆了她与陈云在延安结识的全过程，陈云的家庭生活，陈云的经历以及陈云晚年的生活，还谈了于家的身世。她说，她是第一次谈这些问题。我非常感谢她的支持，使我获得了独家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她的谈话，我除了写入《陈云之路》，还写成长篇专访《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写罢，我把专访初稿，航寄于若木审阅。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文章已经收到，翌日她要去北戴河，可以带到那里看。不过，要到7月18日回北京才能寄出。
　　我在7月21日收到她的来信和修改过的文稿。我看了一下她的信，果真是18日从北京寄出的。
　　她改得很仔细。有的细节，经她补充后，非常生动。
　　比如，文章中写及，陈云在家中总是喊她“陆华”——她原名于陆华。她则补充了一笔，说她在给陈云写信时，称他“云兄”。
　又如，初稿中提及，她生了大女儿，“陈云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改成“于若木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补充了一句：“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女儿的名字则为于若木所取。”他们家这样的“取名规则”，鲜为人知。这样，我后来再度去京，又请她详细谈了陈云和她给孩子取名的经过，“挖”出了许多新的故事。
　　再如，初稿中提及，陈云不记日记。于若木补充了这么几句：“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做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这又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出陈云的细心。
　　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也都很细心加以斟酌：
　　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
　　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
　　写及1994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
　　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这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她回答了我一批新的问题。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这篇专访发表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海外诸多报纸转载。于若木告诉我，当她后来前往法国访问的时候，巴黎的《欧洲时报》特地选择了她到达巴黎的那一天，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这一专访。
　　《陈云之路》在北京安排出版。按照国内的规定，必须办理报审手续。经过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有关部门终于完成对这本书的审阅，并给予肯定。在《陈云全传》出版之后五年，《陈云之路》于2000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上海《解放日报》闻讯，全文连载了《陈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