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圣像》作者对有关批评的回应（连载）

引用: 原帖由 怪怪物 于 2010-4-28 23:19 发表 俩阅读能力只有5的脑残，我有引述方舟子啥观点了么？哦，忘记了你俩脑子不清╮(╯_╰)╭ 你就继续自证吧，你自己出糗就够多了，还有脸笑别人。难怪白痴的幸福感是最强的，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幸。

方舟子：打扮成“生物学家”的传教士 　　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美国人约拿单·威尔斯在2000年出版的反进化论著作《进化论的圣像》。像此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其他反进化论著作，该书也是被做为“前沿科普”来推销的。作者号称“曾荣获耶鲁大学以及柏克莱大学的分子和细胞学双博士学位”，听上去很权威，是该书的主要卖点。书的简介称：“本书指出了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陷在危机中的理论，却为了维持在科学教育中的影响而扭曲真理。本书也发出警讯，呼吁美国的科学家清理门户，除去他们教科书中的谎言。”很是义正词严。 　　不过，这本书也像其他反进化论著作，恰恰充斥了谎言。该书的第一句话就已经开始撒谎。作者一开始就声称，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当物理科学的本科生和生物学的研究生时，相信所读课本中的每一句话，到他即将读完细胞及发育生物学博士学位时，才发现课本中有关生物进化的部分充满了假证，于是才决定站出来告诉学生和公众事实真相。 　　而事实上，远在去伯克利之前威尔斯就已立志反进化论，是出于邪教信仰，而不是科研中的“良心发现”。这是一个已经精心准备了20年的阴谋。在统一教的网站上，有一篇威尔斯在获得伯克利的博士学位后不久撰写的文章《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我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说得很坦白。统一教是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一个教派，在美国被普遍认为是邪教，威尔斯是该教派的虔诚教徒。在文章中，他回忆说，他于1976年在统一教神学院进修两年，“父”（即教主文鲜明）告诉他们达尔文进化论是邪恶的代表，“父的话、我的研究以及我的祷告使我相信我应该献身于消灭达尔文主义，就像我的许多统一教同仁已经献身于消灭马克思主义一样。” 　　1978年，威尔斯被文鲜明派到耶鲁大学读博士，他把这视为在为挑战达尔文主义的战役做准备。他在耶鲁读的是神学，为了能够“理解达尔文主义与有神论之间的冲突的神学基础”。毕业后，他觉得如果能以科学家的身份来挑战进化论的话更令人信服，于是在1989年又到伯克利读了第二个博士，这回读的是生物学，研究蛙的胚胎发育，因为他确信胚胎学是“达尔文主义的致命弱点”。 　　我不太明白伯克利生物系为何会招收这么一位既没有任何生物学基础又动机不纯的神学院毕业生读博，而且虽然威尔斯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乏善可陈（只以次要作者发表了两篇论文），还是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之后威尔斯又留在伯克利做了5年博士后研究（同时兼任美国反进化论的智囊机构发现研究所的研究员），号称研究的是“发育生物学”，然而没有经费，也不做实验，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其“研究成果”就是《进化论的圣像》一书。 　　此书力图证明生物学教科书中作为进化论证据的例子（他称之为“进化论的圣像”）是错误的、误导人的，生物学家在做伪证。对该书进行具体的驳斥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我此前已在多篇文章中对这些例子做过详细的分析，证明做伪证的是神创论者。在威尔斯的书出版后，有众多美国生物学家——包括伯克利的生物学家——都撰写书评对书中的谎言、谣言一一做了批驳。例如，生物学家布鲁斯·格兰特分析了威尔斯是如何有意歪曲地引用格兰特本人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是：“基本上，他是不诚实的。” 　　和威尔斯的不诚实一样令人惊讶的是他对生物学的无知。伯克利的读博生涯看来并没有让他的生物学知识有什么长进。在他的书中处处可见低级的生物学常识错误，他对其“专业”——胚胎学——也所知甚少，虽然他时时不忘提醒读者他是一名“发育生物学家”。他在书中曾傻乎乎地质疑道：“如果我们的发育基因与其他动物是相似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生下来的是人而不是果蝇？”我想，任何一名合格的生物系本科生都会想出一、两条理由来回答这个愚蠢的反诘：相似基因的不同组合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基因调控的细微差异会导致重大的改变、基因的表达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等等。 　　当然，威尔斯和其他神创论者一样，无意与生物学家做严肃的对话，生物系学生也不是他们的读者对象。他们前赴后继出版这类谣言大全的用意，在于为神创论者壮胆打气和蒙骗不具有辨别能力的外行读者。名牌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头衔还是很能吓唬人的，这正是威尔斯要去混一个伯克利博士的用意。

所有我的评论者们都有一种不同程度地攻击我人格的味道。在人身攻击指标的风格档次上居高的有马丁，尽管我们有不同意见，它还给我以一定的体面。在风格档次上最低的是帕丁和吉什里克。 帕丁和吉什里克的评论标题为“多才的威尔斯先生”是取自一部1999年的电影。这个评论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首先见到影片主角多才的里普利先生（Ripley）时，他是在纽约城的一个屋顶派对中弹钢琴。当一曲终了，一位老年人近前来，发现里普利穿的是一件普林斯顿的夹克，说道，里普利一定在学校见到过他的儿子戴克（Dikie）。意识到机会来临，里普利没有透露这件夹克是从另一位来宾借来的，也没有透露他不是普林斯顿的学生，他只是在那里工作。他淡淡地问道，戴克好吗？这样的歪曲，用隐瞒重要事件来误导正是《进化论的圣像》的基本手法。他的作者乔纳丹•威尔斯，看起来是从一个很强的学术背景出来的，但是它的真相是比较复杂的。” 在他们整个评论中，他们不时地把我比作里普利，但里普利不仅仅是一个向上爬的人，为了晋升而说一些无大妨碍的谎话。整个影片的发展中他犯了包括谋杀等许多的罪行，他简直就是一个社会渣滓。 社会渣滓，这简直就是道德沦丧！威尔斯看来赚得了耶鲁和伯克利的博士头衔，但这个“比较复杂的”事实是，他并不比一个说谎的，杀人的社会渣滓要好。如果帕丁和吉什里克是对的话，不但我的学位应该被撤销，我还应该被逮捕。 但是请等一等，他们凭什么来把我比作一个社会渣滓？首先他们引用了我1994年所说的一段话，说我要尽毕生之力来拆毁达尔文主义（上面已经提及）。然后他们写道，当我得到了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随之以五年的博士后职位，在伯克利同样一个部门受一个退休教授的指导。在这期间看来他没有做过什么实验••••••威尔斯尸位素餐的五年中没有发表过一篇经同行审查的文章”。 他们所说的两件事都是假的。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我和伯克利的生物学家一起依据他们提出的“没有做过什么实验”和依据他们的声称的“没有发表过一篇经同行审查的文章”，写了一封如下的信给《生物学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亲爱的编者们： 你们2002年3月份发表的书评，包含有事实上的错误应该加以纠正。 在“多才的威尔斯先生”一文中凯文•帕丁（Kevin Padian）和艾伦•吉什里克（Alan Gishlick）把乔纳丹•威尔斯博士比作一个电影角色，他冒充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以暗指威尔斯博士在他做博士后期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看来没有做什么实验”和“威尔斯尸位素餐的五年中没有发表过一篇经同行审查的文章”。 以上两个说法都是假的，在他做博士后期间，威尔斯博士和我在我的伯克利实验室作了很多实验。由于这些实验的结果，我们作为合作作者发表了两篇经同行审查的文章【A】，甚至有些我们的成果被发育生物学教科书所采用。【B】 我为《生物学季刊》会发表如此不考虑真确性和职业道德的文章而吃惊。帕丁和吉什里克的谎话不公正地损坏了不单是威尔斯博士的名誉，还间接地损坏了与他共同工作过的同事们的名誉。我认为你们应当做收回的工作。 诚挚的 卡罗琳•A•拉腊贝尔博士、副教授 伯克利，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 兼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教授 【A】《活体爪蛙卵的共聚焦显微镜分析和皮质转动机制》，《发育》（Development）122期（1996年4月号）：1281到1289页。《微管介导的细胞器运输β索羟素定位到爪蛙卵的未来背部区域》，美国全国科学院会议纪要94期（1997年2月）：1224到1229页。 【B】克鲁斯•卡尔多夫（Klaus Kalthoff），《生物发育分析》第二版（波士顿，McGraw Hill出版社，2001年），208到209页。 由于帕丁是一位伯克利的教授，他应该很容易地检核一下我在伯克利的博士后工作，再来发表这个谎言而损誉的话语。可能他不屑于仔细检查，或他存心撒谎，或他是不加注意，或是他居心不良。 对我的人身攻击，不过是暴露了达尔文主义者的道德败坏。如果达尔文主义者能证明我对进化论的圣像的批评是无根据的，或者他们不再一瘸一拐地为这些圣像而辩护，只要拿出更好的证据来替代它们，我从此就可以收回我的状子。但达尔文主义者没法为圣像而辩护，而他们又经不起把它们放弃掉，他们就只好走这侮辱和毁誉的路子。这是否科学的正常工作方法？

评论者科因，皮格里茨，尤塞里，雷夫，帕丁和吉什里克都提到我在1994年所说的一段话（在互联网上可找到），说的是在数年以前我的学习和祷告“使我被说服我要尽我一生之力来拆毁达尔文主义。”（科因以这一点开始再从这一点结束，用了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这回事。） 在1994年的一段话中，我批评了达尔文主义，因为它声称“生命的起源并没有上帝的、有目的的、有创造性的活动。”达尔文主义有这样的含义是众所周知的。牛津大学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96年写道，“达尔文使得一个无神论者可能在理智上得到满足。”塔夫斯（Tufts）大学但以理•丹尼特在1995年写道，达尔文的理论是一个“普世的酸液”，它腐蚀着“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之结构”，特别是信仰上帝。 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作为一个研究生，我看到了达尔文主义的反宗教内涵，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现代的神学家们。即使我当时在科学上还没有学士水平，我知道，达尔文主义的证据并不像神学家们所以为的那样牢固。如果达尔文主义是牢靠的科学，那么它的蕴涵（在我看来）是无可避免的。我越学习就越看到达尔文主义不过是老式的物质主义的哲学，却装扮成现代的经验科学。正由于这对宗教、科学和文化的深刻而有害的后果，促使我决定尽我一生之力来批评这个哲学，和拆毁它在我们教育界的统治地位。 这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我的动机，我从来不隐瞒它。 问题是，我的动机和目前的讨论究竟有什么关系？一个热心的检察官，可能下决心要消灭有组织的犯罪，而他的决心是可以有不同动机的，例如致力于正义的判决，或是自我中心地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可是一旦到了法庭，真正有关的是证据。罪犯辩护律师可以随他的意来攻击检察官的动机，但如果他不能驳倒检察官所举的事实，他的被辩护人还是要被判罪的。科学也同样，真正有关的是证据而不是动机。 达尔文的维护者往往声称除非在进化论的亮光下，不可理解生物学。但是，这就像辩护律师告诉陪审团说除非在他的辩护词的亮光下，没有事情是能够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的圣像”是如此强烈地被维护着，甚至于到达攻击我动机的地步。

评论者斯科特说，她和马丁一样，发现在我书中的许多事实讲述上是基本上正确的。她写道：“个别在圣像中所说到的句子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它们是被巧妙得缠在一起，把读者引离真正进化生物学的道路，而进入误解的丛林中。” 所以我也不是无知，因为我所说的是技术上正确；而我也不是那么笨，因为我的辩论是巧妙的而不是不合逻辑的。我的罪状是把读者引离真实的道路。然而如果我做这件事并不是出于无知或笨，那我必定是出于居心不良。

据我的几个评论者说，我不合逻辑地为了教科书中的少数错误而企图否定进化论。 科因写道：“威尔斯的书完全建基于错误的逻辑方式：当教科书的例证有时有错误或误导时，那么进化论就是虚构小说了。”皮格里茨则更加强调地说了同一件事：“因为有些普通教科书有遗漏、简化和错误，看起来现代的进化论就是错误的。这是令人惊骇的论理思路，而这是威尔斯的《进化论的圣像》整本书的脊梁骨。”帕丁和吉什里克也说同样的事，还加上强烈的嘲讽：“（副题为）孩子哭号般的专家：威尔斯使我们想起了若干年以前，有些儿童写信给《超人连环画》的读者来信栏说：‘亲爱的编辑’，他们会这样写：‘你犯了一个错误，第6页上你把披肩涂上了绿色，它应该是红的！’好了，孩子，错误有时是会发生的。但难道这对故事本身有什么影响吗？威尔斯不能丝毫损害进化论的故事。正好像一个性急的孩子一样，只能发发小脾气而已。” 如果进化论的圣像所说的不过是少数几本教科书的错误，那么进化生物学家的正当反应就应当去纠正它，除去它。2000年11月，帕卡德基金会（Packard基金会）的约翰•L•哈布茨（John L. Hubisz）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学物理科学教科书的报告。哈布茨找到了许多教科书的错误，其中最广为传播的（也就是最逗的）就是歌唱家琳达•罗丝特德（Linda Ronstadt）的照片及图下的说明，说她是含砷的硅晶。这原是下一页硅晶的说明文，可是被误放在罗丝特德的照片之下了。出版者立刻采取行动来纠正错误使它不再在下一版出现。 不妨设想一下以下的现象：这个错误的罗丝特德的照片之下的说明，年复一年地不加纠正，而且几乎在所有的物理课本从中学一直到研究生的课本都这样。而这误标却正是和教科书中所宣传的说法一致：人类的生命是以硅而不是以碳为基础的。而这误标却被这种理论的倡导者所热烈维护着。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偶然的误标，而是一个一贯性地致力于倡导人类的生命是以硅而不是以碳为基础的理论。 这就是进化论的圣像给我们看到的：其中有几个是明明地夸张或歪曲事实，其他则根本是假的，然而这些圣像在论到进化论的教科书上却是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些都毫无例外地辅以有利于这个理论的材料。当人们指出教科书的材料歪曲事实的时候，达尔文主义者不是匆忙去纠正它，而是匆忙地去为它们辩护。 这不是我，而是我的批评者在把进化论的圣像说成是无意的错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我看成是傻瓜，说我企图用个别错误来否定整个理论。在我的书中我却指出这些圣像是进化理论的不良表达，恰恰因为它们不是孤立的错误。当他们在为这些圣像而辩护时（如上所见），他们实际上就是在自我谴责，说这些圣像不过是教科书的简单错误。且当我的批评者在否认寒武纪大爆炸而为圣像辩护时，在歪曲脊椎动物胚胎学时，误说胡椒蛾的正常栖息地时，无视形态突变的有害后果时装作单靠化石就可以决定后代渐变的关系时，他们进一步证实我所说的进化论的圣像正是一贯地有系统地夸大、歪曲甚至伪造证据来支撑达尔文的理论。 所以进化论的圣像不仅仅是过失而已。我可能是有一点儿笨，但不是那么地笨。

无知是缺乏知识，而笨则是缺乏智力。一个笨人不能进行正确的思考。根据一些对我的评论者的说法，我不信服达尔文进化论是因为我混淆了“尚未被解释的”和“不能解释的”，我不合逻辑地批评进化论是因为少数几个教科书的错误，而且我不能把握科学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关系。

6. 人类进化 人类进化的证据比起其他生物种来说一向是贫乏的。在细菌、动物和植物上所常做的关于突变和选择的实验，就不能在人类身上进行，一则是不实际，二则是不人道。所以进化过程的证据不得不从其他生物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 至于生命的历史规律：绝大部份的动物化石是海洋无脊椎动物；陆上有脊椎动物相对地少，虽居中，但远远地偏向少的一边。至于猿样动物的化石（假定人类从它们而来）则是少之又少，以致每有发现就是一个报纸头版新闻。 据斯科特，我夸大了有关人类起源化石之稀少的程度。她说我忽视了“二十年来许多著名的发现。”以至于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人类化石记录是异常地少”。然而马丁写道：“威尔斯看起来接受了化石证据的表面价值”因之人类进化的故事“在他所同意用的证据下保持完整”。科因唯一的不满意之处是：“在面对从猿样动物到现代人四百万年来的一系列化石特征上”说我仅仅能够“说些含糊不清的话”。而皮格里茨说：“威尔斯尽其所能的力图非议”从猿到人的圣像，“被他自己的学识（化石记录）逼得走投无路。”这样看来评论者马丁，科因和皮格里茨并不认为我忽略了人类起源的化石。他们不过是抱怨我不愿意让步认为这是达尔文进化之证据。这一点他们是说对了。即使一系列的化石可能与达尔文的后代渐变理论相符，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充足的证据。而我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生物学家。 亨利•金（Henry Gee），他是《自然》杂志的主要科学作家，在1999年写道：“化石之间相隔的年代是如此的久远，以致我们并不能肯定它们之间的祖先和后代的联系。”尽管金是达尔文理论的信仰者，他也承认在研究人类起源时必须先假定这个理论为真才行。这正是因为化石证据本身的性质，并不能支持它。金结论道：“拿一系列的化石而声称它们有承上启下的关系，是不能够验证的科学假设，这不过是一个主张，它的价值相当于睡前哄孩子的故事。它很有趣，甚至还有教育性，但不是科学。” 我要比金更进一步地说，一系列的化石既可符合达尔文进化论，也同样符合智能设计论。即使我们拥有人类出现以前所有（中间型）动物的完整的一套化石记录，它还不能确立后者就是从前者通过后代渐变而来。这一论点是被俄亥俄州立大学动物学教授蒂姆•贝拉（Tim Berra）在他的1990年的书《进化论和创造论的神话》无意中透露出来的。贝拉把化石记录模拟为一系列的汽车型号。“如你我并排比较1953年和1954年雪佛兰车，然后再比1954和1955年型，以此类推，后代渐变就一目了然了。这就是古生物学家‘研究人类进化的人’如何处理化石的。” 但是我们人人都知道汽车是设计出来的，所以贝拉的模拟很清楚地说明了一系列化石形状既可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也同样可用设计论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要先假定达尔文的理论才可从化石证据中说出进化论的故事来。正如金所说，这种故事是不可验证的，它不必睡前哄孩子的故事有更多的科学性。

4. 胡椒蛾 胡椒蛾有两种，白和黑。1800年以前到处都可见到白色的，但在工业革命之后，黑色的就比较普遍。进化理论认为，这种转变发生之原因是自然选择之故，在工业污染而发黑的树干上黑蛾伪装得较好，因此较易躲过雀鸟的捕食。1950年代，英国医生伯纳德•凯特维尔（Bernard Kettlewell）把捕捉到的蛾释放到附近的树干上，且观察到雀鸟吃掉较易看到的蛾。然后他再次放出一些蛾去。这回，蛾的腹部都标以一小的油漆点。当回收这些被标记的蛾时，蛾色与环境相近的收获比例要比在它们释放时的比例为高。（油漆标记两种不同颜色的蛾用以显示实验前后为同一群）。这就符合伪装——捕食理论。胡椒蛾的故事就成为倡导自然选择正在进行中的教科书的经典证据。 然而，198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胡椒蛾在野外极少栖息在树干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对这个经典故事发出疑问。例如，芝加哥大学进化论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一点也不错，就是上述同一个评论者科因）在1998年写道：“通常，进化论者重新检验经典试验时，他们惊愕地发现，这些实验是有缺陷的或直截了当是错的”。据科因说，胡椒蛾并不栖息在树干上，“单单这一件事就否定了凯特尔维尔的释放再捕捉的实验，因为释放飞蛾是把它们直接放在树干上的”。 几位《进化论的圣像》评论者（当然科因不在其内）咎我以弄错了飞蛾的栖息场所。据斯科特，“威尔斯争议道飞蛾并不栖息在树干上”，但“他忽视了研究显示飞蛾栖息在树的每一部分（包括树干）”。而帕丁和吉什里克写道，“威尔斯错误地声称飞蛾并不栖息在树干上，虽然研究显示26%的时间飞蛾栖息在树干上，43%的时间在树干枝子交界”。 但斯科特并没有提出任何研究报告，而她说我忽视的那些研究却清楚地指出树干并不是胡椒蛾的自然栖息场所。例如，1984考雷•米卡拉（Kauri Mikkola）报道说，“这个种可能只偶尔得栖息在树干上。”而1987年罗伊•豪利特（Roy Howlett）和米歇尔•马金路斯（Michael Majerus）写道，他们“已被说服了，暴露的树干并不是（胡椒蛾）的重要栖息场所。” 那么帕丁和吉什里克所引用的马金路斯（Majerus）文献是怎么一回事呢？在1998年的书中，他列举了总数为47个在野外找到的蛾（从1964到1996）。其中在暴露树干上找到的有6个，不暴露树干找到6个，树干/枝子交接处20个，和树枝上15个。帕丁和吉什里克以头两类得到他们的数字（13%加13%）和第三组（43%）。但马金路斯的47个飞蛾并不——他也并没有说——是无偏向的胡椒蛾总体的取样。自凯特韦实验后数十年来，科学家们统计了数以万计的胡椒蛾。仅仅1977年的一份报告就列出了8426个蛾，处于南部英国从1952年到1974年。然而，这几千个是从人工捕捉器来的而不是从正常栖息场所来的。研究者猜想胡椒蛾在日间是藏在高处水平枝子的下方，在那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即使马金路斯的47个胡椒蛾全部都是在树干上找到的，它们只不过代表了所有胡椒蛾的不到1%。用马金路斯的样本来代表胡椒蛾的正常栖息场所，就好比在自己的船旁观察鱼群来研究鱼类的正常生活场所一样。这件事马金路斯当然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和帕丁与吉什里克一样）结论说“胡椒蛾并不正常的栖息在暴露的树干上”。 生物学家在发现胡椒蛾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栖息在树干上以前，有许多实验是把死飞蛾钉在或黏在树干上做的。但是，生物学家一旦知道了这样做法不能在自然界试验伪装——捕食理论，就理应放弃这种做法。在《进化论的圣像》中，我批评了教科书中老是用人工布置飞蛾在树干上的照片来解释自然选择——然而我在未到称它为“欺骗”之前止步了。 然而据斯科特：“研究人员把蛾黏在树上来观察不同背景下鸟类啄食蛾的不同性，这是必要的实验来验证鸟类捕食的假说。这不是欺骗，这是研究。”（Scott，p.2258）帕丁和吉什里克也写道：“威尔斯就为这是‘欺骗’而装作义愤填膺于教科书‘人工布置的’照片分别在浅色和深色的背景上显示浅色和深色的蛾。但这些照片不过是在野外实验中表达不同的伪装而已。这是科学所期望的，并是合理的。怎么威尔斯连研究的传统和图画表达的目的都不懂？” 我所受的教育的正常传统是，野外研究要尽量接近自然条件。因为胡椒蛾的栖息表面是伪装捕食理论的主要之点，我所学到的传统应是在胡椒蛾的正常栖息场所进行试验和准确地取得教科书的照片。看来，进化论生物学所依赖的是另一套传统，这是一套寻找根据来支撑达尔文理论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传统。可能帕丁与吉什里克是对的，我对那套传统是一无所知，不过我是在学习中。

2. 达尔文的进化树 据达尔文的理论，所有生物都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原始型经过后代改变而来的。如果这个理论是真确的，生命的历史就是自少而多的过程，先是一个种，后成为二个种，然后再有属别之分，科别之分，依此类推。这样约经数百万代后，大型区别方能产生。这种方式像一颗分枝树一样，达尔文就称它作“伟大的进化树”。 然而，动物首先在称之为寒武纪地质期的化石中出现，绝大多数的大型区别（基本体型蓝图，或称门）就已存在。现代世界中这些门的许多代表中有软体动物（如蜗牛和章鱼），节肢动物（如蟹和昆虫），棘皮动物（如海星和海胆），脊索动物（如鱼和人类），和蠕虫等等。上述这些再加上许多其他的门，在我们现今称为寒武纪大爆炸中出现。这种突发性现象和分枝式的进化树是不相称的。达尔文自己也承认，这是他理论的严重问题。然而评论者尤塞里说我认为寒武纪大爆炸的突然性是错的，因为“我们看到，从38亿年以前的细菌化石••••••到约5亿年以前的寒武纪是一个渐进的改变。”因此“大量的化石证据支持了进化。”评论者帕丁和吉什里克同时争论道，“多细胞动物的出现并不见得有什么突然。”因为“多细胞动物卵，胚胎，和左右对称的痕迹化石（像是蠕虫钻过的痕迹）••••••至少在寒武纪前四千万年（或五千万年）就已出现。” 但尤塞里所说，直至寒武纪大爆炸前的30亿年不过只有单细胞的生物。单细胞生物仍旧还是单细胞生物，并不是单细胞生物渐渐地变成多细胞的生物。帕丁和吉什里克所提的动物卵和胚胎是海绵的。这是人人都同意的一个门（我的书上也提到），在寒武纪前是存在的。而假定的钻洞的蠕虫也可代表代表寒武纪大爆炸前的一个门（有些专家认为海蜇也是寒武纪大爆炸前出现的），所以不是所有动物门都在寒武纪大爆炸时突然出现，但绝大多数是这时出现的。 如果要形象性地表达“逐渐”和“突然”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想像站在“橄榄球场”一头的门卫线，这代表38亿年以前（人们认为单细胞生物在那时开始出现），再令另一头的门卫线代表现代（译注：两门卫线间相距100码）。当你从一端走向另一端，在25码时，在中场，在75码时，你只见到单细胞生物。当你走到84码时开始可见到一些多细胞生物，像海绵、一些蠕虫，和海蜇。在此仅仅往前走一步，绝大多数的动物门就出现了。其中大多数今天还和我们在一起，一直到你走到另一端的门卫线。 这不是一个分枝树的模式，生命历史六分之五的时间只有单细胞生物，然后在一瞬间绝大多数的结构就都出现了。有些古生物学家合宜地称之为进化草而不是进化树。 评论者尤金•斯科特（Eugene Scott）也批评我说的寒武纪大爆炸的突然性是错的，但她并不认为我错在如以上评论者所说的寒武纪大爆炸前的漫长进化史，而是错在寒武纪后产生了许多大群生物。据斯科特说，“关于现代‘生物’门和纲在寒武纪出现的说法••••••在动物中不真实，在植物中也不真实，威尔斯忽略了提及昆虫、两栖、爬虫、鸟类和哺乳类等都是寒武纪后。” 但我绝没有说寒武纪大爆炸也包括植物，实际上植物的大类别并不以门来划分（植物的大类别是称之为“Division”）。我从来没有说“昆虫、两栖、爬虫、鸟类和哺乳类在寒武纪大爆炸时出现的——虽然他们所属的门已在寒武纪那时突然出现（节肢和脊索动物门）”。所以斯科特批评了我从没有说过的事。她无法批评我所说过的东西，她只好批评我未曾说过的东西。 和斯科特相反，评论者马丁实际上承认动物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大类别，但是他认为这恰恰是我们应预期的。马丁写道，“实际上，理论和化石记录正好吻合。因为分类的级别越高，就越应早出现。门是分类学上的高级别，就理应比纲和目等级别早出现。这恰恰是我们所见到的。” 但马丁所看的望远镜却是前后倒置了，他看到一个单一的门并正确地假定按达尔文的理论，预测此门的早期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种，然后再分化成为此门的各个种别，但寒武纪大爆炸的问题是数十个门别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请问，从哪里去找证据来证明达尔文的理论声称它们是从一个先祖门而来的？ 帕丁和吉什里克，和马丁一样，也同样认为在寒武纪开始突然出现门级差异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然而，说来也有点滑稽，因为帕丁和吉什里克刚刚还在议论寒武纪爆炸并不突然。再来一次里外都占理，他们声称，最近遗传学上的进步可以解释结构之差别是可以比较突然出现的，他们说：“威尔斯完全忽视了进化发育生物学，因为他忽视了进化理论并不需要逐步积累小改变来产生结构的改变。基因能影响结构的，例如轴向、分节、附肢形成等。如在相对早期施以小遗传改变可以有明显的立即表达的改变。这是特别令人惊讶的，因为威尔斯的博士论文写的正是胚胎学。” 当然，如果我真的完全忽视我自己的领域，是值得惊讶的，幸好，为了我的名誉，我要说，帕丁和吉什里克错在他们说我忽视了发育期的“早期作用小遗传改变”，我在下面讨论四翼果蝇的圣像是将论及此。 现在，我承认，马丁和帕丁是化石专家，而我不是。我完全承认我对他们的领域，脊椎动物古生物学，不如他们了解那么精详。但地质学上的绝大多数动物门（不仅是脊椎动物门）在寒武纪的突然出现并不是一个精详深奥的知识，它是化石记录的最明显且是最无可否认的特征之一。试图转移问题，从动物转到细菌或植物，或指出海绵是各门中的例外，或是在生物分类学上玩弄文字游戏，都完全无补于这个无可更改的事实。

对《进化论的圣像》的评论的回应 威尔斯（2002） 我所著《进化论的圣像》于2000年出版后，评论家们竞相报以疯狂的评论。这真使我对有些同行科学家们所倾注的热情觉得惊讶。他们竞相竭尽努力以最高级的形容词来馈赠于我的著作。 但这“疯狂的评论”并不是过度的褒扬，而是对我狂妄、愤怒的指责；他们“所倾注的热情”则是暴风雨式的诽谤。如果他们最高级的敌意表达得稍微再热一点，我就要申请政府把我纳入证人保护计划中去了（译注：即隐姓埋名）。 看来，我犯了现代生物学上唯一的不可饶恕之罪：我公开地批评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进化论的圣像》一书中，我指出了达尔文进化论最为人所知晓的“证据”是被夸大、歪曲甚至假造的。我谈道，如果一个理论一贯地歪曲证据，他就不是一个经验的科学，恐怕它根本就不是科学。事实上，达尔文主义已具有世俗宗教的一切表征。它的僧侣们可以饶恕它的皈依者诸多的过犯，诸如篡改数据、夸大结论，或把假设当作结论来公布。可他们却绝不饶恕不信的罪。 达尔文主义的一位高僧，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89年写道：“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声称不相信进化论，你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这个人是无知、愚蠢或是精神失常”（或是居心不良，不过我情愿不去想它）。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说我精神失常，这大概是因为攻击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是不明智的公关策略。此外，还可能由于精神失常的原因，我就可以被轻易放过。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达尔文信徒的卫道者就以无知、愚蠢和居心不良来嘲弄我。 我坦白承认，作为一个伯克利的前反战示威者，我喜欢争论，至少，当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如怀尔特（Oscar Wilde）曾称，比被人评论更坏的是不被人评论。而我现在正被评论。国际网络上充斥着对我的书的评论。截至此文写稿时，仅亚马逊网上书店就列有84种。其他网站上当还有更多。与其应付看来无休止的评论（其实许多是重复的论点），我仅限于回应七份公开发表于期刊上的生物家的批判。 任何人读了（且相信）这些评论后都会认为我是个无知、愚蠢或是居心不良的。现在就且让我们逐个地考虑他们所说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