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

6 记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在中苏边境的黑 龙江边，开始第一次偷渡。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滔天。过了这 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 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 世界国家的。 远处是一个高高的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 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 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 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 五星红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 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五星红 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 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 着祖国那片生我养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双亲、妻子和 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哭了。自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 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来多少苦难， 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 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这就是当时的我，爱国爱得愚昧的我。我们这代人，在今天年青 人的眼中真的“犯傻“。那就是我们一代人的真实。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象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 很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交界线，这样才能脱离边防 军的射程范围。我拼命爬行，像一个被追革命负伤的野狗。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逃到了苏联。 但我万没有想到，我逃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无人区。暴风雪包围 着我，孤独、恐惧、寒冷、无助和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 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 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撕心裂 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 要活下去……。” 就在那一天，我开始向神祷告，把生命交给了上帝。 我在零下四十度的酷寒中被大雪埋了二十多小时没有冻死，第二 天下午我被苏联农民从雪中挖出来。他们是集体农庄的农民，一个月 来雪原拉一次喂牛的草。我恰巧埋在草堆边。这真是奇迹。那一天我 懂得了神的权能和人的有限。 7 苏联农民将奄奄一息的我送到了最近的边防站。几小时后，我被 送到苏联 KGB 在远东某处的监狱。直至第二年的年初，我再次被苏 军驱遂出境，又回到中国。于是我躲进了林海雪原的深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通辑、追捕一天紧似一天，但我还真 的在深山里有两年的孤独的逍遥，捕鱼、打猎、不纳官税、不服徭役、 不报户口、不问魏晋，简单的连名字都不需有，生活常用词已简化为 那人、那狗、那鱼、那兽、那屋、那山、那河…… 还记得一九九 0 年初夏，我已在深山扎根，打猎种田。 农历芒种的第二天，是阳历的六月四日，我离开天安门广场整整 一年了。 早晨起来，走出茅屋，天暗得像黑锅底，闪电挟着倾盆大雨呼啸 而至。我的小茅屋风雨飘摇，屋顶的房草被风卷起，飞扬上天空。 我呆呆地坐在火灶旁，眼前的火苗化做了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 场的火光，我彷佛又听见了《国际歌》声，那声音是那样激昂和雄壮。 按照古代的风俗，我把纸钱一张一张投进火灶，看它们化为灰烬， 看那些纸灰像灰色的蝴蝶在我的头上翩翩起舞。 我脱得一丝不挂，面对着那堆纸灰长跪下去，像一个忏悔的基督 徒在对着上帝忏悔。 我想起那些天安门广场的冤魂，我在忏悔我的“罪恶”。我觉得只 要活着，我就不会再有快乐。死者已去，生者尚存，似乎想到了一句 话：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乎的希望，真的猛士，将 更加奋然而前行。 泪流满面的我从土墙的暗洞里拿出一支铅笔，面对那些死难的英 雄，我写下了我的思想和志向： 英才年少论是非，弃得荣华知为谁； 自幼勤苦读马列，而立研究新思维。 十年一笔时有愧，一朝人民唤风雷； 挥毫已谱狂飙曲，大风起处帝王悲。 萍踪飘泊雨雪霏，慈母妻儿断肠泪； 为得自由遍环宇，乐饮黄连不皱眉！ 读写完后，我在后面写了一行这样的小字：六四周年祭雨打茅屋 时。 那一天，一堆纸灰，一支铅笔，一首诗词，一瓶白酒，一眼泪水， 一腔悲愤，一缕思念伴我度过了逃亡一周年纪念日。 8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到一九九一年六月，整整两年的时间我在中国 被警察军队追捕，这期间我不仅经历了肉体的苦痛，我也经历了妻离 子散心灵的煎熬。我在经历不住这些打击时，也曾经软弱过，多次想 到死亡，但对自由那一丝的渴望、对上帝的一分期待，成了我活下去 的勇气来源。 上帝很眷顾我。那两年无论挨饿、受冻、疾病、坐牢、逃亡、追 捕，我都得以活了下来。并在这两年中偷偷地看过一眼母亲和女儿， 那一眼足以使钢铁般的男子汉断肠嚎哭。 一九九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上了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开 车的是一个朋友。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午，我们驶进了一个山乡小镇，这个地方 以野果子而闻名。正是中午吃饭时间，路边的小餐馆中熙熙攘攘，吉 普车离开了热闹的集镇，驶到镇郊一个小院旁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乡小院，围墙是用木材围成，座落在一个小坡 下，虽进五月份，山坡上还可看到未融尽的白雪，我拉开车窗，冷风 迎面扑来，我不由打了个寒噤。 我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女儿。 车门开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被他送到我的座位，她怯怯地看 着我。我也仔细地打量她，这是我的女儿小雪吗？她穿着一件脏脏的 红毛衣，头发上有几根草，两只细细的小辫，一个是用红色的头绳系 的、一个是用橡皮筋系的，圆圆的小脸又黑又脏。 我难过地把雪儿冰凉的手握住，轻声问：“你是张小雪吗？” 她点了点头，好奇地看着我。 我问：“妈妈叫什幺名？” “李雁。”她小声地回答。 “爸爸呢？” “……张伯笠。”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雪儿把我的名字说得那样清晰。 我慢慢捧起雪儿那凉凉的小脸： “雪儿，我就是你爸爸！我就是张伯笠！雪儿，爸爸对不起你……” 雪儿呆呆地看着我，那酷像我的眉宇紧紧地锁着，但她的眼神却 是那样清朗，我感觉到她对我的信任。也许血缘的关系，父女的心是 相通的。 我轻轻对雪儿说：“雪儿，叫声爸爸吧！” 女儿叫不出来，她会说话后，就没有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失望地看着她。 雪儿突然把着车门对我说：“爸爸，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你会 开这个吉普车来接我回家吗？” 我泪如雨下。想到这一别不知何时才相见。 汽车缓缓开动了，把雪儿甩在这荒凉的山间里。 望着那抱一包玩具和水果孤伶伶的雪儿，我肝肠俱断，泪水又从 脸上淌下。以后的几年里，每当我睡梦中醒来，脑海里都会出现那个 孤伶伶的小女孩和她那双疑惑的眼睛。睡梦中常常又听到一个小女孩 的声音：“爸爸，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爸爸、爸爸、爸爸……” 也就在那一天，我才懂得上帝为什么会寻找我，我已久别了自己 的家，他要找我回家。 9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从黑龙江到广州，穿过整个中国，成功逃到 香港，我重新获得了自由。 我站在这片尚属自由的土地上，看着远处那片国土，百感交集， 只是没有欣喜。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已离婚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我想起了天 安门广场的日日夜夜，我想起了掩护帮助我的真诚的百姓，我哭了， 泪水纵横，止也止不住。 从那一天开始，我的流亡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深更难的阶段， 正如远志明所说那样：我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在得自由和失自由之间，对于我都是苦难。 10 记得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我刚逃到美国的第二天中午，宾雁 的妻子朱洪老师开车来接我，我站在普林斯顿大学旁的草地上，焦急 地等着她，像等待久别的亲人一样。 那一天，我们两代共命运的人拥抱在一起，我那时真的就那样想， 在这无尽的流亡生活中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可怕的。 从那天开始，经余英时先生推荐，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聘请， 我成了普大东亚系的访问学者，成了普林斯顿流亡者中新的一员，那 里几乎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刘宾雁、苏晓康、远志明、苏炜、 柴玲、白梦等，后来又结识了张郎郎、陈一咨、阮铭、孔捷生、方励 之、李淑贤等。 那时的流亡生活似乎并不那幺痛苦，每个人都在适应新的生活， 学开车、拣家具、租房子、学英文，开不完的研讨会、反思会。好象 每周必开 Party，享不尽的美食，洒不尽的欢笑，但每当要散之前， 必唱一首《松花江》上，那苍凉的“什幺时候才能回到心爱的故乡” 的感叹最后遮盖了一切的浮华和表面的强作欢歌。 当 Party 散去，独自回到家中，夜深人静，秋夜已深，站在星光 下，那凉意与孤独，只有每个流亡者才能品味。 11 普林斯顿的阳光对我是吝啬的，我刚享受到一点点的阳光和友情 就被从这个流亡团体中抛出，我进了医院，重病缠身，两年的逃亡、 惊吓，非人的生活催毁了我的身体，我身患癌症和肾脏衰竭，死亡就 在我的面前，我壮志未酬，生命将完结，心在滴血，我的生命进入从 未有的黑暗。我开始接受痛苦的治疗，孤独及无望。 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没人可以救拔我，包括我的那些天安门的战 友们。那无尽的黑夜和无助的眼泪伴随我进入更深一层的痛苦。我那 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我过去虽然相信过又怀疑过的上主。常 常在深夜里，我在疼痛无法忍受时向他发出呼喊： 上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永久吗？ 你不理睬我要到几时呢？ 还要多久？ 我得忍受痛苦，让悲愁日夜侵袭我， 还要多久？ 敌人向我耀武扬威？ 上主——我的上帝啊， 求你看顾我，求你答应我， 求你恢复我的气力，使我免于死亡， 别让我的敌人说：我们把他们打倒了！ 别让他们因我的跌倒欢乐。 然而，我倚靠你不变的爱， 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 上主啊，我要向你歌唱， 因为你施恩厚待我。 12 然而苦难继续缠绕我，我不能呼吸、不能饮食，甚至不能小便， 虽有思维还在，却无尽地品尝痛苦。 我最终放弃了对人的一点盼望，转向上帝寻求答案。我知道，苦 难的终点就是死亡，死亡就意味着我不再属于这个流亡的群体，然后 我如草枯干，经风一吹，便如飞而去。 接下来的是我的教育背景所不能解释的：我要飞到那里去？ 是我的祖国土地，是我母亲的怀抱吗？是我友人的群体吗？想到 我的追悼会是什幺样的呢？我的灵魂在高空中，看着我那无血色的躯 体躺在棺木中，一批流亡者鱼贯而入，每人把一杯美利坚的黄土扔在 我的身上，唱一首古老的诗歌，说几句客套悼词。这，你已经应该满 足了。 每当我思想到这些，我的心灵都巨痛，一种很深的彷佛又很古老 的颤栗慢慢升起。我当时很不喜欢这种哲学式的颤栗，但那又是真实 的。那个颤栗使我思想到一个写起来很不好看的中文字“罪”。 罪是苦难的源头，罪是疾病的源头，罪也是死亡的源头。我知道 我是罪人，我的罪就是把人当神，把我所生活的群体当神，把我的祖 国当成神，甚至把自己当神，所以我有无尽的失望和痛苦。 13 后来，我把自己交给了过去认为不真实，而在病痛中却认为最真 实的上帝，正像重病中的约伯所说：“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却亲眼 看到你！” 于是，我找到了家，一个更美的家乡。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失望、没有仇恨。从此，我不再惧怕苦难、 不再惧怕流亡，我张开双臂去拥抱苦难、拥抱流亡、拥抱疾病、拥抱 上帝给我的十字架，这一切使我更接近为真理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天 安门孩子们，也使我更接近各各他山上的爱的拥抱。 一九九五年圣诞节，我听从了上帝的呼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 了上帝，我把一切都交给了他，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的情感、我 的生命，以及我的疾病、仇恨、苦毒、伤害、未来，以及盼望。上帝 用他的大爱拥抱了我，他把我一切都粉碎了，再造一个新的我，正如 经上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了。” 14 十五年过去了，我已从青年步入了中年。 虽然流亡的岁月仍在继续，而今我不再无奈，不再苦毒，我在歌 声中面对流亡，数算流亡的日子，好叫自己得着智能的心。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心如何改变，我会此心不悔地永远追求真 理，哪怕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也期待有一天回到祖国，把上帝的爱带回那片土地，这也是我流 亡中的思考，我为这一天恒切祈祷。 15 现在，我成为了一名牧师，用上帝的爱牧养着一群小羊，他们都 是从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是流亡者，但同样渴望找到心灵 的故乡。 每当我和这群中国人在明媚温馨的教堂里，随着优美的琴声唱着《归 家》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 归家吧，归家吧， 不要再流浪， 慈爱的天父呼唤我们， 今天要归家。 是的，我不要再流浪了，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寄居的，而我 们有一个荣美的家，在天上，是谁也夺不走的。 2004 年 10 月 5 日于华盛顿

第十九章 妻离子散 1 一年半前，我冒着风雪绕过了边防检查站，而今天我又冒着风雪重新绕过边 防检查站，只不过上次的方向是向北，向中苏边境逃亡，而这次是向南，计划通 过香港逃出，这一北一南，整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我在大表姐的掩护下，步行绕过了边防检查站，这次我没有从深山上走，因 为在这里生活近两年，对周围的村落已十分的熟悉。 我终于回到了那个北方的城市。下了公共汽车等待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这对我来说是危险的，候车室内不可能过夜，警察在不时地检查候车室过夜 人的证件和行李包裹。然而我又不能去住旅馆，旅馆登记时要出示身分证，而我 当时只有一张某村开的证明，那张证明是村长老王给我开的，说明我是外出找活 干的本村农民，但这张证明的效力很有限，万一遇到认真的警察想过关不太容易。 我和大表姐在风雪交加的马路上徘徊，如果天一黑，在马路上也很危险。我 先带表姐到一家个体户餐馆吃饭。这两年养成个习惯，一遇到危险，我必设法先 吃饱，无论是逃跑、还是被捕，吃饱了总没坏处。 我点了四个菜，一壶白干，一边喝，一边想一个同学，他是黑龙江省的青年 作家，叫王左泓，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他的家就在这个城市。当年在北大时， 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年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不要和任何亲友接触，以免 使他们受到牵累。我虽然这样做了，但情感上却绕不过去，常常想起他们，幻想 有一天能同他们对酒当歌，畅叙别情。当这种念头占了上风的时候，我放下筷子， 让表姐先吃，便走到餐馆的电话旁，同女老板借了电话，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他家 的电话。 电话通了。 一个女人接电话，她问：“喂，你找谁？” 我刚想说：“我找王左泓”，但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接电话的一定是左泓 的夫人，在北大时左泓常向我夸夫人的美丽，儿子的可爱，向我描述家庭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开学返校，他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笑得大家喷饭。 在我们北大作家班的男同学中有一句黑话，叫“摆阵”，即“行房事”的意 思，也不知是谁先发明的，反正被大家接受了，比如哪位同学的夫人来学校看望 先生，第二天肯定有人拿他们取笑：“昨晚摆阵了没有？”丈夫总是点头微笑， 妻子则一头雾水，久而久之，在作家班男同学的妻子们中，“摆阵”已经不是秘 密了。外地的妻子们打来电话，常常会在电话里警告丈夫：不许和别的女孩摆阵 哟！想“摆阵”回家来摆！左泓放冬假回家，猴急着要和妻子“摆阵”，小儿子 跟在身旁，他想甩又甩不掉，妻子说：“急什么？吃完饭再摆嘛。”小儿子问： “妈妈，啥叫摆阵？为什么要吃完饭摆？”妈妈笑道：“你不懂，不要乱 问！”儿子以为爸爸妈妈有什么好吃的或好玩的背着他，嘴噘得能挂油瓶子。 吃饭时，左泓夫妇和爸爸妈妈儿子围坐一桌，爸爸不停地问他学业，他随便 应付几句，便催促妻子：“快点吃！”爸爸不解：“好容易吃顿团圆饭，急什么？” 孙子在一旁揭发了：“我知道，爸爸他们吃完饭要『摆阵』！”老爷子更是一头 雾水：“摆阵？摆什么阵？” 左泓夫妻哭笑不得，左泓不得不瞎编一番：“爸，这摆阵就是摆龙门阵，四 川人聊天吹牛的意思……” 电话里那个要吃过饭摆阵的少妇还在喊：“喂、喂、说话呀？你是谁呀？找 谁呀……” 我慢慢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如果是左泓接电话，我或许会冲动说出我的 名字，他或许会听出我的声音，但这位美丽的少妇的声音使我联想到安宁、幸福 和家庭的温馨，也想起了他的摆阵的笑话，这一切代表着自由和幸福。我没有权 利为自己的安全去破坏他们的一切。 我默默地回到餐桌前，默默地坐下，默默地喝一口冷酒。默默地看着跟我受 累的大表姐。 大表姐问：“给谁打电话？” 我说：“一个朋友。” “打通没有？” “……他不在家……” 大表姐轻轻叹了口气：“四兄弟，我知道你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应该这样， 主会保佑你的。” 我脑海里浮现出耶稣受难于十字架的形象，似乎听到他对我说：“孩子，你 相信我。我会给你平安，我知道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胜了世界。” ２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那既温暖，又安全。吃过饭，我带着表姐进了一家 录相厅。这里通宵播放港台武打片，由于怕地痞流氓捣乱，录相厅一般和警察的 关系都很好，警察只能替老板保护观众，而不会随意到这里搜查。 我们花钱买了票，走到后面的空椅子坐下，银幕上周润发正和一个女人演床 上戏，突然听到了敲门声，那女人的老公回来了，…… 表姐说：“这个女人真不正经……” 我说：“看吧，那是演电影……”，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梦中，梦见了妻子李雁也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床上缠绵，当我闯进去时，那 男人不仅不回避，反而厉声说：“你回来得正好！我是警察，等候你多时了……” 我问李雁，这是怎么回事，李雁狞笑着，突然把一把尖刀插进了我的心窝…… 我惊醒了。 大表姐小声说：“你是不是作梦了？看你轻轻喊了一声。” 好在没有引起其他观众的注意，我点燃一支烟，也给大表姐点上一支，告诉 她：“我梦见李雁了。” 大表姐小声说：“梦见孩子了吗？” 我摇了摇头。我想他们做那种事，孩子当然不会在。 “就梦见她一个人？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想了想：“我忘了，好像很平静地问了一句：‘你回来了。’和我以往从 北京回家一样……” 我再也睡不着了。是周润发在银幕上的表演引发了我这个梦魇，还是实际生 活中已经如同我梦中一样？我大胆地去设想，如果现实生活果真如此，我会怎么 办？我想我会理解她，我这两年没有接触过女性，那是因为我不想给别人或给自 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是因为我在为妻子和孩子的一种赎罪心理，然而，妻子 李雁不会有这样的心理。 那么孩子呢？我的雪儿呢？难道她真如梦境不在妈妈身边？ 我暗自责怪自己的胡思乱想，李雁不会的，她那样爱我，那样爱雪儿，我们 一定会重新聚首，苦尽甘来。 ３ 第二天早晨，我们终于买到了通往哈尔滨的车票，登上了久违的列车。车上 拥挤不堪，两个小时后，我和大表姐才分别找到了坐位。车厢很冷，我把羽绒服 的帽子拉上来，趴在小桌上睡着了。 突然有人把我拨拉醒，动作极其粗暴，我猛一抬头，一个铁路警察站在我的 面前。 他们认出我了？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老警察。他正仔细地审视着我。 “车票！”他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我一边掏车票，一边向四处看，没有查票，为什么要看我的车票？ 大表姐从斜对面站起来，我示意她不要过来，但翻遍了所有衣袋没有找到车 票。 警察不露声色地看着我，看不出他恼怒，这更使我感到威胁！大表姐忙走过 来，拿出两张车票：“同志，车票在我这儿。我兄弟他死心眼，您别见怪。” “身份证！”警察看过车票后又冷冷地吐出三个字。 大表姐说：“同志，我们那是大草甸子，照片早就交上去了，可身份证到现 在还没发，没有哇。” 警察冷冷地看着我。 我摸了摸长长的胡子，冲他点点头：“是没发。” 大表姐拿出村长老王给我开的证明：“同志，这是我们的证明，过完年了， 想出去找点活干。” 警察拿过我的证明仔细地看着，那证明上简单的几个字他看了五分钟。 我不露声色，装作好奇地看着他。 那老警察看看我，不露声色地把证明还给我，什么也没说走了，他没有去查 其他旅客的车票。这引起了我的警□。 他认出我了？否则他为什么单单查我的门票和证件？如果他认出了我，他为 什么不马上逮捕我？是不是他只有一个人，害怕我还有其他同路人一起反抗他而 回去找其它警察去了？有可能！ 列车进了一个县城车站，车速慢了下来，有几个旅客提起行李准备下车。 我当机立断：下车。我给表姐使了个眼色，她犹豫着但看我已经走到了车门 口，忙提着小包跟了出来。 列车开走了，把我们扔在风雪交加的站台上。 大姐埋怨我：“不过查个票嘛，警察都走了，你怕啥，这咋办？” 我告诉她，也许是我多虑。但为了安全，只有这样做。我走进候车室，看看 列车时间表，半小时后还有一列直快通过。 半个小时后，我们又上了另一列车。一直到哈尔滨，没遇到查票或查身份的 警察。 ４ 我和大表姐在哈尔滨之前一小站下车，然后乘坐出租的小马车来到朋友家。 在走进他家的小巷口时，我发现四周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才敲开了他的家门。 我们拥抱在一起。 他破啼为笑：“伯笠，你结实多了，看来，你还不错！” 我笑了笑：“你呢？你怎么样？” 他说：“我都好，只是生了个小娃娃，我们进屋说吧。” 这是一幢新盖的红砖房，他太太小曹抱着不到半岁的小宝宝站在客厅里迎接 我。那小娃娃脸蛋红扑扑的，很惹人喜爱，我想起了小雪，心情不免沉重下来。 他炒了一桌菜，打开一瓶茅台酒，一边吃，一边告诉我已安排好的行程── 七天之后，我将从这里出发到广州，然后找到能帮助我的人。我什么也吃不下， 只是一杯杯地喝酒。 我问他：“李雁怎么样？雪儿怎么样？” 他说，都很好，只是李雁已经不在原来的单位工作了，换了一个什么单位她 也不知道，小雪的情况他略微知道一点，好像现在没有和妈妈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想暂时的吧！你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要去想，待逃出中国后再同她们联系， 条件许可，接过去团圆，这是最佳方案。” “不，我要知道，我要见李雁和小雪！”我倔劲儿上来了。 大家放下了酒杯，谁也不说话，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他装作若无其事的 样子，但他的眼睛明明是在躲着我，我预感到他们有什么在瞒着我。 突然，有人轻轻地敲门，我立即离开餐桌，准备躲起来，小曹说：“是爸爸， 没事，你喝你的酒。” 随着一阵冷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走进客厅，他穿着厚厚的黑 色呢子大衣，一条大围巾把脸捂得严严实实。 落坐后，他开门见山：“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爱国 行动使我觉得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 我看了他一眼，责怪他不应把我的情况告诉他的爸爸。我知道，他的爸爸原 是一个文革时有名的造反派，后被邓小平定为“三种人”下狱。 他不理睬我，继续说：“八九年五月，我去北京，亲眼看见你们在天安门广 场的请愿活动，我最欣赏的是严家其等人的五?一七声明，声明说：『清王朝已 经结束七十多年了，但中国还有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针见血，说出了 全中国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邓小平就是慈禧太后，一个腐败的老佛爷。” 他见我点头称是，突然话锋一转：“你对毛泽东怎么看？” 我说：“那是一个魔鬼。” 他长叹一声：“看来说你们自由化没说错，你们反邓小平是对的，但不该反 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新中国，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不是幸福，而是苦难，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到现在，八千万人死于非命，毛 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解开大衣，拿出一叠钱：“我们有缘，你现在困难 时刻，这五千元钱你先拿去用，我有几处房子，都闲着，你可以安心住下来，老 邓也活不了几年了，等老邓一死，中央不给你们平反，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 说着就把钱往我的手里放。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非常感谢他的理解和慷慨，但钱我不能收。对于他 们来说，五千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如果能顺利逃出去，就不应该再给他增加负 担。 后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市区一个单独的套房里先暂住下来。当我第二 天搬过去的时候，房间已收拾得乾乾净净。这是一个一居室的住房，房间里摆着 一双人床、一小书桌、一台电视、一台收录机，厨房里米面餐具应有尽有。楼下 是一个繁荣的菜市场，这里人多嘈杂，倒是一个掩护人的好住处。 夜里，春雨淅淅沥沥，这是第一场春雨。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街市上的 小摊小贩已经收摊了，只有那一个接一个的个体饭店的灯还亮着，从不断被人推 开的门喷出热浪和香气。 ５ 有人敲门，一慢两快，重覆三次，暗号完全正确。 我打开了门，随着冷风进来一个穿雨衣的人，他进屋后迅速把把门关上，然 后把雨衣帽子摘掉：一个漂亮的女武装警察。一身笔挺的毛料警官制服使她在妩 媚中又增添了些英气。 我不认识她。 是抓我的？不会，如果抓像我这样重要的犯人，不可能只让一名女警官出面。 是朋友？我又不认识，况且如是朋友，我的朋友会提前打招呼或同她一起来。 她看我正在怀疑，便主动伸出手：“我们认识一下，我叫吴格格，是你朋友 的好朋友。” 我笑了：“警官小姐，你认错人了，我什么朋友的朋友？您把我搞糊涂了。” 她微微一笑：“你现在叫何东方，去年叫王老四，两年以前叫张伯笠，北京 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没有错吧？” 我看着她那娇小的身体，暗自想，她一个人是敌不过我的，但嘴上却说：“我 什么时候跟你走？” “跟我走？”她突然咯咯笑了起来，“你真逗，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 不过，你很镇静，早听说你是条硬汉子，我这次穿警服来完全是看你是不是真的， 不错，你及格了。” “这么说你不是警察？”我放心地问。 她又笑了：“你错了，我是警察，而且是专抓你们这些阴谋推翻政府的高级 警官！”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派司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省武装警察总队参谋部侦察员吴格格，一张严肃的照片同眼前 这个笑声飞扬的女警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把大盖帽摘下，放在小桌上，一头秀发披到肩上， 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从塑料袋里拿出几样小菜和几罐啤酒，然后又到厨房拿来杯子和碗筷，她 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己的家。 我看她像一个家庭主妇似的忙碌着，自己反而傻呼呼的站在地中央，有些不 好意思，忙帮她开酒瓶，但又找不到开瓶盖的起子。 她走进厨房，拿出了起子。笑着说：“你感到奇怪吧？我告诉你吧，这房子 不久前是我住的，你来了，我才搬到另一个地方，你瞧，连床单、被子、碗筷全 是我的。” 我只好说：“太感谢了！” 她一边往杯子里面倒酒，一边说：“别谢我，要谢呢，就谢你的朋友，她向 我借这房子用，我问她借多长时间，她说只借十几天，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给 一个朋友暂住；我问她是男朋友女朋友，她说是男朋友；我问她是不是有婚外恋， 她骂我胡说，那我就说：如果不把真情告诉我，我是不会把房子借给你的。” “于是，她就在你的逼供之下屈服了。”我说。 “才没呢！我没逼她，我们俩多个脑袋差个姓，是好姐妹，她当然不会瞒我。” 我笑道：“我好惨，被朋友卖给警察，还蒙在鼓里。” 她把长发一甩：“如果我脱掉警服，换上连衣裙，你会怎么看我？” “一个美丽又而活泼的女孩子。”我答道。 “完全正确！你这样想就对了，我下次来看你不再穿警服，以免你心理紧 张。”她喝了一口啤酒。 我的警惕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知道她不会抓我，也许她说的都对，但我要和 朋友核实后才能作出结论，也许她在套我这两年谁帮了我，现在如何打算，是否 想偷偷逃出中国，哪些人帮忙等等。待把这些全都摸清楚后，再一网打尽。 果然，她开口了：“哎，何东方，说说你这两年怎么过来的？” 我回答：“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很简单。” 她也不怪我：“能吃饱吗？” 我回答：“有时吃不饱。” “有人帮你忙吗？” 我回答：“有。” “是谁对你帮助最大？” “是上帝，是他寻找到了我，帮我走到今天。” “你是基督徒？” “还不是，但我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存在。” 沈默，我们各自默默地喝着酒。她突然发现我放在桌上的一叠白桦树皮。那 软软的白桦树皮上是我写给妻子李雁的思念。在荒原上，我用桦树皮点火，每当 发现完整的小白桦树，我都全把皮剥下来，在上面可以写很漂亮的钢笔字，也可 以写上内心的感受和思念。 “皑皑白雪、莽莽荒原，飒飒北来风，朋友，你是在盼望春天吗？那满山的 野花覆盖了白雪时，你会在野花中找到我的踪影吗？……”她独自吟着：“写给 你的妻子的吗？” 我点了点头。 她的眼睛溢满了泪水，轻轻地说：“我知道你这两年是怎样度过的了……” 她的眼睛使我开始信任她，那一天，我们谈得很晚，也喝了很多酒。这是我 两年来第一次与一个漂亮的姑娘谈话，它使我似乎又回到了未名湖畔。 她要走了，扔给我一句话：“我会安排你和妻子见面的。” 我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会和妻子见面吗？我能见到日夜思念的女儿吗？ 这两年，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在想像见到妻儿的激动，两年了，七百多个日 日夜夜，我是多么思念她们，我不能想像李雁那柔弱的肩膀是怎样挑起这个家的 重担的。 我又想到了吴格格，那位女警察，她那么漂亮，那么活泼，又那么富有同情 心，可是，她能帮助我联络到妻子和女儿吗？ 以后的几天，她几乎每天都来看我，每次手里都拎着买来的日用品，有蔬菜、 水果、鱼肉、有时还有一簇漂亮的鲜花，她把花儿插在灌满水的瓶子里，嘴里打 着口哨欣赏着。但每当我问她李雁和雪儿的消息时，她总是说：“忙什么？两年 都等了，还在乎这两天！” 我一想，求人办事，又是很危险的事，也不好总去催促。 ６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格格来找我，春天刚至，乍暖还寒，她在外面套了一件 夹克。一进屋她就拉我走。我问她去哪，她说，去松花江划船。 我说：“这很危险。” 她说：“不会有危险的，有我这个侦察员在看谁敢抓你？” 我想了想，还是去了，她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呼啸着向江边开去。我告诉她， 一旦发现有危险，就说是她已经将我逮捕，以便使她脱身。 她火了，把车停下来，对我厉声说：“下车！” “你干嘛！” “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她要哭。 我最见不得女人哭，过去和李雁恋爱到结婚，哭是李雁的利器，无论什么事， 只要她一哭，我就会无条件投降。 路上的行人在看我们，以为是一对恋人闹别扭。 我怕被人发现，低声央求：“我向你道歉好不好？你要一哭，待风把眼泪吹 乾，你就会成老太婆的。” 她又破涕为笑。 我们在江边租了条船，我划着船飞快地向江心前进，我尽量想离开游人远一 点。 当经过几个小伙子划的小船旁时，他们向我们吹口哨。格格把手往嘴里一放， “吱──”凄洌的口哨声传得很远很远，把几个小伙子给吹愣了。 她看我愣愣地看着她，便大笑起来。 我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千万不要再吹了，别让别人注意我们，万一 有人认出我就麻烦了。” 她笑着说：“好好，不吹了。哎，你说我今天这打扮漂亮吗？” 我随口说：“漂亮。” 她很高兴：“谢谢，你说我像不像江姐？” 我瞧了瞧：“有一点，不过更像孙明霞。”这是小说《红岩》中的两名女主 角。 “你像许云峰？！她突然说：“神态、精神、意志都像。” “对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对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尔自由！” 她轻轻地朗诵。我接着她的朗诵低吟着： “我渴望自由， 但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中爬出！” 她突然握住我的手：“东方，我爱你、这样的男子汉……” 我平静地说：“谢谢你，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 她坐回船中：“如果你妻子已经另有所爱呢？” 我低下头：“不会的，我了解她……” 她说：“你不敢正视现实！你在自己安慰自己！” 难道她知道了什么？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敢看她，低头看着船舱内的 一汪水。 她厉声说：“抬起头来看我！” 我没有抬起头。 她说：“你如果不抬头我可吹口哨啦！” 我急忙制止，她咯咯地笑起来，但还是吹了起来。 我很不高兴地看着她，她不管我，又连吹了两声，一条小船向我们飞快划来， 我小声说：“求求你，不要吹了好不好！你瞧，有人注意我们了！” 她说：“你看看，那条船上的人是谁？” 我抬头一看，两名警察划船向我们驶来，要躲已经来不及了？ 我冷静极了，死死看着她：“这就是你精心安排的？” 她得意地说：“没错，不过，好戏在后面，这是我的杰作！” 我在考虑脱身，然而那艘小船越来越近，脱身已不可能了，我平静地点燃一 支烟，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两艘船靠在了一起。我抬起头来，看那艘船的警察，我突然愣住了，那个警 察竟然是我的岳父！ 老人从船上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我，泪流满面。 我哽咽着问：“爸爸，您好吗？妈妈好吗？李雁好吗？雪儿好吗？” 老人一个劲儿地点头：“都好都好，你还好吗？” 我说：“我很好……” 岳父说：“今天早晨，一辆吉普车停在家门口，几个小伙子什么也不说，非 让我上车，我以为是公安局问你的情况，就跟来了，在车上，问他们什么也不说， 只说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车到了江边，又上船，把我搞糊涂了，我哪有心情划 船玩，见到你，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那个划船的年轻小伙子和我点了点头。 我同他说：“谢谢你们。” 他说：“不用谢，你也没法谢，我们只能见这一面，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 识我，对吗？时间不多，快点谈吧。” 我点了点头。问岳父：“李雁和小雪怎么样，我想见她们一面。” 岳父说：“李雁被原来的单位开除了，现在上海做化妆品的生意，小雪现在 黑龙江一个亲戚那儿。” 我急切地问：“为什么李雁不把小雪带在身边，为什么？” 岳父面有难色，猛吸了几口烟：“伯笠，我对不起你，雁是大人了，做父母 的说的话也不见得听，不过，等你有了自由那一天，我保证把孩子完整地交给 你……” 我的头轰的一声，眼冒金花，岳父再说什么，我根本听不见了。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这怎么会…… 我一遍一遍地说：“爸爸，我要见李雁，我要见李雁，我要当面和她谈谈， 我要当面和她谈谈……” 岳父说：“她现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会和她联系的，你该走就快 点走，这不是久留之地啊！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喃喃着：“不、不、不！我一定要见李雁，如果见不到她，我就不走，我 宁可坐牢，我宁可被处决，我一定要见她！” 岳父无奈地说：“好吧，我试试看，可怎么同你联系呢？” “怎么联系？”我抬头看着格格，向她求援。 她平静地说：“这样吧，他的住处也总变化，还是我想办法同你联系。不过，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为伯笠的安全，也为您的安全。” “这我懂。”岳父擦擦眼泪：“那我走了，你要多保重。” 我突然抓住老人的手：“爸爸，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为我担惊受怕，我对 不起你的女儿，让她遭这么多的磨难，谢谢你这两年对雪儿的抚养，我会报答 的。” 岳父说：“别说这个，只要你安全，多保重啊！” 格格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一叠钱：“伯父，这是一千元钱，带上，买烟抽 吧。” 岳父坚决拒绝，格格说：“这是你女婿的钱，拿着吧！” 我把钱接过来，塞进岳父的衣袋。 那年轻人划动了小船。 岳父一边和我挥手再见，一边擦眼泪。 看着老人远去的影子，我真想哭。 “想哭吗？”格格问。 我点了点头。 “那就放声哭吧，这除我以外，没人听见。” “我不在外人面前哭。”我说。 “那就别哭，把船划回去吧，我下午还有任务。” 我疑惑地看着她：“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她笑了笑：“侦察员没有星期天，我要去抓人，这是我的工作。” “你太可怕！”我说。 “是魔鬼？”她弄了弄被江风吹乱的头发：“我要抓那些危害社会的坏 人。” “那把我抓起来吧！我是反革命首犯。” 她笑了笑：“我不抓反革命，这个社会反革命要多起来就会更进步！我爸爸 是军队老干部，文革时也是反革命。但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好人，可惜，他不在 了……” 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 她摆了摆手：“没关系，都过去了，你接下来的工作是把船划到岸上去，我 发现你的船划得特别潇洒！” 我苦笑着说：“潇洒什么？这两年打渔是我的生活手段之一。是逼出来的。” “那我以后叫你渔夫好了。” “随便。” 她把我送到了家门口，骑在摩托车上对我说：“今天早晨我买的冻饺子在你 冰箱里，还有啤酒，你自己煮着吃吧，我今晚没时间看你了，不过别着急，我会 让你见到李雁的。” 我点点头，现在，我对她是言听计从了。 她见我迟迟地不上楼，便问：“还有事吗？” 我轻声说：“小心点，执行任务时注意安全，有些坏人是有枪的……” 她调皮地看着我：“认识你这么多天，第一次听到这么令人感动的话……” ７ 以后的几个星期，吴格格再也没有来过。我很担心她，既怕她在抓人时出危 险，又怕她和我的联系被特务发现，这半个多月来，她给我的帮助是不能用谢谢 两个字就能概括的。 半个多月过去了，只有我的朋友来看过我两次，送些生活必需品，他催促我 上路，怕夜长梦多，但我坚持要等见上李雁一面。他叹了口气：“伯笠，别等了， 这种女人不值得你做这么大牺牲，况且你等来的说不定不是好消息。” 我坚持，无论怎样，她要给我一个交代，还有小雪，她究竟怎么样！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月，是八九年天安绝食两周年纪念日，我同去年一样， 绝食一天，为纪念那个黑色的日子。 晚上，我望着天上的繁星，又想起了两年前的这一天。那天，改变了多少人 的命运啊。我的好友，诗人骆一禾就在这一天死在广场绝食同学的怀里，我永远 忘不了他妻子张玞的呼喊：“老骆，你怎么了？老骆，你怎么了” 突然，有人敲门，一快两慢，是吴格格！ 我跳起来，为她开门，她穿一身警服，走了进来。 “吃饭没有？”她边脱风衣边问。 我说：“今天我不吃饭。” “绝食？为李雁？” “不是，为我自己，一种追思。”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她问。 “也许你工作忙吧。” “我要送你一样东西。”她拿出一卷录音带：“这是电视连续剧《渴望》的 主题音乐和歌曲，给你解闷儿。” 她按下录音机 PLAY，录音机里传来了那令人心碎的歌声： 悠悠岁月，预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这音乐好悲凉。”我喃喃地说。 她说：“给你营造一下气氛。”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我。”我试探着说。 “不，是好消息！”她从衣袋中拿出一封信：“李雁来信了！” “真的！”我一把抢过来，急切地拆开信。 她说：“别那么着急，说不定是坏消息。” 我没理她，急切地读信。 那熟悉的字体映入我的眼帘，但我却难以相信这是我曾经爱过而又常常思恋 的妻子写的。 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伯利：(我的乳名) 你好！最近身体好吗？ 父亲带来了你的消息，近两年的时间，你历尽波折，受尽苦难，但知你现状 后，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希望你保重身体，增强信心，我相信，你的今后一定 会苦尽甘来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的身体状况很糟，而几乎每一天要为生活而四处奔波， 尤其是心情十分压抑，为我们平凡而又特殊的婚姻而痛苦烦躁。 虽然我也曾暗暗考虑过我们的未来，但总是被我们年幼的孩子、你的处境和 我们的夫妻感情所困扰，现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你又有了平 安的消息，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反覆的考虑，我决定将我今后生活的打算告知你， 望你理解。 伯利，虽然我们婚前了解的时间较为短暂，婚后思想交流的又很少，而且性 格志趣各方面的差异很大，但我们夫妻一场，相信对彼此都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在你的回忆里，也许我永远只是一个温柔单纯，思想简单却又有些固执的女人， 但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包括世态炎凉、人情 冷暖、病痛折磨、抚育孩子和保护自己的责任，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 都很年轻，应该拥有属于自己实实在在的幸福和快乐。作为一个妻子，我不图地 位、不图物质，虽然我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我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我很难 成为你事业的帮手，而且作为一个平凡得近于庸俗的女人，我多么希望在生活上 得到爱人的体贴和关怀，在精神上得到理解和安慰……。然而，这些年来，我得 到的只是冷漠和漠不关心。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怪你，我们薄弱的感 情基础和各种志向不一，首先就决定了这一点。 伯利，我很赞成你的观点，我也认为出国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在 情况没有允许时你没有机会发挥自己。你是个有主见、有志向的人，如果行动， 你应该做最后的决定了。 当然，我知道你最牵挂的是我们的孩子。这点你就放心吧。雪儿是我们共同 的生命，也是我惟一的精神财富，在她的身体里有我的血液、在她的眉宇间有你 的影子……无论今后我是否能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一定会 尽我所有的能力全心全意地教育和抚育她。鉴于目前的处境和你的情况，雪儿必 须由我抚养，当她懂事之后，你若为了她的前途而有什么其他打算，我可以将她 交给你。 伯利，很惭愧，不能去见你，这点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至于我们共有的家 庭财产，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 祝你千万珍重！ 李雁草 四月 我茫然地看着李雁那熟悉的签名，大脑一片空白。我没有哭，而眼泪却大滴 大滴地滴在那雪白的信纸上。 格格伸出手来，轻轻地说：“我可以看看吗？” 录音机里的唱出了断肠般的音乐： 有过多少往事， 彷佛就在眼前， 有过多少朋友， 彷佛就在身边， 也许心情沉重， 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举杯祝愿， 好人都一生平安。 谁能与我同醉， 相聚年年岁岁。 咫尺天涯皆有缘， 此情温暖人间…… 我哭了，我极力压抑自己的哭声，那声音像是荒原上一只孤独的狼在呜咽。 两年多的流浪生活，我第一次感到是这样的孤独，荒原上的日子再苦，我有李雁、 有雪儿、有一个家、有一个温暖和幸福的企盼。而今天，家没有了、妻子没有了、 孩子没有了，我像是一个被扒光了身子而被人把衣服又拿走的孤儿，被孤伶伶、 赤裸裸地扔在了无人的荒野上…… 格格哭了，她拿着那封信慢慢地走到我身边，慢慢地把我的头揽在自己的怀 里，慢慢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像母亲一样慢慢地为我擦掉流不尽的泪水……我像 孤儿又找到了母亲。她的泪水一滴滴地滴在我的脖子里，顺着我的脖子流到我的 背上，流到我胸前。 “哭吧，我知道，这两年你从未哭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 处……她虽然辜负了你的一片深情，可你要理解她……她有她的难处……一个年 轻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你千万别恨她……” 录音机里传来高亢激昂的歌声： 茫茫人海，终生寻找， 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着， 希望还在，明天会好， 历尽艰辛也别说经过了…… 我拿起火柴，把书桌上的白桦树皮点燃，那厚厚的一叠白桦树皮，那密密的 钢笔小字，那一份份思念，都变成了灰烬，像一只只灰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腾， 又慢慢地坠落在尘埃中…… 我的婚姻，我的爱情，随着六四的屠杀，随着我被无情的追捕，也就成为了 历史。 ８ 几天后，格格带来了雪儿的消息，半年前，李雁将雪儿送到一个叫北坡的山 沟里，给一个亲戚抚养。 我执意要在临行前见一见雪儿。 五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上了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开车的是一个朋友。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午，我们驶进了一个山乡小镇，这个地方以野果子而 闻名。正是中午吃饭时间，路边的小餐馆中熙熙攘攘，吉普车离开了热闹的集镇， 驶到镇郊一个小院旁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乡小院，围墙是用木材围成，座落在一个小坡下，虽进五 月份，山坡上还可看到未融尽的白雪，我拉开车窗，冷风迎面扑来，我不由打了 个寒噤。 蓦然，我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小院中，她大约四岁左右，胖胖的小手拿着一 个面包，一边吃，一边喂身边的三只小狗还有十几只母鸡。 他说：“你看，那小女孩是不是雪儿？”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那小女孩：“还看不清，小雪今年四岁，也该这么高 了。” 他说：“这就是李雁的亲戚家，我看肯定是小雪，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告 诉她你是她父亲，万一她说出去，你有麻烦。”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说的有道理。 车门开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被他送到我的座位，她怯怯地看着我。我也 仔细地打量她，这是我的女儿小雪吗？她穿着一件脏脏的红毛衣，头发上有几根 草，两只细细的小辫，一个是用红色的头绳系的、一个是用橡皮筋系的，圆圆的 小脸又黑又脏。这是我第一次憎恨李雁，一个做母亲的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 不要，她为什么不把雪儿带在身边？如果不愿意带应该把雪儿送给爷爷奶奶带， 总归他们是在城市，雪儿该是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了，这样放在农村会影响她的 成长。我也恨自己一个堂堂男子汉连照顾女儿的能力都没有！ 我难过地把雪儿冰凉的手握住，轻声问：“你是张小雪吗？” 她点了点头，好奇地看着我。 我问：“妈妈叫什么名？” “李雁。”她小声地回答。 “爸爸呢？” “……张伯笠。”她犹豫了一下说。 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雪儿把我的名字说得那样清晰。 我轻轻地对她说：“爸爸为什么不来看你？” “爸爸没时间。”她像背书似地回答：“爸爸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没放假。” 她突然抓紧我的手：“叔叔，您认识我爸爸吗？” 我泪水溢满双眼，肯定地对她点了点头。 雪儿又说：“你骗我，你们是警察，是抓我爸爸的，我爸爸在北京大学，好 远好远，你们抓不着……叔叔，你哭了，叔叔，你也想你爸爸吗？……” 我泪如雨下，一把把雪儿揽在怀里，痛哭失声。 雪儿喃喃地对我说：“妈妈说，我长大也要考北京大学，那样我就能见到我 爸爸啦……” 吴格格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哽咽着对我说：“东方，千万冷静……” “不──”我吼叫一声，甩开她，慢慢捧起雪儿那凉凉的小脸：“雪儿，我 就是你爸爸！我就是张伯笠！雪儿，爸爸对不起你……” 司机说：“后面开过来一部警车。” 一辆警车飞速地从我们车后边超过来，掀起一阵土灰开过了。 雪儿呆呆地看着我，那酷像我的眉宇紧紧地锁着，但她的眼神却是那样清朗， 我感觉到她对我的信任。也许血缘的关系，父女的心是相通的。 我问她：“妈妈看你来了吗？” 她摇摇头：“妈妈不要我了，她不来看我……” 我对司机说：“开车吧，我们回哈尔滨，我要带小雪一起走！” 他叹了口气：“东方，你不能意气用事，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带着孩子， 目标更显眼，况且出国境时什么事都会发生，万一雪儿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我想起当年逃往苏联的情景，是啊，万一遇到军队，万一过海时遇到台风， 万一……我不敢想下去，但情绪却稳定了许多。 我对雪儿说：“雪儿，爸爸不能带你走，爸爸还没毕业，等爸爸毕业时再来 接你。那时，我们再不分开。” 雪儿点点头。 我把一千元钱和一包水果、玩具拿出来，把钱塞进她的小口袋：“这些钱交 给姨姥，就说是一个叔叔给你买水果吃的，千万不要说爸爸来过，记住了吗？” 雪儿又点点头。 吉普车转了一圈又回到那木篱笆的小院前，司机说：“我们的时间差不多 了。” 我的心像被刀刺了一下，就这么短又要分离？两年来的绵绵思念只换来这短 短的相见。但我又为他们想，万一有危险，他们都会和我一起坐牢，我没权力这 样做。 我擦乾眼泪，轻轻对雪儿说：“雪儿，叫声爸爸吧！” 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她刚刚吐话的情景，她会说的第一个字是“不”。会说 的第一个词是“爸爸”，每当我从北京返回家，李雁总是抱着雪儿站在走廊等着， 我一推开门，雪儿就会伸出两只小手，像燕子似地叫“爸爸、爸爸……” 两年多没有听到这醉人的呼喊了。我企求地看着女儿，多希望她能喊一声这 久违的称呼啊。 雪儿的嘴动了动，没有说出这两个字。 我失望地看着她。 雪儿突然把着车门对我说：“爸爸，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你会开这个吉普 车来接我回家吗？” 上帝！你给了我一个多么聪明的女儿！我点了点头：“记住，雪儿，爸爸会 再开着小吉普车来接你的。” 汽车缓缓开动了，把雪儿甩在这荒凉的山间里。 望着那抱一包玩具和水果孤伶伶的雪儿，我肝肠俱断，泪水又从脸上淌下。 以后的几年里，每当我睡梦中醒来，脑海里都会出现那个孤伶伶的小女孩和她那 双疑惑的眼睛。睡梦中常常又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爸爸，这是你的小吉普 车吗？爸爸、爸爸、爸爸……” 我那苦命的女儿……。

第十七章 那山、那人、那狗 1 远东大草原的春天是短暂的，大雪刚刚融化，夏天就到来了。 这时我才发现这里自然环境的奇特。野鹿河的两岸看似平坦的草原，但实际 上那“草原”大多是飘浮的草筏，而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沼泽，多少不知深浅的猎 人和野兽一起被这沼泽吞噬掉了，当冰雪融化时，偶尔可以看到野兽的尸骸，人 的头骨，沼泽散发着恶臭，成了蚊虫和瞎蠓的滋生地。 而当初夏到来，一场透雨过后，沼泽上开满了黄色的黄花菜以及各色的野花， 从完达山的山脚望去，宛如一块巨大的花毯，一望无垠。野鹿河像是一条黄带子 被人随便地抛在了这块硕大的花毯上。 我的小窝棚就在这个神奇的花毯中。 虎子已经长的又高又壮，像个大狗了。它最近十分骄傲，因为它在河边的草 地中抓到了一条梅花鹿。 那只鹿刚刚能站立起来，还不会走路，据猜测只生下来几天，因为小鹿只要 生下十五天就会跑了，人是抓不到的。那天我带虎子去打猎，正行着，虎子突然 扔下我向左侧的河边草丛冲去，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像山羊似的惨叫，当我冲到时， 虎子正把小鹿扑倒，小鹿的脖子被它已咬出了血。 我喝住了虎子，抱起了那个小梅花鹿，它惊恐地看着我，那眼神使我想起了 我的女儿小雪，她被医生从产房抱出来交给我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怜爱地把小鹿抱得紧紧的，飞也似地往窝棚里跑，虎子高高兴兴地跑在前 面，尾巴摇来摇去，等着我把战利品的骨头和血给它吃。 我回到窝棚，把小鹿放在炕上，从塑料包里拿出朋友从哈尔滨捎来的消炎粉， 涂在小鹿的伤口上，然后用我的旧背心撕了一条布给它包上。它疼得直打哆嗦， 惊恐地看着我。我就轻轻地抚摸它的头，让它安静下来。 虎子不解地看着我，因为每次我们俩猎物归来，我都会把猎物挂在房梁上， 剥皮、剖膛、卸肉，然后把骨头和内脏先给它吃。我知道虎子的想法，便把它叫 过来，拍拍它的头，又拍拍小鹿的头，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从此以后要 像亲兄弟一样。”我告诉虎子：“你比它大，要照顾它，保护它，绝不许你欺侮 它，懂吗？”虎子懂了我的意思，它偎在我身边，看着惊恐未定的小鹿，眼光却 柔和多了。 但是，小鹿养不活，它还不会吃草。我晚上煮了一锅玉米渣子粥，把米汤舀 出来。用小匙一点一点地喂它，但它不会吃小匙，弄得满嘴巴都是米汤，却没吃 进去多少。我一想，这样下去非饿死不可。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我就跳进河里去起鱼网，初夏，河上的冰刚刚融化乾净， 河水刺骨的凉，但野鹿河的鱼特别的多，大都是半斤左右重的鲫鱼。我用一百元 钱在乌苏镇买了四片五十米长的三层挂网，三片二寸五网眼的，一片一寸五网眼 的。刚刚开河，鱼很多，一寸五挂的更多，但鱼很小，大多是一两多重的，有小 鲫鱼，鲤鱼和老头鱼、鲶鱼等， 我也没时间摘了，把那些鱼和网一起往屋地一丢，背上三十斤大鱼，趁着天 刚亮，向乌苏镇走去，赶的早，可以卖上好价钱。 临走时我没忘挂上我的“通告”。我的通告是我用歪歪斜斜的字写的，内容 是： 敬告朋友： 本人上山打猎，米在炕烧（梢），盐在锅台上，火柴放在盐灌（罐）旁，饿 了请自己动手，然后物归原处。 王老四 开春后，打猎的、打鱼的人不时出现，这荒原上十几里见不到人家，吴大哥 又在对岸，没有船过不来，过往的猎人和打鱼人没几个是安份守己的庄稼人，你 人不在家，他连什么都敢给你拿。 我自贴这个“告示”后，非常见效，过往的“朋友”自己做完饭后，有时躺 在炕上睡一觉，走时往往扔两块钱或一瓶酒一包烟的，我的东西从来不丢，我也 从不锁门，我的门是几把木棍钉的，上面钉上塑料布，真可谓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不过这告示一贴，小人也变成了君子，人心都是肉长的，王老四既然这样大度， 别人也不能小器，这是东北人的特徵。 ２ 中午我赶到了镇上，把鱼推给了鱼贩子老杨，他给我两元钱一斤，我卖了六 十元钱，颠颠地跑到供销社花了三十元买了四袋奶粉，然后又买了一个奶瓶，两 个奶嘴，老杨给了我三斤盐票，我买了三斤水洗盐，又买了些劣质香烟，饭也没 顾得吃，买了一斤饼乾。一边走一边吃，风风火火往家里赶。 掌灯时，我终于回到了窝棚，远远的，却见窝棚亮着灯，虎子很奇怪跑到几 里之外接我。它不停地向我身上抓，抓得我满身都是泥。我预感家里有人来了。 警察？这是我第一个反应。但我马上否定了。我的屋子里除老鬼的《血色黄 昏》外没有任何有文字的东西，我有时偷偷写一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写完后都 装在塑料袋中放在一个墙洞里，一般不会被人发现。 我大著胆子推开了门，灯光下一个满脸胡须的壮汉盘腿在我的小炕上大吃大 喝。见我回来，他也不下地，也不打招呼，眼皮搭拉着看着盆里的鱼，嘴在不停 地咀嚼，我一看，好家伙，他把寸五网上的鱼全烧上了。 我放下东西，递给他一只烟，按我过去的脾气，真想一拳把他打出去，他盘 腿坐那儿像个主人似的，而我却成了过路客。不过自通缉令发布后，我从来不让 自己发火的，什么事都忍、忍、忍，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抬起眼皮看看我，终于说话了：“你就是王老四？” 我回答是。 他把筷子一放，端起小碗喝了一口酒，然后一放，粗门大嗓地说：“你跟没 跟泥瓦匠睡过觉？那锅台搭的是啥鸡巴玩意。做顿饭把眼睛薰成孙悟空了。” 我一愣，这人说话怎这么粗，我仔细观察他，一支单管猎枪放在他身边，一 条又高又大的黑狗竖着耳朵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如果我敢动他主人一下，它绝对 会冲上来把我撕成碎片，那是一条德国狼狗和蒙古细狗的混种，这种狗是很珍贵 的，猎人都喜欢，相比之下，虎子显得呆头呆脑，一个劲儿向我两腿腿中间蹭。 操！遇到土匪了。我心里骂着，脸上却挤出笑，拿出一支烟递上去。他看也 不看，接过去凑到油灯上点燃。 我搭讪着问：“这位大哥……” 他粗门大嗓地：“不是大哥，是二舅！” “二舅？”我吓了一跳，哪冒出个二舅？山上的规矩是无论多大都以兄弟论 称，走江湖就是这样。 他喝口酒，然后把酒碗往我的面前一放：“上炕喝酒。” 我也饿了，脱鞋上炕，鞋里都是水，因为我要过几道齐腰深的洼地，所以裤 子也是湿的，但在陌生人面前，我不能洗，那样会引起怀疑，因为当地的盲流都 这样。 他看了我一眼：“这罪不好受吧？大学生！” 我吓得差点跳起来，手中的酒碗也抖了一下，但我马上镇静下来，喝了一大 口酒。仔细地想着对策。显然，此人不是吃官饭的，但他又是谁呢？ “你是谁？”我问。 他把胡子一捋：“老吴你认识吧？他管我叫二舅你不就管我叫二舅吗？” 我放下心来，但心里埋怨宪弟的大表姐夫，怎么可以把我的身份随便告诉别 人呢？这样会很危险的。这些人我不怕他们去告密，他们绝不会那样做，怕的是 他们出去胡乱吹牛，说自己见过北京大学生领袖云云，那就危险了。 我问他是路过还是来打猎。他告诉我想堵鱼。 在距离我的窝棚十里之外有一道季节河，一到秋天马哈鱼讯期江水就会涨上 来并带来大量的江鱼，他计划在季节河中间搭上一道网，使水撤尽后鱼就会被搭 在网的另一端：“弄得好，十万八万斤鱼不成问题！”他自信地说。 二舅（我们权且就这样称呼他）让我和他一起干，如捕到鱼就对半分红，我 同意了。 于是两人喝酒，谈着一些捕鱼狩猎的经验，和一些家事，当然我只有听的份 儿。我知道了，二舅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农民，因为穷，一直找不到老婆，他是个 孝子，守着老妈过日子，后来经别人介绍娶了一个被别人“休”掉的女人。那女 人风流漂亮，二舅把她看得极严，也不下地干活，天天和她关在屋子里做爱。终 于，那女人的肚子大了，给他生了个儿子，他才放松了对她的看管。第二年，那 女人又给他生了个儿子，两个儿子使他更放心了，便又操起猎枪上山打猎了。就 在他上山的几天里，那女人随着一个男人跑了，一跑就是八年，现在孩子都十多 岁了，还没找到娘的下落。 “妈的，我只不过是借她肚子造了两个儿子。”二舅忿忿地说：“女人就是 那么回事儿，你以后会明白的。”他煞有其事地说。 我想起了妻子李雁，她会离弃我吗？绝不会，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吃过饭，我冲奶粉喂我的小梅花鹿，有了奶嘴，小鹿吃得高兴极了，它显然 是饿极了。 一顿就吃了一袋奶粉的四分之一。我爱抚地摸着它的头，那毛皮光滑得像婴 儿的皮肤，它信赖地依偎着我，像是孩子依偎着母亲。 二舅冷笑道：“你喂它奶粉，喂得起吗？乾脆杀掉，明天咱们俩下酒，小鹿 肉又嫩又好吃，就是有点嬗，加点辣椒就好了。你这有没有辣椒？”说着他就下 地找辣椒，看那样子就像马上要煮鹿肉似的。 我有些不客气警告他：“坐好，闭上你的嘴？你要敢把我的鹿吃掉，我就敢 把你的狗吃掉，不信你试试。” 他竟然老老实实地坐回了炕上。过一会突然对我说：“你看清没有，这不是 普通的鹿，这是梅花鹿，很值钱的，据说卖给动物园能卖到六千多块钱。”他凑 过来摸着小鹿的头，小鹿似乎知道他不怀好意，一个劲往我身后躲。 二舅对我说：“我有个主意，你别给它奶粉吃，饿上它两天，然后把它系在 河边的大树上让它叫，它一叫，大鹿准来，然后我藏在附近瞄准一勾火，一枪就 干倒它，那咱可以卖了小鹿吃大鹿，鹿皮归你，怎样？” 我说：“你别出坏主意了，我不会这样做的，这种动物是国家保护的，很珍 贵，不能再杀了！再说，我已经使它们母子分离了，再诱杀大鹿，天理不容。” 他骂道：“妈的，书呆子，你不打，别人见了也打，那些当官的和公安局的 尽用冲锋枪打。你不信？就像在天安门广场打你们那样打，保护？保护个屁！” 从此，二舅在我的窝棚住了下来，他的狗叫黑子，是一个有身孕的母狗，二 舅对黑子的感情很深，就像我和虎子的感情一样。 我给小梅花鹿起了个名字叫梅梅，它很懂我的意思，长的挺快，一个月后它 竟可以吃草了，我到外屋烧饭它跟到外屋，我进屋睡觉它跟进屋子，用嘴巴撞我 的头，我到外面劈柴它也跟着，并不跑，站在我附近吃草。虎子和它相处得很好， 虎子从来不咬梅梅，梅梅也不怕虎子。二舅也不再想吃梅梅或捕杀梅梅的母亲， 每天织他那一大堆被老鼠咬得大窟窿小眼的粗线网，或有时拎着枪出去转悠一圈 打回几只野鸭子或野免子下酒。 有二舅常看家烧饭，我便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庄稼上，水稻已撒完了种籽，黄 豆也播完，只等一场透雨了。 ３ 农历忙种的第二天，是阳历的六月四日，我离开天安门广场整整一年了。 早晨起来，走出茅屋，天暗得像黑锅底，闪电挟着倾盆大雨呼啸而至。我的 小茅屋风雨飘摇，屋顶的房草被风卷起，飞扬上天空，我爬上屋顶，但被风卷了 下来。我只好呆呆地看着房草被风一卷卷地挟走。 二舅帮我种完地回家看母亲和孩子。把黑子和猎枪都扔给了我，黑子和虎子 在风雨中追逐飘飞的房草，似乎想帮我把草追回来。 窝棚里开始露雨，我抵抗不住大自然的肆虐，只好把虎子黑子叫进屋。脱掉 被淋透的衣服，在火灶旁点燃了木棒子，我把几天前就准备好的黄色的纸裁成一 尺见方大小，然后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压在上面，表示每一张纸都是一百美元 的钞票。那张百元面额的美钞是我逃苏联时宪弟给换的，是用了一千二百元人民 币换的，有的纸我写上了名字，胡耀邦、骆一禾等，更多的纸没写名字，因为天 安门的死难者的名字更多的不为人知，不过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会收到我“寄” 给他们的礼物，懂得我一个逃亡者的哀思。 我呆呆地坐在火灶旁，眼前的火苗化做了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火光， 我彷佛又听见了《国际歌》声，那声音是那样激昂和雄壮。 按照古代的风俗，我把纸钱一张一张投进火灶，看它们化为灰烬，看那些纸 灰像灰色的蝴蝶在我的头上翩翩起舞。 我脱得一丝不挂，面对着那堆纸灰长跪下去，像一个忏悔的基督徒在对着上 帝忏悔。 茅屋外风雨交加，茅屋内小雨淅沥，几只青蛙蹦到我的面前吃惊也看着我， 梅梅则低下头温柔地喙着我的又脏又乱又湿的头发。 我想起那些天安门广场的冤魂，我在忏悔我的“罪恶”，作为“保卫天安门 广场”的副总指挥之一，我对六月四日的流血心里难过，如果我们按原计划在五 月二十八日撤出天安门广场，开始进行下一层次的校园民主建设，我们也许会避 免这样大的流血。在整整一年的逃亡生活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生命是超越 一切的最高准则。而且那场运动中间，我实际上在思想上也存在着激进的情绪， 正是由于这些激进的情绪导致了一些决策的失误。作为一个决策者不仅要考虑到 良好的动机和理想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所用的手段。而我们的脑海里残 存着为了目的的美好和纯洁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这样理念。 我们没有达到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而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毫无疑问，八九民运最大的成果是使共产党失去了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地 位”，逼得他们撤下了自己的假面具，使人民真正认清了他们的本质。但是如果 我们能更成熟一些，会干得更漂亮，然而我们未能做到。 我向死难的同学发誓：“我要用毕生的精力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完成你 们所未竟的事业。” 纸灰慢慢地升腾。泪流满面的我从土墙的暗洞里拿出一支铅笔，面对那些死 难的英雄，我写下了我的思想和志向： 其一 英才年少论是非，弃得荣华知为谁； 自幼勤苦读马列，而立研究新思维。 其二 十年一笔时有愧，一朝人民唤风雷； 挥毫已谱狂飙曲，大风起处帝王悲。 其三 萍踪飘泊雨雪霏，慈母妻儿断肠泪； 为得自由遍环宇，乐饮黄莲不皱眉！ 读写完后，我在后面写了一行这样的小字：六四周年祭雨打茅屋时。 那一天，一堆纸灰，一支铅笔，一首诗词，一瓶白酒，一眼泪水，一腔悲愤， 一缕思念伴我度过了逃亡一周年纪念日。 那一天没有太阳。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 ４ 三天三夜的雨淹没了我去乌苏镇唯一的小路，没有烟抽了，所有能找到的烟 头都被我找回来，剥出烟丝，用报纸条卷起，贪婪地大口吸着。两天后，翻遍所 有的角落再也找不到一丝烟草和半个烟头。于是我就爬上门前的柞树，采下树叶， 放在锅里炒乾，揉碎，用报纸卷着抽，这种代用品也冒烟，苦苦的，抽几支后， 舌头便被熏出了水泡。 二舅的黑子比虎子机灵，速度快又有捕猎经验，所以我上山打猎喜欢带着黑 子，让虎子和梅梅看家。黑子是捉獾子和黄鼠狼的好手，每天上山我即使一枪不 放，也可以拿回猎物。我对黑子的感情也逐渐加深。 两个月后，二舅还没有回来，黑子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没那么多的粮食给 它和虎子吃，我就下网捕小鱼，这两只狗都不吃生鱼，我要把鱼用锅煮熟，撒上 盐，然后喂它们。如果鱼不多，我常常先喂黑子，虎子很听话，当黑子吃食时， 它常常靠在我的腿上伸着舌头看，等黑子吃剩下了才能换到它。 梅梅已长得又高又大，它和我有很深的感情，还是像个跟屁虫似的走哪跟到 哪，即使跟到屋外看我晒网它也不跑，我真倒希望它跑掉，它也该自己去属于自 己的大自然中去生活了。但试着带它走了两次山，它和虎子一样，最终又跟回来， 在小□屋中它的那堆草上卧下来，它习惯把那儿当成家了。 于是我也未再勉强它。因为我也喜欢它和我在一起生活。 盛夏到了，黄豆地锄过了，趟了第二遍；水稻田也不必再担心野鸭子，只是 两三天划船过河抽点水。 我新认识的两个朋友带着一支崭新的双管猎枪从漠河来我这儿打猎，每天吃 住在我这儿，他俩是表兄弟、一个姓何，一个姓王，都很尊敬地称呼我叫四哥。 一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吃了一盆生鱼丝，喝了一瓶老白干，刚刚睡着，我就 被狗的狂叫声惊醒，我只穿了一条短裤，出了屋门向河上望去，宽宽的河面上很 平静，只能看到我的鱼网的浮飘一排排整齐地排列，有的鱼网漂已下去，那准是 挂着鱼了。 “老头儿，我们在这呢！把船划过来！”河对面传来了喊叫声。 我抬头望去，三个人站在河对岸向我挥手，距离远，看不清他们穿的什么衣 服。 我上了船，向河对岸划去，但当快要划到对岸时我才发现他们那橄榄绿的服 装，是警察。 我的心跳加快了，他们来干什么？是针对我的吗？ 划船掉头跑，显然来不及了，我已划进入了他们的射程之内。再说，万一他 们不是针对我的，岂不自己暴露了身份，再想找一个这样的“根据地”也不容易， 租的那么多土地，种的那么多庄稼怎么办？ 我横下一条心，把船迎着他们划过去。船靠了岸，三人跳上了船我才仔细去 看，两个穿警装，一个穿便装，三个人找了个乾净的地方坐下了。一个警察问我： “你是种地还是打鱼？” 我说：“地也种、鱼也打、打点鱼当菜吃，不然的话，吃啥？” 那个警察挺高兴：“这么说你这儿有鱼了？” 我说有。他们说他们还没吃饭，让我给他们弄点鱼吃，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抓 我的，心情轻松了下来，问他们是干什么来的，他们告诉我是普查人口的。 那个穿便衣的一直未说话，他一边吸烟一边不停地观察我，我尽量放松自己， 用力地划着船浆。划到我的茅屋后面，把船停下，我从水中拉出我装鱼的网袋， 十几条一斤重的大鲫鱼扑愣愣直蹦，他们很高兴，让我全给他们烧上，然后两个 警察进屋睡午觉去了。 那个穿便衣的随手递给我一支红梅牌香烟。我替他点燃，他说他是在乡政府 工作，他的弟弟认识我，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一看四哥就是一个豪爽的 人。”他说。 我和他弟弟关系很好，于是我们心照不宣，我一边杀鱼，一边和他谈着庄稼 的长势。把鱼放进锅里，把我们吃剩的大米饭放在帘子上，填足水，放上辣椒和 盐，盖上锅，开始烧火，不一会儿锅里就冒出了鱼香味。甚是诱人。 突然，屋里发出了争吵声。我只听一个喊道：“我身为警察，有权没收你的 枪！” 我和穿便衣的朋友赶紧进了屋，只见小何拿着枪站在炕上，两个警察也端着 手枪站在地下，小王则不见了迹影，气氛十分紧张。 我站在了他们中间，让他们冷静下来，但双方都不冷静。 警察说：“把枪放下，否则我们就不客气！” 小何说：“你还能把我的鸡巴咬去咋的？老子不尿你！你要跟我来混的，让 你走不出这草甸子，不信你试试！” 警察说：“你妈了个×u30340X，老子怕你？放下枪啥话都好说，不然你小子可别 后悔。” 我和那个穿便衣的干部问咋回事，一个警察说，原来他们发现了小何带的枪， 便问谁的枪，而小何却不尿他们，把枪拿到手。警察要收他的枪，因为这个地区 是禁止狩猎的。“除老鼠以外，什么也不许猎。”小何说他来好几天了，除了打 到了几只乌鸦什么也没打到。他也不打了，明天就回家。警察说你走可以，枪得 先交给我们保管，待你办了狩猎证再来取。小何知道，枪一到他们手就别想再取 回来，于是不给，双方吵起来，小何把枪端起来就要玩命，两个警察也端起了枪。 小王则跑了出去，这个小何和小王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一支枪一千多 元钱，他们不会轻易让警察拿走，但要真的在我的窝棚里开火，无论谁死，我都 脱不了干系，如果我被带到公安局很快就会被识破。另外，如果开火，小何只能 打死一个警察，而他会被另一个警察枪毙，也许小王会在树林中打黑枪干掉另一 个警察和穿便衣的人，那我得马上逃亡，还要背上杀人犯的嫌疑。 我迎着小何的枪口走了过去。 小何厉声地：“四哥你别过来，你再走我就不客气开枪了！” 我说：“喝了两盅尿水就乱撒野，把枪给我，你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小何一愣，低头看枪，我已上了炕，从他手里把枪抢了过来，掰开枪管，两 颗子弹便掉在我的手上，两个警察行动很快，冲上炕，把小何扑倒，按在炕上， 两个人没手铐，向我要绳子，我说：“两个大哥，这不好吧！” 一个说：“妈的，啥好不好，他竟敢用枪指着警察！” 我说：“你们没看他喝多了吗？眼睛红红的？算了，先吃饭吧，把他放了算 了。” 穿便衣的干部也说话了：“算了算了，把他枪没收得了，抓他干吗？又没啥 油水，再说得给老四一个面子，他毕竟是住在老四这儿。” 两个警察放开小何，小何也害怕了，一声不吭，下地要走，我知道，他要一 走，那把新枪真就要不回来了。 我说：“小何，别走，给这两位大哥道个不是，人家也是按上级条文办事嘛， 并不是真和你过不去！” 小何站住了，帮我把饭桌放上，在开锅盛鱼时，小何说：“四哥，枪能要回 来吗？” 我说：“试试看，你听我的，他们咋说你也别发火。” 小桌放上，一大盆鱼端上，一斤白酒斟上，我陪着三人喝了起来，喝酒时我 才发现，二舅那把破枪和小何的枪一起放在一个警察的身边。 我就说我那把破枪是一个朋友放在我这儿，那枪口松，子弹跑不了十米就往 下掉，因为我种的水稻常被野鸭子糟踏，所以放两枪吓吓鸭子，还请高抬贵手， 把枪留给我。 一个警察把我的枪拿到手看了看，知道值不了几个钱，扔给了我说：“瞧四 哥的面子，枪给你留下吧，打着啥好野味别忘了给我们哥们留点。” 我说：“能忘了你们吗？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谈到那只新枪，我说罚点款算了，枪拿回派出所也得交给领导，又得罪人， 再说了，现在谁不为自己想，那小何和小王都是亡命徒，哪天扑到镇子上来个两 败俱伤……何苦呢？再给我个面子，背个枪走几十里路不如背着鱼走，回去还能 吃，我给你们每人带二十斤鲜鱼，咋样？ 一个警察说：“好，看你的面子，枪我们不拿了，鱼也不要，罚款吧！” 我问：“多少？” 他说：“一千！” 我苦笑道：“你们看我这啥东西值一千？要是我有一千块钱还住这破窝棚， 种这儿的生地？我就有一百块钱，几位大哥拿去喝杯啤酒吧。” 另一个警察说：“不，我们不要你这一百块钱。我们发现你为你的哥们儿两 肋插刀，是条汉子，所以想向你要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值一千元。” 我把桌子一拍：“只要我这屋里值钱的东西你都可以拿，把枪留下就行！” 那警察说：“好，四哥是个痛快人，我们想把你养的那头鹿带走！” “梅梅？！”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刚才这一阵乱吵，把它忘了，这两个混 蛋什么时候注意到梅梅了呢？ 警察看我犹豫便说：“其实，四哥也不必为难，这个鹿值两千块钱，咱也知 道四哥是走江湖的人，可你咋把它运到佳木斯？你雇个车，卖完鹿也就剩一千元， 这把枪不止一千元吧？再说，刚才那臭小子拿枪威胁我们，我随时可以逮捕他， 让他坐几年牢！” 另一个警察说：“四哥要是为难，就卖了鹿再拿钱去赎枪嘛。” 我强忍着怒火，笑着说：“哪里，一头鹿嘛，牵走好了！你们不说我还不知 道，这东西值那么多钱！” 一个警察得意地说：“这是梅花鹿，动物园收。” 我一想，梅梅去动物园也好，真要是回到山里去也不安全，说不定什么时候 成了猎人和警察的靶子。但毕竟养了它几个月了，有很深的感情。 我走过去，梅梅舔着我的手掌，我强忍着泪水，把一个绳套套在它的脖子上。 我不敢表露自己的感情，怕引起他们的怀疑，我拍了拍梅梅的头，在心里说：“梅 梅，我亲爱的小宝贝，我是迫不得已啊！你知道我的难处吗？”梅梅像个懂事的 孩子乖乖地跟我走到了屋外。 小何说：“四哥，别的，那把枪我不要了！” 我说：“你不要他们也放不了梅梅的，还可能给我惹大麻烦，算了，梅梅能 有这么大的用处，也不枉我疼它一场。再说，他们是想卖掉，又不是杀掉吃肉。 到佳木斯动物园也许是梅梅的福分！” 警察牵着梅梅走后，我把桌上的一大碗白酒一口喝掉了，然后躺在炕上，泪 流满面。 小何送他们过河后回来，悄悄地收拾饭桌上的剩菜剩饭，不一会，小王拿着 枪跑回来了，两个人拿着枪走了。 后来，我从那个穿便衣的干部弟弟的口中知道了他们牵着梅梅走到半路，梅 梅说什么也不走了，三个人强拉着到了公路，换了一个小四轮，就在推梅梅上车 时，梅梅挣脱了他们，飞也似地跑下了公路，那两个警察气急败坏掏出手枪开枪 了，梅梅倒在血泊中…… 他们把梅梅拖到车上，拉到镇子的酒馆里，请了一帮人吃火锅…… 我病倒了，整天发高烧，高烧中总是觉得梅梅还在我的头上舔来舔去。没有 力气给虎子和黑子弄吃的，它们便跑到草甸子上捉老鼠、黄鼠狼和野鸡吃。 大宝爹来了一回，他说黑子和虎子最近常到他家和他的大白猪抢食吃，他不 放心，便来看看，果然是我病倒了，他帮我做了一锅饭，帮我把地上的鱼网摘乾 净，挂在晒网架上，坐下来，想想，叹口气：“四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我说：“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 他点燃一支烟给我，然后自己又点上一支：“找一个女人吧！对你也是个照 顾。” 我半晌没说话，脑海里浮现出妻子和女儿，我拿出他们的照片来：“你又不 是不知道，我有老婆和孩子，” 他沈吟半晌说：“都一年多了，她还能等你吗？” 我自信地笑了，她怎么能不等我呢？我觉得这些农民想问题太实际了。李雁 毕竟是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子，她怎么会像农民们想像得那样平庸呢！她一定会等 着我们重新聚首的那一天的。 ５ 盛夏，是蚊子的世界，野鹿河边的蚊子大得出奇，多得出奇，我只有在早晨 露水还未消时去河里起网，否则蚊子会把你咬得浑身没好肉。 有一天从稻田放水回来，惊喜地发现黑子生了十一个小狗，那些小狗在黑子 的肚子上爬来爬去，还未能睁开眼睛。我好喜欢，一个一个地抱过来看，十一个 小狗中只有三只公狗其余全是母狗。凡是打猎或打鱼经过我窝棚看到过黑子大肚 子的，都让我给留一条小狗，十一个虽不少了，但也不能满足这些朋友，按照当 地的习惯，一般只留三四个，大狗也好喂，小狗也长的壮，但黑子是名贵狗种， 我也舍不得把那些无辜的小生命扔掉。 所以只好下小眼网捕鱼，有时划船到几里路外一个盲流的窝瓜地去摘窝瓜， 把窝瓜煮熟和鱼一起喂黑子。黑子只有十个奶头，我不得不在那些小家伙吃奶的 时候强行让那又大又壮的下来，让给又弱又小的。由于这些小家伙吃不饱，半夜 里总是叫个不停，我只好用喂梅梅的奶瓶装上饭米汤喂它们。一个月过去了，它 们居然都活了下来。 到了秋天，二舅才回来，原来他偷了别人的拖拉机零件被抓到了监狱里。 他说是别人先偷了他的，他到派出所，派出所不管，他就去偷别人的，这次 派出所管了，把他抓了起来。他不服气，顶撞了派出所的警察，警察便把他用手 铐铐在派出所院子的大铁门上，他只穿一条裤子，上衣被剥光，成千上万的蚊子 开始向他进攻，刚开始他还用一只手□打，后来打不过来了，打死一层又落上一 层，到了半夜，他的身上盖了一层蚊子，像是长了一层黄毛。派出所的所长走出 来，让他叫爹，他就放他。二舅说了一声：“你是爹……”就昏迷过去。 他浮肿了两个月，后来被放了，还要请政府、派出所、还有挨偷的人吃饭， 杀了过年猪，吃得一乾二净，身体好了一些，准备和我把网拦上，如能搞上几千 斤鱼，也能把借的债还一还。 于是我和他走了十几里路来到要堵鱼的地方。江水已经涨上来，鱼很多，一 片网下来，两小时去起网就会挂上十几条大鲤鱼和鲶鱼。 我们在河边挖了个地瘖子，像野人似地站进去，每天吃饭也要在蚊帐中，否 则饭盒里会掉进一层层的蚊子。 几天后，我们布好了网，半夜常听到鲤鱼跳网逃跑的声音。但二舅和我没有 发财的命，待江水撒下后，堵住的鱼全进了一个方圆几里路大的池子，那池子水 深两米，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把水抽乾。一个月的罪白遭了，苦也白吃了，那段时 间我常常被蚊子咬得两只眼睛只剩下一条细缝。 那几天，二舅常把黑子带出去，想猎熊，一只熊胆可以卖八千元钱，如能猎 到一只熊，则可偿还所有的债务。但除了猎到几只鹿包子和野兔外，并未猎到太 大的动物。黑子那几天吃得愈来愈少，好在小狗娃都能吃食了，有一大半己被人 抱走了。 一天，我带着黑子背着二舅的破枪去稻田，在回窝棚的路上，黑子突然离开 我，飞也似地向前面的草丛中射去，我尾随追去，在野鹿河边，黑子和一头又大 又壮的野猪在激烈搏斗，那野猪身上是棕色的毛，两只獠牙支在嘴上，小眼睛瞪 得圆圆的，黑子机灵地躲闪着它的獠牙，一猪一狗在荒草丛中展开了拉锯战，那 个野猪想跑黑子就在身后追，待那野猪回头咬黑子，黑子就往我这个方向跑。 我端起了枪，压上子弹，瞄准了那个野猪的头，在它跑到我面前的时候它发 现了我，于是疯狂地向我冲来，我忙扣动板机，眼前红光一闪，那头野猪扑倒在 我的面前，子弹把它的脑门打了个很大的洞。 那头野猪足有三百斤重，我赶紧回去找二舅，让黑子看着野猪，别让别的什 么野兽来吃它的肉。 黑子疲倦地趴在了野猪身边，两只眼睛温顺地看着我，我万没想到那一眼竟 是永别。 当我和二舅划船过来时，黑子已死在了野猪的身边。 二舅痛哭失声。我也非常地难过，弄不懂它怎么突然就死掉了。 我们把黑子葬在了我窝棚前。这样我和二舅每天都可以看到它。 野猪肉卖了三百多元钱，我全给二舅带上，二舅带着剩下的两只黑子的后代 回家了，把那只破枪留给了我。 6 山上又剩下了我和虎子。 虎子没有黑子机灵，傻呼呼的，我带它出去打猎时，它不像黑子那样悄悄地 跟在你身旁，而是在你前面大摇大摆地小跑，并不时回头看着我，沿途所有的野 兽都被它冲跑了，而我的枪又打不了那么远，它却常回头得意地看着我，那意思 好像是说：“怎么样？我还不错吧？” 无论怎样，我是爱它的，它使我不再孤独，有时竟然潇洒起来，觉得这大荒 甸子上的生活够浪漫了，我已完全适应了，甚至想有一天能重见天日时在这儿买 些地，搞个家庭农场，把这片荒原都开发起来。 那是我当年最大的梦想。

第十五章 遣返中国 1 黑龙江像是一条冻僵的龙，横卧在白雪皑皑的远东大雪原。 江面的雪齐腰深，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我的身后是苏联，前面是 中国；身后是ＫＧＢ部队执行驱逐我的官兵，前面两侧是中国边防部队的了望塔。 我必须小心地移动身体，我把厚厚的羽绒服翻过来，深灰色的面朝外，以和雪的 颜色相似。 前面有一个荒岛，那是一个有争议的岛，中国和苏联都把那岛划入自己的版 图，我必须尽快离开那宽阔的江面，跨越那黑黝黝的荒岛。 坐在几棵树下，我才回头向苏联方向望去，我以为ＫＧＢ的官兵该开车回营 了，但仍没有动静，我冷笑了两声，他们以为我还会潜回苏联吗？我发誓，当我 再去苏联的时候，要让他们把我当成贵宾，否则，我决不踏入这个专制国家。 可是，我的祖国比他们还专制，而且我这个被通缉的“要犯”又回到法律对 我生效的国家，以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呢？那一定会更艰难和更危险。 月亮升起来了，风在树梢上呼啸，我划了十几根火柴，终于点燃了一支烟。 去苏联时带的美国烟已经吸完了，刚才要过江时，苏联的那个少校翻译送给了我 两包烟，当时没在意，现在对着烟火一看，竟然是云南的石林牌。ＫＧＢ不许我 身上留一点苏联的痕迹，那是怕我被中共逮捕后发现曾到过苏联。按他们的逻辑， 我过江要不了几天就会被逮捕，所以他们做到有备无患。 我站起来，扔掉烟蒂，我发誓，决不让中共抓到我，我要和ＫＧＢ打这个赌！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走不出这个荒岛，我原想从林子中间穿过去，没想 到岛上全是无边无垠的灌木丛，任我再有多大的本事也难行一步，那些灌木互相 纠缠在一起，拔不开，扯不断的，而我正闯过岛子中心，找不到返回的路，只好 像条蛮汉似的使着牛劲和那个灌木及深雪斗争。后来我精疲力尽了，身上冒着腾 腾的热气。瘫倒在灌木丛中，那时只要有一条饿狼出现，我就成了他们的宵夜点 心，但饿狼只在四周狂啸，却没有到我的身边。 我环视了四周，不知前面还有多远才能闯出灌木丛。那种感觉就像是民间传 说的“鬼打墙”一样，是走不出去的。我终于向大自然屈服了，我战胜不了它。 于是我顺原路往回走，半个小时后我走回到我从江面上岛的位置。我再不敢涉足 这个黑黝黝的荒岛，我沿着荒岛的岸边走，尽管雪很深，但还是比在岛上“披荆 斩棘”省了许多力气。 绕过了荒岛后仍然是江面。 爬过江面后仍然是荒原。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踏入中国领土了，通缉令开始对我生效了。 我不知道公路和村镇距离这里有多远。我又冷又累，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找到 一个好心的人家睡上一觉。 蓦地，我发现了一条十几米宽的江叉子，两岸是密匝匝的江柳，獐狼野鹿在 江叉上走出了一条深深的小路，路两边是齐腰深的雪，我跳进那条窄路，像跳进 了窄窄的战壕。我猜测，这小路大半是苏联的野鹿踩出来的，一到落雪后，苏联 远东地区的野鹿便成群结队“偷渡”到中国境内，因为中国境内盛产大豆，而苏 联境内没有种粮食的，它们抗拒不了大豆香气的诱惑。沿着这条小路“偷渡”到 中国也许是最安全的。 路太窄，我不得不像时装表演的模特儿一样把脚走成一条直线。走了近三个 小时，我仍没发现公路或村庄。我开始怀疑我的判断；是不是又返向苏联境内了？ 我看了一下表，已是凌晨三点钟了，我离开ＫＧＢ上校他们已经十个多小时 了，但却仍没有找到江边的公路。 就在这时，我发现小路的前面有两盏绿灯一闪，我顿觉毛骨悚然，直觉告诉 我，我遇到了最可怕的东西：荒原上的饿狼。 我和那只饿狼相距十几米，互相对峙着，谁也不绕路，但谁也不能前进一步。 云彩遮住了月亮，只有冻得眨着眼睛的星星把惨淡的光洒在雪地，看不清狼的表 情，但我想它一定很高兴，因为这里是它们的世界，而我不过是一个迷路的羔羊。 我决定把路让给它，我跳上“战壕”，爬上河岸，折断一只小杨木杆，那杨 木杆是朽木，只要一用力就会断，但我举枪似的举着它，狼照样害怕，我想起一 句成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当时真的是这种情势。 那狼见我让了路，大摇大摆向前走了几步后，又一屁股坐下了。 我原以为它走过去，然后我好继续赶路，但这个无赖却不走了，我也只好有 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我把火柴拿出来，把周围的干树枝集中了一堆，把羽绒服脱 下来遮住风，点燃纸张，引燃了柴火。当火点起来时，那狼胆怯地向后退了几步， 我得意地点燃一支香菸。 我们就这样对峙着，一直到天亮。我不能前进一步，它又不肯后退一步。而 我身旁的火是不能熄灭的，这逼迫我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去周围检柴草，当太阳升 起来它大摇大摆地离我远去后，我已累得精疲力竭了。 我在火堆旁睡着了。天黑之后，我吃了几口饼干和雪，在夜色笼罩下继续赶 路。我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两条腿机械地向前移动，我真不想再走了，想坐下 来，躺下去，永远不再走这艰难的道路。 ２ 已近午夜，我终于走出了这个江叉子。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江面，西边很远的 地方闪着星星点点的灯光，那一定是中国边境的一个市镇。而苏联方面的探照灯 光则偶尔从黑暗的天空掠过。按照我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了解，那个有灯火的市镇 也许是乡一级人民政府所在地，不远的附近一定会散落着一些小的村落。 果然被我猜中，在江面上走了一段路后，我终于发现了雪橇的痕迹和马的蹄 子印，就像一个在荒莽中长期生活的人看见了人类文明的灯火。我又发现了人们 点火留下的痕迹。我沿着这些“文明”的痕迹继续前行，终于有了条车辙印出现 在江面上，沿着那深深的车辙印我终于走出了江面。 鹅毛般的大雪在无声无息地飘落，陆地上的风比江面上的风小了很多，我的 胡子和头发上已经结满了白白的霜，江岸上的雪虽然没有江面的雪深，但却很坚 硬，每一步都陷很深，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两天的跋涉况且 只靠白雪充饥渴使我的体力已快消耗殆尽。 突然我发现了黑黝黝的房子，屋子上面还有蜘蛛网般的电视天线，我怀疑自 己看花了眼睛。定神一看，没错，是一个小村庄。 欣喜之余，我又开始警觉起来，村子里有没有军队或派出所？ 我靠近村子，细细地观察，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村边放着一 排渔船，村子里黑黑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 村东头的路边上有一房舍的窗子里亮着暗淡的灯光，我跷手跷脚地走过去。 一条大黑狗猛扑上来，在高高的篱笆里向我示威。我不知所措，在这紧靠苏联的 小村，每一个生人都会被怀疑是偷渡者。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缝，一个男人向外望了望，立即想把头缩回去。 我忙喊了一声“大哥，看狗哇。” 他开门出来，双手捂着耳朵，走到门前看看我：“你吓了我一大跳！哪疙瘩 来的？” 我说：“跑小买卖的，藉口水喝。” 他把门开了，喝住要扑上来的凶犬，把我请进了屋。 屋里烧得很热，火墙下的炉子里木头火烧得正旺。炕上盘着腿坐着一个年轻 的少妇，她正在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她的脸，但她那印在墙 上喂奶的影子使我想起一幅圣经故事的油画。 主人请我脱掉羽绒服，让我坐在一条白楂的木凳上，我一坐下就再不想起来 了。 主人烧开了一壶水，给我倒了一满碗，还加了白糖。我向他表示感谢，并拿 出苏联少校送我的“石林”烟给他，他到灯下点燃，吸了一口说：“妈的，这才 是正牌石林，俺前几天买了一包石林，是他妈假货，这年头，啥都搞假的。” 我点头附和，从背包里拿出饼干给他吃，他不吃。我一边喝白糖水，一边吃 饼干。 他问我：“半夜三更从哪来，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做小买卖的，卖衣 服和电子表什么的，本来是搭车去县城的，结果车坏了。 他说，县城离这有两百多里的路程，你这样走怎么行？ 我说反正一边走一边卖货，衣服卖完了，还有些电子表。 他要看看货。 我打开破布包，从中拿出二十多块电子表任他挑选，那些表是我逃往苏联前 买的，听说电子表和牛仔裤在苏联很值钱，我当时换不到卢布，只换了一百美金， 所以买了那些电子表准备逃到苏联境内后换面包吃。没想到这回派上了用场。因 为春节近了，什么活也没有，这个时候再说找活干难免受人怀疑，再说，我穿的 衣服也不像，逃往苏联前我换了一套很不错的冬装：牛仔裤、羽绒服和登山鞋以 及绒绒帽。一看就不是农民，不过说是做小买卖的倒还很像。 这人挑了一块电子表，是戴项链的那种。他问妻子：“怎样？” 他的妻子看了看说：“挺好的，买了吧。挂墙上挺好看的。” 主人内行地说：“这表不能挂墙上，又不是闹钟。这要挂脖子上，吊在胸脯 前，好看。”他问我：“我说的对不对？” 我忙附和：“对对，大嫂要是买我只收个本钱就行了。” 那只表我卖了他八块钱。我把其他的表收好，暗自庆幸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 的身分：卖表的小商贩。 两大碗糖水喝下去，身子暖和多了，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开始打架，困意来 了，我有些招架不住，本想向主人要求睡一夜，但一想到这离边境太近，弄不好 会出事，所以强撑着站起来和主人告别。 主人告诉我，离村一里远有公路可到乌苏镇，镇上有旅店，睡一觉第二天可 搭长途客车去县城。 我谢了他。又开始向公路移动。公路像是鲤鱼背，中间高两边低，路面光滑 如镜，雪被来往的车辆压成了又硬又滑的冰，一不小心就要滑倒。公路上风很大， 而我在向乌苏镇走时正是顶风，寒风吹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但我必须走下去， 没有目的地走下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遇到一个不靠村庄的房子，那里有对什 么事情都迟钝的老人，他们能让我躺在热炕上睡一觉。 我正逆风雪走着，发现前边的路旁躺着一个人，一架破自行车扔得很远，大 雪已经把他的身子盖上了，只有头还露在外边，我走近他身旁，吓了一跳，此人 竟然能在这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鼾声如雷。 按我的经验，他一定是个醉鬼，要不了几个小时，酒力一过，他就会被冻成 僵尸。 我把他推醒：“大哥，醒醒；大哥，醒醒。” 他翻身坐起，迷迷糊糊地骂：“他妈的，给钱！不够……哥们！” 我说：“大哥，你这样会冻死的。” 他酒有些醒了，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去捡自行车，车子还没扶起来，脚下一 滑，人和车子都跌在冰雪中。 我忙走过去，把他拉起来，扶正车子，我说：“大哥，你是去乌苏镇吗？” 他打了个嗝：“嗯哪，咱是乌苏镇……镇民！” 我说：“来吧，咱们一起走吧，正巧我也去乌苏镇。” 他竟然会说谢谢。 ３ 和他一起走，我有了“安全感”。 这条边境的国防公路经常出现军队的车辆和巡逻的车辆，在这午夜时分一个 人在边境线旁的公路行走很容易引起怀疑，而和一个当地“镇民”一起走则安全 多了。 那醉汉拉着我跌跌撞撞地走。冰雪常把他滑倒，有时连我和自行车一起被他 绊倒，经常摔得人仰马翻。 他一边走一边叙述，我听明白了，他姓周，是油厂的工人，一个朋友从他手 借了三百元钱，用了一年还没还，眼看过年了，他老婆逼他去要钱，他去了，朋 友说没有钱，给他弄了十几斤冻鱼，就这样两人喝上了老白干，他心情不好，喝 的多了些。 醉汉跟我说他真不知道回去跟老婆怎么交代。老婆很厉害，弄不好连屋门都 不准他进。他和我说，他老婆常常这样，不准他进她被窝是常有的事。今天债未 讨到，回家还不知道怎么和老婆交代呢。 我安慰他：老婆就是老婆，无论她怎么凶，还是心疼丈夫的。 他点头称善，又开始述说他老婆的好处，他说他原来在县城里有一个很不错 的工作，后来就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被开除公职，注销城市户口下放到乌苏镇， 言谈中充满了对过去城市生活的回忆：“那时候，星期天放假可以常带老婆孩子 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现在完了。不过我老婆从来不埋怨我，她也知道，埋怨也 没啥用。” 我们边走边谈，渐渐地接近了乌苏镇。乌苏镇靠黑龙江的一边矗立高高的大 架子，那是边防军的了望塔。一只探照灯机械地在江面上扫来扫去。 我问醉汉：“大架子上能有几个解放军？” 醉汉说：“妈的，一个没有，那些狗小子早回热被窝睡觉去了，谁在那上边 苦熬干休的。” 尽管如此，在经过大架子下时我仍提高警惕，但是，没有人过问我们，我们 顺利地进了小镇。 醉汉问我：“大哥，要不先到我家歇歇脚，明天再赶路，天也快亮了。” 我顺水推舟，同意了，心里不由一阵狂喜，终于有一个可以躺一下的地方了。 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小胡同，我们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雪进了一家民宅，那是 一幢北方常见的茅草房，一条大黑狗狂吠了两声，当发现是他的主人回来时，忙 不停地摇着尾巴跟在我们身后，他的黑毛上布满了白霜。 屋子里的灯还亮着，显然是女主人在等自己的丈夫。 果然，当我们进屋时，我发现炕头围着棉被坐着一个俏丽的女人，她杏眼圆 瞪，破口大骂：“你个挨千刀的，我还以为你叫狼叨去了！你看看，天都快放亮 了！才知道回家！” 醉汉辩驳：“钱没要来，他说没钱，我有啥办法？” 那少妇骂道：“钱没要来不会早点回家，死人呐你？这大冷天出个好歹的咋 办？我一看你那死样子就来气……” 她突然发现了丈夫身后的我，停止了骂人，问：“这位大哥是……”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那醉汉说：“要不是这位大哥，我可真喂狼啦，他看我 喝醉了睡在道路上就把我整回来了。” 少妇忙起来下了炕，一边把我请上坐，一边埋怨丈夫：“大哥来你咋不说？ 让我丢人现眼的！” 醉汉道：“你像机关枪似的，连气都不让我喘，还怪我……给我们弄点吃的 吧，大哥可能饿了。” 我又饥又困，不想再等她去做菜了，便打开背包，取出两盒饼干和一瓶老白 干。这都是我去苏联前买的，没想到又带了回来。 我发现醉汉的两个儿子已经被惊醒了，他们俩趴在被窝里，露出两个小脑袋， 有兴趣地看着爸爸妈妈斗嘴，我把饼干扔给他们俩，又拿出一袋来当下酒菜，酒 还没烫，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顿觉那酒像冰一样从嘴里咽下去，马上又在 心中燃烧起来，我被呛得喘不上气来。那醉汉忙把酒放在开水中烫上，对我说： “大哥，不能喝凉酒，会得病的。” 少妇给我们热了两盘剩菜，拿了一小碗辣椒酱，我边吃边喝，也顾不得和他 们说话，不一会把两盘剩菜和几个剩馒头全吃光了，一瓶老白干也让我们两喝得 快要底朝上了。 吃完饭已经是早晨四点钟了，少妇把孩子往中间推了推，在炕头给我腾出了 一块地方，我一拐一拐地走到炕边，但鞋却脱不下来了。由于脚出汗，脚鞋已冻 成一体。我不敢让醉汉和妻子看出来，便不去脱鞋，头朝下蒙头便睡……。 当我被叫醒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醉汉摇着我的脚叫：“大哥，起来吃饭。” 我睡眼蒙胧地爬起来，顿觉全身上下像针扎般疼痛，我挣扎下炕，洗过脸， 少妇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饭菜：一盘炒花生米，一盆猪肉酸菜烩粉丝，一盆炒猪肉 白菜，一盘炒乾豆腐，几个又大又白的馒头装在一个编织篓子里腾腾地散着热气， 自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离开中国逃往苏联后，还未有见到这么丰盛又可口的 家乡菜哩。我垂涎欲滴，忙坐下来，醉汉盘坐在我的对面，从一个热气腾腾的大 茶杯中拿出一个烫酒的酒壶，为我倒满一大杯，我们边吃边喝。 我发现，醉汉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跟我年纪相仿，我们各自介绍自 己的生活，我把在渔村的那番话对他说了一遍，他也感兴趣地要看看表，我下了 炕，从背包中拿出来那十几块电子表给他们看，那少妇拿着其中一块爱不释手， 我乾脆就送给了她。她高兴得连说谢谢。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尽量多吃少说，那醉汉却滔滔不绝。无意中他说的一段 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离此镇一百多公里外有一原始草原，草原上不仅獐狼野 鹿多的是，还有大群大群的乌鸡，那东西很贵，一对可卖百元，他说他曾和朋友 去打猎过。 我问他在那打猎睡什么。他说他们睡窝棚。在黑龙江江叉子上有一条野鹿河， 他们在河边有窝棚，我说我也想去打猎，一个人没家，在哪还不是混日子？天冷 了，也该找个窝了。他说那块地很有前途，吃的有、烧的有，野鹿河边除了草原 就是原始树林，不仅可以狩猎，也可以打鱼，夏天下网，冬天也可以打冰眼，他 说那个欠他钱的光棍就在那片山脚下的草原混了一年，现在已经有人进去放火烧 荒开垦土地了。 我心一动，那倒是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政府，没有警察，也没有老百姓，这 对我这个惊弓之鸟也许最合适。 就在我们快要喝完酒的时候，醉汉的儿子领进了两只半大的小狗崽儿，一只 虎头虎脑的黑色小狗崽欢蹦乱跳地跑到我的脚下，咬住我的鞋带拉着玩，那模样 既滑稽又可爱，我把他抱起来，他就伸出舌头舔我的脸，我被舔得痒痒的，忙躲 开他的小嘴巴。 醉汉说：“大哥喜欢狗？” 我说：“从小就喜欢，老弟要是不介意，把这条狗送给我吧。” 醉汉说：“什么好玩意？我家那个大母狗一窝下了九个崽子，尽是公狗，和 我老婆一样。” 那少妇骂道：“放你妈的屁！我就不信你种高梁会长出玉米！” 醉汉的儿子好像不太同意我把狗带走，他靠近他妈妈说不给我这条，请我从 其他狗崽子中挑一个。被他妈妈训斥了一番：“留着那么多狗有什么用？喂你大 腿呀？叔叔抱走，是狗的福份。再说，叔叔给你的饼干你白吃了？忘恩负义的东 西。”那小男孩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噘着嘴，以表示不满。 我从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那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为许多外国记者和同学们签 字用过的笔，我把这笔送给了那个小男孩。我不能和他说这支笔的光荣历史。我 告诉他：“叔叔从小就没念啥书，但却喜欢念书的人，这支笔送给你，愿你将来 考一个好大学。” 那男孩很高兴，他告诉我他长大一点要考北京大学。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说北京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 我很感动，告诉他老师说的对。 ４ 下午三时，有通往县城的汽车，我抱着那个小黑狗崽儿，背着背包，一拐一 拐地乘上汽车，一个多小时后我下了车，沿着那条我熟悉的小路向十几里路以外 的一个村子走去。那个村子就是我逃离中国时的最后一站，表弟的表姐在那里。 我无处可去，只好先回到这里，身体复原再作打算。 掌灯时节，我终于一步一步艰难地挪进村庄，村里刚刚发电，有柴油机发出 的声音，有电视的人家已经聚满了看电视的人。小风卷起雪霰在村子中间唯一的 一条路上漫游。我避开正路，沿村边的小树林进了宪弟表姐家。 我一走进屋子便觉热浪扑面，屋子里显得很热，被擦得乾乾净净，只是没有 人。我把小黑狗放在炕上，他一点也不怯生，仍往我怀上扑，我拍拍它的脑门， 它便跳到地上，东嗅嗅西闻闻。 我放下背包，一头扎到炕上，再也不想动了。那时候就是警察进了村口，我 也不会再走一步了。 迷迷朦朦之中，我听到门吱呀声开了，宪弟的表姐回来了，她一进屋便发现 了小黑狗，惊奇地喊：“呀，哪来的小狗崽子！”惊呼之余，她发现了躺在炕上 的我，她自言自语：“这是谁？谁躺炕上睡着了，谁呢……”她上了炕、看到了 我的脸吓得妈呀一声：“是老四？四兄弟？” 我挣扎着坐起来：“表姐，是我……” 表姐急扎扎的：“哎呀，那天你走我就后悔了，这天寒地冻的，那天刮了一 天一夜的『大烟炮』，全家人谁也没睡觉，我是一个劲儿向主祷告，保佑我的四 兄弟平安。你大姐夫守着你给的收音机听 BBC，想听到你逃到外国的消息，一天 没有，十天没有，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你大姐夫说：『完了，四兄弟不是冻死 了，就是让老毛子送给邓小平当礼物了。』这下好了，活着回来了。我去给你做 饭去，你先好好睡一觉。” 我泪眼蒙胧，终于见到亲人了，多少天的屈辱都涌上心头。我哽咽着说：“大 表姐，谢谢你。” 大表姐替我脱鞋，鞋脱不下她就用剪刀剪，把鞋和袜子都剪碎了，她一边剪 一边垂泪：“啧啧，这脚完了，读了半辈子书的人，哪受得了这样的罪！”她忙 到屋外弄了一筐白雪，用雪给我搓脚，我的双脚已经失去知觉，并不感到凉。 后来，脚是保住了，磨破的地方开始结疤长肉芽，半个多月我不能下地，我 躲在大表姐家的小黑屋内，吃喝全是大表姐服侍，她把家里的十几只小公鸡全杀 光了，每天给我炖一只，这使我的身体复原得很快。 半个月后，我终于可以下地自己行走了，小黑狗也长高了许多，每天跟在我 的屁股后面转来转去，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虎子。大表姐一家人都喜欢它，刚生 小孩的外甥女小琴经常把自己的奶挤到碗里给虎子吃，这使虎子浑圆滚胖，皮毛 油亮。 在大表姐家虽然得到了很好的休养，但我每时每刻都有危机感，全村有一半 人认识我，村民冬闲没事，经常东家走西家窜，谁家来个生人有什么新闻传得非 常之快。村长也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他来过一次，我也未瞒他把目前的状况告 诉了他，他请我先安心养伤，等伤好后再做打算。春节期间，公安派出所的警察 不是回城里探亲就是天天打麻将，只要没有人告密，安全系数很大。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日子很平静，电视里每天都有江泽民、李鹏等人的 镜头，老百姓一看到他们就转台去看动画片，我想看又不敢说，怕引起人们怀疑。 大表姐不太会保守秘密，无论是亲戚还是邻里，都知道我是个大学生，但真实的 姓名并不是人人知道。 一天，村长来告诉我，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到村里调查，说是北京大学的一 位作家逃到了该市，现在全市布置查缉，争取春节前逮捕归案。我一惊：“那是 冲我来的。他们怎么知道我逃到这儿？” 村长说现在警察还在乡政府，是不是冲你来的还不知道，不过是先躲躲为好。 我十分赞同，如果警察来大表姐村调查，只要谁无意中说一句不小心的话也 会把我暴露出去的。 但是，躲到哪里去呢？ 大表姐夫说他有一个朋友，在黑龙江边开荒种地，那儿只有他一家，现在人 回内地探家去了，他在河边盖了个草房，也许那儿能住人。村长说，他也有一个 朋友，也在那开荒种地，相距也就是三五里路，闷了可走动走动。 大表姐不同意去：“眼看要过年了，到那儿去干啥？天寒地冻的，不冻死也 得饿死。” 我安慰表姐：“我又不是不能劳动，生活可以自己料理，重要的是安全。” 于是我开始准备我的东西：一面袋子大米、一面袋子面粉、一根刀锯、一柄 板斧、一套被褥、一料桶豆油、一塑料袋大粒盐、一只手电、一把菜刀、一个饭 盆、两个饭碗。还有我的小伙伴虎子。 ５ 翌日早起，一辆小四轮拖拉机载着我、大表姐夫和他的大儿子上路了。天气 很冷，我们不得不常跳下车跑步取暖。 六个小时后，我们下了车，卸下车上的物品用一只小雪橇拉着，下了公路， 沿着两道浅浅的车辙印向荒凉的雪原深处走去。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野鹿河边，而车辙印却被风雪掩埋了。我们正在争论是 过河对还是不过河对时，三只野狼站在我们的前面。虎子吓得一个劲往我两腿中 间站，我把它抱起来，轻轻地拍着他：“别怕，有我们在。” 那三只狼很不高兴地慢慢向河对岸走去，他们一定是不欢迎我们打扰了他们 平静的生活。 大表姐夫坚持走回去，明天再找路。我不同意，想继绩往前走，但大表姐夫 已经回头走了，我只好又跟他返回公路，当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借宿的村庄时，已 是深夜了。一个车马店接待我们。 第二天我们又从原路开进雪原。在黄昏时分终于找到了位于野鹿河边的那个 茅草屋。 这是一个又矮又小的的土房，墙壁是用树木拼的，然后用泥巴抹平，房顶披 着厚厚的大叶樟草，房子已被大雪埋了半截，窗子上的塑料布已经被风鼓破，像 破锣似的呱嗒呱嗒作响。我们把门边的雪清理出来，打开门进了屋，屋里很暗， 我打开手电筒，仔细地观察这土屋内的环境，这两间土屋外面是厨房，扔掷着一 些镰刀、锄头、麻绳、铁丝等杂物，一个锅台上面没有锅，看来主人走时已将锅 放到朋友家了。里间和外间没有门，过了里面是一铺长长的土炕，炕上没有炕席， 已被进屋避风的野鸭和鸟类屙满了屎，屋地上全是从破碎的窗子旋过来的雪。 我们立即动手，拿出带来的塑料布把窗子先钉好，然后钉门，清除屋内的积 雪和鸟粪，房子四周全是参天的柞树，我们砍倒了一根锯成一尺长的小段，然后 用大斧劈成木棒子，再把木棒子塞进火炕里，点燃后，看着许久不住人的土炕上 冒出热腾腾的蒸气，大姐夫说这屋不能住人，起码得烧上三天四天才能住人。我 们把带的粮食等东四安置好后，走出屋门，去寻找那个村长的朋友家，他家距离 我们这个土屋五里路左右。 我抱着虎子，迎着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跟着他爷俩在雪原上跋涉，一 个小时后我们发现野鹿河的对面有盏灯光，过了河已看见那幢土屋，院子里还有 一台“七十五型”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己被大雪埋了半截。 两条大狗扑过来，狂吠着向我们示威。一个女人把门露了个缝问：“谁呀？” 大表姐夫说：“是我呀！大宝他妈，看住你们家的赖皮狗。” 那女人把门打开，显然是老熟人，骂道：“我寻思是谁呢，是死老吴！怎不 让狗咬死你！” 老吴也开玩笑道：“寻死（思）你还不上吊？咬死我你不哭成泪人才怪呢！” 那女人突然发现了我和大表姐的大孩子铁蛋，忙说：“哟，铁蛋也来，还有 一个大哥不认识，这死老吴，也不吭一声，见面就闹。快、快进屋，这死天冻死 人的。” 我们进了屋，也是两间房，但烧得很暖和，我们脱掉鞋坐进炕里，火炕烧得 烫屁股，舒服极了。 老吴问：“大宝他爸呢？” 那女人说：说是去乌苏镇上买盐去了，说不定又耍上了，他呀，一见麻将就 迈不动步，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们做饭吃。” 老吴说：“别麻烦了，有啥剩饭热热就行了。” 那女人横了他一眼：“要是你自个来，剩饭都不给你吃！我有剩饭还喂狗呢！ 这不有客嘛！这位大哥……” 老吴说：“我小舅子，从老家来的，在家做点小买卖，赔了，出来躲躲债主。 看能不能翻点地种，不愿意种，卖也是笔钱。” 那女人说：“原来是大姐的弟弟呀，我和大姐像亲姐俩，那我就叫你大哥 吧。” 我说：“别的，我叫王老四，你叫我四哥吧。” 那女人轻轻一笑，拿起一个铝盆出去了。我说：“大宝他妈，你别忙活，有 啥吃啥吧。” 她说：“不麻烦，现成的冻饺子。” 不一会。他端上一大盆水饺来，我们守着铝盆吃了起来。当我快吃饱时才发 现，这饺子的肉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既不是猪肉，也不是牛肉，有些像羊肉，又 不完全像。那肉红鲜鲜的煮熟后成了一个蛋儿。我问大宝妈：“这是什么肉？” 她告诉我：“这是狍子肉，狍子是这儿的特产，满山都有。” 那是一种鹿科动物，食草、跑起来似流星赶月。 那一夜，我们就在那女人家睡下了。半夜，女人的丈夫回来，坐在坑边吸了 几只烟才进女人的被窝。女人小声地和他讲着我们来的经过。那男人吹熄了油灯 说：“睡吧。” 那女人说：“赢了输了？” 那男人说：“没玩。” 那女人说：“骗鬼！” 那男人已发出了鼾声。 第二天，老吴和儿子按原路回家了，我和新认识的邻居小李也就是大宝爹和 王三姐就是大宝妈东拉西扯聊天。吃过下午饭（那里的冬天短，所以只吃两顿饭） 后，我从他家扛了一口锅，带着虎子回到了我那个小草房。从此，我在这片荒原 上住了下来。 总算有个窝了。虽然四处泥巴墙，但却能遮挡风雪。世界离我很远，警察离 我也很远。 但每当晚上六点三十分或早晨六点三十分，我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时，BBC 就 会把全世界发生的每件新闻告诉我，也把逃到海外的和关押在监狱的朋友和同学 们的情况告诉我，这世界又和我拉得很近很近。 我很满足，整整半年多的逃亡和躲藏，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安全 岛了。 感谢神，我每天都向神祷告，不要让我再疲于奔命的逃了，我真的好累好累。 阿门！ 我开始让自己的思想沈下去，和自己的肉体一样，沈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原里。

第十三章 亡命苏联 1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天气很冷。鹅毛般的大雪轻轻地飘着，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已被大雪覆盖，只 露着圆圆的尖顶。 哈尔滨，满族语是“晒鱼网的地方”的意思，我青少年时代一部分时间在这 个城市度过。现在就要告别她，心里真有些依依不舍。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标 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 入“春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优先进入 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列列长队，在警 察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口么喝下等待乘车。 夜里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 造了伪装的条件── 我戴着厚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围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 眼睛，眼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 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 分证和边防通行证。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最主要大站 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 走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 个警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职工，问题 是你必须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座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职工通勤口”。小 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职工出入。门旁的警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 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个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 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 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遭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挡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发生过多次正面冲突，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 就会磨 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么样！” 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 打死强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 X，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撮着牙花子：“□，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 自己那灯火通明的警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 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蹬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离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危险最大的城市。 ２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 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光太亮，被警察认出的可能性很大。 列车里乱糟糟，烟草味、汗臭味和其它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 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 车厢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 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 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叨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 人说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叨着烟卷，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 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 的人觉得那袋子碍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 咽进了肚子。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喧起来，两个 “皮夹克” 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 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挥，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 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 开心。 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 在法国当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吊 样！” 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 说逃回黑龙江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晋禄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 该跑的跑到 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愣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燃一点说：“咋没消息， 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 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给咱碰上了？前几天 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一个小队开去了，抓住一个流浪 汉，根本不是，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让咱们小学毕业 生抓大学生，笑话！能抓到他我不也上大学了！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 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 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两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 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某 市公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去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 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还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 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 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昨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加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 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 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说:[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 来了，手里拿着四张卧铺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 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 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家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 吻……。 ３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某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 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 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双龙山的镇子，在双龙山过后有一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 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变色，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 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粗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拥有边防通行证（伪造的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 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特殊关注。我决定在桥前 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 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愈来愈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 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她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 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 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 在汽车扬起的云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躲进林海雪原。按照 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雪愈下愈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 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大雪在帮我们忙── 它 掩埋了我们的脚印，这使我们不致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 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 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 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袄，用手帕揩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 他的额头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 只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什么野兽的 咆啸。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 了也不会把它算做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杖，于是我们又站起来继续走，惟一 给我们点希望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头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 走出了山林。 而对白雪皑皑一望无垠的开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 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 掠过，我急忙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其实才走了公 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４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它车辆很难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 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停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 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杆搭了一个“帐蓬”，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 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块， 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 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湿又潮，手和 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睡熟，他枕在我 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 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 短木柴点燃“小火”，然后双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 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 积雪清了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几本杂志，然后一张张点燃。为 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太亮。我冻僵的 手在小小的火苗上暖了过来。 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 当地的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儿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 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滴 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 这两张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时常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 帕揉掉照片上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 月：早早起床好精神。” 同在一片国土，我已经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刚刚会叫爸爸的女儿和妻子了。 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 看到雪儿伸着手臂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 诉我，这半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 明天或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枪毙， 如被枪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里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 不知道何时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千里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 为女儿和妻子祝□……。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 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簇小小的火苗和一曲东北小调，留 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之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 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郁， 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钟，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 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一天中最冷的时 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 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 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被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 而且愈甩愈远…… ５ 天朦朦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 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 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 从哈尔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 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 A 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 村落的农民大多是走亲戚或置办年货的。 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吐，我想可能是食物中毒。我 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 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把车停了下来。他让我们下车，说镇上 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考，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里。我们 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 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宪 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哄哄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 盒改制的油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 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羊毛疔”，是急性的伤寒，这种病有时几个小 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 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 但有时还真有效。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 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疼痛，扎过十几次后，大表姐的锥子发生“嘎蹬嘎蹬”的响 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 的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 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 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伸入我的 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然后跪在炕上祷告，原来她是个基督徒，她向耶 稣基督乞求保守我。我又昏昏沈沈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沈沈的头也清凉了 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请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 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 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 买十盒火柴的！” 我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 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有啥事应该求耶稣。”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偷渡去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６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还把家里的鸡都杀掉了， 每天给我熬鸡汤喝。让我尽快恢复健康。 有一天我刚喝过鸡汤，表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布包对我说：“你喝了我的 鸡汤，也帮帮我，我不认识字，把这本书给我读一下。” 我打开了红布包，立刻被惊呆了，那是一本手抄的《约翰□音》。 “你信基督？”我惊奇地问。 表姐点了点头：“我信了好几年了，有时觉得活得太累，把主权交给神就好 了。” 我好久没有读书了，虽然不信耶稣，但是有书读总是好的，况且每天喝表姐 的鸡汤，也不好意思不给她读。 没想到，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每天都点着油灯读。当读到耶稣被钉在十字 架上时，我已泪流满面。那时我就想到也许有一天我会被捕，会被押赴刑场枪毙， 同样会有许多中国人麻木而又快乐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无论你 是为自己奋斗还是为别人奋斗。而耶稣临死时说的话更使我震撼：“父啊，赦免 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以后数日，表姐向我传□音，我虽然不信，但每次都和她认真讨论。这样每 天读圣经，听表姐为我祷告，伤也渐渐地好了。 表姐很重视祷告，她家里的鸡被黄鼠狼吃了也向耶稣祷告，我笑她迷信。她 说：“真的，老四，你要逃往苏联，万一遇到麻烦，你就求神，向神祷告，神会 帮助你。”为了不使她不高兴，我应景似的答应了。 姐夫和宪弟每天到边境“侦察”。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边防军，哪有 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不知道。 万事具备，只等我身体复原就可以行动了。 一日，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 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 弟一起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 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乾了 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我一只“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乾，朝我亮了底说：“有 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慢慢地喝酒，点头附合。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掩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 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 会出卖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村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 说是我可能逃到 A 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他表姐家带来灾难的， 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急匆匆拿起笔，脑海里浮现妻子和女儿的脸。我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 算是留给她们的遗书。我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 雪儿： 今天是你两周岁的生日，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爸爸本来想在昨天 就给你写这封信，由于情势险恶，爸爸紧急转移了，今天看来还安全，爸爸拿起 笔来与你长谈。 在我的面前，摆着你的一张照片。那是你妈妈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你刚满十 五个月的时候拍的。照片后面有你妈妈的题字：“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精 神！”照片上的你真是一个美丽的小天使！你躺在大床上，伸着舌头顽皮的微笑， 翘翘的小鼻子、胖胖的圆下巴，圆圆的脸像是熟透的红苹果……“这张照片是你 妈妈寄到北京大学的，爸爸的同学们都说雪儿是一个小美人。爸爸听了好开心！ 自从爸爸和叔叔阿姨们走向天安门广场到现在，你的这张照片始终放在爸爸 的贴身衣袋里。当爸爸在绝食饿昏后苏醒过来时，看到你那迷人的微笑心里有多 么甜美啊！为了雪儿、为了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幸福，爸爸可以忍受饥饿、甚至 流血牺牲。你现在还小，和你谈这些还为时过早，但你终会长大成人，到那时你 会理解我们的。 “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独裁者竟动用了几十万军队对手无寸铁的人民 开枪。然后，他们动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将这场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 乱”，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终有一天，人民要清算这笔血债 的。 今年六月十三日，独裁者向全国通缉了爸爸和其他二十名叔叔阿姨，有的叔 叔阿姨被捕入狱，有的叔叔阿姨逃到了国外。爸爸没有走，也一直不想走，爸爸 舍不得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也舍不得我的雪儿啊！ 在这半年多的逃亡生活里，爸爸每时每刻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中国铁路公安 局长下令，一旦发现爸爸，可以当场击毙。爸爸现在十分危险，我甚至不知道能 否安全地写完给你的这封“遗书”…… 窗外飘着雪花，世界洁白一片。望着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今天… 那一天傍晚，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焦急的等待，等待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那一天，窗外也飘着这样的雪花，于是，你来到了这个寒冷的世界，哭得嘹 亮，像吹响了进军人生的号角！当医生张阿姨把你交到我的手里时，我被你震撼 了！你是那样的弱小，弱小的令人心痛！当你进入我的怀抱时，你不哭了，两只 黑黑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于是，我知道了我的责任…… 我亲吻了你的小脸蛋，发誓让你幸福快乐地长大成人，像小树一样茁壮，像 雪一样纯洁，于是，爸爸妈妈为你取了“雪儿”这个名字，你能理解我们的祝福 吗？ 当时，爸爸是一个穷记者，妈妈休假没有工资，经济不很宽裕。每天夜里， 爸爸都要写作到深夜，为了赚些稿费来给你买营养品。每个月，爸爸妈妈精打细 算，把你的奶蛋买全后，剩下的一点点钱就是爸爸妈妈的菜金。你妈妈没有奶， 每天夜里你都要吃七、八次奶，爸爸妈妈轮流睡觉，为了让你能吃好。第二天爸 爸还要起早上班。爸爸妈妈消瘦下去了，可是雪儿却一天天的长大，我们心里多 甜美啊！ 不久，爸爸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爸爸少年的梦想。上学后与你在一起的时 间少了，但爸爸每次回家你都有新故事。你会爬了，开始牙牙学语，爸爸写作时， 你常坐在爸爸的怀里，在爸爸的纸上写呀画呀，你喜欢书，常常一个人拿着爸爸 的书翻呀看呀，好像真的会读似的，看着你，爸爸好满足！ 可是，这一切都被独裁者的血腥镇压摧毁了。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和爸爸一样 不能回家，有许多的叔叔阿姨被捕坐牢，还有许多叔叔阿姨已经献出了鲜血和生 命……多少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爸爸也回不了家，见不到我的雪 儿…… 雪儿，爸爸要走了，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风雪很大，路很遥远，爸爸是 坚强的，不怕风雪，但是爸爸牵挂着你啊！今后的日子，你和妈妈相依为命，日 子多是艰难困苦，你从此失去了父爱，你注定要比其他孩子多品嚼生活的苦涩， 爸爸对不起你，原谅这个不称职的爸爸吧… 当爸爸即将告别这个苦难而又难舍难分的祖国的时候，多想亲吻我的女儿， 和你道一声再见… 雪儿，你知道吗？这封信也许是爸爸留给你唯一的遗物，等待爸爸的也许是 死亡，也许是终生坐牢或长久的与你分离。 如果爸爸死了，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为爸爸采一簇小花放在爸爸的照片 前，那样，爸爸会和你心心交流，保佑你的平安，给你生活的勇气。 如果爸爸没有死，我们父女就会有相聚的那一天。爸爸期待着那一天，与我 的女儿相聚，与你的妈妈团圆，雪儿，坚信吧，这一天终会到来的！ 再见吧，我亲爱的雪儿。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好好读书，等着爸爸。 永远爱你的爸爸 一九八九年岁末 写于逃亡路上 写完信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 旅行。 然而，我决定── 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的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 宽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 背带。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大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 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 的 BBC 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台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 BBC 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腌黄瓜唏哩糊噜吃了起来， 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乾了几杯白酒。 表姐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山路去教堂做 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还用围裙边擦眼泪边说：“兄 弟，多吃点，想开点，主耶稣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 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 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宪弟穿上皮大衣：“明 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表姐夫说：“不可能吧，他和我是多个脑袋差 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 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 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７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滔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 巴契夫领导的苏联了，而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 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巴契夫对天安门的镇压“深表遗憾”。 这给我以自信：他们 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 衣挡住风头点了一支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是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 处是一个高高的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 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 啦啦的飘。不知为什么，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 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 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红旗下激动不已， 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 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五星红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 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 内。而我却对着祖国那片生我养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 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双亲、妻子和女儿。我说： “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哭了。自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 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来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 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亲爱的□ 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有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朦朦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 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 你说，这是我对她惟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的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交界线，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8 四个小时后，我终于逃到了苏联。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松 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 美丽的树林，皑皑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 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了，而是野狼和黑熊。在这野狼和 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 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 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 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 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切，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 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 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林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兔子、 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渐暗下来，鹅毛般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愈刮愈大。 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找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 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 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菸炮”，十分 可怕的，它常常把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大雪中。 突然，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 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我跑过去避风，暗哨内已有 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 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较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乾粮，但好景不长，几 个小时后，大烟炮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 去。 去哪儿呢？ 逆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 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 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找去。好在是顺风， 我被大风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色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 近了那幢“大房子”── 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铁皮 棚的里面，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 为牛羊过冬的草料。十几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是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 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 了，两条腿就和断了一样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 的寒冷中打着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 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 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哮，而声音 也似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 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 风雪一不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立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 堪，勉强拉到棚外，但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孤独、 恐惧、寒冷，无助和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 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去了知 觉。 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 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我喝了几口酒，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 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藉着火光看见附近 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 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命，我不再孤独， 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 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 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孤嗒孤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架上 解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身上的汗水很快结成了冰，我上下牙不住的抖颤，人开始发高烧，我知道， 在这寒冷的西伯利亚暴风雪之夜，我活不到天亮的……。 我突然想起临行时姐姐对我说的话：“孩子，你要祷告，耶稣会帮助你。” 我虽然还不信，但真的开始祷告，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向主耶稣祷告、求神保佑我的父母、妻女、也保佑那些被捕坐牢的同学。 我说神啊，如果你存在为什么不让我死在天安门广场，却让我死在这荒无人烟的 大雪原？我跪了下来，向神诉说我的乞求：“主啊，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 命’，我求你给我寻求真理和生命的道路吧。” 就在我昏迷之际，彷拂一道大光照进黑暗，我顿时温暖极了。我睁不开眼睛， 但一个声音说：“你死不了，你要为我的名奔走。” 就在那一刻，我成了耶稣的信徒。 大光消逝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 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第十一章 二十一人通缉令 天津火车站。 1 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新建的大型火车站那宽敞明亮的候车 室里，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十个人在候车。我是候车人中的一个。 北京的屠杀已经波及到了天津，而对我们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据说也 已下达到全国各地公安厅、边防检查站。天津距离北京最近，对我们的搜捕很快 就会开始。只不过现在那些刽子手还没腾出手来罢了。 三天前，我在通县扔掉了自行车，换上了一个小型面包车，没想到在车上遇 到了四位文坛好友，那四人两男两女，都是当时最走红的青年作家。大家一阵激 动，不禁唱起了《国际歌》，那个开车的小伙子手上缠着白药布，他说他在六月 四日清晨屠杀时把面包车当救护车救了二十多个伤员。他还说：“北京完了，搞 学潮那些天北京人多好！连小偷都罢偷了，那些小青年都变得和文明人似的，现 在可倒好，满城市的仇恨，中国人呐，就自己整自己。” 到天津后，我立即把妻子托附给朋友带回太原，我不能让她和我一起过逃亡 的生活。那对她来说会太残酷了。另外，我的女儿小雪才刚一岁大一点，她不能 没有妈妈。 分手时，我们似乎都意识到这是生离死别，在我吻别她时，我感到她的嘴唇 是冰冷的。我忽然想起这几天没能找时间和她好好谈一谈。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常 常后悔那时没和她好好谈谈，当她和我办理离婚手续后我又想起最后分手的情 景。觉得如果那时谈清楚也许不会出现现在的结局，后来一想，也未必，也许天 意如此。 我独自站在天津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像一只飘飞的风筝，不知自己将飘向哪 里。火车已经没有正点的车次了。电脑版上显示的车次只能做为参考。 两位作家朋友前来送我。我马上要告别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从此，张伯笠这 个名字应该是别人的了，和我这个肉体没有任何关系才对。 “去哪里？”朋友问我。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占一卦吧。”年长的作家说，他善此道，面相、手相他都会，我过去以为 那是他哄小女孩的伎俩，从不相信。不过，这时我倒是犹豫了一下。 他知道我从来不信他这一套。便说：“那么猜个字吧，你写一个字，随便， 写什么都可以。” 我接过他的纸笔，略一思索，写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字。那时我们所有 的一切都和这个字有关联：与“共”产党对话，批判“共”产主义，从信仰“共” 产主义到与之决裂，“共”产党的残酷屠杀，妻子能否在危难之中“共”患 难……。 他一本正经地看着那个“共”字，然后朝我一笑，那笑显得莫测高深。 几名警察从前面走过来，我们每一人点燃一支香烟，操起天津口音聊起了天。 待警察过去后他说：“你这个字我看不透，这怪我此道不精。不过这共字上半部 是北字，你往北走是为上策，中间的一横可视为江或河，下半部是一个八字，这 个八字跟你有关系，但我现在解不出来，等你以后验证吧。” 另一位年轻一些的作家不以为然：“我倒觉得应该往南走的，伯笠将来在国 内面临的只有被追捕，坐牢或处决的危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鱼死网破，只要 逃到香港，就会申请到西方政治庇护。而从北部只有被捕的危险却没有逃出去的 可能。” 后来还是我做了最后定夺：哪列火车先进站我就蹬哪列火车，去南去北看天 意吧！ 凌晨三点钟，一列从山东济宁开往黑龙江佳木斯的直达快车进站了。 在我蹬上这次列车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逃亡道路，那噩 梦一样的生活伴陪我整整七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２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公开 通缉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这二十一人有王丹、刘刚、杨涛、封从德、王有才、 张伯笠、熊炎、柴玲、吾尔开希、梁擎瞰、周封锁、张铭、熊炜、王治新、张志 清、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芳、王超华、李禄。 那天晚上，我在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城市的朋友家中，我那位朋友是一位作家， 我是十二日到他所居住的城市，然后给他拨了个电话，他到火车站将我接到家中。 就在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中共公安部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对 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从那里我们也得到了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要求 政治庇护的报导。我预感到第二天我的通缉令就会出现在电视萤幕上。 朋友为我炒了几样清淡的小菜，打开一瓶红酒，我向他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日 日夜夜，他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当时钟敲向二十一点时，他打开了电视机。 中央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联播头条播发了王丹等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缉令 说：王丹等二十一名高自联头目和骨干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他们 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现已畏罪潜逃，命令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公安厅局、边防口岸检查站以及机场车站严加检查，决不能让他们逃到海外， 一经发现，立即拘留，并告北京公安局。 通缉令并警告全国老百姓，有胆敢窝藏这二十一个学生领袖的将严加惩处。 然后电视萤幕上出现了王丹的照片和特徵描述。我的朋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说：可别有你呀，千万别有你……。 此时，我的照片出现在电视萤幕上。那可能是“雷子”在天安门广场偷拍的。 我戴着一顶遮阳帽，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讲演。照片下是通缉我的文字，我随着 中央台那个叫张宏民的主播的声音向下看去： 张伯笠，男，二十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 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我朋友把手握得更紧。我感觉到那手在颤抖，而我此刻却不像刚才那么紧张， 长长舒了口气，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然后去看其他同学的通缉令。我发现 中共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上用了许多贬意词，如王朝华三角眼啦，李禄地包天啦， 遂狠狠骂道：“妈的，真他妈卑鄙。” 我的朋友突然一拍手：“你的家乡话还真标准，这对你太有好处了。” 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我对他说：现在通缉令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估 计新华社也已经发了通缉令照片，明天就会出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那样我 不可能再公开活动了。所以必须乔装改扮，最好进山里，先躲过这段疯狂的追捕 再说。 他说：你现在哪也不能去，一般不知道我们认识，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再 说，进山要经过边防检查站，恐怕很难混过去，我们很难搞到合法的进山的手续， 如身分证，边防通行证，防火证等等。 夜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客厅里踱步。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似乎要冲刷什么。 我就如一只困兽，被关在一个四周都是棘刺的笼子里。 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如果在这里被捕会牵累朋友，他有妻子，有孩子，如 果他和我一起坐牢，会使我永远心不能安宁。回老家呢？危险性更大，警察会把 我所有的亲戚家都监控起来，我投奔那里等于自投罗网，虽然父母亲已搬到石家 庄多年，但中共警察对望奎县的控制一定是很严。妻子和孩子处更不可思议，她 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况且我的岳父大人和内兄都是警察。长春有哥哥和表姐，一 个是警察一个是官员，况且我从未去过长春，而现在又和长春相距两千多里路， 也许还未找到他们，警察早已捕到了我。 去哪呢？偌大个中国，难道真的就没有我的存身之处？我不相信！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城市，先回到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再说，那里的朋友多， 也许有办法。 我分析了中共会如何对待我们。邓小平在六月九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首长 的讲话里已经明确指示：“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能有！”那恶狠狠的 表情我永远也忘不掉。按过去的惯例，中共对“反革命组织”的首犯大多是肉体 消灭。而这次他们付出了撕破假面具的代价和党内分裂的代价才把民主的火焰扑 下去，对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当然是恨之入骨，所以不能有侥幸的幻想。 那个杀人机器已经开动，司法机构已经“从重从快”处决和重判参加八九民运的 人士，所以，如果我被捕，也许比吾尔开希判的还要重，共产党深知像我这样的 人 他们是“改造”不过来的。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两包万宝路香烟被我吸得一支不剩。 第二天，朋友上班去，将我锁在家中；我像一只老鼠一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一点声响。而窗外的警车不时呼啸而过，使你觉得那就是奔你而来。 我觉得已经被宣判死刑，逃出去不可能，只好默默地等待行刑者的到来。 他家来客人我就要躲到地窖里，那几天的大雨使他家的地窖积了两尺深的 水，如果客人坐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和坐水牢一样，忍受着冰凉、潮湿和跳蚤的 袭击。晚上，一打开电视就是那血腥、恐怖和令人心痛的画面： 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封锁第一个从西安被捕，出卖他的人竟是他的一奶同 胞的姐姐，我的朋友气得把酒杯都摔了，如不是我拉着，看来电视机他都要砸。 第二天他从单位回来告诉我，全单位不管男女职工还是干部工人，没有不痛骂周 封锁姐姐和姐夫的。“那对狗男女就知道升官，连禽兽都不如！”她把周封锁的 姐姐和姐夫称为“狗男女”。 我告诉他，我姐姐的丈夫也是警察，但他决不敢出卖我。 他问：“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他怕我姐。” 他大笑：“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还没等中共抓到你，你自己就吓死了或愁死 了吧？” 周封锁被捕后，紧接着我的好友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熊炎在内蒙古被捕，电视 屏幕出现了他被押回北京的镜头，几百名持枪荷弹戴着钢盔的士兵如临大敌，而 熊炎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地走下火车。 接着又是我的好友杨涛在甘肃被捕，电视镜头同样是被押回北京时，军队警 察如临大敌。杨涛是福州人，在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中，他年龄最小，只 有十九岁，但他常常表现的比实际年龄要成熟。我还记得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时 他向我要了一支菸，那是一包云南的阿诗玛牌香菸，我给了他，问他为什么不自 己买烟，他说没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筹委会主席，北高联最后一任主席，北大 的捐款几十万人民币都在他手里，他却不动分毫。 不几天，另一个北大出身的学生领袖刘刚在保定被捕，我的朋友甚为不平： “真怪，怎么被捕的都是北大的？” 那几天，清华的熊炜和北影学院的马少方等相继自首，我心里很难过。中共 虽然总是讲主动投案自首可以从轻处理，但这次他们轻不了，坦白也好，顽抗也 好，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只短短几天，二十一人有近三分之一被捕，我不得不佩服中共公安和秘密警 察的能力。同时也觉得悬在头上的那支达摩利斯剑又下降了几寸，几乎可以碰到 头发了。 六月十五日，我不想等了，决定明天启程。逮捕也好，免得每天受这种精神 折磨和让朋友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朋友在那天晚上把孩子拍睡后来到客厅，他见我在沙发上坐着还没睡，便说： “要不然，要不然……自首……。” 我说：“我明天就走，但我决不会自首，因为我们没错，杀人的是他们，罪 犯是他们，让我向杀人者自首，那还不如你杀了我。” 他说：“我是为你想，我不能想像你这样优秀的人被他们枪毙掉，如果自首 大概不会判死刑。只要活着就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你想想，邓小平都八十四了， 他还能活几年？再说，你也该为你妻子和孩子想想……。” 他一说起妻子和孩子，我心如刀割，这几天夜里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出现 雪儿那粉红的笑靥。真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到女儿。妻子我倒不很担心， 她才二十几岁，将来可以选择新的生活，组成新的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 逐渐地把我忘掉……。 我打开我的背包，从中拿出一叠钱，那是我所有的经费。还有二千七百多元。 我拿出两千元给我的朋友，我告诉他：把这两千元寄给我的妻子，这两千元钱可 以够她们娘俩一年的生活费了，加上家里的存款，还能支持几年。 朋友愣愣地看着我：“那你呢？你现在需要钱呀！” 我说：“我还有几百元，足够了。也许明天在火车上就要被捕，如果能找到 安全的地方，我会自己养活自己，这你放心。” ３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下午四点钟，我离开了朋友家向火车站走去，我身穿 一身武装警察的少校服装，戴着变色眼镜。朋友说，连他走到街上都认不出我。 那古老陈旧的火车站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一队新入伍的武装警察也不排 队，呼三喊四地挤进检票口，气得那位检票的姑娘一个劲儿喊我：“喂，那个当 官的，管管你们的人，还警察呢！一点水平都没有！” 我恐怕她再喊我让车站的警察认出我，忙快步挤到检票员身旁，低声告诉她： “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个部队的。” 那检票员小声嘀咕：“反正没一个好玩意儿！” 我被她骂得一愣，但想，她骂的是武装警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穿 的是武警的衣服，而真实的我却是武警四处追捕的要犯。我甚至盼那个检票员多 骂几句。 火车上人很多，没有空闲坐位，一个喝酒的大汉一人占了两个人的位子，看 我站在那瞧他，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又黑又脏的臭脚丫子移开：“大哥，坐吧， 这人多，就得多将就点。” 我谢谢他，把提包放在行里架上，正巧列车长走过来，我忙问他有没有卧铺， 他瞧瞧我，我递上去一支万宝路香烟，他看也没看就拒绝了。告诉我：卧铺满员。 根据我过去在铁路跑记者的经验，连烟都不收的列车长那准没戏。所以我乾脆不 再找他麻烦，也省着自己麻烦。 列车上检查的极为严格，三人一组的警察在车厢里走来走去，牢视着每一个 旅客的脸。这是黑龙江省境内，而刚刚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只有我是黑龙江 人，所以他们的重点是针对我而来的。 我把帽檐压得很低，和那个喝酒的大汉聊着天，尽量使自己表现得自然。 那大汉一边喝酒一边吹他的儿子，一个坐在他身边抽着高级香烟的十四、五 岁的孩子，说他枪法如何准，如何在山上打“飞龙”，如何敢和森林警察以枪对 峙。他说他儿子专抽好烟，这些年他倒卖木材发了大财。就这么一个儿子要好好 培养：“念书不行，这小子不是念书的料，将来不受人欺侮就行。” 我一边喝酒一边应酬他，但我不敢多喝，怕酒后失言暴露自己的身分。 果然，谈话涉及到了“六四”，那二十一人通缉令成了全中国老百姓议论的 中心话题。 那大汉说：“大哥，你这时出差，是有任务吧？” 我“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他。 他说：“是抓王丹他们吧？” 我说：“不是，我去搞一个外调，部队有同志要转业，我先帮助联系一下。” “转业对了，这他妈部队还有啥干头？尽挨骂？”那大汉拔下一个烧鸡腿边 吃边说。 我假装不知：“挨谁骂？” 他说：“大哥，我不怕你生气，谁不骂呀？在天安门大开杀戒……。” 我忙制止他：“你喝多了，这话可不能乱讲罗，在北京那是镇压反革命暴乱 嘛！小平同志不是讲的很明白吗？” 那大汉还不服气：“我听不明白，他八十多岁能讲什么明白话？我老爹才七 十多，整天说胡话，你问我儿子。” 那个抽高级烟的少年吐了个烟圈：“我爷爷早就老胡涂了。我爸要听他的， 能有现在这么有钱吗？” 那大汉得意得两眼放光：“就是嘛，大学生嘛，小孩子嘛，提点意见就开杀 戒，这是啥玩意儿？前两天我看通缉令，妈呀，不是北大的就是清华的，真白瞎 了，我儿子要是能考进北大，让我管他叫爹我都乐意。” 周围的乘客传来一阵笑声，我怕他把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儿，就小声警告 他：“你喝多了，小心祸从口出。” 他突然一愣，好像才知道我是警官，忙说：“我喝多了，刚才的话就算是我 放个屁！” 已经进入夜间行车，我昏昏欲睡，但又不敢睡，那大汉已趴在小桌上打着响 亮的鼾声。 ４ 凌晨，列车进入了中国北方的一座大城市，这个城市我非常熟，连这个城市 的铁路警察我也熟，我曾做为警官学校校长的客人到过这个城市，而现在，这些 毕业的警官执行的却是逮捕我的命令。 列车进站了，站台上每隔二十米就有三个警察，他们全副武装，披着雨衣站 在蒙蒙细雨中，等待着列车。 我有些紧张，难道他们发现了我在这次列车上？ 列车停稳了，警察们飞快地上了车，每个车厢三个警察，他们把手枪和冲锋 枪提在手中，仔细地辩认每个乘客的脸，然后再向手中的一个小册子对着。我知 道，他们手中的小册子准是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 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我这面逼进。他们如果觉得哪个人值得怀疑便会让你出示 相应的证件，然后仔细盘查。我的坐位紧靠餐车，按顺序他们要最后才能查到我。 在查到距离我不远的地方，警察查出了一名身带传单的大学生，那些传单是 从他的旅行包里查出来的，警察让他把身子背过去，然后在身后给他戴上手铐。 整车厢的乘客都被震惊了，纷纷站在坐位上看热闹，立刻，我被那些站起来的乘 客淹没了。 “这叫秦琼背剑！”一个乘客很内行地说。 喧闹声中，那个被“秦琼背剑”的大学生被押下了车，走在后边的那个警察 只是向我坐位这个方向望了望，他显然已经看到了我，但他更放心地下车了，我 想那一定是因为我是武装警察“少校”的缘故。 列车终于开出了这个恐怖的城市。我长舒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紧张旅行， 我真感觉到累了，便趴在小桌上睡着了。 ５ 我没有到哈尔滨，而是在距离哈尔滨还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 小站也有警察，不过那些警察显得土头土脸的，叨着烟卷，敞着怀，口么五 喝六，一副鱼肉乡里的样子。 我下车出站，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在站外乘坐个体户的大客车时，那个售票 的大嫂竟给我打八折，我说算了，反正是公家报销，就别打折了。她忙给我找了 个坐位。一个小时后，我在距离一个县城二十里路左右的一个站下了车，再步行 十余里路，我就会走到一个叫张家窝棚的村子，我一个堂叔和堂婶就住在这个村 子，虽然这个亲戚快出五代了，但我小时候常到他家来过瓜秋，感情处得很好。 我分析，中共公安部门也许不会这么快把我所有的社会关系全摸透。 走下公路，进入了乡间小路，路两边种的玉米已到腰部，正是锄二遍草的时 候，农人们在各自的庄稼地里挥汗劳作，我用脚踢了踢土地，立即飞起一股白烟， 看来土地有些乾旱。 远远的望见了堂婶家的村子了，十几年没来了，村子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路还是土路，只不过加了点沙子，护村的林子倒是长得又高又密了，掩映着一幢 幢的土房。 我怕引起人的注意，脱下了少校警服，把衣服和帽子塞进了背包。 天气很热，蝈蝈在麦田和豆田里是比赛着歌声，把乡间的中午衬托得更加宁 静，路上没遇到一个行人，也许都在睡午觉和在田里劳作。我口渴得要冒烟了， 也饿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到堂婶家喝上清凉的井水，吃上香喷喷的小米饭，便 不由加快了脚步。 蓦地，我发现乡下的土路上有几道清晰的车胎印，那是军用北京吉普二一二 的车胎印。我忙蹲下身来，仔细研究起来。 车胎印是通往村子里的。而像张家窝棚这样的落后决不会有人养这样的小吉 普车。难道警察已经来了？ 我忙闪进林子，偷偷地向村子里了望。村里很静，偶尔能听到母鸡下蛋后咯 咯咯咯的叫声，似乎没什么异样的迹象，我准备再向村子靠近一些，看个清楚再 说。 就在这时，村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我忙闪进林子深处，透过树的枝干观察着 一步步走过来的那个人。 我觉得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很眼熟，当她走近时，我看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 个老太太很像我的婶娘，难道这么巧？ 老太太走近了，没错儿，是我的婶娘！尽管十多年没见，尽管她已经满头白 发，我还是认出了她。我小的时候，婶娘没有男孩，爸爸险些把我送给她做儿子。 我从树林中闪出，轻轻唤了一声：“婶娘。” 她一愣，突然看见了我，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游移。我小声说：“婶娘，我是 伯笠。” “是小伯笠？”她忙走上来抓住我的胳膊。那满是青筋的手把我抓得牢牢 的，就像我会立刻飞走似的。她的眼睛闪过一丝泪花：“小伯笠，你真的来 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马上把她拉进树林。我问：“婶娘，你先别激动，告诉我， 是不是『他们』来了？” 她点了点头：“嗯，他们来了，有好几十人，三部小轿车呢！” 我说：“都是些什么人？” 她说：“都是警察和武警，有县里的、省里的、还有北京的。现在正在大队 部吃饭呢！” 好险！要不是我提高了警觉看到了车胎印，要不是婶娘从村子里走出来，我 只要一进村便会被逮捕。现在，我反而镇静下来，拉着婶娘坐下来。我问婶娘： “警察是怎样盘问你的？” 婶娘叹了只气说：“前些天就在电视里看到了通缉你的镜头，乡亲们天天上 家来，问有没有你的信儿，我想你也许逃到外国去了。今天上午我正睡午觉，就 听警车响，村长领着十几个人进了家，整得鸡飞狗跳的。” 我说：“他们吓唬你了？” 她说：“那倒没有，一个北京来的官说话还挺和气，他说你是什么『高自联』 的头头，要把你们找回北京去了解情况。我说我那个侄儿没来，再说，我都十几 年没见他了，长啥样我都忘了。那个长官说：『都是年轻人，难免犯点错误，他 要是躲到你这来，你就告诉我们，可别让他乱跑了，这世界挺乱的，别遇到坏人， 出点事儿就不好了。』我说：『嗯呐，来了我就告诉村长。』” 我暗自好笑，魔鬼总要把自己扮成天使。 我问婶娘：“你从村里出来要干什么去？” 婶娘说：他们走了后，我又睡觉了，做了个梦，梦见你表妹家的猪生了一窝 猪崽，全卖完了，就剩下一个小黑猪崽没人要，我想把小猪崽抓回来养到过年也 许能换几个钱，就出了村来。没想到碰上了你，这真是天意。 婶娘说：走吧，到你表妹家去，先吃饱饭睡一觉再说。 我摆摆手，拿出烟来，给婶娘一支。我们娘俩默默地吸完了一支烟。村里的 警车还没开出来。我这时真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表妹家有没有警察，还不得而 知，于是我让婶娘先去，如果有警察，就派人给我送个信，顺便带点吃的和水。 如果没有警察，就让表妹或表妹夫来接我。 婶娘走了，向另一个村庄走去，我的表妹就住在那个村庄。 半个小时后，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农民把车子停在了我的面前。 “四哥，我是铁柱，是你妹夫。”他自我介绍。 “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四哥。” “嘿嘿……”他憨厚地一笑：“这几天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 “你不怕吗？这要坐牢的？” “四哥这话就说远了，咱们不是亲戚吗？要没这事，你在北京大学当作家也 没空到咱乡下，那我也还是没福见到你，嘿嘿，这回见到你了，咱哥俩有缘，走， 回家去！”他拿起我的包装进一个麻袋里，然后放在单车的后架上。 我问他：“警察没到你家吗？” 他大咧咧地说：“没有！中国没那么多警察！” 一路上，我同他聊起了这两年农村的日子，他说他前两年贷款买了一台小四 轮拖拉机，种了二十多亩地，吃穿不愁，养车操心，他把小四轮卖了，又买了两 匹马；“还是养马好，我小时候就梦想将来自己有匹马。”他说，“你表妹身体 好，能干，大儿子上小学了，小儿子也一岁了，这日子马马虎虎过吧。” 他问我有几个孩子，多大了。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小女儿，叫小雪，才一 岁大一点。我告诉他我前年才结婚。 他憨厚地笑笑：“我老丈母娘就说你挑花眼了，连县长的女儿、军长的女儿 都不要，现在这个四嫂一定不赖！” 说话间到了村外护村林，村子里很静，看来农民都下田做活了。 表妹家两间土房，很大的院子种着黄瓜，两红柿、豆角、茄子等各种蔬菜。 婶娘和表妹正在 面 条，收拾得乾乾净净的炕上摆着一个小方桌，小方桌上摆着 几样炒菜、啤酒和饮料。我实在饿了，和表妹打过招呼后就风扫残云般吃了起来。 两瓶啤酒，三大碗面条下肚，我才感到肚子里有点底了，自天安门广场绝食 后，我最怕的就是饿，一饿就心慌，无力。 酒足饭饱，我仰在炕上点燃了一支烟，一边吸一边听表妹夫妇和婶娘在争论 把我藏那儿。我知道，现在黑龙江省公安厅一定是动用了最大的警力来搜捕我， 既然像婶娘这快出五代的亲戚家都来了，那更近枝的亲戚更不用提了。那么他们 在这一层面上找不到我，就会通过他们的子女，亲戚再寻找我。我估计用不了多 久，表妹家也会被警察光临。所以，此地不宜久留。但是去哪呢？ 表妹夫说去河套，那个呼兰河和松花江交汇处有一望无垠的荒草滩，是周围 几县农民放马放牛的好地方，我们可以到那去放马，躲过这段疯狂搜捕期。 “牧马人？”这主意不错。 我让表妹打盆水来，然后把长发伸进水中，浸湿后我把剪刀交给表妹：“都 剪掉。” 表妹的手艺还真不错，剪发后，照照镜子，人变了个样，那是当地农民喜欢 理的寸头。 我脱掉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子，白色的绒袜，只穿了一条内裤走到院子的 小园，捧起乾燥的浮土而向空中扬去，飘洒下来的土面落在我汗渍渍的身上，不 一会，我的身上就印满了“地图”。 换上表妹夫最破的衣服，看不清颜色的白背心上的几个洞可以清晰地看到我 画满“地图”的肚皮；一双露脚指头的破布鞋，一条破旧的蓝裤子，一腿挽高一 腿挽低，一照镜子，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整个一个“山炮”！ 从炕上拿起一包劣质黑杆烟，叨在嘴上一支，把高级打火机扔给表妹的小男 孩，用当地的火柴点燃，然后问婶娘和表妹：咋样？ 表妹趴在婶娘怀里失声痛哭，她抽抽泣泣地问：“妈，这到底是咋的了？” 她的刚上学的小儿子拿着我的高级打火机，戴着朋友采访汉城奥运会回来送 我的奥运会纪念：一顶极漂亮的帽子，拉着他妈妈的衣襟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猛吸了一口烟：“表妹，别哭，别吓坏了孩子，你说，我现在像不像农民？” 表妹含泪点头：“像……。” 我说：“这就对了。我也不和你们说这值得还是不值得，这人活得不能太仔 细，你只要做了，就是值得。四哥还活着，但四哥的许多朋友已经死了，所以四 哥更应该活下去。咱家乡不有一句话叫『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吗？我过去是作 家，是记者，是北大学生，而现在是连你们都不如的被通缉追捕的要犯，等待着 我的没有你们这小家庭的幸福和天伦之乐，等待着我的是冰凉的手铐和阴森的牢 房，甚至酷刑和枪毙。但我不后悔，从我参加第一次北大游行时我就想到会有这 样的结局。但这在我的一生里只不过是一瞬，熬过去，人就成仙了。” 他们似懂非懂地听我说着。 我对表妹夫说：“套车，咱们现在就上路！” 趁表妹夫套车的当儿，婶娘和表妹为我们装粮食，把被子塞到麻袋里。我拿 个乾净的塑料筒装水，水洒在我的手上，流出一道道雪白的沟。这是我最不好伪 装的地方，连这只抚笔弹琴的手生得又软又细，虽然刚刚用“染”过，一碰水就 露了原形。正无奈间，发现了放在院里的柴油桶，赶紧弄出点柴油，把手放进去 浸泡，几分钟后拿出来，然后伸进尘土中搓，不一会儿，两双手又黑又脏，还散 发着柴油的臭味，用肥皂都洗不掉了。 好了，我长舒一口气，现在什么也不怕了。不要说是只看到过我照片的警察， 就是我的妻子到我面前，也不会立刻认出我来。 ６ 夕阳西下，田野披上了一层胭脂红。 我们的马车上路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走的是一个村子连接另一个村子的 土路，而不去走平坦的公路。据我分析，公路上肯定有警察阻截检查或突击巡逻， 这是中共警察的一贯做法。所以人们总结说：“运动早期一个也别想跑，运动晚 期一个也抓不着。”所以只要躲过八九年这一年，我就会寻找到如鱼得水的空间。 月亮升起来了，我躺在颠簸的马车上，表妹夫铁柱赶着两匹瘦马，哥俩一边 吸着烟，一边聊着柴米油盐、老婆孩子、自留地以及混帐得不能再混帐的村干部。 不知不觉，我打开了呵欠，铁柱把装被子的麻袋打开，拿出被子给我盖上，六月 的北方，夜里还是很凉的。 铺着松软的稻草，盖着厚厚的棉被，望着天上的明月和闪烁的星星，听着马 儿那得意的蹄声和响鼻，听着铁柱那轻悠的、浪浪的家乡小调，我想起了死去的 二伯父。记得儿时，每年我放暑假他都接我来乡下过“瓜秋”。也是这样我们爷 俩常常夜间走。二伯父总是给我盖上棉被，把一个又大又甜的香瓜放进我的被窝， 然后一边赶车一边给我唱《王二姐思夫》、《 洪月娥做梦》，那些苦命的女子 对丈夫的思念心情和感情的宣泄，对童年的我影响很深： 王二姐坐北楼眼泪汪汪， 想起了二哥他好不凄凉…… 走了一日我划一杠， 走了两日我划一双呀， 也不知二哥走了多少日， 横三竖四我画满墙…… 而现在唱这首歌的已不是当年那个有民间歌手美誉的二伯父，而是年轻一代 的铁柱。但对王二姐的理解，我已不是停留在儿时的认识上了。我想起了我的妻 子，她也会像王二姐想念丈夫那样想念我吗？我想起了那个娇小的女儿，想到今 后的命运，这一切都是未知的。算了，不想了，明天还要走很长一段公路呢！不 知能否顺利。 我进入了梦乡。那一觉，睡得好香。 我被铁柱唤醒时已是翌日上午九点钟了。 我们的小马车已经爬上了公路，按照我的地图，附近十里路的公路是最危险 的，但不经过这段公路又无路可走。 我睡眼蒙胧地从车上坐起来，这时才觉出浑身酸痛，那是一夜车板上颠簸的 结果。 “四哥，你快看。”铁柱一声惊叫，用鞭子指着公路前面。 我顺他所指方向望去，只见远远的汽车和拖拉机、小四轮排成了长龙，缓缓 地移动，公路两侧，似乎有戴钢盔的军人在走动。我心咯蹬一下：我们遇到了检 查，毫无疑问，那些军人是抓我的。 铁柱紧张了，脸都吓白了，他说：“咋整？四哥，要不我们先拐回去……。” 我告诉他那是愚蠢的，如果现在拐回去肯定会引起前面的军人怀疑，他们的 吉普车和摩托车很快就会赶上我们，唯一的办法是硬闯过去。 铁柱听说要闯过去，拿鞭子的手都发抖了。我一看这太危险，还没等被警察 认出来，你一紧张就会坏事。我从铁柱手里接过鞭子，让他躺在车里去，我来赶 车。当年在农村插队时我就喜欢赶马车，长鞭在空中挽着花儿，打着脆脆的鞭哨， 觉得很神气。没想到当年学的本领今天派了用场。 我告诉铁柱，他只要装病就好，不要开口讲话，要装作迷迷糊糊状态，一切 有我应付。 我打了个响鞭，两匹瘦马跑起了小碎步，离检查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我才发 现检查的人不是军人，而是警察，他们共有十三、四个人，三辆警车停在公路一 侧，他们怀抱着又短又小的冲锋枪，仔细地检查每个过往的车辆。二、三十辆各 种机动车沿右侧排成一排，等待检查。 我把车排在车队的后面，抱着鞭子，叨着劣质烟卷，观察着那些警察。他们 态度很蛮横，一个司机没带身分证，顶了几句嘴，立即被捉到路旁拳打脚踢。听 到那个司机的叫骂声，铁柱在车上抖得更厉害了。 我决定以攻为守，如果他们检查，万一让我拿出身分证怎么办？因为我没有 身分证，不过这周围农村也有好多没发身分证的。 我抱着鞭子走到前面看那个被打的司机，那副模样完全像一个没有知识爱凑 热闹的农民，没一个人注意看我。我壮壮胆，走到一个戴短枪的警官面前，用纯 熟的当地土话说：“局长，我是蓝头的，车上的王老四又屙又吐，送他上乡里扎 咕扎咕，让我们先过去吧！”说着，我用又黑又脏又臭的手拿着一根劣质烟递上 去，那个警官厌恶地一挥手：“去去去！等着检查！” 我颠颠地跑回马车旁，点燃了一支烟。铁柱说：“四哥，我也想抽烟，我快 受不了了。” 我说：“瞎紧张什么？你现在是病人，不能抽烟。” 那个警官背着手慢慢踱过来，我忙从车上跳下来，向他弯弯腰。他走到车旁， 看着躺在车上的铁柱，然后拿起一张通辑令对着，我看清楚了。那是我的通辑令， 不过和电视上的不一样，电视上是一张我讲演时的照片，而他拿的这张通缉令上 是三张照片，除一张在天安门广场上讲演的照片外，还有一张是我报考北大时照 的照片，另一张则是我结婚登记时照的照片，我担心他会仔细对照我的脸，但他 并没有，却把注意力放在铁柱身上，他不曾想到大学生还会赶车。 铁柱脸色惨白，脑门布满了冷汗，浑身还不停地发抖，他紧闭着眼睛，那副 样子真像个打摆子的病人。那警官发了善心：“你们过去吧！” 我忙赶着马车来到前面，被几名荷枪的警察拦住：“干什么？回去排队检 查！” 我装作急扯白脸地说：“你看你看，是那个局长……。” 后面那个警官说：“让他们先过，车上有个病人。” 几个警察看了看铁柱：“哪个屯子的？” 我忙抢着回答：“蓝头的。” 那警察白了我一眼：“去去，没问你！”然后仔细看了看铁柱：“身分证！” 铁柱哆哆嗦嗦：“这，还没发呢……” 我忙补了一句：“相片交了半年了，公社那帮玩意也不知干啥吃的，就是发 不下来，人家红头、黄头、白头都发了，就我们蓝头……。” 那几个警察显然被我罗嗦烦了，把手一挥：“去去，快走吧！” 我不理他们，一边嘟嚷一边慢腾腾地把车赶上路中间。 一个警察火了：“快点！妈的你磨蹭什么？” 我甩了个很地道的响鞭，两匹瘦马又“得得”地迈开了小碎步。我不敢回头 看，生怕警察会突然发现破绽追上来。冷汗从我的脑门流到脸上，我连擦都不敢 擦，直到公路拐了个弯，警察和警车已经看不见了，我才撩起衣襟，擦掉满头冷 汗。 铁柱坐了起来，点燃了两支烟，递给我一支：“真他妈吓坏了，四哥，我可 搞不了革命，这太可怕了。” 我说：“我也没搞革命，是邓小平搞革命呢！” 他说：“我真没想到，四哥，你的胆子这么大，还敢和警察说话。” 我说：“你只有不怕他，他才不怀疑你，你一害怕，就要出事。” 他说：“我是吓麻爪了。” 我说：“你吓麻爪就对了，你发抖出汗，脸色惨白，就是医生来也不会怀疑 你装病，这次安全过来就多亏你吓麻爪了。” 我们边说边笑，终于下了公路。一走上乡间土路，我似乎才有了一点点的安 全感。 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我们买了几十斤挂面条，十瓶老白干、盐、火柴以及 几十包劣质烟草。然后继续赶路。 ７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呼兰河边。 呼兰河，这是条母亲的河，她整整哺育和滋养了我们张家五代人。 中午的大太阳把光辉不遗余力地洒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正在接近汛期 的河水在宽宽的河床上向西流去，金黄色的沙滩闪着耀眼的光辉。 河堤外，是一望无垠的草甸子和一片片的杨树林，草甸子里一个又一个碧绿 的水塘上成群的野鸭子在嬉戏，三三两两的马匹和成群的黄牛在安详地吃着草， 这如诗似梦的美景使我陶醉。 这是我儿时常来玩的地方，这些年也常常梦想能回到大草甸子的怀抱尽情地 陶醉一番。这次真的来了，但却是逃亡到这里，我真难把残酷的现实和这美好的 感情联系在一起，我有时甚至以为那残酷的一切无非是昨夜做的一场噩梦，而眼 前这一切宁静和谐才是真实的。 警车的怪叫声又打断了我的遐想，又高又大、长如蟒龙的大坝上，迎面开来 三辆摩托车，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警察。 我又感到了残酷的真实。 我看见大坝下有一个渔人在船上捕鱼，便慢慢蹭下大坝，和他聊起了天。我 不想再和他们正面冲突，以为他们会从马车旁呼啸而过。 我问鱼人这鱼卖不卖，那鱼人气呼呼地回答我：“不卖！” 我和他商量：“我只买两条就好，不多买。” 他口气坚定：“一条也不卖！一个鱼尾巴也不卖！” 我不知他气从何来，但为了拖延时间，我仍和他纠缠不停，铁柱则坐在车上 看着两匹瘦马。 我虽然不敢回头，但我已经感觉到摩托车已经停在了我的上方，几名警察已 快速向我冲过来。 我没有回头，心呼呼地跳着，等待着那一声：“张伯笠，你被捕了！” 那我就会长舒一口气，再不用过这种惊心动魄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了。在监 狱里，父母、兄姐、妻女都可以知道我的下落，也不错。 但令人难捱的是，那一声没有来，几名警察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我佯装看 鱼，又不敢回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终于有了声音，一个警察走到塘边，伸手从一个树根下拉起一根绳子，我发 现那个打鱼人的脸抽动了一下，脸色很难看。 水塘里卷起了一阵浪花，随着绳子拉近，我发现，原来水下有一个网袋，网 袋里装有近百条的大鱼，每条都在一斤左右，有鲫鱼、鲤鱼还有鲶鱼。我不得不 佩服警察，他们可谓经验丰富，我比他们在这儿蹲的时间要长，愣是没发现这个 打鱼人这一手。 那个拉鱼的警察望着网袋里扑愣愣乱蹦的鲜鱼，得意地拍拍手上的泥水： “怎么样？这些鱼不错嘛！都买了吧！” 那个打鱼人急了：“哎，不卖不卖，这些鱼给乡干部留的，你们买去了，他 们再来要，我用啥给呀？” 警察笑了：“嘿嘿，你又不是不下网了，跟你们乡长王大嘴说是我买去了。” 那警察说着上了大坝，在我们的马车上寻找着什么，我怕他发现我的背包， 虽然装在麻袋里，里面也没什么特别危险的东西，但牙具内衣等一看就不是农民 用的。好在那个警察只选了一条空麻袋，他和铁柱说：“老乡，借用用。”铁柱 点了头，知道是只借不还的。 那警察把麻袋从坝上扔了下来，几名警察接过后把鱼装进了麻袋。然后怕弄 脏衣服，让我帮他们扛上大坝：“老乡，帮帮忙。” 铁柱怕我弄不动，被警察怀疑，忙跳下来帮我把鱼拉上了大坝，放在三轮摩 托旁边。坝上的几个警察乾脆让我们俩帮忙把鱼放进托斗里。 我们刚到把鱼放进托斗，两匹瘦马一边吃着大坝边上的野草一边往坝下走， 当马车滑下了，马顶不住身后的压力便撒开腿向坝下跑去。 那警察喊：“快，马毛了！” 我和铁柱一看不好，立即撒腿就追，那两匹瘦马跑下大坝后没跑多远就站住 了，又低头吃草。我和铁柱可惨了，马车上的行李、酒、挂面、盐、手电筒、木 杆、塑料布撒得七零八落。我们俩只好边找边往车上扛，大坝上的警察们看西洋 景似的哈哈大笑。不过那个拿麻袋的警察还不错，扔下来两条一斤左右的鲤鱼， 算是付了麻袋钱。 我们重新装好了车，警察的摩托车也开走了。我跳上车，铁柱赶着两匹瘦马， 向草甸子深处走去，那小小的马车在一望无垠的大草甸子上，就像是大海中的一 叶小舟，漂泊荡漾。 快到两河交叉处，我们发现了一对压出的车辙，不远处的河边有一小小的地 窝棚，窝棚顶上的烟囟冒着炊烟。 窝棚旁，一个光着脊梁的老汉和两三个壮汉在喝酒。看见我们来了，其中一 个壮汉很不友好地喊：“离我们远点支窝棚，别伤了弟兄们的和气。”铁柱见警 察害怕，见那壮汉他却一点不怕，他走过去：“咋的！是不是活腻歪了！” 那壮汉一愣，看看我们俩再没敢吭声。那老汉忙打圆场：“老大，别生气， 出来打鱼都是为生活，这呼兰河又不是我家的，先坐下喝两口再说。” 我抱着肩膀站在马车旁一动不动，我知道他们误会了，以为我们也是打鱼的。 老汉说：“按咱们打鱼人的规矩，你们不能在我的上水下网。” 铁柱说：“你别怕，我们哥俩是来放马的，不打鱼！”说着，赶着马车走了， 在距离那个老汉的鱼窝棚二里远的河边，我们支起了窝棚，我用镰刀打了许多草， 垫在塑料布上面，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堆青草。 我们在窝棚门前挖了一个坑灶，支起锅，铁柱把鱼收拾乾净，扔进锅里，我 烧火煮鱼，他卸车喂马。一切准备停当，鱼也捞出来了，就着煮鱼的汤把二斤挂 面扔进锅里，我们俩拿着酒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喝了起来，吃着警察给的鱼，说 着这一天的惊险。我们不由唏嘘感慨了一番。 铁柱说：“这一生头一次赶上这样的事，想起来就和打日本鬼子当交通员的 小说似的。要不是你经验丰富，今天早进芭蓠子了。” 我说：“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和你一样。” 他一愣，忽然大笑起来。 一斤老白干不一会就见瓶底了，那顿酒喝得畅快淋漓！ 那几天真成了牧马人，除了吃三顿饭，我便练习骑马。骑这种没有鞍子的光 脊梁马是需要技术的。远处一有警车或黄色的吉普车或绿色的摩托车，我便骑上 马不慌不忙地往草甸子深处走，那里是什么车也开不进来的，即使警察发现了我， 除非他们用直升飞机，否则他们赶不上我的瘦马。 晚上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得知继六月十五日上海判处徐国明、严雪荣、卞汉 武三人死刑后，北京也大开杀戒，以焚烧军车、殴打残害解放军的罪名判了八名 优秀青年死刑。不过，官方的新闻媒体再也没有报导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消息。 我分析他们一定是收到了相反的宣传效果，所以再逮捕就不让新闻公布，这更可 怕。 ８ 一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和铁柱骑马到那个打鱼的老汉处散心。老汉热情地接 待我们，这方圆几十里的大草甸子上我们是最近的邻居了。 老汉姓于，家里分得两亩地，老伴和二儿子就伺养了，他领着大儿子出来捕 鱼，弄得好，能卖两千元钱的鱼钱。他的大儿子坐在河边补网，那样子傻呆呆的。 于老汉告诉我：“他是神精病，经常犯病，不犯病时就织网和捕网，他手很巧。” 我跳下河帮于老汉插老母猪网，这种网插进河道的泥沙中，网上有“漂子”， 也像老母猪的乳头，大小鱼都跑不了，所以当地人也有把这种网叫“绝户网”的。 那几天河水很清，还没到鱼的“咬汛期”，所以捕获不多，每天能够老汉和儿子 吃就不错了。 插完网爬上岸来便躺在青草上抽烟，望天上的白云，想着以后的去处。 铁柱突然大叫一声不好，翻身上马向我们帐篷的方向奔去。我以为是警察来 了，忙站起来望去，原来是一群牛慢悠悠地围着我们的帐篷转悠。我的心也一跳， 因为我知道牛的习性，他们见什么顶什么。 眼睁睁地看着帐篷被顶倒，那十几头牛还不甘心，把我们的帐篷和车上的东 西又一阵乱翻。待我骑马回到家时，我们的家已经毁了，搭帐篷用的塑料布被牛 挑成了一个又一个碎片，锅灶也被挑塌，铁锅滚在一边，最气人的是它们把挂面 条也挑碎了，除被它们吃掉的，剩下的散落到处都是，里而夹杂着牛的唾液和屎 尿。 铁柱拾起镰刀向刚走不远的牛群扑去。我怕他干蠢事，忙把他拉住，我告诉 他：“这是天意，也许上帝不让我们在这里住下去。” 我们重新装车，然后把车赶到我的芳邻于老汉的土窝棚前。于老汉欢迎我们 和他一起住，并唾沫横飞地谴责那些没人看管的牛。 显然，老汉是为了安慰我。但是我有预感，最好尽快离开此地，如中共警察 开始搜捕后，这样的河套全是他们搜捕的重点。过去当记者时常采访公安局这类 搜捕行动，对他们的一般规律我还很清楚。但问题是去哪里？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叔叔，他是爷爷结拜兄弟的侄子，我在读大学时，曾经在 地区的一次领导干部会上见过他，他当时是一个县做官，现在恐怕早已离休了。 如他能掩护我安全系数较大，首先，在我家的社会关系档案中找不到他，其次， 他虽然退休了警察也不敢轻易骚扰他，另外，他在各乡下的亲戚众多，我活动的 余地也大，但问题是他敢不敢收留我。 我趁于老汉划船去起网时把这个想法跟铁柱说了。铁柱称善，我让他跑一趟， 把名字、地址都写在纸上，然后让铁柱见机行事。如见他不很坚决就不要提。 铁柱连夜走了。 那一夜我和于老汉坐在闷热的土窝棚里，卷着又粗又辣的“蛤蟆头”菸抽， 聊着农人的日子。老汉不时出去看看，我问他看什么，他说怕有人来偷鱼网，我 有些奇怪，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一人，他怕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听见土窝棚上面有人在低声说话。我爬起来， 出了地窝棚一看，铁柱和一个陌生的中年汉子在小声嘀咕什么。一见我，铁柱忙 站起来说：“四哥，这个是贾大哥，是贾叔的大侄子。” 我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他显然不习惯，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然后红着脸把 手伸出来，其实我的手比他的还黑。 我问他们：“叔叔有什么指示？” 铁柱说：“叔叔说让你去，全县十几个乡都有亲戚！” 我很感动。 贾大哥说：“叔叔让我先把你接到我家，现在正锄二遍地，我在河套种了些 黄豆，伺养不过来，就说是雇个短工锄地的。” 我问他：“像这样雇短工的人家多吗？” 他说：“有啦。” 于是，我们决定了，明天早晨上路。贾大哥居住的村子归另一个县管辖，距 离这儿大约有百十里路，还要渡过呼兰河，我估计，最快也要走八个小时。 于老汉听说我要走，说什么也要给我弄点鱼带上不可。我尽量轻装，不想带， 但老汉一片热心到河里起网去了。不过河神不做美，只让他捕到十几条半斤大小 的鲫瓜子鱼。我说：于老伯，我不带了，咱们今晚把这些鱼杀了下酒吧。 于老汉一个劲儿说没有捕到更多的鱼让我带走心里不安，一边杀鱼做饭。 我把剩下的盐、火柴、香烟，还有几捆较完整的挂面条都送给了老汉。老汉 很感动，他一边喝酒一边看我，待喝得面红耳赤时，他拍拍我的胳膊：“孩子！ 遭罪了！你不说，我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你住我这儿才两天，我就看出你不是 普通人……。” 我笑道：“何以见得？” 他得意地摸了下嘴巴：“你的眼睛有神呐！和一般人不一样！不管咋说，咱 爷俩算是有缘，在一个土炕上聊大天，喝大酒，这不容易！” 我说：“是不容易！要不是于大伯收留我和铁柱，我们就得睡露天地。” 于老汉摆摆手：“别价，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说咱爷俩有缘呢！” 那一夜，我们挤在于老汉的土窝棚里，除我和于老汉那个精神病儿子外，三 个人鼾声若雷。我久久不能入睡，屋里的潮气、热气、腥气、臭气混合在一起， 而外面是蚊子的世界。即使再闷也不敢开一点窗子。 我望着从破门的缝隙射进来的那一丝丝月光，又想起了亲人。父母亲这些天 会怎样熬过来呢？他们的心一定是一直悬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呢？警察一定是每 天去骚扰他们，北大的同学们呢？是否都安全离开了北京，随后而来的清查会占 去他们很多精力和时间。就这么想着、念着，我慢慢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于老汉炒的小鱼，捞的小米乾饭。我们 一边吃，他一边蹲在锅灶烙面饼，说是给我们路上吃。望着火光下满头汗水的于 老汉，我心头一热，险些流下泪来，今天早晨，不知他起了多大早，又捞鱼，又 烧饭，然后还为我烙饼，七十多岁的人啦！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啊！那一瞬间，我 觉得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从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悄悄地塞在老汉的行李底下。心里默默说：于老 伯，买点烧酒，下河回来喝几口暖暖身子吧。 吃罢早饭，我和于老汉、铁柱告别，跟着贾大哥上路了…… 野花似在一夜间开放，野百合、黄花菜、大勺药……红的、黄的、白的竞相 吐艳，成群的百灵鸟从天空掠过，留下一片交响音乐。 当我走在大坝时，回头望去，于老汉和铁柱还站在那冒着炊烟的土窝棚外向 我们挥着手，似乎在说：一路平安……。 再见了，难忘的大草甸子！

第九章 保卫天安门广场 1 天亮了，戒严后的第一个清晨传来了军队被堵在市郊的消息。广场上的同学 们兴奋的奔走相告，紧张而又兴奋的清晨唤醒了每一个同学。 四架涂着迷彩的直升飞机在广场上空盘旋，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我捡起一张， 上面印着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戒严令。揣进口袋，当作备用的手纸。 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绝食的同学大多数都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或回到学校 调养。我们指挥部虽然没解散，但工作重心也向反对戒严转移了，至于绝食时提 出的政治诉求，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绝食的同学不在广场了，我们的工作反 而减轻了许多，我负责的广播站和宣传部的工作仍在正常运行。宣传部派出几十 名同学去军队讲解，向军人说明北京戒严的真相。指挥车的主人来了，他怕“秋 后算帐”要把车开回去。于是我把车上的广播器材又卸下来，安放在原绝食团广 播站的帐篷里。 那天晚上，广场上堆满了口罩、毛巾等物品，是预防催泪瓦斯的，不知谁给 指挥部的指挥车扔了许多医生穿的白大衣，准备军队进入广场后逃生之用，邵岩 还给每个常委发了一千元人民币，以备万一。 晚上，我和另一位作家乘车到东城区、西城区等地看军队情况，已近凌晨， 不眠的市民仍在向军人宣讲着爱国道理，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和学生一起躺在坦克 和装甲车的履带前。东城区人民日报附近一幅标语写的是“全民截兵”，让我和 那位作家发出啧啧赞叹。 凌晨闯进徐刚家，徐刚兄不在家，徐嫂给我们在地板上铺上软软的被子，让 我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把徐刚的内裤和内衣扔进卫生间，我已经半个月没洗澡了， 脱下鞋来，脚都捂得起满了白泡，几乎脱了一层皮，洗过澡，给脚捂破的地方抹 点红药水，换上徐刚的衣服，出来想把换下的衣服洗一洗，徐嫂说：“都让我扔 了，臭死了！” 那一夜睡得真香，上午九点多钟才被徐刚唤醒，我们一起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２ 广场已失去了控制。“狼来了”的消息不断传来，北高联哪一个常委都到广 场搞个指挥部，但不到十几分钟就又出现一个新的指挥部，外高联更是胡来，一 天之间就换了四个总指挥，然后还宣布成立全国高联，代替北高联行使职权。 昨天夜里吾尔开希曾以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广场的同学们撤到使馆区去， 因而被北高联撤了主席职务，改为常委负责制。而高联在广场最具实力的常委王 朝华则孤军奋战。一个人单枪匹马处理广场上的所有大小事务。嗓子都喊哑了， 不要说广播，连说话都有困难。 我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不用军队清场，我们自己就会乱掉的。 晚上，北高联秘书长王治新来到广场，和王超华，我以及李禄等一起召开一 个有八十多个高校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前，王治新杨涛都和我接触过，但他们 对如何领导这场学运，如何领导广场斗争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况且，北高联 除王超华外，其他人都不在广场。 王治新主持的这个会开不下去了，八十多代表纷纷质问王治新北高联今后有 什么打算，王治新在众人的指责下有些狼狈，但他是高联秘书长，不能对会后的 广场计划提出一个方案，实在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向王治新要过了话筒，王治新没有丝毫的疑心，他没有想到我要讲什么， 更没有想到他这一交竟永远交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指挥权。 我由于长期在广场，非常了解这些坚守在广场上的同学们的心理。他们非常 需要一个坚强而又负责的领导机构。 我对大家说：“同学们，军队已经戒严了，中共中央成立了戒严指挥部，统 一指挥几十万大军对付我们，而我们广场呢？实在令人失望，现在广场上有十几 个组织，都声言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又都不负责任，北高联每天只有王超华一个 同学在广场坚持，外高联内斗不断，这样下去不要说戒严部队打进来，即使他们 不进来，我们自己也把自己搞垮了，更无法主动出击。 我说：“我提议，成立天安门广场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四十八小时，北高 联离开广场回去大整顿，四十八小时后临时指挥部使命结束，将权力交给北高 联。” 我强调：“在临时统一指挥部执政的四十八小时内，天安门广场所有的学校、 组织、宣传、后勤、捐款都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其他任何组织均在指挥部领导下 运作。” 投票结果，我的动议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 接下的问题是指挥部人员的产生。 我并没有当总指挥的野心，尽管柴玲、封从德、郭海峰都不在，但我仍觉得 绝食团指挥部的几位常委不仅优秀，而且对学生运动相当的负责任。所以我又提 议：“绝食团指挥部已经在同学中享有一定的威望，临时指挥部以绝食团指挥部 为主体组成，常委有柴玲、王丹、王朝华、李禄、封从德、郭海峰和我。指挥部 仍设总指挥一人：柴玲；副总指挥三人：张伯笠、李禄、封从德；秘书长一人： 郭海峰。” 全场鼓掌通过。 我又追加动议：“北高联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广场的财务、后勤、广播站交 给临时指挥部。” 全场又鼓掌通过。 散会了，我和王朝华说：“超华，按大会决议办吧，请在关于移交广播、财 务，后勤的报告书上签字。” 王超华说：“你简直是在搞政变，我怎么向北高联交待？” 王治新气得转身走了，喊也不回来。 超华叹口气：“好吧，我签字，不过你保证四十八小时以后把指挥权交给北 高联。” 我点点头，对超华我是较尊重的，因为他的丈夫徐小村是我同班同学，前一 阵她和柴玲就在工作中表现出难以配合的矛盾，她有什么话还同我讲，因为她相 信我。 我说：“超华，谁来领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历史负责，高联现在的状 况能领导天安门广场吗？回去整顿一下，然后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拿出 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这对高联对学运都有好处。” 超华勉强同意将财务、广播和后勤交给临时指挥部，但她提出不在指挥部担 任常委工作，后来，我们补了一个常委，叫赵世民，是北京金融学院的学生。 ３ 临时统一指挥部宣誓就职后，使广场组织林立各自当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封从德又回到广场，他仍担任副总指挥，分管广场财务。当时虽然王朝华 同意，但高联财务部长梁二临离开广场时，只给封从德留了几千元钱。而要应付 广场的日常开支，每天需十万人民币左右。好在捐款又不断涌来，万润南和四通 公司捐了十三万人民币，但没有现款，而是交给中国红十字会为广场的同学买药 品了，据说画家范曾也捐了五万。而捐款最多的要数北京的普通市民，指挥部就 用这些平民的捐款支撑着广场的运作。 临时指挥部成立了许多宣传小组，到北京四周的戒严部队里去宣传民运的真 相。我们还给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写了信，派学生送到他们的家中，希望他 们能用他们的影响力解决危机。 全国各界对戒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除知识界、新闻界以及各民主党派、人 大常委不断发表反对戒严的声明外，我们也常接到军人和群众的来信，那些信令 人激动不已！ 一位母亲在信中写道：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一个同学的家长，因出公差到北京。十九日深夜， 当我从电视中看到李鹏一反常态，挥舞起拳头时，我意识到形势严重了，他们要 动手了。 于是二十日凌晨我赶到天安门，因为我女儿在那儿，我想，我和学生队伍在 一起，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声援吧，而且一旦遇到军队所谓制止“动乱”时，我也 好挺身而出，保护一下我自己的孩子。 我被天安门广场那悲壮的场面震撼了！这里点燃了唤醒中国人民的火炬！当 海豚式的武装直升机群呼啸而来的时候，热血、热泪、悲愤、正义感、人的尊严、 不愿被人愚弄的感情等等，这一切在我心中久己泯灭的东西一起涌了出来，我第 一次和同学们一起举起了愤怒的拳头，对当今政府最后一点点信任和幻想彻底地 崩溃了！因为他们背弃了人民！ 廿一日晚上局势紧急，我的女儿又要随学校纠察队去丰台堵军车了，我赶来 送她上车，我想大家能理解母亲此刻的复杂心理，我已经不那么狭隘了，不能让 别人的孩子上前线，而把自己的女儿拖下来。但当她真的爬上车的一瞬间，我又 后悔了。万一出了事，我将怎样后悔呢？因为她是从我的身边出发的呀！ 当我看到她缠上纠察队的红布条，爬上卡车振臂一呼，和那些同样年龄的同 学毅然出发时，我发现，自己的女儿突然长大了！他们将去拦截那世界水平的强 大装甲之师，去捍卫刚出现一线民主曙光的北京。 我不相信上帝，但此刻却在悲情地祈祷：上帝呀！如果你真存在的话，那就 睁开眼吧！保佑那些正直、勇敢、纯真无邪的孩子们吧！保佑那些充满青春活力， 刚刚步入人生的孩子吧！…… 一位解放军军官在写给戒严军人的信说道： 你们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你们的枪口决不会对准人民。这一点我们 相信。但你们想到没有，如果你们进驻北京后，政府是否会像你们想像的那样不 镇压人民呢？ 看一下李鹏前几天的讲话，他一会说学生是爱国的，一会说学生在搞动乱， 这样出尔反尔，怎么让人信任？说严重点，政府就是在利用你们镇压人民，你们 的枪口最后将被迫朝向人民。所以，你们一定不能进驻北京，否则将成为千古罪 人！ 我把这些信交给宣传部，让他们印成传单，在军队四周散发张贴。军人们反 应木讷，他们说上级告诉他们来北京是维护首都秩序，有的部队说上级让他们来 救灾的。我发现部队的伙食很差，戒严指挥部只给他们压缩饼乾、罐头咸菜和冷 水，并且不许他们看电视、听广播，每天只在班长或排长带领下学那篇臭名昭著 的“四?二六社论”。 也有坚决反对戒严的将领。二十二日夜里，一位上校军官走进指挥部，他说 他是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少华将军的秘书，他说徐将军不肯带兵进京，被扬尚昆 逮捕了，并扬言要送军事法庭审判。他交给了我一封信，那是他写的徐少华军长 被捕的经过，那位上校表示：即使被判重刑也决不把枪口对准学生。“那样的话， 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就彻底完了。”他泪流满面地说。 斗争已白热化。反对戒严已经成了北京人的主要工作。广场的非学生比例也 在不断增加。而在四处堵军车的更多是工人和市民。 ４ 就在这种时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这是李进进的设想，工人自治 会给广场增加了活力。 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进进带着几个工人来指挥部找我。李进进是北京大 学研究生会主席（官方研究会）。运动之前，我经常参加研会组织的沙龙或舞会， 与他很熟。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行动沉稳、能言善辩。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向我介绍了身后的几个人。刘强、韩东方、贺力力，岳 武以及几个目前还不宜公开他们名字的人。他说要开个会，希望我参加，并为他 们安排，出于对李进进的信任，我把他们带到广场北侧停泊的大客车上。 李进进向我介绍了这些工人代表的想法，并告诉我，昨晚，北京市工人自治 联合会已经成立，总指挥是×××u65292X由于此人没来，暂由刘强代理，副总指挥有 韩东方、贺力力和岳武，为了提高斗争层次，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李 进进担任“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不可否认，李进进的加入使“工自联”制订出 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策略。这些从后来“工自联”签发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 来。 李进进告诉我，这些人决不是乌合之众。 我问他：“我可以为你们做点什么？” 李进进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借用我们指挥车电台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二是提供一部汽车；三是提供一些广 播设备。 我回答说，第一条好办，后两个要求我尽量满足，也许是明天。 当天下午，李进进和韩东方、刘强、岳武、贺力力在我们绝食团指挥车的东 侧宣布了北京市工自联的成立。我给他们提供了广播器材，并派了一百多人的大 学生纠察队帮助他们维持秩序。 李进进在会上宣读工自联的的《告全国工人书》。宣布“学生的爱国民主运 动已上升为全民族参与的与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全民运动，已经成 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趋势。我们北京工人以中国人自古不怕死的气概，勇敢地 站在了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最前列。” “工人兄弟们，让我们全民一心，用暂时的，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巨大痛苦， 去换取下一代人能自由地呼吸纯净的民主空气，能享受和别人一样的权利和尊 严。” 我记得那个新闻发布会开得很成功，许多中外记者都到会，会场四周围了几 千名观众，人们高扬起右手，做 V 字手势，我看见许多工人眼里含着泪花，高喊 民主万岁。 会议结束后，岳武找到我，让我批点面包饮料，说大会堂前有几百名工人还 没有吃饭。他们截至现在，已有包括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总厂在内的六十五 个大中型企业的代表前来“工自联”筹委会报到。 我很高兴，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首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但没有形成凝 聚力，而现在好多了。“工自联”可以协调所有的小型工人团体，并领导他们进 行更有效的斗争。 我问岳武：“你现在还坚持武装斗争吗？” 岳武不好意思地笑了：“我那时是出于义愤，看来搞民主运动光靠义愤和勇 气不行，还要靠智慧和策略。” 我很高兴，忙握住他手：“昨天我态度不好，请您原谅。” 他说：“是我不好，胡乱讲，给李鹏他们钻空子。” 我相信了李进进的话：他们并非乌合之众。 5 五月二十日零点，李鹏宣布了北京的戒严令。在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工自 联”做出了决策，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保卫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 动员首都工人罢工并分头去围堵军队。 从此后，“全民截兵”的壮观场面而出现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工自联”在每天动员工人的同时，在五月二十三日由刘强和李进进主持召 开了会议，决定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制变为常委负责制，刘强和岳武落选。韩东 方、贺力力和另外八名工人领袖当选。 新的常委会经过反覆讨论酝酿，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产生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四十年来工人争取民主的第一个“章程”。 这个“临时章程”至今没有引起研究八九民运理论家的重视，这不奇怪，因 为对“工自联”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 重视。 而我本人则认为这个章程是中国工人在建国后第一次觉醒到自己的权利和 地位，是四十年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临时章程”共有会员、誓词、会员大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五条九 款。条款清晰明确。不仅如此，在“序言”部份我们就会看到这已经是一个工人 自己的“工会”章程了： “一、该组织应当由工人自愿参加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完全独立的自 治组织，不应当受其他组织的控制。 二、该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大多数工人的意愿，提出自己政治上经济上的 要求，而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 三、该组织应当具有监督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功能。 四、该组织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有权采取一切合法而有效手段监督其法人代 表，保证工人真正做企业的主人。 五、该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障其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 六、该组织应由自愿参加的个人会员和建立在各企业的分会集体会员组 成。” 在这个工会章程产生的同时，“工自联”通电全国，呼吁首都工人和全国各 行业工人迅速行动起来，“为了维护大局，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推进中国的民 主进程，为了不使中国倒退，携起手来行动，一切由一小撮反对人民的势力制造 的动乱是不应由人民负责的。” 北京当局对“工自联”的活动恨之入骨，他们在镇压之前就开始逮捕工人领 袖，岳武等人躲进了北京大学；韩东方等人不敢离开广场。五月三十日凌晨，沈 银汉等三名工自联成员被秘密逮捕。由于沈银汉在被绑进北京市公安局吉普车时 机智地扔下了他的笔记本，被目击者送到了广场指挥部。当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 立即通知了“工自联”的负责人，并协商工人和大学生联合行动，要求北京市公 安局释放沈银汉等三名工人领袖。 同日上午十时，以李进进、韩东方代表的“工自联”和以王超华为代表的 “高自联”一起来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近千名工人和大学生打着“释放 工人领袖，反对秘密抓人”的标语黑压压坐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造成强大的 压力。 北京市公安局惊慌失措，立刻派一位叫巩时斯的负责人接待“工自联”代表 韩东方和法律顾问李进进。 李进进代表“工自联”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市公安局应当证实沈银汉、 钱玉明、向东平是否被捕；第二如果被拘留或被逮捕，是否是按法律程序；第三， 如果被拘留或被逮捕，应当向他们的家属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讲明 拘捕的原因。” 据说，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回答了三点： 一、北京工人自治会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其活动违反了“戒严令”； 二、大批工人围堵市公安局大门同样违反“戒严令”； 三、他只负责接待来访，不了解具体情况。 法律顾问李进进回答说：“工自联”是在宪法允许的条款下成立的合法组 织；反对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是合法的行动；接待部门虽然不了解情况，但有 职责去了解情况并予以回答。 那位接待的人恼羞成怒，最后说：法律顾问李进进是大学生，无权代表工人 自治联合会提出要求，只要李进进退出，他们愿直接与工人自治联合会代表谈判。 此时，这位接待的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工人自治联合会。 为此，李进进退出，由韩东方等人代表“工自联”继续与北京市公安局谈判。 当晚七时许，围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口的工人越聚越多，王超华也带了一些 学生赶去增援。 工人们高呼：“工人也有爱国的权利！” “救救我同胞，救救我代表！” 大学生高呼：“反对秘密逮捕，释放工人领袖！” 当天晚上十点钟，在“工自联”代表据理论争，以及广大工人和学生示威浪 涛的压力下，北京市公安局被迫释放了被秘密逮捕的三名“工自联”筹委会执行 委员：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北京市公安局大门外沸腾了！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韩东方和李进进。 工人们激动地举起了沈银汉、钱玉明和向东平。 这是“工自联”成立以来第一次和“专制机关”面对面的对抗，他们依靠组 织的智慧、工人的团结，在谈判桌上取得了胜利。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得 到民主自由，要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6 五月二十三日夜，我接到一个由首都各界联席会任命的名单，联席会是刚成 立不久的咨询机构，由王丹任召集人，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郑义、陈子 明、王军涛等人，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会议，在给我的任命名单上，他们建议成 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由柴玲任总指挥，张伯笠、封从德、李禄任副总指 挥，秘书长仍由郭海峰担任。另设五个部，一个纠察总部： 参谋部部长：刘刚。 宣传部部长：张伯笠。 外联部部长：刘苏里。 后勤部部长：王刚。 财务部部长：封从德。 纠察总长：张伦。 我那时正要筹备民主大学，所以用笔在宣传部长后面写上了老木的名字，划 掉了自己的名字。我和柴玲、李禄、封从德、郭海峰等开了个会，准备明天上午 向新闻界宣布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第二天上午，王朝华和王有才、王治新等北高联常委到广场来，让我在四十 八小时届满后将权力交给高联，并拿出我当时签字的文件。他们反对临时指挥部 更名为保卫天安门指挥部继续领导这场民运。但当时新闻发布会己经开始，柴玲 已经宣誓，况且临时指挥部在这四十八小时里搏激流、过险滩，调顺了广场各组 织间的关系，反对戒严工作也做的有条不紊，颇有成效，如果一换指挥部，弄不 好又会出现新的内斗。所以我心里也不想将指挥权交给北高联，不过面对王超华， 这个老同学的妻子，心里有些失约的惭愧。我只好求她原谅，并希望她能从全局 着想，支持指挥部的工作。超华为此遭到北高联众多常委的指责，说她当初就不 该把指挥权交出来。 其实我很理解这些同学，但北高联各自为政缺乏配合也是我和广场的同学们 不信任他们的主要原因。 那几天我和郑义也发生了冲突。在一次讨论撤与不撤的会议上，我主张撤回 校园去，然后坚持校园民主建设，因为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成功地阻挡住了军队， 目的已经达到，在胜利时撤回去对我们是有利的。但郑义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你怎么能坚持撤出广场呢？现在是相持不下，谁坚持住谁就能胜利。”我让他 帮忙起草一个告全国同胞书，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撤离，他当时不主撤离，当然也 不帮我起草，他把记事本一摔，说：“我不伺候你们这些新贵族了！”说完，带 着妻子北明离开了指挥车。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 我很看重我和他之间的友谊。在我没到北京大学读书前他就把我当自己的亲 弟弟一样看待，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也一起采访，一起喝酒。八八年的春节， 郑义和母亲、女儿到我家做客，那时他和北明还没有结婚，而我刚刚有雪儿，我 们两家三代人在一起度过了那个不平常的春节。八九民运开始后，他是中国所有 知识分子中最勇敢而又最不遗余力全身心投入的，每天不仅帮我们出主意，想办 法，连起草通知这样的小事他都帮我们做。没想到，他是这样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望着他和北明走远的背影，我两眼发热，心口堵得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感向我袭来。后来，我知道他和北明在社科院办新闻快讯和搞首都各界联谊会的 工作，我给他买了三条云南烟，让赵瑜带给他。 后来，他离开了北京，临时让朋友带话给我：“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做无 谓的牺牲。”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多好朋友开始逃离北京，向南方沿海地区移动。人们都预感大的风暴要来 临。而我不能走，我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只要指挥部没有做出 撤退的决定。只要天安门广场还有同学们在，我就得坚持，尽管我主张撤离广场， 但我仍服从集体决定。 7 那几天，指挥部的中心议题就是撤与不撤的争论。意见很难统一。而广场的 北京高校同学越来越少，外地高校的同学倒占了更大的比例。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首都各界联谊会在纪念碑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要 在五月三十日── 我们成功地阻挡了军队，而使用戒严令不能够实施的第十天 撤出天安门广场。虽然记者会开了，但这个决定是联席会议做的，而联席会议不 是一个执行机构，这个决定没有经过广场联席会议（各高校代表会议）的通过， 惹恼了那些外地的大学生，指挥部以李禄为代表的保卫广场派坚决抵制了这个决 定，使这个决定未能实施。 就在这时，香港的支援到了，大批的帐篷，物资、捐款涌进了天安门广场。 郭海峰临危 受命，任广场整理营地的总指挥，带着纠察队员和各高校同学建立一个又一 个的“自由村”。 只两天的功夫，天安门广场就变得井然有序。从高处望去，像是一个古战场 的军营。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美院设计制造的民主女神塑像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民 主女神对着古老的故宫举起了火炬。 我不知道那火炬能燃烧多久。 那一天，我叫了一辆中型客车，把柴玲、封从德、郭海峰、赵世民、项俊、 杨涛都拉上，一面开会，一面向北京大学疾驰。 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我们下了车。 未名湖还是那么美，湖畔的柳树枝轻轻拂扑着湖水，一对对的青年情侣在夕 阳下依偎漫步，那古老的木塔被抹上一层胭脂般的红彩。我们默默地看着这熟悉 的一切，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我们知道：我们车上的这些人将永远告别未名湖了。 一个小时后，我们毅然登上汽车，飞向天安门广场，因为，我们的指挥部在 那里，我们的岗位在那里。 我留给未名湖深情的一瞥。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未名湖交流心的目光。 车上传出了深沈的歌声：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我们已经出发上战场……

第七章 新闻导报 1 新闻自由一直是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诉求之一。从学潮一开始，我就想 在北京大学办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封从德曾向我建议，请香港报界知名人士徐四民来北大帮助我们办报，由他 出任顾问，后来条件不成熟，徐四民也没来成，据说，徐四民先生早有办一张民 间报纸的想法。 四月二十二日耀邦同志追悼会后，官方报纸很令人失望。《 人民日报》、 《 光明日报》等报纸根本没有报导二十万大学生参加追悼会的情景，以及郭海 峰等三名同学长跪四十五分钟请愿的情景，只有《科技日报》、《 北京青年报》 对追悼会外面的情况做了报导。我记得当时《科技日报》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我的 词句“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那篇通讯如实描述了三十万大学生 参加耀邦追悼会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动，但《科技日报》也未敢深入报导学生请 愿的要求以及郭海峰跪求民主的事实。 在二十三日的筹委会谘询委员会上，我提出必须尽快地办自己的报纸，以迅 速、即时、准确地报导学运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但当时大家提 出许多技术问题，如是铅印还是油印？采用电脑排版是否可行？去那里搞电脑？ 另外，要不要向新闻出版署申请报刊登记号？资金从哪出？等等…… 我强调：重要的应先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吸收一些有热心的同学参加工作； 另外，先用电脑排版，因为北大的一些研究所都有电脑，学生可以利用夜里或自 己写论文时间帮助我们排版；三、印刷可采用油印，然后待报纸出来再拿报纸出 去募捐，待有条件再考虑铅印或扩大发行。关于申请报刊登记号可不去考虑，因 为新闻出版署不可能给，退一万步说，就是给他们也要拖你半年或一年，那时学 运早已结束，情况很难预料。 于是，同学们分头准备，我负责稿件编辑，另外几个同学负责排版、印刷。 我们想尽快地把这张纸办起来，用它来真实记录这场迅猛发展的学潮。 筹委会开会，决定以罢课抗争。二十三日夜郭海峰来我宿舍，并带来了他的 女朋友。大家闲聊一会儿，我和郭海峰走出我的宿舍，研究第二天的北京大学誓 师大会，海峰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召集人，他当时对筹 委会的成员丁小平、张志勇等不满。认为两人过去都是官方学生会的干部，在工 作上不仅不能配合而且处处不合作，筹委会已经开会将丁小平、张志勇选掉了。 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筹委会的矛盾，王丹当时极想联系其他高校筹备成立“团 结学联”，我忙于筹备《新闻导报》并想和社会各界联系，听取知识精英对学潮 发展的意见，筹委会的工作多由郭海峰、杨涛、熊炎、赵体国、蔡键、常劲等同 学负责。但丁小平是筹委会第一任召集人，又是第一次大游行的主要领导人，我 建议：对他和张志勇的撤换要慎之又慎，况且明天要开大型誓师大会，万一丁小 平和张志勇冲上台去，讲些与筹委会提法不同的话，那就容易引起人们对筹委会 内部团结的猜测，从而导致筹委会的信任危机，那后果会非常严重。 我向郭海峰建议：“明天的会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小平和张志勇上台，不能把 话筒让他们二位掌握，两人刚刚被排挤出筹委会，必然不服气。”郭海峰同意我 的建议，他说他会想办法的。 没想到，第二天的会出了大事。 ２ 四月二十四日中午，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场旌旗招展，歌声嘹亮，全校各系的 旗帜全举出来了，近万人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组织的大型政治集 会。 但大会令人失望。 王丹代表筹委会讲话，表示要坚决和政府抗争，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 益，并号召北大学生发扬五四精神，把自由民主的运动进行到底…… 每个人的发言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但当张志勇走向主席台时会场 出现了混乱，先是郭海峰不让张志勇讲，但后来同意他只讲三分钟，而被拒绝上 台的丁小平脖子吊一个手提话筒，站在主席台上频频向学生们招手，那姿势使人 想起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样子。 张志勇在讲话中介绍了自己，然后开始抨击筹委会对他的“排挤”…… 台下一阵骚乱。 郭海峰抢下张志勇的话筒。而这时熊炎冲上去从郭海峰的手中夺过话筒大声 说道：“同学们，请安静，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张志勇是官方派来的，他是有背 景的……。” 就如一盆冷水泼来，人们惊呆了，但马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大家纷纷指责 熊炎：“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这样去污辱同学！” 同学们都站了起来，全场大乱，无论郭海峰如何制止都无济于事。 官方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上了主席台，要求大家冷静下来，不要搞分裂，但 也只有一部分人听他演讲。 糟透了！誓师大会成了吵架大会，北大的同学开始怀疑筹委会的素质。 熊炎为此主动提出辞职，并自己写了张向同学们道歉的大字报贴在了三角 地。 后来筹委会考虑集体辞职，以示对那次大会失败负责，但为了保持校内有组 织领导学运，并推动校园民主建设，建议各系投票选出本系学生代表，然后由各 系学生代表产生筹委会，待新选的筹委会接任工作后，原来的筹委会全部辞职。 两天后，孔向东、沈彤等五人被选为筹委会常委，称五人常委。但后来由于 孔向东等人的辞职，五人筹委会也解散了，筹委会仍由原来的杨涛、王丹、封从 德、郭海峰等人主持，熊炎和沈彤去法大组织对话代表团，王丹后来去了北高联。 ３ 这段时间我没有参加筹委会的会议，当时的情况是全校罢课，我每天骑上自 行车联系和采访。赵瑜和谢泳两人也从山西太原赶到了北京，每天吃住在作家班， 两人分头采访，想和我合作写一部关于北京学潮的报告文学。 赵瑜是我的好友，他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当时正走红，所 以他在大学生中的知名度是蛮高的。谢泳是山西文学新掘起的文艺批评家，也是 我的朋友。当赵瑜知道我在筹备办《新闻导报》时曾警告我，不要涉入太深，以 免被抓住把柄。刚开始我还保持不深入的姿态，但后来出任了《新闻导报》总编 辑。后来赵瑜被逮捕坐牢，而谢泳只在北大住了十余天，便被山西省作家协会电 报召回。 《新闻导报》首先出了个试刊号，汇集了学潮初期的宣言，诗歌、请愿七条 以及一些三角地大字报，印数只有五百，沈彤、杨涛等拿到记者会发行，被一抢 而光。 许多信息立即反应回来，大多数是建议性意见，我马上和王果为等开会，他 们都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同学，果为性情沉稳，写一手好字，编辑工作由他负责， 曹为英俊开朗，周围有几个印刷和发行的同学，所以印刷发行他全包了。《新闻 导报》的主要负责人就我们三人，我是总编辑。除主持每期的编务会外，设计版 式、撰写社论、评论文章，主要的人物专访也由我主笔。我们三人可谓配合得珠 联璧合，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编辑部。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塞万提斯民主草坪上开会，召收了一百多名编采人 员，后来还在三教开了一个正式大会，宣告《新闻导报》正式出报，政法大学等 校派来代表祝贺，并主动提出在各校设立采访组，支持办报。我在会上讲了我们 办报的目的，采访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写新闻。因为这些愿意参加工作的“编 采人员”多是理科学生，北京大学没有新闻系，少得可怜的几位中文系或国政系 的学生对新闻也一窍不通，写回的通讯常常要重新改过，但就是这样一批热血青 年却办出了八九民运中影响最大，独裁者最恨的民间报纸。 我们报纸的两次全体会议都有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参加，果为告诉我会场有 “雷子”，我当时还不信，但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人冷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从我 身边走过，扔下了这样一句：“张伯笠，你的党籍保不住了。”那眼神冷然一闪 而过，但却像一阵冷风从脸上掠过。 为了能使《新闻导报》既冲破新闻封锁，又能在校园扎根，我仍决定采取低 调姿态，我在起草发刊辞是这样写的： 《新闻导报》是在学运中产生的，他真实地报导学运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真实地反映北京大学生的呼声，我们主张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所担负的责任和使 命……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全体共产党员开会，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精 神，邓小平在讲话中把广大青年学生悼念耀邦的和平请愿视为动乱。当天晚上的 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场电台的联播节目中广播了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必须 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中国的新闻经常能闹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四月二十五日的广播播出四月二 十六日的报纸社论，可见执政者的迫不及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吓住青年学生。 这是共产党四十年来的一贯做法，要搞运动之前，先在《人民日报》发个社论， 为他们抓人先寻找根据。 这个“四．二六社论”在结尾时又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全党同志，全国人 民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关系到改 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 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杀气腾腾的文字，令人想起血雨腥风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 我马上找来两位博士生，一起研究如何回应“四?二六社论”。我给两位出 了题目。 一是要旗帜鲜明地驳斥“四?二六社论”，《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决不是一 般编辑和评论员写得出来的，而是有极大的背景，因为那篇社论关于“动乱”的 定性是邓小平的精神，不推翻这个“动乱”的定性，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大批的知 识分子和学生领袖要被捕坐牢，一场新的政治迫害就会席卷全国。所以我们应旗 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第二、搞一篇评论员文章，把《人民日报》在历次政 治运动前的社论都列出来，看那张报纸是怎样下达杀人整人动员令的，让历史解 释现在，也让历史告诉未来。如《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发表了戚本 禹炮制的社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实质》，揭开了“十年动乱” 的序幕；同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中国陷入动乱深渊。然后是《煽起大夺权的“一月风 暴”》，全国大夺权，大混乱、武斗、流血、死人，人吃人的红色恐怖开始了…… 我强调：“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把掌握的真理告诉全国人民，所以《新 闻导报》第三期主要针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作战！集中力量，集中火力， 揭露人民日报。”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们在二十八楼召开了筹委会扩大会议，研究对“四．二 六社论”的反应，同学们一致主张联系各校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反对硬扣在学生 头上“动乱”帽子。会议并对游行路线，和警察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是否会遭 到镇压都作了详细的讨论，最后统一布置了口号，加进了：“拥护中国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标语，其目的是不给统治者镇压以 口实。 ４ 下午，表姐来校看我，我陪她到“燕春园”吃饭，饭后又到未名湖边散步， 未名湖一片春色、柳枝婆娑，碧波汤漾，和三角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正行走间，我的师长钱理群教授从我的后面赶上来，他是鲁迅专家，他为我 们班开的《周作人研究》非常受欢迎，我对他很尊敬，不仅因他的学识渊博，更 重要的是他对人的真诚和直率。 我把他介绍给表姐。他对表姐点点头后便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明天不能 去游行，那要流血的。 钱理群教授那双深邃的眼睛似乎闪着泪花，他说：“我担心，你们还是孩子 啊……还有好多事要你们去做……” 我握住钱理群的手：“教授，别担心，我们人多，又有全国人民支持，再说， 我想他们还不会反应那么快，他们以为一个杀气腾腾的社论会把我们吓住，我们 就是要他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大学生不像从前那样软弱了……。” 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一次展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蔑视，那次游 行表现的和平、理性以及北京全市老百姓的声援使统治者既气又怕，警察布置的 防线被学生们一一冲破，有的警察竟参加进了游行者的大潮中去。 游行回来后我们编辑部连夜加班，印刷第二期《导报》和编发第三期。到后 半夜同学们都饿了，我让两名同学下楼去买宵夜，结果买宵夜的同学捧回来四十 多份煎饼果子，买宵夜的同学说，下面那两个卖煎饼果子的女孩听说《新闻导报》 的同学们在加夜班，说什么也不要钱，她们说：“如果要给就给我们两张报纸吧， 我们留作纪念……。”同学们放下手中的工作挤到窗边向下望去，两个姑娘在充 满凉意的夜风中摊着煎饼，大家都很感动，我也一样，心里面热呼呼的。 《新闻导报》第二期和第三期很快与读者见面了，这两期集中了一些重要文 章，如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社论，“人民日报的历史功绩”的评论等文 章，以及“我们反对什么？我们拥护什么？”还有我写的郭海峰的专访“我以我 血荐轩辕”，王丹的专访“王丹，男子汉”等。这两期我们从版式设计上有很大 进步，另外多打了六张蜡纸，后每期的印数增加了数千。 报导文学作家贾鲁生从山东回京后到北大看我时告诉我，他在济南的书摊上 看到卖《新闻导报》，一份的价格竟高达七十元人民币。 在勺园的各国留学生也派人找我们购买，每次买二百份，给二百美金。我也 明白那些外国留学生的用意，他们不敢向我们捐款，恐怕给我们带来“里通外 国”的麻烦，所以用这种方式支持我们办报。 西单民主墙的人也找到北京大学，想介入《新闻导报》，一位自称坐了四年 牢在当年西单民主墙时给魏京生办报纸的人游说了果为和其他同学，想和我们一 起办这张报纸，果为表示赞同，他们在学二餐厅找到了我，果为等人买了啤酒招 待这些“老反革命”。 他们的想法遭到了我的拒绝，我说现在导报不能渗进非校园色彩，那样后患 无穷，我表示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但不希望他们插手报纸，因为他 们都是秘密警察掌握的人，如他们一参加《新闻导报》的编采工作，安全部就完 全可以反革命煽动罪封锁导报，我希望他们能理解。 刘晓波也到北大发表看法，五月三日夜我们在北大二十八楼开会研究“五四 宣言”时，刘晓波要求见各位学生领袖。郭海峰、封从德不同意他参加会，我和 王朝华也不同意，后来是吾尔开希给讲情让他进来发表高见。那是我第一次见刘 晓波。他身后跟了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他站在门口，要求我们在起草五四宣言 要有深度，只讲了几分钟就告辞了，他除留给我爱哗众取宠的印象外，另一个深 刻的印象就是口吃很严重。 四月二十九日晚上，何东昌、袁立本和学生进行的所谓“对话”，在北京大 学引起了强烈反弹。早在前一天，北京大学生自己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 就已成立，但袁木、何东昌等人拒绝和“非法组织”对话，他们找了一些官方学 生会的学生进行对话。郭海峰也参加了那次对话，我当时支持他去，让他问袁木， 李鹏算不算人民公仆，为什么我们跪了四十五分钟竟无人出来接住请愿书？ 那次对话的效果十分不好，老奸巨猾的袁木充分地掌握了对话的主动权，一 个对话会实际成了袁木的讲演会，政法大学的一位同学当时退出了会场，并号召 其他同学一起走，但那些同学没有走，结果对话不痛不痒，郭海峰虽然质问了李 鹏为什么不出来见学生等问题，也被袁木嘻嘻哈哈敷衍了过去。 郭海峰回校遭到许多大字报的指责。为此找我倾吐苦水，我在《新闻导报》 发表了他的专访，为他主持公道，因为在强大的政权和狡猾的政客面前，我们实 在不应该对年仅二十几岁的学生领袖求全责备。 ５ 五月四日那场全市大学生大游行后，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在没有经过全体高联 常委通过的情况下，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了“五四”后全市复课的指令。五月六日 后，有的大学部分复课。北京大学也有部分教室开始上课。 那天我们班的课表是曹文轩教授的《思维论》，我和建祖、非默等几个同学 到了课堂。 曹文轩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也是作家班的班主任，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 者，也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微笑着站在黑板前，看着课堂上那寥寥无 几的学生，迟迟不开口。上课的铃声响了五分钟后，闯进一群外国记者，三、四 部摄像机对着空旷的教室的门，一位ＣＮＮ的记者用中文问曹文轩教授怎样看待 罢课与复课。曹文轩淡淡一笑说：“我今天的课不能上，因为，我的课应该有九 十多名同学来修，现在只有几个人。”他又说：“政府应该看待学生是爱国的， 而爱国是无罪的，如果没有那顶“动乱”的帽子，我想，我的学生会回到课堂 的……” 我和建祖等人为曹老师鼓掌，然后离开教室。半个月没进教室了，心里不免 眷恋那硬硬的木椅，但偌大个校园竟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这责任在我们吗？ 我不断地问自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不需要回答。 郑义、赵瑜、北明那几天待在北大，我们几经讨论，决定在罢课与复课的拉 锯战中组织一次北京知识界的自行车大游行，由北京大学作家班筹备，那几天总 是写标语，郑义曾写了两幅标语，很令人兴奋，一幅是： 学习鲁迅精神，挺起民族脊梁 另一幅是： 跪久了，站起来溜达溜达。 五月十日那次自行车游行（也有人称为飞行集会）从北大出发，我们把中文 系的一辆三轮车借了出来，一位从江西来叫木易的怪人主动蹬三轮。我站在三轮 车上挥舞作家班的大旗做引导，柴玲坐在我身后捧着录音机放音乐，建祖、何力 力、阿吾等人也穿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白Ｔ恤站在我的身边。大旗后面的队伍十分 壮观，第一排是二十几名知名作家以及王丹等几名同学。作家班买了许多北大的 白色Ｔ恤，前胸写上作家的名字，后背写上作家的代表作品： 郑义《老井》 柯云路《新星》 苏晓康《河殇》 徐刚《伐木者、醒来》 赵瑜《强国梦》 王兆军《佛晓前的葬礼》…… 作家后面是北大教师队伍，再后面是新闻记者队伍，那天通知全市知识界的 信号就是以北京大学作家班的“班旗”为号，所以，沿途等待的知识界朋友不断 地加入游行行列。我们骑过复兴门立交桥后，队伍扩大到几万人，然后由作家班 大旗前导，由长安街自西向东前进。 滚滚车轮组成的奇异之游行队伍有数公里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世界经济导 报”的一些朋友等在天安门前，当我们绕天安门广场一周时，几位作家朋友呼喊 着我的名字为我们鼓掌，那还有中国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我们到人民日报 后停了下来。吾尔开希带了一些人在大门外喊总编辑出来。人们高喊：“人民日 报，胡说八道！”把人民日报大门围个水泄不通。而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在大 门里响应学生，他们打着标语：我们不愿说假话，是他们逼着我们说假话。 苏晓康找到我，让我把作家班大旗交给别人，我们找地方开个会。 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团结湖王兆军的家里。王兆军原是一位小说作家，现 任一个什么出版社副社长。我和晓康、建祖等人刚坐定，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徐 星等人就进屋了，大家把王兆军的酒喝光了，把王兆军太太做的菜吃完后，得出 一个结论：运动已得到了全民起来的时刻。知识分子伸头也挨一刀、缩头也挨一 刀，乾脆，和学生们一起干吧！于是我们决定在五月十二日召开一个北京知识界 的会议，起草一个声明，把知识精英的要求和主张公布于世，一是向政府施加压 力，二是通告全国共产党有倒退的危险。 ６ 那天夜里我没回学校，待在人民日报宿舍刘宾雁家里。吃过小雁烧的菜，我 到刘宾雁住的屋休息。宾雁已到美国一年多了，卧室里堆满了信件。不一会儿， 小雁的丈夫李东江打开了门，他和我也无话不谈。他想让我劝劝小雁，明天不要 去参加知识界的会。李东江是一位海军中校，人很坦诚。他说，他岳父已经成了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子了，这次学潮的结局肯定是对学生不利，所以他不想让妻 子陷入太深，他们的儿子淘淘还小，万一小雁被捕或坐牢，他和孩子怎么办？东 江推心置腹，他说他不好劝小雁，那样小雁会以为自己的丈夫太自私。他说：“你 们是好朋友，你劝劝她，就算是为了孩子……。” 那一夜，我躺在宾雁那张铺着凉席的旧木床上，迟迟不能入睡，刘宾雁的床 太硬了，两位老人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却又留给人们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 勇敢的故事。 第二天我去团结湖公园开会，小雁把淘淘给了保姆小王带，和我一起出门。 我在路上和她谈了，我坚决反对她再参与我们的活动，并告诉她以后也不要到北 大找我。 她问我：是李东江的意思吧？ 我说：“小雁，为淘淘想想吧！” 她沈静片刻：“那你呢？你不为小雪想想吗？” 我说：“我是男人，将来坐牢小雪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可是你坐牢淘淘的爸 爸怎么带得了孩子？” 我们一路上无话，都觉得话题太沈重。 ７ 北京知识界的精英们三五成群地来到团结湖西门，有几位“雷子”神神秘秘 地探头探脑，于是我们决定改换地点。 晚上六点多钟，会议在一家饭店开始了，郑义和李陀主持了会议，我介绍了 北京大学这几天的情况，大家发言很踊跃，都主张有所动作。我负责记录，记得 当时参加会的有包遵信、刘再复、苏晓康、老鬼、王鲁湘、柯云路、罗雪柯、郑 义、李陀、徐刚、赵瑜、王兆军、苏纬、远志明等三四十人，会议最后达成共识， 起草一份知识分子声明，定在五月十六日见报。十三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 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徵。十三年 后，这场民主运动同样面临着被镇压的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郑重签署这 个声明，公开表明我们的立场。 这个声明的执笔工作放在了苏晓康和郑义的身上。 散会后，我和苏晓康、赵瑜、陈建祖骑自行车回北大。已过午夜，路上行人 很少，偶尔有一辆计程车开过，我们四个人在宽敞的马路上并肩前行。 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我们个人 已不能再失去这不多的历史契机。 我们无后路可退却了。

第五章 精神的魅力 1 北京大学── 中国民主科学的象徵。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日，我终于跨进了这所著名学府的大门，实现了我儿时的 梦想。 放下行李，我便约了陈建祖，非默和何香久，到校园里漫步。一路指点江山， 诗兴大发。那 三位都是青年诗人，又是多年的文坛好友，这次又从不同省份考入北京大学 成为同班同学，更是高兴。我们走过一幢幢绿树掩映的古代建筑，那是我们的教 室；我们走过绿茵草坪，走过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铜像，铜像下不知是谁放的 野花仍在散发着芬芳，最后我们来到了未名湖畔的湖心岛上。 博雅宝塔映在蓝色的湖面上，晚风习习送来体育场的欢笑声，彷佛把我拉回 了十年前的大学生活。我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在这所奇特的校园里，我常常觉得 历史的躁动，未名湖水注入我的血管，使我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思想。 开学没几天，中文系主任严家焱教授就给我们班开了个会。严教授是一个文 艺理论家，著作甚丰。他戴着深度近视镜，不苟言笑。他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放下 作家的架子，他说：你们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同学没什么两样，要先 学会吃饭，上图书馆，找教室，要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定。 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他叫曹文轩，是一个相当不错 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的同学中有几个还比他 年纪大。曹先生一表人才，才华横溢，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尊敬。 我们第一学期开的课有乐黛云教授的“比较文学”、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 研究”，张钟教授的“八十年代中国小说”，以及严绍汤教授的“中国文化史” 等等。 由于给我们班开课的都是中文系的一流教授，来听课的本科学生和外国留学 生很多，这使我有条件和他们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作家班的同学 上课总是迟到，必修课也是如此，而我总是最早一批到教室的学生。常常不得已 为同学们占个座，因为旁听的同学太多，尽管是我们班的课，但来晚了照样要站 在后边听。 我最喜欢听的课是钱理群教授的“周作人研究”，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十 年破天荒的一件事，周作人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不仅是鲁迅的弟弟， 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由于他后来和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了中国最大 的汉奸文人，研究他或开他的课在共产党的国家是过去想都不敢想，但进入八十 年代中期，湖南省岳麓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周作人的系列，主要是他的散文，虽然 这在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是很小的一部份，但却标志着禁区的打破。我在北京大 学书店中就买到了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等散文集，周作人写过非常好的文章， 他的文采远远的胜过了鲁迅。 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就成了游击课，本来以为这课专门性很强，作家班三十 八人，再加几个旁听的，五十人的小教室足够了，但没想到开课那天小小的教室 挤了二百多人，钱先生被挤到紧贴着黑板，连气都喘不过来，更别说讲课了。后 来忙联系换教室。下课后，被挤得满头大汗的钱先生边擦着大脑门的汗珠边风趣 地说：真没想到，讲周作人有这么多人来听，可是讲鲁迅却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作家都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都 被打上阶级的烙印。鲁迅是共产党建国四十年来惟一被推崇的作家。我儿时没少 读他的书，那时书店里除了他和毛泽东的书再也没有别人的书了，北大中文系能 开周作人研究一课说明是把一个学者和政治分开来，我们不是把他当成汉奸来批 斗的，而是当学者和作家来研究的。起码，研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作品和 思想对我们重新认识五四运动颇有益处。 ２ 北京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一个围墙把北京大学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在北大课堂上讲的同样话在校园以外的场合去讲大概不被逮捕也会被跟踪。而北 大的学术空气很浓。老师和学生像朋友一样。当然也有爱说教的老师。不过听他 课的人会少的可以让他坐下来讲。同学们都在选择自己爱听的课。 我像那些本科生一样，骑着自行车，背着旧书包四处去寻找我自已爱听的课。 除必修课和选修课外，我常去国际政治系去听课，陈鼓应教授的“道法儒墨”我 也常去听，后来，我们成了要好朋友。八九民运因为他被我聘请为民主大学的名 誉教授，被中共审查了一年不许他开课。陈鼓应教授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他一直 被台湾拒绝入境，因为他当年曾反对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我逃到美国后的第一 个春节他从北京回到伯克莱曾和我通了一次电话，他说那两年他最担心的就是 我，一直不知死活，后来在美国之音和ＢＢＣ访谈我时才知道我逃到了美国。他 听说我要去台湾访问，便告诉我不要和国民党搞的太近，他们和共产党一样专制， 他说他的岳母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他想回台湾看看都不许他入境。 每当夜晚到来，北大的学术气氛更浓了，各种讲座的海报早在一两天前就会 贴在三角地带。让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不过，到一九八八年底关于 国家命运和改革前途的讲座却越来越多了。有的讲座的听众达到几千人，可见当 时北大学生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在这些讲座中，我除友人来讲寻根文学听一听外， 多选择了和政局发展及改革命运有关的去听，那里有许多新的观点和数据使你对 形势的发展更心中有数。当时人民的情绪随着物价上扬通货膨胀而膨胀，对李鹏 政府以及对邓小平的阴阳怪气，老人帮的专权都强烈不满。这些著名学者和教授 的讲座会让你的不满找到理论根据上升到理论高度──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应 该终结。 作家班是北京大学的新贵族。我们都有工资，还有可观的稿酬，比一般的大 学老师收入都多，一个教授的最低工资是一百三十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 买三百斤大白菜，学生也一样，每个月的生活费最低要七、八十元人民币，这对 大学生的家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不过，考入北大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的佼 佼者，他们的父母无论怎样艰苦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满足。 开学不久，我们班就订了个计划，给班级搞点班费，每人写一篇企业家的报 告文学，然后集结出版。后来这部书出版与否我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八九民运前 我们就有了一笔相当大的数目的班费了。有的企业家一出手就上万元，这笔钱大 多经我用在游行的标语制作上。 由于对前途的苦闷和对民族的无望，使北大的学生消极灰退的也占很大的比 例。当时流行的有托派（考托福去留学）、麻派（打麻将）、舞派、纯情派和逍 遥派，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无望，但内心那片对祖国和民族的 真诚并未泯灭，这从后来的八九民运中得到了验证。 作家班没有托派、麻派，但喜欢跳舞和交女朋友的却不在少数，北大的女孩 子非常可爱，那些优秀的女大学生不仅有学识，新奇又大胆的追求爱情的勇气和 精神使你不能不为之心动，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每当周末，同学们便 和女朋友们去了舞厅或到塞万提斯草坪去弹琴唱歌。这样的活动我参加不多，因 为周末我大多是坐上火车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那时，母亲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和 父亲一起从石家庄到了太原，帮助我带雪儿，他们原来在石家庄有一个店，收入 颇丰，但母亲心疼儿媳和孙女，执意把店让了，每当周末我从北京回到家时，母 亲和妻子都会准备一桌酒菜，我和父亲喝几杯山西老白汾，然后全家一起给雪儿 洗澡，看着雪儿在嬉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总去我们宿舍聊天的几个小女同 学一到周末就看到我回家很不理解：“女儿就那么重要吗？”我说：“当然。” 他们仍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她弱小。” 后来这些女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雪儿她爹。”不久，连作家班的男同 学也同时这样称唤我。我很高兴他们这样称呼我，有时觉得挺骄傲的。 ３ 那时，历史系的王丹，杨涛同学搞的“民主沙龙”已经从室内搬到了室外的 塞万提斯铜像前的草坪上。塞万提斯是世界名著《唐．吉柯德》的作者，西班牙 政府把这个勇于向传统和邪恶挑战的塞万提斯制成铜像赠送给了北京大学。我们 习惯于把这块草坪称做“塞万提斯草坪”。 塞万提斯草坪离我住的研究生楼很近，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那里散步，即 使和同学们去网球场也经过那儿，那是北京大学除三角地之外最敏感的地方，中 共的秘密警察常常在那里活动。 我参加民主沙龙的活动是以一个普通学生或听众的身分，那时我还是共产党 员，还要和民主沙龙那些小男孩保持一段距离，这对他们本身也有好处。王丹活 动能力很强，人又勤快，他曾请来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包泊绮到北大讲演。 也请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到民主沙龙讲演，最后一次活动是请被中共“劝退党”的 剧作家吴祖光来讲演。 吴祖光来讲演那次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中央斗争已经十分激烈， 保守派正大举向改革派反扑并已占了上风，据传赵紫阳总书记的位子也坐不多久 了，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政治变化的晴雨表温度计，且进入一九八九年新学期后 北大就酝酿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同学们私下议论：今年是五四运 动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弄不好要出 点事儿。 吴祖光来那天我第一次感到秘密警察的可恶，我们原订下午二时民主沙龙活 动开始，当我和作家班其他同学来到塞万提斯草坪时，草坪上已经三三两两坐满 了同学，外国留学生也来了许多，我的好友，德国留学生埃德娜高兴地和我打招 呼，并拉我坐在她们的圈里，让我给她们介绍吴祖光其人，在我介绍吴祖光是怎 样被“乔木同志”劝退时，一个青年人躲在树丛中偷偷地为我们拍照，那个人就 住在我的楼上，公开身分是法律系在职进修的学生。我不露声色地把脸转了过来， 给了他一个后脑勺。 十几分钟后，几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水龙头来了，他们接上水源，开始喷水， 同学们气愤地和他们理论：你们这不是存心捣蛋吗？ 那些人倒是好脾气，任你怎样指责，就是一声不吭，水柱一点一点向四外延 伸，草坪被淋得水淋淋的，甚至石径以外的草坪也不得幸免。我们被迫撤到几十 米以外的荷花塘边，在一片掌声中，吴祖光先生在王丹和杨涛的陪同下来了。几 百名同学忽啦啦地把吴先生和王丹围在中间，聆听吴先生讲演。 吴祖光很小的个子，头发已经斑白。他主要讲了被“劝退”出党的经过，讲 了中国共产党“不尽人意”的地方，语气平静，也没什么太过激动的语言，他总 是笑咪咪地重复这样一句话：中国问题太多，靠一两个人说说不解决问题，敢出 来说话的人多了就好了，大家都说就好了……。 有的同学问到新凤霞：“吴先生，您来北大讲演您太太新凤霞阿姨不担心 吗？” 吴先生风趣的说：“她不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来北大（笑声），她要是知 道我来北大就会病情加重（笑声），这不是正常现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 期，北京大学也没这么敏感呢！怎么回到人民怀抱后反而怕人民来这所大学讲讲 心里话呢？这不正常…… 吴先生被掌声包围了。有的同学甚至大声喊：讲的好！ 后来，王丹代表吴先生宣读了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发言，具体内容我已经 不记得了。 那次民主沙龙活动结束以后，在大家围着吴祖望签字的当儿，我提醒王丹： 今后要注意安全。王丹笑了笑：不怕！ 除参加“民间”的沙龙活动外，我也经常被请去参加“官方”的沙龙，那是 官方研究生会主办的活动，我就是在这种官方研究生会的沙龙活动中认识李进进 的。他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官方沙龙”活动的条件比王丹的民主沙龙好 多了，研究生会有活动场所，还提供饮料，有曼妙的音乐可以跳跳舞轻松轻松， 但讨论时这些博士生硕士生比吴祖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还要尖锐，在那里你会听 到很多新鲜的见解，有的甚至对共产党大加鞭达，你一问他，他竟然也是共产党 员。当时同学们中盛行这样一句话：“我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好人。”这 个关联词组常令学校党的干部哭笑不得。 李进进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北京大学仅有的一个研究宪法的博士生。他 是湖北武汉人，中等个子，精力充沛，头脑清楚、反应敏捷，口才也极佳，他在 讲话的时候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成熟。 经常组织研究生会活动的还有程文超等博士生，文超是谢冕教授的博士研究 生，他的官方职务是研会的学术部长。 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４ 我的宿舍──研究生四十七楼三○一一室，也是人们爱聚的地方，刚开始讨 论的是文学，但后来讨论政治了，常来宿舍的有谢冕教授的女弟子张玞，她正在 攻读博士学位，她的先生骆一禾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十月》编辑部做 诗歌编辑。毕业前，他已经是北京大学“未名诗社”的一员大将，发表了大量的 新诗。 张 爽朗直率，她先生骆一禾则相反，他话不多，总是微笑着看妻子高谈阔 论。由于张住在学校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和我们在一起，而骆一禾则常来看妻 子，只要他一来北大，必定要到我的宿舍坐一坐，笑咪咪地品尝我从山西带来的 “老白汾酒”。 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在我们绝食的第一天不幸去世。 一九八九年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一位罗小姐开始每周给我送王军涛、罗点点 等人办的《经济学周报》，罗小姐说那是北京的“世界经济导报”。主办者王军 涛、陈子明等人多数参加过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一直都是中共内控的对 象，不过《经济学周报》办得还不错，理论文章很多，有些观点是中共所不能接 受的。 还有一张报纸，是北大校报，那张报纸除几条动态新闻外，实在没什么好看 的，我那时就有一个设想，用我们的班费和作家班那雄厚的写作力量，办一张校 园报纸，那种想法令我激动不已，但没有官方同意，即使办了报也是非法的。在 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民间办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宪法写有言论、结社、出 版等自由，可中国人都明白，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 有传言方励之先生要来北大卖书，是一本物理知识方面的小册子。卖书地点 设在离三角地很近的二十七楼前面，北大的学生听说方先生要来为买书的人签名 留念。都去排队买书，其实，卖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先生敢来北大校园，自 刘宾雁到美国作访问研究离开北京后，方励之是中共最头疼的人物。他在知识界 和大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大学生称他为中国的沙哈洛夫，在那个敏感的八九 年春季，不仅中共秘密警察严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密切注 意他的举动。 卖书的地点又出现一些拿着照像机的人，他们的公开身分也许是研究生或进 修生。我等到下午一时看方励之没有来便回宿舍去了。方先生来不来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北大的学生都知道方先生要来。 三角地的广告栏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过去卖云南烟，办讲座的广告逐渐被 要求校园民主的小字报所代替。一天中午我从学生餐厅买饭出来，看到广告栏上 贴着几张铅印的传单，已有好多学生围着观看，我挤进去一看，是方励之、李淑 娴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由于字太小，只有前排的几个同学能看清，我放下 饭盒，开始大声朗读。每读一段，身后一片叫好声和掌声，读完了，身后又喊： “我们刚到，再读一遍！” 一个女同学接替了我，我挤出人群，看见作家班的十几名同学也围在外面。 看到我挤出人群，同学们都很兴奋。女诗人苍月对我说：“读得不错，像朗诵徐 志摩的诗一样。”我说：“是方先生和李老师写得好。” 她边跟我走边问：“你不害怕吗？”我诚实地回答：“现在有点。” 她说：“不错，你很勇敢，我喜欢这刺激的场面。” “刺激的场面”在我们走后就发生了，校方派人把方先生的《中国的失望和 希望》全盖上了。 同学们还没学会抗议，只能小声表示“失望”。 三月，美国总统布希访华，在他访问结束即将返国时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了 答谢酒会，布希请了许多中国著名的知织分子，也请了苏晓康、方励之等人。而 偏偏方励之夫妇没有吃成布希的西洋大餐。于是方先生又把赴宴经过诉诸文字贴 在了北大三角地。 当我和几名同学听到消息赶到三角地时，那传单早已被秘密警察撕掉，惨淡 的灯光下三角地显得很冷清。香久骂道：妈的，可恶的雷子！建祖拉着他就走： 小声点，想不想要毕业证了？香久越发神气：妈的，老子不怕！ 回到宿舍，我赶紧找那几个碰巧看到方先生亲笔写的赴宴经过的同学。那个 写小说的东北作家给我们描述了一番： 方励之和夫人李淑贤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林培瑞陪同下，乘坐美 国大使馆轿车前去赴宴，他们的轿车行驶到离昆仑饭店不远的地方时，被十几名 警察拦住。警察说汽车违章了，让他们开到路旁。 林培瑞教授说：车内坐着我们总统请的客人，我们要赶去昆仑饭店参加总统 的酒会，迟到很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把客人送去，然后再接受“违章”处罚。 警官问：“客人是谁？” 林教授答：“是方励之先生和夫人。” 那警官笑道：“你们违章的原因就在这。” 警察打开车门，由一男一女两个身强力壮的便衣把方先生和李老师架出轿 车。方先生抗议，警察不理睬。 那位负责警官对林培瑞教授说：“方励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们总统 请中国公民吃饭没有经过中国政府，这是没礼貌的表现，所以我们奉命不让方励 之去，你可以走了。” 当美国大使馆的车开走后，方励之和夫人被“松了绑”。 方先生问警察：“我们怎么办？” 警察说：“回家去！” 方励之和夫人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准备乘公车或搭计程车去赴宴，他们和 警察较上劲儿了。 站牌附近立即被警察站满了，所有经过的车辆均不许停车，一辆辆的公车和 计程车在警察的指挥棒下呼啸而过，谁敢惹麻烦？司机宁可挨乘客骂也不敢惹警 察的。 方励之气得险些昏过去。多亏有夫人在旁替他消火。没车坐，那么就走！方 先生和夫人紧挽着手臂向昆仑饭店方向走去。其时，总统的宴会已经开始，布希 和杨尚昆的酒杯已碰出了曼妙的声音。 警察们散去了，显然他们已经圆满地胜利地完成了这艰巨而光荣的阻截任 务。而被气昏了头的方励之教授和夫人则继续不屈不挠地向昆仑饭店进发。 后来一辆加拿大使馆的车经过他们身边时，那位加拿大使馆官员认出了方励 之，便请他们夫妇上了车。显然，在酒会开到一半时再去已经不太适宜了，方先 生到了加拿大使馆后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爸爸妈妈是安全的，然后在加拿 大朋友的帮助下，于午夜在昆仑饭店举行了记者会，把刚刚发生的被无理阻挠的 事实真相公布于世。 美国政府为此事表示了强烈不满。 中国政府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遗憾，并希望不要因为某个人 而影响中国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 说实话，尽管同学们在谈论此事时不免加几句调侃的语言，但我的胸膛已被 气愤憋得快要爆炸了，这不是法西斯是什么？共产党竟然这样卑鄙！ 同学们开始分析事态的发展，方励之的小字报贴在北大是有目的的，显然他 要利用学生对他的支持来和执政者对抗。同学们有的提出写一个声援方先生谴责 当局的大字报贴在三角地，我不太同意，我认为时机不成熟，况且弄不好会帮方 先生的倒忙。我的观点是，要和共产党对抗，你必须以爱护党的作法和维护党的 形象为出发点，使他无法给你定罪，让他狗咬剌□无从下口才能既达到斗争目的 又能保护自己。所以和方先生保持一段距离是对的，同样的一件事和方先生扯在 一起就会变得严重得多。 ５ 那些天我已经没有心情去跑图书馆了，每天坐在未名湖边看着蓝蓝的湖水发 呆。 我有预感，一场大风暴要来临了，这场风暴也许会使中国这个远离世界主航 道的大船渡进人类前进的大潮中，也许会把这艘大船吹得离世界主流更远。前者 当然是我所希望的，后者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北 京大学领导和发起的，五四运动虽然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却使共产主义在中 国可以迅速传播，并使中国人狂热了半个世纪，为此这个民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那么这一次呢？北京大学该扮演什么角色？以什么方式出现？会有怎样的 结果？我该怎样做？ 未名湖水深邃而幽蓝，宝塔的倒影悬在湖中，曼妙的立体声音乐从远处传来， 成双捉对的青年男女在湖边漫步，这大风暴来临前夕的宁静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 刻了。 我默默地对未名湖说：我不会辜负你！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因为我 是北大人！ 那天回到宿舍，看到了妻子寄来的信和雪儿的照片。雪儿粉红的小脸笑得像 灿烂的杜鹃花。不禁吻了她一口，暗想，不能让她们这一代再像文革一样生活在 精神的痛苦和物质的贫穷中。 那些天常常莫名其妙的烦躁，因为心不顺还和同室的同班同学打了一架。义 大利留学生劳拉小姐过生日请我去，在生日舞会上见到了老木，老木神聊了一通 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和首都知识界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的经过。 一个月前，我们就知道方励之写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四 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请求您 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魏京生等政治犯实行大赦。”后来北岛等人在陈军家开会， 又联络了三十几位知识份子联名写信给邓小平，支持方励之。中共的《人民日报》 为此发表了北京公安局负责人的谈话，说：魏京生不是政治犯，他是出卖国家机 密的刑事犯罪份子之类的鬼都不相信的话。老木是签名信的参与者，说起来倒是 绘声绘影，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这在几年前是不敢想像的。 ６ 几天以后，马原从西藏到了北京，一九八七年他曾去过太原，我和他有一面 之交，一下午在宿舍里和他讨论文学，讨论马原小说，也讨论了西藏的“暴乱”， 晚上和另一位同学骑车带他去未秀园张锺教授家去看张锺，张锺教授是我们班的 讲小说的老师，他最近正在研究马原现象。 马原是条东北大汉，他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运动员，从张锺教授家里回到宿 舍已经夜里九点多钟。同班同学非默拿着一张纸找我，让我捐款。我问他什么内 容，他幽幽地说：海子死了…… “海子死了？”这怎么可能！ 同宿舍的“教练”（小说家何群的绰号）说：“今天是愚人节，不必当真。” “海子真的死了。”非默又幽幽地说。 我火了：“妈的，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非默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和“教练”对视了一下，觉得事情不像是开玩笑，非默是一个不太开玩笑 的人。 我连忙去找陈建祖，他是作家班的班长，和海子的关系也不错。 海子真的死了，是卧轨自杀。 海子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北大未名诗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国第 三代诗人中的健将级人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政法大学当老师，他的诗和他的人 一样充满了苦闷和奇特的联想，在青年中广为流传。诗人在苦闷中徘徊而无法解 脱，寻求死亡去解脱自己──他静静地趴在铁轨上，让钢铁的巨轮把他的身体切 为两断。 他的遗书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哭了，作家班所有的朋友都哭了，海子多年轻啊，他只有二十四岁。 我在那个年龄没他痛苦。 但是，海子解脱痛苦了吗？一个生病的父亲，一个坚强的妈妈，三四个正在 读书的弟弟妹妹在安徽农村艰难地生活，海子不仅是他家的骄傲，也是全村和全 乡的骄傲！他是北京大学中学习最优秀而生活最清贫的学生。刚刚当了老师，可 以每个月接济一下父母和弟弟妹妹了，他却这样痛苦而惨烈的走了，他能解脱 吗？ 那些执政的刽子手不怕你死，你死的越多他们会越高兴，因为你从此不再写 诗了。你的诗即使算不上号角，但让他们听来也是十分不舒服的。而海子选择了 逃避，他是太累了？太孤独了？他为什么不看一看人民的觉醒，他为什么不再继 续奋战？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那种心情就如鲁迅所形容的：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我们默默地把全班捐的几千元钱寄给了海子的母亲，尽管这无法减轻她心中 的悲苦之万一。我和中文系的同学们还在各学生餐厅门口卖海子的诗集，和为海 子的亲人募捐，买饭的同学们默默地把钱捐进我们的纸箱内，没有带现金的同学 都捐的是饭票，那一毛一分，一斤一两表达了北大同学们的心情，那心情是复杂 的，有些同命相连的意味。而我则有着兔死狐悲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你的 出路在哪儿？ 第二天的晚饭后，我们在民主科学雕塑广场举行了海子诗歌朗诵会，那其实 是北大的朋友们为海子举行的追悼会。几千名同学参加了，主办者是未名诗社的 几名校园诗人。 那天北大当局如临大敌，所有的党群干部都到会，还有数不清的秘密警察， 北京市公安局也紧急动作，防备北大的学生冲出校门，自一九八六年北大学潮到 现在这三年中，这是非官方组织的学生集会人数最多，情绪最不稳定的一次。 海子的诗友们一个又一个地登上民主科学雕塑的底座，朗诵着海子的遗作。 录音机里传出了哀伤的音乐。像在为海子招魂。 骆一禾戴着一朵小白花，在同学们的注视和秘密警察闪光灯下沉痛地走上最 高处，他把长长的头发甩在脑后，昂起了头。我发现两行泪水从他的眼晴里流出， 缓缓地在脸颊上爬行，海子是他的同期同学，又是最好的诗友，他朗诵了他为海 子编的还未出版的诗剧中的一段，那是我听到的最为打动人心的诗，这不仅仅因 为骆一禾朗诵的出色。晚霞照着他脸上金子般的泪珠，他的声音和长发在晚风中 飘浮…… 一个月后，骆一禾也死在天安门广场。

第三章 理想与青春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与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很容易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环境，这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并不是很多。也许是因为我生在农村，虽然长在城市，但与土地那种近乎于血缘一样的关系依然存在。 我当时插队的农村是一个叫正白后二的自然屯，隶属于望奎县红星人民公社，这里满族人很多，村名也按照八旗起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蓝旗和正红旗，还有镶黄镶白镶蓝镶红旗。我们插队的正白后二大队有四个生产小队，一千多人口，满族人占百分之三十．其余是汉人。满族人以洪姓为主，他们热情好客．而且还保持着种种旧规矩，对这个村的风气影响很大。 我们的知识青年集体户就建在村子的正南，与小学校有一墙之隔。不久，我被选为户长。成了四十多男女知青的头儿，其实，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还未完全成年，而集体户的知识青年有一半比我年龄还大一些。 在这些青年人中，我的“领导才能”很快就显露了出来：没有粮食吃，我会到生产队借来足够的粮食，至于以后怎么还那是另一回事；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油吃，每天清水煮茄子，吃得大家胃酸，我便套上一辆马车，带上本城服务系统下乡的知青到自己父母工作的饭店，酒店去拿。饭店的领导知道是自己的子女来“揩油”也只能苦笑。生产队拨给我们一些土地，让我们种蔬菜，我便带着青年义务劳动，种了许多番茄、黄瓜、茄子、大葱、马铃薯等蔬菜，不仅够自己吃，知青们回城里还可以带一些让父母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 在集体里生活你要人们尊敬你，那你必须“一事当前先替别人着想。要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到农村时间一长，劳动不再是浪漫的事，繁重的农活使知识青年们叫苦不迭。秋天临近，快开镰了，而我们四十多男女知识青年都没割过庄稼，于是我就和各生产小队协商，把看护庄稼的工作要了过来。这工作在农村谓“看青”。活很翘，你只要拿着步枪保护成熟的庄稼不被偷，不被牲畜践踏就可以了。由于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我主动把这活让给别人，自己拿起镰刀和农民一起割地。由于不得要领，镰刀常常割到手和腿，右手也被刀把磨出一片片水泡。一个多月的秋割下来，我已经可以和农民比赛谁割得更快，不仅得到了知识青年们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夸赞。不到一年，我学会了锄地、割地、刨粪、打绳、骑马、赶车、扶犁、砍树等多项农活，这不仅使我和农民们的感情更为贴近，而对十几年后我在枪口下的两年逃亡生活有很大益处，由于我对农民和农活的熟知，使我在两年逃亡农村的生活里如鱼得水。 那时候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是能返回城市和家人团聚。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找门路或走后门为自己回城创造条件。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要上大学。当时全国各大学都在招收“工农兵学员”，而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条件是“政治标准第一”，需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所谓贫下中农推荐其实就是农村共产党的组织用此来作交易，两年多的知青生活使我对贫下中农这个阶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目光短浅而又不甘心为统治阶级效力的集体农民，他们同样没有什么权利，而所谓的当家做主是由他们这个阶级中产生的共产党大小官僚。 下乡一年以后，我被选为出席县的知识青年劳动模范，这是两手老茧换来的。会议一结束，我没能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而是立即回到农村，放下背包便拿起锄头参加劳动。 在中国农村，你必须首先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最难掌握的一门学问，你不能显得比他们有知识，那样他们会认为你不谦虚，你也不能显得比他们没知识，那样他们会瞧不起你。尤其在处理和农村干部的关系上更复杂多了，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你早几年回城或永远回不了城。 记得有一次为了迎接公社检查春耕的工作组，大队长老董让我帮忙把大队办公室布置一下，我用红彩纸写了一幅毛泽东语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每个字都像整张纸那样大，贴在大队部的正面墙上显得很有思想性。大队的干部都说不错。董大队长是土改时打地主入的党，算是老干部了。此人不仅说话结巴，而且一字不识，他让我给他读一遍，我念过后他突然把眼睛一瞪说错了。他说政治第一，政治应该放前面，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拿出《毛主席语录》给他看，他愣不看，因为看不懂，他说我不谦虚，不尊重贫下中农，不服从“再教育”，当时屋子里有许多大队干部和知识青年，他们都知道大队长错了，而我是对的，但没有一个肯为我辩白。因为他是大队长，是这个村的土皇帝，那时候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也不想得罪他。 而我绝对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改，这不仅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在那个年代你不能把“最高指示”搞错，由于毛泽东讲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你写错了轻则说你政治思想差，重则说你篡改领袖语录那就罪恶滔天了。我不敢拿毛泽东开玩笑，但我可以揶揄一下大队长。我把这十九个字块都揭了下来，又重新钉在墙上，其实，还是原来的样子，只不过是重复了一次劳动而已。 大队长让我再给他念一遍。 我大声念给他听：“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拍拍我的肩笑了：“这就对了，年轻人要谦虚，我革命这么多年了，政治水平还能没你高吗？” 灵活的妥协给我带来许多好处，尽管在妥协的时候心情不那么舒服。但事后证明，暂时的委屈会使你以后少很多麻烦。 ２ 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天安门“诗抄”迅速传遍全国各地，青年集体户是“诗抄”流传的据点，我们每个人都偷偷在日记本里抄录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那些诗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关心政治，思考国家的命运，尽管当时我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对共产主义已经不很虔诚了，况且我以为共产党已经得了重病，那就是对“四五运动”的镇压。 我无时不在关心时局的变化，两报一刊上充斥了梁效、罗思鼎的文章，攻击的矛头指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杀气腾腾，使你感到中国要有大事发生。而那一年的中国真够我这个十几岁的青年眼花撩乱的了。 就在这时，大队党支部推荐我参加了公社的“上大学学习班”。每天除了学习四个小时的文化课外，其余的时间是学政治，被推荐的三十多男女知青每天眉开眼笑，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参加这个学习班就已经是离开农村第一步了。 我是学习班里年龄最小，学习最好的一位，那些比我大许多的知青大姐姐们总爱找我辅导她们功课。公社管文教的党委书记对我也不错，常常笑咪咪地找我们聊天。文化课考试结束后，学习班解散了，我们回到各自的集体户里等通知。而我报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不久，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又隔不久，毛泽东逝世。 就在此期间，上大学的名额公布了，我居然榜上无名。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集体户的青年都为我鸣不平。我为此也找过公社的领导，他们给我的答覆是：年轻人应该经受住党的考验。而那些学习成绩和劳动表现都不如我的人都不需要经过党的考验上了大学。而当体检的医生告诉我这次上大学的五个女知青有两个怀了孕，而五个人都失去了贞操后，我便缄默了。这就是贫下中农给我们知识青年的再教育？我为我们的姐妹悲哀，那一些不满也随之消失了。 那年十月，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了宫庭政变，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浩劫。 当“英明领袖华主席”拿着“你办事，我放心”的圣旨抓网治国时，我们黑龙江省的百万知识青年开始大批返城，我们集体户比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返城温和一些，虽然人人可以办理返城手续，但当时只能是以“病返”回城。大队部会计把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印章挂在墙上，谁要返城自己盖印。 知青都走光了，十几间的集体户只剩我一个人，我不想就这样匆忙地“病返”。况且我没病。我要好好理一理自己的思想，而我当时绝对没把返回城市当成最高人生目标，我想读书。哪怕是一个不很有名的学校。我自幼喜欢文学，向往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我喜欢的人都曾在这所大学生活过，鲁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我想再劳动一年，在农村等待第二年招生，我有充分的耐力等待。于是我一个人生活，每天除劳动外，要自己动手烧三顿饭，还要喂猪喂鸡，十几间大屋空荡荡的，晚上躺在空空的大炕上感受着孤独和寂寞，而往日的吵闹和笑骂声都远离了我。 ３ 那年秋天，我参加了高考，我报了黑龙江的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对我实在没什么诱惑力，但是可以离开农村。 我居然考中了，而且名列全县第一名。 离开生活了两年的农村时心情是复杂的。几名和我要好的知青特意从城里回到知青户为我送行。我们杀了一头猪，那是集体户最后一头猪，那头猪因为一个月没能好好喂养瘦得就如同一只大狗，那天早晨起床就开始忙碌。煮肉、灌血肠、买酒、烙油饼、我们把大队干部和平时比较要好的农民请来一起喝酒，从中午喝到深夜。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而这两年又是在人生春天的季节里。 当我饮尽最后一大碗老白乾后，我流泪了。 邻居大娘的一小碗酱黄瓜的温情，使我们可以多吃几碗玉米稀粥的香甜； 逢年过节我们都是老乡家里的座上宾，尽情地品赏他们的烹饪手艺，尽管不如城里的花样多，但大碗肉大碗酒令人畅快淋漓； 风雪交加的黑夜里，农民大嫂们炒一锅香喷喷的玉米花和葵花籽倒在知青户的大炕上，几十个青年抢着吃，然后比赛谁放屁响亮…… 这两年我们哭过、笑过、打闹过、埋怨过、企盼过、憧憬过也失望过，然而一旦离开了，才知道那段生活是多么令人不平静。 那天我喝醉了，也说了许多心里话，没能去读北京大学的委屈在心里堵得慌，喝些酒，说一说，心里似乎亮堂了许多。 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文祥觉得很抱歉。未能去成北京大学而考了一个师范，我还能说什么？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从一个高中学生懂得了社会上许多我不懂的东西，尤其使我懂得了中国的农民，这些财富有许多是我此生受用不尽的。 我应该满足才对。 十年后我曾回到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子一次。我只在村里住了一夜。当年的娃子已经结婚了许多，而当年我们栽的“扎根树”也已经茁壮成林了。 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带来的变化，我们推迟在十一月初才到开学，报到那一天下着小雪，世界洁白如银。吴晓杰老师和一个很有气质的女同学帮助我把行李安置在寒冷且又脏又乱的宿舍，吴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女同学，她叫郭秀庄，是行署教育局局长郭德昌的最小的女儿，后来我与秀庄相爱，但遗憾没成眷属。 无论如何，离开校园两年后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是令人兴奋的。我计划用这几年的时光多读一些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那是我读书最多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把《资本论》拿到课堂去读，使讲课的老师大为光火，但她又知道那是马克思的著作，只好看着我摇头叹气。 有很多书籍是郭秀庄从她爸爸的藏书中偷出来的，后来，她成了我们班的班长，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当时学校的声乐老师都对我寄预厚望，他们认为我是难得的男中音，他们想把我培养成普契尼或什么歌剧大师，而我也经常参加市和地区举办的文艺演出，还经常得个奖什么的，或让那暴风雨般的掌声满足一下年轻的虚荣心。但我不想成为歌唱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用我的思想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以及观念。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我广交有同样志向的朋友，数学系一位姓陈的同学曾和我一起在同学放假回家度春节时，留在学校，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晨背一首唐诗，一起研读《资本论》、《 哥达纲领批判》、《 实践论》、《 矛盾论》，也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和农村搞社会调查。他的想法是毕业后回到农村去，从村长、乡长、县长干起，他想改变一个县或一个乡，而我则主张应去北京发展，我认为要想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必须要能影响最高决策人物和决策机构才行。现在想来当时是还很幼稚，但毕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龄。 ４ 就在那个时候，爱情闯进了我的心田。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爱上了大我三岁的同班同学郭秀庄，她是我们班的班长，又是党小组长，那种特有的成熟和气质使我对她倾心，而当时追求我的女孩的确不少，包括一位大我不多的女老师。 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父母亲曾给我订过一次婚约，她是一个小我一岁的姑娘，叫姚克力，是医院的护士。他的父母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我们又几乎青梅竹马，但我们订婚后我发现她爱的不是我而是她在中学时的一个同班同学，而她的父母则坚决选择我，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把我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可以说，他们对我的爱超过了对自己女儿的爱。尽管这爱有时表现得有些自私。 但后来我和姚克力的感情愈发平淡，她对我说，她和我在一起时有的只是和哥哥一样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而和那位同学在一起时心跳就加快，就有一种说不出感觉的冲动。我告诉她“这就是爱情”。她想了想，点头说：“ 也许是吧，但我爸我妈不会同意。”于是，我鼓励她大胆按自己想要做的去做。我会永远把她当成妹妹看待。后来，她真成了我的“妹妹”，而她那个同班同学也真成了她的丈夫。为此，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迁怒于我，认为我没有尽全力让她爱我。其实我倒觉得这结果蛮好的。 后来，我毕业后不愿留在黑龙江的家乡做教师工作，坚决要去闯天下，二哥在铁道部三局二处任宣传科科长，他为我办好的调动手续。为此，我和秀庄发生了争执，我选择了事业。秀庄再不理我，连她后来结婚也没能给我一封信。 当爱情闯入你心中时，你会觉得世界变得很美。两次挫折使我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我锺爱的文学上。我在山西省歌舞剧院唱了半年歌剧后调入“铁路工程报”工作，与此同时，我和通信两年多的戴晓慧确立了“恋爱关系”。也许，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更适合于我。两年多，我们没见过一面。她在江西九江，我在山西太原。阻隔着长江黄河，遥遥数千里。但在面对着信纸倾诉自己的情感时，我会觉得幸福在心中膨胀，像鼓满风的船帆。戴晓慧是我妹妹的同学，她和我读的是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师范，只不过低我几年。她的哥哥戴海力是我的好朋友，那是常常爬进教室把课桌当兵乓球台打的小伙伴。我们常常偷他爸爸的烟抽，他爸爸文革前曾是江西一个县的县长，调回黑龙江后在我们家乡望奎县政府任办公室主任，常会分配一些高级香烟。我们偷烟抽是不瞒晓慧的，她那时刚读中学，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从来不向父亲告密。她文静、聪颖、有一种清丽的风韵，她的散文写的很好，颇有独到的韵味，每当报上发表她的散文时，她都会寄给我，让我指正。其实，让我写恐怕写不那么好。 这种柏拉图式的恋爱使我们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月除鸿雁传书外，我们都住在工作的单位。这样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读书和工作。不久，她被提拔为九江市共青团的宣传部长，而我也因为工作突出受到了嘉奖。我也发表了一些小说和诗作，我们那时真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对我们来说“工作着是幸福的”。我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充满了信心，并且向报社的党组织写了思想汇报，重新谈对党的认识。 当时我们报社的总编辑是一个左的可爱的老新闻工作者，他对青年人要求极为严格，报社的几个青年记者都因为谈女朋友“不慎重”受到他的批判，他可以开社务大会批判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你觉得他仍生活在五十年代。但后来他被迫提前退休。原因是他坚持新闻记者的良心报导了一个列车段副段长以专车接亲的丑闻。那篇报导在报上发表后，当时任副总理的万里亲笔在报上批示：用专车接亲，是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权谋私竟达到这种程度，铁道部能视若罔闻吗？要严处，要大张旗鼓的教育！《人民日报》转发了我们报发表的以“张副段长好不威风，接亲列车一路绿灯”的调查报告并连续三天发表评论。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胡耀邦总书记提出要每天报导一个坏典型，这对只能写好不能写坏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但后来，采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编辑都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一手抛出这个新闻的始作俑者老总编辑却在没到年龄下提前离休，当时同意报导的政治部主任刘景印也同样遭到整肃，提前离休。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极左派的实力，那是一种潜在的而处处让你莫名其妙的束缚，他会使你还没找到进攻的对象就已遍体伤痕。我觉得活得很累，想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不容易，想做一个有良知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尤其不容易。于是我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想到了结婚。 我应该有个家，父母很赞成我的想法，我是他们最小的儿子，我的婚事一直是他们的心病。于是我写信给晓慧，徵求她的意见并要求她在春节时和我一起回家乡。但是她拒绝了我的要求，她以为我们应该“事业有成”再考虑婚姻大事。而当时我已经对中国的新闻工作失望已极，对这“事业有成”极端反感。 我们开始各自不让步，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到家乡和父母过春节。家人和朋友都来问晓慧为什么没一起回来，我无言以对，每天以酒浇愁，索性给她写了一封信：“我此生很难事业有成，不如我们恢复那种兄妹般的关系吧……”后来她给我写了回信，但信寄到了报社，而我则在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黑龙江。 一个多月的休假结束后，我回到了报社，铁道部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于是我离开了令人心烦的环境，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艺术美学。半年后，在学习期间，我去了一次九江，见到了晓慧，也见到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当我乘坐客轮离开九江时，我的爱情也随着江水流走了，江鸥在船舷旁翻飞雀跃，九江在隐隐退去，庐山在隐隐退去，我想起了一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一刻我感概万千。 爱情像是赶渡轮，迟到一步或错过一站这渡轮就开走了，你只好乘坐下一班次，而下一班次是什么样？她能将你安全送到彼岸吗？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未知的。 两年以后，我结婚了，妻子叫李雁，她小我六岁，美丽且温柔，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她那时是个待业青年，而我找的是妻子，对学历、事业、思想、一概不挑。后来我送她到铁路职工技术学校去学烹饪，她会烧一手好菜。我也觉得妻子不错，没什么不满足的。 一年以后，我的女儿降生到了这个世界。妻子生产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是小雪，正巧那天太原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满世界变得洁白如玉，于是我为我的女儿起了“张小雪”这个名字。小雪的外婆说这个名子不好，太清冷，怕孩子以后的命不好。我则希望女儿像白雪一样纯洁清新，还有一层含意，我和女儿的名字出于同一句诗：“江上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同时，也寄托着我对家乡的怀念，我的童年里，冬天的白雪永远是我的好伙伴。没想到，雪儿外婆的话还真不幸而言中，雪儿刚刚十几个月时，我就被中共通缉追捕，后来，雪儿的妈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方便带她，从此，她过了两年飘泊动荡的生活，直到后来她母亲登报和我离婚，法庭将她判给了爷爷奶奶，她才过上安定的生活，但她只能从照片上看着爸爸和妈妈了。

第一章 逃离北京 1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我们被迫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经过谈判，军队同意我们在天亮前撤离，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方向给我们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头戴钢盔的士兵把刺刀和枪口对着我们，像是在押解俘虏一样。 “法西斯！”一个女同学愤愤地骂了一声，立即被几个士兵冲上来用枪托猛打，周围的男同学赶紧把那个女同学拉进队伍里面。那些士兵已经杀红了眼睛，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的只有野兽样的凶残。 我们刚刚走出天安门广场，广场内就响起了坦克高速开进的吼叫声，我回头望去，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那一排排整洁而漂亮的帐篷被坦克的履带碾碎，然后像雪片似的高高扬起。同学们都泪流满面地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在戒严令下坚守了十四天的广场成了军队肆虐的战场，那屈辱的感觉使人想发疯。 我们走到六部口时，看见西长安街上仍硝烟未尽，许多军车和客车还有坦克仍在燃烧。我打开衣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正在播解放军日报社论，把我们这场持续五十多天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们用谎言欺骗全世界：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并指责我们是阴谋推翻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 西长安街上血迹斑斑，一个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嘴在不断地吐着血沫子。柴玲痛苦地捂上了眼睛：“他还活着！” 我让同学们把那个人送到车上拉往医院救助，但那个人还没有等到救护车就断气了。 队伍唱着《国际歌》，缓缓地向北京大学的方向流动，后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和催泪瓦斯的爆炸声，我没带防毒口罩，被那辛辣的毒气呛得两眼流泪，痛苦不堪。后边的同学过来报告：坦克压死了十一名同学。 李录突然说：“站住，我们应该回广场去，我们没有权力把广场丢掉！”柴玲、封从德没有表态。人们坚决反对，也认为这太不现实，而且中共肯定会下毒手，近百辆坦克，十几万军队守在天安门，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我认为人的生命应是最高准则，我们的责任是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学校去。 纠察队长墨轩只能说：你们是指挥，你们说去哪我就带队伍去哪！结果我和柴玲、封从德带队伍回北大，而李录、墨轩带着一部分队伍重新向广场折回，也许他们看见跟随他们的旗帜太少，后来又回来了，不过可以看出同学们是多么痛苦地离开广场。 走到动物园附近的一家大宾馆时，同学们看见宾馆在二十几层楼上拉下来的巨幅对联上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大字时，气得冲进了宾馆，把那条标语给撕毁了，我们借此坐下来休息了一下。我用高音喇叭讲了一路，嗓子也有些哑了，一坐就不想再站起来。 ２ 中午，我们终于走到了北京大学。 从中关村到北京大学的马路两旁，站满了迎接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几乎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流泪，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问我：我的女儿呢？她回来没有？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北大的大门口站满了人，周围的楼上也站满了人，我们的队伍坐在了校门口，被同学和老师围得水泄不通。我接过身旁的人递给我的高音喇叭，做了我逃离北京前的最后一场演说。 我说：亲爱的母校、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回来了，我们是被那些禽兽般的士兵用坦克、机枪和催泪瓦斯残酷地追赶撤出天安门广场的，而还有许多同学他们永远留在了天安门广场，永远留在了东西长安街。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热爱的世界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枪杀他们的竟是他们曾经爱过的“最可爱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说：我和柴玲、李录、封从德等指挥部的同学都在广场坚持到了最后，我们尽了我们的一切，不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大学丢脸，不给北京大学生丢脸。 一片哭泣声从北京大学的大门内外响起，在那悲痛的哭声中我最后说：现在，那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终于撕掉了他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命令军队向我们开枪，让坦克从我们同学和市民的身上碾过，那些杀红了眼的士兵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他们杀人、抓人，在北京实行红色恐怖制造暴乱，但却把暴乱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亲爱的同学、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母校，这个失去理智的政府会很快逮捕我们，甚至枪杀我们，他们也会在全国进行更严重的政治迫害，大批的仁人志士、优秀知识分子将被审查、关押、坐牢甚至被肉体消灭，但是，我们不怕，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在我们一边，世界在我们一边，我相信，总有一天，民主自由的曙光会照耀中国大地！那一天，如果我活着，我再来看我的母校，我的师长和同学，再见了！北大，再见了！ 我痛哭失声，再也讲不下去了，周围的人都在相拥而泣。 就在这时，人群中传出一句喊声：“张伯笠，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吗？”那声音很陌生且刺耳。 我擦掉泪水回答：“不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当这个党指使他的军队向人民开枪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退出这个党并和它斗争到底。我决不与这样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政党为伍！” 暴雨一样的掌声从四面响起，我听见有的人在喊：对，退党，退出这个独裁党、杀人党、老人党！ 我们在数千人的簇拥下进了北大校门。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校门，准备和即将追过来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我把跟来的几百名外地高校的同学安排好后，到了二十八楼。 就在这时，作家班的同学找到了我，告诉我：你的妻子李雁到了北大。 天哪！我吓了一跳，她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北大呢？ 柴玲关切地说：快回去看看吧，反正咱们也没什么事了，剩下的就是逃亡了。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柴玲、小封，你们要保重啊！” 柴玲说：“你也要保重，实在不行，向沿海移动。” 我说：“我不能走，我要把李雁安全送出北京。” 我们紧握着手，那一刻，我们的眼睛都蒙上了一层雨雾，我们知道，这一别也许是永不能再见。 ３ 北京大学四十七楼三○一一室里挤满了人，那是我的宿舍，几名女同学正在哭，见我进了屋，她们冲上来把我围住，我感觉到同学间的友爱和温情。我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 就在这时，我的妻子李雁闯了进来，同学们立即给她让出了个通道。近在咫尺，我们默默地相望，那一天她特意穿着我在结婚前从广州给她买的漂亮的连衣裙，头上扎着一条青色发带，自这个学期开学到现在，我一直没找出时间回家看她和孩子，她来信曾告诉我：“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放假，会带雪儿来北大住几天。”那时，我已投入学潮，正在主办《新闻导报》，但我仍希望她能带雪儿来京。后来我给她们单位领导打了电话，才知道雪儿又病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我真想回去看看女儿，这小家伙生下来体质就弱，每个月都要到医院住几天。但当时我们和政府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而此刻，妻子扔下了孩子，冒着枪林弹雨闯进北京！ 李雁猛扑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我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柔软的发丝，感到她的身子在不停地颤抖。 全班同学全哭了，他们知道，我和妻子的这一面也许是生离死别。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怪我吗？” 她摇头。 我说：“李雁，亲爱的妻子，你不应该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北京。” 她拼命地摇头。 我替她擦着流在脸上的泪花，轻声地问：“雪儿呢？我们的雪儿好吗？” 她哭了，哭得泪花闪烁：“雪儿会叫爸爸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猛然地跳动了几下。我的女儿都会叫爸爸了，多快呀！我在开学离家时她还嘻嘻哈哈满屋子爬，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就会叫爸爸了。但是，我还能不能亲耳听到女儿那一声爸爸的呼唤呢？ 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冲进了我的宿舍，她制止了那些掩面哭泣的女同学，然后对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坦克和军队已经快开到人大了，要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会把北大包围，你快收拾一下，跟我走。” 我说：“不会这么快吧？再说，他们还能斩尽杀绝？” 她说：“别傻了，他们会抓你们这些学生领袖的，怎么？你想当谭嗣同怎么着？快，跟我走，还有这个女孩”，她指着抱着我脖子不放的李雁。 “她不是女孩儿，是我妻子。”我纠正她。 她果断地说：“好，一起走！” 全班同学都附和着她，推我和李雁走。远处的枪声已隐隐听到，几架直升飞机在北大上空盘旋，是侦察校园里的情况。 走吧，再迟我们就出不了北大了，她急急地催促我。 我接过同学送给我的自行车，带上妻子，跟着她的车子，从那个古老的西门离开了北大。 一路上我们穿街过巷，那位女作家警觉地看着身后，当确认我们没被“雷子”跟上时，她才在一个四合院的大门口下了车，她按响了门铃。 一个青年女子把门裂开了一个缝，发现是我们，忙开了门，把我们让进院子。 那位女作家介绍说：“这是我的乾妹妹，铁哥们！她又指指我：他叫张伯笠，作家，也是学生领袖。” 那青年女子见腆地朝我笑了笑，便带我们进了客厅，并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宫先生。 宫先生更老实，一说一笑，他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便和妻子去了厨房。 不一会，他们弄了一桌酒菜，我什么也吃不下，只一个劲儿喝啤酒。吃过饭后，宫先生说他要到北京市各医院看看究竟死了多少人，他太太和那位女作家也说要回北大看看形势，晚上再回来告诉我。宫太太手拿一些乾净的衬衣内裤让我换上，“洗个澡，然后睡一觉，这两天哪也不要去，枪子不长眼睛。”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走了，这个独门独院的小院子，显得出奇的安静。天气很热，客厅里的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响声。 李雁准备好了洗澡水，在卫生间里叫我。 我进卫生间，脱掉带着腥臭气味的衣裤，李雁拿着喷头对着我兜头就冲，我畅快淋漓地洗着，李雁在为我身上打着香皂，蓦地，我感觉到她趴在我的背上哭了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抚摸着。 结婚两年多了，我们是那样的熟悉自己亲爱的人，包括她的软弱、她的任性。我把她的手拉到胸前，对她说：“李雁，如果我被捕了，你就改嫁吧，嫁给一个安份守己的人，中共不会对我手软的。” 她轻轻说：“不，决不。” 泪水涌出我的眼帘，我尽量不让自已儿女情长，但想到很快就不能再和妻子在一起，不能再抱着女儿嬉戏，便心如刀绞。现实是残酷的，解放军正在北京杀人抓人，而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残酷，我心里很清楚。 我洗过澡，换过乾净的衣服，问李雁带了多少钱，李雁说只带了几百元，她拿出五百元给我，我摇摇头，封从德曾给了我四千元逃亡费，我放在东城区一个朋友家，加上我现在身上的一千多元钱，逃出北京应不成问题。 晚上，那位女作家和宫先生宫夫人都回来了，宫先生告诉我他在复兴门医院看到百余具尸体，光是大学的研究生就十几个。他说伤者更多，医院大门的那条道上已被救护车滴下的血染红了。 大家又哭，那天心里真难受。 话题转到我的处境，宫先生主张向广州转移，然后找机会逃到国外去，宫太太说也可以去美国或其他国家大使馆申请政治庇护。我都不同意，我说：“那样中共会造谣说我们是里通外国，会使很多中国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最起码也要在中国坚持一年半年，等老百姓知道我们在国内的确很难时再出去也好。”女作家和我的想法较接近，必须先逃出北京，因为在解放军杀红了眼睛的时候，留在北京生命很难保障，戒严部队可以按戒严令在不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随意处决“暴乱分子”。 但怎样逃出北京呢？火车站已被中共军队和警察封锁，机场更别想，最安全的办法是骑自行车出去。 ４ 入夜，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李雁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从宫先生家出来向北京东城驶去，我准备到朋友家把钱取走，然后骑到通县，从通县再骑到天津。 路过北太平庄时，发现一列列的军车停在路旁，围着军车的民众仍然很多，有的军车正在熊熊燃烧，而那些军人竟视若无睹。这些地区还没有被解放军控制，仍在老百姓手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我看到一位和我要好的导演，正在一群民众中讲演，我没和他打招呼，低头骑了过去。 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位于八里庄的朋友家，我敲敲门，没人应，便自已掏出了钥匙开了门，屋子里显得有些零乱，我打开台灯，想开开写字台的抽屉，我的逃亡费就放在那里，但我看到的是空空的抽屉，抽屉里放了一张纸条，老朋友那漂亮的字迹跃入我眼廉： 老王：合同有变，我先走一步，货我提走了，明天上午我会回来，你如来，请稍等。 我和李雁知道，今天不会有人来了，屋子的男女主人好像已经有好多天没回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真担心这对夫妇，他们是多么好的人，难道他们也遭遇了不幸？我睡不着觉，便打开冰箱，拿出几罐啤酒喝。那啤酒还是我们绝食前买的。李雁累了，先躺下休息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坦克声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声把她惊醒。她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鹿，扑进我的怀里，嘴里喃喃着：“不！不！我不让你走！” 我抱紧自已的妻子，喃喃说：“别怕，亲爱的，我没有走，我不是在你身边吗？” 她紧紧地环抱着我，那身体像火炭一样燃烧着我，像藤条一样缠绕着我，我们夫妻两载，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样，也许我们都有预感；这是我们夫妻的最后一夜？ 那一夜，我们在一阵阵枪声中，一阵阵恐惧，一阵阵悸动中度过，我们相拥着刚刚睡着，门被打开了，我的朋友果然回来了。他不顾我们还没起床，便把我抱住。 我们互相庆祝各自还活着。 他说：这屋子的女主人在天安门广场负了伤，由于在躲避射杀时被军人打倒，从飞驶的自行车上摔下来，摔成了严重的脑震汤，她的先生现在正在医院陪着她。据说生命己没危险。 我长长舒了口气，只要活着：大家就有相见的一天。 老朋友拿出我的逃亡费，我分给了他一半。他说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他们有一批人要一起离开北京。 ５ 我和李雁骑上自行车，于中午离开了朋友家。 公路上，到处都是市民围堵军车的路障。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路障中穿行，几乎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北京就像一个刚刚沦陷在外夷侵略者手中的城市，你绝想不到那些杰作，会是执政的中央政府和所谓的人民军队所为。 我们七拐八拐刚刚骑上通往通县的公路，迎面开过来十几辆坦克，坦克车速度惊人，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我和李雁以及周围的十几个骑自行车的市民，立即向小巷里骑去，但已经迟了。 第一辆坦克车的高射机枪向我们开火了。子弹打在我们头上方的一座楼角，砖屑和瓦块飞腾起来。我立即喊了起来：“大家快下车，趴下！” 我们连滚带爬摔在路旁，几个骑的快的溜进了胡同。 坦克车继续向我们射击，“嘎嘎嘎，嘎嘎嘎”，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骂道：“共产党，我操你妈的，想把北京炸平怎么着！” 坦克车队终于过了，我拉起了惊慌失措的妻子，让她骑上车子快跑。当我骑出几百米后，发现李雁没跟上来。连忙回头找她，附近军队很多，冲锋枪的点射不时传来。李雁推着自行车一拐一拐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我忙快蹬几步，在她的身边下了车。 我急切地问：“你负伤了吗？” 她摇摇头：“没有，车子没气了。” 我一看，是车胎被子弹射穿了。我从她手里抢过自行车扔掉，让她坐在我的车后，她说：“最好再找辆车子，一个自行车会累死人的，我们要骑很远的路的，对吗？” 我重新又回到了老朋友的家，他家有辆自行车，放在院子里。正巧，老朋友回来了，我忙问了他夫人的情况。还好，命保住了。他厉声地训斥我：“你怎么还在北京？这太危险了，快走吧！” 我说我是回来取你自行车的，他二话没说，把车子锁头打开了。“骑去吧，记住，到任何时候要冷静，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我回学校去组织大家退党！” 我们把自行车补足了气，告别了老朋友，飞快地骑上了公路。 北京，在枪声和坦克履带下痛苦呻吟的北京，在我们的身后越来越远了。 郊外，看不见坦克和军车了，也看不见死尸和鲜血了，我下了自行车，回头久久地望着这座光荣而伟大的城市，泪水夺眶而出。 妻子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许久许久，她轻轻叹了口气：“该走了。” 我擦乾了泪水，转身骑上了自行车，再也不忍心回头看一下北京。 再见了，北京。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