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运动中，中国家喻户晓的民谣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毛泽东追随马恩列的共产主义，为了建立他空想的人间天堂，他把中国人拖入了地狱，最后饿死了几千万人。
正如荷尔德林所说，“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像的天堂的人。”
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的倡议，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提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在全县吃食堂的基础上，又提出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0月28日，范县委书记谢惠玉在全县万人大会作报告：“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传动态》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毛的批示和范县县委书记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于是，大办公共食堂，在全国一哄而起。到1958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391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达到了社员总人数的99%。
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是他想像的粮食多得很。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则，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称：1958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产4000多亿斤，翻了一番还多。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
一开始，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看到过路的人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这种景象，真如《镜花缘》中描写的“君子国”的世界已在眼前。不要钱的饭，谁不吃哩！过路的人有做生意的，有探亲访友的，有看热闹的，吃饱了饭，摸摸嘴巴就走，连感谢的话都不说。
公共食堂的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反正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劳动的农民想，下大力气起早贪黑，深耕细作，增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伙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见不着他的时候就早收工。成了什么都不干的二流子，甚至过路的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饱饭，这种懒汉索性不出工了。于是，没有人关心生产，没有人下功夫把庄稼种好。社队干部本来都是生产能手，现在他们说了不算，得听报上介绍那些“丰产经验”。
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有两条根本经验：一是深挖，一是密植。1958年夏种秋播时，各地普遍对耕地进行深翻，有的地区深挖三尺，甘肃武威县深翻一丈二尺，下种700斤小麦，预计亩产60万斤，实收600斤，连种子数都不够。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11月2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他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了解人民公社化的情况。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被称“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化的诸问题，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郑州。15日凌晨4时到达武昌。11月21日到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在21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8个问题，中心是工业发展了，粮食丰收了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何时过渡？在谈到消灭阶级问题时，他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就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按1957年7月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10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1]
1958年11月23日到12月10日，毛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23日，毛讲话，说：“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允许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怎么能行呢！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那就灭亡了。”
12月9日，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作长篇讲话，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造成1200亿元的经济损失
195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一零七零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一千一百零八万吨，生铁产量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但是，其中有308万吨钢，416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贴补了50个亿人民币。当时一吨生铁的市价是150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345元。这就是所谓“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包括大炼钢铁和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官方认可的估算是1200亿元人民币。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550亿元。这就是说，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把青壮劳力都赶到了钢铁第一线。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于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估计，“1958年农产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958年10月25日凌晨3时，彭真用电话通知湖北省委：“毛泽东专列明天26日下午到湖北孝感站外停车3小时，要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了解湖北提的今年年产600亿斤粮食，有没有把握，究竟能搞多少？”
列车按预定时间开进湖北孝感车站。孝感地委、县委、区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都来了。王任重因发低烧，由秘书梅白代汇报。梅白说：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60个生产队。在国庆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4两2钱粮食（注：每两折合五十克）。李家塆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4两4钱。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200亿斤左右，至多220亿斤。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告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就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我同意梅白同志的汇报，事实上有的人已经开始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怕要饿死了。”
毛泽东听完汇报，两眉紧促，看了大家一眼，很不愉快地说了一声：“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恶果应由我负。”
到1958年年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就逐渐暴露。食堂的干饭变稀饭，而且越来越稀，最后瓜菜代粮食，终于难以为继。浮肿病、肝炎病、饿死人、农民外出逃荒的现象到处发生。
甘肃省通渭县，是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的“先进县”，县委书记席道隆，1958年5月以“先进”县代表身份，列席了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席道隆带头响应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1958年将全县原有169个高级社合并14个人民公社，一个月之内办起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吃饭。他将大量劳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大搞工业、水利，使得耕地荒芜，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县死亡6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20万的三分之一，外流1万1940人，死绝2168户，土地荒芜36万多亩，拆毁房屋五万多间，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通渭大量死人的严重事件，除高层领导外是严守秘密的，直到五年以后，即1965年7月，通渭县委才写报告。类似通渭这样饿死人的事件，绝不只有通渭一县。据《中国人口年鉴》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千分之10点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负千分之43点7，如此相加估算，所谓非正常死亡——饿死人在在2000万以上。
毛泽东认定：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1958年11月底至1959年6月，毛泽东连续召开6次中央会议，讨论纠正大跃进的重大错误，每次会议都发表讲话，主要是推卸“大跃进”灾难的责任，低调“反左”，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基调不变。
后来，毛泽东讲话语气变了，他由反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方针到支持这一方针。他说：不平衡是绝对的。他多次批评1956年反冒进、坚持综合平衡的错误。现在转为支持。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按综合平衡办事。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照顾到。”
但毛泽东认定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1959年2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变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重申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是中央主席，主管大计方针，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负责具体工作。”这样，大跃进以来发生许多具体错误的责任，就顺理成章到了副帅邓小平的头上。
6月21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下午达到郑州，在郑州稍事休息，打电话给中央，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常委意见。
评述
正是举国上下编造谎言的大爆发，才发生了“大跃进”这种难以置信的疯狂的举动。
如果连吃饭这样的事情，个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通过剥夺个人自由被拖进的这个共产主义，会有人间天堂吗？
注释：
[1]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记录稿，1959年11月21日。 ＃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朱开阳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7/7/n93643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