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新的话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任何资源都非常集中的国家，而且从学术到民生一切都要对共产党听之任之，一边是高校和创新型企业全部在大城市扎堆，一边是广大地区的人又贫困又愚昧，过了今天都不知道明天怎么办。那么德国和它有什么不同呢？今天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德国耶拿大学的Michael Fritsch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Michael Wyrwich，帮助大家从创新活动分布的角度了解德国的状况。原文：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130095.2021.1920391
正文
摘要：较受欢迎的理论认为，因为大城市有更为值得喜爱环境条件而小城市和边远地区没有，所以创新活动应该主要位于前者。德国提供了针对这些理论的反例。我们表示，德国境内创新活动的地理规律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明显带有政治分裂的作用产物，政治性分裂创造了去中心化的居民结构，塑造了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并且造成了地区性统一的金融活动途径。我们展示了政治性分裂是如何影响了知识产出的历史性中心的出现，如何影响着当今创新活动的位置。研究者得出，在致力于解释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中，制度性因素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最近的研究文献着重强调了大型都市地区在创造、创业和创新方面起到的作用。基于大规模经济体高效性的观点（见Carlino和Kerr在2015的工作；参见Shearmur在2012年的概括），许多学者宣称大城市是“创新机器”，也是任何成功的创新活动的所需条件（Carlino和Kerr 2015；Florida，Adler和Mellander 2017）。然而，最近一项基于论文数据的经验性调查发现，多数国家的非都市地区有着成功创新活动的可观占比，于是这项调查对主流观点给出了有冲击力的反例。除此之外该研究确认，在拥有更多发明的意义上，位于都市地区的发明者并不比那些在乡村地区的更为高产。
这篇论文调查了德国境内创新活动的位置分布，显然挑战了“创新一定要大城市”的规律结论。我们的目标是解释德国的创新活动为何如此地去中心化，以及位于大都市地区以外的公司是如何能够成功进行创新的。我们认为，德国境内创新活动去中心化的地理结构的一种主要成因是，这个国家直到19世纪晚期高度的地区政治性分裂。这种高度的政治性分裂导致了去中心化的定居结构，没有主导性的都市地带，反而存在着许多相互之间相对接近的小型、中型城市。这个国家高度的政治性分裂同样为大学和其它公共研究机构的广泛地理分布，以及当地靶向银行的存在做出了贡献。其它因素可能也对创新活动去中心化的地理分布起到了作用，它们包括德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系统的诸多独特之处。
我们认为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知识发源地的地理分布深深受造于该国政治性分裂的传统，并且这一事实对今天创新活动的区域结构有着长期持续性的影响。根据分析可得，定居位置结构、知识发源地的地理分布以及各种限制条件对于创新活动的成功而言，都比大城市经济要显然更重要。影响创新的大城市经济体当然存在，但是它们远没有一些学术文献所讲的那么重要。
本论文架构如下：下一环节为宣扬大都市地区对成功创新有着关键重要性的主要观点作出了总览，接着的环节则提供了对德国境内创新活动地理分布的描述，然后就是德国境内创新活动去中心化的地理结构的叙述和讨论。之后，倒数第二部分将会就1900年前后知识发源地的地理分布及历史上的行政划分结构是如何影响当今的区域性创新活动，提供经验性证据。最后我们将总结主要的研究结果和发现，突出观点并为这项理论做出结论，为将来的研究指出有用之处。
创新活动的地理分布：理论和经验证据
“尤其是和农村及边缘各地区比较的时候，庞大而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是创新活动上的优势地区”这一信念是基于区域优势的假设，而文献中主要所提出都市地区具有的优势在于，促进知识传播的公共和私有的研究及发展（Research & Development）机构相互靠近、充分富集，大量与R&D活动高度相关的要素市场也聚集于此，新型知识和人才也将从其它地区流入（见Florida，Adler和Mellander于2017年的工作）。尽管这些优势或多或少是应该认可的，大型都市地区同样可能有着某种劣势，例如高犯罪率、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生活成本尤其是持家成本高。除此之外，都市地区知识流动的相对容易，对于那些希望把他们的知识加以保密的企业来说可能是一种劣势。
创新活动的级别和成功率在不同地区之间明显差别是独立于城市规模和密度的，通过这件事可以观察到除了城市大小及作为市区相应的优势之外，依然存在着一系列因素能够影响创新活动的地理位置及成功性。可能对于创新活动的位置及种类有巨大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一个地区标志性的一套特定产业及技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可能是一个国家在空间系统学意义上塑造城市及人口分布的程度。即使我们仅仅考虑这两个潜在因素，单独地观察众多城市及大都市地区也许已经不再合适了。相比之下，把大型城市与更小的城市、人口更稀少的地区以及现存的空间系统所导致地理上的距离一同加以调查，应当更为符合时宜（Crescenzi，Rodríguez-Pose和Storper 2007）。事实可能正是如此：就像比起大都市之间位置相互远离的典型美国式的空间结构，在德国这一案例上，城市之间较短的距离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更为有效地区分了城市之间创新型劳动、跨都市的溢出效应、全国规模的知识流动循环。
这一观点符合了关于城市网络经济崛起的探讨（最早是Alonso在1973年，然后是Meijers，Berger和Hoogebrugge在2016年，以及前两者于2017年所做的讨论），主要观点是城市之间的相互连接正相关地加强了都市特征在非都市地区的存在，小型城市可以创造城市网络并且“借用”城市规模和大都市的外在效应。
一方面，数量可观的研究聚焦于大都市地区在创新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大都市地区的劣势以及位于非都市区域和边远地区位置的潜在优势却经常遭到忽视。一些研究塑造中型和小型城市发展趋势的作用因素的文献，挑战了“只有大城市对地区发展是重要的”的观点。例如，它们显示出促进创新的网络关系多样性同样存在于小型城市，因此这就和相信这样的网络关系只存在于大都市地区的观点形成了相互竞争。Shearmur（2015）总结了一些农村地区能够有效引导成功创新活动的特色之处，除了明显的当地性社会关系网之外，地区的人口也可能有着深深植根而心照不宣的当地性知识。进一步来说，创新可能和地区特有的资源紧密相关。农村地区可能在一些被大城市地区而来的学者所忽视，或者不需要城市中可获得的较高程度信息交换和关系网络的一些产业和技术领域上，同样是具有创新能力的。
关于创新活动的一系列小规模研究表明：在边缘地区，某些和公司运作有关的因素，例如知识产生过程中较高的汲取能力以及有效的内部组织，可能对缺乏大城市的好处起到补偿作用。在这样的地区的创新系统中，一个重要因素可能就是大学的存在。除此之外，一些跨地区主体的创新网络可以通过组织性、学习性和技术性上的相互靠近来把边远地区和核心地区相连，它们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合作正式化这一趋势可能也是存在的，而这里提到的合作能够补偿地区积极性（参见Fitjar和Rodríguez-Pose在2011年的工作；另见Grillitsch和Nilsson在2015年讨论部分所作的内容）。最后，在那些知识外溢效应、人际互动和地理趋近的地位不那么重要的那些技术领域，创新活动同样可能在边缘地区发生。（见Shearmur和Doloreux在2016年的工作）
我们的观点同样适用于那些关于工业革命的研究。大多数划定了当时的历史时期特征的重要技术突破，都发生在科学家能够成功和资质优秀的工匠相互合作的更为小和遥远的地方，而不是在大城市里（Mokyr 2017，2018）。在像德国这样当时处于政治性分裂之中的国家，前面提到的地方往往是当地统治者经常用于招待这些科学家的住所。Mokyr强调，当时跨地区性的知识流动和各地统治者之间为了威望的相互竞争都成为了技术发展的驱动力量。
对更为晚近的时期而言，一项基于对研究14个OECD发达国家的论文数据的经验性调研表明，几乎样本中的所有国家都在非都市地区有着创新活动的可观比重。除此之外这项研究发现，比起在农村地区的那些创新者，都市区域的同行并不更加高产，也并不持有更高的专利发明数量。这些发现无疑对于大城市经济体在创新上扮演关键角色信念给出了有力的例证反驳。
那些关于小型、中型城市以及边缘地区的文献直观地说明，非都市地区能够对创新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也会通过证明一个国家历史上的发展能够如何造就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来为现有工作给出帮助。一方面，我们会讨论各种类型来源于历史性发展的整体上的效应，另一方面我们的经验性分析将会专注于政治性分裂如何刺激历史上知识产出中心的出现，又是如何对当今的创新活动施加持久性影响的。
（这只是Part I，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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