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三峡跟中下游干涸没有关系

发表于 2008-11-01 22:32:46 连贴三篇都被删,凤凰真是独裁者听话的乖孙子. 在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人大会议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这打破了人大几十年来全票一致通过的历史。自此人大代表也开始走向理性说不，表明人大不应是像皮图章，因而被视为中国民主化的重要进程。这位投反对票的代表名叫黄顺兴，谁也想不到，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第一张反对票，竟然是由一位来自宝岛台湾的同胞投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隔着一湾海峡，国家没有统一。但全国人大依然有台湾省的名额，其代表一般从生活在大陆的台湾籍人士中产生。正因为这一点，台湾省人大代表能否代表台湾民众，屡屡受到质疑。但是这位投下反对票的黄顺兴，其来历还真是不一般。他曾经是台东县长，并连任两届台湾立法机关的“立法委员”。一人能分别担任两岸立法机构的“立法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这恐怕还真难找出第二个人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经历。 黄顺兴(1923--2002)，台湾彰化人。1942年日本熊本农业高等学校毕业，农业及环境保护专家。曾任中国农科院顾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4年出任第五届台东县长，被人称为“平民县长”，经常下水田与农民一起劳动，走访山地，为原住民请命。1972年当选增额"立委"，1975年竞选连任。他积极支持爱国统一运动，被台湾爱国人士视为在政界支持统一的一面大旗。1985年10月经日本前来中国大陆定居。 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黄顺兴代表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的第一张反对票,人大代表开始依法理性说“不”。与此同时，黄顺兴认为应该设立“秘密投票处”。因为参加投票的人挨得很近，这样以来，投票的结果都能被看到，违背了秘密投票原则，也侵犯了代表的权利。黄老的这个建议立即被大会采纳。全国人大本来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老提出，不管小组讨论怎么样，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被剥夺。在黄的一再坚持下，有几位委员也明白表态赞同，1989年通过了人大《议事规则》。 他曾多次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奔走呼号，是国内外著名的三峡问题专家。在1992年3月7届人大5次会议，黄顺兴于1992年3月31日向大会秘书处登记要求大会发言。根据《议事规则》，主席必须安排发言，但是到表决前的最后一刻，黄顺兴都没有被安排发言。他当即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万里不予理睬。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坚决要求发言，此时，全场扩音系统突然关闭了，就只剩下大会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在工作。黄顺兴等25名代表以退场、不按表决器表示抗议。他仍说：“大水又不会淹到我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的。” 1992年三峡案在完全没有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赞成票1767票，占出席人数（2633人）的67%；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而未按表决器的25票，正是黄等人离席抗议的结果。1/3的人大委员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是中共政治史上第一次投票危机。面对记者，黄顺兴当场表明不愿再当这个人大代表。 他曾经去过内蒙考察，警告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沙化问题，在他积极奔走下，间接促成了全国人大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 其主要著作有《环球之旅》、《历史的证言》、《台湾农业的前途》、《看大陆(1990)》、《走不完的路》、《北京见闻录(1993)》等。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0430.html [ 本帖最后由 luugoo 于 2009-11-4 16:56 编辑 ]

2006-08-23 13:40:58　来源: 大众网-经济导报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核心提示：今年是黄万里先生逝世5周年。出身名门，作为黄炎培之子的黄万里，一生中的转折点就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上他的坚持己见。右派平反后，他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本文发表于2005年。 黄万里(1911.8.20-2001.8.27) 　　半个多世纪以来， 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 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 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 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 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 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谈三峡问题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 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报憾辞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处。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 本帖最后由 luugoo 于 2009-11-4 16:1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