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欺骗（4）自由有多远

在过去的68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痛苦的见证人和承受者。这一个群体，历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窒息在思想钳制的压抑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在暴力和谎言的高压下，大陆的士人阶层，不幸地从整体上沦为极权专政的工具，失去了舍我其谁的自由捍卫者的精神。“犬儒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套在象牙塔外的标签，透著不堪和尴尬。在他们当中，那些敢于挑战虚伪和压迫的勇者，相继被写进黑名单里，被扣上种种的罪名、遭遇各种形式的迫害，被挤到了社会的底层、边缘。

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主题是“自由是一种责任”。张教授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他还说：“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

北大校友、作家刘震云也在典礼上讲话，他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本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自由，到底有多远？未来，要如何照亮？

血的教训

在“反右”和“文革”两次大灾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大陆的政治氛围又一次出现松动。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当“后勤部长”。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渐渐地，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趋向缓和。

陈奎德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论述道：“邓小平时代，为了拯救即将崩溃的经济，为了挽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中共曾经有限地向知识界、向社会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也对国人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做了一些让步。于是中国开始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短暂的时期内，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高考、允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以及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承诺要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为标记，中国知识界与中共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

在这期间，许多大陆知识分子从“反右”和“文革”的痛苦中慢慢起身，他们痛定思痛，反思反省，决心说真话，开辟新的世纪。1979年，作家李准在《文艺研究》上著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他的话代表了一代文人的心声。

然而，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变了面目，走到了尽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当局直接动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震惊中外；倒在“人民”军队枪口下和坦克履带下的，是争取民主、呼喊爱国口号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市民。

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算账”即刻开始。中共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在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王丹等21名学生领袖，首都23名知识分子及工人领袖。陈奎德评说：“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前戏’。”

在严打之下，一批倡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些人身陷囹圄，有些人停止奋战，臣服于暴政。血淋淋的恐怖，湮没了原本强劲的民主之声，也令许多人认清了中共的残暴，放弃了幻想。良知的坚守并未绝迹，但是，夜幕，确实更加沉重。

包遵信，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80年代初任《走向未来》丛书主编。他因为支持八九民运于1989年6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传罪”，1991年1月26日被判刑5年，1992年11月25日获假释。出狱后，包遵信在研究、写作之外，一直参与维权活动，2007年10月28日因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著名记者和作家高瑜，在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后该报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1999年2月15日，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鲍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1992年1月中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以及支持学生运动，1992年7月21日被判刑7年，剥夺公民权利2年。1996年5月28日，鲍彤出狱，但一直受到严密监控。

张显扬，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与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后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后获释。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项小吉等发表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致中共当局的公开呼吁”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他们是一些因为参加过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绝延期护照，或者被直接吊销护照，或者被拒绝入境，总之，“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

1989年，33岁的吴仁华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曾经亲历“六四”凌晨的血腥清场，目睹学生惨死和被坦克碾断双腿。吴仁华后来辗转流亡美国，28年来，他致力于追查当年的涉事者、受难者和被捕入狱者的名单和情况。

温杰是吴仁华发布的第一个“六四”受难者，信息如下：‌‌“19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运参与者，六四后被捕，在秦城监狱罹患大肠癌，因不屈服而迟迟不让保外就医，1991年1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年仅26岁。英俊聪颖，1981年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任教北京服装学院。”

吴仁华认为，对于亲历当年惨剧的人来说， “六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问：“‘六四’，过去了吗？”

新的罪恶

枪声过后，中共的罪恶并未停止。坐在火山口上的专制政权，一直将“维稳”的机器指向善良的民众，压向一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中共暴政，漠视生命，践踏才华。

2007年，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希翎历数中共的邪恶“运动”。她说：“反右运动以后，接下来的大字报运动、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运’，一直接下去的镇压法轮功啊，当前对国内维权律师和人士的镇压，都是一脉相承。”

大陆的维权律师群体，汇集了法律界的精英。他们凭著道德良知，以优秀的业务知识努力去实践司法公正，为百姓谋福。然而，中共容不得对法治不公的挑战，多年来当局通过各种非法、卑鄙的手段，对这些律师进行疯狂迫害，谎言构陷、骚扰刁难、侵权折磨，并且株连他们的亲属。大批正义律师所遭遇的无理打压，引发各界关注，令人义愤难平。

再看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制造了本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波及上亿人群。18年来，据明慧网统计，已有4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另有数以百万的学员被关押、判刑，受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在受迫害的修炼者当中，有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各个领域的杰出专家、学者。

于长新是大陆空军第一代试飞员、国家二等功臣、空军指挥学院高级教官、副军级、著名教授。他在飞行技术、空军的训练和指挥上，都十分出色。在法轮功被镇压之前，中共空军的飞行手册、规则技术手册都是由他撰写的。然而，这位空军元老级人物，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重判17年，非法关押至今。于长新的名字被列入美国国务院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作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受迫害对象。

高春满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资深教授，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高春满在200号（当时被编号的秘密单位）从事核燃料萃取技术研究，为中共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提供原料。后来，高春满曾出版《说古道今话萃取》一书，并翻译出版了《放射化工过程的自动控制》、《有色冶金企业废水净化与监测》等书。

1994年，高春满开始修炼法轮功，1996年，他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俄罗斯第一个法轮功炼功点。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高春满被迫离开中国到俄罗斯避难，2003年他获得了联合国难民身份。2007年，中共江泽民集团以一份40亿美元的合同利诱俄罗斯，在诱惑下，俄罗斯把高春满遣送到北京。由于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满于2011年3月14日去世，终年76岁。

熊辉丰，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极高声誉，多次获奖。1995年底，熊辉丰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全研究所上下，无人不对他竖起大拇指称赞。熊辉丰曾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2年6个月。期间，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2014年8月，时年76岁的熊辉丰老人再次被抄家、绑架，后被判重刑七年半，被非法关押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