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立场,不仅会断送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也会断送一个人的前途。
中共特科——苏联“契卡”的翻版
中共的“红色特工”,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务”一词,最早就是中共发明的,周恩来一直是最高负责人。
周恩来亲自主持特工的培训,陆续为特科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无孔不入地在国民政府、军队、警察、宪兵及租界中建立起遍及上海的立体情报网。特科工作包括保卫中共领导人的安全、安排各种身份的人渗透国民政府窃取情报;通过贿赂租界当局或司法界等不法手段营救被捕人员;处决不被信任的特工、建立秘密电台等。
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等都在苏联“格别乌”,即“契卡”的后继部门,接受过特务培训。而苏联秘密机构“契卡”所扮演的恐怖角色,如今越来越被世人认识。
特科下的行动科建立了“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当时即有远东“契卡”之名,负责暗杀、武装劫囚、劫狱、劫法场等。比如,对原特科科长顾顺章全家及不被信任特工的处死行动,就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红队”,率康生等人秘密执行的,16名受害人全部被用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连惨叫一声都不能,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当时震惊了上海滩。
不能公开的16字方针
中共特工,当年都是对中共充满幻想的,为盗取中华民国的军事情报,他们出生入死,抛家舍业,甚至婚姻大事都要听从上级安排,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1949年以后,对地下潜伏的特工,中共有一个没有留档、原件难以见诸于世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红色特工们没有想到,“新中国”没有给他们带来曾经向他们许诺过的“自由、民主、富强”,自己为之献身的中共,窃政后却将他们弃如敝履,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
中共建政后一直担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就是特科的最高司令,特科成员康生,负责中共党内情报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文革”中直接参与“整人”,“文革”后,中调部与公安及其它相关部门合并,成为公开的国家安全部。所以,中共“特科”的基因,延续至今。
本文列举了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部分红色特工的结局。
行刑者洪扬生
洪扬生,1924年加入中共。年轻时即跟着中共离家“干革命”,是特科一科负责人。1930年前后,洪扬生几乎参加了特科的每一件暗杀行动,为保卫“革命领导人”,他出生入死。
洪扬生曾同一位女特工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的洋房里,作为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陈赓、顾顺章等时常去那里秘密接头议事。1929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洪扬生也曾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请律师进行辩护,最后使任弼时获释。1931年,洪扬生是顾顺章一家灭门案的行刑者,亲手处死了顾顺章的妻子。
中共建政二年后,洪扬生被抓捕,之后被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洪扬生再次被抓捕关押起来,但一直不走法律程序判刑,直到洪扬生76岁时,中共才放了他。受其株连,洪扬生次子也被劳教二十年。洪扬生一直给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高层写信,还求助过潘汉年,但他们都不理睬他。
洪扬生自述:狱中十六年,戴帽五年,一共二十一年未得中共补偿。“文革”后,在上海中百公司后面一间破烂的亭子间,洪扬生度过余生,房间只有4、5平方米。
晚年洪扬生总算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没有公费医疗,每月可得到80元生活费。
“中共第一红色特工”潘汉年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长期负责中共秘密情报的统战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后在江南指挥中共特务工作,被称为“中共第一红色特工”。

中共特科——苏联“契卡”的翻版
中共的“红色特工”,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务”一词,最早就是中共发明的,周恩来一直是最高负责人。
周恩来亲自主持特工的培训,陆续为特科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无孔不入地在国民政府、军队、警察、宪兵及租界中建立起遍及上海的立体情报网。特科工作包括保卫中共领导人的安全、安排各种身份的人渗透国民政府窃取情报;通过贿赂租界当局或司法界等不法手段营救被捕人员;处决不被信任的特工、建立秘密电台等。
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等都在苏联“格别乌”,即“契卡”的后继部门,接受过特务培训。而苏联秘密机构“契卡”所扮演的恐怖角色,如今越来越被世人认识。
特科下的行动科建立了“红色恐怖队”,简称“红队”,当时即有远东“契卡”之名,负责暗杀、武装劫囚、劫狱、劫法场等。比如,对原特科科长顾顺章全家及不被信任特工的处死行动,就是周恩来亲自指挥“红队”,率康生等人秘密执行的,16名受害人全部被用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连惨叫一声都不能,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当时震惊了上海滩。
不能公开的16字方针
中共特工,当年都是对中共充满幻想的,为盗取中华民国的军事情报,他们出生入死,抛家舍业,甚至婚姻大事都要听从上级安排,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1949年以后,对地下潜伏的特工,中共有一个没有留档、原件难以见诸于世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红色特工们没有想到,“新中国”没有给他们带来曾经向他们许诺过的“自由、民主、富强”,自己为之献身的中共,窃政后却将他们弃如敝履,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
中共建政后一直担任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就是特科的最高司令,特科成员康生,负责中共党内情报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文革”中直接参与“整人”,“文革”后,中调部与公安及其它相关部门合并,成为公开的国家安全部。所以,中共“特科”的基因,延续至今。
本文列举了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部分红色特工的结局。
行刑者洪扬生
洪扬生,1924年加入中共。年轻时即跟着中共离家“干革命”,是特科一科负责人。1930年前后,洪扬生几乎参加了特科的每一件暗杀行动,为保卫“革命领导人”,他出生入死。
洪扬生曾同一位女特工扮作假夫妻,居住在法租界的洋房里,作为特科的内部接头处,周恩来、陈赓、顾顺章等时常去那里秘密接头议事。1929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洪扬生也曾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请律师进行辩护,最后使任弼时获释。1931年,洪扬生是顾顺章一家灭门案的行刑者,亲手处死了顾顺章的妻子。
中共建政二年后,洪扬生被抓捕,之后被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洪扬生再次被抓捕关押起来,但一直不走法律程序判刑,直到洪扬生76岁时,中共才放了他。受其株连,洪扬生次子也被劳教二十年。洪扬生一直给周恩来、邓颖超等中共高层写信,还求助过潘汉年,但他们都不理睬他。
洪扬生自述:狱中十六年,戴帽五年,一共二十一年未得中共补偿。“文革”后,在上海中百公司后面一间破烂的亭子间,洪扬生度过余生,房间只有4、5平方米。
晚年洪扬生总算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没有公费医疗,每月可得到80元生活费。
“中共第一红色特工”潘汉年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长期负责中共秘密情报的统战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后在江南指挥中共特务工作,被称为“中共第一红色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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