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没有亡于八国联军？

杨照

经历如此严重的事变，到太后、皇帝必须变装逃亡，为什么清朝没有亡于一九○○年？一项吊诡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太疯狂了，做出不可思议的向十一国宣战的狂举，引来了「八国联军」，而正因为来了多达八个国家，他们难免各有打算，不可能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有一致的想法，采取一致的立场。

因为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困在东交民巷，各国必须协同进军，但对于在中国取得利益，他们却各怀鬼胎。例如美国始终没有很高的动机要参与出兵，只因受困的美国公使不断求援，不能见死不救。

来了八国，却分成三个阵营，有三种主要不同的主张，反而使得严峻的情况在列强争执角力中得到缓和。如果不是那么多国一起出兵，如果各国之间有明确的主导者，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一定会更高得多。

其中最冷酷、最凶恶的是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没有要和其他国家协同行动，另外布重兵经东北往南，抱持着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也因此引发日本的高度敌意警戒。

而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匈帝国、日本为一组，着眼于借此确定在中国的独占势力范围，扩张利权。他们的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的铁路、矿业等利益。德国看中山东，法国则重视从安南延伸过去的云贵、广西等处。日本想要得到台湾对岸的福建当作势力范围。

第三组是英国和美国，他们有特殊的理由不参与抢夺势力范围，甚至反对瓜分势力范围。美国才刚刚在一八九八年和西班牙打了一仗，在军事冲突中发现西班牙这个老牌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不只战争在几个月内结束，美国还得到比原先预期更多的退让与补偿。除了割让波多黎各、关岛外，最重要的是从西班牙那里得到了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过去美国向西拓荒到达太平洋，因而提高了对中国的兴趣，现在突然多增加一块亚洲领土，还需要找出统治运用的方法，暂时无力在中国经营、扩张。

美国还有一项考量，就是棉制品对中国的销售。一八九八年到一八九九年，美国棉制品出口到中国呈倍数成长，却在一九○○年受到「庚子事变」冲击而大幅减缓。美国期待有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局面，能让美国棉业的海外市场恢复成长。

更具影响力的是英国。英国陷入南非的「波尔战争」（Boer War），和当地荷兰后裔发生严重冲突，是足以动摇大英帝国布局的大事。另外，英国最早进入中国，原先将中国视为其帝国贸易的重要发展对象，控制了鸦片交易，又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反而是其他国家进来分沾、甚至抢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英国不想参与、更不想鼓励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乃至瓜分中国。

英国人于是挑激美国出面，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希望在这个原则下来解决事件。

「门户开放」原则包括三项：第一、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不进行瓜分；第二、维持中国主权独立，反对任何国家片面侵犯中国主权；第三、各国在中国的利益雨露均沾，让中国拥有稳定的政府，才能有稳定的市场。等于是让中国政府为各国服务，提供平均的获利机会。

在英国积极运作下，确立了「门户开放」原则。因而从一九○○年到一九一一年，表面上看清朝延续了下来，可是其性质和「庚子事变」前很不一样了。这段时期的清朝政府是在列强的默认与扶持下才得以存在的。如果不是英国和美国的态度，这个政府应该在一九○○年就终结消失了。是因为各国之间摆不平，所以接受了这项主张——留着清廷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同时服务列强，是最符合各国利益的。

一九○一年还是要签「辛丑和约」，正式解决冲突局面。中方代表是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当年签「马关条约」时，李鸿章被骂得体无完肤；这次签「辛丑和约」，却没有人能骂他、敢骂他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状况没有别人能处理，也都知道这个条约能签得成、能够不亡国，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李鸿章出场谈判时便已锁定要拉拢美国，认定美国是最重要的盟友，经由美国的协助在台面下折冲定调。谈判分为几方面，首先确认如何称呼这次事件，在美国暗助下，这件事变成了boxer rebellion，即拳匪叛乱。这个说法对清廷高度友善，让清廷从主导者退居为共同受害者。

事件经过被改写为：中国出现了拳匪叛乱，政府无能压制这些拳匪，伤害了列强人命与利权，惹出祸端，列强因而出兵协助平乱，并保护自身侨民和在中国的既有利益。

再来，确定所签订的文档性质。过去清廷和外国签的都是条约（treaties或traités），但一九○一年这次签的却是règlement，英文是settlement，也就是处置办法。所以中文不称「条约」而称「和约」，即恢复和平的约定。

这是列强为中国平定拳匪叛乱后，和中国政府所签订的正式解决方案，不是战争之后的条约，所以不牵涉谁是战胜国、谁是战败国。协议中首先要惩处祸首，载漪、载勋这一批人就倒楣了，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而他们的罪名是纵容拳匪，等于是参与叛乱。同时将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的诏书也当作他们矫造的，如此才能让中国不是宣战而战败的国家，才可以不付出割地或更严重的代价。

借由这种方式，清朝近乎奇迹地存留下来，就连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都知道，自己和朝廷都是从毁灭边缘勉强救回来的。这个朝廷已经元气大伤、气若游丝，而且是漂浮在各国的共同利益之上的。

当时为了义和团要杀洋人，有一批主和派被杀或被贬斥了；庚子事变之后，为了要和谈，又杀了、流放了或贬斥了一批主战派。一来一往，还能留在朝廷里的，就剩下既未主和也未主战，没有意见或是观望没有表态的人。朝廷当然就更弱了。

朝廷失去了军事上的独占权，又失去了外交上的独占权，封疆大吏现在拥有他们自己的外国关系，也自行处理和当地主要外国势力的交涉来往。

这个朝廷基本上信用破产了，却还可以存在着，因为内外的共识是它不能垮，不知道如果清廷垮了局面要如何收拾。就让这个朝廷浮在那里，挣扎着不要沉入万劫不复中。这段时间中革命派不断挑战朝廷，但还无法推翻它，并不是这个朝廷还有多大的实力，而是他们提不出一个能够说服众人关于「以后怎么办」的坚实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宁可抓住清廷，维系最基本的集体秩序。

庚子年到辛丑年，清廷沦落到最低点，但还是支撑下来了。实在是这场空前巨变中，还没有人想得出替代清朝的有效方案，因而为清朝争取到了几年时间。

从西安回来重新见到朝臣时，一贯强悍的慈禧太后百感交集，竟然当场落下泪来。她明确地打消了撤换光绪皇帝的念头，也不再想挑战洋人了。留在她身边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意想法，却可以记得、可以提醒她回到戊戌年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在保留太后一层薄薄面子的前提下，清廷实际上以缓慢的步子重走一次「戊戌变法」的路程。

办新式学校、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废除科举、送学生出洋、送大臣出洋，到改革朝廷组织，再到准备立宪。这个政府在最低点、最黑暗的状况中没有垮掉，争取到一点时间，一点一点地往上爬。

然而爬到一个程度，清廷就陷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书中提出的「旧政权」吊诡陷阱。因为政府给了人民一点点希望，刺激、提高了人民的预期。在最糟糕的时候，糟到人民不能对政府、朝廷抱持任何希望时，任何的改革都能得到支持和肯定。然而改革持续进行，方向一旦明确，人民的想像就走在朝廷的现实前面，因而感觉到改革进行得如此缓慢，改革带来的结果如此不彰。

这时候爆发出一场集体的想像秩序运动，人们积极地看向未来，看到了立宪之后会如何，废除科举之后会如何，和列强平等交互之后又会如何。到了一九一一年时，这些想像的新秩序已经在很多人心中、脑中发酵了。他们讨论、描绘了没有满清政府的情况，这件事不再像一九○○年时是无法想像、无法描述的，于是就刺激出在现实上起而推翻满清的动力。

历史上重大变化的发生时机，往往不是取决于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办法推动变化，毋宁是要看有没有动机、有没有勇气去推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