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加入中共 翻译家杨宪益愤然退党
接上文：也不知有多少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上）
其实，不只是在1949年后，即使中共获得政权前，就已经有无数革命者后悔走上这个道路，而且有人当年就已控诉。尽管在其他回忆录中我们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现象，可韦君宜的《思痛录》毕竟是她个人经历，这样，就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中共历史是怎样一种“丰富”的“革命历程”。
《思痛录》中有一章题目叫《“抢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读来，读者也能感受到当年的惨烈：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有一时间段，仿佛延安到处是“特务”。
韦君宜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回忆：“父母告诉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当时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甚至明知被审讯者不是“特务”，审讯者也会编造口供送上去。大约也正是这种荒谬之极的现象，让一些天真纯洁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后悔不已。
有一个叫吴英的，是从天津跟韦君宜一起出来干革命，在延安见到韦君宜后，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说着说着，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17页）这让韦君宜感到很难堪，“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以对”。
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韦君宜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然说道：“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17页）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她绝没有如此说话的勇气。当时一定是豁出去了。
接上文：也不知有多少人后悔“走上革命道路”（上）
其实，不只是在1949年后，即使中共获得政权前，就已经有无数革命者后悔走上这个道路，而且有人当年就已控诉。尽管在其他回忆录中我们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现象，可韦君宜的《思痛录》毕竟是她个人经历，这样，就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中共历史是怎样一种“丰富”的“革命历程”。
《思痛录》中有一章题目叫《“抢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读来，读者也能感受到当年的惨烈：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有一时间段，仿佛延安到处是“特务”。
韦君宜女儿杨团在《〈思痛录〉成书始末》一文中回忆：“父母告诉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当时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甚至明知被审讯者不是“特务”，审讯者也会编造口供送上去。大约也正是这种荒谬之极的现象，让一些天真纯洁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别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后悔不已。
有一个叫吴英的，是从天津跟韦君宜一起出来干革命，在延安见到韦君宜后，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说着说着，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17页）这让韦君宜感到很难堪，“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以对”。
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韦君宜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然说道：“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17页）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她绝没有如此说话的勇气。当时一定是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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