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位一体说法荒唐须加反驳
大陆政界、学界以及海外华人学界，长期以来定义五四运动三位一体，即将取消日本“对华要求二十一条”运动（1915—1922）和统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非马学的西学启蒙运动、后马学传播运动（1915—1926）混为一谈。这是现代中国认知史、学术史百年（1919—2019）以来最为荒唐一件事情。受过正规非马学的西学训练乃至正规国学训练之人，绝对不能同意这种任意糅合。过去由于专制、洗脑、跟风、愚昧等等原因，大陆乃至海外华人几乎无人对此提出异议；西人则为不甚关心这个问题。
信手拈来三例“荒唐”如下：其一，郭隆基先生于其《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香港：晨钟书局，2010）中拉郎配：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现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五四运动是三种运动的连环形成一浪高一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第一阶段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是1919年5月4日由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所引起的，高喊“内除国贼，外争主权”的北京学生示威运动。/第三阶段是1919年7月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笔者注）。
其二，五四研究大家周策纵教授于其名著《五四运动史》（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中拎不清：
因此我们可以为五四运动做出定义如下：“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份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份子的提倡学习西方文明，并希望能依照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的固有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
其三，毛泽东有关语录捏泥人：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社会科学要比历史学科严谨，它不能同意将旨在取消日本“对华要求二十一条”的狭义五四运动，与推广解噬主义（解除国家吞噬个人主义，旧译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搅和在一起。众所周知，如果没能将两种化学元素彻底分离，那么就不可能探测出来其中任何一种元素独有理化性质。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或者志在向自然科学看齐，就得遵循科学原则。马学自称科学，恐怕马氏重生也绝不会同意这种搅和。列宁就很难说：他于十月革命后猛烈推行公有制、计划制，发现根本无法提振经济，只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但却打诳语说：之前实行的是权宜之计“战时共产主义”。
*文章标题当中“合是”的出处：红拂女初见虬髯公，得知二人同姓张后即对后者纳拜，快人快语说道：“妾合是妹。”
二、新文化运动就是西学化运动
旧文化其实就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舶来普世文化，简称西方文化或者更简：西学，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如此简用。这里的“普”作动词用，意思与“风行”相仿佛。西方舶来文化包括：西方科学技术、西方富强之术、西方政法制度、西方教育体系、西方文学艺术、西方生活习惯、西方思维方式、西方国际体系、西方社会主义——例如马恩学说，甚至西方拼音文字等等。
伴随西兵东渐、西商东渐的是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正式始于鸦片战争结束，即为1842年。之前中西交通，形而上言，西学尚不足以“以夷变华”，没有形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对华“普世”威胁。所有略懂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均为知晓：这种西学东渐有着三大牵动＋推动力量：第一，西方教会在华所开设的教堂、学校、医院、书店等等；第二，清末朝廷经历数次战败之后，拾起戊戌变法所拟国策，对于大幅维新开放绿灯；第三，才是有着接触西学经历的知识精英的坐言起行大力推广。这个三位一体才是新文化运动主推手的“全家福”。而为中共官修国史称作新文化主推手的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蔡元培等人，只是恒河沙数的“有着接触西学经历知识精英”当中的九牛一毛而已，怎么能让锦上添花的他们以少掩多？
试举三例来说：其一，1900年，全国教会学校已达2000所——笔者的母亲就是毕业于广州真光女中的；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要为非教会学校，浙江全省已有省立、县立、私立中学89所。初中必修科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体育科六类，强调用白话文进行教学；大学，已有浙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两所综合性的高等院校，另有三所医学、法政、艺术类的专门性学校。以上两类学校，若以全国计，至1927年《新青年》终刊，先后毕业学生人数，可达数百万上千万之多，它们对于西学东渐所起牵动＋推动作用，岂是九卷54期的《新青年》所载最多六七百篇文章所能比拟的？
其二，在华教会早在1900年以前，就已大量印行白话文乃至方言文《圣经》；明清二季皇帝朱批朝臣疆吏奏折，已是多用白话文而非文言文；我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更是使用浅文言文、准白话文，否则它们怎会广为流传？洪仁玕、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梁启超都是推广白话文的巨擘。说白话文运动乃由广义五四运动——前者主将位置胡适当仁不让——发起，真是天大笑话！什么叫“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还没有人自觉地去实现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重大的变革”？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清代马建忠于1898年（光绪廿四年）出版的《马氏文通》。该书创了中国的汉语语法学，对照从古书中精选的例句，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首次成功地把西方的语法学引进中国，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是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白话文之父应是马建忠，而非胡适之。没有“主谓宾定状补”，何来白话文规范化、普及化？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何晓夏、史静寰着《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和张彬着《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等等无数追溯清末民初教育变革著作一阅，以及李春阳着《白话文运动的危机》（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来验证笔者的上述“打假”是否得当。由于各地图书馆、书籍铺均有藏、有售，笔者于此便不多赘。史学大家章开沅所作上述二书所属丛书“总序”里有下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领域里的新旧之争，其激烈程度并不次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而且其影响覆盖面甚至更大于后两个领域。”不过章氏竟然以为教会学校乃以教授《圣经》为主，那么教会医院是否乃以召唤神迹治病为主呢？教会学校并不是神学院啊。
李春阳书封底文字不知为谁所撰，但却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白话文运动的成却掩盖了巨大的危机：以西方语言文字的观念看待汉语和汉字，人为地割裂与历史的有机联系，暴露了汉语写作和现代中国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的困境，汉字的仓促简化和文言文教育不足，也使我们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面临失传的危险。
白话文运动和马学化运动（1917—迄今）都已逆火喷射。可以这样说，白话文运动、马学化运动都是“软刀子杀人”、“温吞水烹蛙”，它们对华夏文明的割裂后果要比人命危浅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本身惨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