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贩卖惨案一则

中华第二党国（Second Party State of China） 中华第二党国（SPSC）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党专制中央集权制党政国家，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CCP）领导的，以集权的官僚政治及其衍生的官僚特权所有制（“公有制”）为根本，以世袭权贵集团与官僚特权集团（含科级以上）为基础，以“统一战线”集团与受寻租资本集团为辅助的极权主义国家。前身为1931年11月7日建立的共产国际傀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通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建立政权，从此带来了数十年的共产主义人道灾难，1971年10月25日取代中华民国（中华第一党国）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促使官僚集团内部相对分权、相对放权与利益最大化的改革开放，并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官僚特权所有制以市场经济的形式继续存在。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之后政治改革停滞，极权政治得以保留。1992年“南方谈话”后官僚集团迅速权贵化，开启了极权政治与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并行的时代。2013年开始以政治斗争为目的衍生的大力反腐，寻租经济有所降温，但同时期政治自由进一步收紧，2018年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官僚政治进一步极权化。 弊病：一党专制中央集权制政体，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官僚权贵控制国有企业/榨取国家资产，官僚集团寻租活动（贪污受贿）横行，隐形权贵世袭制，对体制外的人以“统一战线价值”（为官僚体制所利用的价值，以经济、学术、军事、体育的人才或组织为代表，外国、境内外企、高校、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多属于此，统战人才容易演变为技术官僚）的高低为标准区别对待，权力与“统战价值”等级社会（党国金字塔），践踏人权，民主宪政缺失，监督机制缺失，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立法不独立，司法不独立，行政力量绝对主导，党国体制党政不分，体制与立法司法行政过程不透明，政治信用低下，酷刑泛滥，活摘与非法器官交易，人口贩卖，种族灭绝（计划生育、民族压迫、集中营），公检法不分，公安执法犯法，迫害维权律师，罚没收入常态化，迫害宗教信仰，信息及网络封锁，全面监控社会，言论管制，媒体管制，文化管制，学术管制，虚假政治宣传，普世价值污名化，打压公民意识，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禁止自由结社与游行（原子化社会），打压公民维权活动，打压民主运动，对内铁腕维稳，文字狱，领袖崇拜，民族歧视，迫害良心犯，红色恐怖，打压女权主义，性别歧视政策，阉割道德与公民教育，党化教育，篡改历史，全社会洗脑，户籍制度，农村歧视政策（户籍、财政、金融三管齐下，实质是城市殖民主义），高税收压迫，物价房价高企，视正面革命历史、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防疫清零政策为唯三政治合法性，片面追求GDP与政府形象，政绩工程泛滥，过度防疫导致医疗与经济瘫痪，过度基建，路桥费尾大不掉，官僚寻租泛滥，市场交易成本高企，食品安全不良，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保护缺失，社会分配极端不公，有限市场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缺失，工资水平低，福利稀缺，官僚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官僚企业不公平竞争，官僚投资效率低下，党国垄断土地资源，土地财政（天价地产），改革成本社会化，医疗、教育、养老、五险等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地方政府高负债，左翼爱国主义叙事（汉族沙文主义，左倾民族主义，中国特殊论，党国一体论，粉饰、忽略和隐瞒历史灾难，社会主义可塑论，资本主义原罪论与宿命论），举国体育浪费资源，利用封建传统文化维护统治，行政系统与官僚经济效率低下，体制内逆淘汰现象，政策灵活性极差，鼓吹中医，金融掠夺（房地产金融政策，系统性信贷歧视，政策性信贷扩张、大规模坏账，超发货币，外汇管制，操纵汇率、人民币对内贬值），学术腐败，离岸官僚现象，援助型外交，出卖国土，逆向民族主义政策，外商及外籍优待政策，大规模科技剽窃，债务陷阱，输出腐败，输出威权政治 黑色历史：暴力土改，践踏私有财产，国内革命战争罪行（恐怖主义游击战争，阵前驱赶平民，长春围城，人海战术），阶级斗争，肃反与整风，消极抗日，镇反，三反五反，1955年肃反，反右，大跃进，中国大饥荒，文革，上山下乡，输出革命，侵略韩国、印度和越南，计划生育，严打，镇压89民运，劳教制度，迫害宗教信仰，新疆集中营，隐瞒Covid19导致扩散世界 客观造成的后果：信息封锁与洗脑教育导致的政治谬误与政治狂热，政治恐惧支配下的政治冷漠与政治市侩，启蒙思想与公民意识淡薄，宗教信仰缺失，利己主义泛滥，普遍道德堕落，普遍双重人格，畏权不畏德，谎言泛滥，规则意识淡薄，拜名利教盛行，追求金字塔中更高的等级为人生唯一目的，圣君情结，官本位情结，父权情结，饥民情结 客观优势：能够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发挥集权制度的优势，规模庞大的体制单位与官僚企业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公平与福利承担的作用（如水电费、火车票价、大学学费等），低人权与知识产权保护缺失带来的产业优势与购买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