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理部刘延东下令要求华东政法解除张雪忠讲师职务

引用: 原帖由 莫之许 于 2010-1-7 07:56 发表 这哥们思维成熟,直指要害,我还以为如我一样是过来人,后来才得知竟然是80后,真是不简单啊.......

11楼的那文章 写的真是太好了！！！

向他致敬

上文的标题是《温家宝的勤勉与无奈》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张雪忠） 摘自《南方周末》1309， 3月19日，E32“围观中国” 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只是因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看法不一，便轻易的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这往往缘于爱国的情感衍生的两个有害的变种：“伪善型爱国主义”和“虚狂型爱国主义”。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喜欢打着“爱国”的旗，干着营私的勾当。例如，那些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把有毒的食品卖给同胞，还有大权在握却大肆贪赃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的人。 虚狂型爱国主义喜欢把国家概念轻易人格化。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发生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基于一种想象中的道德优势，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尽管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像子女“无条件”爱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各种问题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而且他们会把爱落实到同胞身上。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挚爱的，只有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中国更需要韩寒，而不是成龙――张雪忠（华东政法大学） 一些毫无头绪的断想 今天在网上偶然看到47岁的Susan Boyle在Britain’s Got Talent节目中的表演，竟连着看了好几遍，深感她以一种让人震撼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彰显了籍籍无名者的力量与尊严。 不知何故，她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信念：每个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是平等的。 有一位网友曾在我的博客中说我是一名“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的这一用语可能略带贬义，但我却愿将之视为一种褒奖。 最近成龙表示，“中国人需要有人管”。 如果他是认为中国人不能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我当然会同意他的看法。但这似乎并非成龙的本意,因为他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台湾和香港都太自由了,而这两个地方显然并没有处于无政府状态. 如果他认为中国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而需要别国的人来管，大家肯定都不能认同,但这绝非成龙的本意。 如果他认为中国人应该由一部分人来管着另一部分人(这显然最接近成龙的本意)，我也不能认同。因为，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人适合管别人，哪些人适合被别人管。这就有可能导致大家为了争得管人的资格而斗得血流成河。 我一直相信，中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低贱，所有中国人都完全应该享有平等参与自我管理的权利。其实，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都是自由太少，而不是自由太多。历史带给人的教训是，那些一直管着别人的人所造成的恶果，远较被管之人为甚。最需要被管住的，恰恰是那些管人的人。 我一直很喜欢成龙的电影。但在民主问题上，坦率地说，我很难认同他的看法。 一种现象一直让我感到有所遗憾：有些人工作非常刻苦，也做出了不同寻常的成就，甚至乐于从事慈善事业以帮助那些处境不好的人。但这些人却常常流露出对有权者的逢迎，对无权者（或权力稍小者）的不屑。 这样说，并不代表我在批评他们。实际上我比他们做得更加不够，可能也比他们更加缺乏勇气。我只是觉得，以这些人的成就和影响，如果在给予他人物质帮助的同时，也能努力捍卫他人的平等与尊严，这些人就一定能够攀登上新的人格高峰。一些人本来可以变得伟大，但却选择了萎缩，这不能不让人引为憾事。在我个人看来，中国更需要韩寒，而不是成龙。 因为我坚信人的平等，所以我从来就不会崇拜他人。但对于为了捍卫普通人的尊严而敢于直面强权的人，我绝不会吝啬自己的钦佩。正是在这些人的激励下，我才决定将追求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人的平等政治权利（只有通过民主政治才有可能），作为一种永不放弃的志业。 在无权者屡屡被有权者侮辱和损害的中国，成龙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所发表的一些政治性言论，无疑会让有权者感到鼓舞，也可能使他们显得更为强大。但在事关普通人的权利与尊严的问题上，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接受内心良知的指引，而不是考虑现实力量的对比。

我在搜他的文章，马上转载

80后的文章，如此深刻，让我深深为自己感到汗颜……怪不得人家可以当教授。

can't agree more!

引用: 原帖由 快乐流浪汉 于 2010-1-7 10:42 发表 我与雪忠有过几次饭局，长得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粗看像军人，喝酒也痛快，是一条汉子！

要是小组里全是像张雪忠这样的人才那该多好，小组的气氛就会好很多了！~~~

在中国大陆，有些学者一直在重复着一种论调，即民主政治不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因此中国不应该推行以自由选举及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治。这些持“民主不稳定论”的人，总是喜欢举出一些民主社会的具体事例，来“证明”其观点。 　　泰国的街头政治、台湾的蓝绿冲突以及苏联的解体，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这些人似乎从来都不愿想一想：在自己举出这些有利例证的同时，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是否有可能举出同样多的反例呢？ 　　如果泰国的事例可以证明民主政治容易导致社会动荡，缅甸的更加血腥的动乱不是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吗？这种矛盾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可避免。朝鲜井然有序的首都广场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可能会使人得出一种结论，但从边境不断逃离的朝鲜居民和中国的瓮安事件，又可能使人们得出另一种相反的结论。 　　前后一致是一名学者的最大责任，但这一点在那些主张“民主不稳定论”的中国学者身上却极少见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例证，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 认识方法的错误 　　仅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些人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方法方面。实际上，不管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都会出现各种各样激烈程度不同的社会或政治争执。如果两种具有相反佐证作用的事例在数量上均难以穷尽，人们就不可能指望通过举例和归纳的方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在中国，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最不厌其烦地使用的例子，还是苏联的解体。在这些人眼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似乎之前七十年的极权体制对此毫无责任。这种将与某种结果在时间或空间上最接近的因素，想当然地视为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的做法，是作为学者的视野狭隘和洞察力不足的显著表现。 　　当问题涉及事物的那些不能直接表现在日常经验中的属性时，这种做法最容易发生。而在简单的日常经验中，这种做法的荒谬却能够一览无遗。例如，当一个人在被他人重伤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些在死者生前最后时刻对伤者全力施救的医务人员，难道应该被视为杀人凶手吗？ 　　先是精心选择一些有利的事例，然后再从中归纳出早已成竹在胸的结论，这种做法不可能真正揭示出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或不稳定）之间的必然关系。在归纳方法不可行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首先考察与政治制度及社会稳定最密切相关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相关结论。 　　政治制度事关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安排。一种制度能否保障社会稳定，显然与人性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所得出某种独断性的结论，并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对人性具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如果不只是假定人性具有某种特定的属性，而是一一考察人性在这方面的全部可能情形，所得出的结论则将具有先验的必然性。人性在这方面的属性只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我们不妨对它们一一进行考察。 　　第一种可能是，每个人都希望在政治上相互平等，既不想统治他人，也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状态违背了所有人的意愿，因而不可能长久保持。只有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才能带来长久的社会稳定。 　　第二种可能是，每个人都想统治他人，而不想被他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政治安排必然导致无休止的抗争，而保障政治平等的民主政治尽管会让每个人都不能感到完全满意，但却是人们最有可能共同接受的结果，因而也是最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安排。 　　第三种可能是，一部分人希望统治他人，另一部分人则希望被他人统治。这种情形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根据天性来说，有些人更宜于“治人”，另一些人则以“治于人”为宜。霍布斯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一说法不但违反理性，而且违反经验，因为世间很少有人会愚蠢到不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宁愿受治于人。 维持稳定的还是民主制度 　　但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符合事实，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仍无法带来社会安宁，因为在一个人数并非屈指可数的社会，人们几乎不可能将这两类不同的人一一甄别出来，并使他们各得其所。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还是保障个人政治平等的民主制度。因为，那些甘愿受他人统治的人始终可以自愿的方式服从他人，而在那些具有统治他人的偏好的人之间，政治平等仍是最可能被共同接受的安排。 　　通过上述分析，人们可以看到，自人性角度而言，民主政治始终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在民主社会，由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必然时刻都充满着吵闹与争辩。 　　但在这种看似永无宁日的社会，分歧其实更多是技术性的，人们往往不会质疑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各种社会问题可以通过辩论和说服而得到和平的解决。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提供根本性的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非民主政治条件下，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可能显得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同这种政治制度，而是因为存在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政治压制。人们对政治权力的服从不是出于认同，而是出于恐惧。但源于恐惧的服从必然包含着愤恨与不满。 　　在非民主社会，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制不但使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且本身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如果说在民主国家维持国内秩序往往只需要警察，在非民主国家则必须经常出动军队，尽管军队本应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而不是用于国内政治斗争。 　　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还在于能否与社会稳定相互促进。一个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稳定往往越牢固。社会稳定不再成其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是制度运作的自然结果。 　　相反，一个社会实行非民主政治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和政治抗争就越发频繁和激烈，社会稳定问题就显得越发迫切。但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必须将社会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那只能证明这种制度具有催生社会不稳定的本性。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 本帖最后由 无言的山丘 于 2010-1-7 10:41 编辑 ]

张老师是帅哥的说。。。

张雪忠：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 　　张雪忠（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在中国大陆，官方一直强调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一直被视为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 　　谈到科学，人们总是指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以及“世界为什么是其所是”的各种知识体系。而关于“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人们应如何改变世界”的陈述，它们本身并不能提供知识，而是为了提供包含道德评价的社会行动纲领。 　　当马克思宣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就等于告诉人们，他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知识问题，不如说是政策问题。对于认识的来源与途径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利用含糊其辞的“实践”概念复活了唯物主义的独断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超越认识对感觉经验的依赖，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但实践其实并不是一种独立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及触觉之外的神秘的第六感。就其认识作用而言，实践只不过是五种通常的感知方式的综合运用而已，实践并不包含比感官知觉更高级的认知途径或认知方式。实践独特作用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而不是提供高于经验的知识，尽管它有助于扩展人类经验的范围。 　　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意识则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一方面把物质定义为“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将意识定义为“物质在物质中的反映”，这种循环定义恰恰是哲学独断论的典型特征。 　　如果意识只是物质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难免要问：意识是否也属于物质？如果是，马克思主义怎能用一种特殊的物质，来定义普遍的物质呢？如果不是，那么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如何能产生非物质的东西呢？如果毕竟存在非物质的东西，那么“存在”怎么会仅仅是物质的本质属性呢？ 　　马克思对待宗教的态度很能说明其哲学的独断性质。他宣称要“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并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确实曾被用于维护绝对的政治权力，并经常成为暴政和社会压迫的帮凶。但完全消灭宗教并将幸福视为纯粹现实和客观的东西，则等于在将旧神学从政治生活中驱除出去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种更具压迫性的新神学。 　　一旦幸福被视为完全客观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能“认识”到什么是幸福，从而应该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据马克思看来，在摧毁了真理的彼岸世界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之神急不可耐地要取代彼岸之神的位置！“先进阶级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返祖现象，使人不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高论：人之所以必须分为主人和奴隶，就在于主人对双方的共同利益有着特别的洞察力。 　　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强烈的道德义愤，并不特别有利于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也不会因此就具备等同于客观规律的不可易变的必然性。但正是凭借着这种臆想的必然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固执地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政治主张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这种臆想的必然性往往经不起辩驳。例如，要避免宗教成为暴政的借口，并不必然要求彻底消灭宗教。洛克曾对绝对君权的神学基础进行最为系统和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认为避免暴政就一定要消灭宗教。通过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既可以涤除政治中的神学因素，又可以为人们保留据以获得心灵慰籍和追求道德完善的依归。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断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迈入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此处的生产力概念，显然是源于对物理学中力的概念的错误理解。生产力和力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不代表什么实在性的东西。 　　生产力并不是比生产关系更基础的东西，更不是被生产关系的“桎梏”所包裹着的一个蠢蠢欲动的胎儿。它只不过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于测度生产工具、生产对象以及生产关系这些要素组合的预期产量。生产力作为一个因变量，不是上述组合的基础，而是上述组合的函数。 　　即使把生产力本身视为某种实在的东西，在人们既看不到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人类历史中，如果能找到多少生产力的变化带来生产关系变化的史例，就一定能找到同样多的生产关系变化带来生产力变化的史例（大跃进及文革后的情况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只有足够独断的人，才会宣称一定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比如，一团密闭的气体，如果温度升高，其压力就会增加；反之，如果其压力增加，温度就会升高。谁能说到底是温度决定压力，还是压力决定温度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才能克服。但这一矛盾其实早已被人们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予以解决。由于对革命的强烈嗜好，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愿承认，许多社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解决。 　　实际上，与其摧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以追求超越任何经验知识的共产主义，人们不如保留曾使社会财富不断涌现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同时让劳工阶层参与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政治，以制定合适的税收与福利政策，防止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途径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优势：人们不用冒孤注一掷的风险，只需通过一种逐步试错和灵活调整的过程，就有可能实现一种明智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其实，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在内的任何超验的理论观点，只要停留在超验的领域，都不会对人有害。但一种毫无经验基础的观念一旦通过强权予以实践，则必然会破坏人们的生活与福利。如果不可检验的东西获得了现实的权力，以致要控制和左右其他可检验的东西，那么最可怕的人类惨剧便会发生。活人殉葬、宗教裁判以及强制集体化，都是超验观念控制现实生活的显著例子。 　　中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十年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为了维护一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仍被用于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扭曲成学舌的鹦鹉和理智的侏儒。千篇一律的强制性思想政治教育，几乎已成为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屠宰场。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消除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神学地位，以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中国人，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引用: 原帖由 wtdd 于 2010-1-7 06:13 发表 这两篇文章写的真不错，应该广为传播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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