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隆重推出《天安门对峙》连载

第十二章·屠杀 　　没有几个人注意到“飞虎队”那喧闹的引擎轰鸣声已经消失了好几天了。直到五月三十日，政府宣布那个摩托车团伙的十几名领头人已经被以“宣扬暴力、搅乱公共秩序”罪名被拘留。这消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部分人还是把那些人看作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良青年。 　　工自联在得知他们的几位领袖分别被强拽进汽车里拉走时倒是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学生帮助。工自联的主席韩东方与李进进一起带着学生和工人游行到公安部大楼。在一整天的静坐示威以后，他们通过谈判成功地赢得了被劫持的工人的释放。还是没有人想到询问“飞虎队”的事情。 　　就像他之前的刘刚，王军涛现在看到他的影响力正在急速化解。他那个华盛顿式的领导风格的宏大构想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失败中灰飞烟灭了。首都联席会议搬到了大学区，很快地变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多数著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见了。他们或者离开了首都去了外地，或者就地躲藏起来了。王军涛也是同样的悲观。他告诉陈子明这应该是他们为不可避免的流血结局做准备的时候了。 　　王军涛指示他们社经所的人员为运动的领袖们制作假证件。他在城市的郊区安排了一系列的安全居所，并拼凑了一个逐步从市内向外撤离的初步计划。他甚至采取措施把刘刚和张伦——他们社经所卷入运动最深的两位成员——撤了出来送往郊区。陈子明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不是同样的深信不疑，他觉得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如此的规模使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了。 　　国际儿童节在六月一日来到。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尝试着扮演起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他们打扫了广场，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来迎接年幼的访客。孩子们随着父母前来观看市里最新的旅游热点：民主女神。但这个天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李禄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得知封从德和柴玲已经被绑架。他赶了过去发现那两人在一个帐篷里被捂着嘴捆绑着。李禄摸清情况后判断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内部一小部分人的反叛。这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试图推翻他们领导地位的政变中最激烈的表现。李禄不动声色地召集来学生纠察队解决了争端。但是，他们领导层的内斗显然已经达到了令人心悸的程度。 　　刘晓波非常伤心。在首都联席会议头几天那短暂的兴奋之后，他看到知识分子又纷纷回到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看到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就大规模地逃避了。很多人躲了起来，其他人则因为确信他们无法左右被激进学生控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而放弃了希望。在他看来，没有人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深远的传统，这个群体因此被无数代人不无根据地看作是无能和无望的一群。 　　作为一个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的当口毅然回到北京的人，刘晓波相信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地站稳立场的时刻。他知道他必须完全地把自己投入到运动中去才能有希望对运动发生影响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采取一个他自己的激烈行动：绝食。 　　王军涛不同意绝食，但在刘晓波的劝说下接受了他的看法。为了避免再次造成一个极端的闹剧，他们决定只是开始一场由知名的知识分子举行的象征性的接力绝食。当一个团队结束他们的绝食后，另一个继续下去。这样，他们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持续地展示一些著名的名字和形象，保证把这场占据延续到那个宝贵的六月二十日。 　　麻烦的是已经没有多少著名的知识分子还留在他们中间可供选择了。刘晓波只找到周舵，一个已经在幕后做了许多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和高新，与刘晓波同在北师大的年青的校报主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知名度。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他们所需要的鼎鼎大名：侯德健。 　　侯德健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校园里以被称做为“校园歌曲”的短小民歌成名的。一九七八年，在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来表达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决心。尽管有着这样的渊源，这首歌两年后在大陆演唱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龙的传人”突然成了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同义词。 　　侯德健却对他自己在台湾的前途不看好。他以一个被他的岛国家乡视为叛国的行动离开了台湾，来到北京定居，在一个更大的观众中培植他的名声。他并不知道他个人的冒险会在此时把他引进天安门广场的对峙。侯德健刚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后回来。他已经有了另一场音乐会的安排，所以他只能绝食四十八小时。他的同伴都誓言要绝食七十二小时。 　　六月二日下午，他们这四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读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宣言，其中包括着针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抨击：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 　　这个冗长的宣言继续着，同时批评政府和激进学生的失误，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希望“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成千上万的民众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侯德健。北京人民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前来这里：“先看女神后看猴（侯）”。可是即使是那个民主女神也没法与一位作为流行乐巨星的真人竞争。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侯德健是一个瘦弱和害羞的角色，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他的歌曲。一次又一次地，他带领全场齐声高唱《龙的传人》。当他需要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做他的演讲。尽管仇恨没有能毒害他的智慧，“广场病”却做到了。面对着上万人疯狂的欢呼，那篇精心炮制的宣言里所包含的理性思维一下子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以最大的热情赞扬学生，发誓要把他们的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他也没机会说太多，没有耐心的听众响亮地齐声高呼着：“侯德健！”“侯德健！” 　　就这样，四君子的绝食迅速地变成了一场奇特的马戏团表演。 　　那天夜晚，一辆军用吉普车在长安街上高速行驶时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五公里的木樨地失去了控制。它冲向路边几个行人，当场压死了三位。几千学生和市民在听到这是戒严部队的蓄意所为的传闻后立即潮水般地涌向现场。就在人群沿着长安街奔跑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公共汽车和卡车里面满满地装着一袋袋的军用物资。在CNN的摄像镜头面前，学生们爬上一辆公共汽车的顶部展示出他们的战利品：钢盔、步枪和刺刀。旁观的群众为他们一个劲地喝彩。部队在行动！警报在天安门广场内学生的高音喇叭上播放着，校园里的学生被发动起来增援。 　　到六月三日清晨时，载有军用物资的汽车队在城市的好几个交通要道被包围。同时被发现的还有成群结队的军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而是徒步行军。士兵们没有穿他们的军服外套，但他们统一的白衬衫和绿军裤还是很容易地暴露了目标。相对于几个星期以前，现在是一个完全的角色反转：这次轮到这些军人高唱着国际歌和军队歌曲，试图徒手推过由学生组成的密集人墙障碍。而旁观的人民仍然不在他们一边。他们又一次是毫无希望的少数，逐步被推搡到街角和人行道上。这些丧失斗志的士兵低着头就地坐了下来。 　　【白衬衫绿军裤的士兵是6月2日晚成队列从东面开进的，清楚记得在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最后被阻截在北京饭店前的东长安街上。 　　前面说到“几场小规模的士兵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在西面方向发生多次，军方使用了催泪弹，并造成多名学生民众受伤。其中死亡一名军人，《人民日报》曾特地给予报道。对照更多民众以和平方式拦截军队的情况，这些冲突，以及2日的“白衬衫绿军裤”军队，如果推断是当局有意挑起冲突而为屠杀制造借口，虽然难以得到证实，结合中共一贯所为（比如76年四五事件），却也不能不说是合理的推测。 《人民日报》 日期：1989.05.24 版次：1 标题：北京市政府发言人 　　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３日电　北京市政府发言人丁维峻今晚在京丰宾馆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丰台区常务副区长叶上诗介绍了２２日发生在丰台区大井附近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战士被打伤的情况。 　　叶上诗说，２２日晚１０时左右，在丰台区大井附近，被阻拦的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队奉命转移。部队在同大学生达成协议后并在大学生帮助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开始转移。这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制造谣言，进行煽动，混在学生和围观者中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瓦块袭击解放军战士。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请求那些人不要再打了，但大学生也遭到了袭击。解放军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一边撤离，一边保护学生。在这一过程中，６０多名战士受伤，其中１７名住院治疗，４名受重伤，有的头部缝合９针，有的手指骨折。同时也有１１名大学生受轻伤，另外有１２人受轻伤、１人受重伤。在这一过程中有１０人被解放军战士扭送到公安机关，这些人已被拘留审查，其中有５名是外地人，有５名是北京市人，他们都不是大学生。２３日上午１１时，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市政府秘书长铁英到医院看望了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 　　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播映了事件发生后拍摄的录像。录像中有被砸坏的房舍、被砸碎的玻璃，房舍周围的地上布满了碎石块，还有几名被打伤的解放军战士。 　　会上，丁维峻、叶上诗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新华门西边的六部口，一辆没有标志的小车被发现载有包括机关枪和自动步枪的武器。学生们夺取了车子，把枪支摆放在车顶上展览。这个地点紧挨着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令人感到不安。就在正午时分，正当人群把这个路口挤得水泄不通时，几百名头戴钢盔的士兵突然从新华门里冲了出来。他们向人群发射了一连串的催泪弹，把车子和武器夺回，送进了中南海。 　　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味道。他们受到极度惊吓，一边咳嗽和哭喊，一边很快就跑散了。许多人在混乱中受了伤。白色和桔黄色的呛鼻烟雾在那里持续弥漫了好几个小时。吴仁华和他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过去两个多星期中一直占据着新华门的大门口绝食或静坐，这时也终于被冲垮了。 　　吴仁华撤回了北大，发现首都联席会议——或者说其硕果仅存的部分——正在那里开会。他注意到那个香港教授邱延亮在认真地记录每个与会者的名字和个人信息，这些数据在镇压之后需要救人时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依据。 　　虽然已经得病而且疲惫无名，吴仁华一听到天安门广场需要人员增援保护绝食的四君子时立即就自告奋勇。他马上赶到自己的政法大学，在那里从听到他在高音喇叭上呼唤志愿者后赶来的学生中亲手挑选了四十多个强壮的男生。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红布作为标记，拦下了几辆过路的卡车就出发了。 　　他们在下午接近四点钟时到达了广场，惊讶地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只有非常小的人群。吴仁华找到几乎是孤单着的李禄和柴玲，那里没有任何学生纠察或警戒线。四君子正坐在一顶帐篷里休息。在前一个晚上的警报之后，大多数学生离开了这里去休息。其他人则被吸引到各处军队被包围的场所去了。吴仁华把他的人分开在纪念碑的四面站岗，然后自己坐下来，期盼一个最好的结局。 　　有关部队行动的情报潮水般地涌进天安门广场。看起来很清楚军队有组织地混进广场的企图又一次被民众粉碎了。士兵们似乎是试图徒步到达附近地区，他们的武器则由伪装的汽车分开运送。这时候到处都有情绪化的冲突。李禄拒绝在广播站播送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他静静地坐着，紧握着麦克风，绝望地要保持平静的心态。 　　六点钟，一位穿便装的人被一群愤怒的民众送到指挥部。他身上被搜出有军队的证件，被指控为部队侦察。这个可怜的人在抓他的人手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待遇，可以看得出来已经被整得很难受。吴仁华做主安排了一位医生为他检查，然后用一辆救护车把他悄悄地送了出去。 　　在六点半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四周和沿长安街一线的官方高音喇叭同时发出了声音。它们播放着来自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篇长长的通告，其中宣布“一小撮人”已经煽动了许多人参与非法行为，包括阻碍部队行进、哄抢武器和伤害军人。它接着说： 　　我们郑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阻挡军车，阻挡、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我们坚决执行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号令，如果有人不停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希望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 　　在天安门广场内，愤怒的学生爬上灯杆剪断了连接属于官方播音系统的高音喇叭的电线。他们对装在四周政府建筑物顶上的那些喇叭却无可奈何。那些高能量的喇叭重复播送着这个通告。虽然它们的声音进入广场的能力已经被削弱了一些，学生自己的广播站还是敌不过。他们反抗的声音被局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一小片区域。在那里，学生领袖们举行了他们自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几位白天在与军队发生的冲突中受伤的人提供了他们的证言，展示了血衣和伤口。柴玲、李禄和封从德相继讲话呼吁镇静。吾尔开希鼓励记者们留在这里与他们一起见证历史。作为给侯德健的献礼，他演唱了一首这位音乐家新作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关键的晚上，吾尔开希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广场上，自愿要求参与。他希望能成为指挥部的一位副总指挥，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王丹则不在场。 　　八点钟时，一队学生整齐地开进天安门广场来到纪念碑的底座前。他们大约有几百人，全部穿着一色的圆领白汗衫，胸前是大大的“北京大学”四个红字。他们是在听到需要增援的消息后前来担任学生纠察的。高自联正在动员每一所大学的学生前来增援天安门广场。吴仁华看到这批新来者强壮的身躯和坚毅的表情，一下子感觉好多了。他把自己原来的人马集中起来部署在纪念碑的北面，让新来的纠察负责另外的三个方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设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一个庄严肃穆的立柱型建筑。高近四十米，它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重建天安门广场时建造的。在它面向北方的正面是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一个更长的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总理手写的描述。它将“人民英雄”从最近的共产主义革命一直追溯到一八四零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烈士。 　　纪念碑有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的底座。在底座的上层有八幅雕刻在汉白玉石板上的巨型雕像，每一个都表现出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之一便是那光辉的五四运动。雕像的周围是一个宽广的平台，提供着足够的空间让人们徜徉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在每一面，一系列台阶引到下面的第二层平台，从那里又一列台阶往下引到广场本身。 　　这是一个神圣的纪念碑。少先队员和来访的外宾在多种场合会来这里敬献花圈。这自然也是一个在受到群众敬爱的领袖辞世后出现自发的纪念活动的地点，比如四五运动期间的周恩来总理和这个春天引发了当前这场运动的胡耀邦总书记。 　　夜幕降临时，吴仁华站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点上。从那里他可以环视整个广场。在昏暗的灯光下，那里是一列列纹丝不动的帐篷，周围是垃圾和来回游荡的学生。尽管有那个官方通告——或者说正因为它——越来越多的人正向这里赶来。他们开始站满了广场的边缘，焦虑地等待着。远处是屹立着的民主女神。神像那边便是长安街，那里人们正在忙于设立路障。从交通栏杆到轮胎被放了气的公共汽车的所有物件都被堆积在这个威严的大街的中央。偶尔，一小队学生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跑向纪念碑，向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最新的野蛮行为。 　　这样的报告越来越频繁，并且来自越来越多的方向。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自己还没有看到任何军队的影子。他们的目光投向远方，想像着那里正发生着什么样的战斗和那肯定是冲着他们而来的暴力。天空还是黑黑的，只有偶尔会有桔黄色的闪亮，可能来自抵抗的市民作为路障点起的火光。 　　离十点钟还差几分钟时，来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一个更强硬的警告在全市范围内播放。这一个显著地简短而更具威胁性： 　　当前北京的事态发展已十分严峻。极少数暴徒大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公然污蔑、围攻、殴打和绑架解放军战士，抢夺军火武器，围堵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并企图纠集各种势力，随时可能制造严重的暴乱。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当官方的通告在西北郊的大学区里播放时，那里学生自己的广播站也忙成一片，高声喧嚣着他们自己的紧急请求，要学生走上街头去增援天安门广场。几千辆自行车冲进黑暗中，它们的绝大多数直接朝向几乎是正南方的木樨地。在那里，他们或者可以就地阻挡戒严部队或者左转上长安街向东奔天安门广场而去。 　　广场本身却没有多少惊慌的迹象。人们已经习惯了经常性的警报，所有那些最后都发现是虚假的。在民主女神像下面，张伯笠决定还是按原定计划举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在他周围，民众仍然在涌进来观看这个女神和“猴”。他们挤在纪念碑周围热情地叫喊着“侯德健，出来！侯德健，出来！”危险暂时还很遥远。 　　整整十五天以前，军队曾经在一个满月的晴朗夜晚试图进入这个城市，结果遭受了其最为羞辱的失败。这个六月三日的夜晚却不再有月亮，是一个月里最黑暗的一个夜晚。在可见的地平线之外，几十万野战军正在同时从东、南和西三个方向像这个古老首都的中心位置挺进。这一次，他们是伴随着一列又一列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而来。士兵们现在穿着的是野战迷彩服。手里紧握着自动冲锋枪和棍棒，他们肃静地在重型车辆旁边行军。这是一个接敌的序列，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要摧毁阻挡他们的一切。 　　这座古老的首都曾经是由一道环绕整个城市的城墙所保护，城墙上开着一些城门可以控制进出的交通。古城墙的所在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二环路，城门则被苜宿叶形的立交桥所取代。作为东西向的主街道、经过天安门的长安街在西边止于复兴门。但该街道以复兴门大街的名义继续向前延伸。从复兴门再向西一小段就是前个夜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引起过激烈骚动的木樨地大桥。 　　木樨地是大多数大学生骑自行车从他们位于北部的校园里下来转弯去天安门广场的地点。在木樨地街口的西北角是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骄傲。沿着复兴门大街混杂着一些高层住宅楼和传统的大院。这些大院大部分是军队部门的住宿地。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大学生正成千上万地赶到这里，他们与从附近住宅楼里出来的几倍多的市民汇合在一起，把公共汽车和卡车推到桥上作为路障，然后密密麻麻地站在后面以示抵抗。 　　这些平民完全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三十八军，一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赢得其赫赫威名的王牌部队。戒严令颁发时，该军军长徐勤先上将因为拒绝执行命令而被解职。这支现在由一位代理军长指挥着的军队需要证明自己的忠诚。人们更不知道这支部队在到达这里之前已经在从郊区逼近城市的过程中开过了火，枪杀了平民。 　　部队的先锋刚接近这里就警告性的开火了，子弹呼啸着在人群的头上掠过。虽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吁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人们还是把砖块、瓶子和他们手里能抓到的任何东西向对面的士兵砸去。又是一排枪响。安装在坦克上面的机关枪也开火了。这一次不再是警告。许多人在街上倒下。就在人们互相传告着这肯定是橡皮子弹时他们的注意力被目光所及中的鲜血所凝固。在恐慌中，他们四散奔逃。 　　军人不时地暂停他们的射击。勇敢的市民在这间歇中冲向前去抬走倒下的或死或伤的躯体。他们用平板三轮车和其它一切可用的工具把他们运送到附近的医院里。 　　十七岁的高中学生蒋捷连那天晚上被他母亲严禁出门。但他设法通过卫生间的窗户逃了出来。这位骄傲的年青人曾告诉过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晚上，“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参与”。在木樨地，他和一个朋友在听到枪声后在路边的一个草坪上丢弃了他们的自行车，怀着恐惧在一个花坛后面蹲下。就在嘈杂的枪声中，蒋捷连的朋友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他看到蒋捷连慢慢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两步就倒下了。他的衬衫立刻就浸满了血。他是被从背后击中的，在心脏的位置。直到一天以后他的遗体才被确认，他的父母才知道他的噩耗。 　　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几百位受伤者之后，军队冲过了木樨地。他们沿着长安街继续东进。在这条大街的两侧，学生和市民躲避在矮树丛的后面依然跟随着军队。一路上，他们警告新来的人军队用的不是橡皮子弹。在枪响的间隙中，他们对着士兵大骂“法西斯！”。当他们接近内城时，更多的市民涌向了街道的两侧。士兵们不断地开枪不让他们靠近。有时候，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由分说地或者朝着人群或者朝着高层住宅楼盲目扫射。有几个人在高楼上自己的家里中弹。 　　沈彤这时在位于木樨地和天安门广场之间的闹市区西单附近的家里。在被柴玲拒绝之后，他已经完全离开了运动。在美国领事馆，他被告知他可以在六月五日前来领取他的学生签证。但他也得知他父亲已经因为白血病住院了。在悲痛和负罪感的煎熬下，沈彤答应他母亲无论如何他这天晚上都会老实地留在家里。 　　当枪声可以清楚地从他这个紧邻长安街的小院子里面听到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刚一跑出去就在人行道上四处发现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体。然后他听到一阵低沉的轰鸣声，感觉到地面在他脚下振颠。一道无边无尽的由耀眼灯光组成的队列从西边接近。沈彤看见有几百人冲上街头设立路障，立刻就被机关枪的扫射打散。他数了一下，有四十六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匆匆而过。携带着自动冲锋枪和棍棒的士兵在坦克边上行军。他们直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在一阵情绪冲动中，两个人从一个死去的平民身上剥下血衣，高举着走向士兵。沈彤和其他人也立即跟了上去。他们接近以后质问士兵的行为。就在愤怒的沈彤向士兵宣讲时，一位军官走过来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沈彤在枪响时被人一把拉开，他身后站着的一个女孩应声倒下。沈彤记得看见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窟窿。在人们惊慌奔逃时，士兵们冲了上来。回到了人行道的沈彤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栏杆下倒下后被几位士兵包围。在那人抬头时，士兵们以行刑队的姿态一齐开了火。那年轻人的鲜血和脑浆溅射到白色的栏杆上。 　　在三十八军由西路进军的同时，其他部队在另外的方向也遭遇了类似的抵抗。从东路和南路，军人遇到的是由工人和市民为主的群众。在王丹曾经自豪地观摩他的游行的建国门，运送持有自动冲锋枪的士兵的军用卡车纵队被包围。这些士兵没有开枪而只是无望地坐在原地不动。然而在其它地方，部队在经过血腥冲突后得以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刻，十点钟左右，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最终确信了这个夜晚沉重的份量。西边夜空中的桔黄色亮光变得很强烈，间或有曳光弹从中穿过。他们这时可以清晰地听到的低沉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们还在涌进广场，许多人带来了开枪和死亡的消息。吴仁华估计这时候大约有十万人在广场。 　　尽管形势紧迫，好奇的北京市民依然拥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要求见到侯德健。他们被在纪念碑四周台阶上坐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成百上千之众的学生纠察队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其他学生们则聚集在民主女神之下，那里张伯笠为民主大学开了幕。他和柴玲一起象征性地剪了彩。就在张伯笠描述着他这个新学校的计划时，第三个官方的通告在他们的头上播放。这是一个冗长而又重复的通告，被大家自然地忽视了。 　　柴玲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模仿着四十年前共产党最后胜利前夕的毛泽东，她宣布说：“越是黎明即将到来，黑暗就越是浓重，但黑暗之后将是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严加其做了主题讲话。伴随着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的枪声，严加其以他浓厚的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达四十五分钟之久。他的讲话一结束，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就立即被送出了广场。 　　死人的消息已经充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但还是第一个学生——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的死亡消息给了他们最大的打击。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太真实了。学生领袖们都静默着，柴玲开始哭泣。在午夜时分，学生广播站宣布了这位在木樨地殉难的北师大女生的名字。他们事先没有足够的远见准备好一盘哀乐的磁带。一位学生拿过麦克风深情地唱了一曲肖邦的《哀歌》。 　　吾尔开希那熟悉的声音接着出现了。他谈起那位他觉得是他认识的死去的同学。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最后突然就消失了。高音喇叭上传出一些杂乱的噪音，然后有人说吾尔开希……“又”……昏倒了。那个被刻意强调的“又”字是对他经常在关键时刻昏倒的一个辛辣的讽刺。吾尔开希随即被一辆救护车带离了天安门广场。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学生们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正在开始的屠杀。大多数人安静地坐着，完全麻木了。有些人则变得神经质。在纪念碑的底座上，一伙学生和工人拿着刀和枪围住了柴玲。他们冲她叫喊着绝不要想撤退，“如果你敢在这个时候撤，我先毙了你。这么多人已经为你们学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毙了你。”他们一个个嘶叫着。学生纠察花了好一阵子才把这群愤怒的暴民推开。 　　马少方和北师大的学生领袖梁擎墩却带着撤退的想法冲进了指挥部。他们告诉柴玲外面的学生都在问是不是该走的时候了。满脸泪水的柴玲瘫痪了也似地靠在帐篷里，看起来完全地无助。李禄却保持着镇静。“你们是什么意见呢？”他反问道。马少方和梁擎墩争辩说：因为戒严部队已经开枪杀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可以理喻的人。他们现在应该撤退，太多的生命悬于一线。 　　李禄和封从德不敢肯定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刻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带出去。他们判断他们大概已经差不多被完全包围了，如果还没有确实被包围的话。更安全的选择可能是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免造成一个混乱的集体逃亡场面。封从德这时成为实际上的总指挥。他行动起来，在广播上指示在广场上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地向纪念碑聚集。 　　黑暗中的旗帜举了起来，人群跟着过来了。他们缓慢但有秩序地来到了纪念碑底座，坐在台阶和相邻的地面上。吴仁华再次查看了四周。他们大约有一万学生，半数以上坐在北边面对着天安门和长安街。看看远处，几万人仍然在广场的外围留着，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市民，混杂着一些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帐篷依然井然有序地站立着。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被遗弃的鬼城。学生纠察在查看是否还有人在里面睡觉。马少方前往设立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的指挥部。在他能够劝说那里的工人撤到纪念碑与学生会合之前，他看见一群群激愤中的工人正冲向新华门，三十八军已经到达那里。工人们冲着他吼道：太多的兄弟姐妹已经死了，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在午夜过后十五分钟时第一次见到军队的出现：两辆高速冲过来的装甲运兵车。它们一下子就冲过长安街上的路障。大群的人慌忙地逃逃避，却还是保持着很近的距离，向它们抛掷石块和金属棍棒。这两辆车子在被包围之前高速地逃走了，消失在东边的黑暗里。 　　在欢呼声还未能消逝之时，另两辆装甲运兵车又从南边呼啸着冲过来，预示着十五军从那个方向的到来。这两辆车高速绕着广场的边界奔驰，再次在人群中造成一片混乱。在长安街附近，其中的一辆突然停住了，立刻就被愤怒的民众团团围住。土制的汽油瓶炸弹伴随着浸有汽油的棉被雨点般的向这个钢铁巨兽飞去。在一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中，它燃起了冲天的火焰。三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从里面恐惧地爬了出来，立刻就遭到无数的石块和棍棒的打击。人们冲上前拳脚相加，血从一名士兵的头上流淌下来。 　　张健那年只有十八岁。作为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身体素质很好的年轻人，擅长田径和武术。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在张伦离去后被任命为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在午夜时分带领一队学生纠察冲上长安街试图阻挡前进中的部队后就一直没有闲着。他们在遭到多人受伤之后败退下来，正好撞进装甲车在燃烧的场景。当他们看到那三位军人的处境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插入人群。进去后，他们紧紧地手挽着手形成一个保护圈。一些学生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士兵。他们这样一起缓慢地走向一个红十字学会的帐篷。愤怒的暴民还在向他们冲来，一边抛掷物品和挥拳打击，这些大部分都落在了学生的身上。 　　天安门广场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战场了。虽然还没有入侵部队的清晰迹象，但他们已经令人心悸的接近了。一伙又一伙的学生和市民在各种旗帜带领下冲出去阻挡军队，但更多的人是在他们的企图失败后退潮一般地涌回来。有些市民跟着士兵从木樨地和西单一路来到这里，他们要看看在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也许他们还能在这里为学生做最后的抵抗。 　　就在一点钟之前，无数的信号弹和曳光弹从广场外围的各个方向射入夜空，暂时性地照亮了整个地区。在外围的几万群众回头看到学生一动不动地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有些人变得无比愤怒，他们冲过来高声叫骂学生。在他们的周围充满死亡的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学生们“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他们指责学生天真、傲慢和胆怯。他们叫喊着：人都在那里为你们死了，你们难道就坐在那里等死？学生们安静地坐着不动。 　　封从德一直都注意着后勤方面的具体细节。他这时已经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设立起一个新的广播站。他准备了一个发电机和足够用一晚上的汽油。他选择把这个广播站设置在东南角，远离从长安街方向前来的军队主力。高音喇叭则被高高地放置在纪念碑上。这个广播站自然而然地成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新址。 　　柴玲一晚上都在哭。她终于承受不住了。她跳起来抓起麦克风叫喊着要所有有能力的学生都拿起任何武器来保卫广场的边界。李禄立即掐断了广播，柴玲也及时地恢复了理智。当她再度讲话时，她已经是从容冷静了。她讲了一个关于蚂蚁的寓言。当一群蚂蚁遭遇到山火灾难时，她告诉她的同学们说：蚂蚁会搅和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滚下山去。那些在外面的蚂蚁会被烧成灰烬，但它们的牺牲保证了它们这个族群的生存。现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她布道一般地说道：他们就是处在那个蚂蚁球的最外层，面对着肆虐的大火。她嘶哑的嗓音共振着：“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同学们，只有我们的牺牲，才能换来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新生。” 　　就在越来越近的枪声中，纪念碑周围的所有学生站起来在柴玲的带领下再度宣誓： 　　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被一小撮阴谋家所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愿用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然后他们集体高唱国际歌。 　　军队的主力终于在一点半时分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是一支具备绝对优势和决心的力量。一阵激烈的枪声首先把聚集在西北角的人群驱散，那里工自联的一顶大帐篷也随之燃起大火。坦克和装甲车紧跟着进来，它们沿着长安街面向南方一字排开，上面的枪炮指向广场。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南面赶到。这是十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空降兵队伍。他们通过前门一带的进攻是这个晚上的另一个血腥战场，仅次于沿着西长安街前进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随后在东长安街上出现。从建国门过来的这支军队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或者因为战术安排，或者因为官兵的克制，他们一直没有开火，也不是第一个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这时他们迅速占领了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目标阵地。最后，人民大会堂的所有大门都突然大开，大批的士兵从里面冲出来，潮水般地涌下长长的台阶。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安门广场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平民被允许离开但外面的再不能进入被封死的区域。随着他们战斗计划的第一阶段顺利完成，军人就地休整等待着。有些部队通过齐唱军队歌曲来保持注意力集中。外围的平民则以更强有力的高唱国际歌做回应。现场的气氛匪夷所思。 　　官方的高音喇叭再度开始播音。这又是一个新的通告：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全由自己负责。 　　这是“反革命暴乱”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其含义是广场的形势已经从“动乱”升级到了“暴乱”。戒严部队现在是在与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战斗。这个最新的通告不停地重复播送了很长时间，大大地提高了威胁的程度。 　　撤还是不撤？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的学生领袖们还在激烈地争论着。柴玲又哭了起来。她那含泪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高音喇叭里回响：“同学们，请镇静！同学们，请镇静！愿意撤离的同学现在可以撤离天安门广场，不愿意撤离的同学和我一起留下来，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最后的时刻！” 　　四君子这时候还只绝食了一天多。在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安静地坐在帐篷里。但现在他们十分担心。如果一部分学生的确听从柴玲的话而离开，有可能在他们之间造成混乱，把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搅得更糟糕。但幸运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人离开了。刘晓波写了一张小条子在广播站播放，赢得了一片掌声。四君子誓言在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之前他们绝不自己离开。 　　凌晨两点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突然响起一片枪声。子弹从纪念碑上的人的头上呼啸而过。这一轮警告性的扫射是由位于人民大会堂前面的步兵所为。接着，临近长安街方位上又响起了更猛烈的枪声，听起来尤其地恐怖。在北京饭店里一个临街的阳台上，CNN的麦克·奇诺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北部边缘。他紧握着一个麦克风正在急速地描述着下面的场景： 　　军队在直接向抗议者开枪！人们在街上奔跑，他们尽可能快地蹬踏着自行车。人们在从街上冲刺下来。这是绝对的恐慌，这是绝对的恐慌！他们现在转向小胡同，他们处于绝对的恐怖之中。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背着一个受伤的人。我所在的地方前面就近有一辆救护车。 　　伤亡的躯体到处都是。 　　在把那三名士兵从他们燃烧着的装甲车旁救下来之后，张健又回到了广场的东北角。他和几百名学生和市民在那里与长安街上的军人对峙着。正在他们高呼口号时，一辆公共汽车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冲进了士兵和平民之间的无人地带。子弹立即如雨般向它飞去，车子在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停下了。一具探照灯把被打毁了的汽车照得通明。张健看见士兵们从车上拽下几个人。他认出来其中一位是郭海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秘书长。 　　郭海峰是当初胡耀邦追悼会时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下来的三位学生中的一个。在这个夜晚，他出去寻找汽油用以制作土制汽油弹。他们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从里面取出汽油灌了一个瓶子。他们在返回天安门广场时遭遇到排枪射击。他成为第一个被抓获的学生领袖。 　　士兵们把他们的俘虏捆好，用链子拴在路旁的铁栏杆上。对面的平民发出一致的呼声：“放了他们！”“放了他们！”他们的要求换回了又一轮的扫射作为回答。张健附近有几个人倒在了地上。他再也抑制不住怒火，撕开自己的汗衫，走向一位指挥官叫道：“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如果你们要杀人，就先向我开枪！” 　　距离他只有十米远的那位指挥官对着他举起了手枪，他接连开了三枪。其中两枪打中了张健的腿。张健还站立着，但摇摇欲坠。他盯视着指挥官的眼睛叫道：“再来一枪！你没能把我打倒。再来一枪！”然后，他倒下了。当他被抬上一辆小卡车时，他看到上面已经有了三位受伤的人。十几人把这辆已经毁坏了的车子推到一个医院，到那里时那三个人已经死了。 　　在纪念碑上，四君子知道已经到了他们必须施加一些成人的领导的时机了。刘晓波出来做了一个关于非暴力的重要性的讲话。他刚开始不久就被告知在他们自己这边发现了一挺机关枪。他们一起赶到西南角发现那挺枪正支在石栏杆上，对准了人民大会堂方向。一伙拿着刀和棍棒的工人围成一圈保护着这个武器。他们声言他们已经亲眼看到太多的死亡，他们有权力反击。 　　侯德健利用他那尽人皆知的名字接近了这些暴躁中的年轻人，让他们稍微平静一些。在大量的说服工作之后，工人们交出了机关枪和另一把他们已经藏起来的自动步枪。刘晓波召集起还在现场的少数几位外国记者。在摄像镜头的记录下，他在石栏杆上砸毁了这些武器。 　　已经过了三点钟了。北大的一位学生领袖邵江找到周舵，带着哭声请求他想办法让学生撤离。四君子在帐篷里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他们中间，只有刘晓波反对撤离。但其他三个人成功地说服了他。他们四个人然后一起找到柴玲、李禄和封从德，发现这三个人仍然在誓言绝不撤离。他们争辩说：太多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现在不能再逃跑。一位学生宣称赵紫阳和阎明复给他们传过话，要他们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发火了，他大声叫道他们不能把几千条性命押在一条谣言上。 　　封从德告诉侯德健说他们可以自己去试图与军队谈判，但不能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他进一步说：甚至指挥部也没法做出撤离的决定，这必须由全体学生定夺。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四君子觉得他们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来。周舵自愿出去寻找谈判的机会。他解释说他是四个人里最冷静的，而且具备鲜明的学者形象，可能会有帮助。但他需要侯德健与他同行。如果那些年轻的士兵有可能听说过他们之中一个名字的话，那就是侯德健。现场的两位医生也志愿陪同他们两人前往。他们的白色医院制服对防止士兵对他们不顾一切的射击也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在三点半时，周舵、侯德健和那两位医生走下了纪念碑底座的台阶。他们在黑暗中挥舞着一件白衬衫，慢慢地进入广场上已经没人的地带。几位学生纠察紧跟着他们。他们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四君子的生命。这一小群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逗留了一阵，然后上了一辆救护车冲长安街而去。 　　他们下车后接近军队的防线时立刻就听到一阵不安分的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噪音。他们停下了。两位医生之一高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侯德健和他们在一起。侯德健可以听到对面对他的名字做出反应的嗡嗡声。他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但觉得并不都是敌意。 　　一位指挥官在几名士兵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四十来岁，军服上有带着三颗星的肩章显示着他的军阶。指挥官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说话很平静、客气。他要求他们先终止他们的绝食，侯德健和周舵立即回答说他们已经停止了。指挥官然后告诉他们他必须要请示上级，就走回来部队的行列。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时刻。在他们等待着的时候，侯德健回味到这位指挥官的手很厚实、柔软和温暖。可是突然间，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一齐熄灭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军队要开始其最后清场行动的信号。甚至对面的士兵们也变得焦躁起来，有些人在高声叫喊着，其他人则挥舞着他们的枪支。两位医生保持着镇静，他们告诉每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紧张的几分钟之后，那位指挥官又走了出来。他告诉这几个人他们的撤退要求已经被批准。指挥官通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军衔，指示他们必须带领学生从西南角撤离。他强调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在天亮前离开广场。再次握手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将是一举宝贵的成就。侯德健觉得这位指挥官是真诚的。 　　天安门广场内部和四周的灯光完全熄灭时正是四点整。在这个完全没有月亮的夜晚，突降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几乎自发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又一次竭尽全力地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人民共和国长大的几代人所看过的所有光辉的电影里，共产党的英雄在面临就义时都会高唱或演奏国际歌。对这个新的一代来说，现在是轮到他们的时候了，尽管他们面对的却正是共产党政权的坦克和枪炮。这无关紧要，他们高声而自豪地唱着国际歌，这个共产主义的主旋律。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地描绘着这个晚上的现实：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激昂的大合唱似乎驱除了随着黑暗而来的恐怖。几万名学生坐在台阶上，手拉着手，他们找到了和平和力量。他们将垃圾堆积起来点起来几个小篝火。这些细小的火焰映照着远处装甲车残骸上燃烧的火光，形成一个鬼魅般的映像。 　　在黑暗中，周舵和侯德健摸索着回来了。他们赶过去向柴玲、李禄和封从德通告，催促学生接受部队的条件立即撤离。学生领袖们却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广场上的灯光就像它们熄灭一样突然地再度亮起。这时已是四点半。吴仁华再次环顾四周，在熄灯的半小时之中，相当多的人离开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的广场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平民的影子，纪念碑上的学生人数也骤减了一半。吴仁华估计大概还有五六千人坐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坚定。 　　从官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简明扼要的通告： 　　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其后是一个更长的通告，命令所有人立即离开现场。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在远处，一队队端着自动冲锋枪的士兵像战场上进攻一样以蛇形队列通过帐篷城向纪念碑袭来。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停下了检查帐篷的内部。在他们后面，坦克和装甲车开动了引擎，一字排开地向广场内推进。没过多久民主女神雕像就在一辆坦克的威力下轰然塌陷。 　　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侯德健自己拿过麦克风向学生介绍了他们与部队的谈判。他道歉着说那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主意。但因为血腥的镇压还在继续，他祈求学生们为了保存中国民主和未来的种子立即撤离。 　　几乎所有的学生直到此时都不知道已经有过谈判，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愤怒的嘘声和叫骂四处响起。一些学生冲了过来威胁着要痛打叛徒，赶他们出去。李禄不得不动员起学生纠察把这些人阻挡在留作指挥部的一小片地盘之外。 　　刘晓波和周舵相继讲话支持侯德健。他们三个人苦口婆心地轮流劝说着极端情绪化的人群，同时重复着他们自己的誓言：他们只会在所有学生都离开后自己才离开。邵江以高自联的名义宣读了一份要求撤退的呼吁。他刚刚自己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来这几句话，高自联作为一个组织这时候已经没有了真实的存在。另外一个自称是工自联代表的人也发言支持撤离。 　　宝贵的时间正分分秒秒地流逝。就在演讲和辩论继续激烈进行的同时，前进中的军人已经靠得很近了。在距离学生仅几米远的地方，他们在地上设置了一排机关枪，机关枪手匍匐在地。后面是一排半蹲着的士兵，手里的冲锋枪瞄准着学生，其他的士兵站在后排，也都是持枪待发。他们的后面则是坦克和装甲车。一个集体屠杀的阵势已经准备就绪。在如此近的距离上面对着如此多的枪眼，学生们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士兵，前排的学生举起手，伸出两只手指打出胜利的手势。 　　坦克和装甲车加大了油门，发出一片震耳欲聋、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稍远处的军人采取了一个别扭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力量和没有耐心，他们集体有节奏地鼓掌，呼叫着：“快点撤！快点撤！”这番噪音混同起来，几乎淹没了学生仅有的几个高音喇叭。 　　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里，总指挥柴玲还是不说话，失去了做任何决定的能力。封从德，这位二十三岁的研究生，觉得这是他的时刻，他的职责。他拿过麦克风宣布他们要做一个口头表决。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当他数到三时，所有人要一起喊叫，或者叫“撤退”或者叫“坚守”。他们将以声音的大小来做决定。 　　当时大约有六千人散布在纪念碑底部约有三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封从德在广播站不可能听得到所有人的声音，更不要说准确地判断声音的大小了。超过半数的学生在北边直接面对着来临的军队，却离广播站很远。但他们别无选择。封从德在高音喇叭上大声地数着：“一、二、三！”所有人都高声呐喊。 　　在北边，吴仁华几乎听不到任何“撤退”的声音，那里的学生几乎就是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坚守！”。然而，在对面的东南角，却很难听得出两种声音的大小区别。李禄觉得他听到“撤退”的声音略高一些，封从德则觉得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然而，封从德毫不犹豫地宣布“撤退”的声音赢了。在那凌晨寒冷的空气中，他的声音清晰而干脆：“同学们，我们一直要学习和实践民主。我们现在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将有秩序地从天安门广场撤退。” 　　已经是五点二十了。微弱的晨曦在东边的天空中出现。当东南角的学生站起来缓慢地向外走时，北边的学生激烈地抗议着。他们相信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应该坚守到天亮。那时候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部队不再等待。几个特种兵小分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学生的行列。他们一边向台阶上挺进，一边对天开枪，吆喝着要学生坐着不动。学生没有动。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表现出一丝抵抗的意思。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是在这些士兵打开一条到达顶部的通道时遭到了他们枪托的撞击。士兵们到达最高层后立即就以一排子弹打哑了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砸毁了下面的播音设备。从此，这里不会再有演讲、辩论或者投票了。 　　除了打开他们的通道之外，这些士兵没有怎么招惹学生。他们没有做任何试图逮捕领袖或其他人的举动。当学生冲他们叫喊时，他们以朝天开枪警告作为回答。在他们的指挥部被摧毁之后，封从德、李禄和柴玲在东南角开始组织撤退。他们附近的学生在各种旗帜之下聚集。学生纠察在两边再次手拉手组成人链。他们一起缓慢地下了台阶，向东南方向走去。每个人都在哭泣。 　　第一批学生在一踏上外面的地界时就立即站住了。封从德、李禄和柴玲一起赶到最前方。他们惊恐地发现路径被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所阻挡，他们的武器几乎直指学生的脸。然而，就在他们上前准备与士兵评理时，士兵们突然向两边闪开，让出了几米宽的一条通道。就在一个由冲锋枪和刺刀组成的森林之下，三位领袖带着他们的队伍穿过了包围圈。他们决定走在最前面带路把学生们领回大学区。 　　学生领袖离开后，四君子绕过纪念碑来到其北边。他们发现几千学生在那里仍然坐着纹丝不动，拒绝撤退。士兵们在用枪托砸，用军靴踢打。除了偶尔极度疼痛的嘶喊外，学生们继续以他们的沉默作为抵抗。 　　吴仁华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在他的身后。这个三十多岁的上尉很从容镇静，自己从来没有参与他的士兵们的暴力行为。相反地，他持续对学生说话，几乎就在恳求他们：“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话，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接到了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清场任务。”吴仁华在眼角里还偷看到另一位士兵在默默流泪。 　　黎明在缓慢地来到。曙光在一片混合着由路障和垃圾燃烧所造成的黑烟的密云后面挣扎着。这个决定命运的早晨将不会有日出。在纪念碑的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速度非常慢。在北边，几百名学生仍然在越来越多的军人冲上台阶时坚持着自己的位置。殴打的强度增大了。大多数学生被踢打得不得不站了起来。但他们还坚持在原地，拒绝挪动。马少方发现自己正与另两位学生领袖杨朝晖和梁擎墩一起处在最外面的一排。士兵们正对着他们，把刺刀直接放置在他们的胸口上。看到自己身后的学生还没开始撤退，这三个人坚定地站着，并主动把自己的胸膛向刺刀尖头压过去。在他们愤怒的盯视下，士兵们退缩了。 　　侯德健和周舵到处奔跑，催促学生行动。周舵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年龄和学者模样的权威在与学生的对喊中占了上风，并开始把他们向东南方向驱赶。突然之间，士兵们同时开了枪，这次还是对天放的。这一轮突如其来的扫射瞬时性地令所有人的听觉失聪。还留在那里的学生终于开始移动了，他们互相拉扯着，甚至抬着极少数死硬分子。这是一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混乱过程。他们互相践踏着，有时候失足滚下。在他们四周，士兵们继续对天鸣枪，保持着那恐怖的压力。他们还踢打着他们觉得走得太慢的人。在学生中间，张伯笠感觉到极度的羞辱。他们曾经占领了十四天的天安门广场终于丢失了。 　　东南角的开口对几千学生来说太窄小了。路上的各种残骸和边上的灌木丛使这里成为一个可怕的陷阱。杨朝晖被绊倒了，立刻就被许多双脚踏在地下。在那一片狼藉中没人能够听到他那微弱的呼救声。就在他失去活命的希望时，梁擎墩发现了他，使出最大的努力阻止了人流把他拉了起来。 　　学生们在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南方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发现路径宽敞了起来。到处都是军人，到处也都是市民。市民们把学生同时既当作凯旋的队伍欢呼着又把他们作为战败撤离的队伍安慰着。他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送给那些在混乱中丢失了鞋子的许多学生。有几位外国记者尽职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在最前面，柴玲、李禄和封从德行进在一起，带着他们的队伍在前门附近拐弯向西，然后由人民大会堂后面转向北。从那里他们从六部口上了长安街。在他们的后面，队伍延续了几乎三里长。六部口正是不到二十小时以前警察运用了催泪瓦斯夺回一车子的武器的地方。李禄已经听到过大量关于军队与士兵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前沿着西长安街那些惊人的战斗报告。但他这时没能在街上发现多少血腥战场的遗迹。 　　作为首都的主要交通要道，长安街东西两个方向都各有四条机动车道。道路两旁还各有另一个专供自行车用的很宽的通道。一道绿色的铁栏杆将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分开。有些栏杆已经被拆毁作为路障使用了，但大多数仍然完好。学生领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在这里穿过长安街到其北边然后转弯沿着街向西行进。他们选择行走在自行车道里。 　　吴仁华与几个他的学生纠察走在接近队伍的最后边。就在他们终于在长安街上向西拐弯时，他们听到背后一阵有威胁的轰鸣声。吴仁华往后看去，惊异地发现三辆坦克正并排向他们冲来，一边还在发射着催泪弹。那淡黄色的烟雾又一次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学生原本有秩序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可是坦克并没有减速，最右边的一辆正行驶在自行车道上，直接推压向人群。几十位学生绝望地翻越着铁栏杆，大多数安全地抵达另一边的人行道，有些人则只能把身体紧紧地贴挂在铁栏杆上。在浓烟散开，坦克高速驶离以后，一个最可怕的场面在人们的眼前呈现。 　　一小段栏杆已经被推倒在地上，因为坦克的重量而扭曲。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爬在上面，有两个已经变形得几乎无法看出是人体的残骸。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着流到了街上。在那一瞬间，五个人丧失了性命，另外九个人身受重伤。 　　受伤者之一是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位学生。这位运动员在坦克冲过来时正在帮助一位被这个场面吓晕了的女同学。在最后的一刻他奋力把那个女孩推开了，他自己却只剩下翻滚出去的时间。他没有滚多远双腿就被那辆坦克的一条履带压住。在被坦克拖带了几米远后他才抓住铁栏杆把自己拉了出来并随即失去了意识。他的两条腿都不见了。他被送往医院，在命悬一线中生存下来。 　　终于是六月四日的清晨了。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战场遗迹，到处都是毁坏的帐篷和焚烧中的残骸。坦克和装甲车一个挨一个地停在边界上，把整个地区隔离了。直升飞机在空中俯视着。里面留下的只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传统的升旗仪式又一次开始了。在那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有的士兵——他们有着与刚被他们驱逐的大学生们同样的年龄——都纹丝不动地立正，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第七章·绝食 　　1989年5月4日，光荣的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终于来到了。几个月前，这是一个王丹、沈彤以及方励之教授都曾经急切企盼着的日子。然而，时间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新一代的大学生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运动，在4月27日的大示威达到了高潮。在那个奇妙的日子之后，这个周年纪念突然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应该再度游行吗？他们已经不可能再超越4月27日了。再一次走一整天的路听起来很没有吸引力。 　　不仅仅是学生们缺乏庆祝的情绪。北大取消了其在校园内原计划的所有活动，这在把这个日子当作自己的校庆日的学校还是非同小可的。三天之前终于从北朝鲜回来了的赵紫阳将在人民大会堂里由指定的青年领导人参加的官方纪念大会上做主题讲话。而即使是这个传统的节目也被在同一天举行的另一个会议抢了风头：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开幕式。这个会议招来了众多的外国银行家、财政部长和其他地区性重量级人物，包括一个来自台湾的代表团。这是第一次从那个被看作为叛逆的省份的岛上以正式身份来访的官方人员。大家都迫切地期待着赵紫阳对这些贵宾的演讲。缺席了这么久，这将是他自学生运动开始以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 　　高自联却已经把自己陷进了一个死胡同。政府公开拒绝了他们那个不明智的最后通牒。他们现在不能够在他们已经宣告作为报复的5月4日“大行动”上退却。代表们考虑了几个替代的方案，比如在校园附近集会或者在环绕首都的二环路上手拉手组成一个人链。但前者过于低调，后者则会成为后勤支持上的一场恶梦。在激烈辩论之后，高自联最后还是决定在这个大纪念日举行一场传统的、全市范围的学生游行。 　　困乏的代表们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下一步怎么办？大多数学生这时候已经很是疲累了，许多人觉得应该是宣布胜利结束运动的时候了。要求复课的呼声也不断传来。实际上，很多小院校已经复课了。在一些大校园里，有时候也需要学生纠察队执勤来阻止他们自己的同学去上课。虽然复课在会议中被屡屡提起，代表们没有能够为此做出一个正式的决定。 　　从一开始，5月4日的游行就是一场庆祝而不是抗议。确实，它给人一种胜利凯旋的感觉。与4月27日不同，伴随恐惧和焦虑而来的悬念和士兵这时一起消失殆尽了。在西单，警察再次手挽手做着试图阻挡游行的微弱尝试。吾尔开希举着一面大旗，骑在他同学们的肩膀上，带着灿烂的笑容领着队伍冲了过去，就像他们是在夏令营里玩一场战争游戏。障碍很容易地就瓦解了。他们满怀喜悦地行进着。许多学生干脆选择跳过游行过程，直接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广场来过节。 　　市民们再次在街头欢呼，他们与学生分享着乐观的情绪。沈彤尤其兴奋，他在领着北大的队伍走过他自己家门口时听到邻居们在高声呼喊着他的小名。他父亲却不是那么高兴。在市政府工作的父亲的一个任务就是监控从沿着长安街上无数装在交通信号上的摄像机不断传来的录像画面。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领头呼口号时真是百感交集。不过当他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他的儿子如此胆大时，他在沉思中说道：“这肯定是我们这一代人做了太久的懦夫。” 　　学生们这次也有了更多的同伴。年轻的工人和市民不顾学生纠察队的努力加入了游行，他们在有些地方甚至在人数上超过了学生。在官方新华社的门口，一群青年记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抗议行动。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运动却只能眼看着自己采写的新闻故事被拒绝发表。《世界经济导报》的关闭更使得他们心寒。这一天，他们骄傲地打出了自己的，由沈彤在北大的媒体中心义务人员帮忙制作的，旗帜和标语来要求新闻自由。这也是学生运动在首都以外开始兴起的一天。大规模游行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里爆发，其中2万多人参加了上海的游行。这个节日是他们赶上北京的潮流和表达自己的热情和支持的绝好时机。 　　尽管有重要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的学生们发现天安门广场完全开放着。他们潮水般地涌入广场欢庆他们的胜利。周勇军在现场拉起了几个临时的大喇叭，一篇由王超华在“作家班”的帮助下专门为这个场合写作的《新五四宣言》被高声朗诵，但没有引起现场多少注意力。在兴高采烈之下，周勇军骄傲地宣布游行完毕，同时宣告全市范围内的罢课也由此胜利结束了。他告诉学生们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现在是回到课堂的时候了。这一宣告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然而，在周勇军的周围，高自联的其他领导们错愕得目瞪口呆。 　　就在学生们在外面欢庆时，亚洲开发银行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内开幕。赵紫阳身着西装领带，显得平静轻松。面对焦急等待着他对学生运动的评定的听众，他没有令他们失望。在他的主题讲话里，他一开始就自信地断言中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动乱。他赞扬了学生们的热情，解释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体制，他们只是要求政府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他讲话的调子显然与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大相径庭，他也根本没有提到那则社论。他强调说他们必须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坚持和平、理性、宽容和纪律。他还乐观地预测说这不需要多长时间。 　　即使满怀自信，赵紫阳也没有推翻那个社论中的结论。从技术上说，他甚至没有与之矛盾。社论指责了“极少数人”阴谋推翻政府，赵紫阳则是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动机。但无论如何，这也不仅仅是一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赵紫阳是在把官方的态度从冲突转向和解。他还示意有可能与抗议的学生举行真正的对话。 　　学生们很欢迎这个富有新意的讲话。伴随着周勇军的复课宣告，他们觉得这个运动确实走到了终点。当然，这又是一个含混的结局，但比过去所有的运动强多了。他们已经在市民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独立的媒体运作。自然，没有任何保证这些会被允许继续存在，但他们也有了对话团可以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政府进行希望是建设性的努力。简而言之，他们已经把界限推得比过去所有时间更远。他们希望今后能够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将这些成就作为现状保持下来。将来他们总还是可以通过另一次运动来要求更多的东西。 　　也是在这个时候，对话团正在项小吉和沈彤的领导下平稳地运行着。由于沈彤尽量非政治化的意愿，他们已经实际上与高自联和运动基本上脱离了接触。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姿态能够帮助他们更容易被政府所接受。在吸取了高自联那个傲慢的最后通牒的教训之后，对话团决定从头开始并采用一个温和得多的基调：他们欢迎与政府任何级别、任何时间、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5月6日，项小吉和沈彤步行前往政府办公室递交了他们的第一份请愿书。他们后面跟着十几个兴趣盎然的记者。这份请愿书是一个简单的对话要求，没有为政府设任何期限。当他们俩两天之后在去询问时，他们受到了客气的接待。虽然还没有正式回复，官员们鼓励他们积极为对话做准备。态度的确是在变化中。 　　5月6日早晨，北京的人们醒来后发现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现象：有关学生运动的照片和报道在所有主要报纸上大幅刊载。《中国青年报》甚至报道了北京之外至少11个城市里的游行活动，把它们描写为爱国行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学生的一幅标语：“只要还有腐败，就国无宁日”。文章中还引用赵紫阳的话说腐败的根源在于“工作中缺乏公开性”，暗示更多的开放即将到来。 　　【日期：1989.05.05 版次：1 标题：首都青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 　　二十万人分别举行游园联欢等活动 　　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 　　游行学生宣布今日全部复课 作者：本报讯 正文： 　　本报讯 　　本报北京５月４日讯　今天是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北京２０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北京大学门口花团锦簇，彩旗招展。今天是五四运动纪念日，也是北京大学例行的校友反校日。立于西门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今天举行了揭幕仪式。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位老校友深情地说，每年五四，我都要来校园走走，找学生谈谈心，如何珍惜今天的好时光。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首都４０多所高校数万学生上街游行。游行的学生是早上离开各自的校园，分三路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的。从游行队伍中的横幅看，有来自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大连、吉林等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沿途有数十万群众围观，不少人主动送冷饮和食品。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尽职尽责，没有与游行者发生冲突。 　　游行的学生打着“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讲真话”、“平等对话”等横幅，喊着“爱国、民主、科学”等口号，汇集到天安门广场。 　　下午３点多，游行学生在这里集会，宣读了“五四宣言”：要求在校园内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 　　随后，游行的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复课。 　　下午４点左右，游行队伍开始离开天安门广场。回校途经人民日报社的部分学生，在报社门口呼喊口号。 　　今天上街游行的还有几百名首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举着“新闻要客观公正”、“我们要说真话”等横幅从天安门广场走过。＊】 　　的确，赵紫阳看起来准备好在作为学生要求中的关键之一的媒体公开化上进行一场大实验。就这一下子，他立刻赢得了急需的信任。5月7日，《人民日报》实事求是地报道了对话团的请愿，没有加以嘲讽或拒绝。它还引用赵紫阳的话说与政府与学生对话是有利的。5月10日，同一份报纸宣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6月20日召开会议，其议程包括听取关于学生运动的汇报、审查与示威有关的法律以及调查政府腐败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学生们在他们早先的“七条要求”中提出的项目。显然，赵紫阳在行动。 　　【日期：1989.05.09 版次：1 标题：有关部门答复首都高校学生对话要求时宣布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将同各界对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同样表示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８日电　今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答复４名递交关于对话的“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 　　５月６日，这４名学生递交了一份署有北京２４所高校名称的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请愿书”。今天下午，他们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听取答复。 　　据悉，学生们在５月６日的“请愿书”中要求“就当前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已和部分学生对话。有些部的部长也去学校，到学生宿舍或办公室，或邀请同学到部办公地点和同学对话。对话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今后将继续多层次、多渠道与高校的同学进行对话。 　　这位负责人说，为了更好地与同学们对话，将继续请各学校、北京市学联收集同学们要求对话的问题和如何搞好对话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负责人今天受领导委托表示，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欢迎同学生以及有关人士广泛对话。＊】 　　【日期：1989.05.12 版次：1 标题：下月召开人大常委会议 　　将听取整顿公司、学生游行问题汇报等 作者：新华社 正文：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１日电　万里委员会长于５月１０日下午主持召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审议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６月２０日左右在京举行，会期约一周。＊】 　　学生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希望。到5月8日那个星期一的时候，大多数学校已经恢复了日常的课程，只有北大和北师大是显著的例外。在北大，上万学生继续日日夜夜地聚集在三角地激动地辩论复课的优劣，他们很是担心如果大家都复课的话他们将在与政府对话过程中失去所有的筹码。他们争辩说总得有些人继续施加压力。星期一上午，学生广播站宣布了全校投票的结果，决定不停止罢课。这样，罢课在北大继续着。一张大字报列出了北大复课的5项条件，包括收回《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承认学生自治组织。北师大在吾尔开希的领导下决定与北大站在一起，也继续他们的罢课。 　　尽管他们的同学们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北大的筹委会却因为没有什么当务之急的任务进入了一个休眠期。高自联那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出于对周勇军五四那天未经授权所作的复课宣布的愤怒，他们第二天就把他正式地从高自联开除了。吾尔开希这时候已经结束了躲藏，他理所当然地从封从德那里收回了主席的位置。但做实际工作的还是王超华，她发现找到一些小院校的学生代表变得越来越难。很多人已经辞职或干脆脱离了运动。 　　封从德很不高兴，不过倒不是因为吾尔开希的回来。他对运动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很为悲哀。高自联看上去还是一个缺乏真正草根支持和合法性的空洞组织，运动本身也似乎失去了目的。封从德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事情上。他已经快要毕业了，硕士论文答辩安排在六月份，没有几个星期了。尽管北大还没有复课，他觉得这该是他回到自己论文工作的时候了。于是，他在5月6日从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正式辞了职。在辞职信上，他沮丧地指出：“这场运动，必须由像我这样一批对社会缺乏认识，又没有受过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统训练的学生来领导，这个事实本身，实在是历史的悲哀。” 　　在与政府开展对话方面还是年轻的记者们捷足先登了。5月10日，他们公开地递交了一份自己的带有一千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很快地，他们就得到了来自分管宣传工作的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的答复。胡启立原来是胡耀邦一手栽培的，现在已经完全归属于新的总书记。在赵紫阳的准许下，胡启立在这个星期已经开始着手拆除新闻检查的工作。接到请愿书的第二天，胡启立便接见了记者的代表，由此成为与群众对话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的参与更因为他作为一个改革者和赵紫阳同僚的声誉而尤其受欢迎，这与像袁木那样的保守派人物大相径庭。北大的学生们为此进展欢欣鼓舞，他们几千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写有“新闻自由”和“平等对话”等标语的头巾上街游行声援记者们。 　　“对话”正盛极一时。每一天，高级官员都去工厂和社区与工人和各界市民交谈。他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诚意，公开地讨论诸如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等棘手的问题。不过奇怪的是，一直没有人来与学生接触。项小吉和沈彤每天都去政府办公室问询，那里没有任何准备与他们或其他学生对话的迹象。 　　许多人开始不耐烦。在5月11日北大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不断地询问罢课能够坚持多久以及“你们学生究竟是要求什么？”这类尖锐问题。情急中的沈彤抢过麦克风勇敢地公布了他自己的眼光： 　　我们认为这个运动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吸引注意力，让中国人都理解我们的忧虑。第二步是把我们的校园建设成民主的堡垒，加强我们对民主改革的决心，为其它城市的学生们和工人、农民、记者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赢得他们自己政治觉醒的时间。第三，在这些都做到之后，我们可能在秋季发起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教育民众民主改革的真谛。 　　不知道有多少人赞同沈彤的看法，不过他的话是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谁也不知道这个秋季会发生什么。1989年是一个因为纪念日聚集而引人注目的年份，他们可以期待10月1日国庆节，当人民共和国庆祝其40岁生日时，成为某件大事发生的契机。 　　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等待的。 　　有些人还因为别的原因而担忧。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秋后算账”。这句根基于农业传统的俗语已经被赋予等待适当的时机再惩罚对手的含义。这是政府已经在过去运用过很多次的令人惊惧的手段。现在，运动规模还很大，公众支持强劲，政府害怕直接与学生冲突。但一旦势头消失，他们就能够容易地个别对付学生领袖们。因此，学生们也在辩论是否应该为其领袖的安全这样“自私”的原因维持运动。 　　就在沈彤在三角地发表他的看法的同一天，一张大字报在那里出现。这张署名“一部分研究生”的大字报号召立即绝食。它没有提供这个建议的缘由但指出苏联领袖米哈伊儿·戈尔巴乔夫在一星期内会来华做正式访问，现在正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能达到最大效果的好时机。 　　绝食的主意当然并不新鲜。过去的每次学生运动中都会在“抗议”、“游行”、“罢课”等口号中听到“绝食”的喊声。但那最多不过是情绪的发泄，并不认真。可是，这次感觉是似乎会不一样。 　　就在三个多星期以前，那个著名的作家郑义就曾经在一间宿舍里见到好些刚从胡耀邦追悼会那里回来的年轻、疲倦而又愤怒的学生们。在上次新华门鼓动绝食失败后，郑义发现眼前包括了王丹、郭海峰和其他活跃的学生领袖的听众更能听得进他的想法。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郑义戏剧化地描述着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他指导年轻的一代说：“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他还为绝食的进展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场面：“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即会燃成愤怒的火山。” 　　郑义没有说72小时极限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所经历过的绝食都在那个时限之前解决了。学生们也没有想到问这个问题。他们是新的一代，最好的最聪明的天之骄子，国家未来的希望。政府不可能坐视他们的绝食持续72小时以上，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在那以前肯定就会实行对话了。另外，不是说有国际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府不在72小时之内回应绝食抗议，该政府便失去合法性吗？ 　　学生领袖们对可能的前景很是激动，但在那个时刻他们还没能完全接受当时的形势已经急迫到采取这样尖锐的战术的时候。绝食只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来尝试。 　　那个晚上之后三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耐心开始不够了。在北师大，吾尔开希也从5月8日起就一直在谈论绝食，他希望能给这个停滞不前的运动一个推动。 　　刘刚一直能够感觉到他在自己一手创建的高自联里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作为一个非学生，他知道他的位置一直很尴尬。因此他尽量躲在幕后，努力为他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帮助做后勤工作。当他需要推动一个想法时，他需要依赖一些比较熟悉的代表帮他说话。不过他发现他的话和他本人都越来越被忽视。在4月27日大游行的前夜，他曾经极力劝导学生不要走出校园。在兴奋的学生领袖眼里，后来的巨大成功已经证明他那保守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场运动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星期，却已经滑出了他的掌心。 　　当绝食的想法逐步趋于现实时，刘刚坚决反对，力图阻止。这一次高自联同他站在了一边。不过那里的激烈辩论很快恶化到了互相扯嗓门争吵的地步。早先辞了职但这时已经回来了的马少方拍着桌子声称他有确实的情报说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希望他们继续大闹，绝食应该能够帮助最高层的改革派占据上风。他没能让人信服。王超华提醒大家不要把他们的决定寄托在无根据的传言上。高自联随着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因为政府已经向对话团软化了态度，他们将不在近期组织任何大规模行动。高自联指示各个学校按照“反对四二六社论，拥护赵紫阳五四讲话”的原则行事。 　　可是，发起大规模绝食这样的想法对一些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就在高自联的会议之后，吾尔开希、王丹、马少方和其他几位代表一起来到北大附近的一间小饭馆吃晚饭。经过一场说服和讨论，他们就在餐桌上决定要发起绝食。他们准备以独立于高自联的个人名义来发动，如果取得一定的势头的话，他们知道高自联将不得不随之行动。 　　他们也并不孤单。就在同一天晚上，柴玲自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很激动地找到她丈夫封从德，不住口地讲述着她刚才在张伯笠和他“作家班”的同学们的一番谈话。他们已经商议好一个绝食的计划。她还俏皮地说她们在绝食开始后准备偷带一些面包和巧克力，反正绝食只是一个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不需要那么认真。 　　柴玲已经在一年前毕业离开了北大，现在是北师大的心理学研究生。但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呆在北大的时间远远超过她在自己的新学校。他们两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北大的筹委会。柴玲虽然不是一个主要角色，也一直负责着该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5月12日一早，王丹在北大遇见了柴玲，他们立即就决定合力推动绝食。北大筹委会没有附和。就像高自联一样，筹委会在几天前刚作出决议现在不是绝食的时机。不过，筹委会也不愿意或不能够直接阻止王丹和柴玲，因为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行事。 　　王超华在发现作为北高联公众形象的王丹和吾尔开希不顾组织刚通过的决议却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时极为愤怒。她却也明白她现在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绝食的确爆发而她的高自联公开反对的话，这可能成为高自联作为一个学生领导组织的终结。因此她极为不情愿地同意按照绝食者的要求组织一些学生纠察队帮助维持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警戒线的话，几十个绝食者可以很容易地被警察赶走。 　　王超华仍然抱着劝阻的希望。她觉得她可以与这些年轻人谈话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些。不过却是柴玲先找到了她来质问高自联的立场。她们的谈话立刻就崩了。柴玲很是激动，她极清楚地表明无论有没有高自联的支持，绝食都会进行。一股强烈的无助感淹没了王超华。 　　绝食的组织者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开始他们的行动。那将是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的两天以前，应该能给政府足够时间来做出反应。这个影响会太大了，政府将不能不作出反应。 　　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巨人的苏联和中国过去曾经在一场举世瞩目的语言攻击、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中背弃了它们兄弟般的友情而分道扬镳。那场论战发展成一段长时间的关系冻结，期间只有几次两国军队在边境线上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打破其静默。直到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在各自国家里推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两个国家才发现它们之间和解的需要和迫切性。这将是这两个邻居在40年间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会带来两个共产党和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已经被誉为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卓越成就之一。 　　不过，绝食在学生中的反响却远远不如预期。即使是在运动的热点北大，当天只有40位学生签名参与。其它校园则更是寒酸，很少达到两位数的。傍晚时分，上千北大学生按惯例又聚集在三角地。他们争论着绝食的得失，反对的声音在占据上风。首要的原因是没有人能为这样一个绝望的行动提供一个像样的理由。 　　就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柴玲拿到了麦克风。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她的声音低弱，不过很坚定。她的话语常常因为激动和泪水而中断。这个即兴发言任意地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思路，似乎没有条理。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声音抓住了人心，迫使每一个人全力倾听。在她讲话的过程中，向来喧嚣的三角地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寂静。 　　柴玲是以她自己的个人故事开讲的。像许多同学一样，她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这时却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和彷徨。她不知道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出国是否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另一方面，她又没法决定是否值得留在国内。她似乎被其自己个人的挣扎所左右，便把绝食定位于她最后的努力，要看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还有希望： 　　几年来，我们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为什么总是要不来？而且，我们不断喊“人民万岁！”可是为什么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鹰子跑？而且为什么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为什么要绝食？就是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自由，来看看我们国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献身、去贡献。 　　我们很幸运地有把我们养大成为大学生的父母。但现在是我们绝食的时候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们、不理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政府与我们谈话，说我们不是叛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去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真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生而战。我们要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 　　在楼上的宿舍里，沈彤已经关了灯，准备在媒体中心忙碌了一天后睡一会儿觉。他躺在黑暗里，柴玲的声音通过就在他窗口的高音喇叭穿透了他的耳朵直达心底。作为对话团的领导，沈彤反对绝食，当天还为此与柴玲争执过。可是这个晚上，柴玲的声音重重地敲击着他。他发现眼泪不自主地在流淌，这是他在运动中第一次哭泣。他没法在床上躺下去了，他飞奔下楼，试图能够接近柴玲但一群同样激动着的学生挡住了他的去路。 　　的确，人群中大多数人都在哭，包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白梦的“作家班”学员。白梦泪流满面地冲出校园为柴玲买了馄饨回来，他要求柴玲坐下来把她这个即兴讲话尽量凭记忆写下来。然后白梦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润色，一个《绝食宣言》就这样诞生了。同时，北大参与绝食的名单一下子膨胀过百。对许多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关于“绝食书”作者，1991年7月17-24日，17名六四流亡学生参加的巴黎“八九民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双方如是说： 　　柴玲：绝食书是我起草的，白梦拿去修改。在文采上加了很多，可并没有增添新的精神内容。 　　白梦：五月十二日晚上，在柴玲做过绝食动员之后，我上街买了三斤水饺。那天晚上我让柴玲跟封从德在我屋里住的。第二天早晨起来，……柴玲在我的窗外，那是北大的西围墙，她拿着一支笔在那站着呢，这大概是早上八点多。……她说：“不行，我要替全体同学写一个绝食书。但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样写。”……我说：“你来吃饭，绝食书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你什么时候要？”……我当时接到柴玲的那张纸，纸上是不多的一些写得零散的字。我现在敢肯定，“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这句话是原纸上的。……原稿还在国内，这个原始资料还有。】 　　凌晨两点钟，项小吉、沈彤和其他对话团的成员们同时收到政府已经准备好与他们正式对话的口信，这时已经是他们递交请愿书的6天以后。

第五章·高自联 　　沈彤是极少数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之一。他一直对北大新成立的筹委会不甚满意。他和他的奥林匹亚俱乐部的朋友们与王丹和他的民主沙龙的人不是很合得来。筹委会里的其他人也是各有各的想法。如果他希望在这场正在孕育中的运动里发挥更大的影响，他觉得他得找到自己特有的位置。 　　幸运的是他发现他实际上已经在运动中名副其实地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他住的28号宿舍楼二楼房间有一个俯视三角地的窗口，是观察整个三角地活动的最佳场所。下面人们正在贴新的大字报，也有人在发表即兴演讲，但别人很难听清他们的话。两个电子系的学生正在试图安装一个扩音器。沈彤把他们请到楼上将仪器安装在他的房间里，然后用募捐得来的钱购买了一对大喇叭挂到窗外。在屋里他们逐步安装了扩音器、麦克风和录音机等等。突然之间，这个学生运动有了他们自己的广播站，这是历来学生运动破天荒的第一次。 　　沈彤并没有因此满足，在隔壁的房间里，他放上油印机用来印传单。他安排他那奥林匹克俱乐部的朋友们分摊负责每个部分的运作。他们每天通过自己的记者们采集新闻在广播站定时播音。重要人物也通过他们的广播站发表演讲，并能够即时录音后翻录成大量的录音带。他们还出版自己的通讯。事实上，他为这个运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媒体中心。 　　就在沈彤为这个不简单的工程收尾时，他看到从追悼会返回的同学们。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他知道他错过了一个历史的瞬间，那一定是一个改变了许多人的观点、情绪甚至人生的事件。他只能通过兴奋的口头传说来想像那些场面。媒体中心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筹款机会，他们制作了一些纪念章销售以获取他们急需的运作经费。 　　4月23日，追悼会的第二天，刘刚正从校园走过寻找学生领袖时注意到了三角地这个新建立的广播站。与往常一样，那里有很多人，还有一些人在演讲。演讲的人不再需要声嘶力竭地喊叫，他们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用长长的导线连到沈彤房间里的麦克风讲话。就在他要走过的时候，刘刚看到一个中年人困难地爬上那个台子，于是他停下来倾听。 　　“我的名字是陈明远。你可以去打报告！” 　　那个人这样做着自我介绍，指向人群中可能存在的告密者。即使手里攥着麦克风，他还是几乎在嘶喊。听众为这位新来者热烈鼓掌，他们不仅仅是在赞赏那人的勇气，很多人更是在欢呼那个名字。刘刚很早就知道这个名字。陈明远在年轻时曾以模仿毛泽东的风格创作诗词而闻名。不幸的是，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那样的事，因此他被以伪造伟大领袖作品的罪名抓进了监狱。这些年来，陈明远已经成为一个极富声望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教授。不过极少学生曾经见过他的面。 　　陈明远显然知道如何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他紧接着告诉他们他就是前一天从人民大会堂里冲出来拥抱跪谏着的学生的那个人。“那是一个来自中国良心的拥抱”，他激昂地宣布，又赢得一轮掌声。他告诉人们他一直非常气愤，尤其是当胡耀邦的灵车未能得到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的机会和媒体不公平地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然后，他哀叹道： 　　“学生们，现在官方的喉舌《人民日报》说你们在煽动。我要说你们的确是在煽动。” 　　人群中传出一些议论和嘘声。但他继续说道： 　　“但是什么是煽动呢？那就像是扇火。当火焰要灭的时候，你用扇子去扇一扇，把火重新扇起来。学生们，我要再次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把我心里快要灭掉的希望火花又给扇起来了！” 　　雷鸣般的掌声爆发了。但他还没说完。陈明远举出多年前被国民党政府暗杀的一个敢言的诗人做榜样宣布说， 　　“闻一多当年就是在北大这里演讲后就被特务杀害的。他当时47岁。我已经48岁了。今天我走进这个校园的时候，就准备好了不再走出去！” 　　就这样，他不停地说着，在频繁的掌声中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刘刚很是兴奋，他觉得这个演说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不相上下。虽然陈明远并没有同样的嗓门和口才，但他那原始的情感则是更胜一筹。在那长达一小时的演讲的最后，陈明远带领大家狂呼口号： 　　“不自由，毋宁死！”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学生万岁！” 　　【1946年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名义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到会发表了即时讲演。下午，闻一多和民盟云南支部书记楚图南在《民主周刊》社召开记者招待会。5点多才出《民主周刊》社大门，被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 　　在楼上简陋的媒体中心里的封从德看见下面很多人脸上流满泪水。他立即安排人把这个演讲的录音翻录成几百份。这些磁带，以及它们的再翻版，走遍了全国各地激发了无数学生投身运动。 　　在北京的这些年里，刘刚已经观察、参与并领导了超出他应有份额的学生运动。回顾这些经历，他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共同点。这些运动总是想夏日的暴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却绝少能留下什么可见的成果。学生们喜欢呼喊为民主的光辉口号，但大多数人参加运动不过是为了宣泄青春期的烦躁。游行示威毕竟是逃课和避免考试的最佳借口。也正因为如此，一场运动可以很快地失去能量，就像它当初很快地能够获取动力一样。 　　所以，刘刚在很长时间一直梦想能够有一场长久可持续的运动，可以达到一些有限但确实的目标。他的原意是通过他的民主沙龙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会儿，他很高兴地看到沙龙里的年轻成员正在北大的筹委会里担任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眼下的这场运动已经很显然地超出了单个校园的范围。政法大学在胡耀邦死后已经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军中取得了领先地位。来自名声相对不是很响的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更是明确地在迄今为止抗议行动的组织中出类拔萃。 　　涉及到几十所大学校园里几十万学生参与的胡耀邦追悼会活动的组织上的成功令刘刚既振奋又担心。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觉得成立一个他与吾尔开希谈论过的全市范围的学生组织的迫切性。这正是他这天早晨出现在北大的原因，他在寻找愿意站出来领导这场运动的人。 　　就在一两个小时以前，刘刚在北师大找到了正在把他自己宿舍装饰成并不存在的“北京临时学联”总部的吾尔开希。他们俩达成一致意见在当晚召集他们在各个学校里相识的学生领袖开会。刘刚吩咐吾尔开希做好准备主持这个会议，然后就出去寻找其他人选了。 　　刘刚虽然很高兴吾尔开希愿意出头领导，他还是觉得很不踏实。他怀疑这个21岁的二年级大学生是否有着一个与他那热情的心相应的成熟的脑袋，也对吾尔开希显著的个人魅力很是担心。刘刚实在不希望这个新组织被某个人所主宰。如果按照他的意愿的话，刘刚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比如说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来做领袖。他脑子里想着的是像陈小平、李进进或者吴仁华那样的人。 　　就在他走过北大校园的时候，刘刚意识到他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他的母校在传统上占据所有主要的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位，也是在领袖和人才上可能提供最多的资源的学校，这从这里的民主沙龙和三角地新建立的媒体中心就能看得出来。不过他也很担心出现一所学校主宰所有其它学校的负面效应。 　　当刘刚在宿舍楼里见到王丹时就知道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那里有十几个学生领袖挤在一间屋子里开他们筹委会的会议。一两个来自香港或台湾的记者也在场，使得这些年轻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彩。他们看起来对刘刚的全市范围的组织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刘刚失望地离开了。 　　他这一天继续在各个校园里穿梭，到处通知他知道的学生领袖。不过他运气不好，没能碰到他心目中的那些领导候选人。他唯一找到的是政法大学的吴仁华。吴仁华对刘刚的努力十分支持，但他还是拒绝了邀请。吴仁华认为这是一个，也应该是一个，学生运动。像他这样的教师直接参与恐怕不是很明智。 　　当刘刚在那天晚上回到圆明园时，很多学生已经在南门附近聚集了。空气里弥漫着强烈的隐秘气氛。人们在黑暗中一小堆一小堆地来回徜徉，搞不清楚邻近的人是他们的同志还是便衣特务。刘刚从容不迫地把大家带到一个小会议室。他安排了两个学生站岗，只有带证件的学生才让进。 　　7点钟时刘刚关上了门。屋里大概有60来个学生。他们各自写下了名字、学校和联系地址。政法大学又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实力，来了8个学生，比其它任何学校都多。他们之间有在人民大会堂跪谏的三个学生之一的周勇军和当时情绪失控的浦志强。形成对比的是北大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刚的老同学，另一个是刚被该校的筹委会在内斗中开除的一个早期领袖。他们俩都没法真正地代表他们的学校。然而这也不奇怪，到场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刘刚本人的关系而来。没有哪个学校有过适当的选拔过程。 　　但无论如何，20多个学校有人在场。尽管有一两个大院校缺席，这个名单对于这么一个仓促召集的会议也已经足够了。就在人们开始互相询问会议的目的时，刘刚平静地开始了：“我叫刘刚。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绍了。”其实，他并不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他的非学生身份和过去的记录有可能把事情复杂化，甚至把一些人吓跑。他向每一个人保证这地方很安全，然后交待了他关于成立一个正式的校际组织来协调和领导当前的学生运动的想法。因为他不是学生，他主动提出自己只是会议的协调人。这样，他就把会议交给吾尔开希，屋子里大家都容易认出的另一个面孔。 　　吾尔开希早有准备。他一脸严肃地宣布应该开短会。他们需要决定组织的名字、章程，选举一个临时领导，就完事。 　　作为名字，吾尔开希提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他强调了保持他们的运动“纯学生化”的极端重要性。这个组织和运动必须只允许学生参加才不至于给政府任何口舌来指责学生运动被阴谋家利用。听到这番话，许多双眼睛转向刘刚，屋子里唯一的非学生。 　　刘刚深知其中的讽刺意味，虽然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幼稚。毕竟无论学生做什么，政府总是可以使用那样的指责。但他也理解这可能是全屋子里的共识。然而，他还是觉得那个名字不够响亮，所以提议叫做“团结青年联合会”。他解释说这个运动的作用要像滚雪球一样将社会各阶层卷进来。他们的长远目标应该是民主自由，而不是学生自治。 　　吾尔开希开始显露出他的领导作风的苗头，他对这个讨论已经很不耐烦。他宣布道：如果没有别的提议就立即对这两个名字表决。大家举了手以后，吾尔开希的选择很容易地就过半数通过。与会者还没准备好接受刘刚的远见。 　　很快地，吾尔开希又拿出他早先起草好的一个组织章程。其中大部分是从类似的官方组织章程里抄过来的。作为领导机构，吾尔开希提议成立一个5人常务委员会，其中一人作为主席。 　　刘刚不喜欢这个计划，他忍不住又插进来说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最好不要以个人负责这个组织。那样的话这些人可以很容易成为政府控制和惩罚的目标。因为这里的与会者都没经过他们各自的学校选举或指派，他们作为选举产生的官员实际上缺乏合法性。刘刚建议说：还不如把常委会设为由学校组成。每个学校可以通过民主手段推举和更换其代表而不至于使得组织活动中断。另外，常委会主席可以由常委会里的学校每星期一换地轮流担任。刘刚希望这样他既可以保证这个组织不被某一个人主宰，也避免个人曝光过度。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因为吾尔开希而担心。 　　虽然不是一个学生，刘刚平静而理智的态度令众人折服。他的意见被无异议地接受了。接下来就是常委会的选举。自然地，5个最大或在运动中最积极的学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政法大学，被选进了常委会。一些小院校的代表不是很满意，他们要求常委会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于是大家又决定在常委会里增加两个席位，一个归主要由少数民族学生组成的中央民族学院，另一个则是北京电影学院，代表在首都的好几个小型艺术学院。 　　虽然常委会应该是由学校组成，其第一任主席的选举仍然毫无疑问地是围绕个人举行的。北师大意料之中地推举了吾尔开希。刘刚在没能找到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参加这个会议的情况下把注意力转向来自政法大学看起来比较成熟的浦志强。但浦志强很实在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能力而谢绝了。他的学校提了周勇军的名，也获得了刘刚的支持。 　　两个候选人相继做了简短的讲话。大家随后再次举手表决，周勇军以微弱多数击败了吾尔开希。这个结果很可能与政法大学来的人比别的学校都多有关系。刘刚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对吾尔开希的性格的担心一直在增长，很怀疑如果吾尔开希当选的话，那个主席每星期轮换的制度也许实行不了。 　　刘刚仍然对组织缺乏成熟的领袖而忧虑。他提议成立一个有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这次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吾尔开希坚决主张维护运动的纯洁性。任何来自非学生的参与都将不受欢迎。这个想法得到满屋子的一致回响。刘刚只得到允许可以找人帮助为他们的新章程做文字润色。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刘刚布置的岗哨时不时地进来报告有越来越多不明身份的人在附近出现。是撤摊的时候了，他们像电影里的间谍一样很紧张地分批离去。许多人绕了一些随机的圈子才回到他们自己的学校。 　　刘刚没有休息的意思。当天晚上他就走访了好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陈子明立刻就提出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刘刚谢绝了，他觉得还不是卷入陈子明和他的社经所的时候，尤其是在关于运动的“纯洁性”的激烈辩论之后。相反地，刘刚用自己的积蓄为这个新组织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和一些喊话筒。 　　在方励之教授的家里，刘刚禁不住激动不已。他几乎将陈明远的演讲背了出来并鼓励方励之出面表示一个类似的公开立场。方励之却很不感兴趣，他觉得陈明远有可能走得太远了并警告刘刚不要像陈明远那样激进。 　　4月24日，星期一，是胡耀邦追悼会后的第一个上课的日子。在首都的各大院校中，几乎没有任何学生去教室。这场运动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罢课活动展开了。在北大，萌芽中的筹委会正在经受着成长的苦痛。王丹的民主沙龙和沈彤的奥林匹亚俱乐部的人合不来。在内部争执和关系紧张之中，筹委会召集了一场全校学生大会来正式解散官方学生会并组建他们自己的团结学生会。大约八千学生集中在恰当地以五四运动命名的大操场上，这个人数远远超过了法定人数的规定。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下午，筹委会的成员们站在台上，沐浴在历史的场景里。王丹、封从德等人作了简短讲话。但这一光彩并没有持续多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讲话的权力，他们为争抢麦克风大打出手。在激烈的情绪下，一个学生领袖抓过麦克风指责另一人是奸细。这个场面令所有观众震惊。李进进冲上台呼吁镇静，但已经太晚了。台下的学生们厌恶地离开了会场，把筹委会成员们孤独而懊丧地留在台上。 　　当北大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北师大时，那里的学生正完成了他们自己独立学生会的选举。自然地，充满魅力的吾尔开希被选为主席。出于对北大发生的事件的警觉，那里的领导们有意识地决定他们经不起任何内部纷争或分裂。于是他们誓言维护吾尔开希的统一领导，把他作为该学校的实际独裁者看待。 　　刘刚创立的新组织这时候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字为人所知，简称为“高自联”或“北高联”。这个组织直到4月25日才召开其第一次大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比圆明园那次神秘会议的多得多了。大多数学校这时候已经正式地选派了他们的代表。王丹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似乎也提高了会议的合法性。 　　会议仍然还有一些秘密的味道。周勇军选择在他的政法大学里的一座教学楼的顶层角落的一间大教室作为会场，这里必须通过一道狭窄的楼梯才能进入。每一个与会者都在那里被严格地核查学生证。每个人看上去都非常紧张。会议还没开始就有人立即对会场提出异议。那个狭窄的楼道虽然便于守门，但如果官方人员到来的话，这里就成了一个大陷阱。于是所有的代表们又立刻被带到另一个教室。他们在楼外布上了岗哨，给代表们指定了不同的出口。一旦发现官员的行踪，他们就能很快疏散到其它教室里假装在学习。 　　安全问题解决之后，会议开始了其议程。小教室里挤满了人，有些人只能坐在课桌上或站在黑板前。议程的主题是一个在4月27日举行一场示威游行以宣示这个新组织成立的动议。代表们对这个主意不是很热忱。他们所代表的学生们大多数还没从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漏夜游行那场情绪上和身体上都耗尽全力的行动中完全恢复过来，不会有多少人对这场没有真正目的的游行有足够的热情。 　　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有人传话说当晚有一个重要新闻广播。于是，在6点整，他们都停下来倾听。广播上传来一个肃穆的声音在播送第二天一早将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学生代表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处于不可思议的震惊之中。谁也不愿打破满屋子里压抑的沉默。

第四章·追悼会 　　1989年4月15日傍晚，封从德买了一块蛋糕。这天是他妻子柴玲的生日。就在他们坐在一起看电视时，他们看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新闻。封从德没有想太多。作为在1987年元旦时也是被从天安门广场带离现场的学生之一，他很同情胡耀邦，并为胡耀邦因为学生运动被整肃时没有能够为他做点事情而感到一丝负罪感。但他也没有把他的去世太当回事。 　　第二天早晨，他照常去他的实验室。作为北大的一个研究生，他正忙于他遥感专业硕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可是那天他发现他的计算机坏了，没法做什么事情，他漫无目的地转到校园中心。就像他已经猜测到的那样，三角地已经开始被怀念和评论胡耀邦的大字报覆盖。 　　陈小平在新闻正式发布以前就已经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这条消息。他匆匆忙忙地赶回他在政法大学的宿舍。他已经离开了北大在这所政治上保守的学校里做了教师。在他们那军营式的供年轻和单身的教师居住的宿舍里，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一会儿，很多人聚集在他的屋里，包括同是北大校友的吴仁华。屋子里弥漫着沉闷的寂静，直到吴仁华突然冒出一句话：“无论如何，我要送花圈去天安门广场，而且要送一个大的。” 　　“你？”陈小平很惊讶。他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冷门学者，吴仁华是公认的书呆子。他平时总是很安静，似乎从来不关心当前的世界。 　　可是这会儿，这个被称为“出土文物”的吴仁华突然间要在现实世界中行动了。他坚持说花圈必须要巨大而显眼。他记得在北京市民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送花和花圈纪念逝世的总理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中，正是钢铁工人制作的一个巨大的花圈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经过一段短暂的讨论，他们决定确实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大花圈。 　　第二天一早，陈小平便前往北大看情况。吴仁华和其他人用一整天工夫做花圈。的确做得很大，直径接近两米，上面挂满了纸花和挽联。作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吴仁华找到一小瓶茅台酒挂在花圈上作为对死者的供奉。他们把花圈放置在教学楼大门前吸引注意力。旁边是一个通告说17日下午1点将去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通告上没有署名。 　　胡耀邦死于他一星期前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发作的心脏病。享年73的他自然说不上是死得太早。然而，许多年来他和赵紫阳一样都总是作为推行年老的邓小平的改革政策的“年轻有为”的领袖出现。胡耀邦的热情、精力以及他戏剧性的姿态也掩盖了他的真实年龄。他愣是让人觉得死得太年轻了。著名的作家冰心自己已经快90岁了，她在悲痛中叹息道：“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死了！”显然，她说的是她自己相对于胡耀邦的高龄。 　　冰心的话在北大三角地以一个大标语的形式被展出并立刻成为一句名言。她所表达的情绪被赋予新的含义。毫无疑问的，那“该死的”现在指的是邓小平，那个两年多以前亏待了胡耀邦的老人。 　　4月17日中午时分，陈小平和吴仁华在政法大学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参与他们献花圈的行动。学校的官员倒是先来了。他们告诉这两人校方可以提供公共汽车和卡车协助他们的行动。自然，校方不希望看到一场实际上的游行事件。陈小平和吴仁华谢绝了。1点钟时，他们准时出发。陈小平在前面蹬着一辆装载着大花圈的三轮车，其他人随后步行。大概有六七百人，远超过了他们预先的估计。这群人举着校旗和挽联，他们后面跟着一辆黑色的小车。他们可以看见车里面有人在录影和照相。 　　这是胡耀邦逝世后的第一场游行，也是自从1987年元旦以后的第一个公开示威活动。他们唱着国际歌通过繁忙的街道，受到沿途民众的鼓掌和喝彩。 　　当他们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已经是5点钟了，人数也膨胀到四五千人。他们用一个小收录机播放着哀乐，缓缓地集体绕场一周，然后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把花圈置放在其巨大的底座上。他们再一次按照习俗唱了国际歌。 　　他们并不是第一个来这里吊唁的。纪念碑上已经有一些散布的花束和小花圈。但他们的大花圈因其个头占尽了风头。吴仁华尤其觉得骄傲，这一次，微不足道而极其保守的政法大学抢到了他那久负盛名的母校北大的前头。 　　当这次游行的消息传到北大时已经是傍晚了，它在还在三角地那里折腾的几百个学生那里造成了相当大的情绪波动。在首都的所有学校里，微不足道而保守的政法大学抢到了先头的事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震撼。就在那时，一个巨大的立式标语从一个宿舍楼上的窗户上放下了，上面写着三个端正的大字：“中国魂”。这个堂堂的标语很是引人注目，人们立即围了上去抢着抓住标语的下端。他们叫嚷着要把这个标语送到天安门广场去。于是，他们不顾楼上标语制作者绝望的抗议把它硬拽了下来抬着在三角地游行。 　　王丹和他的一些民主沙龙的朋友们就在人群中，他们整合了一个前卫队形，带着标语绕了几个圈子。像往常一样，他们又领着人群在宿舍楼之间走了一圈，吸引更多人出来参与。然后他们总共大约几千人出了校园，向天安门广场挺进。这时已经几乎是半夜了。 　　在淡黄的路灯下，天安门广场很是安宁而昏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政法大学的巨大花圈已被众多的小花圈簇拥着。从远处看去，它们很是肃穆和平静。新来的这些人情绪不是很高，他们没有注意到街边上一小群人正在为他们摄像。那是麦克·奇诺伊，正崭露头角的全球电视新闻网络CNN北京局的头头，他已经把他的手指搭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脉搏上了。但无论是他还是这帮学生都在这一时刻没有能理解其沉重的含义。在纪念碑上，一个名叫郭海峰的学生爬到了底座上面把那个“中国魂”标语高高地挂了起来。它从高处典雅地顺着底座倾泻下来，非常引人注目。挂好标语后，学生们默哀，然后高唱国际歌。 　　这时候已经是4月18日的凌晨4点钟了。天很快就要亮了。他们决定干脆在那里呆到早晨，以防当局像在1976年四五运动时那样在天亮前来把花圈运走。他们席地而坐，讨论下一步做什么。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个《七条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取消“北京十条”等等。一位擅长书法的学生把这七条像一张大字报一样写在一张大纸上。他们决定天亮后就前往人民大会堂把要求递交给全国人大。 　　覆盖将近5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型城市广场。它是以其北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命名。天安门最初是在1420年代的明朝作为很多朝代的皇室居住和临朝的紫禁城的外门修建的。紫禁城的名字则来源于所有平民被禁止在其内涉足的规定，但今天的紫禁城早已被改造成一座收藏皇室文物的博物馆。因此，天安门也只是作为这个中央帝国的中心这一象征意义而存在。 　　当胜利的共产党军队开进这座古老的首都时，天安门广场还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当时还是北大和清华大学中满怀理想主义的另一代学生们自发地贡献他们的劳力清理干净这片场所才使得欢迎这个新的、众望所归的统治者的仪式得以举行。 　　在1950年代，天安门广场因为新政府开始准备其建国十年庆典时获得了今天的形状。在北边，长安街被大规模拓宽成为贯通东西的交通主动脉。广场的东西两面分别由两座巨大的建筑构成边界：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整个广场的地面以混凝土浇筑，与长安街连成一片，以便于大规模集会和阅兵的举行。 　　按照传统的风水观念，紫禁城设计为紧凑的长方形。它里面主要的大宫殿皆沿着南北向的一条中轴排列。这条轴线在紫禁城之外通过天安门和前门朝南延伸。在天安门广场修建过程中，更多重要的建筑被安置在这条轴线上。 　　在广场的北边，紧靠着长安街的南侧是一根高高的国旗旗杆。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这里由一队仪仗兵准时在日出时分随着国歌升起。该国旗每天傍晚又会准时在日落时降下。升旗和降旗的仪式已经成为一项旅游景点，它也是年轻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场合。 　　再向南边，在整个广场的中央便是为缅怀革命先烈所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一个记忆的象征和大众凭吊的所在。来访的外国政要会依照外交惯例到这里敬献花圈。 　　毛泽东本人在这个新的天安门广场上留下了相当多的印迹。他的肖像永久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整个广场。画像两侧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曾经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来朝见他们无比热爱的毛主席。他们的愿望好几次在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千万个热泪盈眶的拥护者挥手致意时得以实现。 　　甚至他的追悼会也是在广场举行的，这使他成为得到如此荣耀的唯一领袖。在他死后，一个新的毛主席纪念堂在广场中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它处在广场的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后面，用以陈列他被保留下来的遗体。当邓小平逐渐地废弃毛泽东的政策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像被保存下来。日复一日，一个没有表情的毛泽东从那里注视着他的人民。他也许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场面。 　　凌晨时分，王丹和郭海峰发现他们的学生群体已经减少到只有200人左右。许多人跑去看升旗仪式了，其他人在熬夜游行之后发现早餐比向政府请愿更有吸引力。没有气馁的他们领着剩下的人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坐下来静静地等着开门。王丹托人给北大的李淑娴教授打电话。他们需要增援的人马，而他手里只有她的电话号码。 　　整个早上，王丹和郭海峰忙于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进出。直到8点钟他们终于成功地将他们的《七条要求》递交给人大常委会的接待人员。王丹得到了一张收据。他在把收据展示给外面的学生们看了以后就离开了。 　　这时候参与静坐的人已经增长了许多，外面还围着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们买来食物和水以示支持。这群人对一纸简单的收据很不满意。他们要求人大代表亲自前来接受他们的请愿。学生们也开始鼓噪不安。 　　李进进一直安静地坐在人群里。他是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专攻宪法研究。这时候他觉得需要站出来帮忙。李进进在北大曾经是官方研究生会的主席，但因为在任时组织了几场有争议的活动而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曾经说服自己要避免卷入任何政治性的麻烦，集中精力完成他的学位工作。 　　可是这会儿在一场静坐中，他感到一种强烈的行动的召唤。他站起来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自荐做代表。不过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他坚持所有人同意一旦他们的要求得到合适的答复的话他们必须立即终止抗议。在得到这个承诺之后，李进进独自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他一点也不知道在里面会发生什么。 　　接待李进进的职员告诉他没有人大代表在场。他们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任何人来见学生，也不敢确定如果有人见了学生后学生们就会散摊。李进进应诺说只要人大代表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学生们也会做他们自己的那一份。职员告诉他等着，然后就不管他了。李进进在那个宽敞的大厅里等了很久很久，坐了大概两个小时。在还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他走出人民大会堂去察看外面的情形。所有人都还在那里，静坐在台阶上。李进进说明了一下他交涉的情况，告诉他们说他准备无论多久都一直在这里等下去。他预计这会成为一个持久战，于是他派出几个同学回北大去召集人马并嘱咐说来增援的人要带上棉大衣准备在这里过夜。为了增强他们的声势吸引注意力，他还让人把那幅巨大的“中国魂”标语从纪念碑那里挪过来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然后重抄了一份《七条要求》与标语摆在一起。 　　从大会堂的台阶上他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进出广场，很多人带着花束、花圈和其它纪念品。他们径自奔向纪念碑去参拜并欣赏那里的陈设。在宽阔的广场里，大会堂那里的几百个人并不那么显眼。不过让李进进欣慰的是，一大群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在敬献了他们的花圈之后转过来加入了静坐的队伍。更多的学生随后跟来了。到傍晚时分，静坐的人群扩展到好几千人。但还是没有从北大来增援的学生的影子。 　　7点钟过后，消息传来说几个人大代表准备来见学生。李进进十分紧张。从早晨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静坐超过了12小时。现在这个姿态是否来得太晚，太微不足道了？这几千学生会在要求得到满足后散去吗？他觉得他必须十分小心地处理这个形势。他再次对人群讲话，获取大家对谈判的共识和只要要求被满足就结束静坐的承诺。然后他往台阶上层走去。 　　就在他到达大会堂门口时，他转过身往后面看了一眼。从台阶的顶端，他第一次看到他的“阵营”的全部。那聚集中大会堂门前几千个激动的人头很令他害怕。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引起一场混乱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必须尽快地结束这场抗议。 　　在大会堂里面，他被告知将请愿要求交给等候着的人大代表的手里。李进进明智地拒绝了。他知道他必须在外面当着大家的面递交。在他的坚持下，他们达成一项妥协：人大代表们到大会堂外面但不接近学生，李进进出去后再从学生那边上来，他们在中间碰头然后传递意见书。这就像一场外交场合上的正式操作。 　　李进进再度回到学生中间通告了他谈判的结果。他还是很不肯定这事的结局，于是再次高声问道：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请愿书，对不对？” 　　“对！”人群齐声答道。 　　“人民代表现在愿意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交不交？” 　　“交！” 　　“我们提交了请愿书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是！” 　　“我们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应当！” 　　“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七条’后，我们的静坐活动是不是就结束，撤回学校了，对不对？” 　　“对！” 　　带着这样的许诺和他们的《七条要求》请愿书，李进进再度走上台阶。郭海峰带着另一份来自人民大学的相似的请愿书跟随着他。当他们在中层台阶上停下来时，他们看到三个人大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等着，似乎不敢或不愿意再靠近一些。李进进坚持要他们下来。经过几番犹豫，三个人大代表终于下来了。请愿书在极短暂的交谈之中过了手。 　　带着一股强烈的解脱感，李进进回到静坐的人群。他告诉学生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应该立即解散回到校园去。然后，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很担心任何停留都可能引发进一步的行动。一个半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北大。在黑暗中，他看到一幅令人担忧的景象。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正带着棉大衣离开校园。他明白这正是他们空等了一整天的增援人马。可是这会儿他既不可能阻止这股人流更不可想象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 　　李进进离开人民大会堂时是如此匆忙，他没有注意到人群中并没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讲话。他也忽视了清理现场，尤其是那幅引人注目的“中国魂”大标语。在那个混乱的场合，只有他周围的少数人知道在大会堂台阶上发生的一切。当他们离开后，其他人以为他们只是放弃了这个没有希望的诉求。于是，相当多的人滞留在标语周围。没过多久就有人建议他们应该直接去政府机关请愿，而不是面对这个只是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 　　这群人骄傲地高举起“中国魂”的标语，从天安门广场走出去，然后在长安街上向西开进。那里，走不多远他们就到达新华门。差不多同时，从北大开来增援的一群又一群学生也从相反方向来到这里。他们融汇在一起聚集在有武装士兵看守的新华门前。 　　位于紫禁城隔壁的中南海过去一直是一个皇家花园。与其名字相符，它有着两个人造湖，中海和南海，和一些环绕湖边建造的楼阁。共产党人进入北京以后，他们选择这个园林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因此这里成为这个新的共和国的神经中心，其四周有高耸的红墙，不向公众开放。 　　新华门本身以前也是中南海内的一个阁楼，但后来被改造成直接开向长安街的出口。作为中南海的大门，新华门永远是开着的。门内一座大型影壁挡住了里面所有的景像。影壁上是毛泽东亲自手书的著名语录：“为人民服务”。通常，四个人民武装警察手持打开刺刀的步枪肃静地在门口站岗。外面来往的行人会被告知不得靠近门口。 　　当成群的学生涌到新华门时，一队武警士兵立即从中南海内冲出来列队挡在门口。他们没有携带武器，看起来他们的任务只是组建一座人肉障碍以防学生们冲击中南海。 　　学生们也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那些带来了“中国魂”标语和几个小花圈的人问士兵是否能把它们送进中南海。这个请求被面无表情的士兵们的沉默所否决。 　　在没有一个明显的领袖引导下，这超过两千的人群显得很是烦躁。他们齐声呼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要求总理亲自现身。突然间，人群向前涌去，紧紧地压在士兵身上。士兵们手挽着手站着有四五层厚，他们没有退却。在一阵强劲的推搡中，“中国魂”的标语和花圈被在人头上方投来扔去，不久就消失了。就在形势可能恶化进入危险的境地时，一些头脑清醒的成年人努力帮助学生们安静下来。在4月19日凌晨时分，人群散去了，避免了一场灾难。 　　此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和在人民大会堂静坐都是和平的抗议活动，这时在新华门的推搡却很危险地朝暴力方向倾斜。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冲击新华门只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分出现过，那时候疯狂的红卫兵把所有法律和文明社会的规范都抛之脑后。这新一代的大学生并不是红卫兵的再现，但他们在离开新华门时垂头丧气。觉得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失败了。 　　4月19日是一个充满紧张的日子。学生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署有不知来头的“行动委员会”的大字报在许多校园里出现，鼓动学生准备参加官方宣布将在4月22日举行的胡耀邦追悼会。 　　这天碰巧是星期三，王丹决定把他民主沙龙的例会干脆挪到三角地的室外举行。那里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新来的还在不断地一层层覆盖在旧的上面。一整天成千上万的学生在这里川流不息，他们阅读大字报并互相辩论。这里是举行公开讨论的最自然的场所。 　　傍晚时分，就在吃完晚饭的大队人马开始涌进这片地盘时，王丹在橱窗下摆上几个凳子和一个连着手提收录机的小话筒。他那天哑了嗓子，所以他准备让别人主持这次沙龙也没有计划自己作讲演。 　　王丹不是唯一在三角地希望被人听到的。那里的大喇叭那天晚上也在持续广播。那是市政府关于头天晚上在新华门发生事件的通告。很典型的，通告警告说“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正在阴谋策划冲击中南海、攻击人民警察以制造社会动乱。虽然这些大喇叭远比王丹的小摆设更为有力，他们却在吸引学生们注意力上无法竞争。 　　最先站到凳子上去发言的都是一些当初在柴庆丰死亡事件中已经抛头露面过的熟悉面孔。他们着重谈到要有自己的领导组织的重要性。人群中有人提议应该给官方的学生会一个机会，于是就开始了一轮暴民民主：学生们先呼唤官方学生会站出来领导。他们齐声喊了三次。当没有人应声以后，便有人提议用声音投票罢免学生会。这个提议立即在一片大吼声中得以通过。在黑暗中，聚集的人群当时估计有三千左右，大约是全体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在把官方学生会抛向一边之后，他们便决定组建一个为成立自己的独立学生会的筹委会。大家同意只要是敢于在大家面前站出来的人就是筹委会成员，由他们负责组建正式组织的工作。 　　在这个还处于运动的早期日子里，在众人面前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名字参与一个肯定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组织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即使有好几千人在场，也没有发生大家争先恐后的局面。但还是有几个人站出来了。王丹和封从德就在最初组成筹委会的7个人之中。观众赋予他们雷鸣般的掌声。 　　沈彤一直在人群的后面。他和他那个奥林匹克俱乐部的朋友们对民主沙龙的人员正在做的事情不是很感冒，也没有打算自己参与。但他听到成立筹委会的号召之后突然明白他自己必须成为其一部分。他使劲往前挤但终于没能在结束前挤到话筒跟前。直到人们散开以后他才找到封从德自荐并获得了加入筹委会的资格。 　　几乎同时，在同一校园的一间宿舍里，几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人正在催生一个不同的抗议方式。 　　42岁已经开始秃顶的郑义在胡耀邦逝世前一天刚刚到达北京。这个著名的作家住在偏远的陕西省省会西安市。他是来北京参加为他的新作举行的一个座谈会的。郑义过去曾经是一个红卫兵，后来他以创作暴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和西部偏远地区人民贫穷而苦难的生活的言辞犀利的小说而成为明星。早在1980年，郑义就出版了《枫》，一本关于红卫兵在暴力恐怖背景下的浪漫悲剧小说。那是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投射到黑暗面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该小说被拍成电影时，还是胡耀邦亲自给开的绿灯。即便如此，电影还是未能获得大规模放映的许可。 　　【现在叙说文革的文字中，“红卫兵”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经常用来泛指所有的群众组织。但在文革中，“红卫兵”有其特定的指向。1966年5月29日在清华附中成立的首个“红卫兵”，斗争矛头指向本校领导。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当晚广播了第二天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后，先是在北京各中学，成立名字大致相似的“红卫兵”组织，斗争矛头同时也指向工作组；而后这类组织开始蔓延到北京各大专院校。这时的“红卫兵”，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组成成员均出身于所谓“革干”“革军”“革烈”。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单位均开始成立群众组织，而之前的“红卫兵”组织为示区别开始称为“老红卫兵”。其实“老红卫兵”并不一定名称都叫“红卫兵”，如北大附中的叫“红旗”；而非“老红卫兵”的群众组织，其名称却常常冠以“红卫兵”，更准确的，一般统称为“造反派”。综合起来，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有着明显的歧义。 　　郑义属“出身不好”之列，当时在清华附中文革初期属于“保校领导”一派，曾被“红卫兵”残酷殴打，并自将毛泽东像章别在胸口皮肉上以示忠诚。由此看来，郑义显然不能简单说成“过去曾经是一个红卫兵”。】 　　郑义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们之中许多人就在北大。北大当时开设了一个专为年轻作家所设的研究生水平的特别课程，即所谓的“作家班”。郑义在“作家班”里的朋友之一是刚刚30岁的张伯笠。张伯笠在作为报纸记者时畅游全国各地以创作报告文学而崭露头角。1988年秋天，他抛下在陕西的妻子和他们才1岁的女儿来到这所他一生梦想的学校学习。这样，在这个4月19日的夜晚，郑义就在张伯笠的房间里激动莫名。他头天晚上在新华门见证了学生和警察的推搡并觉得学生们会，也应该，一鼓作气地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政府不让步，他对着满屋子里的人说：他们应该发起绝食。“绝食从来不会失败！”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郑义建议他们把这个主意直接传给可能又一次聚集在新华门的学生们。他把张伯笠床上的白被单扯下来，用黑墨水在上面写了两个大字：“绝食”。张伯笠很是佩服郑义的书法功力。郑义很得意地解释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很多练习机会。” 　　当他们赶到新华门时已经是半夜时分。正如他们所预料，那里果然有几百个学生聚集着在和卫兵继续那场推推搡搡的危险游戏。他们把被单在门道的一个角落处展开征求签名。但在那混乱的局面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越来越多的警察正在长安街上集结，把大约200名学生围在新华门前。更多的学生被隔绝在外面拼命地喊口号。一辆带有高音喇叭的汽车在长安街上来回游荡，播放着市政府的公告：“任何企图冲击新华门或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警察的包围圈里，学生们开始在地上坐了下来。这时候张伯笠可以在学生和警察之间看到一个站着的年轻人。他在结合部上来回走着，扯着嗓子命令所有学生坐下。他自己还站着，向夜晚的空气挥动着拳头。他用浑厚的嗓音喊着：“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我的名字是吾尔开希！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直到李鹏出来！他们必须答复我们的七条要求！” 　　这个叫做吾尔开希的人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孩子。他穿着一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时髦的褪色的黄军装。他有着一头厚实而卷曲的头发随着他讲话时上下颠动。他的眼睛很大，既富有穿透力又透着挑战的精神。他的姿态和行为都体现出一个拥有天生领袖才能的人所特有的自信。的确，他的面貌和魅力大部分来自他独特的血统：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是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与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虽然他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他一家在他16岁时曾经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年轻的吾尔开希在那里度过了3年时光然后才迁回北京上高中。就在早先一会儿，吾尔开希和他的同学们在前往新华门的路上被警察在长安街上截住。他就在那时跳上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带头硬冲了进来。那是他第一次站出来领导一群人，他在这个角色中看起来相当自然。 　　刘刚也正在人群的后面站着。他对这个名叫吾尔开希的青年深为佩服。在一堆人中参与运动是一回事，一个人站出来在警察和他们无疑正在拍摄现场情形的录像机面前给出自己的真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知道这是一位勇敢的年轻人。 　　吾尔开希的勇气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那里都有着明显的作用。突然之间，所有的推搡都停止了。学生们互相紧靠着在新华门前的大道上面对卫兵坐了下来。他们变得很安静和自信。前一天晚上那浮躁的气氛失散了，代之以有秩序的静坐。 　　不过，这个相对的安宁并没能持续多久。在这个晚上，做了更多准备的并不只是学生。保卫新华门的人民武装警察也是坚决地不允许形势恶化。一长列公共汽车在长安街上出现，警察们一下子开始了行动。他们冲进学生堆里，所有能被他们够着的人都被拽着推着扔进汽车里。这突兀而来的暴力震骇住了学生，他们显然没有料到这个回应。他们的阵容在几分钟内就被冲散了，大多数被塞进了汽车里。吾尔开希再次跳上那辆三轮车。他环视着周围，知道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局面。于是他扯着嗓子喊大家都撤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重新集结。但长安街上此时已经全是警察，他们把学生们推回来逼向等候着的汽车里。在那一片混乱中，一个女生在惊慌失措中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 　　那尖利的号叫一下子就穿透了空气把几乎所有人都吓得不知所措地怔住了。如果有任何“反革命”行为的迹象的话，这可是最糟糕的之一。学生们一直都很小心不为当局提供任何借口把他们的运动说成不是爱国的。这一绝望的呼啸有可能就毁了这一切。一刹那间，警察和学生们都向那声音的发源地冲去，试图让那个可怜的女孩闭嘴。她很快地被几个学生带走了。 　　在警察的巨大压力下，学生们没有能够向天安门广场撤退。他们只能各自散开，找路回自己的学校了。那些被塞进汽车的只是遭受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惊吓。他们被汽车送到大学区附近就被直接释放了。在那场激烈的争斗中，汽车上的几个玻璃窗被砸碎，有些学生被玻璃划伤。更多的学生在被警察踢打时受了轻伤。 　　张伯笠倒是退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发现那里没有什么人，于是只好假装成记者混过警戒线。在路上，他看到一个学生被几个警察毒打。 　　第二天早上，吾尔开希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孤独地站在密集的雨中。他在向来来往往的任何人喊话，告诉他们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嗓音嘶哑，语不成句，但他不断地说着：“我是警察暴力的见证人！”他指责警察暴力对待学生并且猥亵女同学。他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雨水在他肃穆的脸上不停地流淌。 　　到下午时分，他周围逐渐聚集了几百个学生。吾尔开希这时手里有了一个喊话筒，指挥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了。他把人召集一起带着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再次游行抗议警察暴力。就在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一个响雷在附近炸开，雨水突然倾盆而下，他的队列一下子散开了而缩减成只有几十人。吾尔开希毫不含糊，他发誓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要继续。于是，剩下的他们接着前进，一路上经常停下来向市民演说。在他们终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了寥寥几个人。 　　在北大三角地，大雨还没有把所有的大字报都冲刷干净。新的大字报还在不断出现，它们以大幅标题号叫着：“四二零惨案！”、“新华门血案！”等等等等。大多数都在呼吁罢课抗议。在这么多事件发生之中，加上胡耀邦的追悼会预定在周末举行，其实已经很少人还在去上课。 　　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因为在那天晚上忙于成立他们自己的筹委会而错过了新华门的行动。这会儿，一个抗议的游行队伍也冒着大雨在三角地形成。这个队伍比吾尔开希在北京师范大学召集的人数要多得多。他们路过政法大学时进去休息了一会儿，那里的学生在食堂里为他们提供了热馒头和汤。几千学生最后抵达了天安门广场，但在瓢泼大雨中他们没能做什么。张伯笠做了一个演讲然后找了几辆公共汽车送学生们回校。 　　虽然胡耀邦因为他的“严重错误”早就被降职，他的追悼会还是以最高领袖的规格安排的。追悼会定于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为了葬礼的安排，事先有通知说整个天安门广场将从那天早上8点钟起向公众封闭。 　　因为前几天的抗议活动而兴奋但又由于政府仍然未答复他们的要求而懊恼的学生们制定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北大筹委会依照军事行动的战术号召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封闭时间之前进入广场参加追悼会。通过署名“行动委员会”的大字报，他们提醒每个学校自行组织游行队伍在4月21日傍晚9点以前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集合。大家应该带足食物、饮水和棉大衣在广场过夜。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前，冲出校园抗议都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新一代的大学生在1986年的冬天那场抗议热潮中便已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那个里程碑。现在，在1989年的春天，他们在通过组织起全市的联合行动来再次挑战极限。 　　这一个傍晚，北京师范大学的小小校园变成了活动的中心所在。从7点钟开始，学生行列便开始涌进这里的操场。吾尔开希骑着一辆自行车，手持一只喊话筒，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元帅一样在操场上来回穿梭。他通过引导各个学校的校旗把一个混乱的局面整治得井井有条。然后，像他后来回忆的那样： 　　9点整，在6万同学面前，我爬上了一架双杠。在我通过喊话筒说话时那双杠在一直我脚下颤抖：“请安静。”然后我就宣布北京临时学联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下子空气中就爆满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很是激动但并不害怕。我几乎从来没有经历过恐惧。我知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自治的政治力量的诞生。这个组织就是后来高自联的前身。 　　我讲完话后低头看到我父亲正站在双杠的下面。这是政府所作的极其卑鄙的事情之一。我父亲正在北京党校学习，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来找我谈话。 　　他的父亲没能成功地劝说吾尔开希退出这个历史时刻。但吾尔开希也不是完全诚实的。在观察了他在新华门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干之后，刘刚曾找到他谈到成立一个全市范围的学生联合会的必要性。他们俩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但在吾尔开希4月21日晚上演讲的时候，所谓的“北京临时学联”并不存在。 　　当学生们列队走出北京师范大学时，他们表现出的秩序令人惊讶。在自己学校的旗帜引导下，他们排成五列纵队，两边各有一条由带着红袖章的学生纠察组成的警戒线。纠察们手拉着手沿着整个队伍组成一对人链。这对于保证学生队伍的整齐一致和防止非学生混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绝对不能给官方惯常所宣称的他们的运动是由“一小撮坏分子”煽动起来的说法留下任何口舌。 　　当他们转向市区的大街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宽敞的自行车道上平静而缓慢地行进。市民向他们欢呼和鼓掌，尤其是在看到有关谴责官员贪污和生活条件困难的标语的时候。通货膨胀、腐败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磨难远比他们对胡耀邦或民主的关注更为重要。 　　午夜之后的天安门广场很是昏暗而平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整个被花束和花圈铺满。在其中央，那个“中国魂”的标语早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制作的一幅巨型胡耀邦肖像。看起来，这次游行还没有惊动官方，这里只有少数几个交通警察在懒散地巡逻。他们眼看着学生们流水般进入广场没有干预。这个先发制人的行动因此获得一个顺利的成功。就像早先在他的校园里一样，吾尔开希再次引导学生们在广场西侧面对人民大会堂按学校排成纵列。学生纠察队在外围形成一条警戒线，他们将在那里整个晚上地站岗，防止任何没有学生证的人员进入这块领地。 　　警戒线里有好几万学生，排列在参差不齐的行列里。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往下看，这个集会就像一幅条形图。大院校的行列一直延伸出去，几乎穿过这个广场。他们之间则是一些小院校的队伍，只有几百个学生那么长。他们所有人都对他们终于能够来到这里深感庆幸。他们将成为一个没有邀请他们的追悼会之中的一员。 　　那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春夜，很多人在半夜里被迫离开广场到附近的地下人行道和地铁站避寒。那些留在广场的人无法入睡。他们不得不经常站起来活动以取暖。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着交谈。不同学校的学生领袖们聚集在一个小圈子里互相介绍认识并计划他们的战略。这是一个很长的夜晚。 　　在暗夜中，王军涛不为人所知地来到。那个春天他一直在大西北的农村里旅行考察，为他的社经所寻求开发项目。但在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后，他立即决定放下手里的一切返回北京。他还没能完全明白首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来到了广场谨慎地来回走动查看。他找到了许多社经所里的同事，他们都在黑暗中不露声色地观察学生的队伍。王军涛没法不回忆起13年前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告诉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张伦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的时候，也是一个像这样的人群在广场呆了一夜守护为已故总理周恩来敬献的花圈。后来，就在黎明时分，警察和民兵冲了进来。几十万人。他们殴打每一个人。他告诉张伦说：避免那个悲剧重演的关键在于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挑衅和对抗。 　　【1976年4月4日清明是星期天，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成山，人流成海。从出现第一个花圈以来，广场上没有发生过暴力，也没有过公开抓人。传说有便衣跟踪到偏僻的地方抓人的。午夜，开来上百辆汽车，将广场的花圈悉数运往西郊。清理过程中只有少数人围观，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抓人。5日白天，广场已经清理完毕，有少数人在讲演，但气质与前几日的讲演者完全不同；数千人围观，但整个氛围完全不同于前几日悼念的人群。群众推搡警察，并掀翻点燃了汽车。期间，发生了强行曝光外国记者胶片，和有人呼喊“打倒周恩来”的可疑事件。入夜，以工人民兵为主，手持木棒，驱散并殴打未来得及的人群。没有死亡报道。】 　　张伦觉得王军涛和他的社经所同僚们的在场本身就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挑衅，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有着自“民主墙”以来的各种“记录”。他催促他们尽快离开，把这里留给学生们。他们在拂晓之前尽数离去了。 　　大批的警察队伍的确在天亮时出现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组起很厚的人墙。从那里他们专注地盯视着学生们，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显露出要把学生赶出广场的意愿。 　　就在日出之前，一小队护旗兵从天安门里正步走了出来，他们穿过长安街从北边进入广场。这是传统的升旗仪式的时间了。就在他们在巨大的国旗杆下停步时，十几万学生全庄重地站起来。他们转身面对正在升起的五星红旗，扯着嗓子齐声高唱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前进！进！ 　　最初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一部爱国电影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受法国国歌《马赛曲》激励而作的激昂的曲调。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歌里的宏伟、急迫甚至绝望的情绪都足以使人热血沸腾。这时，在举国瞩目的中心，十几万违抗了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学生们用同一个声音高唱着国歌。这是一个巨大危机、渺茫和希望的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眼里饱含热泪。眼看着升起的旗帜，他们不知道这一天将如何结束。 　　国歌在旗子达到旗杆的顶点时结束。然后，国旗开始了缓慢而痛苦的下降。在它逐渐达到为胡耀邦致意的下半旗位置中，学生们唱起了比较低缓的《国际歌》。激昂的战斗精神被强烈的悲哀情绪所取代，更多的眼泪流了下来。 　　在人群中，柴玲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团结力量。她在心里默记着多少她的朋友在这一场合出现。她还看到了一个没有意料的的形象：一个一直在努力阻止学生抗议的坚定的共产党员学生。他此刻也在这里，完全真心实意地参与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学生们人数上庞大的规模和他们的决心肯定也震惊了官方。一大早几个官员就从大会堂长长的阶梯上下来与学生领袖接触。作为一个善意的姿态，他们允许学生们在追悼会举行期间呆在广场里，追悼仪式也将为他们通过广场里的高音喇叭实况播送。不过他们意料之中地拒绝了学生们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参加仪式的要求。最后，官员们要求学生队伍向后退让一些，以便腾出空地供到来的汽车停放。在吾尔开希的喊话筒引导下，硕大的人群很不情愿但仍然有纪律地满足了这个要求。这时候，一厢情愿但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广场流传，说是李鹏总理将在追悼会后亲自接见学生。 　　人民大会堂是1950年代重修天安门广场时建筑的宏伟杰作之一。它是用来容纳共产党的政治操作中司空见惯的大型群众集会的，其中有一个1万个座位的大会堂，还有许多宫殿式的会议厅可以接待外国首脑权贵以及全国各地的来访者。作为象征意义，这里是每年春天会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驻地。它具有斯大林式的庞大的建筑架构，占地17万平方米。在正中占据显眼地位的是12个25米高的大圆柱，它们撑起一扇巨大的檐口，上面装饰着共和国国徽，显示出这里是最高权力的所在。在它下方，分作三层的长长而威严的阶梯通向其正门。 　　在时钟指向10点时，追悼会在大会堂内准时开始。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的高级官员都穿著“毛服”来向这位摒弃了这一服饰的人告别。赵紫阳宣读了一份充满了熟悉而官腔语言的空洞悼词。当国歌在厅内奏起并在外面的高音喇叭中回响时，学生们又一次高唱起来。他们以他们所能有最大的投入和力量来唱着，希望他们集体的声音能够有足够的威力穿透大会堂那花岗岩建造的厚墙。然后，他们垂下头来默哀致敬。 　　虽然他们的声音大概没能被听到，他们的在场则是毫无疑问地让里面每一个人感觉到。著名的杂志编辑戈阳记着： 　　赵紫阳为胡耀邦致完悼词后，我们排队向遗体告别。在我们走过人民大会堂的大玻璃门时，许多人都在那里停留片刻看看外面广场上坐着的成千上万学生。一排排的士兵手挽着手站在那里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离开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时候感到愤怒。气氛很紧张。有些官员害怕学生会试图冲进大会堂。一个士兵走过来有礼貌地请我往前走。 　　我的司机走上来拉我的手。我回答说：“我就是要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属于共产党，我在战争年代为党服务受过伤。我见到过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党员如此欺负学生。” 　　那个士兵听了以后就走开了。戈阳后来在一首小诗里描述那一排排把学生与大会堂里面的贵宾隔开的士兵为“一堵暴力的墙”，把世界划分为两边。“一边躺着胡耀邦的遗体，但在另一边是他的灵魂。” 　　在大会堂里面，胡耀邦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供人瞻仰。官员和贵宾们慢慢地从旁边走过做最后的告别。追悼会结束后，载着遗体的灵车按照惯例要从大会堂出来，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圈，然后在长安街上拐弯向西前往位于郊外的火葬场。当哀乐不停地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时，广场上的学生们焦急又耐心地等待着灵柩的出现。那是他们自己向胡耀邦告别的机会。 　　学生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和早晨。在大会堂里面的告别仪式拖拉得很长时，许多人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参加追悼会的意愿和目的。他们陆续离开广场去寻找食物和休息的地方。但还是有上万人留了下来。他们挤在人民大会堂跟前希望能看上一眼灵车。 　　又等了很久以后消息传来说灵车队已经在长安街上，正在向西开去。在那条大街两侧，几百万市民拥挤在人行道上赋予胡耀邦一次凝重的送行。大量的自行车在路边跟随着灵车队，一路不停地敲铃。这个场景令人联想起1976年送别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情形。但这一次，灵车队跳过了有着千万个翘首以待的学生们的天安门广场。 　　愤怒的人群中开始了小规模的呼叫，逐渐发展成集体的怒吼： 　　“李鹏！出来！” 　　“李鹏！出来！” 　　人群往前涌动。手挽着手的士兵们努力地维持在他们的警戒线。在学生的最前列是手里依然拿着喊话筒的吾尔开希，大声呼唤着李鹏总理。 　　“看看，”吾尔开希呼啸着：“这么多学生饿了一整天就为了有机会来跟你讲话。”他叫道：“人民共和国已经40年了，这是第一次一个人站在国徽下面，在人民大会堂前面，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前面，要求与你对话。我抗议！你无耻！” 　　吾尔开希的话从历史意义上说并不准确。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呼唤国家领导人这一举动远远不是这新一代人的发明。这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就发生过很多次。甚至更近一些，陈子明和王军涛都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亲身经历过同样的场面。但吾尔开希的情绪无疑是真诚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这方面历史的适当教育，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他们是在做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没过多久，有些头脑发热的人便开始建议他们可以挤过士兵的警戒线冲进大会堂。吾尔开希看看双方的人数也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幸运的是，就在他要往喊话筒里嘶叫时，其他的人及时地制止了他。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决定派代表去递交他们那还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的《七条要求》。“如果他们还继续不理我们，我们就在他们面前跪下！”情绪激动的张伯笠建议说。跪谏，自然是古代大臣面见皇帝时行使的礼节。张伯笠提议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作为象征性的抗议。 　　“我不能跪！不愿意给共产党跪！”吾尔开希干脆地回答。 　　“你不去，我去！”当初曾经同王丹和李进进一起递交过《七条要求》的郭海峰一把抓过请愿书就往人民大会堂走去。另两个人，周勇军和张智勇，随后跟了上去。也许是因为没有防备，士兵们让他们挤了过去。 　　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三个人一直走到了那长长的台阶的中间一层。他们四面看看，周围没什么人。在他们下面，似乎很遥远的地方，上万学生正站在士兵的警戒线后面。大多数学生并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但他们在发现在上台阶的三个人影时正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在三个人的前面更高的地方，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紧闭着。只有少数一些卫兵在台阶尽头往下看着他们。 　　慢慢地，郭海峰的身体低了下去，直到膝盖着地。在他的左边，周勇军不情愿地跟了下去，但只用右腿单膝跪下。在他右边，张智勇双腿都跪下了，他的头在胸前垂下。但郭海峰却挑战式的抬起了头。他把握着长卷请愿书的双手高举过头，伸向高高的国徽。 　　一个无形的冲击波传下台阶漫过在广场上的学生群体。一个短暂的寂静立刻便被恐怖的尖叫和怒吼掩盖。 　　“不！”“不行！” 　　“不能跪下！站起来！！！” 　　也许是他们年轻的人生中第一次，这新的一代生动地体会到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不在同一个阵营。眼前的戏剧场面是如此紧张，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三个人在那里跪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人从大会堂里出来接受或拒绝他们。那一时刻似乎凝固了。 　　一个中年人突然从大会堂里冲了出来，他一边跌跌撞撞地下楼梯一边在大哭。当他到达三个学生的所在时，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试图同时拥抱他们。他喘着粗气，喃喃地重复着：“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说话的政府。” 　　下面激昂的学生们已经看够了。马少方，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领袖，挤到了警戒线前。他看到吾尔开希站在台阶下满脸的泪水。这个21岁的维吾尔人在不停地喧嚣：“我没跪！他们跪了！！我没有跪下！！！”在他附近，浦志强，一个来自政法大学的瘦高的学生，正用一个喊话筒愤怒地砸着自己的头，以至于血流满面。封从德静静地咬破自己的手指，在手绢上用血写着他的想法。边上还有一些人也在同样地写血书。马少方挤过这混乱的一群，跑上台阶把跪着的三个学生代表拽回到人群里来。学生领袖们聚在一起很快地做出一个避免在这个时候直接对抗的决定。他们宣布将无限期罢课。然后，由政法大学带头，失望的学生们与他们到来时一样跟随着他们各自学校的校旗逐一退出广场。吾尔开希后来回忆道： 　　我们离开大会堂台阶的时候军人开始殴打我们。他们是真打。当我们终于离开天安门广场后，我因为饥饿和虚脱晕倒了。 　　第二天，大部分官方媒介负责地报道了人民大会堂里面的官方追悼会，却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戏剧化场面只字不提。但北京的几个较小的报纸，包括《农民日报》、《科技日报》和《中国妇女报》打破了沉默。他们正面描述了成千上万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自发参加葬礼的情形。当然，没有人提到跪谏。

第一章·新一辈 　　1980年是猴年，象征着一个活跃、躁动和充满机会的时机。的确，一种近似迷醉的激动在空气中荡漾，伴随着那在广播和收音机中无时无处不在的流行歌欢快而乐观的曲调：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就在四年以前，这个古老国度的气氛却是大不相同。缔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并统治了三十年的无可替代的领袖毛泽东终于逝世了。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极度的悲伤和绝望。对于年轻人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中顶礼膜拜了一辈子的共产主义式的上帝。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呼喊那一句无所不在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也就是说毛主席会活一万年之久。他的辞世因此就像世界末日一样的不可想象。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正陷在毛泽东发动的用以扫除思想自由化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经济上疮痍满目，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生活在恐惧当中。商店里鲜有商品出售。从食品到衣物到手表到自行车的日常生活所有用品都严格地凭票供应。所有的男人都穿着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的“毛服”，留着同样的短发。女人看起来也与男人没什么不同，最多是带有辫子或稍长一点的头发。无论是在外表、行为还是思想，与众不同是极其危险的。那些不小心在私人通信或日记里透露出怨气的人很快会被投进监狱或劳改农场。 　　也许有极少数的人在暗自庆祝毛泽东的死亡而希冀一个根本的变化，但在公开场合，每个人都以超过死去自己亲人的悲哀伤心欲绝地哭泣。有些人是真实的痛苦。大多数人也许是出于多少年的膜拜所带来的情感惯性和从众的习惯。而对于极少数人，这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手段。每一个人都发出最庄严的誓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捍卫毛主席的路线。没有东西可以变化，也没有东西会变化。 　　变化还是比任何人想象或希望地更快更戏剧化地来到了。在毛泽东逝世的一个月之内，包括他的夫人在内的最贴近的幕僚便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逮捕。这个所谓的“四人帮”立刻遭到谴责而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罪行和政策失误的罪魁祸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则被新的领袖们保护了下来。 　　尘埃落定之后，中国的新领袖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毛泽东两次废黜却不可思议地存活下来的矮个子。1米52左右的邓小平以他坚强的意志和聪敏的思维而著名。在1904年出生于偏僻的四川省一个农户家庭的他在十几岁时就曾留学巴黎和莫斯科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家。30岁时，他就已经成为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迫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圈子内的一员。在战争年代，他作为政委协助领导了共产党军队中最大的一支并成功地赢得一些重要的战役。因此，他在军队官兵中享有坚实的威望。 　　但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在内心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最喜欢的格言是“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以能力为主的衡量标准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当邓小平被清洗时，他的“猫论”作为他缺乏理想意识的例子被广泛地批判和嘲笑。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这样的大批判也没有真正的羞辱他，倒反而增加了他与民众贴近的形像。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从政坛的深渊中爬了回来并把国家引上一个新的轨道。他一边继续鼓吹毛泽东的遗志，一边却让全国知道当务之急的任务是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不要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指示着，全然不顾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他鼓吹“致富光荣”，鼓励大家寻求自己提高生活水平和致富的道路。在他的容许下，“猫论”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保护伞使得思想比较自由的基层干部能够运用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做提高生产力的试验。 　　结果是立竿见影而且惊人的。农村中有限的私有化政策“试验”触发了农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导致了1979年全国范围的一次少见的大丰收。在城市里，年轻的待业人员投入了他们不熟悉的私营企业的运作，根据市场需求贩卖各种小商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可以不需要票证在街头的小摊贩和农贸市场里买到所有需要的东西。“毛服”逐渐被牛仔裤、皮夹克、和裙子所取代。勇敢的赶时髦者开始留出长发并烫出波浪发型，他们面对的是老一代的臭骂和同代人的艳羡。那个时代的成功标志是从香港进口的蛤蟆镜，即大号的墨镜。墨镜的商标保留在镜片上以证明其不是赝品，至于那商标是否阻挡视线是没人关心的。伴随着对一个光辉未来的新的希望，笑脸也跟着1980这个新年代的到来凯旋式地回到了世间。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个重要注脚，是89年引起民愤的“五大公司”： 1、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成立，董事长邓朴方，副董事长王鲁光（王树声之子），总经理俞正声（黄敬之子）。 2、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 Group）1979年成立，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历任高层为： 1979年10月－1993年3月：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3年3月－1995年4月：魏鸣一任董事长，王军（王震之子）任总经理 1995年4月－2000年7月：王军任董事长，秦晓任总经理 2000年7月－2006年7月：王军任董事长，孔丹（孔原之子）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6年7月－：孔丹任董事长，常振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3、中国光大集团（China Everbright Group）1983年成立，集团监事会由中国国务院委派。历任董事长： 1983年－1990年：王光英 1990年－1997年：邱晴 1997年－1999年：朱小华（朱镕基之子） 1999年－2000年：刘明康 2000年－2007年：王明权 2007年－：唐双宁 4、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1985年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胡子昂任董事长。胡子昂1991年11月19日逝世。 5、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成立，总经理王岐山。1989年10月21日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更名为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集团）公司。 　　而作为六四之后的一个难说彻底的结果是：1989年8月15日对“五大公司”的查处。 《人民日报》 日期：1989.08.17 版次：1 标题：五大公司查出违法经营问题　审计署公布结果和处理决定 　　　　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五千一百多万元 　　　　违法违纪人员将移送监察部门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 正文：……】 　　根本性的变化随处可见，最突出的却还是在大学校园里。在这个尊重教育和知识的国度里，这些原本是最负声望的机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都停滞了。毛泽东对立场向来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偏见使得他把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关闭了。教授和知识分子被赶到偏远的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失去上大学机会的高中毕业生也被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许多年来，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被拴在那里，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希望。当大学逐渐开始恢复招生时，学生必须通过一种“推荐”制度。他们首先根据政治态度和个人关系选择大学生，即使这样的人接近文盲程度也在所不惜。 　　在1977年8月，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年，新上台的邓小平就做出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一个重要决定：立即恢复传统的全国高考制度来选拔大学生。这一改革的信息像冲击波一样席卷全国，几百万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放弃的梦想又被唤醒了。更多的父母和亲属们忙乎着寻找多年未用过的旧课本和复习资料，打听任何对自己孩子可能有用的小道消息。那些已经在农村里度过很多年的人们更是明白这是他们可能走向新生活的“末班车”。在1977年底和1978年夏季接连举行的两届高考中，大约一千二百万考生参加了考试。他们中间只有大约百分之五能够获得上大学（包括从最好的大学到两年制的技校）的资格。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学业考试了。距离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已经有十年了，整整一代的高中毕业生都近似绝望地争取这一次机会。 　　这场考试的社会影响是不容低估的。通过这么多的考生和他们的家庭和亲属，它触碰到了每一个家庭。当超乎意料的考生数目造成试卷用纸供应不上时，邓小平指示把计划印制《毛泽东选集》的纸张挪来用，这更是表现出在优先权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场考试奠定了一个使用客观标准的实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成为那些因为政治问题备受压制的家庭的护身符。一种新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观念正在被重新唤醒。 　　当那一代人中幸运的极少数迈进大学校门时，他们发现的是一个奇怪的场所。在校经过“推荐”制度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正在上不到初中水平的功课，他们对这些新来者很是反感。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教授们战战兢兢，惟恐说错了话更不知道该教什么课。这些新的学生也不像是通常的大学新生。他们的年龄距离30比距离20更近一些，很多人已经结了婚，有些都有了孩子。除了考试前那几个疯狂的月份，他们已经多年没碰过书本。尽管他们是那么绝望地要上大学，他们对大学本身和自己被录取的专业其实所知甚少。但是，他们也是一群被多年生活的磨难锤炼过的人，他们决心加倍努力，把他们在农村中蹉跎而损失的年份“夺回来”。 　　然而，即使在这些“老”学生能够完全适应一个舒适的大学生活之前，校园的面貌就在他们眼前又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更新的一代正在出现。 　　在1980那个猴年，伴随着欢快的“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旋律迈进大学校门的基本上全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些处于16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从来没有下过乡。他们幸运地在课堂里度过他们所有的青春。的确，他们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享有同代人望尘莫及的社会地位和荣耀。他们自然流露的天真和热情使老学生们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从他们的父母和兄长那里这些新一代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好运气的来源。当邓小平恢复高考时，他们正在中学念书，那一夜之间，他们的前途定了型。他们会上大学而不是下乡，他们会整天读书而不是舞锄把。 　　但是，在把校园交给这些新一辈之前，老学生们还有一些自己的东西给他们看看。 　　在1920年的夏天，作为美国传教士夫妇的后代和私立燕京大学的校长的约翰·司徒雷登博士正在为他的学校在当时叫做北平的北京寻找一个新校址。他选择在城市的西北郊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买下了一片过去是朝廷官员的花园所在。这个地方正处于当初显赫一时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之间。到1926年的时候，他已经买下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皮并请了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一个与周遭环境和谐的新校园。这里所有的办公室和教室建筑都采用传统的宫廷风格并配有雕梁画栋。在主建筑群附近环绕着山坡和柳树之间有一个人工湖，它被很艺术地称做“未名湖”。在湖的中间有一个行人可以通过一个小拱桥抵达的岛屿。湖边的山上还有一座伟岸的十三层的塔。塔是仿照古代通州塔所建，并很高贵地命名为“博雅塔”。然而这个塔却是作为向整个校园提供自来水这样一个实用目的而设计的。这个美轮美奂的校园随处可见众多从附近破败了的圆明园“抢救”过来的文物点缀，更显示出一种皇家园林特有的气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合并，这个如画的校园最终成为中国最为骄傲的学校——北京大学——的所在地。这个被人习惯性地简称为“北大”的学校因为它的优越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系科而被私下里称之为“最高学府”。每年，她都吸引着全国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 　　1978年在那几百万“老”学生中脱颖而出进入北大的有一个33岁的胡平。胡平虽然出生在北京，他是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长大的。高中时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下乡到附近的云南省务农。后来，他辗转于当地的小工厂里做工。他那不受欢迎的家庭背景一直是他自我发展中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直到高考的恢复。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聪明和多年自学所得的知识是如此自信，他直接报考了研究生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并被录取为其哲学系的研究生。 　　与他多数新同学不同的是，胡平来到这所学校时怀有比读书更多的想法。北大在学术之外更以其频繁的政治活动或“学生运动”为著名，这些学生运动往往是年轻学生为争取自由和民主所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好几个大规模的大学生上街抗议当时政府的政策的学生运动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共产党上台以后把这些学生运动归功于他们的领导作用并盛赞学生运动是早期对共产党理念支持的表现。在官方的历史中，学生运动是爱国、进步和民主的。它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教条说，因为青年学生基本没有什么物质追求或私利，学生运动不可能错。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骄傲地宣布“学生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掀起了他自己的又一场学生运动。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学生运动都是由北大的学生们发起并领导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学生运动是“五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5月4日，北大的学生得到来自巴黎和会的消息。尽管中国在那场战争中具有战胜国地位，中国的领土利益却还是在合约中被牺牲给了日本。几千名愤怒的学生冲出他们当时在城里的旧校园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那是一场暴力的抗议，激进的学生们游行到政府官员的家里要求答复。在一个地方，他们殴打并重伤了一个大臣并焚烧了一间府邸。 　　抗议持续了一个月。当一些学生因为暴力行为被拘留时，北大的校长辞职抗议。罢课活动席卷全国。到6月初时，中国当时新起的工业界爆发大罢工支持学生。危机因此升级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地步。最后，政府不得不在压力下让步。他们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有着持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把其组织在那两年后的成立归功于该运动。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5月4日成为全国青年节。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接受着作为社会改革进步力量的学生运动传统的教育。五四运动的暴力性质或者被忽略或者被誉为革命精神的表现。赶潮流的北大也将5月4日定为校庆日，尽管该校是在运动的几十年前就建立了的。 　　有着这样的历史，胡平相信北大会是一个能够遇到更多像他自己一样思想独立而且比较自由化的人的地方。在年轻时遭受了各种歧视和迫害之后，胡平一直在寻找改变这个制度的关键所在。现在来到北大，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早在1975年，他就开始写作一部题为《论言论自由》的巨著。借用阿基米德关于杠杆的威力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移动地球”，胡平自信地写道言论自由就恰恰是那样的一个支点，通过它可以“移动”这个看起来巍然不动的体制。对于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多少参考资料的年轻人来说，胡平的巨著是对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一个惊人的系统分析，它从哲学、政治、心理以及实践的各个角度论证了言论自由的合理性。自然，他当时没有办法出版这本书。但在当前的改革浪潮中，他觉得他也许能在北京或北大找到一个途径。 　　他正好赶上了时候。就在当时波澜壮阔的政治变化中，一个积极的“民主墙”运动正在首都展开。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和邓小平还没有完全控制局面之前有一个暂时但巨大的权力真空。一些聚集在北京的年轻活动家抓住这个机会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闹市区的一堵墙上贴“大字报”来宣扬他们的理念。在公共场合贴大字报是一个很普通的宣传手段，也是个人在没有官方许可时发表言论的唯一途径。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被誉为工人阶级实践“大民主”的重要工具之一。但这一次，民主墙演化为一个谴责文化大革命、鼓吹政策和领导层改革的论坛。事实上，实用主义的邓小平正是这一群活动家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辩论和文章中很大部分是试图帮助邓小平击败残存的毛泽东分子而重新获取权力。 　　胡平很喜欢这个民主墙。他立刻投入进去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几个油印民刊之一的《沃土》的编辑。在那个杂志上胡平第一次出版了他的《论言论自由》。出版后却没有多少反应。他的同僚们那时正在忙于言论自由的实践，没有工夫顾及对这个问题的哲学讨论。 　　就在这些活动家们开始组织起来并有越来越多的文章系统论述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时，邓小平本人的耐心开始到头了。在完全获得权力之后，邓小平现在可以给这个未经授权的自由论坛盖上盖子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也是有严格的界限的，他推出了作为中国政治运作的最高教条的四项基本原则：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来说，这些原则规定了中国所有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不容挑战的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一点。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一个28岁的电工和当年的红卫兵，在民主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文章。文章论证了中国在官方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外最重要的现代化是其政治体制或民主的现代化。魏京生知道民主墙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很快又发表了一篇更具挑衅性的文章《民主还是新的独裁？》。该文章指名道姓地警告说在没有政治改革的环境中，邓小平正在蜕化为与毛泽东没有两样的新的独裁者。 　　魏京生当时虽然只是一个低级的电工，他却也不是同辈中典型的没怎么受过教育的青工。他是在高级官员的优越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很小的时候，他家曾经与毛泽东家是邻居。因此从小学到高中他接受了较好的教育，直到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那一切。与许多其他的高干子弟一样，他加入了狂热的红卫兵。但不久红卫兵组织就靠边站了，他们被送到乡下去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在那里，魏京生第一次亲眼看到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艰苦的生活条件，他因此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民主墙”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不再能自我约束。 　　那张大字报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魏京生很快就被逮捕了。六个月后，他被以“反革命”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15年徒刑。当其他一些活动家设法协助他的辩护过程并抗议这一案件时，他们也被抓了起来判了多年刑期。“民主墙”本身被拆毁了。除了在指定的地区，大字报也成为非法的宣传工具。 　　这场运动被镇压了，胡平回到家乡度过那个夏天。正是在四川省，他意识到1980年事实上是一个选举年。 　　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中国的选举制度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设计的。地方上的人民代表每三年由公民选举而成。这些代表再选出省级人大代表，他们再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实上，这些选举，如果真的举行的话，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过程。虽然法律允许任何公民自己宣布成为候选人，所有的选举都是以官方认可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只有事先批准的候选人。候选人们都应该很谦虚安静，竞选则被认为是个人突出的表现和“虚假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 　　然而，1980年的选举却不一样，这毕竟是一个改革和新思想的时代。 　　选举是在那年夏天从像四川那样的省份开始的。在一些当地的大学里，几个勇敢的学生自己站出来成为独立候选人并举行了小规模试探性的竞选活动。在邓小平改革浪潮中已经迷失方向的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新现象。当湖南省的一所大学里的官员试图压制那里的竞选活动时，成千的学生游行抗议。大部分地方则把竞选当作改革中的又一个“试验”来看待而容忍。作为官方正式报刊的《中国青年报》为上海的竞选活动做了一个正面的报道，也算是一个非正式的官方认可。 　　当那个秋天胡平从四川回到北京时，他发现原来“民主墙”的一些人已经在计划在预订在12月份举行选举的北京举行一场有组织的竞选活动。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是大学生，他们决定竞选主要在大学中举行。那里也应该会是最乐于接受他们的选民的所在。“民主墙”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陈子明成为领袖。北大理所当然地是主要的目标所在。在那个学校里，一个更年轻的王军涛将作为候选人领衔竞选活动，胡平被安排为他的军师。 　　在这些活动家里，王军涛是一个颇为奇怪的角色。他的父亲是一个将来会升到将军级别的忠诚的军官。他的童年是在一个优越而奢侈的安全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能够接触到许多不对公众公开的书籍。他对这个特权运用极致，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勤奋的读者。1976年4月5日，一场自发的纪念活动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以悼念刚刚去世的长期担任总理职务的周恩来并抗议当时的毛式统治。不到17岁的王军涛领着他的高中班参与了运动，他还贴出来自己写的两首诗。在紧随而来的镇压中，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邓小平重返政坛为该运动平反。一夜之间，王军涛又成了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的青年国家英雄。他的照片、诗词和事迹在报纸上到处传播。他被安排成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走上了可能成为未来领袖的途径。 　　但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王军涛放弃了那条可以飞黄腾达的道路而选择投入反抗性的“民主墙”运动。尽管他年龄很小资历很浅，他成为也是“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人物陈子明创办的、当时影响很大的民办杂志《北京之春》的副总编辑。王军涛旺盛的精力和运作能力使得《北京之春》成为当时民刊中印刷质量最高的杂志。该杂志的名字也成为“民主墙”运动本身的代号。然而，与同僚相比，《北京之春》其实是一个温和而谨慎的声音，它基本上支持邓小平的政策。不过，当魏京生被捕而许多人试图与魏京生的激进行为撇清关系时，《北京之春》加入了抗议这一案件的行列。魏京生被判刑以后，《北京之春》出版了它最后一期，其中包括一篇为魏京生辩护的檄文。该期还出版了魏京生本人撰写的一篇因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而神秘的秦城监狱的内幕报道。十年以后，陈子明、王军涛和1989年学生运动的许多领袖都将亲自进入秦城访问。 　　王军涛也是那时通过全国高考成为北大的本科生的幸运儿之一。他选择了技术物理系，他认为一个系统的科学训练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政治并有助于他自己的智力发展。和胡平一样，王军涛深知北大的独立思维和学生运动传统的价值所在。物理对他来说倒并不那么重要。 　　沿袭中国古典花园的设计传统，北大的校园是有几个区域组成的。在北边那著名的未名湖和博雅塔的四周是美轮美奂的教室楼和大图书馆。学生宿舍则是在校园的南端集中在一些五六层高的军营式的简单楼房里。每天早晨，学生们在他们的寝室里醒来就立即往北边走，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度过他们的一整天。他们通常只在很晚的夜里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他们毫无例外地在校园里的几个大食堂里就餐。饭菜的质量差强人意，但也没有多少抱怨。这些经过上山下乡的苦日子的学生关心的只是如何赶上学习的进度。 　　每天早晨和傍晚，不尽的人流，或者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穿过在教室和宿舍区之间的校园。在那里，有一个邮局、一个很小的商店和一个更小的书店。这一排建筑便是校园的中心所在。外面有几排固定的用来张贴学校告示并偶尔举办艺术展览的橱窗。学生们也经常贴他们自己的大字报，大多是失物启事或抱怨之类。这些未经允许的大字报总是很快就被管理人员清除。 　　这个小地块因为它的几何形状被所有与北大有关的人热忱地称之为“三角地”。这里不仅是所有人每天行程中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获取校园生活中的最新信息的所在。 　　1980年11月3日，在正式选举期的第一天，王军涛在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宣告自己参与竞选。北大的所有学生属于一个选区，有两个席位。王军涛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自发的候选人。同一天就有另两位学生自告奋勇，更多的人在随后几天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竞选活动就这样突然变得如火如荼。候选人们自己组织集会和问答会议，每次都能召集到好几百人。他们之间的辩论会更是使得大会堂人满为患。 　　三角地更是沸腾了。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和反对者们不断地贴大字报宣传各种理论和观点，大字报盖满了商店、食堂和其他所有能张贴的墙面。到处出现的民意测验和油印的竞选刊物更是推波助澜。学校官员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没有清除大字报，而是任其自我覆盖达到好几层之厚。 　　确实，胡平对这一竞选活动是如此的乐观，他在几天之内就决定离开王军涛的阵营而自己投入竞选。他觉得他们两个有足够的实力同时获得那两个席位。一共18个自发的候选人投入了这场竞选。其中还有几位在这种由男人主宰的政治场合中不多见的女生。一位女候选人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来中国人没有性别差异的形象提出了一个叫做“东方女性美”的有趣概念作为中国女青年的楷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有可能是这个既传统又是共产主义的国度中第一场女性主义的公开讨论。 　　胡平明白，这场竞选已经成为一个类似于“民主墙”的新思想论坛。它很显然地与那两个地区人大席位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家很少讨论身边的事务，当与学生生活有关的问题，诸如教育投资、食堂伙食、宿舍条件等等，被提出来时，都不会有多大的反应。相反的，所有的大字报、演讲和辩论都集中在中国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样的“大问题”上。为了反映出这一历史性运动的重要性，胡平的竞选宣言用了一句富于情感的话作为开篇：“我们这一代的声音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太久了。” 　　通过大字报和油印刊物，他又一次发表了他的《论言论自由》作为主要竞选文件。这一次该论文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一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可能性的辩论。法律系的一些学生推出了一个全国第一份的《出版法》草案，几千学生在上面签名支持。胡平的成熟、智慧和伶俐的口才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很快地成为候选人中的佼佼者，而且被看作为整个竞选活动的思想领袖和代表。 　　王军涛则选择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战略。这个当时21岁的三年级大学生对自己是否能选上并不那么关心，他把这场竞选更为看作公开他自己观点的平台。他自己的竞选宣言的开头句子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叛逆的精神：“中国人民目睹身历了十年政治专制的黑暗、腐败及残酷，又经历了四年曲折复杂的思考、批判和斗争，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选举权！” 　　这样的文字在当时足以令他坐牢，但对于王军涛那只是一个开头。几乎每一个星期，他选择一个专题做一个讲演并且以大字报形式发表一篇论文。这些涵盖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对人民共和国历史问题的看法、作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的角色和责任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他也参与那场“东方女性美”的辩论，公布了他自己择偶的倾向。 　　最后，就在投票的前一周，王军涛放出了他酝酿已久的炸弹：一篇题为《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的长篇激辩论文。他论证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用自己的理念改变了中国的“革命家”。这样对一个神圣形象的正面攻击在那时是闻所未闻的。虽然大多数学生至少对他的论断部分地赞同，许多人觉得他的行为不够成熟，而是在为争论而争论。大家普遍认为王军涛不顾胡平的反对而抛出的这颗炸弹令他丢失了不少珍贵的选票。 　　在那一个月期间，竞选的狂热和混乱充斥了整个校园。三角地不再是一个交通枢纽，而成了一个永久会场。每天，学生们顶着寒冷站在露天边看大字报边吃午饭。他们互相激烈地辩论。他们经常地在大字报上批上自己的评论。每天晚上，候选人的讲演和辩论会都能召集到几千人到场。连篇累牍的民意调查、谣言、人身攻击以及对各种阴谋行为的指控更是火上加油。人们也许会疑惑那时是否还有学生在正常上课。 　　当在一次调查中候选人被问及魏京生的反革命案件时，他们表现了不平常的独立性：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魏京生的15年徒刑“判重了”。包括王军涛在内的几个候选人认为那是一桩冤案，会在将来被平反。另一方面，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应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时，包括胡平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了“是”。王军涛在这个问题上稍作躲闪，他声称“领导”这个词含义不清。 　　第一轮投票是在12月3日相当有秩序而公正地举行的。获得票数的前三名，胡平、王军涛和张炜成为角逐两个地方人大席位的正式候选人。张炜是当时官方学生会的主席，比较倾向于“温和改革派”的态度。在这三人中，王军涛毫无疑问是最负争议性的。由他引发的关于毛泽东的辩论这时已经完全覆盖了整个竞选活动。尽管反弹强烈，5个前候选人还是勇敢地宣布在最后一轮中支持王军涛。 　　正式选举是在12月11日。百分之九十以上有选举资格的学生投了票。胡平获得了多数选票而顺利当选，王军涛和张炜所得选票均未过半数。在稍后的决定性投票中，王军涛领先张炜很多，但他还是以区区50票之差没有达到要求的半数。所以胡平成为北大学生选区唯一的人民代表。 　　热情的学生和观望中的官员都把这场选举看作是成功之举。在首都的其他地方，陈子明和他的妹妹陈子华在他们各自的学校轻松地赢得席位，另外几个“民主墙”的老战士也获选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名叫刘源的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父亲刘少奇曾经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但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刘少奇并残酷地让他在监狱中孤单且不为人所知地死去。刘源先身为王子而后又被万人唾骂的个人经历引发了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的激烈讨论。虽然刘源在竞选中一路领先，他最终因为未能获得半数选票而没能当选。 　　当然，这场独立思考精神的果敢表现也没有为胡平和王军涛赢得什么好处。当胡平获得硕士学位毕业时，他在两年内没有被安排工作，只能靠妻子微薄的工资度日。王军涛稍微好些，凭着技术物理的学士学位并可能受惠于他的家庭背景，他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军事研究所。胡平对他自己承担了竞选运动的后果这一点极为自豪。他认为那场运动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清洗。他后来常常说，群众性的抗议运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其领袖们应该愿意承担起责任，这样跟随的大众才可以避免受到惩罚。 　　然而，1980年的那场竞选看起来并没有起到其参加者所希冀和预测的长远效应。大学校园以外的人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校园内低年级的真正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们虽然对这些新思想深为叹服，他们并不具备同样的社会忧思。当下一个选举周期在1983年到达时，胡平们和王军涛们都已经离开了校园，北大再没有什么波澜。选票上只有官方认可的候选人，他们也平平静静地被选上了，没有任何竞选的必要。1980年的狂热随着历史消失了，它只成为一个高年级学生在新生面前吹牛时会津津乐道的一个远古童话。 　　对那些老学生们来说，新的一代实在过于幸运，他们因为邓小平改革的局部成就而欢欣鼓舞，不可能再去挑战权威。但历史会很快对此作出反证。 　　【魏京生，从他多年来的表现看，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人，尤其对“六四屠城内幕”和“坦克人”的说法。其生平简历以下供参考： 　　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 　　（随后）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么宽阔的司令员。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最后何去何从没说）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魏京生生平回忆》 　　一九五七年：魏京生的父亲被打为右派开除出人民解放军，全家被迫离开居住所在，魏京生也被迫离开当时就学的小学。一九六九年：加入人民解放军，曾任班长，在西北地区服役。——《魏京生的生平简历—法新社等报道》 　　魏京生（1950年5月20日－），中国北京人，祖籍安徽金寨，其父魏梓林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后成为工人家庭。魏京生小学就读于北京育鹏小学，中学就读于人民大学附中[1]。1966年文革爆发，魏京生参加了人大附中的红卫兵，并到各地串联。后被父母送往老家安徽金寨务农。1969年参军，1973年服役完毕后回到北京，被分派到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维基百科》 　　另据报道： 　　魏京生刚到美国时，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劝告他补习知识学习英文，魏京生认为是在“羞辱”他。 　　魏京生称柴玲、傅申奇、王军涛、谢万军、王丹、鲍戈、王炳章、王希哲等为“疯狗”，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工。魏京生曾数次被民运人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 　　1999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十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大喊：“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 　　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么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曾为魏京生提供条件写作的加州大学大伯克利分校，和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保健的哥伦比亚大学，均在之后不久要求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