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每年发生数不尽的人祸，共匪政权犯下滔天大罪，早已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整部国家机器得以运转，共匪首脑和上层官僚决策者是关键所在，体制内中基层官僚、公务员和9000万党员也是运转的重要部件，缺一不可。
中基层工作人员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大多犯下的是平庸之恶，他们为了维护体制和共匪的统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保住饭碗，失去了良心，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做了许多恶事，当他们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是帮他人，也在救自己。但是，能够把枪口抬高一寸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有些中基层工作者会变本加厉，如疫情三年期间，不少社区、村庄、城镇会层层加码，以此向中央表忠心，博取习猪头的欢心，制造了许多惨剧。阿伦汉娜几十年前指出，为了执行命令所作的恶，称为平庸之恶。
整个体制从高官到村书记，从医院到学校，从国企到基层单位都腐败僵硬。不可否认，体制内有人想政改，温家宝似乎想要政改，可整个家族确是巨贪，言行举止不一，我更倾向于这是共匪渴望长久统治的策略，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李克强更是从来没有指出体制的问题，目前为止，敢明确的提出政改的体制内人员屈指可数。
这个邪恶的体制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不仅体制内存在平庸之恶，体制外也存在平庸之恶。整个社会都在共同犯罪，共匪政府和制定政策者是主谋，体制内犯罪者是从犯，体制外参与迫害的人也应该忏悔。那么，共匪建立的体制是如何裹挟体制外的人员产生平庸之恶的呢?
体制外存在平庸之恶:
体制外的人，一部分人是为了维护共匪的政权，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利益，都在贯彻和执行共匪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导致犯罪，产生平庸之恶。这些平庸之恶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一定违背中国的法律，就像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为了拥护纳粹政权，或为了生存，必须遵守希特勒的命令和纳粹的政策，在德国不一定构成犯罪，却损害无数个个体的生命、人权、利益。
网络监控系统:
互联网公司，像字节跳、新浪、腾讯这些公司，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潜移默化地给网民洗脑，删文、屏蔽、过滤敏感词语、封号是互联网审核人员的日常工作。网络警察可以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后台查询所有人的私人信息，监控每个人的网络言论。我认识一个网络警察，农村出生，985大学毕业，考公考进了公安做警察，工作内容就是盯着一台台机器审核网络言论和互联网公司反映的情况，每个县城的公安系统都存在这样的岗位，由于工作量大，需要互联网公司配合。互联网公司的审核部门和审核员为了完成公司布置的任务，要主动配合这些网络警察，还会主动上报敏感信息和异议人士。
大学生失业率高，竞争激烈，网络审核员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已经不容易，寒窗苦读十几年，终于获得一份世界五百强公司的工作，父母也不用担心了，因此加倍地努力地审核，不放过一个境外分子。
互联网公司要严防死守，除了应用大数据审计系统和加强网络审核人员管理，还需要大量无知网民的举报、投诉，因此，几乎所有评论区都设置举报投诉的功能，方便网民的举报投诉，小学生只要会认字都可以完成这件事。
互联网公司老板或董事会要想做大做强公司，也不可能不受共匪控制，但互联网公司把所有权力交出来，已经变成封杀真相、抓捕异见人士、科技极权统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安保系统:
三年疫情人祸期间，如果只有全国的警察、城管和中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执行战时管制措施，是不可能维持三年的，还需要全国各地的保安系统包括社区、私人大楼、私人小区、商场、门店、学校和任何路口的门卫保安的工作支持，以及所有志愿者的努力参与。
层层加码和层层封锁的一刀切模式是这三年来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任何人要想走出封禁的路口，门卫、保安都会要求你扫健康码和行程码，出示七天或十四天核酸阴性证明，如果不符合要求，门卫保安还需要向上级请示，上级再向上级的上级请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将会被开除，失去工作。因此，许多路口堆满了障碍物，导致许多惨剧的发生:有基础病的病人因买不到药突发身亡、孕妇难产致死、救护车不能进入小区……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大火，因共匪的封控政策，消防车无法靠近火灾现场，而且整栋大楼里房门紧锁，居民不能及时撤离，活活烧死。是谁锁住了居民的逃生通道？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小区管理者有罪，负有次要责任，主要责任由共匪政权承担。
官商勾结强迫接种有害疫苗:
疫苗公司（国企私企皆有）推出的新冠疫苗研发时间太短、缺少三期人体临床实验数据、副作用不明，我称这样的疫苗为有害的疫苗。不良的商人从共匪政府制定毫无人性的疫苗政策和措施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如果这些疫苗公司不做新冠疫苗，其他公司也会顺势而为，与共匪合作发国难财，他们可舍不得巨额财富。
为了强迫所有人打疫苗，除了体制这部吃人不吐骨头的机器开动以外，还有专家鼓吹疫苗，掩盖副作用；不少名人、明星纷纷给疫苗站台，虚假宣传，以此谋利；几乎所有私人公司和私人工厂都要求员工必须打疫苗，威胁不打疫苗就离职走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一样作为共匪的洗脑系统，也要完成疫苗指标，强迫所有学生打疫苗，否则不准上学，当学生产生后遗症时，也不尽责为学生争取赔偿，学校的任务是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韭菜和工具人。
许多人打了疫苗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患上白血病或其他疾病，病人得不到疫苗公司的赔偿，等来的是推卸责任，不承认副作用，不承认疾病报告的鉴定。在政府的站台撑腰下，疫苗公司从不做出道歉，也不给病人提供赔偿，更没有警察立案，没有法院做出任何惩罚。但他们在推广疫苗的时候并未向公众告知这种疫苗的实际效果，不通报缺少三期人体临床实验，也不告知存在副作用，只一味强调安全，无毒副作用。
烂尾楼式割韭菜:
上层人士擅长官商勾结割韭菜，进行各种暗箱操作，政府、银行、房地产公司互相联合，互相利用，监管变成了权钱交易，为房地产公司拿钱跑路留下了巨大的漏洞，购房者得到的是烂尾房，为了如期还贷，过上了牛马般劳作的后半生。一连几个月停止还贷，银行将会停掉购房者的银行卡，拍卖其所有的房产，列入征信黑名单，购房者出行受限，还背上巨债，许多人承受不住选择自杀，家破人亡。在这个环节上，银行（包括所有私立银行）不敢惹政府，不敢提议政府建立更严厉的监管系统，只敢把黑手伸向更弱者，各种逼迫还债的手段花样百出。
烂尾楼是政府、房地产商、银行把所有风险和损失转移到购房者身上，把未及时还贷的购房者拉入黑名单。诸如此类的割韭菜，还有股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建立信用系统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繁荣、建立诚信守法、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乃至人与人之间可以友好相处，但是在一个体制腐败、毫无人权的社会里，共匪建立地信用系统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迫害平民百姓的工具。
监视海外华人的系统:
海外华人数量庞大，据统计已经达到六千多万，不少人已经被共匪收买，或渗透，或与共匪合作生意，剩下的反共华人占比很低，还经常遭到共匪狗腿子的跨国镇压，国内亲属遭喝茶恐吓。
共匪建立各种海外警察站，人权组织统计已经超过一百多个海外警察站，各地商会、华助中心、留学生团体和其他海外组织堕落成共匪的海外警察站，协会会长变成共匪的代理人，许多华人成为共匪的眼线、间谍，他们既不在体制内，也不是党员，他们是为了金钱利益投靠中共的。“爱国华人”常常以爱国和救助的名义，去骚扰、威胁、控制华人，恐吓、监视海外民运人士，跨国抓捕异议人士。
我曾经接触一些爱国华人，如果你说欧美有人权，有自由，在国内生活很苦，他们会指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错，和大环境没有关系，和共匪没有关系，摧残你的自信心和尊严。每次我遇到这样华人，我就赶紧跑，饭也不吃了，溜之大吉。
共匪如此邪恶，海外华人不怕威胁能够反共的仅有少部分，何况是被防火墙隔绝于全世界的大陆人呢？那些拥护共匪的华人，以为受害的只是大陆和港澳的人，我敢说按照目前这种情形下去，所有海外华人也跟着遭殃，所在国可能排华，共匪更加有恃无恐，跨国抓捕将会家常便饭，别以为抓的只是异议人士，不，所有华人都会成为抓捕的对象。如果共匪放过那个人，那个人将会感激涕零，所在国都排华了，只有共匪对我最好，那么共匪的目的达到了，继而侵占全球。
种族迫害系统:
集中营、奴役劳工是共匪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的手段，一个严密监视和迫害所有维吾尔族人的系统，已经在大陆其他地方实施。体制激发了人们的平庸之恶，还有的行为达不到平庸之恶，却也是在犯错的路上。
当一个维吾尔族人在大陆任何地方旅行需要住宿时，所有酒店、民宿、旅馆必须在公安系统及时上报他们的身份信息、电话号码，还要马上打电话给所在地派出所通报今天有维吾尔族人入住（汉族人没有这个待遇），如果忘记做这一切，这些酒店、民宿、旅馆将会遭到罚款和整改，如果不能贯彻这些措施，必须关门歇业。如今监控密布的情况下，没有维吾尔族人能在大陆逃离共匪监视。
这些酒店老板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还情有可原。那些招工却主动不招维吾尔族人的老板，则是充满了种族偏见。
由于共匪长期妖魔化维吾尔族人，不招维吾尔族人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公司和工厂招工的潜规则，有的白纸黑字的写在招工信息里（以前我还见过不招彝族人），种族歧视很严重，涉嫌共同压榨维吾尔族人，其他工人也不会为他们挺身而出。文明国家因种族歧视导致的罢工比比皆是，但在中国大陆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尚且艰难，何况反对种族歧视的罢工？在大陆招工信息中，还有年龄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等等。
我举的例子如沧海一粟，目前形势变得越来越恶劣，许许多多的党组织进军各行业、公司和工厂，并且管控其思想和指导其方向，体制外的平庸之恶将会更加严重。所有人都被共匪建立的这个邪恶的体制裹挟进去，大部分人都存在维护体制和政策的平庸之恶。另一方面，平庸之恶需要划定范围，不能扩大范围，生在此国，不能连生存都有错，这样会变成种族歧视；如果缩小范围，只有共匪和上层官僚做恶事，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体制外的平庸之恶尚未达到体制内部平庸之恶的普遍性，却也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我们需要正视这种现象。
平庸之恶属于人性之恶的一种，所以共匪的统治也在激发每个人的人性恶，底层互害的事情经常发生，如外卖小哥和小区保安打架致死、司机开车在马路上撞死多人，这些不是为了维护共匪体制和执行政策，却也是为了生存，都属于社会互害。
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经常忏悔，也在努力反抗中。我希望我能慈悲、宽容地对待他人，但对待作恶，我不能退缩，也不会退缩，我没有理由放过邪恶，哪怕这个罪是由我自己犯下的，我要忏悔，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最后一点，我不认可制度决定论，也不认可文化决定论，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由制度、人性、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而制度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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