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梧桐新发售再版图书《勤政的亡国君》被习共紧急下架。原因想必大家都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崇祯往事》的再版，而作者在今年三月份去世，发行商为了让这本书能够提高销量，选择了改名并直击核心。而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出版商是没有那个勇气，也没有政治常识去用这本书影射什么。结果上看，以习共现行的运行规则，下架一定是必然发生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习近平和崇祯能够类比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来看看。
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二子，长子朱由校是前任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于泰昌元年（1620年），16岁幼年登基。
朱由校之所以幼年登基，与明朝的衰败和混乱有较大关系。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东北统一女真诸部，正式建立了后金，明朝至此事实上丢失对东北的管辖权，三年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拉开明清战争序幕。
万历四十六年，四十年不上朝的懒皇帝朱翊钧病逝，长子朱常洛即位。在万历时期，偏爱第三子朱常洵的万历一直希望立他为太子，然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党有党章党规。
习近平倒是可以乱搞操控党，但当年的万历没有这个本事，血统论执念者东林党用五十年时间压制了阉党，逼迫万历最终还是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洵被立为福王。
结果，这一党争给后来阉党搞红丸案埋下了伏笔，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东林党废了半个世纪保下来的太子朱常洛，即位仅仅一个月，就被阉党搞的红丸案直接送上了西天。阉党甚至到后宫去抓太子朱由校，不过没有成功。
16岁的朱由校刚刚即位改元，明朝便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内有阉党魏忠贤把持朝廷，外在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农民起义和关外后金的压制下，明朝已经朝不保夕。
也就是在明末农民大规模起义的当年，意外落水的朱由校病重，很快不治身亡。
但朱由校没有任何子嗣，只有同为平辈的亲弟弟，信王朱由检。根据明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规则，朱由检是光宗一脉唯一的继承人。1627年，朱由检正式即位皇帝，也是大明王朝作为中央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任皇帝，年号崇祯。
——————
崇祯是如何“勤政”的？
天启年间，明朝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基本上把持了朝廷，这和朱由校年幼有一定关系。但是只要皇帝一死，便没了实权。崇祯在上台之初，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清算前朝余孽，崔文升和李可灼很快被捕下狱，算是报了害死爹的一箭之仇，自知难逃凌迟处死的魏忠贤赶在崇祯下旨抓捕之前，自缢身亡。
看起来，崇祯似乎比较勤政？毕竟消灭了明朝最大的腐败集团?
格局小了，用今天的话说，习近平反腐是为了治理贪腐吗？而在当年也一样，崇祯搞掉的魏忠贤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明朝的腐败之根可不是魏忠贤，而崇祯本人也是为了寻获魏忠贤手里的权力，才借口搞掉的。
魏忠贤死了，崇祯朝冒出来了其他太监，虽然名字不叫魏忠贤，做的事和魏忠贤没有两样。后来崇祯上吊，一直哭喊没钱的太监曹化淳被大顺军俘获，从家里抄出来的银两，够明朝至少两个月的军饷。
在内忧外患之下，明朝的“剿匪方针”
对待关外日益强大的后金，关内农民暴动的震雷，明朝采取对农民军“剿抚并用”，即先以安抚为主，不追究责任平息事态，发给粮食，避免暴乱。但随着后期朝廷的开支异常吃紧，没能获得足够粮食的农民经常再度起义，朱由检执政下的明朝，非但不以此执行彻底体制改革，反而加大镇压，实行“先剿后抚”方针。
在作战前期，靠着袁崇焕、卢象升等一干愿意为朝廷力挽狂澜的干将，明朝在1627-30年代度过了暂时灭国的危机，和后金（1637年，皇太极即位后改国号为清）处于时打时谈地步，间接抽出了精力用来清剿内部的农民军。
1636年，第一代最大的闯王农民军首领，高迎祥被明军击溃，被俘身亡。
情况似乎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这一切只是表象。
崇祯个性生疑，对下猜忌，虽天天勤政上朝，批阅奏章，凡是都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当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又喜欢推卸责任，甩锅部下。赢了自己是大功一件，输了要拿你是问。
1630年，仅仅因为努尔哈赤下的一个离间计，崇祯便冤杀了功臣袁崇焕。
1637年，随着松锦战役以明朝的全面失败告终，督师洪承畴投降清朝，关外形势瞬间剧变，明朝的在山海关外的据点仅剩下了吴三桂防守的宁远。
在此期间，崇祯已经萌发了给清廷议和，抽出精力将农民军彻底扑灭的念头。
然而，不愿承担有投降嫌疑，好面子的崇祯始终不肯将期待写成圣旨下达，而指望群臣出一个愿意背锅的投降派来帮助它“借坡下驴”。这就让明朝能够战略收缩的目的始终无法达。此消彼长之下，明朝错过了在击毙高迎祥后趁胜追击，扑灭已经被打进山沟成为流寇的农民军的绝好机会。一年之后，新一代闯王在山西重振旗鼓，死灰复燃，也是新一代闯王，四年之后，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相信各位都猜到了，他就是李自成。
1641年，李自成攻占了洛阳，福王朱常洵被俘杀，福王府被抄家，农民军获得了大量的辎重和武器，装备和士气大大改善。消息传到朝廷，朱由检震惊。
从这一刻起，明朝亡国已经无法避免，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唯一对朱还有意义的决定，就是借南宋前车之鉴，南迁留都南京，换个地方继续玩。
不过，崇祯忘了，群臣已经没有人愿意玩儿了，不论是朱家的天下，还是李家的天下，对他们来说是换身制服，官照当，钱照贪，乐照享。
面对群臣集体躺平的态势，朱由检大骂“群臣皆亡国之臣”，是为“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明朝版本。
对皇上来说，南迁也许只是一句话的事，但死要面子的崇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期待有人愿意出面帮他担责。
1643年，李自成攻克山东全景，并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次年，大顺军势如破竹，缺法粮饷的明朝官员纷纷投降，1644年3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朱由检插翅难逃。
北京沦陷前夕，朱由检指望有人前来担责的建议终于被提出了。但这个建议是半“借坡下驴”——圣上留守北京，太子南迁。
从后来的历史上看，朱由检如果有点骨气，或者至少还有延续大明王朝的想法，这或许是最后的时机，但贪生怕死的他就连这最后要保太子的做法也没有勇气踏出。
最终，北京沦陷，崇祯帝上煤山自缢身亡（据说挂的是歪脖子树），死前正式写下纸条：朕非亡国之君，群臣皆亡国之臣。
责任都在你们，我是好的。
结果，太子朱慈烺也被大顺军俘获，而后下落不明。如果太子跑到南京，比起后来南京成立的弘光朝廷，也就是福王朱由松（朱常洵之子，第二代福王），凝聚力必定要高得多，江北四镇效忠朝廷的可能性也大得多，而不必为了接班人的血统问题打得头破血流，错失了明朝能够仿南宋再存活的机会。
明朝覆灭后的后续——党争继续延续
1644年明北京政权覆亡，李自成统治北方，曾一度有一线统一天下的希望，然而大顺军只会革命，不会治国，建国之后不仅延续前明的贪腐，更在关外战略上判断失误，使原本计划投降大顺的吴三桂投降了清朝，趁乱放清朝入关，清朝入关后，借八旗强大的凝聚力很快将立足未稳的大顺军赶出了北方，重新陷入流动作战。1645年，李自成在湖南九宫山遭当地平民趁乱击杀，不明不白结束了一生。失去统领的大顺军分散成数股，一部分投降清朝，一部分联合南明政府继续抗清，但始终受到南明朝廷的压榨。
看出南明是草包的清廷随即就在第二年南下，号称拥兵百万的江北四镇，除了史可法率军在扬州坚持了不到一天的抵抗，其他不是逃窜就是投降。刘泽清率部投降数量是23万，这个数字超过了清廷三路分兵南下的总和。由此可见明朝还能有什么凝聚力？
虽然1646年成立的桂王政权（朱由榔）一度借助颇为强悍的大西军余部恢复了南方部分省市的控制权，击毙清定南王、亲王，一度要与清朝划江而治的态势，然而崇祯时期的党争和内斗一直延续到只剩半条命的南明仍然死不悔改，得以让清朝利用内部斗争分化瓦解。希望自立为王的孙可望，和效忠朝廷的李定国，因存在矛盾，无法做到一致抗清，错失了最后的翻盘机会。
1657年，投降清朝的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暴露了西南南明政权的全部防务工作，次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明朝最后的势力范围——贵州、广西、湖南和云南沦陷，即使跑到缅甸的朱由榔也没能在那里度过残生，最后被缅甸当局上交给吴三桂。被处死在云南。
此后，滇西抗清的李定国病逝，余部全部投降，1664年，大陆最后的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被清朝摧毁。
1683年，最后一个逢永历旗号的郑氏政权，郑克爽率台湾全岛投降清朝。留在明朝最后的亲王——辽景王朱术桂，不愿投降，跳河自杀。至此，明朝算是正式画上了句号。
其实扯远了，好吧，王国师承认自己有点闲才了解了那么多历史，不过我相信大家能从中看出崇祯和习近平的相似之处，但考虑到时代变化，鄙人并不大认为崇祯的下场就是习近平的未来。
习近平的未来，可能更像是万历或者天启。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