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出现14例接种甲流疫苗不良反应

1976年豬流感疫苗事件 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同樣的決定，但是，我們希望不二過。 撰文╱王道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事過境遷，人人都是諸葛亮。不過，事在人為，事後諸葛亮還是有機會表演教人驚豔的本事，甚至垂範後世。1976年豬流感疫苗事件就是個例子。它不但是美國公衛學的重要教材，還是對決策過程有興趣的人都必須研究的案例。 1976年1月6日星期二，18歲的大衛．路易士進入美國新澤西州迪克斯堡報到，接受陸軍新兵訓練。 2月4日星期三，大衛出現明顯的流感症狀（發燒、流鼻水、全身痠痛）而臥床休息。傍晚，他強迫自己起床，參加連行軍訓練。可是他中途倒下，送進基地醫院後，幾個小時就死了。 當時，迪克斯堡負責醫務的上校醫官正在為新兵的流感問題操心，因為已經有300多個新兵病倒了。他將19份喉嚨檢體送交新澤西州衛生部，請求化驗；大部份都是A型流感，檢驗不出名堂的，就送交美國疾病防制中心（CDC）。後來大衛的檢體也送到了CDC。 2月12日星期四，CDC發現四份檢體中出現豬流感病毒抗原，大衛的是其中之一。大衛感染的是豬流感！令防疫人員極為緊張，理由有二：第一、學界相信1918年大流感是豬流感，那次大流感與一般流感不同，孩子與青壯年遭劫的比例極高；當年美國至少有50萬人喪生，以人口比例來說，1976年要是發生同樣的大流感，死亡人數將達到100萬；第二、同一個軍事營區中出現了四個病例，表示那是人對人的傳染。 CDC的專家立即擔心大衛的命運只是大流感來襲的警告。正巧第二天（2月13日星期五）《紐約時報》刊出了一封讀者投書，執筆人是知名的流感病毒專家基爾波恩。他指出自1940年代起，每隔11年就會發生一場世界性的大流感疫情，最近一次發生在1968年，因此下一次就是1979年。他呼籲當局預做準備。 2月14日星期六，CDC主管山瑟召集專家會議，達成的共識是：還需要更多證據，目前不宜下結論。2月19日星期四，山瑟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迪克斯堡裡發生了豬流感疫情。他小心措辭，沒有提1918年大流感。但是記者不放過他，直接追問迪克斯堡豬流感與1918年大流感的關係。當晚，兩個全國電視網都報導了這個消息，都提到1918年大流感。第二天，這則新聞還上了《紐約時報》頭版。 3月10日，CDC的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集會，山瑟擔任主席，基爾波恩醫師也參加了。這一年的流感季節即將結束，他們要為下一個流感季節預做準備。若要為豬流感未雨綢繆，時間並不多，新的疫苗還需要通過人體實驗呢！ 開會那天，出席ACIP的人面臨的情況是這樣的：迪克斯堡內，有一名年輕人死了，喉嚨檢體中有豬流感病毒，有13名豬流感病人，還有500名體內已有豬流感抗體的新兵。其他地方沒有發現豬流感病毒。 他們該做什麼決定？基爾波恩認為必須立即採取積極行動，就是訂購對抗豬流感病毒的疫苗。即使不同意這樣做的人，也為手上只有少量明確資訊而感到沮喪。CDC是個預防醫學機構，誰能以科學論證大衛感染的豬流感不會潛伏一時，秋天再爆發？萬一這種豬流感像「1918年大流感」怎麼辦？只要有這個可能，就得採取行動，不然，CDC是幹什麼的？ CDC的確陷入了兩難的境地。要是CDC發出假警報，耗費大錢虛驚一場，無異砸自己招牌。可是，萬一大流感真的來襲，事前CDC毫無預警，結果就不是CDC的招牌扛得下的。山瑟會後呈給上級的政策備忘錄，建議針對「萬一」的情況採取行動，進行全民預防注射。他的理由是，疫苗需要兩個星期才能產生效力，而感染了流感病毒，幾天就會發病。一旦流感爆發，就等不及動員全民注射疫苗了。 1976年10月1日，美國公衛單位開始為全民注射豬流感疫苗。事實上，直到疫苗開打，CDC掌握的事實仍然不出3月初所知道的範圍。美國國會為這個計畫撥付的金額是1億3500萬美元。另外，國會還通過法案，由聯邦政府承擔疫苗風險。 全民注射疫苗的方案，的確潛藏了不測的風險。美國人口超過兩億，每一分鐘都有人過世，注射了疫苗的人要是在短時間內過世了，如何確定那不是疫苗的副作用？頭10天，100萬人接受了注射。10月11日，賓州匹茲堡有三人在同一診所注射，不久就死了。他們都年過70，有心臟病史。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地方報紙上發現了這則消息，向全國發佈。12日，負責驗屍的醫師接受電視訪問，指控疫苗可能有問題。當地衛生單位立即宣佈暫停注射疫苗，九個州跟進。 接著就是媒體鬨傳每日「疫情」（因疫苗致死的人數統計），以及各種關於疫苗安全的質疑，逼得正在競選的福特總統偕同夫人當著電視注射疫苗。 一直沒有現身的，反而是豬流感。世界各地都沒有。 11月初，福特總統敗給卡特，月中，新的問題出現了，一位醫師報告疫苗會引起一種叫做「居楊-巴賀症候群」的怪病。病人先是四肢抖動、無力，然後控制呼吸與吞嚥的神經也受影響，原因不明，美國每年有四、五千人得這種病。消息傳出後，病例越來越多，直到CDC也承認疫苗脫不了干係（雖然致病風險低於 10萬分之1，致死風險200萬分之1）。 12月16日下午，公共衛生服務署（PHS）宣佈暫停注射疫苗。這時注射過疫苗的人數，已超過4000萬。12月21日，《紐約時報》刊出一篇署名評論，以「慘敗」為整個事件定調。 預定出任卡特政府健康、教育暨福利部（HEW）的卡里發諾沒空看電視，《紐約時報》倒是必讀。因此他上任時，對豬流感疫苗事件心中已有定見。 1977年2月7日，卡里發諾在電視上當眾開除了山瑟。他說山瑟已在CDC服務了16年，主任就做了10年；他想找年輕的人接棒，讓CDC重新出發。這個舉動為山瑟招來了同情，許多人認為卡里發諾只想證明自己不過是個政客而已。 但是卡里發諾隨後又做了一件事，只有政治家才會做。他邀請兩位哈佛大學教授調查豬流感疫苗計畫始末，寫一份報告，為他「上一課」，好讓他學著點兒。萬一未來遇見同樣的問題，才會做得更好。他說： 我是律師，也擔任過國防部長麥納馬拉的特別助理，我面臨的情況，往往涉及我不清楚或根本不懂的事件或題材，它們都經緯萬端，極為複雜。但是，豬流感疫苗事件教我驚訝，令我困惑，因為我甚至不知該問什麼問題，才能做出明智的決定。……要是有人對該計畫做個詳細研究，凡是必須針對敏感的健康問題做決策的人，都可能受益良多。無論豬流感疫苗事件能教我們什麼，我們千萬得學會。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紐斯塔特與公衛教授法恩伯格花了一年時間，完成報告。他們認為，豬流感疫苗決策者的最大失誤，在過於擔心「萬一」的後果，而沒有確切評估「萬一成真」的可能性。卡里發諾讀了之後，公開承認當年要是他負責決策，也會做成同樣的決定。他還將這份報告以政府出版品的形式出版。 1981年，這份報告經過增訂後，由民間出版，書名是《從未出現的流行傳染病：豬流感疫苗決策始末》。作者為這一版寫的序，結語是這樣的： 我們發現，中央政府的官員與顧問中，沒有人是壞蛋；我們認為，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同樣的決定，包括我們在內。但是，我們希望不二過。

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