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
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专门提到：“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紧接着，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不久后，包括郑作新在内的很多鸟类学者通过野外研究，证实了在麻雀的食谱中，人工种植的谷物仅占不到50%的比重，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发表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这是绝无前例的研究。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综合生物学界的意见，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4月19日，这一包含修正后“除四害”的《农业发展纲》四十条，正式提请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公布。从“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粮食损失而轰麻雀”到“全面权衡利弊、宁可遭受粮食损失也要容忍麻雀” ，最后还是肯定了麻雀的作用，改变了“轰麻雀”的做法。
文化大革命中，因朱洗当年首先提出以史为鉴，吸取外国灭麻雀的教训，被认为是将伟大领袖毛泽东号召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下令扑灭麻雀相类比，是公开反对毛泽东，其墓被毁灭，墓碑被砸毁，曝尸惩罚。直到1978年11月26日，朱洗才获重新安葬，并按照原墓志勒碑。其他几位反对毛泽东消灭麻雀主张的科学家，也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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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都同仇敌忾的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总不好意思拉着脸来说一句“我的存款取不出来了” “我的房子烂尾了”之类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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