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死亡率让毛泽东下决心解散大食堂

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 -------------------- 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作者：阎长贵 毛远新读大学怎么去的“哈军工” 毛远新的中学是在北京１０１中学读的。１９６０年暑假毕业时，毛远新被学校保送“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回家后，他告诉伯伯毛主席，毛主席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毛远新毅然决然地回答：“那我考！”主席说：“你考什么学校？”毛远新说：“考最难考的。”毛主席说：“那就是北大、清华。”结果在统考中，毛远新考取了清华，并到清华读书。 后来，有个高干子弟跟他说：“远新，你还是应该去哈军工。”毛远新有些心动。回家跟毛主席说：“伯伯，我还是想去哈军工！”毛主席笑着说：“那就看陈赓接收不接收你了。”当时，陈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当动员毛远新“还是应该去哈军工”的那位高干子弟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赓院长时，陈赓立刻打电话给毛远新，说：“热烈欢迎你来哈军工！”就这样，毛远新从清华转到了哈军工，成为哈军工的一名高材生。 ?韌耖?~b ?r鲔宊:"? 毛主席让毛远新找吴法宪安排工作 １９６５年暑假，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了。谈到工作问题，毛主席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法宪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远新回来跟毛主席说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其实，一个团部参谋也算不上什么官。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毛远新又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听了毛主席的意见，非常感动和感慨，说：“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真严格！”这样，吴法宪一下子就把毛远新安排到云南边防的一个炮兵营去了，他实打实地当了一名操炮手。 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过三次联络员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１９７５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总理的联络员。１９６６年９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１０１中学毕业的，但离开６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１９６７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主席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从《红旗》杂志图书室和中宣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１９６７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第二次，是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１９６７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相处甚洽，很谈得来。不一会儿，江青从外边回来了，她到我办公室，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听她这样夸毛远新，我感到很别扭。就在几天前，她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孙也没再说什么。毛主席为什么把毛远新留下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远新和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很熟，因此让他帮助做两派联合的工作。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联络员。 第三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远新１９７５年做毛主席的联络员。这确实是毛远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联络员。其作为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补充一点，他是怎样做了这次联络员的。２００１年，毛远新到我家作客时，他告诉我，１９７５年９月至１０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２０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意志为意志，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主席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１９７５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１９７５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说他进监狱是“三进宫” 毛远新说的所谓“三进宫”，是指当局两次准备想让他从监狱里出来，都没成功，以致他继续留在监狱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关在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１９８２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接着说，材料在监狱怎么写啊？那人说：“好，给你找个地方。”毛远新住到了秦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满意，说他“顽固不化”。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１９８６年经过审判，毛远新被判刑１７年。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远新告诉我，按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在这时候，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毛主席写的那些批示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写的东西，那是文献，都要存档的；二是在毛主席书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给他的，希望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个可写报告。毛远新比划着跟我说，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书房的一个地方放着同样版本的两套《二十四史》，那套旧的，是毛主席看过的，上面有他的批注；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毛远新这套《二十四史》？毛远新解释说，在我当联络员期间，我拿毛主席看过的《二十四史》看，有时毛主席也要看，这就发生冲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孩子，这样吧，我给你搞一套同样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注抄在上面，这样我们都可以读了，并且还可以讨论。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况。“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我的时候，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我继续被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丹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１９８９年３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那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公安部的人说，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马接上去说：“我不相信你们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几张去南昌的票！”就这样，第二天，我总算走出了呆了１０多年的秦城监狱！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4/08/19446_2453776.html [ 本帖最后由 雲山霧罩 于 2009-5-1 13:51 编辑 ]

“走后门”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是变相不按照原则和规定办事的同义词。今天我们从一些史实中看一看毛泽东从一个建国初期带头避免走后门到文革中领头走后门的经历，于此也可以看到文革之于中国的很多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党在建国后十分注意自身形象和自我约束，一反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恶现象，对于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亲属工作安排做过严格和明确的规定。而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也曾经带头遵守奉行。我们都知道烈士柳直荀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和战友，他后来在湘鄂西肃反中被错杀，他的妻子李淑一同时也是杨开慧的密友，和毛泽东本人的关系不错，毛泽东诗词中专门有“答李淑一”一篇。李淑一曾经托人找过毛泽东，请毛泽东给她安排工作在中央文史馆，毛泽东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托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封1954年3月2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的信： 家英同志： 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荐她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日【注1】 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曾经推荐过几位人士去中央文史馆工作，但是，因为那里的资格审查很严，所以，即便是开国领袖的面子也一样可以不买帐。所以，毛泽东只好动用他自己的稿费来援助李淑一了。字里行间也表达出毛泽东在自觉遵守国家制度方面的带头作用，以毛泽东的身份居然用了“不便再荐”的字眼，实属难能可贵。 而同样是对待亲朋故旧，一向严格自守的周恩来在建国后亲自批准了周家唯一的一次亲属进入中央文史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周恩来在文史馆推荐方面比毛泽东的力度更大吗？ 当我们搜检史料时就会发现，这是别有原因的。周恩来的堂伯周嵩尧就是周恩来一生唯一的一次批准进入国家专业机构的亲属。周嵩尧老人是清光绪23年的举人，以后做过“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的总文案，受王士珍的推荐担任邮传部郎中，民国建立以后担任过袁世凯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秘书和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任上廉洁奉公、德政爱民。周嵩尧老人完全符合中央文史馆馆员的标准，所以，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经推荐，周恩来就予以批准。此前，周恩来和他的侄女周秉德曾经就周嵩尧老人的工作做过一番谈话，周恩来说：“就像你六爷爷（指周嵩尧）他为人民办过两件好事，一个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平息了一场战争，使人民免于生灵涂炭；一个是袁世凯称帝以后，他没有跟袁世凯走。七七事变以后日寇占领扬州，日伪方面多次请他出山，他不卑不亢、坚持隐居。”“不久北京就要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让你六爷爷到那里去工作，既能发挥他的长处，又能安度晚年。”【注2】 周嵩尧老人对于新中国研究民国史方面以后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周恩来对六伯父讲述的民国初期的政府机构建制等问题十分重视，还亲笔抄写，并让秘书查询。【注 3】然而，当周嵩尧老人提出晚年最后一次回故乡绍兴转一转时，周恩来表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说：“我派人送您老人家回绍兴并不难，可是，只要知道您回去了，绍兴县政府能不出面吗？他们一定给您特殊的照顾和接待，这样无形中就给当地政府增加了负担，再说，我作为国家的总理，一向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希望在全党、全国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风尚，您老人家看我如果这样要求别人，是不是就应该首先从我自己家里人做起呢？”【注4】周嵩尧老人终于同意了侄子的建言，也终于没有回老家再看一看，最后病故于北京。周恩来的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但是，这种矫枉过正的手段为建国以后党在赢得全体人民高度信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同样是亲属，周恩来的亲弟弟周同宇的工作安排则又一次体现了周恩来的不徇私情的一面。周同宇曾经一度脱党，但是，仍旧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建国以后周同宇的黄埔同学陈赓找到内务部部长曾山请他给周同宇安排工作，周恩来知道以后，指示曾山说：“周同宇的工作职务要尽量低、工资级别要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注5】以后周同宇身体不好，不能全勤上班，周恩来就同曾山打招呼让周同宇早早退休。周恩来说：“他是我的弟弟，怎么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呢？”退休以后的周同宇家庭上的困难，由周恩来自己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借以避免“占”国家的便宜。所以，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安排他的堂伯周嵩尧一事只能是出自公心而非私意。 事实上，五十年代的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本人就曾经做过毛泽东的老师，和毛泽东有明确的师生关系，然而，符定一老人是不是因为和毛泽东的这种关系当上了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了呢？显然不是，这点只要看看符定一的简历就会知道了。从李淑一到周嵩尧再到周同宇，我们可以看出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遵守制度的影子，也就是这种风气的感召下，在文革前的选人、用人、荐人等方面总体来说基本上是过关的，受到诟病的也很少。 然而，文革起来以后，周恩来就曾经感慨于原有的好的制度被破坏的现实。实际上，周恩来的这种感慨并不是空穴来风，文革作为罕见的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和内乱对国家方方面面的破坏甚至摧毁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以前的严谨的用人制度更是随之荡然无存，人以幸进、任人唯亲的现象比比皆是，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领袖，没有继续发扬他此前的优良作风，反而带头践踏党内民主集中制，带头“走后门”。并且在客观上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 1974 年1月24日、25日，江青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以往有些党史书籍中说这次会议是江青擅自召开的，应该不确。因为在25日下午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主持并且参加了大会。（即中央和国家机关大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传》中注引周恩来关于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该次大会的批示中说明“周恩来直到当天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这次会议能够调动如此之广的人参加，而且江青并不主管军队，也不是军委常委，却要求驻京部队和军委机关也要参加这次会议，说明这次会议的规格只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而作为当时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的周恩来竟然是在开会的当天上午才知道这个消息，【注6】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在周恩来批示以后也才听说，那么，也就是说周恩来没有参与这次大会召开的研究、酝酿的过程，否则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会议具体哪一天召开，至少不会在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才知道，才被临时告知（11点）主持下午的大会。 一个党的中央副主席不知道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动员大会已经令人匪夷所思，更为人奇怪的是，区区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竟然先于党的中央副主席知道并且在会议上超越党的副主席做重要讲话。特别难以令人置信的是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的迟群、谢静宜不仅先于周恩来知道这次动员大会的全体议程，而且还在大会上喋喋不休的讲个不停。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他还是接到周恩来的通知以后才匆匆赶来会场的。这种奇特的现象的背后说明了什么？ 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也就是说中央政治局等同于中共中央。而这份党章中还要求：“全党服从中央”这里的全党是指的全体党员而言，应该不会有什么特例，如果有特例的话，党章中应该会有所体现。 而我们翻阅了一些文革史料都记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次动员大会事前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注7】除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个别人知道以外，连曾经炙手可热的康生也没有得到事前的通知。（按照规定就是病中也要通知）所以，以往的党史说此次会议是江青擅自召开的，理由也在这里。然则，江青能够自说自话的就召开这个级别的会议吗？显然不能，那么又是谁越过中央政治局授权给江青开这样的大会呢？又是谁可以无视刚刚通过的《党章》给江青下这样的命令的呢？这种政治上的“走后门”岂不是比较推荐什么亲属一类的性质严重的多吗？作为一名党员，特别是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可以忽略党章的要求，可以把自己看作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主宰，可以不通过政治局的讨论就把大会的操纵权私自的交给自己的老婆，这样的走后门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又是什么呢？ 关于政治上走后门这个广义的概念，我们稍后再重点谈一谈，现在就说狭义上的走后门好了。 江青在这次大会上大谈批林批孔的重要性，而迟群则插了一段话，迟群说：“至于走后门的问题，不止是这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一个单位，问题比较严重，比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的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做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做了专门的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迟群还语重心长的告诉与会者说：“要想到我们现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亿七千万人，你开了这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招工、参军、上大学的问题，总之是关系到我们的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注8】 迟群的这番义正词严的讲话可谓是面面俱到，把走后门的严重性上升到接班人培养的大原则上面来了，而且，迟群还告诉我们他们清华大学党委的率先垂范。如果单单看了迟群这段讲话，几乎所有人都会说这个迟群说的不错吗嘛。迟群的讲话提了外交部，而外交部的主管就是周恩来，所谓的批林批孔和批走后门真正的矛头指向谁，这时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说如果单就走后门这件事来说，迟群的这番指责不能算错，而且，当时确实有一些领导干部为子女上学、参军走了后门，不管动机如何，做的都是缺乏程序认可的，也是违反规定的。可是，等我们继续看下去以后才会发现，这个迟群指责的走后门的带头人或者说参与者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呢。 迟群是毛泽东晚年所亲信的干部之一，以后清华大学的刘冰写信揭发迟群反而被毛泽东批为翻案，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要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还说：“他们骂迟群实际是反对我。”【注9】这么一个对建党建国建设毫无尺寸之功的原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宣传科长竟然被毛泽东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可见毛泽东对迟群的亲任。可是，这次迟群的讲话稿子传上去以后居然没有得到赞扬，有意思的是这次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的总方向没有否定，但是，却出乎意料的否定了迟群的讲话。 1974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2月13日来信回复中说： 剑英同志： ······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 2.15日【注10】 我们注意到迟群所批判的走后门实际指的是走后门的形式，并没有说前门后门进来的好人坏人一类，而一贯对迟群等人比较信任的毛泽东这次并没有否定批林批孔的举动，竟不准迟群的讲话下发，说迟群的讲话可能会“冲淡批林批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文革中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御用文人集团－梁效写作班子。梁效取自“两校”的谐音，也就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笔名，然而，这个批判组的背景相当了得，梁效的直接领导就是迟群、谢静宜，而谢静宜则把梁效的工作情况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接受指示，这是一个越过中央政治局而直接对毛泽东负责的写作班子。【注11】梁效班子重要成员、党支部七委员之一的兼写作组组长的范达人回忆说：“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的头头转达、贯彻。”【注12】当有一次，江青说梁效是她的班子时，谢静宜当场反驳江青说：“这个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工作的。”而一贯骄横的江青不但没有恼火，反而迎合谢静宜的话说：“那就更好了。”【注13】由此可见，迟群等人的显赫程度那是连江青都要礼让三分的，可就是这样，迟群的针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发言为什么会被毛泽东禁止下发呢？ 我们来看一段毛泽东同另外两位他晚年的亲信干部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记录吧： 毛泽东对王、唐说：“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你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注14】 作为梁效班子的重要成员之一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注15】范达人本人就是北大历史系出身，所以，他对这件事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更为主要的是这三位女学员其中的一位和范达人的亲属是杭州机床厂的同事，范的亲属还曾经告诉这位学员到了北大如果有困难可以找她的亲戚范达人联系，只是她们到了以后并没有和范达人联系。而是后来范达人接到亲戚的来信以后主动找她们联系的。她们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中央领导人在杭州修养期间认识她们的，后来毛泽东要她们去工厂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后，她们提出了上大学的要求，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注16】 范达人还介绍这几位女学员在放假或者节日期间有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她们进城，毛泽东逝世后，她们还参加了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在北大历史系1972级还有一个女学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推荐，她原来是庐山宾馆的服务员。同时，哲学系还有一位。【注17】 这里插上一段题外话，毛泽东对庐山比较钟爱，庐山宾馆的服务人员从厨师到其他工作人员和毛泽东非常熟悉，毛泽东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还在闲暇之际同这些人大开玩笑，并且给其中的几位女服务员改了名字，当然都是随兴而起的。这些服务人员以后都对这些事做过具体的回忆。【注18】因此看毛泽东推荐这些人去念书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却不在规定之中，尽管毛泽东身为党中央主席，没人敢于追究他的责任或者对他的走后门说三道四，然而，毛泽东的这种举动本身对于走后门的歪风的横行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的那封回信中的那段话“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作为最高指示成为一些人大走后门的护身符。【注19】迟群批判林彪、孔子没有错误，影射周恩来、叶剑英也被默许，唯独这个走后门的讲话不意竟然触到了最高当局的忌讳之处进而遭到封杀，所以，也就难怪事后的迟群到了梁效老巢后“精神不佳”【注20】了。 推荐几名学员到北大读书，尽管像迟群说的那样由此可能影响到上山下乡乃至接班人培养，但是，还不能算作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至少不能和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大开后门的力度与效果同日而语。 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看毛泽东在他的晚年中是怎么样提拔自己的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且把他们放到了究竟什么样的位置上，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危害性的。 江青，作为毛泽东在法律上的第一继承人，作为毛泽东的妻子，这个1933年入党的女人于建国前的职务是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建国以后到文革前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同时还作为毛泽东的五个主要秘书之一，负责国际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行政级别是9 级。按照这样的标准，她不过是一个国务院的司局级干部，而且，从建国前到建国后，也没有看到江青在什么重要的领域做过什么突出的贡献。她自己就经常说她是一个“病人”。然而，就这么一位“病人”却可以越级阅读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阅读的文件。【注21】却可以做到“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文革之前，江青尽管也“偶尔露峥嵘”，但是，在党内还是不少的领导干部不买她的帐。1962年，江青提出批判《海瑞罢官》，就遭到周扬和陆定一的抵制。可是，到了文革发动以后特别是文革中，江青一句话就可以打倒一个常委，一个指示就要用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她不是中央军委常委，却可以越过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直接给空军、海军的负责人下指示、下命令，她对谁满意，谁就可以从一文不名变成中央委员；【注22】她对谁不满意，也就可以让他变做阶下囚。江青在文革初期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不过是一个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按照党的组织史资料的介绍， 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可是，早在当年的1月4日，江青就在公开场合下宣布陶铸的政治命运了。而后，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但是，却同意了对陶铸的打倒，并且说了不少陶铸的“坏话”。【注23】研究文革史的专家和学者普遍认为打倒陶铸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一个党中央全会正式选举出来政治局常委，未经任何合法的程序，就被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女人宣布倒台，这在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党史中从来就没有过的。不仅违背了党章，也违背了宪法，然则就是这样始作俑者仍旧趾高气扬，这难道不说明一个问题吗？ 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炙手可热的机构，它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没有这样的罕见的超越党章的待遇）而在这么一个权力通天的小组内，江青虽然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则是组长，陈伯达说：“江青是文革小组的第一首长，她的女儿（指李讷）······ 事实上是第二首长。”【注24】江青在谈话中就使用“她们母女”的字样，一个领导文革的最高组织成了一个母女当家的私人班子。在文革小组中，江青想整谁就整谁，甚至连张春桥也不能幸免。【注25】江青说：“我保了中央三个常委！”【注26】如果江青所说属实的话，那么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一个不是中央委员仅仅是主席夫人兼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人可以参与决定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命运，这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咄咄怪事。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刚刚露头之际，江青竟然在一次单独召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的会谈中指着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注27】这番话说在1970年的8月，几年以后，王洪文一跃而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等回顾江青的这番出人意外的议论或者说是预言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又是什么呢？江青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结束后喜笑颜开的对人说：“总理也被我整的无话可说了。”一个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一个我党早年的主要领导人，一个一度是毛泽东的上级领导与战友的周恩来竟然被江青“整的无话可说了”，这难道正常吗？ 而对于江青这些专横跋扈的行为，毛泽东给予了一定的批评，说她有宗派的倾向，搞四人帮，还说她就代表她自己，不代表毛泽东。可是，我们不禁要想一想，这些缺点毛病乃至错误，比如宗派问题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上，早就垮台十次了，然而，江青仍旧意气风发的稳坐钓鱼台。就包括毛泽东亲自指示的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自己也说这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云云。公开在党内结党结帮而且都被中央主席定性为四人帮，这种问题如果不大，那还有什么问题更大呢？毛泽东文革之前批判彭真等人搞“独立王国”，而文革中的上海、清华等地方无一不是比较彭真当年所谓独立王国还要独立王国的。毛泽东自己说刘少奇“大捧王光美”，可是，我们知道王光美再怎么被大捧，也没有进入政治局，也没有随便的对毛泽东以下的党中央领导人发号施令吧？按照正常的逻辑，批判大捧王光美的同时应该比刘少奇更加注意约束自己的亲属和老婆，怎么反而大树特树了呢？文革不是以打倒资产阶级法权为一个主要目标吗？不是最反对当官做老爷吗？为什么就可以放任或者听任自己的老婆胡作非为呢？ 对于江青，毛泽东晚年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28】 毛泽东的这句话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毛泽东承认江青有特权；第二，质疑自己死后江青的地位。那么，江青的特权又是谁给的呢？毛泽东为什么会担心自己死后江青怎么办的问题呢？ 毛泽东曾经对曾志说：“江青同我在生活上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注29】曾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很受毛泽东的信任，以后毛泽东亲自提名曾志做全国人大常委，曾志还可以代表毛泽东去看望贺子珍，参与毛泽东的部分家务。就是后来陶铸被打倒以后，当有人提及曾志时，毛泽东还不含糊的说，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明确表示了保护曾志的意思。所以说，曾志的这段回忆应该比较可信。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江青的一个真实的评价。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当林彪正走向权力顶峰的时刻，毛泽东却在远离北京的地方给江青发了一封私人信件，内中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乃至文革以后的形势都做了从来没有公开过的预言和解读，包括对林彪的某些看法。这种出乎寻常的表现也说明了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并非外界一直以来所说的貌合神离。 就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就算江青有定国安邦的出奇能力，也应该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理，也要时刻注意把江青的行为约束在既定的规定范围之内，更为主要的是毛泽东是一党的领袖，一国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单单代表他个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人参照的榜样。而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一定程度上刻意削弱亲属在参与政务的影响和作用，这不但是我党的一贯准则，就连封建时代的最高权力者封建帝王都知道后宫干政是明显的 “圣德之累”。而我们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看到以上种种事实，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而江青在历史上叛变的情节不仅是来自于反对她的阵营，就在党内著名整人专家康生临死之前还专门和周恩来、王海容、唐闻生谈过江青的历史上的变节问题，康生在延安期间主持中央审干工作，而江青、张春桥都是从外地到延安的，所以，他们的历史情况康生应该掌握的比较全面，而且，此前周恩来也专门对毛泽东做过交待。然而，令人倍感滑稽的是，文革中大打叛徒、特务，连刘少奇都要被诬陷为内奸、叛徒，薄一波等人更是被打成叛徒集团，可是就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他的亲信和亲属中竟然有货真价实的叛徒，但是，这些叛徒却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反而青云直上，难道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可以不遵守党章吗？可以提拔信任党的叛徒吗？可以让叛徒教育老革命吗？【注30】 实际上，不仅仅是江青一个例子，毛泽东晚年所信任的干部中包括江青、毛远新、张春桥、王海容、李讷、唐闻生、汪东兴、谢静宜、迟群等，而这些人中属于毛泽东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的就差不多了占了一半的份额。而另一半则基本属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像迟群、谢静宜、汪东兴等。这些人当中除了张春桥尚能写点东西、略有歪才，汪东兴资格相对老一些以外。（汪东兴本人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则此人从来就没有具体指挥过什么战役、有过什么突出的军功）其他的诸如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李讷、谢静宜、迟群等人在共和国建立之初要么少不更事，要么无足轻重，不可能对共和国的创立有过什么具体的贡献，而且，他们在建国以后的时间里面，也没有听说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国家、对人民有过突出、特殊的贡献，那么，何以他们就能够对其他党内的领导人颐指气使呢？又是谁赋予他们这些凌驾于党章、党纪之上的权力的呢？ 赋予他们这些权力的正是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从我党建党那一天算起，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也没有“联络员”这个制度或者头衔，然而，却被毛泽东给发明创造了出来，上面几个亲信中，李讷、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都做过毛泽东的联络员，如果说毛远新担任联络员时毛泽东已经体弱多病、风烛残年，那么，第一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李讷上任的时候正是毛泽东信心百倍、精力百倍发动文革的开始。而且，这个非驴非马的怪物－联络员也并非是为了照顾毛泽东的起居饮食和身体健康的，而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耳目，李讷、毛远新、王海容等人虽然在党内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职务，却可以享受他们享受不到的特权，他们见毛泽东如履平地，既不用通报，也不用事先被人教育。而毛泽东本人对他们的汇报信任有加，时而就用他们作为自己的拐杖在政治局内部发号施令。这些人口含天宪、派头十足，陶铸当年说过江青训斥他们就像训孙子一样，而今这些年轻的联络员们比起江青丝毫不逊色。 比如我们熟知的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表亲王季范的后代，被毛泽东指定为联络员以后，对于周恩来主管的外交口的工作经常指手画脚，她本人不过是外交部副部长，但是，在外交部乔冠华、姬鹏飞等主要负责人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此人不但动辄以毛泽东的指示为由“开导”那些老资格的领导人，而且就连毛泽东本人做过的安排，她都可以进行修改。【注31】在批邓的会议上，王海容赤膊上阵、一马当先，表演的淋漓尽致。【注32】 还比如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此人文革结束后归于平静，被网上的一些人摆出来作为毛泽东后代“可怜”的象征，殊不知此人在文革中的精彩表演那也是可以写成一本书的。我们都知道在文革中林彪、叶群等人曾经惊天动地的给林立果找过女朋友的事情，而很少有人知道江青为李讷选“驸马爷”的事，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详尽的对此事做了具体的描写，李讷本人虽然没有像林立果那样网络亲信，大搞封建效忠活动，但是，她在文革初期对《解放军报》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进行凭空的无限栽赃的事实却是有案可查的。【注33】她后来在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任上旧病复发，徐景贤说：“她也因祸得福，没有参与四人帮覆灭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处境与毛远新大不一样。”【注34】 至于毛远新之流因为公开揭露他们的资料很多，这里就不说了。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看毛泽东晚年他的这些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种种作为，同时联系一下本文开始时交待的那个推荐李淑一的信，这难道是同一个毛泽东吗？ 答案却很肯定，这是同一个毛泽东，只不过行为不同罢了，时间不同罢了。李淑一的情况如果一定要照顾的话，不是没有过硬的理由，李淑一的丈夫是柳直荀，是为革命而死的烈士，毛泽东如果给有关部门打一个招呼，李淑一即便是工作不能完满解决，想必生活上也应该毫无忧虑可言，然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宁愿拿出他自己的稿费来接济李淑一也不准备作出违背规定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毛泽东到了他生命的晚年和政治上的后期却纵容自己的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在违背党章、党纪的前提下对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横加干涉，他们拥有的种种特权无一不是文革中宣布要打倒的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们就可以在这样的旗帜下畅行无阻，除了毛泽东又有谁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便利条件呢？ 陈云同志指出毛泽东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之上，这是十分精譬的论述，一语道破了毛泽东晚年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的根本所在，那就是膨胀的私心挡住了毛泽东的视线，一个把个人的对错看得比党的事业还重要的领袖无法避免重蹈前人的悲剧，而且，他犯下的错误比较斯大林等人更为严重、更为惊心。在毛泽东的带动下，文革十年任人唯亲比比皆是，林彪集团的党羽吹捧叶群、林立果，把一个只有一年党龄的二十几岁的人吹捧成为“超天才”，全国各地给选“妃”，搞的乌烟瘴气。而张春桥在上海就公然给予曾经投降日寇的地地道道的叛徒妻子李文静主管专案的大权，李文静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谁来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注35】什么叫上行下效？什么叫始作俑者？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无数先烈、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的伟大的党的内部竟然出现了这些无耻之徒，而他们都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 无比亲任的人，行文至此，夫复何言？ 有人会提出这是制度使然，毛泽东也无可奈何等等，我们在本文中也介绍了周恩来在遵守制度上的两件事，也还是这位开国总理周恩来，当九大之前党内提议江青、邓颖超、叶群进入政治局时，周恩来起身毫不客气的否决了对邓颖超的提名，而毛泽东、林彪都没有这样果决的表态。四届人大之前，毛泽东又一次提及邓颖超的职务安排，让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然而，还是被周恩来否决了，终周恩来去世之前，邓颖超始终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具体职务上获得一点的额外的照顾。周恩来能够如此作为，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做的比周恩来更好呢？按照文革中的氛围，毛泽东远要超越周恩来，不止是能力、威望甚至包括精神境界，然而，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有什么地方比周恩来做的更加完美之处。（此段将展开详细说一说，所以，具体情节不作多余的论述） 我们经常说毛泽东晚年是一场悲剧，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在他的最后岁月中几乎完全被身边的一些肖小所包围，读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期部分和内部刊行的《毛泽东文存》就会发觉，一位曾经令世界震撼、令中国历史改写的世纪伟人在他的晚年时光中居然如此昏聩，脱离群众、脱离全党一至于此，以纪登奎这样被毛泽东亲口许为“老朋友”的人在毛泽东面前连句真话也不敢说，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而被揪出来。【注36】以章含之这样同毛泽东有着两代交情的曾经作为毛泽东的“小老师”的前亲信在七十年代要见到毛泽东之前还必须准备稿子，稿子还要经过审阅。对于一个早年追求民主革命的职业革命家来说这不是悲剧又是什么呢？ 而归根结蒂，正是因为毛泽东背离了他亲手制定的制度，背离了他多年提倡的正确的思想，把他个人完全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滥用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辜负了党内同志和广大群众对他的崇敬之情，走后门不过是毛泽东晚年错误中的一瞥而已，不过却从中折射出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最大败笔的部分过程，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文革作为一场灾难深重的内乱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全文终） 【注1】：逄先知著，《毛泽东和田家英》，香港名流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173页、174页。 【注2】：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81页。 【注3】：同上，该书91页。 【注4】：同上，该书92页。 【注5】：同上，该书64页。 【注6】：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1128页，注引周恩来关于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批示，1974年1月25日。 【注7】：金春明等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70页。 【注7】：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479页。 【注8】：江青召集的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载《沉重的铁幕》，香港港龙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119页、120页。另外还可以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从480页开始的选录江青、迟群、谢静宜讲话部分。 【注9】：徐景贤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377页。 【注10】：《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653页、654页。 【注11】：范达人著，《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5月第一版，19页、20页、39页、40页。 【注12】：同上，该书39页、40页。 【注13】：同上，该书40页。 【注14】：同上，该书57页。另外还可以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编辑《1966－1976年毛泽东文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内部参考本，1998年5月第一版，该书58页、59页。 【注15】：同上，该书58页。 【注16】：同上，该书58页。 【注17】：同上，该书58页。 【注18】：李国强等著，《毛泽东与庐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277页，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给周水莲等人改名的经过。 【注19】：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98页。 【注20】：范达人著，《梁效往事》，该书56页。 【注21】：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320页。 【注22】：范硕著，《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345页。 【注23】：王力著，《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1993年版。 【注24】：陈伯达著：《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香港版，109页。 【注25】：同上，108页。 【注26】：同上，108页。 【注27】：徐景贤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220页。 【注28】：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1134页。 【注29】：同注1，该书320页。 【注30】：张佐良著，《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2月香港第一版，175页，另外还可以参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书中引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谈话，以及邓小平看望康生时，康生大骂江青。 【注31】：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227页。 【注32】：同注27，381页。 【注33】：园丁著，《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载《南方周末》1999年2月12日 【注34】：同注27，该书111、112页。 【注35】：同注27，该书128页。 【注36】：王灵书著《我与纪登奎的一番谈话》，载《文革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章含之见毛泽东一事见注31，该书111页。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1007/01/57511_1721816.html

作者：一清 前些时候，为了毛泽东的稿费到底有多少一事，网络界、新闻界吵吵嚷嚷，热闹了很大一阵子。不久，又出来个吴连登，该君以“毛泽东的大管家”身份，一言九鼎，后来果然熄争，似乎吴管家真是“毛泽东的大管家”了。 其实，这不是事实。 吴连登确实是在毛泽东家做过事，在另一处《怀念毛主席》的文章里，吴连登对自己有过真实介绍：“1964年至1976年，在毛主席家任管理员”。 吴连登只是毛泽东家里的管理员，显然，他没有资格管理毛泽东的稿费。因为，毛的稿费是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即原“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管理的。那是个机构，是一个相当于银行的正局级机构。吴连登作为毛家的管理员，显然眼光还瞄不到那边去。 在有关毛泽东的稿费到底有多少的争论中，吴连登的话说得有些大，而他要找的证实人也未见得很准确，比如张玉凤、周福明、吴旭君等，他们这些并不直接从事财务管理的人如果都能知道毛泽东的稿费有多少，那还要“特别会计室”专职管理机构干什么呢？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吴连登有一句话是实情，他说：“毛泽东对稿费的使用很严格，每次需要用钱（给亲友们）了，都要由他（吴连登）向毛写出报告，经老人家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这个表述是很符合吴连登身份的。因为他只是毛泽东家里的一个管理员。管理员也就是个递条子给特会室的人，他断不可能知道特会室里毛泽东有多少钱的。 那么，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主要职能是什么？由谁执掌？管理制度何如？ 一开始，中央特会室并不是为保管毛泽东的稿费而成立的。它成立于延安时期。1941年的9月，鉴于当时有一些特别经费不太好管理，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并明确“特会科”的主要负责管理的是：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特会科”的主要资金来源有：1、党的秘密企业（党员企业）所赚的钱；2、各中央局上交的黄金，由于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只能上交黄金；3、打胜仗后所获的战利品；4、中央及各局统一收取的党费；5、抗战期海外爱国人士和华侨捐助的款额。 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是李富春。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即任过苏区银行行长的赖祖烈。于是找到了赖，要求由他来筹建和管理这个“特会科”。李富春与赖谈话时特别强调了“特会科”的“特别”二字，指出是“不同于一般的会计工作”，中央的特别经费、特别开支，都要由特别会计科管理。 “特会科”到底有多重要和“特别”，我们从它的管理人级别就知道权重了。“特会科”一直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亲自管理。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任弼时不幸去世，接管人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纪委书记的朱德。 后来为了管理的科学化，中央特会科编入中央办公厅系列，改为“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由杨尚昆直接领导。 特会室为了赚更多的钱，经管了一些党的秘密企业，也叫“党员企业”。“这些企业为党赚了很多钱，大多用于党的特费开支”（见中央文献版《真实毛泽东》第147页）。也许这笔钱太大了，毛泽东知道情况后于1954年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说，今后“党员企业不要办了，连人带马交外贸部好了。”这样，这些秘密企业才与中央特费脱钩。 那么，“特会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管理毛泽东的稿费的呢？是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稿费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开始涉入管理的，也是毛泽东亲自委托的，认为由“特会室”管理他的稿费比较合适。 毛泽东对赖祖烈是信任的。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带上了赖祖烈处理经费方面的特别事务。赖在接管毛泽东的稿费后，经常接到毛泽东的来信。来信的格式基本上就是：“祖烈同志：请从我的稿费中付给某某某人民币 * * * 元……”。据赖回忆，这些钱，少有几十元的，多有数千元的。“大多是资助毛主席的亲属、故友以及战争年代资助过我党的一些民主人士中的生活困难者。” 当然，也资助过毛泽东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为毛开车的朱德魁在得肝炎病后，1964年9月，就拿出300元的稿费让朱德魁治病。1972年元旦，又派吴旭君到朱的家里看望，并再次带了300元以为治病之资，虽然朱已经早就不在毛的身边了。这些钱，都是毛泽东让在他的稿费中开支的。 赖祖烈从1941年到1966年5月，一直主持“特会室”的工作，长达25年之久。他的身份是很特殊的。解放后，曾任周恩来总理财经秘书、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南海管理局局长、中南海警卫局局长兼公安部九局局长，同时主任的是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职。在这个职位上，赖一直严守纪律，精心管理。据有关回忆文章所记：“赖祖烈把毛主席的稿费存入银行，以后有了新作问世的稿费，也照此办理，这样积年累月，连本带利下来，稿费金额竟成了一笔可观的数字。赖祖烈对这笔钱的管理，真是细到了家。每到年终，他都要给毛主席呈上一份清单，上年结存多少、本年收入若干，支出哪些，所余几何，年年如是，从未忽缺。”（赖庆来：《毛主席与他的大管家赖祖烈》） 赖祖烈从未透露过毛泽东到底有多少钱，这就是一种操守。 毛泽东的稿费到底有多少，实在地说，谁也不知道，即使是包括吴连登在内的一些毛泽东身边的人，话也没有必要说得那么满，在中央特别党产最后解密之前，所有有关毛泽东稿费的详细说法，恐怕都只是摆个乌龙而已。 （注意：如需转载与摘编本博文章，须注明“一清博媒帝国·凤凰站”，否则视为侵权。）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80376.html

惊心死亡率让毛泽东下决心解散大食堂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43704.html 作者：一清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争论一个数字，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外一些机构有过一些模糊的说法，国内某些学者也提供过一个几千万人死亡的数字。但到底是多少，真的没有确数。作者根据最新解密的材料，给出一个切片，可能会有利于读者对当时的严峻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日完成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总集，批露了一个重要材料，即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一封有关“大食堂”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的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火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此处省去103个字）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等同志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去三万人，去年约死两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在已减至一万余人，但我们去的地方，有的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此处省去136个字）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来说，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是毛泽东派到湖南的中央调查组组长。毛泽东是4月8日到达长沙的，也是来湖南就农村工作进行调研考察。4月14日，率中央调查组还在韶山作调查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上述信，并另送上了四份材料，一并交毛华初带交给毛泽东。毛华初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的养子），时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参加了中央调查组的工作。 毛华初是到长沙开会的，一到长沙，即将胡的信和材料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并托他转交给住在省委蓉园的毛泽东。张平化立即赶到蓉园四号楼毛的住处，将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晚，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份材料。估计看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真实数据，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不安的，第二天即约毛华初到四号楼来，让他当面汇报调查组在韶山所风见的详细情况。毛华初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解散食堂问题的意见。毛华初的话，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想不通的是“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办公共食堂”呢？“同样多的粮食为什么吃食堂就吃不饱？” 据《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记载，“毛华初按照调查组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为毛主席了解和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P211） 毛泽东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事情的处理，有组织原则与程序。“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但是，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得出，实际上，他的内里已经下决心要解散大食堂了。毛泽东星夜将胡乔木的信和几个调查报告批给正在主持召开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张平化。并要求将这些材料“今日印好”，也要“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 4月15日，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改变了原拟定的会议的开法，实事求是地解决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16日，湖南省委发出了188号文件，转发了《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并要求各地市县委“立即仔细阅读，并派出一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书记，亲自深入到一个食堂进行调查研究和试验，以便取得直接经验，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后，有组织地处理好一部分和大部分食堂散火的问题”。（同上） 至此，食堂大解散的冰山，终于崩开了一角，接着，全国的解散工作，也就随之开始了。影响了几万万人口三年之久的大食堂梦癔，终于随风飘散…… （注意：如需转载与摘编本博文章，须注明“一清博媒帝国·凤凰站”，否则视为侵权。） ------------------------------------ “三年大死亡”真实原因析 作者：岩石 在光明、幸福的地球现代，号称“光明、幸福”的毛泽东中国，1958年10月～1961年（部分地区延续至1962年），竟然发生了连续三年大饥荒竟然饿死了几千万人！究其成因 ，“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苏联逼债”更是无赖之谈；“1/3地区坏人掌权”，也是诿罪于他人之说——那么，“三年大死亡”，真实成因究竟是什么？ 说来说去，毛泽东官方媒体只剩下了一种解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难道，一场天大的“人灾”，仅仅是缺点、错误吗？只是如此轻松如此简单吗？ 对一场前所未有，旷古未闻的惊天大“人祸”，不能不细细探究其根由。 惊人的粮食浪费 中国一直是个缺粮的国家。直到毛泽东时代，农民吃饭，经年累月都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农忙季节吃干饭，农闲之时喝稀汤。可是，大跃进之初，“伟大”领袖掀起了一场“全国吹牛皮”的十二级台风。大风起兮热浪翻，热浪翻兮人昏痴。腾腾热气竟将领袖也薰得头脑大大膨胀起来，他兴高采烈地向全球宣布：“中国已经变成了第一粮食生产大国！”他喜不自禁地向农村干部（河北徐水）故意提问：“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他心花怒放地向几亿惯于忍饥挨饿的农民发出了欢乐总动员：“粮食多了总是好事，可以让（人民公社）社员放开肚皮吃嘛，一日五餐也可以嘛！” 于是，许多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实行了“流水席”，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于是，过往行人一律免费招待；于是，“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先锋”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有的地方还开展吃饭比赛，放吃饭“卫星”。当时，没有副食，人们腹中没有油水，全靠粮食打点，农民的食量大得惊人。放开肚皮吃的结果。很快便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学者陈东林先生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3个月的口粮。”“以1960年农村每人平均消费156公斤计算，每天平均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公共食堂按每人每天平均消费0.5公斤计算（笔者注：其实不止此数。），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山东省荷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敞开肚皮吃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短短两三个月，多数公共食堂已寅吃卯粮，到1958年10月底，各地生产队粮库纷纷告罄。 惊人的粮食糟蹋 1958年9～12月，在大跃进的狂潮中，毛泽东又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黄金10月，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收获季节，农村广大青壮年劳力却被迫撂下已经成熟的秋庄稼，浩浩荡荡奔赴炼钢工地——1958年全国风调雨顺，是个大丰产之年，可是丰产却没丰收，致使全国秋粮最少减收20%，约六七百亿斤，造成了惊人的糟蹋！——大量的玉米、谷子、稻谷、花生、红薯以及经济作物棉花等，或抛撒地间或留在了冻土地里，变成了腐朽废物！（注：减收数量是一些学者和很多老农的估算，已经难求准确数字，但1958年秋季农作物的大减收确是不争的事实）。 惊人的粮食糟蹋，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国推广荒诞的超大量密植。例如小麦，本来每亩播种20斤，而1958年有些地方每亩播种竟高达100—250斤。结果只长茎叶不结籽，既糜费了大量种粮，又造成了来年大量减产。 惊人的超极限征购粮食 由于大跃进轰轰烈烈，各行各业大上快上，工业用粮的需求急剧增加；由于大批农民转行工业，商品口粮需求也大量增加；由于全国大吹牛皮，虚假的粮食产量直线飚升，因此，1958年公粮之外的征购粮数量惊人之高：当年，全国粮食总产实际4000亿斤，净征购量（征购—返销）却高达834亿斤，占农村留粮的26.3%，而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多，农村留粮除口粮外还包括饲料粮、种子粮和农村企事业用粮（当时约占农村留粮的20%以上）——超量征收，僧多粥少，能不造成饥荒？ 还有一个因素是大量出口粮食，放到下面谈。 1958年以上四种因素，奠定了大饥荒坚实的基础——不过，当时如果坚决予以纠正（那怕只纠正一项），危机完全可以挽救过来——之所以形成三年大饥荒大死亡，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人民公社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 农业集体化已经大大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严重下降。干活大呼隆，敷衍塞责，不讲质量，特别处于饥饿状态时劳动能力低下，使1959～1961年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公共食堂使普通社员实际口粮大大降低 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狂潮，从1958年8月开始，废除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小锅小灶，实行了公共食堂化。然而，各级干部和庞大的炊事管理人员及其家属们的多吃多占，使得大灾荒三年无权无势的普通社员的实际口粮标准大大降低，大大加重了饥荒的程度。 1961年，到陕西省做过一番调查的朱德元帅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力陈公共食堂的弊端，特别提到干部反映公共食堂有十一砸（“厉害”的意思）：“把会开砸了，把眼熬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打砸了，炊管员把鬼日砸了。”其实，应该改一点：干部、炊管员把鬼日砸了！——“十一砸”生动地说明了公共食堂在大饥荒之时火上加油的独特作用。 偷盗成风，粮食生产形成令人恐惧的恶性循环 1958年秋后，大饥荒的降临，败坏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人们偷盗成风，不以为耻——因为饥饿所迫。麦粒没有变硬，揉了！红薯刚刚长成鸡蛋大，刨了！玉米棒没有长老，掰了！——也与集体化、公社化有直接关系，如果是自家私田，谁也舍不得杀鸡取卵，可是集体的土地就不同了，你不偷人家偷，不偷白不偷——令人惊骇的偷盗世风薰陶了几代人的心灵。同时，造成了农业生产令人恐怖的恶性循环。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1960年粮食产量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再如河南省1952——1957年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只有145公斤！——偷盗成风，不能不说是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 一些决策错误等原因 陈东林先生也就灾难成因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的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斜，排挤农业；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第五，高减产，高征购。” 关于“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陈先生说：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关于“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陈先生说：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1960年9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这些都造成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象。 关于“减少粮食播种面积”，陈先生说：1958年做出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笔者注：因激情燃烧而头脑发昏）。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下降了9。1%，小麦面积下降了8。5%。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量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的10%（笔者注：这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都是三年大饥荒的重要成因，但它们只是表层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 一、毛泽东一意孤行，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显然，大跃进运动是三年大饥荒、大死亡的罪恶源头。为什么这样说呢？ 1958年“大跃进”的典型标志是“高指标”。在高指标和毛泽东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科学的鼓动下引发了“吹牛皮风”， 高指标和吹牛皮风直接导致了粮食超量高征购。“大跃进”的另一个标志是各行各业大上快上，从而急剧膨胀了对粮食的社会需求，这样就造成了在粮食产量较低状态下的超极限高征购——正是超极限的高征购造成了农村留粮的严重短缺！因此，大跃进是形成大饥荒最主要的直接因素！ 如上所述，人民公社是造成大饥荒的另一大因素。 可是“伟大领袖”性格非凡——从不认错，他说过：“罪己诏千万不能下。”（1957年7月18日青岛）即使自我批评，也是扳着指头，风趣地说：“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他人更不敢说三道四，冒犯他的权威。 1958年10月底，大跃进、人民公社仅仅几个月已经尽显败象。可是，毛泽东不仅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发动了气吞山河劳民伤财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在农村留粮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秋粮严重减收，终于促成大饥荒铺天盖地而降！ 1959年、1960年继续大跃进，高征购变本加厉！大饥荒也变本加厉！ 1959年批判彭德怀以后，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的“英明”，证明大跃进正确，一意孤行地加大了大跃进的步伐。这年，基建投资比热火朝天的1958年又增加了30%以上（1958年269亿元，1959年349.7亿元）！各项生产指标均大幅度提升，例如钢，比大量造假的1958年（有308万吨废钢——几占总量的30%）指标又高出了67%。因此，征购粮比超极限的1958年又增加了14.0%!（1958年比1957年征购粮增加22.1%，粮食总量只增加2.5%；而1959年粮食又减产了600亿斤，减产15%—— 一增一减，征购粮占农村留粮的比例竟高达38.8%！农民人均农村留粮比1958年减小136.8斤，比1957年减少163.3斤！ 1960年，在1959年大饥荒大死亡的基础上，形势更严峻更恐怖，这是三年中死亡最多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开天辟地第一伟人”豪气冲天地提出“要向全世界作战！”，他要向“诽谤、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反对派发起总攻，因此发动了更大的大跃进，他要用惊天动地的辉煌建设成就让一切敌人见识见识他的胆略他的魄力他的前无古人他的无与伦比！ 这一年，《人民日报》发表领袖亲自审定的元旦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全年一些主要的生产建设指标如下：工业总产值2900亿元，比上年增长29%；农业总产值880亿，增长12%；基本建设投资325亿元，增长21.7%；钢1840万吨，增长38%；生铁2750万吨，增长34%；原煤4.25亿吨，增长22%；原油520万吨，增长41%，发电量555亿度——580亿度，增长34—40%，铁路货运量7.2亿吨，增长33%。 因此，这一年征购粮要求比1959年增加500亿斤，提高37%。实际上，虽然“反瞒产”使出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招数，但由于客观上大饥荒的惨烈最终远远没有完成指标——由于生产率低下、饥饿的农民偷盗成风，被迫偷食未成熟的农作物，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结果，这一年在强征强购618亿斤以后，农民人均留粮仅余312斤，日人均口粮（带壳）只有0.83斤，也创了历史纪录——在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的大形势下，社队干部、炊管人员多吃多占，贪污外流，普通农民日人均口粮难上0.4斤。请看农村留粮，农民口粮情况（亿斤）：（引自《中国统计年鉴》） 年份/粮食总产/净征购粮/农村留粮/征购粮占农村留粮的比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农民人均农村留粮（斤）/农民日人均口粮（斤） 1957/3901/677/3224/21.0 %/84.6%/537.3/1.18 1958/4000/834/3166/26.3 % /84.7%/510.8/1.12 1959/3400/951/2449/38.8 %/82.1%/374/0.90 1960/2870/618/2252/27.4 %/81%/312/0.85 1961/2950........ 注：1、1957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个缺粮国，这就是说，在三年大饥荒以前，中国农民便处于半饥饿状态。1958年夏季实行公共食堂化以后，大大加重了粮食紧张的程度。2、农村留粮中包括饲料粮、种子粮、社办企事业用粮，因当时产量低下，这部分粮食约占农村留粮的20%～25%多。在连年饥荒情况下总产越低其所占比例越高。 连续坚持了三年大跃进与成灾的关系 陈东林先生在上述文章中这样写道： 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反右倾”后继续“大跃进”，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而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总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 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到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人均口粮每天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当时已经错过了救灾时机，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发展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的决策。 中国古代伟大的先哲老子说：“以无事取天下”——国难当头，理应让人民休养生息。可是，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变本加厉搞更大的折腾！ 二、不开仓赈灾 在中国漫长的皇权独裁时代，每逢荒年，帝王——即使最昏庸的帝王，往往立即颁发、火速传递圣旨，下令开仓赈灾。可是，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年，在各地战备粮仓都有存粮—— 一位w网友写道：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的情况下，硬是不让开仓赈济灾民！ 见死不救！——居然见死不救！ 三、大灾之时，竟然不让进口粮食！ 疯狂的三年大跃进，将国家破坏得生命垂危，气息奄奄！可是，“伟大”领袖为了自己的面子，竟指示宣传部门大张旗鼓歌颂大跃进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就。为此，在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之时，硬是不让进口粮食——如此生生硬撑了两年半！直到1961年，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果断拍板，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从而挽救了亿万农民的生命。 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春，中国政府不仅不动用外汇购买粮食，而且也不出售黄金，反而却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通过出口农产品买进几十万两黄金。 w网友还写道：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 ——如果以人为本，为什么不买粮食？！ 四、大灾之时，打肿脸皮充胖子——竟然扩大援外规模，大量出口粮食！ 冯远理先生在《还有多少真相没有公开》一文中已经提到，仅仅为了在中苏论战中占上风，仅仅为了显示自己的“伟大、英明、正确”，在国难当头，国将崩溃之际，竟然置自己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打肿脸充胖子，迅速扩大了援外的规模。1961年根据毛的指示，援外支出已经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到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大幅度地超过了偿债的规模。 特别是，在大饥荒时期的出口粮食—— 1958年出口288.3万吨——相当于当年有5000多万人口的产粮大省——河南省粮食产量的40 %！1959年全国粮食减产15%——3000万吨，上千万人活活饿死，可是出口反而增加了44.2 %,达到416万吨，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外史的最高记录！ 另一位k网友这样写道：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500亿斤，折合2500万吨，可是出口却比1957年反而增加了224万吨。仅这224万吨（折合45亿斤）粮，就能够3000多万人吃半年，足以从1959年秋熬到1960年夏…… 最令人愤慨的是，波澜壮阔大死亡的1960年！ w网友还写道：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 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 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 k网友写道：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死亡的1960年，仍然出口粮食265万吨！竟然比1957年超出28 %！竟然超出了56万吨！ 请看：1953～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购销量与进出口情况表（万吨） 年份 总产量 收购量 返销量 净收购量净收购率 出口 进口 1953 16683 4746.0 1157.5 3588.5 21.5 % 182.6 1.5 1954 16952 5181.0 2022.5 3158.5 18.6 % 171.1 3.0 1955 18394 5074.5 1457.0 3617.5 19.7 % 223.3 18.2 1956 19275 4544.0 1674.0 2870.0 14.9 % 265.1 14.9 1957 19505 4804.0 1417.0 3387.0 17.4 % 209.3 16.7 平均 18162 3324.3 18.4% 210.3 10.9 1958 20000 5876.0 1703.5 4172.5 20.9 288.3 22.4 1959 17000 6740.5 1983.9 4756.6 28.0 415.8 0.2 1960 14350 5106.5 2010.6 3089.5 21.5 272.0 6.6 1961 135.5 581 1962 103.1 492 .3 （注：1961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工作，采纳陈云的建议，冒险拍板，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于是灾情趋于缓解。上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 毛泽东死后，中国大陆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可是，非但不再出口，相反连年大量进口粮食。 比一比！比一比！ 在1958～1960的三年里，实际出口了中国人民的救命粮976万吨（1952亿斤）！！！——这些是粮食吗？不！它们是中国人民的血和泪！一颗一颗粮食籽，都是中国人民一个一个活生生活生生的生命！ 五、大灾之时，竟然立恶法——不许饥民逃荒要饭 1942年河南省大旱，蒋介石政府给铁路部门下了一道命令：不许給河南饥民要火车票。 令人无比愤慨的是，在新中国三年大饥荒时期，竟然不许农民逃荒要饭！竟然立了一道特殊法规：“城市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即打死孙志刚的恶法——以免给领袖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迫使饥饿的农民坐以待毙！活活饿死！ 六、大灾之时，竟然行暴政——发动惨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 最令人愤慨的是，为了出口粮食援外，为了维持继续大跃进，在连续三年大饥荒时期，竟然发动反瞒产运动，逼迫亟待救助嗷嗷待哺的饥民交出饲料粮种子量以至于交出口粮！甚至于使用法西斯手段捆绑吊打——致使一些饥民还没有饿死之时，就被活活打死！ 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就不会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瞎指挥；没有毛泽东的面子至上、一意孤行，就不会有连续三年的大折腾；也就不会有连续三年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也就不会有打肿脸皮充胖子的高出口、鲜血淋淋的高征购、反瞒产；也就不会有连续三年几千万农民的白白饿死！ 史无前例罪大恶极的1958～1961年——中国震惊世界的4年，一场丧心病狂、淋漓尽致的表演，生动鲜明充分地显示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死亡最深层次的原因： 毛泽东无视人民疾苦！不管人民死活！——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地践踏人权！ 2006．5．21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anuary 25, 2009 http://203.208.39.132/search?q=c ... =zh-CN&st_usg=A [ 本帖最后由 雲山霧罩 于 2009-5-4 10: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