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观察者网举办的2024“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议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如果3亿农民工真正享受市民待遇的话，至少有12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总量。”按照迟福林的算法，也就是说，每个农民工可以释放4万元的消费潜力。
无独有偶，中共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近日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农民工问题，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有支撑的，因为我们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6.2%，但是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50%，还有2.97亿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完全市民化，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中间购房比例不高……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具有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条件，我们要理性看待房地产这一轮的调整。”
在专家和政府官员看来，农民工似乎成为了中国此轮经济低迷中的救命希望，提振消费和挽救房地产，都要靠农民工了。也正因为存在着3亿人口的农民工，所以专家们说话才有如此底气，似乎巨量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就是消费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重新崛起的巨大希望。在专家们眼里，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那么提振经济的希望就可寄托在农民工身上。就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曾说过的，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举措”。
2022年底，刘俏就说，疫情前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有2.9亿，在1.7亿的异地打工人里面，5000万人已经在当地工作十年以上，月均收入8000元以上，两口子工作就是1.6万元，已经是中等收入了。但他们的消费意愿非常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迟早要回去，孩子教育、自己养老、医疗、公共服务都无法与城市居民对等。他说，“我想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他们在城市待下来，能够把他们的消费意愿能够提振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举措。”
按照刘俏的分析，常住人口跟户籍人口之间有一个差值，什么时候这个差值逼近到零，中国的收入问题、消费问题，都会有非常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长期还是靠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住房的改革、公积金的改革、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等等。”
盛来运所说的2023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就有16.2%的差异，这就是城市常住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但让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农民在城市买房并非刚需，如果不是孩子结婚需要，恐怕不会考虑。农民工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自己和父母的养老问题、生病后的医疗问题、孩子教育以及结婚彩礼等问题都是现实中压在农民工身上的一座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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