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李鹏64日记看点

戴晴︰李鵬六四日記看點( 4 ) 作者 : 戴晴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10-07-13 12:00 AM 2010-07-12 早在4月24日，對涌上街頭悼念胡耀邦的學生們，李鵬就已給出如下描述︰“不是一般的游行，示威，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斗爭”。到了5月下旬，更與“老同志們”有了如下共識︰ “在根本問題上不能退。要退，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執政了”； 陳雲說得更透徹，據《日記》載︰ “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 問題嚴重到如此程度，豈能不調動野戰部隊，“大軍壓境”，“不惜流血”？但敵人是誰呢，——面對這批身經百戰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5月27日向中顧委匯報“動亂”的時候，未經詢問，取證，庭辯，審理，李鵬其實已然將“黨與共和國的敵人”開列出來，也即“學生背後（具有國際背景）長胡子的人”。具體有這麼五撥兒︰ （1） 趙紫陽（李鵬此時用詞為“總後台”）的秘書鮑彤所領導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包括“受政改室領導的‘三所一會’”； （2） 戒嚴前夕在薊門飯店開了一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後台“精英”們；以及由此延展出的“指揮天安門動亂和暴亂的司令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3） 方勵之，李淑嫻夫婦； （4） 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急先鋒“索羅斯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 （5） 黨內的自由化分子（“發動人大常委簽名立即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趙紫陽當時還在總書記位置上，鮑彤也還沒有被拘捕；“精英”們到薊門飯店開的那個“愛國”會，其實是在勸說無效之下， 大家絕望中想到“與其讓軍隊把學生趕出廣場，不如由老師們把學生綁回學校”（陳子明語）；至于索羅斯的“開放基金會”，那是經正式審批後，自1980年代 中期就開始了“推進社會開放”的常規活動。比如筆者本人作為申請者就正在做“文革親歷口述史”和“文革認罪書集成”；中央美院教授楊先讓得到一小筆資質正在走黃河。該基金會不僅與89年春天的社會動蕩無關，擔任中方主席的，早在1988年就換成國家安全部于副部長。至于方勵之，胡績偉等——正宗忠勇共產黨 人是也。唯一能扯上些干系的李淑嫻，以我的觀察，應屬心理而非政治範疇。 但他們被當敵人，須由裝備了直升機，新型坦克，火箭炮，狙擊手……的正規軍來對付。對付的結果，已故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方法論教授鄒讜做過最精煉的陳述︰ 黨內的強硬派動用武力重新鞏固了地位，80年代以來新興的公民力量被全面鎮壓，黨內溫和派也被徹底清除，再次上演了‘一方全贏，另一方全輸’的零和博弈。 鄒讜是國民黨堅決反對聯俄容共的“西山會議派”首領人物鄒魯之子。1987年，曾以美中文化交流身份住在北大芍園。記得筆者前往與他做“學者答 問”的時候，腦子里還曾小心眼兒地掠過“不知乃父精神在鄒教授身上有何樣體現”這樣的想頭。 後來，一次次接觸，學問道德崇敬之余，竟然令晚他整整一代，並且在當時還有著中國共產黨黨籍的筆者黯然神傷——為這位說京片子的廣東大浦人時時流露的對故國的摯愛，為他對共產黨改革傾注的厚望，為他感受到剛剛萌生于知識界的普世傾向時的由衷欣喜……無論從情感還是學理，鄒讜都不同意以激進的方式變革社會， 但他還是願意用最大的寬容和諒解，看待國民黨和共產黨從事“社會革命”的懇切願望。他認為“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候，一批仁人志士認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從根本上克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和各個領域中的危機”。他不肯（或者不忍）把執政者放到個人獨裁的“極權主義”名下，而代之以讀者相當陌生的“全能主義”—— 以這樣的心懷與期望，他最不願意見到的事情發生了。當局大開殺戒之後，他大病一場。 友人告訴我，後來，輾轉病榻之際，“風波”中一個個環節逐漸曝光，他最終獲知，在中國當代特有的“全贏”“全輸”兩造間，尚有零星讀書人，肯于將現代協商與妥協精神帶到現場。從徹底失望里返回，他寫道︰ 在不到七個星期的時間內，從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中國的事件走完了從動員到鎮壓的前後相接的全程。在每一個暫停時刻，在每一個轉折點，都似乎存在著可以選 擇其他途徑的機會。然而，那股希望奇跡般地改變中國的動力，遇到了雖充滿裂痕，但仍不能一下推倒的權力金字塔。從學生和中共領導人兩方面都克制的開端，到悲劇性的結局（老同志執拗地抑止粉碎了英雄模樣天真的年輕人和堅定不移的宿命論者的決心），歷史的兩方面的人來說，都似乎與人的本意背道而馳。當學者回過 頭來分析時，如果我們準備用不同于老同志和極端學生的假設去看這場政治博弈的話，每個悲劇性的錯誤都有一個解釋，每個失去了的機會都提供一個可供學習的教訓。 從寫于2003年的《六四日記》看，以個人功業為最高目標的李鵬沒有絲毫的學習精神。他已經“全贏”，更繼續贏下去 ——只看看此後二十年，他的家人如何借助無人敢于挑戰權勢，對國民共有資財所實施的攫奪。《日記》披露，他曾經親自主持對趙紫陽兩個兒子的調查。此大贏家 敢不敢請求組織查查他的家人，哪怕僅僅把他李家的收入公示一下？ RFA

作者 : 戴晴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10-06-23 1:00 AM 2010-06-21 這本日記，若說名聲，可是大噪了好一陣子了——特別是當局不許它面世的消息傳出之後。鮑樸選在今年將它推出，或者說，那個神秘的中間人選擇今年將它塞給鮑樸，為什麼呢？ 流傳世間成為公共閱讀品的日記，大凡分三種︰一曰流水細賬，每日進項出款、吃喝迎送，書寫者目的單純，只為自己留個備忘。再一類是柔情百轉之女或多淚多血之男，一肚子柔情豪氣找個隱秘地方打發。這第三類就是多少帶些自戀癖、或者自認為歷史絕不該忽略自己的人物了︰他們或者自己提筆、或者倩人捉刀，推出喬模喬樣所謂“日記”——其實是對自家建功立業的自詡。 這本《關鍵時刻》，毫無疑問屬于第三類。雖說其調閱秘密檔案（包括在可以拿版稅）的權力（注意此處確為權力而非權利）無人可比（讀者朋友一定記得軟禁中的趙紫陽想參閱一下文件而遭拒的情景），氣勢也不可說不恢弘，可惜最後出手的這十五萬字，一點也沒能給他加分。 日記作者說“其中許多情節是鮮為人知，第一次公諸于世的”——究竟哪些，他沒有明說。如果從世人關心的角度，或者說，從“六四悲劇”里邊最為要害的待解之謎而言，《日記》頗有若干看點——比如“4•26社論”。 胡耀邦離世，民間諸多不滿發泄出來。趙紫陽堅持，“只要學生不搞打砸搶，我們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在胡的葬禮和自己出訪之前，即4•19日，趙前往真正掌權者住處，“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到4•23日臨行前，常委一班人對鄧和趙共同確定的處理學潮“三條原則”（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做好學生工作，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堅決制止一切打砸搶不法行為）並無異議。 不料，用當時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年的話說，“4•23下午趙出訪，4•24李鵬就（召開常委會）听北京市匯報，4•25給鄧小平匯報，4•26發表社論，三天之內就給學潮定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動亂”的性。 早在二十年前，論者就已經看到，這里邊的關鍵是登門激怒鄧小平，繼而將鄧的狠話放進社論。總書記出訪，一線指揮權交給李鵬之後局勢如何發展？《日記》這回不僅透露早在4•21日，“軍委楊尚昆副主席下令緊急從駐防在保定的三十八軍的兩個機械化師中抽調1500名兵力，日夜兼程，趕赴北京。一個團進駐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衛中央首腦機關的安全。”對于誘導鄧小平講出“極有份量的話”，《日記》說︰4•23日，總書記離京，李鵬很不爽，覺得“趙紫陽已經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楊尚昆此時有了動作。《日記》說︰“在這時，尚昆同志建議我主動找小平同志請示，他也一同去。” 《日記》詳盡給出“鄧小平（4•25）講話要點”。這本是一篇只講給他和“尚昆同志”听的話，連這本《日記》里也沒有說鄧有指示讓他們傳播——與此相反，趙紫陽記得，到後來，在5•17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事實是，當天下午，總書記出訪期間主持工作的李鵬即作出決定，在黨、政府和北京市三大系統傳達；當晚起草“4•26社論”——學運升級。 《日記》（4月20日）里還有一則鄧家絕對不喜歡看到的爆料——事關獨裁改革家鄧小平怎麼一次再一次痛斬一線工作大將︰ “這次中甦最高級會晤，已明確是在小平同志和戈爾巴喬夫之間進行。雖然去年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小平同志親自定了這次中甦高級會晤是由兩位總書記，即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進行正式會談，小平同志和我與戈的會晤都叫會見。但最近小平同志在接待方案中作了改變，明確提出我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為正式會談，而趙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由會談改為會見。” 讀者記得甦聯在中共奪權、掌權征途上所扮演的角色吧？到1989年春夏之交，絕交三十年之後，毛澤東的繼承人（即退位而不交權的鄧小平）如何在續交的歷史舞台上出場——李鵬的這本日記將鄧的忐忑、瞻顧、患得患失揭示出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怎麼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面時平實的敘述，會掀起如此大的風浪。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