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因为老是发不出去，试试看拆分成3部分行不行。
可能有人要说，恒大事件已经是“过去式”了，没有必要再讲这个。但这事情真的过去了吗？
有一个最明显的“猫腻”，那就是现在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的状况。
去年，中共以妄图逃跑出国为理由，将许家印软禁起来。
正当大家都以为许家印会被判重刑的时候，突然“画风”一转，中共对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罚款4700万元，并终身禁止涉足证券市场！
然后，就没有任何后续了。没有正式指控，甚至连继续调查都没有了。
既然如此，那么从法理上来讲，许家印只需要缴纳了4700万的罚款，并且不再碰证券市场，他就是一个自由人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但事实并不是。许家印先是被软禁在北京，然后在几个月前，又被送到深圳接着软禁。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许家印还将被中共一直软禁下去。
说许家印是犯罪嫌疑人吧，没有任何的后续调查，更没有任何的指控。说他是自由人吧，但他一直被中共软禁着。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猫腻”吗？
须知，许家印并不是政客，而是商人。对付商人，中共一贯是非常干净利落的。要么狠狠收拾一顿，包括枪毙和没收全部财产，要么轻轻放过。总之，完全没长期软禁的必要。所以现在许家印的状况就显得非常诡异了。
讲到这里，我想一些熟悉中共内幕的朋友恐怕已经大体猜到了，许家印绝对卷入了某件“大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大事”明显还没完，否则许家印就不会是被软禁，而是有了最终的结局。
所以，恒大事件根本就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
但什么“大事”能让中共长期软禁一个商人呢？
那么，请各位跟随我，一步一步地探索恒大事件之中的“猫腻”吧。
大约是2023年10月份，也就是许家印被抓后不久，就有传闻称：邓家贵卷入了恒大事件。
邓家贵是习近平的姐夫，也是习家的大管家。如果邓家贵真的卷入了恒大事件，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习家有份，习近平也有份！
不过，那个传闻一闪而没，且仅仅只有一句话而没有任何细节，比较缺乏可信度。不能排除那是习近平的政敌，又或对他不满的人放出来的假消息。
那么，这个传闻可信吗？经过一年多时间大量收集信息，并认真分析之后，我可以肯定，消息是真的！
当然，从听说传闻到确定传闻，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找到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就是香橼事件。
一、从香橼事件开始了解恒大
那是2012年的事情：当年6月，美国做空机构香橼发布了一份长达57页的做空报告，警告投资者恒大日益增长的财务风险，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恒大结局已经注定，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
随着香橼做空报告的出炉，恒大在开盘后就暴跌超过17%，股值一夕之间蒸发将近80亿港元。而作为这次做空行动的空头机构，香橼获利约160万港元。
说到这个香橼，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但在股票行业，那是大名鼎鼎。
香橼其实只有一个人，身兼老板和员工的安德鲁·莱福特，因此早期曾被嘲笑为皮包公司。
但香橼的业绩却令人目瞪口呆：从2006年开始，香橼对在香港上市的20余家中国大陆公司进行做空，结果导致其中7家退市，而没有退市的也大部分遭到了重创。
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命中率”了！由此可知香橼在做空方面是相当专业的。
香橼最著名的业绩是做空东南融通。2011年香橼做空东南融通，137天之后东南融通退市。
正因为业绩显赫，所以香橼令很多中国大陆公司闻风丧胆，以至于获得了“中概股杀手”的称号。
为什么是“中概股杀手”，而不是“股票杀手”呢？原因也不复杂，因为中国大陆公司违规操作太多，特别是存在大量的财务欺诈行为，所以也最容易进行做空。自然，倒下的基本都是中概股。于是香橼就获得了“中概股杀手”称号。
说起中国大陆公司的违规操作，特别是财务欺诈，那真不是什么秘密。在很多年以前，我这么个跟商业完全无缘的人都知道，中国大陆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有两本以上的帐本。
我为什么要强调“私营”呢？因为中国大陆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企通常与特定的利益集团存在紧密联系，内部非常复杂。再加上本文基本不打算涉及国企，所以就不讨论了。
没有上市的中国大陆私营企业至少有两本帐本。一本是真实的，另一本是用来应付税务局的。这么搞的原因基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运营成本很高，原因有两个：1、中国大陆的税多而重；2、中国大陆的腐败严重，这导致私营企业的隐性运营成本很高，因为需要经常“打点”相关官员。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利润普遍微薄，原因也有两个：1、大陆人普遍比较穷；2、房地产的大发展使得大陆的家庭负债累累。简而言之，大陆人普遍不太敢花钱，有点钱就赶紧还贷款或存银行。所以，大陆人普遍消费的是廉价商品。而廉价商品的利润必然微薄。
当然了，虽然当时的私营企业利润微薄，与这几年的经济衰退相比依然可以称之为经济繁荣。但中国大陆的经济再如何繁荣，那也是没法跟其他国家相比的。所以，也就是利润微薄和利润“非常”微薄的区别而已。
运营成本高，利润微薄，为了生存，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在重压之下就必须想办法缩减开支。
怎样缩减开支呢？压缩员工的薪资成为了常态，但这明显还不够。所以，我就能够经常听到这样或者类似的话：“如果老老实实缴税，那就根本不赚钱。”很显然，中国大陆私营企业老板的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偷税、漏税。所以，只要稍微上点规模的私营企业，是必然存在偷税、漏税问题的。这不是人品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
而且，真实的帐本与税务局看到的帐本不同这个事实，又为官员们留下了后手。当某官员想整哪家私营企业的时候，只需要查帐就可以了，因为必然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一查一个准儿。这也是为什么大陆私营企业特别怕当官的原因。
我必须强调，查帐仅仅只是官员们收拾私营企业最有力的武器，但并不是唯一的。像指使工商、卫生、消防等部门对私营企业进行大检查，然后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问题为理由，责令私营企业停业整顿，亦是官员们的常用手段。
多而重的税，严重的腐败，最后是微薄的利润，最终导致大陆私营企业为了生存而偷税、漏税。而偷税、漏税反过来又成为官员们拿捏私营企业的把柄。手中有了把柄，官员们自然可以把私营企业当肥羊——都不需要官员们主动进行敲打，“懂事”的私营企业自动会将钱送上门去。而每当官员缺钱花的时候，只需要去某私营企业“溜达”一圈，缺钱的问题通常就解决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税必然是多而重的。这不仅涉及到税收问题，更是官员们的现实需求：如果税不多而重，那么私营企业还会不会尝试去偷税、漏税呢？
而为了避免官员们无穷无尽的敲骨吸髓，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稍微做大一点之后，就必然需要寻找靠山。如果靠山够硬，就没有官员敢来打私营企业的主意，那么私营企业就只需要面对税务局就行了。
但找靠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靠山可不是活雷锋。所以，大陆私营企业寻找靠山的结果，就是从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官员敲诈勒索，变成了向有限的高官进贡。
而且，很多大陆私营企业搞着搞着，就变成了高官的企业，而私营企业原本的老板则变成了高官的掌柜。
这也是中国大陆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坚决维持小规模经营的原因——与其发展壮大之后替他人做嫁衣裳，还不如躺平享受更舒服。
而当私营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光是一般的高官已经罩不住了，需要谋求权贵的支持。所以，中国大陆的大型私营企业背后必然是有中共权贵存在的。
但实际上，我前面还是往好里说大陆的高官和权贵了。现实中的高官和权贵有时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经常发生高官或权贵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夺经营良好的私营企业的事情，而原本的老板则被以某种罪名送进了监狱！
总之，只要中国私营企业做大，那么必然会跟权贵或高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可能有人还不明白，那么请了解一下明、清两代的中国经济。在经济方面，明，清，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样的：大型私营企业基本上都在权贵或高官的掌控之中。其老板大部分成为了权贵或高官的掌柜，少部分则被投入监狱，然后由权贵或高官的家族成员替代。我管这种持续了几百年的特殊经济叫做“掌柜经济”。
而如果是上市的私营企业，则至少有三本帐本。那第三本帐本就是用来忽悠股民，以便从股市圈钱的。
可能有人要说，如果将应付税务局的帐本和忽悠股民的帐本一对比，那岂不是就露馅了吗？答案是，这种对比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是不被允许。因为这已经形成潜规则了：你私营企业能够忽悠股民那是你的本事，税务局根本不管。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高官、权贵眼里，私营企业就是赚钱工具。私营企业有了钱，那么这些钱迟早是会落到高官或权贵的口袋中的。或者说，在第三本帐本的问题上，私营企业对高官、权贵来说就是“鱼鹰”。所以税务局才不会管私营企业忽悠股民的事情呢。
当然，关于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大量内幕是我在恒大事件之后才琢磨明白的。但至少，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私营企业至少有两本帐本，而上市的私营企业至少有三本帐本。虽然当时不明白其中的具体原因，但这已经足够了。
正因为有如此认识，所以在世纪之交，股票之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我是屹然不动的。哪怕是有人大力鼓吹，我也是礼貌地拒绝了。对于那些已经明显兴奋得丧失了理智的人，我就说我不懂股票，所以不碰。
其实，虽然我确实不懂股票，但起码比那些鼓吹股票的人懂得多。因为，我懂股票价格的根本，那就是企业的业绩。而财务欺诈则意味着企业的业绩是虚假的，是吹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说，中国大陆的股票全部都是垃圾，而大陆股市就是个大垃圾堆！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妥当。
而每当有中国大陆股票暴跌甚至是退市的时候，我也毫不惊讶——本该如此。
可能有人认为我对中国大陆的股票的态度太极端了，认为有些私营企业的业绩还是不错的，其股票自然也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哪怕是业绩不错的大陆私营企业，一样存在大量的财务欺诈。你让我花100元去买实际价值只有50元，甚至是20元的股票，凭啥？说穿了，还是垃圾，只不过稍微有点不同而已——有些垃圾完全无价值，有些垃圾则有那么一丁点价值。但我并不是拾荒者。
但为什么中国大陆股市会搞成大垃圾堆呢？以前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了解香橼事件之后，我才猛然醒悟，大陆股市缺少一种关键性的东西——做空机构。
很多人讨厌，甚至是痛恨做空机构。因为做空机构的存在，很多本来看起来不错的股票，可能在某天急剧贬值，乃至于被迫退市，变成了废纸。
但我不得不说，虽然做空机构不讨人喜欢，那确实是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环。
在自然界中，秃鹫是一种食腐动物，样子难看，食性更令人不舒服。但是，正是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在不停地处理着尸体，清洁着自然环境，是自然界的清道夫。
而做空机构就是股票市场的清道夫。
做空机构当然不是活雷峰，但秃鹫也不是。做空机构做空的目的是为了获利，秃鹫吃尸体的目的则是为了生存。目的不重要，结果才重要。做空机构清洁了股票市场，而秃鹫则清洁了自然环境。
总之，做空机构和秃鹫是一样重要的。
为了获利，做空机构必须很专业，因为一旦做空失败就会损失惨重。为了获利，做空机构必须认真分析目标企业，以寻找对方存在的漏洞，因为有漏洞的企业才有利可图。为了获利，做空机构必须消息灵通，灵通的消息通常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商机。
正因为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存在大量的违规操作，特别是财务欺诈，所以，很多中概股才会被做空机构做空到退市或损失惨重。因此，很多人讨厌，甚至是痛恨做空机构。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做空机构确实是股市的清道夫，是股市的“秃鹫”，它清除掉了股市的“腐肉”，还股市以健康。所以，做空机构是股市健康运行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中国大陆股市却没有做空机构。不是没人想成立做空机构，而是中共不允许！
为什么中共不允许呢？因为中共与做空机构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1、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是很弱小的。偏偏为了发展，私营企业又需要大量发展资金，所以才有了股票市场，目的就是从民间获得资金。但弱小的私营企业一旦遭遇做空机构，特别是国际上那些老练的做空机构，就必败无疑。出于保护的目的，也是为了尽量从股市获得发展资金，中共决定禁止做空机构进入中国大陆股票市场。
当然，手段就不那么光彩了，采用的是各种各样的盘外招。
但现在的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理论上应当不需要这种保护了。而中共依然禁止做空机构进入大陆股市，则主要是另外的原因。
2、为了维持虚假的繁荣局面。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大陆的GDP统计数据就是个扯淡。但事实上大陆的很多东西也是扯淡的，比如股市，因为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财务欺诈。大量的财务欺诈导致大陆股市变成了一个大气球，看起来巨大而美丽，但你只要用针扎一下，立马漏气。
而做空机构就是那根针。为了避免虚假的繁荣破灭，中共必然要禁止做空机构。
3、利益集团作祟。
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中国大陆的大型私营企业都与权贵、高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权贵、高官保护私营企业，但同时，他们必然是要从私营企业“抽血”的。
权贵、高官从私营企业“抽血”必然会导致企业财务恶化。而另一方面，只有维持高股价才有利于私营企业从股市圈钱。所以，财务欺诈就成为了必然选择，且非常非常严重。
而严重的财务欺诈很容易导致私营企业被做空机构盯上。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禁止做空机构存在。
4、还跟做空机构的运行模式有关。
为什么做空机构能做空，而别人不能？因为做空机构掌握了第一手的内幕消息。而为了掌握第一手的内幕消息，做空机构就必须会钻营，会打探秘密。这样一来很多秘密，特别是丑闻，就会暴光。
为避免丑闻暴光，禁止做空机构的存在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总之，为了保护弱小私营企业，为了维持虚假繁荣，为了有利于从股市圈钱，为了避免丑闻暴光，中共必然是要禁止做空机构的。
而没有了做空机构担任清道夫，结果中国大陆股市中是什么样的“烂鱼臭虾”都得以保留下来了。于是，股市不但成为了垃圾堆，而且规模还越来越大，且“臭气熏天”！
讲完了做空机构的重要性，那么让我们再回到香橼事件。
香橼曾在2012年6月发布做空报告，其中列出了恒大的五宗罪：财务欺诈、权钱交易、庞氏风格的融资方式、许家印文凭造假和随意的投资。这也是为什么香橼得出“恒大结局已经注定，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的结论的原因。
坦率讲，香橼的这份报告对，亦不对。
说这份报告对的原因，是因为上述的五宗罪全部正确：财务欺诈不只恒大在搞，基本上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都在搞，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权钱交易也是常态，不进行权钱交易的生意根本就做不大，前面同样讲过了；庞氏风格的融资方式是中国大陆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的通用搞法，不止恒大一家这么干；许家印的文凭确实“来路不明”，但中国大陆很多商人和官员都是这么搞的，包括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也出自所谓的“在职研究生班”，其实也可以归类为“来路不明”；随意的投资亦是不少中国大陆商人在成功之后的搞法，部分原因是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但更多原因则是为了讨好权贵，比如恒大歌舞团。
其他四条没必要仔细讲，大家应该都懂。但庞氏风格的融资方式这一条一定要好好讲一下。
“庞氏”，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修饰词。这个修饰词通常会与“骗局”组合在一起，成为“庞氏骗局”。而庞氏骗局在现实中最著名的应用，就是传销！
当然，恒大的融资方式并不算骗局。但其运作方式又确实与传销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这里，我们以恒大的第一个项目，广州的金碧花园为例来解说庞氏融资方式。
金碧花园位于工业大道，前身是广州农药厂，有160亩，土地款都要1个多亿。
当时恒大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恒大利用了金融杠杆，其实就是庞式融资方式：首先谈妥分期付土地款，首期只需付500万；其次找银行贷款600万，付清首期土地款500万后，剩余100万用作公司日常开销；然后是找承建商代建，开出优于市场的合同价，但前提是先建后付，等卖楼后还钱。
这下大家应该对庞式融资方式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了吧？
庞式融资方式在中国大陆房地产业中的表现形式就是高负债、高周转、高规模，这也被某些人称为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所谓“三大法宝”。
但是我必须强调，庞式融资方式里面的“猫腻”很多，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会在后面陆续讲到。
而这种运作方式也比较危险，因为摊子很容易越铺越大，资金链比较紧张。当遭遇某种经济冲击的时候，资金链就会更加紧张，甚至是断裂。
可以说，香橼的报告是抓住了要害的，是正确的。
但香橼的报告也可以说不对，因为其并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香橼知道恒大有大问题，就依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来判断中国大陆经济的运行方式，从而得出了恒大一推就倒的结论。
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市场经济，因为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专制主义。正因为专制主义的存在，所以中共和权贵的权力几乎不受约束。而正因为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以中共和权贵经常在中国大陆市场中使用各种盘外招。大量盘外招肆虐的经济，何来的市场经济？
说穿了，市场经济的标准配置其实是民主主义，因为民主主义能够有效地约束政府和权贵的行为，使其遵守规则。而专制主义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大陆的经济仅仅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市场经济而已，但实际并不是。既然中国大陆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就不会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运作了。
而香港呢？由于一国两制的存在，理论上香港应当是市场经济。
但问题是，在香港回归之前，中共就一直努力在渗透香港的方方面面。而在回归之后，中共自然可以公开干涉香港事务。
中共和权贵自然不会放弃在香港使用盘外招的机会。所以，由于中共的严重渗透，香港经济撑死了就是个“半”市场经济。
正是香港这个半市场经济，救了恒大的命。我倒希望恒大当场暴毙！
香橼公布了那份报告后，当日，恒大股价跌幅达17.4%。
然后，恒大开始反击。虽然具体内容很多，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就是：香港几大投行一致力挺恒大，包括德意志银行、美银美林、摩根大通、瑞信、瑞银、麦格理证券、星展银行均对恒大给出积极评级。
香港几大投行为什么要力挺恒大呢？虽然里面确实包含了投资恒大的银行，但其实投资金额并不大。而里面还包括没有投资恒大的银行呢。
真实情况是里面的水很深，这涉及到恒大的背后靠山。
前面已经说过，只要生意做大了，大陆私营企业就必须寻找靠山，不然就会成为官员们垂涎的目标。
而恒大更直接，从一开始就是权贵的企业，而许家印只是个掌柜。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回头再看看恒大的第一个项目，金碧花园项目吧。
价值一亿多的地皮，首付居然才500万，你觉得这是一个普通老板能够做得到的吗？广州政府一查恒大的老底，你觉得还会卖那块地给恒大吗？不可能的！
恒大贷款所得的600万中，500万用于支付首期土地款，100万用于公司日常开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时的恒大根本就是个空架子，什么都没有。自然，那600万贷款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抵押了。你认为银行会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冒冒然把600万贷给一个空架子公司？不可能的！
还有，承建商在垫资开工之前，难道不会了解一下恒大的资金状况，以免恒大半路倒闭，结果收不回工程款？不可能的！
每一个都是不可能的，但最终每一个都实现了，为什么？因为恒大背后有人。这就是躲在恒大背后的权贵。
是权贵给广州市政府打了招呼，恒大才能以500万首付拿到价值一亿多的土地的。是权贵给银行打了招呼，银行才可能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贷600万元给恒大这个空架子公司的。也只有权贵做通了广州市政府和银行这两方面的“工作”，从而使恒大的生存有了保障，承建商才敢垫资开工的。
从金碧花园项目就可以看出，从一开始，许家印就不是恒大真正的老板，而只是个掌柜。真正的老板是躲在恒大背后的权贵。
而从金碧花园项目，我们还能看出，1997年恒大背后的权贵在广州市非常有势力，否则根本不可能让金碧花园项目开动起来。
事实上，另外一件事情同样证明了类似的结论。事情发生在2008年。
当时，恒大遭遇资金链紧张。一般的说法认为是由于扩张过快。但我认为还有别的原因。这个原因后面会专门提到。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当时，恒大确实遭遇资金链紧张。偏偏遇上次贷危机爆发，结果恒大资金链断裂。
许家印希望上市融资。但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整体经济状况恶化，加上恒大自身问题多多，所以上市失败。
当时，业界判断恒大熬不过冬天。
然后，后面的事情就堪称传奇了：许家印连续两个月飞香港参加“大D会”，与新世界主席郑裕彤等人玩“锄大地”。
锄大地是一种广东纸牌游戏，类似于内地的“跑得快”。而早年，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一众香港大老板常在周末聚在一起玩纸牌，玩的就是锄大地。后来，此举被外界传为“大D会”。
经过两个月的辛苦“锄地”，许家印瘦了20斤，但成功加入“大D会”。恒大得到包括新世界郑裕彤、华人置业主席刘銮雄、星岛新闻主席何柱国、中渝置地主席张松桥等同会兄弟5亿美金支持。
又恰逢2008年底中共四万亿“大水漫灌”房地产，恒大终于得以破局：2009年11月，许家印带领恒大在香港成功上市。当天，他以479亿港元身价，成为中国大陆房地产行业新首富。
不得不说，传说很吸引人。但就如同那些网络小说一样，看看就可以了，千万别当真！
请各位想一想，如果玩玩“锄大地”就能搞到5亿美元，全世界99.9%的人都会去学。须知，香港老板们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你靠玩牌就能弄走，真当老板们是傻子？
那么，许家印是如何搞到5亿美元的呢？实际上钱是背后的权贵搞到的。
而背后权贵之所以能够搞到5亿美元，是因为权力——由于香港已经回归，所以中共在香港有很大的权力，而香港的老板们也得看中共的眼色。自然，中共的权贵们对香港老板们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毕竟是在中共的地盘上讨生活嘛。正是因为如此，背后权贵才能够从香港老板们那里要来5亿美元。
但是，老板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更何况，当时正处于次贷危机爆发时期，香港老板们自身也不宽裕。所以这钱给得就心不甘，情不愿。
因此，虽然心里已经决定给钱了，但也想出出气。这气自然不能冲恒大背后的权贵去，所以许家印这个掌柜就成了出气筒，让香港老板们足足折腾了两个月。这才有了两个月的“锄大地”传奇故事。
但从这个“锄大地”传奇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恒大背后的权贵绝对不一般。他应当是在中共中央任职，且是掌握了大权的。须知，当时可不像现在，中共将香港的一国两制视为无物。当时能够干涉香港事务的就只有中共中央，因为一国两制。而真正能够让香港老板们忌惮，且不得不“报效”5亿美元的权贵，必然是中央大佬。基本可以肯定是长老（政治局常委）。级别稍低，权力稍小，或者管不到香港，人家香港老板根本就不会搭理他。
从上述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恒大背后必然是有权贵存在的。而且我还认为，恒大在1997年和2008年的后台老板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2008年和2012年的则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不是。主要是根据不同的事件在“格局”方面的异同来进行判断。换言之，在1997年和2008年之间，许家印很可能换主子了。
可能有人要奇怪，许家印怎么就换主子了呢？难道那些权贵不忌惮许家印的这种“不忠”行为吗？其实不需要奇怪，这本就是中国掌柜经济的特色之一。
掌柜经济的起源，我不太清楚，因为没有专门研究过。但很清楚的是，在明、清时期，掌柜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而在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短暂中断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掌柜经济又重新复苏。
注意，我这可不是在夸奖毛泽东时期。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毛泽东时期是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时期之一，因为我不能确定与德国纳粹时期相比，哪个更糟糕。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很糟糕，但比毛泽东时期略微好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再回到掌柜经济问题。在掌柜经济中，权贵换掌柜，或者掌柜换主子，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在专制主义社会，金钱通常要和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金钱不与权力结合，那么肯定是保不住的。这一点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权贵失去权力，又或者掌柜遇到更大的权贵的时候，掌柜通常会“换人”，去投靠别的权贵。反之，如果掌柜失去了赚钱的能力，又或者招惹了大麻烦，权贵则会“换人”。不稀奇。所以，在掌柜经济中谈“忠诚”，那实在是一个奢望。
另外，既然已经开始详细讲掌柜经济，再考虑到后面还需要讲，所以干脆一次讲完。
这次要讲的是掌柜经济中所涉及到的大型私营企业的类型。据我所知，至少有两种。
一种，就是权贵直接控制的大型私营企业。
当然，虽然我说是“直接”的，其实表现形式还是“间接”的。
通常，权贵会注册一家空壳公司，然后用空壳公司控股目标大型私营企业。而讲究点的，还可以在国外，比如开曼群岛、维京群岛开一家空壳公司，然后控股大型私营企业。
但其实这种“间接”一点用也没有，因为如果真有人要认真查，这中间的关系是很容易理清楚的。所以我才说这其实还是“直接”控制，而算不得“间接”控制。
我称这种企业为“直控企业”。
直控企业的优点是权贵可以直接干预大型私营企业的经营，且不担心掌柜转投其他权贵。毕竟，权贵是控制了企业股份的，掌柜最多只能自己走人，是带不走企业的。但缺点也很大，那就是企业一旦出事，权贵也跑不脱。
正因为如此，所以直控企业一般仅应用于经营风险低的企业。风险低，通常也就意味着利益少。其实就是那种“细水常流”型的企业。
另一种，很显然就是权贵间接控制的大型私营企业了。我称其为“间控企业”。
间控企业的特点就是从股份的角度来讲，大部分股份是属于掌柜个人的。而权贵一般持有很少，甚至是完全不持有股份。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不持有股份，那权贵如何控制掌柜呢？答案就是依靠权力。只要权贵在企业所在地拥有巨大的权力，掌柜就必须老老实实地给权贵打工。
这样的企业的好处，就是一旦出了问题，权贵与企业非常容易“切割”：你看，我根本就没有持有那家企业的任何股份。关我何事？
但这种企业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掌柜的自由度较高。在很多方面，掌柜其实可以自己拿主意的。甚至，在遇到权力更大的权贵的时候，或者是后台权贵失去权力的时候，掌柜就可以轻松“跳槽”，因为掌柜自身是控股的！
而这一缺点，又导致了间控企业的三大特点。哪三大特点呢？
权贵必然是要向间控企业派遣财务人员的，否则无法掌控企业。所以对于企业的财务状况，权贵是很清楚的。
非常清楚财务状况，这就为权贵进行“抽血”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权贵经常对企业进行“抽血”。经常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一旦企业帐目上的钱超过某个数值，权贵就要对企业进行“抽血”。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间控企业的掌柜随时都有可能“跳槽”。如果不经常进行“抽血”，一旦掌柜“跳槽”，那就等于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权贵“抽血”必然是一点都不客气的。
每一次“抽血”的结果，就是企业帐目上只留下维持基本运行的资金，最多再留一定的余量。
所以，间控企业的第一大特点，就是资金链高度紧张！
但间控企业不可能长期维持基本运行状态，总要进行大项目投资。如果不进行大项目的投资，企业哪里来的业绩？
但帐目上就那么点钱，怎么进行大项目的投资呢？
权贵的解决办法，就是向银行施加压力，让银行给间控企业贷款。
银行会给企业贷款吗？答案是通常都会。
中国大陆的银行，特别是大银行，不是国有的，就是政府控股的。其高管本质上不是银行家，而是体制内的官员。既然是体制内的官员，那么就要受政府的管辖。结果自然就在权贵的影响范围之内。他们敢不买权贵的帐吗？显然不可能。
再说，银行的钱都是储户的，又不是高管自己家的。亏了高管也不会心疼。
所以，权贵让银行贷款，银行基本上都会贷。
由于资金链高度紧张，又要经常进行大项目投资，所以向银行贷款就成为常态。
所以，间控企业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债务急剧膨胀！
一方面是债务急剧膨胀。而另一方面，由于权贵的长期“抽血”使得企业长期资金链高度紧张。结果就造成债务与资产之间的迅速分离：资产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将陷入长期的低增长状态，因为存在权贵“抽血”这么个大“黑洞”；而企业的债务却依然长期维持高速增长。
所以，间控企业的第三大特点，就是严重的资不抵债！
资金链高度紧张、债务急剧膨胀和严重的资不抵债，这就是间控企业的三大特点！
可能有人注意到了，我讲的内容跟前面讲的房地产企业的“三高”是不一样的。
对，非常正确，确实不一样。因为前面讲的那“三高”，是中共的“口径”。而后面的“三大特点”，则是我自己的分析结果。这其实就是我在前面特意提到的“腻猫”。我把两种结论都列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进行比对。请读者自行鉴别！
我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碰上间控企业，如果自身不是权贵，那么最好躲远一点。大家的那点血汗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不会冒！
讲完间控企业的三大特点，我们就很容易看出，间控企业通常运用于高风险、高利益的企业。比如房地产企业。
恒大就是一家间控企业，因为其股份大部分掌握在许家印的手中。自然，许家印换主子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大家不需要感到奇怪。
事实上，能否“定位”当时恒大背后的权贵其实并不重要，因为那不是本文的主角。
讲完恒大背后的权贵，然后再回到香橼事件来。
为什么在2012年，恒大被香橼做空的时候，有那么多投行愿意力挺恒大？因为恒大当时的状况是要远好于2008年的，而背后权贵又给香港各大投行打了招呼。于是，香港各大投行纷纷力挺恒大：反正就是讲句话的事情，还能结好恒大背后的权贵，惠而不费，干了。
有了各大投行的背书，恒大的股票在短时间下挫之后，很快反弹，甚至从最低的不足3港元一直涨到8港元。
如果香港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仅香港老板们不会搭理恒大背后的权贵，甚至香港各大投行也不会。大家只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办事就行了，不需要担心别人的盘外招。
但正因为香港只是个半市场经济，大家都惧怕中共和权贵的盘外招，所以香港老板和投行才会为恒大背后的权贵办事。
自然，香橼虽然有160万港元的收益，但总的来说算是做空失败了。因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恒大就算不退市，也应当遭到重创。
香橼的失败，实际就是因为其对香港政治经济了解不够充分所致：香橼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做空恒大的，而恒大背后的权贵却应之以盘外招。所以，香橼必败。
而香橼的失败，又意味着做空机构的清道夫功能在香港股票市场渐渐趋于失效。
但香橼在2012年的失败还仅仅只是做空机构失效的开始。
同样是在2012年，许家印派副总裁，赖立新到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报案，报案的理由是香橼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前面已经说过了，香橼公布的那五宗罪其实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时香港警方也没理这事情。
然而，到了2014年，情况突然急转直下。2014年12月，香港证监会发起针对安德鲁·莱福特和香橼的诉讼，指控莱福特就在港上市企业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并在报告发布之前卖空410万股恒大股票，获利160万港元。这是香港证券监管机构首次启动针对一位卖空者的法律行动。
实际上在过去，香港证券监管机构根本就不管做空机构的事情，因为不合规矩：做空机构有提出自己看法的权力，但听与不听，则是别人的事情。
2016年8月，香港证监会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香橼研究负责人安德鲁·莱福特于2012年6月在发表有关恒大的报告一事上，犯有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诱使他人进行交易的罪行，责令他交出做空恒大而获得的160万港元的利润，承担520万港元的诉讼费用，并禁止其在五年内不得在香港买卖证券（话说，我都不知道那52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说真话的变成了说假话的，该输的变成了赢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共中央，特别是习近平出手了。这一点非常明确！
客观上讲，想对香橼出手的人很多，不仅仅是恒大背后的权贵。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大陆私营企业需要到股市上去圈钱。
但大陆股市规模有限，那么能够圈到的钱也自然也有限。
而香港不同。香港当时是国际大都会，是东亚金融中心之一，自然，涌入香港的国际游资金额非常庞大，令大陆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背后的权贵垂涎三尺。
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大陆私营企业都想到香港上市，试图圈走那些巨量的国际游资。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做空机构的问题。由于大陆私营企业存在大量的违规操作，特别是财务欺诈，所以中概股经常成为国际做空机构的做空目标。闹得灰头土脸算好的，被迫退市的那才叫惨。所以在香港上市的大陆私营企业都非常痛恨做空机构。
而能够到香港上市的，基本上都是大型企业，所以能够在香港上市的私营企业背后的靠山基本上都是中共权贵。所以中共权贵们都鼓噪着要收拾香橼，以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然而，中共权贵们虽然在中国大陆的权力很大，但在香港却遇到一个障碍，那就是一国两制：香港既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是市场经济，那么就理应接受做空机构的存在！
所以，要整香橼，这种事情必然涉及到长老会（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一国两制的存在。就算不一定上会讨论，但至少需要长老们私下进行沟通，特别是需要习近平点头，因为他是大长老（一号政治局常委）。
所以，香橼事件是必然要牵涉到习近平的！
但为什么习近平要收拾香橼呢？看看习近平接下来干的事情就知道了：公私合营、大力发展供销社（妄图搞统购统销）、在私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内强行组建党支部，还有“一带一路”。
从邓小平开始，中共在国际上一直扮演的是小白兔的角色。现在习近平觉得翅膀硬了，不想再扮演小白兔角色了，而是要当大灰狼。而结果大家都看得到，弄得灰头土脸。
而香橼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习近平对西方的一种试探。
习近平点头，然后任务交给中央港澳办主任。中央港澳办主任还需要给香港特首施加压力，因为这种搞法明显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压服了香港特首，剩余的事情就好办了。
就这样，说真话的变成了说假话的，该输的变成了赢的。
也幸亏莱福特不是中国公民，否则一个寻衅滋事罪，或者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两种著名的“口袋罪”，就能送进去吃几年牢饭。
但习近平此举却带来一个严重后果——香港股市丧失了清道夫。
我不是说此后做空机构就不能进入香港了，毕竟一国两制那张皮暂时还不能撕破。但在香港的做空机构在动手之前，都要战战兢兢地确认某企业确实不是某中共权贵的禁脔才行。而香港股市的绝大部分有问题的股票又都确实来自大陆企业，所以基本等同于没有做空机构存在。
没有了清道夫的存在，香港股市就开始渐渐“腐烂”，开始“发臭”。总之，就是开始“内地化”。虽然这个转变还有一个过程。
从这里可以看出，恒大事件虽然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能在2012年“爆”掉，或者让恒大在2012年就遭受重创，那么其最终的“威力”本来是可以小很多的。
是背后权贵救了恒大。是中共的无数权贵，特别是习近平，赶走了做空机构。于是，恒大就跟从山坡滚下的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最终造成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
可能有人要说，习近平仅仅只是驱逐了香橼而已。其他的事情都是恒大和背后权贵干的，完全与习近平无关。
但真的与习近平无关吗？接下来我将证明恒大与习近平的联系。
穿越时空的凝视
2024年1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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