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试验田 枫桥经验的前世今生

在中国有两个枫桥特别有名。第一个是姑苏的枫桥，因为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而名垂青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标签，这个枫桥代表了古代中国那种文化鼎盛的气象。 另一个枫桥是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在上世纪60年代以推行群众暴政的“枫桥经验”而闻名全国，“枫桥经验”是文革的前奏，因此诸暨的枫桥就成为文革的一个标签，代表着摧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灵魂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枫桥经验”的由来和本质

“枫桥经验”是1963年在浙江宁波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一种具有文革特色的基层群众暴政模式，具体表现就是煽动群众以大批判的方式（文斗，不施展暴力）来改造所谓阶级敌人。“枫桥经验”可以看作是文革的一块试验田，文革中的各种大批判活动其实就是“枫桥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枫桥经验”的升级版本就是大批斗（武斗，施展暴力），从大批判到大批斗，这就是文革中毛泽东煽动群众打倒政敌的一贯手法。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中的政策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大饥荒的定性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逐渐演化为两条路线斗争。刘少奇认为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工作中的错误和成绩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所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一个比喻，用来表示“大跃进”的主流是好的，所以刘少奇的上述发言就等于和毛泽东唱对台戏，这埋下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伏笔。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并开始扭转“大跃进”中的激进经济政策，这段时间有三个问题引发毛泽东严重的危机感。一是刘少奇在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号召下面的干部不要害怕把工作说成一团黑，要敢于继续揭露工作中的问题，而毛泽东对这种将“大跃进”的局势说得漆黑一团的所谓“黑暗风”非常不满。二是由于“大跃进”导致人民公社难以维持，自1961年以来很多地区开始出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情况，并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认定为这股“单干风”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会破坏他的农村集体化政策。三是一部分在“大跃进”期间遭到批判的干部经过七千人大会后得到了平反，毛泽东担心如果这股“翻案风”继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彭德怀等人也被平反。这三件事情如果进行下去，毛泽东此前建立起的威信和地位都会崩塌。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使毛泽东加快了反击步伐，并很快夺回了主动权。1962年9月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全会通过的公报肯定了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具有正面意义，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而且党内的斗争也反映了这种阶级斗争。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工作重心再次拨回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决定在各地城乡展开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他的路线遭到修正。

196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启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就是清理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四不清”现象，包括账目不清、仓库不清、工分不清、财务不清，在城市里表现为“新五反运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不过，四清、五反都只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场新的政治运动，重新树立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建立毛泽东对基层群众、干部的思想的绝对控制。

196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被简称为“前十条”的社教指导文件，规定“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是此次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要对“四类分子”采取改造而非捕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