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時間：2024年10月24日 20:11
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大家都知道了，本文将避开那些“看热闹看不了门道”的一般介绍而讨论三组更深入的问题：第一，阿西莫格鲁（昵称阿西）等人的《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2001）如何存在严重错误？以此文为主要获奖依据为何是一个典型的主流专家错误？第二，《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2005）如何改进了前文的观点？它为何更加重要且足以成为获奖主要依据？第三，阿西的制度理论还存在什么缺陷？该如何改进？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即便好制度会给自己带来更多实利（制度好坏由社会视角定义），统治者为什么还会选择和死抱坏制度？
学习或接触经济学的人有两个头痛的问题：为什么吓人的数学模型越来越多？它们为什么总是不能直接说出自己的底层假设和现实含义？我曾提出过一个“经济学理论三分法”来帮助克服这类胆怯和疑惑：数学模型只是由简化现实的虚设条件构成的参照型理论，它不同于更现实的解释型理论和政策型理论，它肯定是错的但也肯定是有用的。关于经济繁荣与衰落的主流增长理论就是这样的参照型理论。如果你听到一个经济学家在谈经济发展问题时只谈资源投入和负债扩张，你就可以判断，他是一个假设经济发展与社会机制毫不相干的黑板经济学家。
在这个问题上，《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正确地认为，这种黑板经济学只是技术性的，它无法进一步解释资源投入和经济水平在一个国家如何不同于另一个国家（“诺思诘问”），涉及产权和契约的经济制度才是更基本的因素，制度经济学因此比数理经济学更接近现实。
阿西在文中提出，地理和文化都类似的南北朝鲜的案例，能进一步证明经济制度不仅比资源投入重要，也比地理或文化都重要。殖民地的发展史也表明，资源和人口都多的地方因为采用了坏制度而由盛转衰，而资源和人口都少的地方却因为采用了好制度而由衰转盛（制度好坏从社会视角定义）。
但是，殖民者为什么会如此选择不同的制度？阿西在此推翻了自己的诺奖论文的观点，不再认为制度选择是由外生性质的地理环境导致的殖民者死亡率造成的，而是认为制度选择是由社会中不顾其他人利益的少数当权者决定的，这是一种显然更加正确的内生性质的政治决定论。问题是：为什么诺奖评委要把得奖的依据定在一篇错误的论文上。答案简单却不明显：因为主流经济学家都中了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的毒，都认为经验论证的技术性贡献比理论的逻辑性贡献更加重要，都因为理论逻辑上的肤浅而看不到其计量论证上的错误。
数理模型是黑板经济学，计量模型也是。阿西的制度经济学本来已经让他的理论变得更加现实，但他同其他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一样，也错误地认为理论只能由数据来证明，不懂数据其实是由底层理论或潜理论在无形中选择出来的。
具体地说，在他的诺奖论文里，为了论证制度决定增长而不是增长决定制度（以消除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他找了一个与增长无关的地理因素。一旦证明地理因素决定了制度选择，增长决定制度的逻辑就可以被否定，制度决定增长的理论就顺理成章了。可为了把他的制度理论套进计量模型，他就不仅需要“逼迫数据招供”（包括编造殖民者死亡率及其与制度指标的关联、编造制度指标及其与增长指标的关联），而且还需要扭曲他的制度理论（包括把制度由政治决定说成由地理决定、为确立制度对增长的影响而把制度变迁说成制度固化，甚至否认地理对经济的影响以使工具变量可以冒充外生变量）。如此明显的潜理论错误，在迷信经验证据和计量模型的主流评委那里是完全不可能有意识的。
顺便指出，套计量模型的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还体现在阿西提出的民主决定论和包容制度决定论的相互矛盾中：阿西一会儿在《民主确实导致增长》里以计量分析的民主说事，一会儿又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以逻辑分析的包容制度说事；当计量分析无法摆脱有民主无发展的逻辑困境时，阿西耍小聪明地用“有效集权的民主”去定义包容型制度，结果，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居然不属于包容型制度。计量模型的无能和堕落也就到了如此惨不忍睹的地步。
相比之下，没有计量模型的《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还正确地认为：经济制度是由法定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决定的；法定政治权力来自政治制度，实际政治权力来自资源控制；资源控制可以使实际政治权力压倒法定政治权力，但政治制度能够保障暂时性的实际政治权力更加持久，故两种政治权力都有维护现有政治制度的倾向。
这篇论文不仅纠正了阿西的诺奖论文的观点，还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制度内生论”和一个“政治决定论”，并且也发展了诺思提出的关于政治决定经济的社会冲突观。诺思认为统治者会追求私利最大化而牺牲社会的福利，但没有说明统治者与社会发生对立的成本机制，阿西认为这个机制是政治承诺问题：统治者可以通过放权来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放权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统治者就会选择不再信守放权的承诺或重新定义放权的内容（是不是很熟悉？）；统治者也可以通过有补偿的让权来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社会不信守补偿统治者的承诺，统治者就会不再让权或后悔不迭（是不是不陌生？）。
由此可见，有权决定是否变革的统治者，不通过做大蛋糕来多分蛋糕，完全是因为自己同别人一样都可能变卦，而且，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过程本身完全可能是不可分离的，效率与分配不可分割；此外，经济上受损的集团还可能会遭受政治权力的削弱，这反过来会使得重新分配变革后的收益成为不可能；而且，即便实利增加，实利也没有权力重要。简单地说，通过做大蛋糕来多分蛋糕可能风险太大了。
总之，如果说连错误百出的《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都可以成为获得诺奖的主要依据，那精彩纷呈的《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真可以拿它十次诺奖（前者在阿西的最高被引文中排第一，后者排第三）。所以说，2024年的经济学诺奖闹出了该奖史上最大的“乌龙”，诺奖评委的弱智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但是，阿西的新制度理论并不彻底，它充满了新古典主义的胎毒：迷信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错误地认为数理计量决定理论而不是底层理论决定模型和数据。他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们所勾画的框架基本上是文字的而不是数学的，因此就其性质而言，尚未阐释完善。” 本文将进一步证明，尚未阐释完善的恰恰不是数学而是理论。
首先，南北朝鲜的案例被阿西误读了。经济制度确实解释了南北双边的发展差异，但南方的高速发展却是在政治集权时期发生的，这显然证伪了阿西自己的政治集权决定经济压榨制度的观点。类似的困境也出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案例上，阿西后来不断要为此苦苦辩驳，结果自然只能是事倍功半。这当然表明他的“制度内生论”和“政治决定论”固然有解释力，但离通透彻底还差很远。
同对殖民地发展差异的解释困境一样，对印度和中国发展差异的解释困境，也体现了阿西低估文化作用的严重后果。不同殖民地的制度选择差异有资源、人口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西班牙与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选择及其结果就一直明显不同。印度的民主制运行及其结果也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中国的集权制选择就更是政治文化的惯性使然。阿西的制度决定论的盲点一直是：制度的关键并不是制度的确立，而是制度确立的突变可能或文化惯性，以及制度运行所必然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一个牛得不行的诺奖理论，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的集权国家面前需要如此费劲，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足以表明它的失败了。
殖民地发展差异的解释困境还表明了阿西对地理作用的认知局限。地理影响的其实不是在几个备选制度中如何进行选择，而是在更遥远的人类早期对物产剩余和国家产生的概率。地理决定了制度和文化的原生状态，但制度和文化的进一步演变则取决于路径依赖和政治选择的均衡。如此，阿西的“制度内生论”和“政治决定论”必然要考虑地理和文化因素才可能完整（对此有特别兴趣的朋友可通过微信向笔者索要包含一个新理论的长篇论文《计量增长史学的困境与出路：以阿西莫格鲁一篇有严重错漏的诺奖论文为例》）。
最后，阿西关于精英与社会冲突的政治承诺机制，也存在低估文化和意识形态作用的问题。他和诺思都强调精英利益最大化，但比统治利益最大化更有解释力的，其实是包括了统治利益、权力冲动、意识形态惯性和认知局限的统治意志最大化，也只有意志最大化能够解释权力比实利更重要。在病夫治国和首脑任性的情况下，权力冲动和认知局限是可以压倒统治利益的，古今中外的这类案例恐怕是数不胜数。可见，有权决定是否变革的统治者，完全可以因为病态和任性而不通过做大蛋糕来多分蛋糕，也可以因为政策冲突和不知所措而如此这般。首脑个人作用以及首脑任期制导致的扭曲，恰恰就是一个政治文化传统的问题。在此之外，当精英对社会的控制更有自信和把握（或者不变革生存压力会更大）时，通过变革或做大蛋糕来多分蛋糕也是可能出现的，如此，阿西论证的命题所包含的逻辑完全可能逆转。
阿西后来用意识形态去定义文化，还表明了他对文化的博弈规则含义，存在可能是认知或认知之外的逻辑应用偏差。令人遗憾的是，阿西的这些问题还延续到了他后来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和《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2019）一书中。前者用掠夺型制度和包容型制度来分析国家经济的成败，用有效民主来定义包容型制度，以为因此能避开民主制度运行的文化特征问题，却因此陷入了用有效结果解释有效结果的同义反复（为摆脱“民主低收入”的理论困境，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居然不被阿西认为属于包容型制度），并陷入了无法解释有效民主如何可能的理论尴尬。后者用脆弱国家、集权国家和受限国家来描述精英与社会博弈结果的类型，完全忽视了政治文化规则对精英与社会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说脆弱国家是因为社会力量大也完全错误，无政府的社会只会是一盘散沙。最终，他解释了三类国家的出现，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精英与社会的博弈在一个地方会偏向一种结果，而在另一个地方则偏向另一种结果。总之，抛开了制度文化组合分析，他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正确批评（“诺思诘问”）就不幸回落到了自己身上。
还是那句话，在经济繁荣的人类难题上，即便是西方的大牌学者也会犯低级错误，迷信名气、迷信诺奖只有情绪价值而没有认知价值；但只有对诺奖级别理论的缺陷说出具体有力的道理，才能破除世人对诺奖和洋人的盲目崇拜，也才能鼓起国人终结“买办型学术”或“综述型学术”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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