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想全面的了解文革，应该读些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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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列的是关于群众的书，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文革。 高层领导人的文革缺乏资料，不好说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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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革与社会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 林怀特（Lynn T. White）的《政策混乱：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现象的组织原因》（Policies of Chaos: Administrative Causes of Viole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将1949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镇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夺权、武斗等历史事件和工人、学生、市民、干部等多个社会群体在各个阶段的反应；认为文革是先前已存在的社会情形的自然继续，根源于极权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制度，文革中的混乱和暴力是中国社会矛盾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三种来源分别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使人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单位中群众和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 印红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一文中考察了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第二位的任务。这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第二，群众运动与社会矛盾。在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社会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植根于现实的、普遍存在的社会性矛盾。在缺乏有效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遇机会，群众平时积聚的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1957年整风鸣放、1963至1966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的情况。第三，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文革期间，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性矛盾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但干群关系远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执政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新制度下的社会矛盾。另外，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 王绍光认为是探寻平等和追求发展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给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内部政治的动力，并产生了最终导致文革的典型特性和压力。这个矛盾在三个层次上展开——错综复杂的政策侧重点的变换，领导层的分化和无所不在的社会冲突。他指出，作为社会的两个组织原则，精英统治和平均主义取向各有其特殊的组织目标，各有不同的手段，并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任何政策上的转变必将使一些人感到满意而同时加重另一些人的不满。政策倾向上侧重点的复杂变化，使不同利益的社会团体感到他们彼此总是处于对抗之中。对于地位、权力和稀有资源的估价或要求，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文革前的中国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分化，精英与群众间的垂直冲突，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在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冲突导致了紧张、失意、缺乏安全感和不满情绪的增长。没有一种使紧张得以放松的机制，就有可能来一场大爆炸。 李逊与裴宜理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文革”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对上海出现的“经济主义”浪潮有细致研究，所得的结论王绍光的看法有一定契合。 “工总司”也就是造反派，“赤卫队”是保守派，另外还有一派叫做“经济主义风”。这三部分工人运动具有很大差别，特别是他们的斗争目标不一样——“工总司”的造反派主要目标是为了推翻掌权者，保守派的“赤卫队”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掌权者，“经济主义风”这一派主要是为了改变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前两者具有政治目标，第三派“经济主义风”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主要是一些合同制工、临时工等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产业工人直接指向了经济利益。部分学徒工反对学徒期延长，到主管单位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各单位职工找种种理由要求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等等。可以看到，裴宜理特别注意运动参加者群体间的区别。 第四，政治文化、群众心理和社会思潮。 陈佩华的专著《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ly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最早尝试揭示文革前个人政治社会化过程。该书通过对11个人的深度访谈，选取四个代表人物，划分为顺从的、有纯正癖的、反抗的、讲求实际的四种积极分子类型，考察了他们小学时期的政治教育与性格形成的关系、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和文革中后期的变化，讨论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他认为新中国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国家对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那些前政治积极分子；家庭在价值观形成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小，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对家庭的情感取向。同辈群体之间的竞争压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思考的成果大量出现。唐少杰《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文章指出，红卫兵运动有“造反有理”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理想至上情结等，这些“红卫兵情结”不是形成于文革之际，而是与文革的孕育和发动密切相关；红卫兵的孕育和形成于新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红卫兵情结”为一代红卫兵带来沉重的历史抱负，但是红卫兵运动也是20世纪中国青年运动中最大的一次破产或异化。 《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也涉及到清华大学造反派的思潮论争。 近年来，关于社会思潮的研究不断有成果出现。 王绍光的《文革中的新思潮》（‘New Trends of Thought’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重点考察了“新思潮”的代表——湖南“省无联”和湖北“北决扬”。“新思潮”的观点认为文革的目标不是改组官僚政治，而是要创造以巴黎公社为模型的新社会。革委会的建立顶多只是一种表面改革，真正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官僚政治和经济上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的生活。 这种“新思潮”在文革最初的几个月就已出现，伊林•涤西的公开信是“新思潮”初试啼声。随着时间推移，“新思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尽管从未成为造反势力的主要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南的“省无联”和湖北的“北决扬”。他们试图根本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哲学、经济的基础知识，所以只能从经典著作中摘取只言片语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纲领——巴黎公社之所以成为他们所推崇的模式，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道的接近其理想的唯一模式。同时，他们也从未思考过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收集了“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省无联思潮”、“北决扬”、“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等社会性思潮的原始文本。该书高度评价“出身论”，认为它是追求人权、追求平等权利的杰出代表；而“李一哲思潮”承递了遇罗克关于政治权利平等的追求，并进一步把这一诉求推进到健全法制的新的高度。其次，该书认为“省无联思潮”、“北决扬”是从左的方面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实际的管理权利，形成了独立于官方理论之外的反特权、反官僚的异端体系；“联动思潮”、“四•一四思潮”等则是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思潮。作者认为，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异端思潮，都已在文革中汇成了一股挑战与颠覆正统的合力，是文革留下的思想财富之一。 印红标在研究红卫兵的过程中对青年心态、思想和社会思潮等问题有所论述。他与唐灿、米鹤都、陆建华的主题对话梳理了红卫兵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轨迹。几位学者提出红卫兵是文化革命前十七年教育结下的一颗苦果，他们率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加以说明，重要因素之一是文革前十七年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熏陶，他们思考所依据的理论是错误的。 在文革的的各个阶段，红卫兵群体的思想和行为都有转变。最后，他们上山下乡，正式步入社会后由于人生阅历的丰富思想也因此发生了更多的变化。 印红标较早的文章还有《坚冰下的潜流：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思潮》 和《抗争者的冲突：遇罗克与联动的论争》 等，其在思潮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专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该书对文革十年先后出现在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他青年群体中的一些或显（如联动思潮、极左派思潮、“新阶级”思潮、李一哲大字报代表的思潮、四五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等）或隐（当时并未公开发表或遭到批判从而没有得到传播造成影响）的重要思潮个案都尽可能地搜寻、荟集起来，作了客观的记叙与冷静的评说，对不同时期的重要青年思潮，作了分门别类的发掘和梳理，资料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堪称一部文革十年青年精英政治思潮的“小百科”。 专门研究遇罗克个人的资料有徐友渔等主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和遇罗文的《我家》 等。此外，杨健对文革“地下文学”的研究 和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 都从不同侧面对青年思潮有所反映。

2 专题类研究 最先将文革作为研究对象的无疑是国外学者。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 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就有关于文革的文章发表。之后，随着文革的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学者对此倾注了研究的热情。麦克法夸尔、费正清、沈迈克等成为文革研究的佼佼者。国内的文革研究起源于80年代。 以高皋、王年一、金春明等人的通史类著作为代表。直到今天，学者谈起文革，仍不免有“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的慨叹。 文革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视角的分野，一是关注上层政治精英，一是侧重普通群众的研究。西方学者最初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出版的各种小报，研究的兴奋点在于权力斗争——高层政治精英的清洗和升迁。 对政治精英博弈的研究一开始就成为了文革研究的主流。伯雷汉（Philip Bridgham）在《中国季刊》上的系列文章均是对毛的关注，如《毛的文革：起源和发展》（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1967年毛的文革：夺权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7: The Struggle to Seize Power）、《毛的文革：巩固权力的斗争》(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uggle to Consolidate Power)等。 黄靖从党内派系角度分析政策变动。他认为建政之前，党内派系在各自孤立的区域发展，使得各山头与下属拥有密切的关系网络；在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这些既存的关系网络转化成派系。基于此，他把党内派系作为自变量，解释派系如何影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决策过程。 研究要重视普通群众的观点之所以盛行，与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变化密切相关。60——70 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社会史、地方史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的年鉴派、社会科学派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官方史学”不再是史学关注的焦点，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开始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关注。 反映在文革研究领域，很多学者放弃宏观的叙事结构，从个案入手，对某地区或单位的文革进行了观察和剖析，取得了丰硕成果。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和冲突。除进一步收集文革期间各种出版物资料外，学者们对离开大陆的中国人做了大量采访积累了可靠、可贵的资料。遵循关注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和分析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思路，形成了解释文革的“社会冲突论”。 最早分析群众分裂对立原因的是韩裔美籍学者李鸿永（Hong Yong Lee）。他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文革期间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二者的基本区别是对运动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一派攻击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 他指出，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而保守分子主要来自优裕的社会集团。 陈佩华、罗森、安德佳对原广州的红卫兵作了长时间的采访，发表文章对李鸿永的观点提出修正，揭示了学生红卫兵派性之后的社会冲突。《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anton>）一文认为学生的冲突来源于几个方面：第一是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并不宽阔；第二是学生升学的压力增大导致学生竞争加剧；第三是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的矛盾。最后，阶级背景的对立在文革中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 陈佩华、罗森、安德佳三位后来分表发表专著，对上述观点作了更详尽的阐述和发挥。 对群众的重视、视角向下的思路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社会冲突论”也得到学界的重视，对于群众的专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第一，红卫兵运动研究。 对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研究最初几乎全部集中在对红卫兵的研究。因为文革的蔓延与红卫兵具有直接关系，所以红卫兵一直是专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前文提到的李鸿永等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红卫兵运动。陈佩华、罗森、安德佳的《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canton>）一文是红卫兵运动研究的高水平文章。此后，西方学者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趣长盛不衰。 大陆学界对红卫兵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有朱世雄《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悲剧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陆建华《红卫兵：一个社会结构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88年第1、2期）、刘青峰《民族主义和超意识的复苏——略论红卫兵的精神素质》（《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1期）等。这些论著具有拓荒性的意义，但是绝大多数著述都侧重于抽象的理论论述和定性分析，而疏于相关史料的发掘运用，观点和结论显得笼统空泛。有的论著虽然有一些简单的论证，但是这种论证要么完全基于论述这个人的狭隘经验和主观感受，要么完全基于当时报刊资料和领导人讲话的字面解读，在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成因和派性斗争问题时带有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倾向。 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学者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和深入。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大致理清了红卫兵的派别和差异。他认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老红卫兵是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保守派红卫兵是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造反派红卫兵是最高领袖指挥的平民子女造反者；极左派是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他们在斗争方向和社会背景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显现出各自的政治特点和行为倾向。在四个主要政治流派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 印的文章其实只是北京红卫兵的划分，所以突出强调了老红卫兵，并认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成为运动中的主要派别。在北京之外，很多省市的情况是没有单纯的老红卫兵组织，高干子弟都在所谓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中，亦即在北京之外的很多省市，保守派和造反派才是红卫兵组织的主要派别。所以，徐友渔在《“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和《形形色色的造反》等文章和著作中，均认为红卫兵的派别对立首先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保守派失败后，造反派内温和派和激进派严重对立，大武斗发生在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长久不能解决。 唐少杰在《从清华大学“文革”个案谈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情结及评价问题》文章中考察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产生、演变和派别。 叶青充分运用档案文献对福建的红卫兵组织名称、派别、组织特征及演变过程有深入细致的分析。 其他关于红卫兵的著作还有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 鲁礼安的《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此外，由于大陆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增加，一些新的观念、视角和方法被引入，以往那种带有过于宏观和抽象的思维方式和叙事结构开始改进，更多的史料得以采集、发掘和运用。徐友渔通过对文献、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在《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一文中对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和红卫兵行为的原因作出阐释。他分别考察了文革前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对青年学生成长和性格养成的影响，提出了革命至上、反文化和反文明倾向、斗争哲学、阶级路线、意识形态的限度五个方面的因素。他们投身运动的普遍性因素是青春期激情，在此基础上，老红卫兵对阶级斗争的狂热宣传和推行、党的两种声音、文革发动者的策略手段以及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都是重要原因。 这些观点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有更加全面和详尽的表述。 同时，该书吸收了陈佩华等“社会冲突论”的成份，对普通群众和社会矛盾均有深入探讨。董国强认为，在新一代学院派研究人士的思想意识中，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已经不是文革研究的侧翼或点缀，而是主攻方向之一。

本人80后，我姑且写之，你姑且读之。不当之处，请大家拍砖，勿做人身攻击。 一 相关研究述评 1 文革通史类著作 国内比较早的文革通史著作有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后有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 和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力求“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研究文化大革命进程本身的规律性，寻找出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动乱以新的形式产生的原则和方法”。 全书分三篇：第一篇“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第二篇“林彪的崛起和覆灭”；第三篇“江青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简而言之，该书是从毛泽东与三个人的关系角度来阐述整个文革的历史过程——第一篇主要内容围绕毛刘关系，第二篇是毛林关系，第三篇是毛江关系。从具体内容而言，该书没有实现作者的意图——对原因探讨很少，事实描述的工作也不完备。所以，王年一评价说：“一部文化大革命史本来应该系统地说明左倾错误的形成、发展、危害、教训等等，”但这本书“在这方面有严重的欠缺”， “有不少缺点，比较粗糙”。 金春明发表过几十篇相关文章和小册子，《“文化大革命”史稿》是其思考研究成果的总汇。全书分五篇，分别是山雨欲来（文革之前），狂风折梁（文革初期），欲罢难休（文革中期），风波又起（文革后期），余波难平（文革之后），研究时段不局限于1966——1976年，而以50年代农业合作化、八大起笔，以80年代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收笔，时间跨度为30年。该书从探索社会矛盾的角度，尝试把文革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有助于把握文革的前因后果。《史稿》在文革起因的分析方面具有贡献，总结了导致文革产生的三个恶性循环——“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 这一分析为从整体把握文革的原因作出尝试。此外，该书在问题阐述和史实评价方面不时体现出作者思想上的个性，在大陆文革研究领域尤为可贵。书中没有遵循其他一些论著把文革的全部或主要罪过归咎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简单做法，在许多问题上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读者表明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乃至文革本身，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和决定是无法进行或无法出现的。比如，在谈到文革发动过程时，该书写道：“打倒罗瑞卿是林彪同毛泽东的一笔政治交易。” 但该书对文革本身的书写，尤其是1967——1968年的情况描述却显得不足。唐少杰批评说：“史稿对1967年初春至1968年底的文革众多重大事件辍笔而过，对在此期间的许多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群众派别斗争和全国性的诸多群众思潮忽略不计。” 文革的问题离不开群众问题，必须正视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地位和意义，确定群众问题在文革中的角色和功能。否则，文革作为一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或置身于其中的运动就无从谈起。对文革中的群众问题重视不够，评说不足，特别是对1967年到1968年状况的评述显得薄弱甚至留有空白，不能不说是史稿最大的缺陷。 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被认为是一部进入理论思维的史学著作。该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较为简略，作者力求把读者带到理性分析、冷静审视的境界。该书大致承袭了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提出的“三个恶性循环论”，提出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卷入文革的原因有四：一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二是50年代后期在党内滋长的“左”倾思想对干部和群众产生了广泛影响；三是政治思想上的强大压力，运动中人们被迫选择表明态度作出抉择；四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张化对该书秉持的“三个恶性循环论”和“文革不是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观点表示赞成，且对“三个恶性循环”提出了修正和深化的建议。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书名为简史应该着重叙史，但本书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过于简略，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叙述缺乏足够的史料。另外，还有学者指出《简史》过于注重政治运动或上层政治活动的介绍，而对社会层面、群众层面观照不够，应该对群众心理、群众活动、社会政策、制度沿革等领域的研究分析。 唐少杰对该书评论说：“简史忽略或回避了人民群众的内在的需要、要求和利益(如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以及人民群众活动的自发性、自主性等问题，亦即很容易把文革中的人民群众看成是完全被动的、盲目的。如同过去一些关于文革研究的论著那样，简史没有给予文革中的群众问题充分的、全面的、切实的论述和评价，群众问题所占的篇幅可谓是微乎其微。这不能不说是简史一书的最大不足。” 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最实际、最深切的生活和感受等等被很多论著置于可有可无或完全忽略不计的地位是不合适的。 之所以将《大动乱的年代》放在最后评述，不是出版时间晚于上述几本著作，而是因为从整体水平上来看，上述著作没有超出1988年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叙述1966年5月——1969年4月期间的事件；第二篇“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书写1969年——1973年8月的历史；第三篇“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讲述1973年——1976年10月的过程。该书对文革中的事件及其细节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对于一些群众组织及其活动也有论及（很多问题前几本著作均未涉及）。王年一先生是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本《大动乱的年代》是目前最权威的文革通史，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以至于麦克法夸尔在2009年仍然说：“在我看来最好的中文文革著作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 当然，因现实环境的困扰和作者当时认识的局限，这本著作也有种种缺陷。作者后来曾经说：“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旧作，字数不少，发现有不少缺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联动’的错误，当时我就没有认识到。” 不可否认，该书大大拓展了文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卓越的贡献有目共睹。 另外，在各种中国人民共和国通史著作中，对文化大革命多有专章论述。郑谦、张化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三卷）》也是一本文革通史，记述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该书具体翔实地记载了诸多细节问题，如辟出小节来谈“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等问题。 其他著作还有红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中有《内乱骤起(1965——1969)》、《风云激荡(1969——1973)》、《极左哀秋(1973——1976)》将1966——1976年的十年历史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记述。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三卷《十年风雨(1966——1976)》收录了多位学者文章，以专题形式对文革的发动、红卫兵运动、“三支两军”等问题有精彩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