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比娅的前夫自述:一个不忠的妻子、不合格的母亲
编者按:7・5事件是以热比娅・卡德尔为首的世维会等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组织、策划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也让人们认清了热比娅・卡德尔–这个被境内外三股势力奉为维吾尔族人精神母亲的女人的真实面目。
本网今天刊发热比娅的前夫阿不都热依木・托乎提的自述,阿不都热依木・托乎提和热比娅共同生活了15年,育有6个子女。通过他的自述,相信人们会从一个侧面对热比娅有更清楚的认识–一个连自己的丈夫、孩子、家庭都不爱的女人,怎么能配被称为维吾尔族人精神母亲?又怎么可能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变为真理,一个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人,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热比娅・卡德尔是一个黑心的女人,绝不能让她的阴谋得逞
我叫阿不都热依木・托乎提,是热比娅的前夫。
1962年4月,我同热比娅结婚,1977年6月我同热比娅・卡德尔离了婚。我们共同生活了15年,生育了6个子女。热比娅・卡德尔真是一个黑心的女人,她给我和子女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乌鲁木齐市7・5事件是她一手操纵的纯粹的恐怖行为、纯粹的危害民族的行为、纯粹的背叛国家的行为,我们绝不能让她的阴谋得逞。
热比娅・卡德尔是一个不忠的妻子
热比娅1946年出生于阿勒泰,她有一个姐姐叫左然木・卡德尔,从新疆学院(现在的新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阿克苏师范学校(现在的温宿县一中)工作,后在温宿县成了家。
热比娅・卡德尔的妈妈就带着她和她的妹妹、弟弟从阿勒泰投亲到温宿。当时,我在阿克苏地区银行工作(现在的县医院旁边),和她姐姐家距离很近。她们来到温宿后,由于没有房子,就到处找房子,我住的房子有两间空房。我看他们可怜,就让他们住了半年多时间。
1962年4月份,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我和热比娅・卡德尔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成了家。阿克苏地区银行搬走后,我于1965年又调到温宿县银行任副行长。很早以前,我就对热比娅・卡德尔有看法。她后面找了一个男的叫司迪克・阿吉。不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分子。司迪克・阿吉娶得第一个老婆叫买合木沙,和热比娅・卡德尔的姐姐是同事,是阿克苏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一年,热比娅・卡德尔的第三个孩子出了麻疹,司迪克的娃娃也出了麻疹,两家的娃娃都在医院治疗。所以热比娅就和司迪克・阿吉认识了。我在托乎拉公社六小队支农时,有一天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我从托乎拉回到家里……。我们离婚两年后,热比娅・卡德尔又来找我复婚。我就直接对她说,你这样的烂女人,我不要你,你走吧!
热比娅・卡德尔不是一个好母亲
热比娅・卡德尔从64年生到76年4月份,总共生育了6个孩子。她有一个最大的坏毛病就是不做家务、不管孩子。家里乱七八糟,房子里放个东西也找不到,在家里不做饭,经常是早饭等到中午吃,下午饭等到晚上吃,该做的饭不做,我和孩子饿得实在受不了。
我在托乎拉村六小队工作时,有一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求离婚,把我骂得一塌糊涂。孩子小,我不想离婚。
离婚的时候,她把六个孩子都抛弃给了我,当时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孩子才三个月,我就把六个孩子带到托乎拉公社吃食堂,是共产党把我的六个孩子养大的。热比娅・卡德尔从来没有教育过子女,对孩子的教育根本不管,六个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更不是维吾尔族人的精神母亲。
热比娅・卡德尔是一个地道的民族分裂分子
热比娅・卡德尔找第二个男人司迪克・阿吉,阿图什人,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老牌的民族分裂分子,曾被判了刑,文化大革命时候外逃又被抓了回来。出狱后,被安排到新疆学院(现在的新疆大学)工作,后来又逃到美国。他的第一个老婆阿克苏师范学院的教师买合木沙得知消息后,就通过法院发通告,和他离了婚。
热比娅・卡德尔离婚后,就和司迪克・阿吉结了婚。热比娅・卡德尔在南北疆到处做生意发财后,党和政府给了很大的荣誉,她要是老老实实地把生意做下去,把子女教育好,为国家做出贡献就好了。但最后却走上了民族分裂这条路,一手导演策划了乌鲁木齐7・5事件,这么一个纯粹的恐怖行为,一个纯粹的危害民族的行为,一个纯粹的背叛国家的行为。
我家里有2台电视,我们天天看新闻,我们一定要脑子清醒,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让她们的行为得逞。热比娅・卡德尔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太伤心了,她真是一个黑心的女人。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论是我们的共产党员还是我们的人民,遇到这样的情况,麻木不仁是不行的!这是我的旗帜,这个很重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正确的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上最好的道路。
我出生在解放前,经历了新疆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1951年7月1日参加工作,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干部不一样,说话、办事、用人都不一样,国民党是打人,共产党是培养人。我就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
我初小高级班毕业后(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一年级),我们班20多个人一起参加了工作。国民党时期,凌晨四五点钟就让我们起床干活,稍不注意就要挨打。
解放后,从延安来了一个共产党的行长叫薛敬文,50多岁。当时,我们20多个十五六岁的娃娃调皮捣蛋,是他耐心地教育培养我们,把我们从小孩带成了大人,培养成了少数民族干部。
1956年,薛敬文行长把我上报到地区银行,提拔我当了副行长,1965年我被上级表彰为学大寨模范个人,197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是我们的恩人。六十年代的时候,热比娅・卡德尔没有工作,我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有70多块钱,要养活8口人,生活得很困难。要不是组织上给我们补贴,关心照顾我们,早就把家里人饿死了。
解放后的60年,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谁要是看不到,闭着眼睛摸都摸得出来。现在我和我老婆两个人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我们生活得很好。
就是热比娅・卡德尔把我们搞得很伤心。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最好的道路,我们的国家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不论热比娅・卡德尔搞什么样的分裂,最后还是要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热比娅・卡德尔的分裂破坏活动我们不愿意看到,注定要失败!
我们中国的民族是最团结的民族。
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新疆有47个民族,各个民族团结得像一家人。我特别喜欢看汉语频道,喜欢说汉语,喜欢汉族朋友。为什么呢?1953年9月到1954年3月,我们56名新疆金融工作者参观团,走遍了中国除西南行政区的24个省区市,亲身感受了汉族同胞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关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刚到大连时,一下车,一个汉族老人得知我们是新疆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时,那个老人流着眼泪说:中国有56个民资,你们就是我们的亲兄弟。当时,一群汉族老大娘、老大哥激动地流着眼泪跟我们聊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北京所有的公园都参观了。到了青岛海边一个大公园,后面有三四个车的武警保卫我们。白天,青岛市人民政府请我们吃饭,晚上安排我们看一个外国电影。看电影的人特别多,我们被安排在二楼前面最好的位置。有一名随团干部喝多了,吐在了一楼看电影的汉族人头上,可人家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让我们继续看电影。到了上海,上海市的领导给我们作报告时,看到我病了,就把我送到医院住了8天院。同时还有一个民族同志得了炭疽病,也和我在一家医院住了8天院。
医院里把我们两个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真是当成宝贝了,专门为我们两个从老远买来了羊肉,为我们两个单独做饭。我们出院时,其他54个同志已到了杭州。上海24个同志为我们两个人送行,并派了4名干部把我们护送到杭州。
在长沙时,我不小心打坏了宾馆一个小茶碗,我就把三毛钱放在报纸上面当做赔偿。等我们到了武汉时,长沙的宾馆已经把三毛钱寄到武汉了。
这几件事,我一生都难以忘记。我学习汉语也是从内地看到发展、感受到汉族同胞的关怀后,才下决心要学习的,我不仅汉语说得很好,还注意音调。我喜欢看汉语频道,特别喜欢看中央一台、中央四台和新闻频道。1953年,汉族同志送给我的汉文本子,几十年来我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反正有中国人的地方,什么样的奇迹都会出现!(完)(责任编辑: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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