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国民党当年所谓白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

丁玲在回忆录中除了不承认有过自新的表示以外，国民党企图软化她的基本内容则与徐恩曾的说法差不多，她后期在南京的个人活动也是自由的，包括她去与地下党接头都没人盯梢。 最后，我们在看看一篇纪念烈士刘炳福的文章。这篇题为《铁窗锁不住钢铁心》的传略，谈到南京陆军第一监狱换了监狱长，对难友进行迫害与虐待。怎么进行“迫害与虐待”呢？居然是将“监房门白天开放、伙食由坐牢者自己管”的最起码的一点自由也剥夺了，重新规定关闭牢门，不准难友自由活动，并将伙食收归监狱管理。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你能想象要把白天打开牢门、自己管理伙食作为囚犯的基本自由吗？

龙华的见闻，又是另一番景象。弄堂铁门关好以后，10个“号子”的人可以互相往来，饭尽量吃，小菜不能下咽，但你可以请看守兵到外面买小菜来吃。看守所长或书记每日黄昏来点一次名，此外不来管你。你只要有钱，或能敷衍，看守兵可以同你做朋友，谈天，说笑话。以浦东区委书记王克全为首的十几名政治犯，以及其他的罪犯，都在唱歌，哗笑，下棋或赌钱，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犯人。他们说，只要没有原告催迫，政治犯都可以运动出去的。有原告的，即使证据确凿也不过判决几个月徒刑。谈起死刑或长期徒刑的话，则其中羁押最久的政治犯也不过听前人说过，自己并未曾见过。他们说那都是有特别的原因。 在这种气氛下，郑超麟也就忘记了自己是犯人。被捕那天，晚饭还没有着落，如今一切都不愁了。饭是敌人送的，小菜有济难会接济，肚子饿时，早晨和下午还可买大饼油条吃，虽然比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一天下午，向来不查监房的法官来了，向大家说:“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处名义向你们家属敲诈，下次你们写信时必须关照家属不可上当。军法处是秉公办案，决不徇私。” 这就是郑超麟经历过的“人间地狱”。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你能想象一个革命者被捕以后，从侦探、法官到局长都很客气，使你忘记自己是犯人吗？你能想象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也是只关大门、不关房门吗？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李逸民。 李逸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李逸民。当年，他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去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江苏省兵运委员会委员，继续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巡捕在他家里搜出枪支，他编了一个假名字，谎称学生，枪是别人寄存的，敌人当然不相信，专门去学校作了调查，但李逸民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因为校方怕影响学校名誉，所以不敢承认，你们若把我放了，学校就会承认他的。气得这个英国巡捕毫无办法，说:“你真狡撤”，打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把他引渡给了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 而号称“人间地狱”的龙华警备司令部，竟然也找不出他的“共党证据”。他说他是同德医科大学的学生，敌人就把全校的花名册抱回来，还专门找到会计、教务长，把几年来交伙食费、学费，发讲义的收据也翻了一遍，结果都没有发现他的名单。他说他原籍温州，敌人又查遍整个温州，依然查无此人。在如此穿帮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改口，坚持说这是因为自己被捕，学校和家里都不敢承认。 同样，李逸民在回忆录中也没有谈到他被行刑逼供的事情，只说他被英国巡捕打了两耳光。 徐迈进和李逸民的故事，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九辑上。这一辑的资料中，还有其他几位革命者对国民党几个监狱的回忆，谈到在和国民党作斗争中，有的被打，有的挨了两军棍，但无一人涉及酷刑，也没说自己遭受过酷刑，只说中央交通员张宝贤“受了很重的刑”。通过他们的回忆，我们还得知，南京军人监狱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模范”监狱，所以待遇、规章都要比漕河泾监狱、苏州监狱文明，每天放风两小时，饭可以吃饱，“大部分犯人都可以去做工，还能拿到微薄的工资。”

然而，几天以后，同盟内部却发生一场激烈的大论战-- 宋庆龄根据一份详细列举北平军人反省院存在种种酷刑、骇人听闻的匿名信，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进行了公布，并要求胡适立即向北平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笔者没有找到这份信的原文，但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部民国资料丛稿中看到一封信，题目是《北平政治犯的黑暗生活》，署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原载于1933年2月11日的《中国论坛》第2卷第1期。 这份信说: “现在中国统治阶级所使用的各种刑具，极尽野蛮之能事，他们想出种种方法要能给予受难者以最高度的痛苦。如铁链上压火烧香薰，燃一火把，火熊熊然燃，于其上撤布辣椒而置犯人鼻下薰之，鲜血由鼻管下滴如注。或使犯人仰面，以辣椒水或煤油灌鼻孔，辣椒水倒流入鼻管，浸入心房或肺部，致成肺病。或以针尖刺指甲，以猪毛刺尿道，痛澈心髓。或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谓之鸭儿泅水。或袒背以皮鞭或细竹条用力笞之，谓之打背花条。或收两手向前紧扎，箍于膝下，在膝弯下横插短棍，另以较长之棍捅于右臂或在臂下，横置两桌间，使身体空挂，挂之时间一小时至三四小时不等，谓之单挂膀。许多受刑者皆断手折臂。有一难友右肋骨横拆，骨肉溃脓延展一年，全臂臃肿，遂成不治之症。或使受刑者脱去衣服，坐在地上，两腿相并伸直，两手由左右两人拉开，以绳缚头向后曳之、然后以武士粗大拳头用力在两肋与两股间，推之擂之……重者可使肋骨擂折，有一难友因骨肉被擂受伤，致得遗精症，至今未愈。二女难友因受刑过重而堕胎小产，残酷无以复加。他如拷打足踢、打耳光，打军棍，五百、一千、二千……则更是极平常的刑罚。 对此，胡适并不相信。恰巧的是，《世界日报》社又向胡适转来一封河北省第一监狱全体政治犯的控诉信，也是详述种种”摧残压迫之惨毒，虐待酷刑之残狠“，而信封上的地址竟然是胡适本人的寓所。原来，写信人声称乃胡适本人亲自要他送到报社要求发表的。

“这里是吃人的魔窟，人们一听到”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名字就不寒而栗，这个名字是和皮鞭、老虎凳连在一块儿的，进去之后，不死也要脱几层皮。人们把这里称作草岚子监狱。”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于一本记载草岚子监狱的史料。 不过，在薄一波的回忆录中，草岚子监狱除了带脚镣，大号镣重七斤半，小号镣重三斤和违反院规耍受体罚以外，似乎并不那么恐怖。 狱方曾经宣布:来这里就是要反省，每六个月为1期，反省得好，就可以释放；三期还不反省的，那就枪毙。然而，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家一致抵制反省，敌人竟无可奈何，既没有枪毙，也没有动不动施以酷刑，只是在第一期审查中把几个硬骨头拉到军法处打了一顿。 1934年冬天，大家进行绝食斗争，提了五条要求1)下镣；(2)改善伙食，每顿饭一米一面，一菜一场；(3)打开监房门，允许互相往来；(4)允许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5)每个号子生一火炉，迫使敌人作出很大让步，使我们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至于老虎凳、辣椒水一类的酷刑，回忆录中是没有的。除了那几个硬骨头被拉到军法处打了一顿以外，只提到一位难友把文件藏在菜盒子而“受到严刑拷打”。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严刑”，书中没有详细说。 关于狱中学习，书中倒是较为详细: “当时公开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我们几乎全部都有。情况最好的时候，总数不下1000种。除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一些中外历史著作和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学方面的书籍，还买到了《论中国土地问题》等几种著作。这些书籍太宝贵了，大家都下功夫学习。大多数党员都精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思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 可见，即使“进去之后，不死也要脱几层皮”，但多读了几年书也是事实。那位从武汉监狱放出来的杨献珍，又在北京被捕，却在这个“吃人的魔窟”里翻译《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译出一段就给大家传阅一段，完稿后还送出了监狱准备出版呢。

说完民权，再说民风。 旧中国的社会风气比较古朴，崇尚侠义，尊重知识；又有很多官吏、乡绅和商人都是秀才出身，知书达理，修身养性，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美德，比较喜欢做善事，比较讲面子、讲人情，很好说话，因而在有人落难之时往往出手相救。 1927年8月，著名共产党员、湖北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杨献珍在武汉被捕，他的同学四处活动，找到当过他们校长、时任外交部次长的郭泰祺。郭泰祺遂以“杨献珍等人乃我商大学生、员工，皆系无辜青年”为由，向法官送去保释信和愿为杨献珍一案具保的人员名单。不久，杨献珍等11人便全部无罪开释，本来刑期12年，他只坐了两年。 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的郭影秋，30年代在徐州被捕，只受过一次审就被放了。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我为什么能够出狱？一方面，逮捕我的时候，国民党没有抓到任何证据，我仅仅是个政治嫌疑犯，奈何不了我。另一方面，狱外有不少人在积极营救我。上面，有我大学的老师俞庆棠，她是个民主人士，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下面，有赵光涛、徐统生等人，在徐州作些活动，活动成熟的时候，他们找一个裁缝铺，办理了一个铺保手续，国民党特务就把我释放了。

再举一例: 杭州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徐迈进于1929年被捕，被送进江苏陆军军人监狱。有天，他给狱外党组织写密信被发现，敌人追问半天无结果，就给他上了一副15斤重的脚镣，还把他解到南京的军政部军法司进行审讯。 没想到他从《陆海空军审判法》中发现-条“受军法审判的要有军人身份”的规定，便理直气壮地向敌人提出抗议:我不是军人，你们无权审判，气得敌人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他，但最后还是依法办事，裁定军法司不受理非军人，转送江苏高等法院。难友们都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因为转到司法机关以后，可以请律师，官司好打一些。果然，在江苏高等法院，尽管检察官对他的起诉很重:勾结叛徒，煽惑他人，扰乱监狱治安，按规定可判死刑，但最后宣判的结果却是:根据“未遂论”条款，无罪！ 熟悉历史的读者，还会发现，不少革命者和作家可以在“白色恐怖”中成立自己的社团，口诛笔伐，向那一个被他们认为“竟无丝毫自由”的时代发起猛烈攻击而平安无事。 鲁迅的例子，就不说了，笔者另举一例:看看潘汉年是怎么骂国民党的。 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和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四一二”之后，当年创造社的“小伙计”们都为他担心，在秋风起矣的日子里望眼欲穿，不知他行于何处？这年9月，没赶上南昌起义的潘汉年，一回到上海，就在《幻洲》杂志上宣布:我回来了！ 以下两段文字，摘自于《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 这时的潘汉年，目睹国民党的血腥大屠杀，拾起杂文这个他所擅长的武器，重新上阵，《原来如是清党》、《血淋淋的头》、《割奶，塞阴户》等篇章强烈控诉了国民党残杀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的清党暴行，《共产余毒与吴稚晖》、《吴稚晖先生奈何一言不发》等文章痛斥吴稚晖的反共谬论，而《革命必可成功与鸦片烟老爷》一文更是把批判锋芒直指蒋介石，还在《滑头一下》、《悲夫，本刊放屁之末日将至！》等杂感中对国民党以禁止“赤化”为名、压制出版言论自由作了猛烈抨击，篇篇都如匕首投枪，直刺国民党新军阀的要害。 战斗的《幻洲》在青年群众中不迳而走，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惧怕和忌恨，一九二八年一月《幻洲》第二卷第八期出版后终于被查禁。但是，潘汉年并没有屈服，不到三个月，他独立主编的综合性周刊《战线》又与读者见面了。他在《战线的开场》□□告:“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场又在这里开场了……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者的枪弹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当忠顺的奴才！” 潘汉年的这些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 他当时的住址，也是公开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幢临街的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由于地处闹市，人来车往，潘汉年为此还将他们的书斋起了一个“听车楼”的雅号。 即使国民党不知道潘汉年的行踪，但毕竟知道《幻洲》杂志的出版地点。1929年7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出的“反动刊物”一览表中，清清楚楚地标明为:光华书局。 那么，我们在佩服潘汉年面对白色恐怖坚忍不拔的同时，是不是要感叹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只是把刊物给“咔嚓”了，不仅没把他怎么样，还允许他继续依托光华书局办刊物呢？ 像潘汉年这样的，何止一两个？

另一方面，在武汉，桂系军阀横行霸道的时间并不长。1年以后，随着李宗仁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失败，胡宗铎和陶钧便黯然下野，从此一蹶不振。 即使是在陶屠户一手遮天之时，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 因震寰一案，被害者先后有两批，但都没有斩尽杀绝。第一批被捕的23名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20岁以上的一律枪毙，共9人；第二批被捕的19名中山大学捕师生中，有3名党员遭枪杀，他们是教授林可彝、学生会负责人周达山、学生吴宗鲁。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1931年、1932年和1947年，国民政府三次实施大赦，第一次专门针对政治犯:凡民国19年12月31日以前均赦免之，但背叛党国之元恶、怙恶不悛之共产党或有卖国行为者不在此限；第二次又规定15年以下的政治犯可减刑三分之一等等，于是大批共产党员又得以走出监狱。

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清党扩大化与肃反扩大化在广度、深度上都有明显不同。首先，以继承三民主义自居的国民党，多多少少要走一走民主与法制的过场，既不可能、也没想过要实行法西斯专政；其次，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文官、武将都是曾经一腔热血的的辛亥义士、“五四青年”和高歌“打倒列强驱军阀”而投身北伐的革命将领，并非嗜杀成性；第三，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具有人情味，不怕麻烦，不怕受牵连，某人出问题，可以出面担保，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便形成一道防火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清党扩大化的进一步蔓延。 比如，白崇禧就是一例。 作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他，在与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等人的密谋中，发言就最多，力主清共。然而，清共毕竟不能等同于屠杀。按中共早期革命家郑超麟的说法:四一二那天，“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因此，尽管白崇禧作为实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大将，但对于专权擅杀还是有看法的，他致电蒋介石，批评上海的清党运动“机关复杂，事权不清，处处干涉行政，任意逮捕杀人”。8月22日，白崇禧又在“纪念周上”再次进行严厉指责:“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 面对种种非议，南京当局很快成立各级清党审判委员会，试图通过司法程序规范清党活动。6月15日，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庭受审11人，3人“实无共产证据可寻”，宣告无罪；5人“均系无知愚民”，交保释放；另3人“系过路受累，无证可指”，即予开释。虽然，历史学家杨天石以此来证明“当年捕人的轻率”，但这一事例同样也可以说明审判者的慎重:没有轻易动刀子③。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老蒋没有这样说，那会不会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呢？比如，1993年大陆出版的《蒋介石详传》中就这样为蒋介石作传记:蒋对杨虎、陈群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然而，这一史料出自于何处呢？根据该书的注释，笔者经过一番追踪，终于发现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为1949年出版的《蒋党真相》。 原文如下: “四o一二”以后，就由吴稚晖出面提议“清党”，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中央党部”，与武汉分裂。五六月间蒋介石派“清党”的要员杨虎、陈群两人（上海人民叫他们为“狼虎成群”）到宁波去“清党”，因为宁波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杨虎、陈群特别向蒋请示方针，蒋介石对他们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我们将来终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几个。”蒋介石自己知道是一个纸老虎，所以只能以残杀来壮胆逞威，“唯懦弱者最残忍”，的确是至理名言。 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交待他是怎么知道蒋介石这句话的，也没有任何一条旁证，不足以为信。 如果我们再深入作番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原来，这位笔名为翊勋的作者，名叫恽逸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之后被捕入狱，但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全国解放后，蒙冤被判刑11年，直到20多年以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这位陶屠户，名叫陶钧，与他的上级胡宗铎一样都是湖北人，因打仗卖力，得以在地域观念十分强烈的广西军事集团中崭露头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共”， 3个月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和平分共”，是谓“宁汉合流”。没过几天，宁汉又分流--南京军事集团中的李宗仁与武汉军事集团中的唐生智闹翻了，桂系西征，第19军在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的指挥下于当年11月一鼓作气杀回老家。 而当时的武汉三镇，红旗依然不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仅桂系来汉的那个月就发生两起重大事件:11月中旬，人力车工人领袖马得胜率领群众几千人攻打友益街，试图夺回被国民党改组的总工会；11月下旬，震寰纱厂又闹工潮，几千名工人和学生在集会上当场处决5名“工贼”。 乱世用重典，便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 胡宗铎成立全省清乡督办公署，自兼“督办”，升陶钧为新扩编的18军军长、兼公署“会办”。黑云压城，一度是大革命中心的江城终于进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 《胡宗锋、陶钧在湖北的统治与崩溃》一文披露了这样一段史料:据程汝怀的副官长郭亚屏谈:武汉卫戌司令部军法处长余良才拿着一张军法处的犯人名单向陶钧请示，名单上案情轻重不等，有的可以交保，有的可以定案，有的还待继续侦查。陶钧接过来信笔一圈，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8个字，谁知圆圈划大了，把写签呈的军法官姓名也圈了进去，余良才用手一指说“这是法官”，他才意识到圈圈没有画准，便一面改划一面说“法官不杀。” 陶屠户的草菅人命，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