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部最新指令：删除《南方周末》关于高耀洁的文章

向高耀洁老师致以我最大的敬意！！！！

看看详情。

共产党都做到了。RT @W: 世上最难的两件事：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它做到了 YOU GET IT

感觉希拉里女士，感谢胡锦涛主席

高耀洁：在火山口上呐喊//是這篇嗎？04年的。。。 南方网精彩专题：抗击艾滋 动人的画卷 　　高耀洁的光芒足以照亮我们人性中的阴暗与潮湿。——网友：巴柄 这些事情，本不应由这么一位老人做。——网友：糊涂 要把艾滋病拒之于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天真。在我们的许多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知道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高耀洁 　　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为84万，发病人数为8万，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已跃居亚洲第二，仅次于印度。 　　2003年9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出席联合国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时承认，“艾滋病防治工作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艾滋病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严峻的艾滋病疫情，曾被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为“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 　　高耀洁，是坐在火山口上呐喊的人。2003年，是她呐喊的第7年。 　　“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 　　12月25日，小伉伉的父母来到高耀洁家，看到高医生墙上挂着的伉伉照片，夫妻俩又嚎啕大哭起来。 　　4岁的伉伉，3年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于2003年10月8日死亡。 　　伉伉的父亲说，给伉伉输血的乡村医生打电话找血头，血头用三轮车拉来一个血型相同的人，当场给伉伉输血，没做任何检测艾滋病的手续。 　　自从政府打击非法采血后，血头从公开转入地下，改成和医生联系卖血。今年4月20日，伉伉的父亲去找医生打官司时，他还在用类似办法给人输血。 　　高耀洁送给伉伉的父亲2000册防艾手册去当地农村发放。这是他第三次来取小册子。 　　“高医生77岁还搞宣传，30岁的我为什么不去宣传？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口饭吃，就宣传下去。”伉伉的父亲对自己当年的举动悔恨不已，那次直接输血比购买血库的血便宜很多，他还专门请血头和输血的感染者喝了酒。 　　更让高耀洁感到可恨的是一个有4个女儿的农民，老婆和一个女儿已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但为了生个儿子，他竟然又抱着侥幸心理要孩子。 　　结果生下来的儿子被证实又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高耀洁说。 　　她将世界卫生大会的“世界健康与人权奖”和亚洲“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的奖金，都用在了印制防艾宣传品上。从1996年自费编印第一批防艾资料至今，宣传册已经印了17期，总印数达到67万份。 　　“惟一的办法，只有预防，必须把‘防艾’知识交给群众，让广大群众拿起‘防艾’武器，才能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 　　全国各地都有人来信索取防治艾滋病的书籍和资料。在她收到的近万封来信中，70％以上是此类信件。 　　她还把书委托有关机构发放，去年8月的一次发放记录显示：省卫生防疫站21000本，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省图书馆5075本。她最大的担心是这些书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当废品卖掉。 　　高耀洁是第一个广泛宣传“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的人。 　　一位权威的艾滋病流行行为专家称：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63.9％以上是通过吸毒（共用针头）造成的，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9.7％。还有某专家在发言中再三强调，中国的艾滋病70％~90％是通过色情行业传播的。 　　高耀洁不赞同这种观点。 　　“据近万封群众来信尤其是乡村医生的反映显示，国内艾滋病绝大多数都是血传播。少数是母婴传播，而且在农村呈局灶性发病。在当年血浆经济越火爆的村庄，艾滋病发病率越高。” 　　近千封“骗子信” 　　“我和骗子进行较量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在我实在太疲惫了。我不想再让媒体报道我，引来更多的骗子利用我的声望来骗艾滋病病人。” 　　用高耀洁的话说，她收到的近万封群众来信中，有1／10是“骗子信”。她辨认骗子信的标准有三：（1）自制药品（没有国家药字批号）专治艾滋病者；（2）自称艾滋病最好治，自制的药物有100％疗效，治好了若干艾滋病病人者；（3）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其中疗效得到了名人的肯定、签名、题词甚至获奖等。 　　以上三项，符合任一项的信件，高耀洁均不予理睬。 　　但写信的人得不到答复就干脆直奔她家，找她合作研制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坐下寒暄几句便试投敲门砖——“事成后如何分红”等。还有的想请她当艾滋病专科医院院长或名誉院长的。 　　文楼村艾滋病患者程某告诉高耀洁，有不少人打着“送药”的旗号，将一些粗制滥造的伪药、劣药吹嘘为“神药”。有的拿着“药粉”让病人用鼻子吸，说是新发明的“气味学”、“气味疗法”，用鼻子一闻就好了。该村不少艾滋病患者深受其害。 　　睢县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刘某在电话中告诉高耀洁：“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种机器，艾滋病病人坐上摇几次病就好了……” 　　高耀洁提起这些就胸口发闷，她心脏不好，但她还是忍不住一次次替艾滋病人悲伤—— “我救助一个艾滋病人几千块，不到一周就被骗子们的‘神药’骗走了。” 　　艾滋孤儿危机 “有人问现在‘防艾’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孤儿第一，其他问题次之！否则，会埋下民族的灾难。” 　　在河南的上蔡、新蔡、柘城、睢县等艾滋病感染者较多的地方，有些艾滋病感染者或他们的亲属开办了“孤儿院”、“关爱之家”等，高耀洁对之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及警惕。 　　在她看来，这些人有着利用孤儿名义为自己赚钱的嫌疑——“他们家里都盖起了小楼，来找我时，手里提着笔记本电脑……钱没花到孩子身上，孩子该受罪不是还受罪吗？” 　　高耀洁也不赞同采取孤儿院模式救助艾滋孤儿。 　　“孩子过早地遭遇了不幸，他们有相同的经历，聚集在一起，容易产生不正常的心理，结拜义兄弟弊端更大。集中办孤儿院还牵扯到经济问题，如租房、工资、生活用品等等，加重了社会的负担。” 　　国际上也并不推崇孤儿院这种形式，因为孤儿院会令儿童被社会看成另外一个群体。美国现在有一种方式：找两个人分别担任父母角色，抚养一个孩子，孩子生活上得到的关怀跟正常人一样，因此他的人格是健全的。 　　高耀洁能想出“分散抚养”模式，完全出自一颗母亲的心。“孩子们有个新家就好了。”她一直关心的6个孤儿在她的努力下，被山东曹县的农户们收养了。 　　呐喊的回声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家不让（艾滋）这个问题溜走的人。”2003年11月10日，来清华大学参加“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的克林顿这样说。 　　高耀洁7年来执拗地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到今天几乎是心力交瘁。 　　她甚至深深地被所救助之人伤害。2001年6月13日，疫区某村派人来找她为艾滋病病人要药，她交给他一箱药品，这箱药品未曾到村，便被来取药的人卖了换钱。 　　近两年来，她多次为多个疫区的病人送衣物，每次经手人都说，已把衣物发送给了许多村民。2002年12月23日，她突然访问某县某村的经手人家里，发现她房间里大堆衣物。 　　而络绎不绝的骗子又使出了新招。 　　有一个人说是某中医院的，要为艾滋孤儿捐款。等高耀洁回信讲述孤儿情况时，他就原形毕露，索要病人地址，说自己有自配药，能100％地治好艾滋病。 　　去年还怕影响住院率，大家都不愿意作艾滋病指定医院，今年“艾滋病研究会”之类组织却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2003年11月上旬的一天，高耀洁从报纸上看到新华社消息：“我国作出五大承诺，免费治疗贫困艾滋病患者。”她流泪了。 　　12月18日，吴仪副总理到达驻马店市著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她先去了村里的卫生所视察，后来还走访了两户人家。 　　吴仪告诉同行的河南省领导，要严明疫情报告纪律，加强疫情监测，对瞒报、漏报和迟报要追究责任。 　　吴仪研究艾滋病防治措施时出人意料地请来了高耀洁。 　　高耀洁没有提自己7年的艰辛，她谈的是依靠她个人的力量难以解决的事。艾滋孤儿的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急待重视。她讲了1960年政府出面使3000名上海孤儿进大草原成功被分散抚养的故事。第二个问题是打击艾滋病假药、治理假广告。第三个问题是廓清对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识，消除歧视，最大范围地救助艾滋病人。 　　对于艾滋病，在2003年或许被更多普通民众记住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艾滋病人握手的画面。 　　温家宝看似很随意的举动，被赋予了更多的意味——他实际上在代表政府向外界传递一种明确而强烈的信息——中国政府重视艾滋病现状，并有决心最大可能地走出抑制艾滋病蔓延的一大步。高耀洁在火山口上7年的呐喊在2003年听到了清晰的回声。（编辑：李琳） 作者: 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4-01-09 19:20:12

祝愿高老身体健康。

兰姐和高老师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另外，再才求稿子

总有一天会清算的！

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日记者招待会发言稿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艾滋病疫情，我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 远在1982年有专家已发现艾滋病病毒进入中国。1984年北京中科院院士曾毅报道了医院血库的存血“被艾滋病病毒污染”；1988年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先生发现库血中存有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大力呼吁，自河北省卫生厅，河北省委，直至中央卫生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这些重要举措，负责人民生死的父母官们置若罔闻，更没有采取对艾滋病控制的措施，反而为了致富，大搞“血浆经济”。 90年代“采血浆站”像春笋一样，仅河南一个省，官办血站200 多个，私办血站多不胜数。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空白点，更增加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蔓延途径，加上各种离奇的宣传：“卖血致富、有利健康，不得高血压”，欺骗无知的农民蜂拥而上，前往血站卖血，把他们推向死亡之路。这个极为庞大的弱势群体，染上了病程漫长（会拖延十多年）的艾滋病，这些地方的医骗子很多，弄得他们贫病交集。他们又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写作能力，又不会说出道理，真可谓有苦难言。此时，官员们又使出几件绝招，对艾滋病属于“保密”范畴。压制媒体对真实情况曝光。河南省为此开除、驱走了十几名记者，阻止外来人进入艾滋村，调查了解情况，或救助艾滋病病人和孤儿，并打压敢说真话的人，等捂盖的措施。 因此，全国艾滋疫情的真相被封闭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迄今中国大陆的艾滋疫情真相仍未能大白于天下，国内外很多人只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艾滋病病人，其实不然，全国还有很多、很多不被人知的艾滋疫区。 1996 年4月7日在一次会诊中我发现一个因子宫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输的是血库的血，我敏感的意识到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毒，不会只有这一个人，她全家特别是她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令人感到奇怪。此事又遭到省卫生厅官员的训斥，他说“就你们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叫你能看见呢？”从此把以往我相信的艾滋病吸毒传染，性乱传播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不久前听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而政府官员不敢承担责任，掩掩盖盖，花样百出，阴一套，阳一套，一切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为目的，不管小民的死活。同时我开始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自1996 年秋，我开始编写印刷预防艾滋病的资料。十多年来共印出120万份，发往全国各地。同时，我又编写了七册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书籍，发往各地50多万册，共出版100多万册。这些费用包刮邮费和外出的旅差费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这些费用都是来自各项奖金，稿费和我的私人积蓄。我从未接受过任何捐款。我为何不愿意接收捐款？因为处境险恶。1999年已发现当局对我很不友好。 2000年对我进行监视，盯梢和跟踪，同时监控我的电话。他们禁止我在大学讲台上作科普讲座，包刮艾滋病知识。 2001年我开始救助艾滋病病人与孤儿，当局便禁止我接见记者，不叫我下乡调查艾滋病疫情，不准许我出国领奖。 2003年，当局利用骗子把我告上法庭，虽然他败诉了，但当局对我仍持反对的态度。 2007 年，美国为我颁发“生命之音”奖，当局阻扰我前往美国领奖，把我软禁在家半个月。由于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女士的努力，中国放行了。他们马上找我，要我到美国后以高耀洁的名义成立基金会，被我拒绝了。来美国时仍有人监视我，封闭我的消息等，因此把曾金燕（胡佳的妻子）气哭了。 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人挽留我常住美国，他们说：“为了人身安全，不要回去了。”我想本人工作在中国，那里还有很多艾滋病病人和孤儿，他们需要我，我不忍心离开他们。抱着这种态度和目的，我又回到家。当局表面上对我很好，不但送我食品，还送我电器。其实不然，他们在我的住房前后安装了四个监视探头，并且继续监控我的电话，电脑和信件。 2007年的一天，省政府来了一个大官，他说：“徐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让你写一本《河南艾滋病的今昔》。你可以先去上蔡县文楼村看看……领导说了,我们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只用你的带头，指导，签名……”我一听,其中大有文章,我当场拒绝了.三天后他又打个电话,我还是没有答应写这样的书。但我明白了，对我这么好，其原因就在于想利用替他们说假话来骗人。 2009 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华，要求2月22日见我，当局表面上同意了。2月19日我到达北京，20日派一个已经从中医学院退休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飞往北京，通过警方去堵截我。她估计我会住在曾金燕家，国保堵住曾家房门，不准任何人出入。其实我未住曾家。折腾了两天她没有找到我。 2009年3月底，法国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士来电话告诉我说：“法国给你发放妇女人权奖”。我说四月中旬我要去上海领奖，到时我们再说吧。她说好。谁知上海的颁奖会推迟了一个多月。 5 月6日早上，我的电话又被当局切断。中午有朋友来接我，她说：“你走吧，又要出问题了。”于是中午饭也没吃，就乘汽车到了北京。三天后我去了廊坊市，半个多月后我又去了四川，六月初去了广州，6月12日我住进了广州郊区的明朗村，此处很偏僻。本来我只想住一段时间，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两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了。同时可以把我手中的三本书稿发给出版社，否则我对不起艾滋病病人和家属，特别是病死的人。 我进入“防艾、救孤”工作已十三年多！在坎坷的道路上，走啊，走啊。现在走投无路了！官方悬赏500元给举报我的人，（举报其他人赏50元）。他们想尽办法拦阻我们进艾滋村。2003年3月 14日，我和高燕宁教授，杜聪及艾滋病疫区双庙村，差一点被抓住。我往贫困疫区寄东西（书籍、衣物）遭到当局途中没收。生活和行动被限制，电话和电脑被监控，外出被跟踪盯梢，甚至被软禁等，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迫使我的工作无法进展。 6月份，我得知谭作人先生调查四川地震死亡学生的真实人数，他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呼吁，却遭到许多阻力与打击，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我与谭作人先生的工作性质类似，但我所做的范围广，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谭先生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高警惕。我不是贪生怕死，我要把艾滋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整理成书出版，留给后人，做为历史的一页，否则我死不瞑目。于是我决定外出，这时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我流的泪有时把枕头湿透。我已经80多岁了，在世时日有限，此行明知是埋骨异地。为了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近3~4年来,艾滋疫区出现的一些情况,结合本人的遭遇,我明白了,艾滋疫情在农村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如今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见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还有不少未揭露出来的血站。只要没人说,外面不知道,官员们才能发大财，也能保住乌纱帽,总结他们用的五种妙法: 1金钱收买，送红包、困难救济、受灾赔偿等。 2物质诱惑， 赠送食品、用物、家具、电器甚至楼房、汽车等。 3荣誉拉拢，奖励、晋升、提拔、党票等。 4给脸色看，压制、打击、恐赫、监控、软禁，甚至造谣毁谤等。 5最后一招，，对以上各种方法不能制服者，编造个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 这五种方法很灵，不少敢说真话的人在诱惑，恐吓中倒下来了，有的人再不说话了，有些“能人”一反常态，唱起了赞歌，好一个“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来掩人耳目。艾滋病防冶得力，现在局限的“血祸”疫情已过去了。今后艾滋病以吸毒传播，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卖血发财的官员们，政绩显赫！达到了维护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之目的，管他小民的死活。 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祸“负责，假如有关人员不为钱权；假如有关部门不这么麻木不仁；假如有一点民生意识；假如不想尽方法捂盖子，艾滋病不会泛滥到这个地步吧？ 对艾滋病传播途径上的看法不同是学术上的争论，竟被官方看成异己人士。救助艾滋病病人是一件好事，在物质上接济，精神上支持，为了他们更好地生存。 高耀洁200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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