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公私合營」，一切財產都要歸於一黨所有，所有的財產都要搶到手，要強行沒收，不論是明搶，還是暗奪。
一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對「公私合營」運動是完全陌生的，如今新一輪「公私合營」的大幕已經拉開，因而回顧一個甲子以前的那場運動，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49年中共奪得政權後，從1950～1953年，在國內全面推行了暴力、血腥的土地改革，不僅所有被劃為地主、富農們的全部家產被洗劫一空，而且對他們和他們的親屬進行慘無人道的鬥爭和折磨。數百萬的地主、富農被野蠻地殘殺，從而徹底消滅了農村的精英階層，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那些在運動中用地主、富農們的血，納了投名狀的大批流氓、地痞進入鄉村區縣行政機構，成了中共在農村依賴的中堅力量。在完成土改後，中共的下一個圍獵目標就是城市裡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者。
作為中共「共和國」國旗上一顆星的民族資產階級，在1949年9月通過的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於是從1949年起，赤手空拳進城的中共，除沒收的蔣政權所謂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人在華的資產外，並沒有任何家底，在經濟上處於劣勢，不得不依靠「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者來發展經濟，放手讓私人企業發展，以維持新生的政權。
劉少奇1949年春上，在天津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時，高度讚揚了資本「剝削有功」，信誓旦旦地保證，在新政權私營企業與公有企業是長期並存的，讓資本家們解除顧慮，吃下這顆「定心丸」，大展身手去發展經濟，大家一起發財，並親切地稱民族資本家是「自己人」。由此在一個近代歷史中少有的和平時期，當時的中國私有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據統計，1949年中國有私有工業企業12萬3000個，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80%，處於絕對優勢，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毛在抗戰以後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後來的《共同綱領》，都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精髓，因而在國共內戰和49年建政後，得到了各階層的支持和擁護。但這只是一種臨時的權宜之計，是一套騙術，他們從來就沒有準備真正實行過。於是一旦他們奪得了政權、度過了建政初期的困難，覺得政權穩定了，馬上就過河拆橋，凶相畢露。他們骨子裡就是極權獨裁，就是一切財產都要歸於一黨所有，所有的財產都要搶到手，要強行沒收，不論是明搶，還是暗奪。
農村推行合作化，農民被趕進農業社，被畫地為牢圈在農村後，全國除這些由民族資本家控制的工商企業外，其他各行各業和部門已全部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在這些部門，民眾不僅思想、言論被控制，擇業、遷徙自由也被剝奪，完全要由組織來分配、調動。也就是說，中共從經濟上扼住了每個人的脖子，離開他們就沒有了飯碗。
二
中共豈會放過工商業這一大塊肥肉，讓其脫離極權的魔掌。於是從1953年開始，中共開始在一些私人企業強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並且派出幹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經營和管理企業。私人企業家儘管仍然持有多數股份，但是卻要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交給公方代表。
1954年9月2日，政務院通過了《公私合營暫行條例》，1955年下半年，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趨勢。11月，中共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會議上強調，要加強對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領導，盡快推動運動向縱深發展。
1956年初，全國範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所謂『公私合營』，即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按1956年高潮時的政策，國家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當年座上賓的資本家也再不是中共的「自己人」，而成了「被改造」的階下囚了。也就是說，公私合營後，每年企業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為分紅，期限20年。根據當時的情況，這一定息不但低於多數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國家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按照現在的觀念，等於一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對於這種明搶暗奪的土匪行徑，為什麼沒有反抗，沒有抵制？經過土改、三反、五反等歷次血腥、殘酷的運動，面對滾滾的人頭和纍纍的屍骨，資本家們早已嚇破了膽。運動中工人店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吆來喝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坦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上海在「五反」運動中，四個月內自殺的資本家及家屬就多達876人。就是奉公守法、唯中共政策是從的不少資本家，也慘遭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