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遠東青年自由同盟
即使在今天（2023年初），我們也可以放心的說，沒有人真正喜歡中國共產黨。這種不喜歡雖然并不能直接阻止共產黨繼續執政，卻實際上增加了它的統治成本。如果人們對現狀不滿，就會想要尋找其他的替代。共產黨因此不得不花大價錢消滅它的潛在競爭者以證明自己的地位，比如支持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爲了讓人知道自己是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繼承人；或者收買中國國民黨這個曾經的敵人或朋友。前者不算很重要，因為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的浪人和反叛者曾經的最愛，如今已經喪失了大部分吸引力。反西方勢力很快就找到了其他替代品，而他們往往看不起中共。後者很重要，因為在中共統治下和它宣稱擁有主權的地區，還有許多人對國民黨、四六憲法和中華民國抱有幻想，國民黨的統戰價值也是由此而來。
然而好消息就到此為止了。中國國民黨非但不能，而且不願滿足人們的幻想——在今天承擔反共的任務，因為中國國民黨寄生的台灣社會正在逐漸完成自己的民族建構，已經不願意負擔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沉重的包袱了。相反，國民黨曾經的歡喜冤家共產黨卻肩負起了這個使命。同樣追求大中華的國民黨，在失去了黨產和統治台灣的根基以後，除了海外極個別有骨氣的寓公，怎麼可能做得到抵抗中共的軟硬攻勢呢？
人們對國民黨的誤會和不切實際的幻想，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歷史缺乏了解。比如今天很多奉「孫蔣民國」為正朔的反共人士完全不知道，他們中不少人的祖先對國民黨的感覺，跟今天的台灣人對國民黨的感覺很相似，即把它當作外來政權和殖民者。當然，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瞭解到了國民黨的列寧主義性質和蘇聯帶路黨本質，於是成爲了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粉絲。他們認爲民國滅亡于1927年的北伐，此前五色旗的民國是真民國，此後的青天白日旗的民國是僞民國。這種説法雖然更接近歷史真相，但顯然也是一種誤會。
以上兩種訴諸歷史的嘗試，無論是褒揚國民黨還是北洋，都是在尋找一個更好的「中國」範本和舊時代復辟的可能性，以期替代共產黨統治的紅色中國。但在遠東青年自由同盟看來，1912年到1949年之間的歷史雖然很重要，但它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爲它代表了一個更好的「中國」，而是因爲它證明了「自由中國」的不可行，且代表了一個不存在「中國」的自由遠東的可能性。無論國民黨還是北洋都不能代表民國，民國真正的主人是辛亥年獲得獨立的各省。因此，「民國」時期那個沒有「中國」的可能性，就是我們最好的歷史教科書，而釐清「民國」到底是什麼，也就變得非常重要。
今天的民國史學術研究早已從國共敘事和北洋敘事的視角中解脫了出來，而且對各地各省的研究也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甚至還注意到了民國時期各種政治勢力對中國這個建構的質疑。這些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在建構上做得還遠遠不夠。簡單來說就是，既然民國史不是北洋史、國共史或者中華民族史，那麼民國史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顯得力不從心，這也讓這些研究無法跟普通讀者產生聯繫。普通讀者仍然只是以為民國史就是國共史、北伐以前的世界只是軍閥混戰而已，深刻一點的讀者誤認爲北洋政府才是民國正統。要改變人們對民國的基本認知，就必須提供一個可以替代的建構性解釋體系。
那就讓我們從辛亥開始説起吧。
一、被國粉和粉紅誤會的辛亥——既不皇漢也不開明
托克威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論證過，法國大革命並沒有像大家表面上看到的那樣，打破法蘭西王國末期以來的歷史進程，相反，它繼承並發展了王國末期（不斷加深中央集權）的格局。
遠東也是同理，只是方向相反。自太平天國以來，各省督撫權力膨脹，歐風美雨滋潤遠東大陸，地主資產階級社會茁壯成長並參與政治，各省與北京朝廷離心離德，清帝國逐漸難以維持統一的形勢。1900年的東南互保是辛亥革命的預表，而辛亥革命也繼承並發展了這種政治去中心化，中央集權衰弱，各地自成體系，傾向脫離中央獨立的格局。
1.1. 竊居主角的孫文和皇漢主義
真實的辛亥革命並不是像現在的國民黨所說，是孫文領導的革命，而是由各省的實力人物（地主、鄉紳、大商人和軍官）把持的諮議局，有擴大自治權的要求，卻在清帝國內部得不到滿足，因此借助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這兩個偶然事件，紛紛脫離清帝國的控制。
我們可以來看看，保路運動是怎麼來的？——朝廷想要把修川漢鐵路的權力收回中央，遭到了巴蜀士紳強烈的抵抗，才給了革命黨起義的機會。而革命黨是怎麼工作的？——各自回到自己原籍所在的省份，根據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當地的關係網，來策動中下級軍官、士兵和民眾起義，他們並不接受孫文在美國或日本的直接指揮。最明顯的兩個證據就是，第一，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孫文還是在海外的報紙上看到的；第二，孫文本人親自領導的革命，基本全在他的老家廣東。這已經可以清楚明確的說明，辛亥革命根本就是以各省的實際情況為基礎，各省的實力人物借助時勢，為了脫離清帝國而發動的。
那麼，一些省份針對旗兵和旗人的屠殺又該如何看待呢？難道不是說明滿漢矛盾才是革命的主因，排滿才是革命的主要目的嗎？
這是一個妨礙大家理解歷史的關鍵干擾項，因此我們必須來一個清晰的解剖：
首先，「辛亥革命=漢人排滿」并非事實——清末的皇漢主義主要沉澱流行在會黨、流寇、革命黨和激進派當中，在當時和之後都并非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甚至有很多參與了革命的地方紳士，儒家學者，或宗教領袖，仍然保持了他們對大清皇帝的忠誠。他們認為，革命本身只是關於各省自治權的分歧，不影響他們對大清皇帝的效忠。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同一批人，在辛亥年支持革命，但反對流寇，在洪憲年又反對袁世凱，在24年反對馮玉祥把遜帝趕出北京，在27年又再次反對北伐……他們一以貫之信仰和維護的東西，是更爲經驗主義的財產權利、良治、法統，而不是抽象的種族和包羅萬象的所謂漢族。其次，由於革命黨宣揚的皇漢主義是動員社會中下層打擊清帝國的基層組織的有力武器，在當時的確得到了部分省份的某些實力人物的默許和縱容。但他們和滿洲帝國中央之間圍繞自治權的鬥爭才是辛亥革命得以像金屬鈾235越過臨界質量發生鏈式反應一樣迅速爆發的根本動力，皇漢主義只是充當了革命的助燃劑和社會邊緣群體趁亂燒殺搶掠的幌子——如果沒有主流社會的配合，各地新軍中的革命黨皇漢分子根本無法組織起全國性的起義和戰爭，正如此前的歷次小股起義一樣被迅速鎮壓。就連國民黨這個皇漢主義的最大推手，日後也為秋海棠葉版圖的現實與理想移情別戀，撿起了梁啓超的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向來為爭奪統治權的現實政治服務，而非相反。而事先站隊的關鍵就在於你是誰，是浪人野心家還是保衛社會的土豪。
追求符號者得到符號，追求實質者得到實質。皇漢意識形態的勝利給了孫文和革命黨不成比例的名望——包括首任合法總統的虛職；獨立的各省和北洋軍獲得了新國家的統治權。於是後來才有國民黨宣揚的「辛亥革命果實被竊取」謬論，實則辛亥革命的實質本就與它無關。
1.2. 共產黨的辛亥「進步」神話
另外，辛亥革命也並不像共產黨所說，是「開明的資產階級發動的針對封建皇權的革命，是歷史的進步」。首先，各省諮議局跟清帝國相比，肯定是更封建的勢力，哪怕按照共產黨定義的封建來說也是如此——各省的實力人物不僅完全不支持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看來是非常先進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改革，而且在社會層面，比如在反對婦女和平民參政、反對新式教育、反對現代化的方面，很多時候比清帝國還要保守得多。因為這些社會變革只會讓這些實力人物受到衝擊，對清帝國的衝擊卻沒有那麼大，而社會變革得到的好處很多時候卻歸了帝國而不是各省。這個其實很好理解，比如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才，當然就更不願意再留在當地，而是更願意到北京去謀個官職，那樣對地方來說不就是，你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人才，就很容易流失了嗎？其次，在辛亥革命期間，參與革命的各方，其實是各個階級的人都有。既有地主和大商人，也有平民和無產階級，像袍哥和佃農。而反對革命的這一方面，也像支持革命的隊伍一樣，各種階級的參與者都有，因此，根本就沒有一個清晰的階級界線可以把革命的一方劃成進步的資產階級，把反對革命的一方劃成保守的封建階級。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清晰的辛亥革命了：它既不是孫文領導的漢族或者中華民族反對外族的統治，也不是開明的資產階級對封建皇權的革命，而是從太平天國以來產生的各省實力人物和土豪社會在持續追求自主權的過程中，與清帝國的中央集權政策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最終通過革命實現了各省的獨立。
二、北洋也不是正統——民國的法統是什麽？
既然如此，那麽爲什麽獨立各省又要成立一個表面上統一的中華民國呢？這就涉及到了民國史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共歷史刻意回避的問題，就是民國的法統問題。
這裡需要先解釋一下什麽是法統。法統包含兩層含義，第一是統治的合法性，第二就是一個政權對另一個政權合法性的繼承。中文讀者理解這個概念可能會非常困難，因此有必要多說兩句。什麽是合法，什麽是不合法，當然定義有很多，但不管是任何定義，我們都不得不說，以赤裸暴力的手段達到目的，再怎麽樣也是不合法的。而法統產生的前提，是共同體的存在。
爲方便讀者理解，在此我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都知道，假如有一個男人希望和一個女人發生性關係，願意首先獲得她的愛或同意，兩人從此成爲一個共同體，且在上帝和親友面前做出承諾（以進一步約束合法丈夫婚後的行爲）；或者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約定結婚，兩家從此成爲一個共同體，或者通過其他什麽形式完成婚姻程序，然後他再跟這個女人發生性關係，那麽所有人都會認同這個男人和女人的結合，沒有人會覺得這個男人是個强奸犯或不負責任的人。但是如果他跳過這些步驟，像董志民一樣直接去强奸一個女人，即使她為他生下子女，那所有人都會認爲他是一個壞人，且必須將這個男人繩之以法。前者是合法，後者是不合法。
我們接著這個例子，如果這個男人在女人同意的情況下與女人結婚後，跟女人發生了矛盾，或者他愛上了其他人，但他通過了大家都承認的離婚手續，在離婚以後還是繼續給妻子撫養費，然後再次通過複雜的婚姻程序之後，跟另外一個女人發生了性關係；又或者他的妻子死了，然後他再次通過婚姻的程序找到了另一個妻子，那麽沒有人會苛責他，說他是渣男。但他如果還沒有跟現在的妻子離婚，而是選擇了出軌，那麽所有人都會認爲他是一個不忠貞的男人。前面一種情況，這個男人從第一段婚姻到了第二段婚姻之間，是擁有法統的，而後面一種情況，男人從跟妻子的性關係到跟其他女人的性關係之間，是沒有法統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明白爲什麽國共要刻意回避民國的法統問題了。因爲委身蘇聯後的國民黨和自誕生起的共產黨都是在民國期間破壞合法性和法統的主要力量。他們的存在就是想要給世人證明，婚姻和性交易是沒有區別的，女性或家長的同意是落後和沒有必要的，婚姻本質是虛僞的，强奸、出軌和濫交才是誠實的，而且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所以他們特別懼怕任何人對北洋政府和獨立各省的合法性論述，一如强奸犯和隔壁老王害怕丈夫，妓女和情婦懼怕正妻。他們繼承的是遠東大陸自秦以來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僭主政治邏輯，即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也就是強姦和赤裸暴力的傳統。
把法統的問題搞清楚以後，我們就要問了，既然民國是（辛亥）革命產生的，什麼民國會有法統？到底什麽是民國的法統？
簡而言之：一、辛亥獨立各省派出代表齊聚，授權了中央政府存在和行權的合法性，並以《臨時約法》和國會限制它；二、包括清室優待條例在内的國際條約體系得到了繼承和保護。
具體來説：清末到民國早期這段時間的遠東大陸，和它歷史上的春秋這段時間一樣，社會存在大量的有機共同體，它們在歐風美雨和條約體系的滋潤和保護下不斷生長發育到准國家的高度，最終冲衝破了帝國的天花板，體現為辛亥革命和獨立的各省。清帝退位時，獨立各省派出代表到了南京，臨時拼凑了中華民國這個邦聯（各省都有自己的外交和軍隊），其本質是一個獨立各省和西方列强的協調機構——既出於列强外交的需要，也是在中國主義被獨立的各省證明行不通之前做出的有用嘗試。在這個新誕生的邦聯中，北京政府對各省沒有今天任何的中央政府對國境内各省的權利，只保留有一個協調和討論的空間。而各省在自己内部做出的決定，只需要通知北京政府就行了，不需要等候北京的指示。而西方列强在東亞的存在起到了一個監督和規勸的作用，就像今天的美國聯邦政府對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所實行的影響一樣。革命黨和袁世凱談判的推手是誰？沒錯，是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局面，也是因爲這是太平天國時期以來，長達半個多世紀之間形成的歷史慣例。比如，湘軍爲什麽能擊敗太平軍？一是因爲清帝國允許他們自辦團練，二是因爲他們有能力自辦團練，三是因爲像戈登將軍這樣的列强代理人認爲太平天國是假基督徒，還不如支持曾國藩。1860年以後，任何波及整個東亞大陸的事情想要辦成，都離不開這三個因素：清室、地方實力人物、西方列强。因此，清帝退位和民國成立這樣的權力交接，之所以最終能和平進行，而沒有像東亞歷史上經常出現的那樣經歷改朝換代的殘酷戰爭，原因就是因爲上述的三方都談好了條件，達成了共識。清室得到了優待條件，他們像外國君主一樣受到尊重，仍然住在紫禁城裡，中華民國每年還提供資金；地方實力人物得到了之前提到的協調和議事的平臺，他們充分享有自治權，并且像今天的歐盟各成員國一樣，保留了隨時退出中華民國的權利，可以說獲利最大；西方列强得到了大體上的和平和繼承清廷的交涉對象，可以繼續從事商業活動。而這三方的共識，從文件上來說體現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優待清室條例，從機構上來説體現於國會。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出民國的兩個根本合法性來源：一是辛亥獨立各省對中央的授權，體現於臨時約法和國會，以保護各省的主權和自治；二是維護西方列强的權利，也就是保護條約體系，清室優待條件屬於這一條。有意願和能力繼承這兩個合法性的來源，就擁有法統。誰破壞這兩點的其中之一，誰就是民國的破壞者。法統在則民國在，法統亡則民國亡。北洋政府和孫文都做過法統的維護者，也都做過法統的破壞者。兩方并沒有誰能代表民國，也沒有誰能完全等同於民國的破壞者。
爲了看清楚這一點，我們只能回到紛繁複雜的民國早期，看看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麽吧。
三、民國的黃金時代——民國到底是什麽
清末實力最爲雄厚的北洋軍的領袖袁世凱，在辛亥戰爭進行到白熱化時，和獨立各省談好了條件，反手給了清帝國最後一擊。於是袁世凱在大清皇帝退位后當之無愧成爲了民國繼孫文之後第二任合法總統。
他對待民國法統的問題上有兩面性：維護條約體系、破壞各省權利。
首先他在前期仍然算是一個比較忠實的善後主持人——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證明，他直到稱帝以前，都在盡力履行清室優待條件，説明他仍然是一個非常尊重條約體系的人。他的君主制是君主立憲制，他的稱帝得到了美國人古德諾的理論支持。從他的角度來看，他已經做得足夠好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袁世凱在總統的位置上，為了維持一個統一的中國不得不加強總統的權力或邦聯的中央集權，力圖用《民三約法》取代《民元約法》（邦聯的法統），改國會制為總統制，實質上也是希望把民國這個鬆散的邦聯改造成聯邦，最終引發了憲政危機、宋教仁案和二次革命，導致民國法統中斷。他破壞了民元約法和民元國會，直接打擊了各省實力派，也就是邦聯真正的主人。既然如此，你怎麽還能説服各省相信你的君主立憲呢？南方各省非常容易把稱帝與再統一劃等號，如果他們坐視袁世凱稱帝，那不就等於辛亥年間的血白流了嗎？因此他們在蔡松坡和滇軍的號召之下，一呼百應，輕鬆擊潰了袁世凱。袁世凱的北洋軍不是實力不强，而是政治上處於巨大劣勢，因而完全發揮不出實力。這也可以看出，沒有外部勢力支持的中華帝國主義有多麽脆弱，大多數時候是不能跨過揚子江的。
袁世凱稱帝的私心大概是很小的，和之前希望以《民三約法》取代《民元約法》一樣，他確實是想要維持一個統一的中國，不願意讓南方各省在日本的支持之下逐漸獨立，所以他死之前才説「為日本去一大敵」。中國主義者跟中國主義者之間也是有歧視鏈的——正如許多北洋粉所説，袁世凱的私德和政治上的德性，跟後來的中國主義者比起來，確實還是相當不錯的，而且他還保留了對他的家鄉河南的樸素的鄉土情結，他死前的遺願就是「葬吾洹上」。而恢復了法統的民國政府也滿足了他的這個遺願。跟後來的諸多故事比起來，這已經非常文明了。
袁世凱這個當時最重要的中國主義者死後，民國暫時恢復了法統（1916），但它卻連表面的統一也無法維持了，足以證明袁世凱作爲一個中國主義者的「遠見卓識」。袁世凱畢竟是直接接受了清帝國的讓位（這也是爲什麽主持清帝退位的隆裕太后被袁世凱和民國元老們稱爲「女中堯舜」），但他的後繼者則開始各自伸張自己的權威。因爲按照派系來説，袁世凱的繼承人自然應該是段祺瑞，但按照大總統死了以後的繼承順序來説，他的繼承人應該是曾經的副總統黎元洪。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分歧，也就是所謂的「府院之爭」，其實正是完美的證明了民國作爲一個善後機構，無法真正行使國家權力的困境，或者說，民國根本就不該是一個國家。爲什麽這麽說呢？因爲黎元洪的權力根基來自於鄂軍，而段祺瑞的權力根基來自於北洋軍。兩邊的依托分別是湖北和北洋各省。黎元洪在荊楚（湖北）是無可爭議的領袖，一如段祺瑞在北洋。所以黎元洪以大總統的身份給段祺瑞施壓，段沒有辦法。但同樣，段祺瑞策動八省獨立，黎元洪同樣沒有辦法。雙方斗到劍拔弩張的時候，張勛進京廢除了臨時約法和國會，民國法統至此第二次中斷（1917年6月）。7月，段祺瑞驅離了張勛，卻沒有恢復過去和他作對的國會。孫文看准了這個機會，以恢復法統爲名，號召國會議員南下，在粵都廣州另組民國政府，發動「護法運動」。孫文的行動獲得了西南各省的支持，段祺瑞也獲得了北方各省的支持（段祺瑞聯合諸北各省組織了北方十督、聯合梁啓超等組織了臨時參議院和安福國會）。但廣州的非常國會議員遠遠不足法定人數，因此此時南北政府都不再具有統一的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卻分別代表了南方和北方一些省份的意志。南北對立，實質上的邦聯從一個變爲兩個甚至多個，民國解體的形勢已現。
初期的廣州「護法」政府實際上是滇、桂勢力所控制，同時架空了非常國會、以孫文為代表的國民黨和以陳炯明代表的廣東本土社會的權力。非常國會議員逐漸離開廣州，輾轉于上海、昆明、重慶等地，最終解散。1920年4月，直系（曹錕、吳佩孚）和滿洲（張作霖，奉系）聯軍打敗了段祺瑞的權力基礎皖系軍隊（直皖戰爭），解散了皖系控制的安福國會，至此南北兩個中國殘餘的國會全部烟消雲散。
北方的直、皖、奉、晉之間的鬥爭、以及南方的滇、桂、粵、川、黔諸省之間的鬥爭再次説明了，民國時期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各省的政治集團。北京的控制力越來越小，而南北試圖武力統一對方造成的無休無止的無謂消耗也催生了各省保境安民和小民族主義的思潮，開始試圖制定自己的憲法，組建自己的國會，這就是20年代初聯省自治的源動力。聯省自治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在法統上明確各省的獨立，從道理上堵住不管是誰控制北京或廣州政府，妄圖再武力統一的路綫。湖南走在最前列，頗具諷刺意味的，直接由毛澤東之口説出了「湖南國」，並深刻分析了中國主義的問題所在。陳炯明的「粵人治粵」最爲完備，雲南和廣西緊跟其後，四川以天高皇帝遠，在其他條件不如前述各省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不錯的進展。其餘各省情況就更爲複雜，效果有好有壞。但無論如何，這都是東亞大陸最接近多國體系的時刻，意識形態上的中國主義逐漸退潮，地方主義正在升級爲真正的民族主義。再讓各省成長個十幾年，「各省」中的大部分，就要變成「各國」。
1920年11月，陳炯明率粵軍收復廣州。1921年1月，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4月，孫文使用暴力脅迫非常國會議員選舉自己為「非常大總統」，又重新開始他北伐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於是和一心發展建設南粵的陳炯明矛盾加深。1922年4月至5月，曹錕和吳佩孚的直系軍隊打敗了奉皖聯軍（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力主恢復了民國的法統——臨時約法和國會。6月11日，合法總統黎元洪回到北京總統府。8月1日，擁有足夠法定人數的國會於北京正式重開。時隔5年，中華民國法統第二次重光。
吳佩孚體現了一個中國主義者的最高道德境界和政治德性，他希望用民國的法統而非武力統一中國。然而斗轉星移，此時的南方各省經歷了袁世凱稱帝以來歷次戰爭的淬煉、聯省自治和省憲運動的洗禮，已經褪去了民元蜜月時代青澀的邦聯理想主義色彩，品嘗到了獨立自主的安全感和美好滋味。他們憑著對北方各勢力和人物的瞭解和判斷，對僅代表北方某些省份利益的直系控制下的新政府的前途合理地不看好（事後證明他們是對的），紛紛選擇觀望和拒絕了黎元洪的邀請（包括黎元洪本人也曾一再拒絕回到北京）。可以説，北京的第二次法統重光有名無實，民國的解體已無法阻止。但無論如何，孫文無疑是最大的輸家，他藉以發動「北伐」的大義名分「護法」遭遇了釜底抽薪，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擔任所謂的「非常大總統」了。氣急敗壞一心北伐的孫文轉而痛斥法統是北洋軍閥玩弄的虛僞幌子，他面對著要求其「下野」的廣汎呼聲，對拒不參加北伐的陳炯明和粵軍發表喪心病狂的戰爭威脅，終於被南粵軍民逐出廣州（6月16日），至此孫文完全投入了蘇聯散發著尸臭的懷抱中，黨軍的恐怖陰霾從此開始籠罩遠東。
我們要注意，此前所謂「軍閥」之間的大多數鬥爭，並沒有人想到要直接廢除各省的自治權。張勛即使復辟清帝國的統治，也只是恢復君主立憲；段祺瑞即使無意恢復民國法統，依然組織了北方十督、臨時參議院和安福國會。這裡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爲這些人有啓蒙和進步的思想，熱愛民主自由，而是因爲他們本身就來自組成各省有機共同體（諸夏各邦）的地主資產階級家庭，或者是受到他們的熏陶，做事情比較有底綫，不會像完全沒有掌握過財富或者權力的人，或者像失去了鄉土和根基的浪人一樣，做事情完全沒有底綫。他們之間戰爭的規模、傷亡和對平民的徵斂和裹挾傷害，相比黨軍北伐之後的中原大戰和國共内戰來説要小得多，比共產黨統治下的所謂和平時期更小得多。這個時期所謂軍閥混戰，雖然不全是，但在不少場合更像有傷亡的運動會或禮儀式的戰鬥，有時候老百姓甚至會去看熱鬧和加油助威。自從引入蘇聯式的黨軍和社會革命，軍隊規模、死亡人數和搜刮的社會資源呈現指數級增長。所謂「軍閥」之間的歷次戰爭，死傷往往是數千到數萬人的規模（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北洋對南用兵的一些戰爭，如馮國璋火燒漢口、張敬堯屠湘，也會造成數萬乃至過十萬的平民死亡，這本質上是中國主義侵犯諸夏製造的罪惡，之後國共的黨國對諸夏民眾的殺戮與北洋的這些行為是一脈相承的）。國民黨建立黨軍後打擊「軍閥」，以及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戰爭，死傷就達到了數十萬人的規模。國共之間的戰爭，死傷人數就是成百上千萬。而到了共產黨在1949年建政之後，則是不打仗的情況下都能死掉幾千萬人。
這裡需要做一點額外的説明。因爲國共史觀對「軍閥」大量攻擊的緣故，很多人往往以爲他們都是沒有政治理論和理想的粗人，他們的階級基礎也就是地主鄉紳都是劣紳，喜歡魚肉百姓。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恰好相反，在這一時期活躍在東亞政治舞臺上的人以及他們的幕僚，恐怕是近百年來私德、學問、審美和政治德性最好的人了。如果你是一個大地主，你的親熟人都在周圍方圓百里的村鎮，你指望在某個農村繁衍生息，子子孫孫無窮盡，你會像今天的共產黨的流官一樣爲了政績瘋狂攔河修壩、濫采濫伐礦藏木材、搞地皮經濟，或像體制外殘酷競爭的商販一樣爲了掙快錢就搞些注水豬肉或者添加一些蘇丹紅嗎？不會的，你會希望細水長流，在鄉里鄉間搞好關係，你希望參與很多公共事業，組織民兵，維持地方秩序。你在鄉間的名聲好了，你和你的子孫才會受到別人的尊敬，才能一直發財。而當時的東亞大陸，遍佈了這樣的人。他們可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點，沉溺陋習，喜歡抱怨，鼠目寸光，或者飛揚跋扈，甚至蠻橫不講理，但你完全可以估摸到他們的底綫。他們做的事情再絕，也不可能害到自己和自己的子孫頭上。他們對自己的家族，對自己的同鄉，總是比外人更好的。只有這樣的人，才有可能產生比較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只有這樣的人的政治繼承人，才有可能產生比較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政治。
今天喜歡感嘆民國風骨或者崇拜所謂民國大師的那些人，其實歸根結底，追憶和懷念的就是這個多元而自由的民國。只有這樣一個自由的民國才有可能產生風骨和大師。大一統的世界是單調而無聊的，多元的世界是精彩而刺激的。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的學識和閲歷都可以理解這一點。《三國演義》是前面好看還是後面好看呢？《水滸傳》是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前好看還是以後好看呢？然而很不幸，這個充滿可能性的民國卻被蘇聯哺育指揮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北伐的形式聯手扼殺。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説清楚什麽是民國了：中華民國是清帝國和平解體的善後機構，各省實力人物擁有實際統治權，西方列强作爲監督和保險措施，在必要時予以干涉。再抽象一點說，民國是一個正在向多國體系發展的中間狀態，是一種蘊含了擺脫大一統和集權統治的珍貴可能性。
四、1924，民國的兩種死亡方式
前面提到過，代表各省的國會和國際條約體系，是民國的法統。清室優待條件屬於國際條約體系。哪怕是直、皖、奉各派鬥爭再激烈，再拿不出錢來，他們對清室也是沒有任何想法的。然而時代變了，1924年，蘇聯資助的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將清遜帝趕出紫禁城，破壞了條約體系，民國柱石倒了一半；次年，也就是1925年，段祺瑞廢除法統（包括1923年憲法和1912臨時約法）和國會，民國正式壽終正寢。此後的「中華民國」其實是北洋殘餘力量和各革命軍爭相建立自己的中國的混戰——包括1949年中共建政時，都曾試圖考慮繼承「中華民國」的國號。
馮玉祥以沒有原則出名，背叛如換衣服。欺騙巴蜀士紳的錢糧，殺害降將寳德全，名聲壞到了極點。在之前提到過的私德比較好的那些軍人中間，本來沒有太多出頭之日。這樣的人簡直完美符合蘇聯的要求：既沒有原則，又有野心。如果你還不明白蘇聯所謂的「革命性」或者「解放運動的柱石」是什麽意思的話，看看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你就可以明白了。當然了，馮玉祥肯定不算最有名的革命人物。最有名的肯定是國民黨和共產黨。
國民黨的前世今生，有必要在這裡稍微提及一下。清末所謂的「革命黨」，不是一個行動統一的黨派。孫文的興中會，黃興的華興會，和章太炎、陶成章的光復會分屬不同的系統，而且基本是按照地域來分的。這三派組成的同盟會，如果沒有日本人的斡旋、全力協助和親自參與，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其實明眼人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同盟會的生態仿佛一個縮小版的東亞社會，組織是以各地的地方主義為核心的，要聯合起來，必須有外部勢力撮合。辛亥革命以後，民元的國民黨成立。這個國民黨的組成成分就更加複雜，甚至包括尹昌衡和溥倫。這個國民黨，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為了民元的國會而成立的，結果在宋教仁遇刺以後，立刻分崩離析。孫文也從而得以把國民黨改組成爲效忠他個人的列寧式革命政黨。
如前所述，孫文跟馮玉祥一樣，是一個毫無原則，為掌握權力不擇手段的人。在每次遭到巨大阻力失敗以後，他變態的權力欲都會通過背叛、暴力恐嚇、暗殺和觀念上的左右橫跳肆無忌憚地表達出來。在上述提及的各省實力派行使統治權的民國黃金時代，他這樣的人不可能有出頭之日。他的命運，跟馮玉祥一樣，直到蘇聯接觸到他以後才有所改變。他對廣東的暴行，就是改組后的國民黨對東亞大陸的暴行的預演。他引入蘇聯的黨國體制，改造了國民黨，利用蘇聯給予的武器和資源，消滅了廣東自治的核心力量陳廉伯和陳炯明。他通過消滅廣東的自治，壓榨出了大量的資源，用以北伐，也就是破壞其他省的自治和打破東亞大陸的條約體系。所以他不是民國的國父，他在晚年變成了民國最大的敵人，其性質比袁世凱更加惡劣。他倒確實是現代中國的國父，因爲如果沒有他毫無底綫地引進蘇聯的資源，甘願做蘇聯的馬前卒顛覆西方在遠東的條約體系，就沒有可能得到那麽多的資源來統一中國。其他的各色勢力都有自己的基本盤，不會無原則地將就蘇聯的條件。只有當時沒有任何基本盤，奄奄一息的孫文和國民黨，才有可能做得如此卑微。所以中共至今仍然真誠地推崇孫文、並聲稱自己是孫文革命事業真正繼承人的説法并非全然爲了碰瓷台灣的國民黨，而是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内涵。
蔣介石繼承了孫文依靠蘇聯統一中國、反對西方的路綫，而蔣介石之所以可以繼承孫文的地位，恰好也是因爲他是當時的國民黨各實力人物中最沒有根基，最沒有底綫的一個。以前的老革命黨人，也就是參與辛亥革命的老革命黨人，大都殘留了一些鄉土情懷和資產階級作風，不是很看得慣國民黨肆無忌憚地引入蘇聯勢力，他們往往被人稱爲「西山會議派」。但他們跟汪兆銘和胡漢民這樣的元老一樣，沒有軍權，最終無法挑戰蔣介石。蔣介石掌握的黃埔軍校是一個浪人培養皿，吸收了大量的沒有鄉土歸屬感的五湖四海來的浪人，又培養出一批富有蘇聯喜歡的「革命精神」的軍人，蔑視法統，嘲笑資產階級的虛僞，輕視條約和規範。黃埔軍的主要戰鬥力來自於蘇聯（相對於東亞）先進的戰爭技術，因此在北伐期間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而蔣介石和這個新的國民黨，在由蘇聯武裝的支持之下，對付一省的陳炯明和對付北洋系勢力還能夠勝利，對於西南各省、西北馬家軍和山西，就有點力不從心了。所謂的「黃金十年」，其實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想盡辦法要削弱東亞其餘各地殘存的自治權。這期間，雖然有國共分裂，但雙方對於打擊各省自治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尤其是雙方作爲蘇聯的雙生孽子，天然服從與蘇聯的遠東戰略——驅逐西方和日本的「反動」秩序，為最終的共產主義革命做準備。蘇聯利用北京的大使館大搞顛覆活動，最終被張作霖偵破，帶兵衝進大使館，絞死了蘇聯間諜李大釗。蘇聯不得不派特工暗殺張作霖並栽贓日本，隨著日本的最終戰敗做成了「鐵案」。
面對蘇聯滲透顛覆的深入和遠東秩序的惡化，秩序元氣最充盈的滿洲社會選擇了背水一戰，驅逐了國共勢力，建立了獨立的國家。自治各省爲了抵抗蘇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滲透破壞和進攻，也與日本的聯係日益加深——反蔣大戰后閻錫山與日本老友同學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大連密談，並與日方達成了合作協議，坐日本飛機回到太原；松井石根大將親自訪問桂粵，用日本裝備為粵軍桂軍換裝升級；劉湘在天津和日本談判，昔日的西南護法聯盟呼之欲出——諸夏和日本的聯盟促使蘇聯和蔣介石開始共同謀劃對日本的戰爭。國民黨表面圍剿中共，實則驅逐中共到蘇聯邊境地帶，一是給斯大林送禮，二是讓共產黨進入自己還未能控制的各省。如果這些省份可以抵抗共產黨，那至少也是兩敗俱傷，如果不能，那中央軍就有充足的理由進來了，進來以後，可就不會走了。貴州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喪失了自治權。四川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大體上以自己的力量擋住了紅軍，但已經快要頂不住南京的軟硬攻勢。只有雲南，廣西，山西和西北馬家控制的各省還有能力維持比較完整的自治。
1936年蔣介石派代表和蘇聯多次談判达成聯合抗日協定，國共決定二次合作。湖湘領袖何健向日本通報，以阻止蔣介石的瘋狂舉動，但爲時已晚。西安事變并沒有如共產黨所説改變了歷史行程，因國民政府此前已經做好了在上海開戰的計劃。共產黨（劉少奇 — 張克俠）挑起盧溝橋事變，蔣介石在1937年8月13日主動發起對日本的戰爭，把各省逼到了絕境。劉湘在絕望中試圖聯係韓復渠，聯合日本反抗蔣介石，已經無法瞞過國共先進的情報系統，前者遭到毒殺，後者遭到處刑。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四川終於完全喪失自治。爲了確保四川不再抵抗，四川青年被拉上前綫與日本消耗。四川一倒，最後的碩果，廣西，雲南和山西的自治也進入了倒計時。蔣介石利用中日戰爭，終於打垮了1911年以來各省自治的格局。
然而他打垮了各省的自治，卻沒有辦法在基層用國民黨自己的幹部來替換 ——國民黨是一個改組而來的黨，它的幹部來源相當複雜。在北伐以後，爲了暫時安撫住當時還沒有喪失自治權的各省，蔣介石滿足于各省領袖名義上的效忠。也就是說，他們只要說入了黨就可以了。但是這些省份的所謂「國民黨員」，其實都是自治時期留下來的那些班底，並不喜歡蔣介石的國民黨。另外，汪兆銘與蔣介石決裂，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再立以後，又帶走了國民黨内大批的汎亞主義者——也就是孫文還在跟日本人混的時候，那些黨員和他們的下屬，親戚朋友之類的人。汪兆銘和支持他的人覺得，他們只是恢復了老國民黨汎亞主義路綫的傳統而已，跟蔣介石國民黨這個蘇聯的走狗不一樣。正因爲如此，當蔣介石勝利以後，他其實沒有真正足夠的班底來支持1945年這個中華民國的政權。這個基層生態的空缺，被共產黨和還沒有被消滅乾净的各省自治時期殘留的地主資產階級（以下簡稱為白黨）填補了。這就是1947年行憲时期的格局：國民黨，共產黨和白黨（青年党等）在爭奪各級政府的控制權。
共產黨當然是最得意的。它的歷史不用再詳加敘述，我們只在這裡講一下跟47年行憲有關的部分。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性比國民黨強得多，信奉階級滅絕可以實現社會進步，幹部隊伍的底綫更低，更沒有原則，因爲他們都是浪人和社會邊緣人。巴蜀人把共產黨稱爲「霉老二」，其實很形象的説明了問題。「霉老二」的本意是説那些什麽事情都不會，什麽事情都幹不好的人。後來在巴蜀30年代感受到了紅禍以後，就開始專指共產黨。共產黨本來是完全依附於蘇聯，聽命于蘇聯的。20年代在東亞策劃的各種革命活動，也都按照蘇聯的模式來進行。他們對各省自治的敵意當然就更大了，因爲各省自辦的民團，是共產黨最初和最後的敵人。在依附於國民黨和蘇聯活到1945年以後，共產黨壯大了起來。它壯大的原因不是因爲教科書裡說的它堅持走了農民路綫，或者無產階級路綫，或者其他什麽路綫，而是因爲國民黨不遺餘力的打壓各省的自治，釋放出了大量的「霉老二」：他們本來可以在各地找到出路，卻因爲各地的地主和資產階級被打倒或者嚴重削弱，以至於無法再提供社會福利和其他功能了。原本這些社會福利所保護和照顧的人群，因此很多沒有選擇，只好投了什麽人都招的共產黨。這就是「處處不留爺，老子投八路」的社會背景。這個潛在的「霉老二」群體，經過蔣介石與日本的戰爭的劇烈動蕩以後，人數指數級的增加，共產黨才因此壯大。
而共產黨又是最不講原則的。所以47年行憲時，他們以及他們的白手套民盟，根本就不需要參加所謂的選舉，早已開始用赤裸暴力奪取權力。而國民黨主持的所謂國民大會，已經完全喪失了憲法上的意義。如前所述，國民黨既然用暴力手段奪取了各省的自治權，他們的統治就早已喪失了任何合法性。行憲後的國民黨自己不但沒有得到選民的更多真心擁戴，反而給自治時期的殘余勢力報復國民黨的機會。國民黨最後在國共戰爭中被地方殘余的實力人物和共產黨兩面夾攻，只能說是自作自受。在爭奪滿洲的關鍵戰役中，蘇聯選擇了共產黨，從而扭轉了國強共弱的局勢，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被迫退守台灣。而國民黨在台灣又重複了他們在東亞大陸的暴行，再次打壓台灣本土社會。這一部分的故事，我相信不需要我們來講述了。1947年的國民大會唯一的意義，就是讓有一些殘存的白黨看清楚了共產黨的真面目，他們將在1949年和1950年，為了保護自己的家鄉和維護地方自治，掀起最後一次悲壯的抵抗。不過我們的故事也就到這裡爲止了。
歷史爲我們揭示了一個隱秘的悖論：維護民國的法統，尊重各省自治權和條約體系，民國就會以解體的形式亡國；毀棄民國的法統，加强中央集權和輸入社會革命滅亡民國的各個省，對外實行戰狼外交，才有可能保存「中國」。所以「中華民國」這個自相矛盾的名稱，在今日的台灣并不比在歷史上的遠東大陸更令人尷尬。只不過，前者的亡國方式更類似於家庭的代際更替，奄奄一息的老人在臥榻上看著滿堂的兒孫安然睡去，而後者的亡國方式就意味著吃小孩續命的老人不斷製造尸山血海和無盡的苦難了。
五、四個「民國」和台灣
民國史的核心是法統，而非政治勢力、政黨的興廢。法統是社会元規則在政权上的结晶、破壞法統的人就是亂臣賊子。人民有權利推翻亂臣賊子、有權利宣布本地獨立。這一點，也是近代各邦（省）本土主義的法理來源。要注意的是，這一涉及民國法統的法理不適用於東突厥斯坦、圖博、滿洲等內亞國家，也不適用於香港、澳門、上海這三個海洋城邦國家，更不適用於台灣，因爲它們不是臨時約法的締約成員體。
具體而言，例如上海和吳越、香港和南粵雖是文化相近的親邦，但獨立建國的法理來源不同，因為上海和香港都是作為西方世界在東方的城邦文明，進入現代世界的。而吳越和南粵的建國前體，江浙、廣東議會和軍紳政權則是臨時約法的締約成員體。
鮮有人注意的是，甘肅在辛亥革命中，掌握實質政權的諮議局和軍紳始終從未像其他多數各省一樣宣布獨立，而哥老會主導的激進黨革命始終只能產生隔靴搔癢的作用。甘肅也從未派出代表參加南京的臨時參議院會議，制定《臨時約法》，直到民國正式成立，袁世凱就任以後，甘肅才派出代表參加北京的參議院會議。
類似地，儘管臨時約法制訂中，有一名來自滿洲奉天省的成員吳景濂，但吳景濂實際上是在被奉天當局驅逐之後，以個人身份參加南京的會議。黑龍江、吉林更是從未有代表參與。因此滿洲和昭武在民國中實際的地位，與參加辛亥獨立戰爭的各省並不相同，而他們實際也並非《臨時約法》的締約主體。這也深刻體現了這兩個邦國在滿洲帝國國際體系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其內亞國家的性質。士大夫的歷史敘事和中國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建構必須粗暴地抹去不同民族的路徑差異和歷史記憶，因此國共革命史觀的敘述自然會片面強調少數激進黨在甘肅、黑吉遼的「革命行動」，以便建構出一個統一的「辛亥革命」的「全中國」敘事，然而這和事實相去甚遠。
關於民國史如何分期，各派眾說紛紜。台灣學者张玉法認為，應分別以1928、1949為界，分為第一民國、第二民國、第三民國。而共產黨史觀類似，只是其認為1949年民國已經不再存在。事實上，以上的劃分方法都是有問題的。
理解民國史應當以法統為本位。在各家觀點中，1928年是一個重要節點。但在法統本位觀點中，1928年時，實際上已经不存在一个各邦承認的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因此1928年並不具有真正的節點意義。從法統本位出發，真正起到劃分時代作用的節點有三個，分別是1924年段祺瑞在「首都革命」之後取消法統，國民黨1947年「行憲」，及台灣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由這三個節點，可以分出四個時期：
第一民國，1912至1925。
第一民國開始於1912年獨立各省代表制定《臨時約法》，創立了民國的法統，以及由此選舉出的國會。幾經波折，經歷了《天壇憲草》的制定、兩次法統中斷和兩次法統重光，終於在1923年制定了尊重「聯省自治」，帶有邦聯色彩混合單一制的《中華民國憲法》（即曹錕憲法）。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共產國際對遠東的強力干涉，民國的憲法修改不會止步於此，而是會進一步加劇邦聯化。但隨著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1925年執政府宣布「取消法統」，解散國會，第一民國滅亡。
在第一民國時期，各省經常宣佈獨立。《臨時約法》本來就是各獨立省代表制定的，第一民國本質上是各獨立省（邦國）建立的邦國聯盟，《臨時約法》則是這個聯盟的契約。當中央政府違反這一契約、不顧法統時，作為締約者的各邦國（省）當然就應該獨立。隨著各省頻繁宣布獨立，第一民國後期，出現了「聯省自治」運動，許多省制定了「省憲」。面對屢屢不顧法統、侵害各地利益的中央，各省的離心傾向越來越大。
第二民國，1925至1947。
取消法統後的段祺瑞執政府試圖通過召集善後會議，重新為聯盟制定新的約法。但由於國際形勢，各邦離心事實以及國共勢力的竭力反對，沒有達成任何成果。儘管與國民黨戰鬥的滿洲奉系軍政府，以及以中原為核心的吳佩孚直系軍隊都曾主張恢復《臨時約法》的法統，但戰爭形勢已經無法允許。國民黨在這一時期勾結蘇聯發動北伐，最終取代了北洋勢力，阻止了法統取消後中國的解體。國民黨雖然進行過清黨，卻發現若要維持統一中國，仍要依靠蘇聯對付日本。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擊敗日本後迎來蘇聯更徹底的顛覆，導致中共取得政權，國府遷台。
這一時期，真正的犧牲品是本來有獨立機會的各邦（獨立省）。「聯省自治」路線如果自發演化下去，就必然是中國解體，且各邦的邊界會在自發演化的過程中調整為更為合理的情形，而非簡單按照省界。而隨著「法統取消」，各省（邦）之間簽訂的聯合契約已不存在，各省對於民國也不再有義務，自治、獨立更是順理成章之事。然而，國民黨利用蘇聯資源建立的大一統黨國，使中華帝國主義全盤戰勝了各邦本土勢力，鎖定了遠東的歷史路徑。
蒋日戰爭爆發之後，由北洋舊人主持的親日派北平臨時政府實際上主張恢復民國的法統，因此他們不僅恢復了五色國旗和北洋時期國歌，還曾提出建立「邦聯」的構想。早期戰爭中日軍攻陷的各地建立的親日派維持會政權（廣州、武漢、太原、九江等）往往也同樣採用五色旗，並不是無緣無故的。這一段鮮為人注意的歷史插曲代表著第一民國法統的殘餘光輝。隨著日本汎亞主義者自身走向挑戰國際秩序，同時扶持汪兆銘建立協商制的南京國民政府黨國，就慢慢不再有人習慣將「民國」一詞聯繫到那個五色旗的有法統的邦聯共和國了。
根據孫文的基本教義，國民黨在完成黨國大一統的「軍政」之後，又要進行黨國「訓政」，最後進行「還政於民」的「憲政」，因此先後召集了「國民參政會」「國民大會」，出現了五五憲草、四六憲法和四七行憲。
客觀來講，雖然四六憲法由經民選產生的「制憲國民大會」產生，一定程度上不是完全無法代表民意；而根據這一憲法召開的、經民選產生的「國民大會」，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合法性。但要注意的是，這次的制憲者不是獨立各省（邦）代表，而是國民黨在暴力顛覆了獨立各省（邦）的政權和「省憲」，建立了大一統黨國後出現的代表，相當於強姦生下的孩子。更何況，四六憲法沒有保障各省（邦）的准獨立地位。因此，從產生《臨時約法》的本土主義視角來看，這種中國黨國選舉就是不合法的。各省（邦）沒有作為政治實體參與這部憲法的制定，這部憲法代表的法統對各省（邦）無效。
因此可以這樣說，如果你是一個大一統中國主義者，就會認為四六憲法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一個本土主義者，就不會承認這部憲法的合法性。當然無論如何，就算以本土主義視角來看，四六憲法畢竟還是不像共匪的偽憲法那樣形同垃圾，它畢竟還認同一些最基本的人權和政治權利，而且保障了部分「地方」自治權利。所以歧視鏈是非常清楚的：誰都可以罵國民黨，只有共匪不可以罵國民黨。
20年代的聯省自治運動某種程度上是東亞當時的各種勢力對其未來走向的大辯論。國民黨敏銳地意識到，聯省自治和各省的立憲，必然會導致軍紳政權獲得進一步的合法性，從而使中國解體。廖仲愷、鄒魯、古應芬在粵憲草案出台之後，便認為其「是將中國劃分為二十多個小國。省憲本身全是地方割據，沒有統一的國家。各省若照此治，省自為謀，各行其是，勢必陷中國於支離破碎。」孫文則指出聯省自治「不過分裂中國」。可以說，這些中國主義者敏銳地意識到，《臨時約法》所代表的並不是「中國人民」，而是「各省（邦）人民」，因此他認為從大一統的角度出發，決不能容許省一級的自治過分強大。但由於其並非徹底的共產主義者，因此又沒有完全否認「地方自治」、主張需加強和鞏固縣一級的自治。
縣一級的自治，實際上非常有利於一個體量類似一省大小的共同體的民主化。在國民黨進行黨國「訓政」的這段時間，在南京國府統治範圍之外的部分軍紳政權也利用了這種對縣級自治的認同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例如閻錫山的山西、陳濟棠的廣東和新桂系的廣西，均利用「三民主義」的外衣，鼓勵縣級自治來培育自己的軍國民共同體，甚至別廷芳主導的宛地自立，也通過「縣級自治」的名義鞏固了在共產主義侵略面前的自衛能力。孫文的這種憲法思想最終也體現在了四六憲法中，從而弔詭地讓台灣後來的民主化留下了某種僥倖未被國民黨扼殺的空間。
第三民國，1947至1996。
1947年國民黨「行憲」後，由於國共戰爭的形勢發展，很快國民黨又暴露出其列寧黨的本性，使用動員戡亂條款將憲政凍結。國民黨「四七行憲」之後，我們可以認為孫文憲法思想終於得到了實現，「中國人民」（即四六憲法的選民基礎）產生了自己的憲政。而諷刺的是，「中國人民」產生的這個憲政卻是極其短命的，是一個無法保護「中國」免遭共產主義侵略的憲政。
我們可以認為，大陸淪陷於赤化，除了因為當時客觀的國際形勢以外，遠因卻恰恰是因為國民黨的中國主義性質。正因為國民黨為了維護大一統，不惜不止一次容共，破壞大陸各邦本來就存在的自治有機共同體，削弱了社會抵抗共產主義的能力。而國民黨更是在國際站隊中聯蘇反日，使東亞在二戰結束後面臨一個極其不利的局面。「諸夏人民」主導的外交必然比國民黨和「中國人民」更有智慧，「諸夏人民」主導的民主必然比國民黨和「中國人民」更加地強大，也必然會在面臨共產國際的侵略中更有抵抗力。比共產黨更有民主底線的國民黨最後以此種自殺式的方式丟掉大陸，只能再次說明「中國民主」的虛妄。
東亞大陸赤化以後，各邦抗擊共產主義的英雄並未放棄抵抗，儘管他們打的是「第二民國」的旗號，但他們的真實來源卻是「第一民國」乃至晚清民國以來，諸夏各邦那些並未被國共完全消滅的地方勢力。「民國」和中國主義的符號，讓他們的故事無法被他們的後人所銘記和正確理解。在國軍在大陸迅速失敗之後，國民黨以殖民者身分存在於台灣，對台實行殖民壓迫。然而此時美國是國民黨唯一盟友，在政治強人蔣中正死後，國民黨不得不效法美國，逐步向台灣本土力量開放政權、實行民主化。而民主化與本土化，在台灣實際上是一回事。
1996年的台灣總統選舉，實際上宣告了從1947年行憲，到後來戒嚴時期的萬年國會的「中國人民」行憲主體的滅亡。四六憲法在解嚴之後重新解凍，但是此時選舉「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的選民團已經不再是當初的「中國人民」，而是台灣人民。劉仲敬先生在《民國紀事本末》序中所說的「孫文的革命路線圖（從訓政到憲政）在他沒有考慮過的地方施行。」便為此意。四六憲法的最終實現，也說明小民族國家，而不是作為帝國的「中國」，才是適合民主憲政的主體。目前「中華民國」的名實不一致性（名義上仍為「中國」，但主權者已轉化為台灣人民），將會貫穿整個台灣此後的歷史，直到台灣真正本土化。
第四民國，1996至今。
即台灣民主化後延續至今的實體，被不少人稱為「The Taiwan Republic of Chinese Flag」。民進黨與國民黨在此期間通過民主政治競爭，反映的是台灣本土力量與國民黨的博弈。在此博弈基礎上，台灣本土力量的一部分則在建制化，導致對民進、國民兩黨失望的年輕人形成了第三勢力。而目前蔡英文總統將台灣稱為「中華民國台灣」，正要聯合台灣的所有抗共力量，繼續進行穩健本土化。由於國民黨自身的奧斯曼主義和列寧黨性質，以及中共本身與中國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合一，台灣的國民黨已經大規模親中，越來越像台灣內部的「內鬼」了。
結論
到底什麽才是民國？民國就是一個逝去的可能性。而這篇文章已經説明了，這個逝去的可能性不是一個「統一，現代，民主，富强的中國」，它帶來的只有無盡的災難。也不是一個「中華聯邦」，因爲中華聯邦不僅根本無法調節東亞各地先天的差異，還會為危險的大一統留下一個口子。這個逝去的可能性就是中國解體與東亞的多國體系。只要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不是一個强大而統一的中國，而是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多元的東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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