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看待文昭先生主张的差别公民权？

討論制度.要看施用目標群體.才能評價一個制度適用與否. 比方 幼兒園的制度就不適合拿到大學使用. 大學的制度也不適合拿到幼兒園使用. 如果認為有一個制度就是絕對的好..那是一種偏執. 當然.現在多數人無法理解這種見解. 聽得進的可以進一步思考.

我認為差別公民權會衍生出委婉的精英專政，會剝奪基層人民參與利益博弈的民主權利。

十九世纪的民主就是财产资格制民主，大众民主因一战全民动员体制而逐步普及。 中国要想民主首先要有共同体，而福利是共同体边际的最好特征，社会民主主义的全民民主才能实现最大的全民动员，行使战争权力，在内战中抵抗匪帮。 现在中国不就是差别公民权吗，红二代们的老爹居功至伟打江山，二代们自然座江山，所谓想要江山拿两千五人头来换，非常有差别。包子选举与公民权，没有没有没有，通过，小粉红们一致认为非常民主，全票通过！西方那个领导人的得票率比这高的，的确民主，我们是民，包子是主嘛😂。 十分尊重文昭老师本人。但经过检验的西方民主是由无数人的智慧与历史积分做出的目前最优选择，个人智慧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

这是人家希腊两千多年前的思考，说个更可怕的事实，文昭已经属于我们汉文化仅次于最高级别的文化人了。

我認為差別公民權會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階級固化;當你付出更多時，你得到更多，看似很合理， 但其實是忽略了公民個的差異性，有可能是教育水平、擁有財產、社會地位，這些不一定是基於人的懶惰造成差異，而是一些不可抗因素。 顯然易見的因素必然是家庭狀況，詳細我就不多說了。

转述刘仲敬先生的观点，不妨一看。 刘仲敬：這個問題是一個政治學的問題。照現在的觀點來看，我覺得普選不見得是憲政的保障，憲政主要的保障是權力的分割和平等。英國行憲的大部分時間內有選舉權的居民大概只占男性成員中八分之一，簡單粗暴的說，必須是有錢者才能有選舉權。對兩院議員而言，一般的平民是沒有選擇權的，但它只要把分權結構弄好了，少數選民和貴族間能夠達到平衡，在各方面權力都有平衡，即使沒有選舉權的臣民也很難受到另一方的迫害和壓迫。 另一方面，雖然普選率極高，但權力都集中在一個單一的權力下，即使這個權力當局是由真實的選民選舉出來的，普選率極高，也很容易壓抑居民。就像拿坡侖當時發動政變，它的理由是第二共和國的選舉權不完善，第二共和國只是少部分精英投票選舉出來的，而他是全體選民選出來的，90%的人贊同拿坡侖當皇帝，相比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國會只是由90萬的有產者投票選出來的。但曆史吊詭的是，這樣一個居民投票型的政府，毫無疑問比英國那種政府更加專橫暴力。因為像拿坡侖這種政體可以不斷的實行投票，因為它再也沒有別的組織可以和它競爭。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投票，我們可以預期一盤散沙的權力根本不能投票支持其他人，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你舉行公民投票肯定有90%的人是能夠占領的。你如果只按照投票率來看，它肯定比英美更加民主，但這樣保證不了它的憲政，也妨礙不了任何掌握行政集權的人或政治家實行專制統治。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是不是一下子實施普選權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分散權力的架構。 居民的政治德行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貧窮或者一盤散沙的選民肯定會比較容易受到別人的恐嚇或者欺騙。這樣對不負責任的政治家非常有利。我們可以用一個更加近的例子來說明： 比如1943年國民黨的選舉，我們的傳統觀念裏，總是覺得國民黨是得到比較有錢人支持的，窮人傾向于反對他，但富人支持它。但如果察看具體的情況，發現恰好相反。越是大城市和有錢人集中的地方，越有可能選出獨立候選人、民主黨派的人，越是偏僻的農村基本選票清一色是國民黨，更合理的解釋是太窮困的居民沒有選擇的余地。他們的縣長說要選舉支持蔣介石，他們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對蔣介石的意見，他們也根本不知道蔣介石和其他人有什麼區別，但大城市比較有錢的居民或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居民就有選擇的余地。比如，在成都這樣的地方，有青年黨派，這些人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們不太害怕國民黨特務集團的威脅，他們有吸引一定的選票的能力，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你才能有一個比較健康的選舉保障。 通過剛才我的那種描繪，可以推導，即使在40年代的中國，大多數窮人參加選舉，不是提高了選舉的質量，而是降低了這種質量，增大了政治的風險程度。我傾向于像英國，隨着教育程度，分階段用一百年時間來實現全民普選是比較好的。法蘭西共和國用過激的想法，采取了接近全民普選政府，立刻就發生了政變，還有拿坡侖這種政治家利用公民來實現他的個人的目的，法國付出的代價比英國大得多，這不是個好辦法。 就民國初年的政治格局來說，袁世凱提出一開始只讓少數有產者和知識分子來選舉，逐步推廣，這是有合理性的。國民黨在民初的情況下，實際上它是在野黨的情況下，它雖然增加了選舉權和很多窮人的投票，但窮人投票不會投給他們，他們只會投給當地的頭面人物。按當時的報告來講，不管競選候選人的綱領是什麼樣的，當地的選民都會像綿羊一樣支持當地的政治首領，政治宣傳是基本無效的，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增加一些極窮沒有知識的人當選民，實際上就是增加了軍事强權的力量。像英國剛開始的時候，只有有權的商人和地主才能參與選舉，商人和地主害怕軍閥向他們橫征暴斂，迫使他們交更多的稅，他們很可能像英國的國會議員一樣起來反抗國王的征稅權，這樣反而比較有可能形成限制權，至少機會會多一點。有的事情是欲速則不達的，這一點你要分析民國時候集權政治家的口號，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國家的政治利益考慮清楚。

你所说的懒汉指的是什么？残疾人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呢？或者是有心理疾病无法负担重度劳动的人呢？这些都归于懒汉吗？还是只有没有病症又不工作的人才算是懒汉？他们不工作的错误的，那你能给所有人提供工作吗？如果可以的话还会有失业率这种东西出现？ 他们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是政府没有提供足够就业，而政府又哪来的资格因此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目前的政治是尽量维持一个好的社会，而不是惩罚该惩罚的，奖励该奖励的，废除死刑、富人加税、遗产课税都是这个思路产生的政策。 还有参军可以加权的，罗马禁卫军正因此多次废黜皇帝，朝纲大乱。 文昭先生提出的这种方法，适合农业社会，因为这种政策会催生家族的兴旺，男丁的兴旺，因为参军也好，做其他贡献也好，男人的机会多于女性，这就使社会往落后的方向去走了。 而且福利均等这种事，不管一个人懒不懒，他无法维持生活了，你因他懒而不给他福利，那不是让他去死吗？世上有这种治国方法吗？

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精英（精致利己）教育出来的财富收获者很少有考虑平民的利益，各个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同温层，如何对财富和责任进行合理的捆绑，是其精髓，既要防止为富不仁、也要防止懒汉暴动，还要让贫富不等的仁人志士发挥自己的才能。 我想，这是大同社会，公民普遍的道德水准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从另外视角谈一下“差别”，我们不妨观察天地自然万物，皆秩序景然，这秩序即差别，万物有差别而遵秩序，才能各安其位，和谐运行。中国古人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如能参透宇宙万物运行之机制，悟此道理，遵循道法自然之理，随缘应物，柔刚相济，似水处变，以尽天命，此即为人道了。 然而，凡是人皆有欲望，常以个人私欲为耳目，从而视差别为不平等，视秩序为囚笼，从而会心生不满，为一己私利而争斗，必然导致离道失德，祸乱人间，这也是一切天灾人祸之根源。 所谓人心险恶，世道艰难，根源在人心，世间种种不平和灾祸都源于人的贪私之念。 老子为什么留下五千言匆匆而去？因为明道者少之又少，多数世人在现实的种种利益诱惑面前，种种邪说(共产主义？)盅惑下，难免人心浮动，甚至有恶毒之人为一己私利而加害贤者。 观当今世界灾祸迭起，武汉肺炎瘟疫更是波及全球，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人人自危。如果人能够放下偏私之念，用真正自己的良知善念仔细观察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能够有所警醒，再观古今圣言，真的是真实不虚，可以为训矣。

文昭重來水準就是不高，發表這種認知水準低的言論很正常

根据国力和资源,按纳税和流血赋权,并禁止歧视行为,保障必要的公平

美帝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的普选，最初只有有产业的人才有选举权。要是你们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有美帝上世纪30年代那么高，那么自然应该普选。然而可惜的是，并没有，中国人素质还不如美利坚刚建国时的国民素质，这种素质开普选，无非是再选出来个马杜罗罢了。

我觉得真是好笑，有些葱友批评加权民主制真就没有脑子呗，是不是都梦想上帝降下神罚杀死习近平就一夜实施民主了？然后突然就全民平等永享自由了？追求的自由民主真就一步到位，只在梦里存在呗？一点不能让步强制推行制度不是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三百年前的美国国父都知道制度设计的困难，平衡大州小州的利益，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利益，到这里岂不是要被批判一番打成共产党？ 我个人认为加权民主制是中国和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体的唯一方法，但是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加权民主制本身，而是一个不断强化民主制度的机制。历史上的例子就是英国的下议院，不断地和平剥离贵族权力用几百年的时间和平地从贵族共和过渡到现代政体。历史上其他任何民主过渡都带来了战争，混乱和暴力，我不认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这些是任何一个理性人愿意看到的。

你这不就是共产党那一套吗？结果必然是分离主义盛行，你们精英自己玩吧

这什么鬼，不还是党员体制那一套。谁贡献多谁贡献少不还是天龙人说了算？最终结果肯定是当官的贡献多，屁民贡献少。

文昭先生最中意的朝代是周朝，他多次在节目里讚揚周朝的制度。按照我有限的歷史積澱，周朝確實是類似的差別公民權。但這並不是絕對的，而且现代化的差別公民權更應該是在法律的框架內，即貢獻再大，也應該和底層人一樣遵守同樣的法律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