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过度防疫(动态清零)突然转至过度不防疫(躺平式管理)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这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个没有设计煞车制度的政权，只能不断地往极端驶去。
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简化过后，如下所示:
这有几个问题:
1. 资讯传递缺乏效率
中央仰赖地方一层一层往上汇报资讯，再做出处置与决策。例如新冠肺炎刚开始时，整个中国花了一两个月才反应过来。在反应过来之前，还发生过无数荒唐的维稳与辟谣事件。
2. 资讯错误
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督机制，每一层往上报时，就会美化事实，欺骗上级。让各位猜猜:
– 中央知道郑州水灾死亡的确切人数吗?
– 中央知道铁链女的真相吗? 知道被绑架妇女的确实数据吗?
– 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就更扯了。各地胡乱呈报，最后就干脆不公布了。
3. 下层揣摩上意，过度解释
这就好比习包子开着中国这艘大船，看着由下方汇整上来的，显示各种错误资讯的仪表板。看着看着拍拍脑袋，觉得以前都是往右转，现在该左转了。于是下面的大副、轮机长、各级水手开始各自解读。该转15度，还是30度? 转90度好像有点多? 嗯，为了头上这顶乌纱帽，反正上面说了算，先转180度再说!
各位可以想像，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从资讯往上汇集到中央，再从中央下指令到地方，中间会经过多少层，资讯会被扭曲多少程度? 到最后实际执行的政策，离人民实际需求，会有多远? 而这过程中，人民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并校正政策，只能被动地接受。不接受就等着被维稳。
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肯定充满了错误。做错了，再发动媒体来洗地，于是党媒成天说谎，没有下限。人民被洗得越来越笨。
4. 只向上级负责
整个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制内所有人，只需要向上级负责。不用向人民负责。政策有没有符合人民所需也许重要。但是头上的乌纱帽比人民重要多了。
所以中共会做出过度防疫，与过度不防疫的政策，真的完全不意外，因为这体制没有纠错机制。
民主国家的体制则是设计成这样的:
好处是:
1. 资讯传递快，透明度高，错误少
政府上层除了仰赖下层提供资讯，由于人民有言论自由，社会上的资讯透明度高，政府下层也就很难在往上汇报的资讯里动手脚。若动了手脚，很容易被发现。
媒体能报导民间疾苦，不需害怕什么不能说，反而是当权者什么做不好，就越要说。当权者乃至整个体制，可以迅速得到反馈，并做相对应的修正。资讯透明让中央能得到更正确的资讯，而依据资讯做出的决策与颁布的政令，也会是错误较少的。
2. 不只向上级负责，更要向人民负责
这是最重要的。除了向上负责，被选举出的各级政务官乃至国家元首，必须臣服于人民。人民拥有选举与罢免权，能够用选票鼓励愿意贴近民意的官员，逞罚背离民意的。
揣摩上意也许仍然重要，但是民意比上意更为重要，人民是政务官最大的老板，能直接用选票让其丢掉乌纱帽。
人民想表达不同意见时，不需要到政府机关下跪，或者冒生命危险举白布条。只需要到巷口的议员服务处，请议员帮忙向政府转达意见。议员若不克尽其职，人民还可以用选票来换掉不合格的议员。
政府颁布的政令，都经过议员与媒体的监督，确保其符合人民所需。
因此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要做出过度防疫，或过度不防疫的政策，机率非常小，此乃因为民主社会有纠错机制，政府必须直接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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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制度自信了。防疫三年，正巧将共党与其制度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的祸害，表露无遗。
一个只对上负责，不需对人民负责，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口中说了再多『人民』也没有用。他们只能不断地重复错误，往极端加速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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