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香港运动有哪些地方值得内地人学习？

香港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造成的影响之广，运动形式之新，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对我们有怎样的启发，在这个章节，我们通过运动的一些特征来分析一下，其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这对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民主运动研究，新情况下的社会治理等或许很有意义。 香港运动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会引发什么效果，我们就以目前运动中比较显著的公认的特征着手展开分析。即“无大台”、“如AI进化”、“Be water”、“不割席”、“FC”等进行深入讨论。 第一节“无大台” 无大台是指的在一个组织中，各个成员之间没有上下从属关系，整个组织都没有具体的领导人物。 具有这种无大台现象的组织，就称为无大台组织。无大台这个词源于粤语，英文可译为no leader或no boss。中文无领导、无头头、无负责人等等都没有无大台这三个字贴切，因此，无大台将成为这种组织形式的专业用语。 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组织的进化问题。也讨论了组织形式特征及如何建立高效组织、组织生存、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利益等问题。 在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介绍了一个组织要有很好的执行力，必须实现严格的层级管理，例如军队。这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组织管理的基本认知。 那么，反过来，通常人们认为没有严格层级管理的组织，是难有很强的执行力。 香港运动“无大台”的组织形态，在国际社会中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知。BBC老牌的主持人在连线采访陈方安生的时候问她：“你领导的运动到底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为什么林郑月娥以及宣布撤回条例了，你不带你的人离开街头”。陈方安生解释了自己不是领导着，但主持人说“可他们说你是四人帮之一”。 在美国参众两院关于香港法案的两次听证会上，议员们提问时，也没有特别关注这次香港运动的无大台现象，他们可能认为参与听证会的人就是能够领导运动方向的人。 所以，在本小节中，我们专门讨论关于“无大台”这个话题。 一是否真的“无大台”： 艺人何韵诗多年来一直参与各种在香港的抗争运动，包括占中运动、雨伞运动，这次她也是积极投身整个运动，先后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发言，美国众议院听证会发言。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这次运动无大台真的很好，大家都积极参与，不像占中运动中，大家会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而起争执。” 众志秘书长黄之峰在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刚出狱，就走到了抗争前线，当天拿起话筒演讲时，他注意到，这场运动，大家并没有很在意他的角色，于是，他很快适应了这种无大台的模式。 在连登的论坛中，发起讨论的话题时，常见的利申是，无大台，自己不是想做大台，没有从属关系等。 但凭这些，就一定可以确认这场运动真的没有大台么？ 认为一定有大台的人士通常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一定有大台，二是从“斗争”需要出发，承认无大台等于置自己于人民为敌的位置。对第一种情况，主要是局限于已有经验的认知，这种情况很普遍。而第二种情况是无法讨论的。所以我们只讨论第一种情况。即用学术和理性的方式讨论无大台的问题。 香港这场运动无大台，对学术界来说也是一种很重要话题。哈佛大学一个在读政治博士研究生（博士候选），在一次电视讨论上提到目前学术界对组织的无领导人这种现象没有太多的研究。他介绍了一位教授做的一个相关研究的实验及成果。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请了一位国际象棋大师，和一万个人对弈，这一万个人通过讨论（是否有讨论环节不详）投票，每24小时下一步棋。最后的结果是，通常人们只在几个回合就会输掉，这场对弈最后还是这一万人输了，但持续了三十多个回合。这个实验说明，集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有更好的效果。这算是对无大台的这种组织形式的一个比较接近的研究了。 无大台的组织如何运作是人们无法想象出来的，因此也没有人能创造出一个无大台的组织。历史上人们常见的组织都是有层级结构即上下级关系的，所以，当香港运动出现无大台这种新型的组织时，人们无法理解。但是，上帝是万能的，在这个偶然又特殊的时刻特别的地点和环境下，一个有近200万人参与的无大台的组织出现了。 也就是说，反送中运动的组织是一个真的无大台组织。 在后面的几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我们对这个组织运作模式的观察分析，在这里，我们先介绍这种组织出现的意义。 二无大台组织的意义 1组织与成员的关系发生改变 传统组织是个人对组织负责，组织维护成员利益，而无大台组织中的个人无须听从组织指挥，而是个人依据组织目标以及个人的最优选择来决策个人的行为。组织中省掉了所有的管理人员。 在法律层面，组织对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利益与保障承诺，个人放弃了对组织的一切回报要求。 这种组织中的成员完全是自发的参与，无条件的奉献，既不对组织是否有回报自己有任何要求，也不要求其他成员对自己有回报。 这是比宗教组织更有奉献精神的一种组织。 「你是運動一部份，運動所有成敗得失，你冇辦法切割、輕言邊個領袖搞柒咗。場運動是collectively own的，所有人都要一齊承擔。」（梁繼平） 2每个成员不谋求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 由于组织是公认的无大台模式，因此，任何人不能要求其他人服从自己，真正实现了组织成员的人人平等。 “无我”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思考问题、看待世界要能鉴别出哪些是自己的欲望即“我念”，哪些是自己的认知即“我见”，然后排除这些，才能更好的认知世界和融入世界。 “无我”很难修练，但参与运动的人可以在这个组织中很快适应，因为在这个组织里，“我念”、“我见”都会被忽视，让人们能很快提高“无我”界的水平。 3组织效能最大化 一个组织的效率能力发挥除了组织目标需要导向外，最主要的是能让组织成员有充分的积极性，而在没有任何来自于组织的物质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成员自愿参与组织行动，就证明其积极性达到最高。 组织要发挥好最佳效能，还必须充分发挥成员的各种专业特长及成员的资源，而无大台组织的成员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自己对自己的特长、资源了解最充分，因而每个成员的效能得到最优发挥，总体就体现在整个组织的效能发挥到最优。因此，无大台组织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都有能优的效能表现。 这种例子在这次香港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高壮结实的勇武，创意无限的文宣，催泪弹下的画家，激荡撼心的音乐家。还有银发族的静坐，叔娘的爱护孩子，这些例子数不胜数，最大的特点就是各自用自己最专业、最擅长的技能，来选择自己所从事的抗争行动。 4更强大的防组织瓦解能力 传统组织有层级结构，只要瓦解了核心领导人员，或者胁迫或者逮捕，组织的效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整个组织就被瓦解消亡。这种关系是以数量级别差异表现的。 传统组织情况下，只要逮捕百人左右的领导层人物，组织就基本上瘫痪了。但这次香港已经逮捕了近3000人，已经是一种大规模人道危机的状态了，但整个组织的效能降低的很少，甚至还在加强。 这是因为，在无大台组织里，假如组织人数是一百万人，逮捕1000人，也只能降低组织效能的千分之一。而这千分之一的效能甚至还可以由其他成员来弥补。因此，靠逮捕对付这种组织不会有任何效果，逮捕的方法只能适应于传统组织。这次运动的初期，港府及中央政府没能对无大台这么模式能及时察觉，以至相关针对所谓“四人帮”【】“幕后黑手”等打击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5机动灵活： 传统组织有层级关系，虽然在近代管理理论体系中有扁平化组织和矩阵型组织，但组织成员仅属于一个或多个职能部门。当组织中的成员由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时，需要进行组织调整，会带来风险，急原有部分可能会 无大台组织的成员的行动由个体自行决定。当组织整体的某个局部目标出现缺口时，组织中的其他功能部门的成员会自动充实到缺口的部门。但无大台组织就完全没有这种需要重组调整的风险。 这种特性在这场运动中有许多体现，例如既勇武、又和理非，同时还是文宣组成员。 “十一國殤，六區開花，街道上有不同小隊手足逕自行動，哨兵、運輸兵、通訊兵、勇武子、滅火隊、魔法師，以為分工有道，其實是各有各做、自行補位，無大台的行動以流水式運作，就是這個模樣。”（􏲾􏰬􏲇􏾆􏾇􏾈􏲾􏰬􏲇􏾆􏾇􏾈苹果记者，王秋婷） 6社会进步与管理创新 无大台组织的出现，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成果。这种组织形态虽然很新还要观察其后续的各种演变，但已经为社会学研究、行为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特别是管理学研究方面，无论是宗教组织、政府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都应该研究并重视这种无大台组织的新特征、新效率。为组织管理、组织发展思考新模式、新方法。 反送中运动整个策划、行动几乎都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的相关资讯，运动人士中有专门收集、发布、记录整个运动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过程，这为做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完整、真实、详细的资讯。是一个宝库。

有些地方是能學的 更多的不能學的地方要注意 沒有了外國勢力束縛 共產黨殺人可不會偷偷摸摸 最重要是行動力 只說不做，永遠都沒有用 還有就是什麼能做 什麼會即時送死

如果你們有反賊的心就先組織小隊， (商人和退休軍人優先) 有空就多聚聚沙盤推演， 因為在牆內只能很血腥的革命， 一定要想辦法搞到槍不然想想就算了， 在香港給牆內唯一的借鑒就是利用上網溝通聚人， 因為國情不同都學了也沒用

这里分享一个7月左右我写的一篇个人思考的其中一部分 【分散性抗争模式，一个大胆的假设】 无论从戴雅门，还是不少西方观察者、香港的一些网络评论者来看，他们都曾经提出过：不能让暴力抗争“污染”了和平抗争，港人抗争者的策略选择一定要谨慎。。。如此等等评论。 这种看似很合理的评论，我不否认其合理性，确实引入暴力抗争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这类评论最令人迷惑的一点就是：香港人，是否还能去“选择”自己的策略？ 让一群没有选择的人去选择，这就是“戴雅门式”的策略选择理论最令很多人费解的逻辑谬误。 当然，在这里说“港人没有选择”并不止是道德含义上说，而是有学术意义在里面。 是啊，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港人没有选择”？ 激进的抗争者冲击了香港立法会后，现场写下的一句标语：“是你教会我，和平是没有用”（大意），十分刺激着很多人的神经。但这句话只能说是一句道德感召，并没有点出为什么港人没有策略选择的原因。 从Tilly的政治过程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到Goffman的框架整合理论等等一大堆不同的社会运动的分析模式里去看，多数传统的社运研究，都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总会有一个核心的领导者或者组织（香港人叫：大台），即使是初期没有，中后期都会有。 不同理论的区别只在于，这些“大台”所运用的资源的方式，或者是在意识形态与真实之间的侧重的策略不同等等。总之，社会运动过程中，总会有一个或多个核心人物对社会运动的策略、走向等进行“博弈”与“选择”。 而香港当前的情况是：每个分散的个体，都在做自己的选择——没错，人人都在选择，而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台”去整合这些选择。于是，也已经有很多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发现，香港目前这次的抗争运动，极具分散性，没有很明显的核心领导，也因此不具有一个特别统一的策略。 “无大台”、“无中心”的抗争模式，是“香港之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所以，到现在这一刻，还在幻想着，或者在网上评论着让香港示威者统一自己的行为，不要去使用暴力（或者是更多地使用暴力），基本上都只能停留在口头呼吁，因为每个人都在自行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而且没有制度性的约束。 【Be Water】 Goffman的框架整合理论里提到，社运的组织者，会尽可能将不同人的诉求，整合到一个框架里进行表达，而这个框架往往是社会不公义的现象及其评论。 比如说收入不平等，就是官商勾结的原因，然后就应该要引入自由民主。而另一边，女性被歧视，也是弱势群体得不到制度性保护，然后也需要引入自由民主。总之，尝试让不同的人在一个大旗之下去统一行动，是框架整合理论的一个经典表述。 这个理论，既把目的当作手段，又把手段当作目的，争取自由民主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而这次香港之春的抗争模式当中，也有这样的框架整合的现象发生。只不过，这个框架整合的过程，是分散性的，每个运动参与者，都有自己独有的目的与行动方式，然后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跟“反送中”这个小框架和“争取双普选、民主”这个大框架去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整个过程，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者去进行规划。 在过去，我们都习惯用一个常见的手法去分析示威者的行动，比如我们要达成一个目的，然后去选择相关的手段，但从框架整合的模式来看，一个示威者之所以是激进的，那是因为本身他就想以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然后借用了框架来作为理由。 同样也是在一些议题选择上，有人说，示威者把港独、本土议题等等其他诉求捆绑到反送中议题上，这会影响反送中这个目的。但事实上，由始至终，对相关示威者来说，这都是相互作为手段与目的的两件事，密不可分。 而由于在香港抗争运动中，这些过程都是分散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要求每个示威者都统一地以A为手段，以B为目的去行事。 （你会发现，一旦引入这个模型去分析很多香港的抗争策略现象时，很多之前不解的难题也能解决了。） 这个现象，反映在香港示威者普遍推行的“不割席”这个做法之上：就是也许你不认同对方的行动策略与目的，但你也不表示反对，只是可以选择不参与。 而正是这个分散性的框架整合过程，大大的扩展了香港抗争者的抗议深度与广度，这也是目前香港示威者取得关键的阶段性胜利——条例被宣告“寿终正寝”的主要原因。 （我把这个叫做“胜利”，并不是说我对此很满足，而是说原本这个条例是在被通过的边缘上，而香港抗争者的抗争，导致了这个条例没有被通过，这可以说是180度式的逆转。） 这种分散性的框架整合，让本来就只是单纯想反送中的人，也能自己选择自己的策略——和平游行？还是持久静坐，抑或是激进反抗？也让那些原本自己有诉求想要表达，比如想要实现双普选、自由民主、反共的人，也找到了“反送中”这个“武器”。 这就是香港抗争者至今的一个致胜法宝：Be Water的核心。抗争形式的多变，直接让早期镇压者吃下了很多败仗，其中，6月12日的“六一二事件”中警方和政府的惨败，可以说是把香港的自由法治从悬崖边救回来的一战。 框架整合的自由分散，使得抗争的深度、广度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大程度去扩大化，比如6月9日的百万游行中，我们看到了和平示威者站了出来，而在游行结束后，我们还有静坐抗议者，再还有激进一点的堵路抗争者，你会发现从和平到激进的手段，在这个日子里都有所展示。 参与抗争，不再有门槛，你平常要上班？你甚至可以下班之后去静坐去围观，这都有你的舞台。互联网也大大地扩展了这种抗争的场景与形式。总之，在港警面前，是几乎全香港稍微有抗争意识的人组成的“人民海洋”。 除了人数占优，策略的多元化也是另一个特点。 这种白天和平与激进结合，晚上激进为主导，然后和平者进行道德舆论“助攻”的全天候立体战略（并不只是在6月9日出现，6月9日只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不但让警方疲于奔命（累了自然就容易犯错），也让警方的情报失去了准确性。 可以说，至今，香港警方作为镇压者，也没有想到太有效的方式去镇压这种细水长流式，持久战式，同时又不乏有激烈波浪的“Be Water”战略。 6月12日，香港警方错判了示威者的韧性与激进性，在和平示威者面前大肆开枪镇压，动用相当强大的武器，但事后又基本上找不到任何示威者动用武力的直接证据（港府多次修正“暴徒”的说法），这使示威者获得了最根本的道德胜利。 同时，示威者的强大韧性，也成功阻挡了林郑政府狂妄的强推条例二读的计划——无视6月9日百万人上街游行，在6月12日强推条例的这个原罪，是林郑政府至今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么为什么港警在6月12日明明看到示威者很成功地以较激进的堵路行动阻碍了条例二读，但当警方去激烈清场时，不但十分失败而且还遭到大规模的道德谴责呢？这就是因为示威者的行动多样化，有一定的迷惑性，使得警方的情报出现了误判。 比如，有示威者去撬地上的砖头出来，是不是代表就要扔人呢？当时这个举动，也让很多坚持和平理性的人都很担心，会不会有人太激进了，在道德上输了。但因为“不割席”，他们也没有阻止。 最后这些砖头并没有扔人，只是随意“洒”在地上作为路障而已。但这种迷惑性的行为，导致了警方在后边政府催促着要清场、赶着进行二读的压力下，错误判断了示威者的激进性，使警方用与示威者极为不对等的武力进行清场，引起了舆论（包括国际）的巨大谴责。 至今，港府对示威者的定义都模棱两可，就是因为示威者的面貌与策略太多样化导致的，以至警方无法判断合适的行动策略。 最近港警似乎又做出了错误的策略：拒发“不反对通知书”。但事后元朗确实发生了游行，这就等于是警方自己宣布了这个荒唐的“不反对通知书”政策，已经名存实亡。 这也直接导致了示威者更大胆地采用游击战的策略，不需要固定地点，分散性地冲击香港政府的各种“G点”。 综上所述，抗争的广度、深度与持久性、多样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抗争策略的迷惑性等等一系列的客观效果，都是只有在“无大台”的分散性抗争模式之下才能孕育出来的。 【把良心留给自己】 看到这里，很多人肯定会产生很多疑问，正如戴雅门也担心，会不会有激进示威者裹挟了整个运动而导致运动失败？ 无可否认，确实存在这个可能。但即使在统一组织领导，“有大台”模式下的社会运动，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风险。 分散性框架整合式的抗争，确实会让很多想要“浑水摸鱼”的人尝试混进其中进行破坏，毕竟他也是有权享受“不割席”福利的人。 但是，正正是因为分散性抗争的模式，让每个人更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因为你的选择代表自己，如果你要让别人与你一起行动，则你要提出让人十分信服的理据与逻辑。 相反，在统一的领导下，很容易有人借着组织的名义去行动，而较少在道德上负责。这往往就是民粹主义为什么容易被鼓动，容易走向被激进主导的原因。很多人都说，民粹主义的本质，就是威权主义、精英主义，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虽然并不是所有统一领导下的社会运动都会被民粹控制，但我提出这一点只是想表明，有统一领导下的行动，同样也有被错误策略裹挟的风险。所以不要一看到香港示威者有激进行动，就说要呼叫“大台”来控制局面，这是一种惯性思维的判断。 当人把自己行动方式的选择权与其他权利都让渡给一个统一组织，就有献出自己良心的风险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香港的分散性抗争模式，得益于香港的民众素质较高，多数有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因此他们能够发挥出分散性抗争模式的优点，（暂时）也能够避免一些可能的缺点。 分散性抗争模式的优点在于，由于每个人都是经过自我选择的，即使有所妥协，这个妥协都是内化于每个人的心理当中。所以这个运动虽然很分散，但却突显出高度的团结性。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在这个运动中的定位（而不是一个统一组织者来替你选择），更容易让人从身体到意志都投入到运动当中，又能在一些行动前，保持必要的理智（因为你是代表你自己，没有组织来替你背书）。 “不割席”的做法，也使得激进的想法更容易被拿出来公开、公平的讨论，让大家能够很公开透明地了解一些策略的得与失（在很多示威现场，都有示威抗争者集体讨论下一步行动的决策过程，你们多看一下直播就会发现这些细节）。 相对于一个权威来告诉你：“你的策略不太好”，公开讨论更容易让每一个人都口服心服。这也是分散性抗争机制的好处。 有人可能也会质疑，讨论策略这一“共和”过程，可能会拖延了行动的时机，但这又在另一方面使得，运动的持久性、持续性变得更长，每个人都能更好地投入其中。有时候，即使你当机立断选择了正确的策略，轰轰烈烈地完成了壮举，但每个参与的人似乎都一知半解时，这个效果就未必如“持久性抗争”来得好。 目前香港人“不割席”的做法，在运行的情况来看，已经能够充分排除了大多数的极激烈的做法，比如某一次我看直播，当时激进派要求要上去包围礼宾府，但现场的人立即开始了大讨论（其实是本土派立法会议员在主持），最终多数人都放弃了这个极为激进的提议，而改为在立法会现场继续表达诉求（次激进策略），也有人提出“择日再战”（温和策略）。 其实，分散性抗争的模式，基本上都能使得很多本身比较激进的人，选择了次激进的策略，平息了他们的勇武，又让他们有所发挥，不至于憋在心里，以后变得更为激进。 于是，每个人都在运动中会主动修正自己，但又让自己的行动诉求得到了充分满足（无论是激进还是理性）。这一点正是当前港式示威者达到的良性状态。 总结一下，对外，分散性的抗争模式客观上达到了让行动的策略多样化、持久化、动员得更深更广，也一定程度迷惑了对手；对内，分散性的决策使得，共和的进程深入民心，每个人既团结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与诉求，不会感到迷茫。

民众的团结、Be water、勇武抗争、和理非与勇武互不割席、国际连结

人种不一样，学不来的。香港人有骨头，我们没有，放在哪里都是一滩一盘散沙，怎么扶也上不了墙。

香港同胞和大陆民众最大的区别就是大陆民众缺乏香港同胞那种社会共同体意识（今天不为别人发声，明天就没人帮我发声），大陆民众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別人瓦上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