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温情“党妈妈”心狠手辣 周恩来之万人坑事件

早年的背景和实力，主要体现在情报特务工作方面，以收集情报、暗杀、绑架，煽动暴乱、游行等，这一点从周恩来在上海的活动和制造的顾顺章灭门案就可以看出。

周恩来的专长不是政治决策，不具有成为中共核心头号领袖的能力，但是周却能够在以杀戮为生存手段的中共中，身居高位，长期不倒，其根本原因是周恩来是一个杀人如麻，视人生命如草芥的屠夫。顾顺章灭门案只是周恩来的小试屠刀，而接下来周恩来在苏区进行的大屠杀，才更显周恩来的残忍。

周恩来用特科控制中共系统

周恩来是中共建立的核心人物，他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情报系统，就像人体中的神经系统，监控和操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1924年，26岁的周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心腹人选，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很快转正，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周在加入共产党后于德国滞留2年，期间受到共产国际著名特务头子季米特洛夫的训练。在广州和北伐期间，周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给的经费，在发展国民党调查科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产党特务间谍组织，当时称为中共特科，其发展快速，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周掌控的组织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渗透在国民党之中，二是掌控军队中指挥官和政治系统。

在中共苏区建立后，周恩来的特科系统开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统。特科控制中共系统的方式不仅在于控制民国政府控制区的中共地下党，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苏区的军队和党务系统。特科的特点是，为了控制中共系统，周更多时候采取的方式是杀人。

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统在苏区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和针对少数人的特务机关，而是形成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这个秘密警察队伍从邓发到闽西苏区负责开始，到周恩来亲自到苏区，通过操控博古实际领导。利用各个苏区的肃反大清洗的机会，对军队形成相对完整的控制系统。

周的秘密警察系统基于毛的党指挥枪的党务系统，也就是毛确立了中共军队中，党代表控制军官的模式。随着肃反的开始和扩大，保卫局等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力急剧扩大，对党务系统控制，周实际上牢牢控制着对军队中高级领导人的生杀大权。尤其在中共长征后，除掉了势力极大的张国焘，秘密警察系统从延安开始形成对于军队的整体控制，这就是周恩来控制的政治保卫局。

万人坑事件

周恩来一方面通过政治保卫局实施肃反屠杀，另一方面在屠杀过头后出来对当事人批评，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残局。长征开始后，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中共在出发前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或者受伤无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安排内部事务的具体执行。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成杀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名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这一时期被整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靠红军，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