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打黑风暴”中落马

“不只是一个文强的问题” 　　2008年6月，“打黑英雄”王立军空降重庆之前，在重庆的官方语境中，对城市治安的表述是，“根据统计，我市群众的安全感最近几年一直都保持在92%左右，2007年达到了最高峰的93.73%”。 　　但与此同时，重庆屡发涉黑、涉枪大案，整体治安形势严峻，这直接导致文强在当地民众中一直口碑不佳。根据重庆市公安局的统计，重庆近年来治安案件每年在10万件以上。 　　一位司法界人士认为，如此多积案，加上扫黑专项斗争所暴露的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的事实，“作为分管刑事侦查这么多年的公安局负责人，文强应负主要责任”。 　　2009年6月起，重庆下了狠心，一举端掉了14个大型黑社会犯罪团伙，8月初，任公安局副局长11年之久的文强因涉黑被双规。 　　在近50天的专项集中整治之前，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纪检监察、经济三条战线联手，令重庆的命案侦破率达到了91.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5个百分点。重庆官方还表示：破命案积案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低于京、津、沪。 　　目前，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打黑除恶”行动仍在继续。“这其中有我们欠社会的账，欠老百姓的感情账。”王立军对他的同事们说。而在网络上，许多人――包括一些外地人，也正在热烈呼吁“王青天”的降临。 　　萧条的是老杨和他的洗脚房，这次严打，好像漫长过任何一个冬天。不时有男子往里面探头望望，老杨不住地赔笑脸，“不好意思，停业整顿，改天来耍嘛。” 　　但其实老杨自己也不晓得“改天”是哪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据说，这栋近20年的违章建筑，很快就要被拆除了。 　　薄熙来治渝“红与黑” 　　扬“红”打“黑”，两场运动正激荡着重庆闷热的空气。 　　本刊记者 / 周政华 (发自重庆) 　　位于重庆的著名红色景区“红岩联线”迎来了人流的高峰。2009年8月16日一天里，这个包括渣滓洞、白公馆等景点的旅游线路共接待游客约1.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1/3。“今年的人多了很多。”一位“红岩联线”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红色经典被热捧，与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施政方针不无联系。主政山城600多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渐入高潮，与此同时进行的，是震动全渝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重庆官方表示：到8月中旬，已经有3298万人次参与了“红歌传唱”活动，而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多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 　　扬“红”打“黑”，两场运动正激荡着山城闷热的空气。 　　“红色热潮” 　　解放前，重庆是中共地下党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眼下，中共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试图重新唤醒人们对这段红色历史的关注，以服务于一系列政府目标。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位于群山之中。受惠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重庆成为国内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建立了以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体系。但受限于地理位置，重庆经济的外向度较低，引进外资、进出口贸易额长期落后于临近的湖北、四川等省份。 　　针对这一现实，薄熙来呼吁重庆要“建设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并提出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五个目标。重庆官员则普通认为，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期的一些成功经验将被移植到重庆。 　　1992年～1999年，薄熙来任辽宁省大连市市长时，将这个曾经沉寂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为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并频频向外界推荐“大连城市名片”。由此，薄熙来也成为了“明星官员”之一。 　　不过，与当年赴任大连市长不久即提出“市长经营城市”的思路不同，薄熙来这次选择了“提精气神”入手。 　　对于薄熙来的这一倡议，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苟欣文援引薄熙来后来的一次讲话说，“动员大家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就是要培养重庆人民良好的精气神。有了思想内涵，有了文化品位，重庆就能持久，就有合力，就有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 　　“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的市情，使得重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困难重重。由于境内3000多万人口中近70%为农民，其中150万仍在贫困线之下挣扎。2008年，重庆的经济增速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成都市的一半左右。 　　外界揣测：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首抓“提精气神”，不仅源于前述重庆发展所面临的长期问题，还可能与其“红色家庭”出身背景有关。 　　2008年5月30日，薄熙来在调研重庆学校工作时，就发出了一个倡议：在全社会形成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热潮。 　　不久，重庆市委宣传部就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红太阳》等27首革命历史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18首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经典歌曲，并以下发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向市民推荐传唱上述歌曲。 　　由于前述文件提倡重庆传唱红歌以合唱为主，不久重庆市级党政机关、40个区县直属机关纷纷成立合唱团，都将唱红歌作为重要纪念日的标志性活动，随后大、小红歌演唱会密集举行。 　　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甚至专门开设了“红歌社区行”栏目，海选、PK、现场直播、明星参与等方式也被引入到红歌传唱中来。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张礼慧认为，红歌对于重庆这座红色城市来说，可以振奋凝聚人心。 　　多名参加了红歌合唱团的重庆市公务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单位花十几个小时练习合唱，忙的时候周末也得搭进去。 　　除了红歌传唱，被重庆坊间称之为“红色热潮”的还有“读经典、讲故事”。 　　今年，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了一套《读点经典》丛书，收录有革命烈士方志敏散文《清贫》，以及叶挺写于1942年的《囚歌》等红色作品。薄熙来为这套丛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经典应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传世之作，而引领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共产党人，也在他们书写英雄史诗之时，留下了许多催人奋进、感人至深的文化经典。” 　　越管越细 　　与“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的文化路线相比，让重庆官员感觉压力大增是薄熙来对官员考核标准的提高。 　　这同样被认为是他大连施政方针的延续――他曾经公开表示：“如果有一百个叫硬的干部都能哈下腰干活，而且忙到点子上，那大连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学历的重要性从未如此强调过。”重庆市开县的一位年近50岁的乡镇干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刚刚报了市委党校的一个大专班。 　　今年8月1日，重庆市人保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市招办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学历教育工作的通知》称，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没有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处理。 　　除学历外，官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也被视为考察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去年11月重庆曾爆发震惊全国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一度导致重庆交通瘫痪，后来薄熙来赶到现场与罢工司机对话，并通过电视直播。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重庆市政府在解决罢运事件上确实为地方政府做出了示范。 　　官员政绩的考核项目也有所增加。今年初，《重庆晚报》报道了该市一些不文明养犬的行为，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重庆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形同虚设，相关规定并没有得到落实。不久，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回应说，市政府将加大考评力度，强化工作指标，拟将各区县养犬管理工作纳入年终政府工作考核，并将各区县养犬管理工作的成效作为相关责任人年终综合性评先的重要依据。 　　“狗管得好不好也要纳入区县考核，这在以前想也想不到。”重庆市渝中区一名法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府对于管理越来越细致。 　　反映这种细致管理的另外一个例证是：去年8月25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该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操，每次20分钟左右。据悉，各单位的工间操和课间操做得好不好，将作为所在区县政府体育工作的考核内容。这也被认为是薄熙来此前提出的建立“健康重庆”的举措之一。 　　重庆官员更大的震动，来自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反腐。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重庆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局长蒋勇、重庆国土房产局原副局长王斌、渝中区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副区长陈明等多达9名厅局级官员和10多名处级干部因身陷“地产窝案”纷纷落马，一时震惊重庆官场。 　　接近重庆公安局的人士称，截至今年7月，重庆已有502名公检法干部涉案接受调查。 　　打黑风暴 　　出租车“罢运”和系列腐败案中所暴露出的黑社会势力渗透的蛛丝马迹，促使薄熙来把建设“平安重庆”演变为一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今年6月初，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8月8日，重庆市纪委证实，现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重庆市公安局称，截至8月15日，已成功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累计破获查处各类案件1009起，其中破获刑事案件892起。 　　“可以说是打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8月15日称，在这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9165条，其中80%都是实名举报。 　　7月31日重庆市一次通报会上，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表示，重庆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 　　这也带来了担忧：政府中还有多少官员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薄熙来在8月7日主持召开的市委第三次打黑除恶工作指挥调度会上说，涉及党政干部、政法干警的管理要及时研究，将不良分子甄别出来，纯洁队伍。

2009年8月7日早晨，从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在不经意间执行了一次特殊任务。 据飞行员事后记述，“登机后乘务长就被告知，飞机上有特殊旅客。但当时只透露说是7个警察跟踪1个嫌犯。” 　　飞机于9点38分在重庆江北机场落地，10分钟后靠桥开门。一名重庆本地记者隔着驾驶舱玻璃，用相机拍下了令他吃惊的一幕：两辆商务车夹着一辆警用防暴车，停在离飞机约20米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一群便衣警察的簇拥下被带上中间的防暴车。此前一天，他还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而押解他的便衣之中，其中一位就是素有“打黑英雄”之称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准备上车前，面对记者的拍照，文强摆出了自己标志性的动作：双手交叠放在胸口，看起来跟之前他视察和调研时的新闻照片没什么不同。 　　“据中共重庆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牵涉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7日23点26分，这条官方消息由华龙网发布。 　　但在20个小时前，就有网友在天涯社区的重庆论坛发帖说：“今日凌晨2点半，市委决定，因涉黑问题，对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进行双规。” 　　网友发布的“权威消息”被一些重庆市民过早采信了。8月7日，一位重庆市民在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重庆市公安局所在地，看见地上散落着好多类似传单的纸张，上面写着：“庆祝重庆黑老大文强被抓！”而重庆的一些街巷里也响起鞭炮声。 　　这无疑是重庆最近掀起的“打黑风暴”中一个关键节点，之前曾在网络上担心“这次扫黑会不会只是走个过场”的重庆人开始确信，“是动真格的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悉，截至8月19日，重庆市已有众多警察接受调查。如果仅从数量上看，这并不能说明此次打黑风暴有什么特殊――2007年，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曾对媒体透露：直辖10年以来，重庆已经有近1000名违法、违纪民警被处理。 　　这一切，也许只是个开始。 　　被捕原因之一：赌场“保护伞” 　　“文强的案子在查，但现在为止谁都还不清楚。”该案一位核心知情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抓文强，肯定是做了大量工作、掌握了一些证据，目前还没有形成证据链。”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文强被捕至少和2000年的“白云湖案”有关。 　　1999年下半年，重庆著名的“黑老大”王渝男等8位股东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为寻庇护，他们先后“搞定”了赌场所在的青杠镇派出所所长冉勇、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龙蜀渝、一科科长陈渝、总队特业科科长汪德泉，直至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 　　2000年10月2日，白云湖赌场被查，却在短短半个月之后就重新开放。6天后，赌场再次被便服潜入的警察查抄，一个叫张荣彪的马仔为了保护码房，隔着门板向警察开枪，猎枪的子弹穿过门板从左肩胛骨射入民警王诵伦体内，随即散开成20多块弹片，王诵伦当场身亡。 　　当时被上级指派负责查这个案子的李虹，私下让人毁掉了账本和通讯录。一位参与此案诉讼的司法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时我看卷宗的时候就注意到，王渝男他们开设赌场期间，每天都从码房拿出4万块钱进行‘活动’，但由于账本被毁，后来法院也没法追查这笔钱的去向。” 　　这个案子的结果是，其余4名涉案民警都被判刑，只有李虹的名字未见于判决书。但他后来却因“虚开发票”的罪名被判了6年。李虹出狱后的去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听到两种说法，一说在江北区开茶馆，一说在沙坪坝区开饭馆。 　　知情人透露，李虹是由文强一手提拔起来的，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任队长。而据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说法，白云湖赌场在第一次被查时，被扣了很多现金和80多辆车，当时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还赃款赃物的，正是文强。 　　调任司法局 　　文强今年54岁，前公安一级警监。据熟悉他的人描述，这位司法局前局长身高约1.65米，身材偏胖，腰上常喜欢系一条LV品牌的皮带，这条皮带也由此不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尽管皮带造型的时尚感与他的西裤看起来并不协调，但他似乎并不以为意。 　　这也符合曾经提拔过文强的老领导、重庆市政协原主席张文彬对他的印象：“在市里与文强的工作接触很少，后来偶有接触，从文强的言谈间感觉他有些自傲，甚至是放肆。”张文彬与文强原来都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工作，先后被调进市里。 　　张文彬最后一次见到文强大概是一年前，那时，文刚从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调任司法局局长不久。两人参加同一个会议，张问文忙不忙，文答，晚上没有在公安局时那么紧张，但白天还是很忙的。 　　但这个职务的调动对文强的影响，很可能比他自己感受到的更为深远。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人事任免的决定，从辽宁锦州调来的“打黑英雄”王立军接任了文强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职务，文的新去处是重庆市司法局。 　　重庆知名律师韩德云分析，作为正厅局级侦察员，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属于平调，他虽由此从“二把手”变成了“一把手”，却离开了公安局这个业务部门。新去处司法局，在职权范围上主要处理司法领域里的一些行政性事务。而最为关键的是，调动让文离开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公安系统。事后回溯，这被不少热衷于摆龙门阵的市民认为是“要动文强的信号”。 　　类似的传言在重庆并不鲜见。一位当地媒体记者6月就曾听到这样的风声，他试探性地给文强打电话。电话那头，文强的答复体现出一种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幽默感：“我也听说我被双规了。” 　　韩德云则用“直率”来形容他所接触到的文强，“他不是那种会拿着报告念的人，不喜欢讲官话。重庆市规定干部在公开的会议上讲普通话，但文强在开会时却说重庆话，这在重庆的厅级干部里很少见。”曾任巴县县委书记的李兵也评价文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话直，有些人会认为他说话很冲”。 　　江湖义气 　　但 “一般人很难接近”的文强的另一面是，在公安局内部，一些跟他相熟的警官并不以职务相称，而是亲热地称他“强哥”。一位对文强有所了解的“社会人士”称他很讲义气，喜欢照江湖规矩走，不按法律办事。在任副局长时，公安局的管理比较松散，“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怎么做他不管”。而遇到警匪对峙的场面，他会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指挥，不是那种躲在后面的人。 　　“有的同志问我，文强是你选上来的，他平时来不来你这边，我说，不来。”张文彬叹了口气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文强过去在巴县很规矩的，到了市里以后，说话也开始不拘小节，不时口带脏话。 　　一位前警察回忆，90年代的时候，重庆黑老大王平的女儿过生日，文强很高调地公开亮相，“他穿着一身黑，开着名车，带着几名警察做保镖，大摇大摆地就去了”。不久，王平因涉黑被通缉。 　　没有人知道文强是否了解这份张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确实曾给他带来麻烦。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2005年，曾有人拿着文强与王平的合影威胁他，公安系统也曾找他谈过话，文强的答复是，以“要培养特勤”为由，把自己“择”出去了。 　　一位在重庆商界混迹多年、被传与诸多“黑老大”打过交道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这种江湖义气的形成与巴蜀地区的地域文化有很大关系。那里流传着久远的“袍哥”文化，源出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意。就是兄弟之间“讲豪侠、重义气、急人之急”，甚至可以到“汗衫大伙穿，婆娘大伙睡”的所谓袍哥义气。而这位前打黑英雄的落马，不能说与这种“江湖义气”毫无关系。 　　9年之前，文强曾经是显赫一时的打黑英雄。在他的指挥下，“中国第一刑案”要犯张君伏法。在1994年至2000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张君在渝、湘、鄂、桂屡屡杀人越货，却丝毫没有给公安局机关留下侦破线索。 　　而文强在此期间，与张君整整打了6年的交道。 　　直至2000年9月1日，以张君为首的暴力犯罪团伙在湖南省常德市持枪抢劫运钞车，枪杀7人，致伤5人，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暴力抢劫特大案件。案发后，渝、湘、鄂三地警方联手，最终在重庆，张君折在了文强手里。 　　在这场耗时6年、耗资1000万的持久战中，不应忽略包括文强在内的指挥者的作用，据重庆市公安局《抓捕悍匪张君的日日夜夜》一文记载：“在整个侦破过程中，重庆警方排查了流动人口150多万人，调查访问了11790户，与13510名群众见面，调查了6263名出租车驾驶员，清理治安复杂场所1700余处，比对指纹380万枚。”协调指挥如此大规模的一场抓捕，对文强的意志和能力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此前，文强手底下也办过几个过硬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重庆的抢劫运钞车案⋯⋯他破获的若干案件被公安部记一等功。 　　当地一位资深记者认为，文强还有爱表演的一面。这位记者提及让文强扬名立万的抓捕张君现场的一个细节，“张君明明已经倒在地上，被干警控制住了，他还冲上去朝着张君的脸踩了一脚，当时有摄像机对着他。” 　　37岁的副局长 　　关于文强过往的辉煌战绩，媒体的报道集中于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和抢劫运钞车案。但据《重庆法制报》的一位老记者回忆，1987年，在重庆底下的一个区县，出了重庆自建国以来比较大的一个案子，当时公安部一天3个电话来催，重庆市调动了1000多名民警，跨云贵川三省追捕逃犯，这个案子是在文强的领导下破获，《法制日报》为此作了两个整版的宣传报道，在重庆市影响非常大。这也是他能够升调到市局的一个比较大的资本。 　　张文彬说，自己之所以选择提拔文强，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文强的业务能力和思想作风在同年龄段的干部里表现最为突出。据张介绍，1972年参加工作的文强是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巴县公安局秘书股，刚进来时是普通工作员。人年轻、聪明，对工作肯钻研，工作上有成绩，很快升到了科级干部。后来，县里选拔年轻干部，政法口选的是他。 　　凭借在1982年起的全国严打斗争中的抢眼表现，文强进入了时任巴县县委书记的张文彬的视野。当时文强是严打工作班子的成员之一，作为县委书记，张文彬经常听取汇报，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文强并对其有所了解。但在重庆市公安局一位原副局长的眼里，文强的工作能力并没有那么出色，“19世纪70年代末有一回在涪陵出差，他把枪给丢了，还是我们给帮着作的检查”。 　　1983年，巴县搞机构改革，组建新班子，恰逢县委分管政法口的常委到成都学习两年，文强就接替了他的职务，得以跻身县委常委，此时，他连县公安局副局长都不是。1985年左右，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委副书记。 　　1991年，重庆市公安局负责人看中文强，想调他来市里，开始提出建议让他升任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局长，但当时的巴县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个职务安排太低，“我们巴县出来的干部，没这么安排的”。隔了一段时间，到了1992年，市公安局提出，文强不到区分局了，直接提为市局副局长，至此，37岁的文强完成了其仕途的第二次飞跃，正式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一路顺风顺水地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长。2000年11月，提任正厅局级侦察员。2003年任局党委副书记，直至2008年调任司法局。 　　8月14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称，“文强因严重违纪已被双规，充分证明了市委市政府打黑除恶的决心，不管背景有多深，关系有多复杂，经济实力有多大，只要侵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都将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这种“拉网式全天候的密集打击”，不仅震慑涉黑团伙，对于公安队伍中的违法违纪者也同样有效。此前，公安系统内部盛传，“有问题一定要去自首，不要等组织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