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落马与苏小和的《局限》

感谢。

17. 再一次见到苏小和先生，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个讲座上。事前，我收到了他的短信：秋风要在23日讲宪政。备好弹药，到时去拍砖！后来才知道，苏小和先生是秋风先生的好朋友，难怪他在有人在责难秋风的时候大怒。 讲座之前，我们谈到唐福珍事件。我对苏小和说：你的很多正确的看法，源于良知。他说，经济学和良知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位朋友，也随声附和。当时，我弄不清楚那是苏小和的谦虚还是见解了。至今也很诧异，良知和感情用事是一回事吗？ 那天，秋风所讲题目是《近代中国的立国之道》。按照内容，大致是“张君劢与中国的宪政”。 秋风认为，宪政需要知识分子的自我提升和道德与政治的觉醒。知识分子要提升精神，对老百姓承担义务。在整个过程中，秋风一再强调掌权的人物和知识分子必须要有公共精神。 18. 我和苏小和先生交往不多，由于都很忙，看来不会有深谈的机会了。我想，假如长谈，他一定会告诫我要严谨一些。相反，我也一定会劝告苏小和放开一些。 尽管苏小和很有创建，有时还是不免教条，秋风也是这样。在讨论的时候，我说，以后的题目不应该再是“张君劢先生谈宪政”，而是“秋风先生谈宪政了”。当然，秋风继承了张君劢。 讨论很多现实的问题，不需要每一次都从前人那里寻找根据。前人的一些经典作品，也是他们评论当时现实的产物。考据派也只是考证过去，绝不能用过去考证现在。 我知道，苏小和很严谨，很本分，也有悠闲的一面。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不过，在苏小和们中间，应该有人出来考虑一些方向性的问题。我不知道经济学界是不是需要领军人物，不过我敢说，目前的领军人物已经糟朽了。 19. 最后，我引用一个苏小和先生在《黄光裕一案：黑金政治与黑金媒体》后面的跟帖： 哈哈，本人多年前就著书放言，今天的所谓私人企业家，全他妈的是这个时代的试验品、是一个官 商/勾/结的时代随时可以奉上祭坛的牺牲。可叹富人们发财了，还欲壑难填，全然不知道丧钟已经敲响。只有那些从根本上认识到政治险恶的生意人，才能保全自己的私人幸福。到目前为止，我发现只有2个人有此智慧，一是四川人宋如华，一是天津人杜厦，他们中途将企业出手，忍痛割爱，见好就收，赚得如山的现金，拥有了下辈子都用不完的钱，成了海外华人。宋曾是大学教授，而杜，曾经是中国社科院不错的数量经济学研究生。看来，在中国发财，还是多读书好啊。看看黄光裕这个土包子，以为有了钱就是个人物了，殊不知，贵党灭掉他，比灭掉一直苍蝇还容易。 哈哈，继续看笑话吧。 我想，让诸如苏小和先生那样的朋友发出此言，中国某些财阀的混账一定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2007.6.16.-24.初稿 2010.6.11.-13.第二稿

附录 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似难以为继 刘松萝 2009年8月4日到9月1日的一个月里，上海股市从3478点一直跌到2639点，下跌了839点。下跌的原因，主要是面对通胀预期，投资者担心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发生改变。 有意思的是，在沪市下跌期间，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不过要进行微调。但是，从具体事例来看，“微调”的幅度之大，足以和减速相比较。在深圳的突击抽查中，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办公地点迎来了证监局工作人员的突然造访，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被封存并且带走。 事态虽然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在此之前，就不断有传闻，声称有大量的贷款进入股市和房市。不论从管理层面还是道义层面来讲，这都是无法容忍的。由于房地产业一直在经济运行中拥有特殊地位，并且是特中之特，股市就提前受到了政策转变的影响。 2009年9月29日，沪市再次探底2712点以后回升，一直反弹到11月24日的3361点后再次下调。 由于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预期，沪市再次回升。12月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的消息发布以后，沪指再次回调。 对此，经济评论家水皮先生在电视上提醒大家，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水皮指出，什么是“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这就是紧缩啊！ 2009年１２月２７日，温家宝总理接受了新华社的独家专访。他说，“过早地把我们刺激经济的政策退出的话，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使形势发生逆转。”不过他接下来又说，“我们已经开始关注到一些通胀预期的迹象，这对相当数量的中低收入者，尤其是贫困家庭，就会成为很大的负担。”关于房价，温家宝认为，“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近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发布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尚需要观察。但是，把哄抬房价视为违法犯罪行为，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谈到上海股市，是想通过其走势说明机构和资金对于经济前景的反应。 综上所述，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隐患。国内的消费需求并没有被激活，房价却出现了暴涨。房地产市场的疯狂，过高的房价收入比、售价租金比以及空置率等指标已经无法忽视。可以说，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制造更大的泡沫，孕育另一场金融危机。在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难以为继了。 管理层的管理方式也值得我们注意。近半年以来，他们经常在保持既定的政策取向的同时，采取大幅度的调整措施。可以想见的是，假如不少投机者喜欢谈论通胀预期真的变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政策的突然转向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建议从事实业，从事投资和投机活动的人把运作风格从激进转变为稳健。假如情况发生变化，还应该转向保守。特别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继续高价拿地和大规模圈地已经不合时宜。适度退却，保持足够的资金是必要的。参与炒房的人，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长期持有10套以上的房产，在非常的情况下遭遇类似山西煤矿“重组”一类的情况，是有可能的。 作为投机者，一定要知道政策不可能永远有利于自己，一定要知道政府不可能为自己承担风险。即使是投机的老手，部分地提前出局，预防突变也是必要的。 2010.1.10.

13. 在《局限》中，有很多企业经营的案例。作者对多元化经营问题，对企业应该怎样处理风险和收益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很多看法，这里就不详述了。 苏小和最为得意的事情，除了提出重商主义问题之外，更看重他在以往所做的案例以及受到的重视。我想，一本书能够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案例，确实是很不错了。不过我认为，苏小和还应该看重自己在著述中表现出的务实与创见。没有务实的精神，没有洞察力，有些案例尽管很经典，有多少价值就很难说了。不能不说的是，有些很笨的管理者，进了各种培训班，学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案例之后，反而更加自以为是，变成愚蠢了。 苏小和论述的重商主义，公平与效率以及他的企业家的刻画，虽然只是本书的副产品，然而却是一个亮点。他的那些议论，并没有损伤全书的严谨。 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是人学，都是研究人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学问。因此，经济学家应该更了解人，更关心人。苏小和曾经是诗人，他以文人的视角，看到了只关心数字的人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在第8章《新拿来主义潮流》中，苏小和再一次指出：“本土企业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独裁。”他所举的例证，十分生动： 我有一次去采访国内比较著名的一名企业家，完毕，这位企业家邀请我们到公司的职工食堂进餐。到餐厅门口，我欲走到企业家的前面，不料他的秘书将手一伸，拦住了去路，让企业家先进餐厅。我有一些纳闷，结果发现，当企业家走进餐厅的时候，所有的员工都放下筷子，集体起立，齐声给企业家敬礼。 一个从国外回国发展，到一家民营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的“海归派”，他的所有员工无论在任何场合，都用“伟大”、“ 英明”这样的词汇称呼他，而这位经理人居然认为这些涂满了脂粉味道的颂歌出自员工的内心。 而某家保险公司关于他们的总裁是神不是人的说法更是妇孺皆知。 很多民营企业家相信命运的神秘力量。 四川的女企业家裘丽蓉认为自己长着一副“观音脸”，在她的办公室里，高高摆放着佛龛，供着观音的神位，裘丽蓉则每天必点香鞠躬，祈求观音菩萨为自己带来永恒的财富。而江西的张果喜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佛龛。对于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和滚滚而来的财富，张果喜告诉我，很久以来，他都在思考自己的财富之路，冥冥中总觉得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帮助自己，他相信是佛龛这个极有意味的产品让他一路吉祥发达，年年有余。因为佛龛是菩萨居住的房子，而他是为佛修建房子的人，他相信自己的财富都是佛在保佑他，为此，他相信自己的事业将永恒。 而在北京金源集团，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仪式。每次有大项目开张，福建商人黄如论都会请来一名佛界著名的方丈，进行一场旨在祈求财富，祈求顺利，祈求平安的大型佛事，从董事长开始，金源集团中层经理以上的员工都必须参加这个活动，所有员工都必须虔诚地下跪，口中跟着方丈念诵，共同祈祷金源平安吉祥，兴旺发达。整个活动持续时间长达一天一夜，任何员工不得中途退场。 有谁能说，苏小和的这些文字只有文学价值呢？又有谁能说，苏小和指出的现象只是细微末节呢？

12. 不同意《局限》中的有些观点。 比如盛宣怀。书中谈到盛宣怀的部分很有趣。苏小和谈到了盛宣怀的“悲剧”和上个世纪80年代对他“冷静的重新认识”。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评价既是进步，也是退步。正是因为改革长期停留在类似洋务的层面上，所以洋务运动才被视为强国富民的不二法门。我曾感到诧异，这样地推崇洋务运动会不会在道义和公共关系方面带来问题。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因为整个社会的见识也随之退化，退化到辫子戏那里去了。 洋务或者改革的初期也许只能出盛宣怀，也许只能依靠盛宣怀，但这不能成为给他过高评价的理由。苏小和也指出，盛宣怀把朝廷和股东的资金挪作他用，在公司里任用私人，涂改帐册并且分别设立朝廷和公司用的两本帐。“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核查，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早就销声匿迹，盛宣怀根本进不了中国企业的悲剧史。”由此可见，比给予盛宣怀公正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和企业发展应该尽快地超越盛宣怀。 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由于盛宣怀的缺乏政治头脑和公私不分，偏执地推行把铁路筑路权从民间收归国有，终于出发了革命。 苏小和谈到了盛宣怀的财产在民国以后多次被没收。我想，这固然可以说明中国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够，同时不能回避的是，盛宣怀的财产中确实有很多不义之财。按照法律的语言，就是非法所得。 书中“苦难的企业家”的说法，也似有不妥之处。

11. 从2007年《局限》的出版到现在，3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改变。体制内仍然信奉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体制外仍然是金钱至上，资本家天然合理。 如果说有变化，那也是向坏的方向变化。一方面，政府主导的经济已经走向死胡同，已经没有增长点了。为了发展，也是为了与民争利，除了垄断民生必须的行业之外，还不惜大拆大建，赤裸裸地实施掠夺。而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日渐狭小，员工的生存状况也在不断下降。在有些企业，甚至有所恶化。 中国的经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最近发生的多起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各种问题的极端表现。面对紧迫的问题，官方的反应十分迟缓，而且限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与此同时，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对对工人的权益不够关注，甚至对生命的消逝反应冷漠。在他们看来，老板是冤枉的，工人应该忍耐，关注工人权益的人属于别有用心。 看来，在经济转型问题的某些方面，体制内外已经合流。 [ 本帖最后由 刘松萝 于 2010-6-13 10:56 编辑 ]

引用: 原帖由 sanqia 于 2010-6-13 09:21 发表 尽管续，没人待

待续......

8. 《局限》最有创建的部分，是关于重商主义的论述。应该说，在中国，苏小和是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提到重商主义的学者。对此，他多少有些得意。 对很多想不通的问题，一想到重商主义，就会想通了。 苏小和说：“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4. 关于郎咸平张维迎之争，苏小和这样说： 郎张之争”开始之后，我以为，郎咸平身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建设，毕竟是门外之人，而郎自己乃财务专家，可能对制度经济学缺乏整体把握。而著名的教授张维迎，也许正如社会上的传言，他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局面非常清晰，只要跳出争论之外，人们很容易就能看清楚，双方都是在说一个问题，这就是制度。郎咸平说了制度的一面，张维迎说了另一面，更多的人是站队，然后附和。 …… 郎咸平肯定是看到了公平问题，顾雏军、张维迎等人则看到了效率问题。他们都看到了树木，却有意识的忽视了森林。 …… 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郎咸平，还是张维迎，他们都应该看到了内在的原因，看到了更高层次的危机。我们无法想象郎咸平身为国际著名财务大家，难道不知道诺斯的“有效率的财产权”？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身牛津的张维迎，难道不知道市场经济起码的公平原则？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说，他们都站在一个狭窄的局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喋喋不休。 应该说，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我想补充的是，苏小和认为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看不到问题，只是被狭隘和私利蒙上眼睛罢了。其实，当社会气氛不正常，学术气氛浮躁的时候，学者是有可能犯低级错误的；当学者为利益所迷惑，又没有制约他们的社会力量时，他们的品行和见识有可能下降到我们不敢想象的程度。 5. 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苏小和表现出超然的态度。他说： 中国却一直不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体制中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两个方面都存在。我们对权利和资本两个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问题就来了。 苏小和坚持市场原则，反对郎咸平先生的观点。他说： 如何有更多的公平，肯定不能像郎咸平说的停止MBO改革，停止产权化的改革，这是行不通的，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低效率，一个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能通过郎咸平跟一两个国有企业家谈了话说，他们很努力，因此得出结论是他们的效率很高；不能从短期、局部的企业得出整个国有企业的状况，必须要进一步做全局的分析。 国家审计署和其他的有关单位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表明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投资损失率很高。国家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停产、半停产的，达不到设计能力的，出现各种问题的将近50%，这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早就说得很清楚了，然而有人不信。比如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在剩余控制权，剩余所有权，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如何分配到监控者手中等等一些问题。 他的结论是： 那么，是不是为了效率，就忽视公平？肯定不行，不公平可以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继之，则导致一切对于效率的追求暂时成为泡沫。 如果有要补充的地方，我想说，郎咸平作为成功的会计师，他在企业具体运作的层面上，在企业财务和收支的层面上，在企业管理者的行为是否正当与合法的问题上，有着基于常识的、正确的见解。在顾雏军问题上，郎咸平的见解尤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