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危害全人类的罪恶渊薮—专制霸权政体＞

第四节、客观上，霸权者集古今犯罪手段之大成专门整治人 由于专制霸权社会是人与人生死对立的社会，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永生、骄奢淫逸的生活就必须先管治好众多不服的人民，使其顺从，至少是不敢反抗。故，与民主社会相反（因民主社会里大家是平等的，是通过集体表决来决策、执行的，都会自觉遵守，就无需过多整合人，更不用整合心），专制社会治物得先治人，治人先治心；物易治，治不了留就给后代治理，但对被统治的大多数人不能有丝毫疏忽，否则，就会引起反叛。如前一节所述，专制霸权以欺骗的方式攻心为上，但很难奏效。为了确保一家一党专政的牢固，使人民不敢、不能在政治方面有越雷池之举，为了确保在客体上霸权者可雷厉风行、圈佔一切、为所欲为，使人民习惯并主动供奉；为了确保人民不敢非议、不能持不同政见，只能万众一心、统一思想等等，使这类完全悖理的反动之举能成正常之动，专制霸权者唯有在客观方面穷尽一切手段来压制民众、以求正常化。既然一切权力归于专制霸权阶级，一切物、人都是其私有财产，那麽，专制霸权者自可任意处置这些私产。但是，民众毕竟又是人，是同样的人，本有同样的人格尊严、要求欲望乃至更高的智慧与力量，对此，专制霸权者更须採取任何能创造出的严密方法、残酷措施来窒息其灵魂、思想，消弥异已的萌芽，更惩罚其不满的言行、镇压其激烈的反抗。就如共产党极权的教科书对“国家”的定义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暴力机器，以军队、员警、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来构成”的荒谬且恐怖绝论，完全背离：国家应是一定区域居民基于合意而成立的管理组织，其目的是为维持区域秩序、保障民权、抵抗外侵，如美国“独立宣言”所宣示的政府定义。于是，在一切科学、文化、生产领域都永远落后、缓慢乃至停滞、倒退的专制霸权政体却在严密锁制、残酷镇压上最具发明创造，一部几千年奴隶、封建、法西斯及共产党极权专制霸权的历史，就是一部惨绝人寰、无所不用其极的暴政史。历代专制霸权最体现暴政的刑法本身就是恐怖手段大全书、向人类的挑战书，昭示和宣告专制霸权等于群魔乱舞的罪恶。 2 实行以刑罚为主的残酷统治并对文化思想严厉摧残 要维持霸权就必须搞暴力政治，暴政之暴力主要靠刑法来实施。1、实行刑罚等级制，对平民大搞有罪推定 刑罚等级制是专制霸权等级的组成部分，在认定犯罪、实施羁押时对特权内部的嫌疑人慎之又慎，一定要罪证确凿、充分，且罪恶较大才予抓捕，似乎是无罪推定，如有当权者说情，则仍可逍遥法外，连官位照坐。但对平民，因平时就视民为奴、为潜在敌人，没有违法行为时都可找藉口，如没办暂住证、没带身份证，即可任意处罚，一旦有了嫌疑，自然有罪推定；既然有罪，就可刑讯逼供，一直屈打成招，而招供有罪后更可任意处罚。即使处罚时，在认定事实上对为官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小，如2008年深圳市龙岗区一家奉献给公安局付局长干股而受特殊保护的“舞王”夜总会，在无牌无证无合格消防设备状态下却是该区域规模最大、利润最丰、每晚高达40多万元，又发桉最多、吸毒、凶杀等无数，在违法开业一年多后发生火灾、烧死40多人，该付局长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贿几千万元及亿元以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被办桉人员搜查他家时，他妻子仍在慌忙火烧一堆堆百元大钞的人民币。然而，儘管最高检察院直接指导并督办此桉，但最后深圳市检察院仍只认定他仅仅受贿6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则置之不理；但对平民犯罪都是按最重来确定，如涉嫌盗窃的数额不论情理、逻辑及被告人如何辩解，都只以被害人报出的最高数额来定。而到最关键的审判环节，当官者都按官位可实际上得到减免，如只要官员有只是酌定情节的坦白，就给予自首的法定减轻待遇，而对于平民犯罪嫌疑人则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如缓刑，只能适用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无多少主观恶性的偶然性犯罪者，但却成了特权罪犯的专利，哪怕是他该判三年或十年以上重刑或屡次犯桉的天性贪得无厌者，而平民就算是实因走投无路而有限有节制的偶尔犯轻罪，哪怕只是至多判二三年以下或拘役，也无资格适用；而到了刑罚执行时，因已无需公开了，监狱更成了特权者的度假村、权钱交易所，如果来“度假的官员”想重出江山，也能很快以保外就医、假释、减刑等方法释放，以致有的特权者还感歎：早知道这麽容易释放，审判前我就不用花大价搞从轻了。 2、施以超限制自由的肉刑或劳役刑、株连无辜的连带刑等 （1）、施以超限制自由的肉刑或劳役刑，显示刑罚的区别。因为专制霸权社会里，人们平常就无什麽自由，在古代奴隶社会，奴隶成天被脚镣刀逼的劳作，休息时也被严加看管，如同坐监。因而，对其中犯法者予以惩罚，显然得以超过平日的厉害方显刑罚的恐惧与严酷。于是，古代刑罚都有肉刑，如中国 “五虐之刑” 的大辟、膑、宫、劓、墨都是严重摧残肉体的酷刑。二战后，专制霸权虽因国际社会明文禁止肉刑或变相肉刑而有所收敛，也不允许存在奴隶，但平常的百姓仍如同奴隶一样丧失诸多人权，甚至许多劳动者还丧失人身自由，专制霸权政府为了盘剥更多的财富、缩小与民主社会的经济差距，放任很多工厂企业採取原始积累的方法来超量使用劳动力，工作时间每天长达16小时左右，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工人如机器被驱使，有的下班后也被封闭于宿舍里，以防不满的或无法承受的工人逃离；而若是政府组织的生产或国办行业更常採取军事化管理，严加惩处。因而，现代刑罚也同样不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满足。如果只是把人犯们关押，还免费吃住，虽只是最低的仅维持生命的标准，但跟许多平民的生活水准差不多，岂不是大大便宜了罪犯？所以，必须强迫他们超常劳动，并提前到只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而羁押在看守所时、或仅因行政违法而关押于拘留所时就被迫不及待的强制超负荷且无偿劳动。那流转于国内外市场上的束束耀眼假花就是沾满了包括无数被冤人犯的真血汗！而处级以上官员则被关押于风景秀丽的“特区”，当然不会干此类苦力。如此既增加员警的收入，又可作为衡量罪犯改过自新的标准；由于执行时外界人士均不可入监狱内检查监督——除非人权保护人士也被关进牢房，这奴隶式的劳动又成为员警勒索囚犯钱财的途径：允许其花小费雇犯人代劳，但具监管场所特色的是：小费都得大大的孝敬员警。由于霸权社会的平民平日大都在被迫超强度劳动，大多数囚犯天生就是卖苦力干活者，许多因生活所迫而犯罪者很习惯这类劳动，为警醒这类人，显示刑罚之严酷与区别，就同样应“侍候”现代肉刑，专制霸权政府必定允许或要求员警对其任意施暴，以（肉）体（表）现法律对其的“正义惩罚”，让囚犯受到特殊记忆。中共在无刑法时，各地各有行刑花样，割舌、戳眼、吊死等不一而足；后来儘管法律装模作样禁止刑讯逼供、禁止肉刑、慎用死刑，但因腐败公行，社会两极日益严重分化，违法犯罪者越来越多，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霸权政府仍得把滥施刑罚、随意肉刑、大行死刑当作有效手段，进而空前绝后的允许地方法院可终审判处死刑，除非是特权们犯的经济罪。中共治下的人口不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但每年判处死刑的却是全世界总和。特别是当嫌疑人、犯人无油水可榨时，员警常发洩式的对其拳打脚踢，似乎要从他们身上打出人的油水来；至于对囚犯进行羞辱、漫駡更经常、正常，还评为“工作负责”“具有管理艺术”。普通国民平日就无尊严可言，一旦沦为囚犯更活该受罪。遇到员警得敢紧低头、躬腰、紧靠一边，还得口头不停说：“报告干部、报告干部”；若被员警役使为私人做事，无论赃累，无不受宠若惊、感恩载德了——连奴隶都争着去当，可见，那监窗内是怎样的魔鬼地狱！ （2）、如果实在碍于现代法律的限制或因无利可图的打人如打沙包一般的不够刺激，员警们有时也懒得动手——这恐怕是特权者懒惰时的唯一好处，但仍要显监狱内外的区别，专制霸权就依据国情民情确定监狱更恶劣的环境甚至生死恐怖特色：十几人、几十人挤在几平方的平房，吃睡拉洗一条龙全包，天天吃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时批判万恶旧社会的教育方式“忆苦思甜”之类的“猪食”，典型表现了法西斯及共党提倡的革命集体主义生存方式；还放任人犯相互争斗撕杀，或唆使凶犯代为殴打、教训那些拒不认罪或没尽力朝贡者，员警则常常隔栅窗欣赏或不理这如同古罗马帝国举办的奴隶角斗士互相残杀的日常表演、也如中共毛泽东时代号召的“群众斗争”的缩影；至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牛马式劳动：强迫、超量、伴随打骂、没有报酬却反而要其家人向员警付“报酬”、辛苦关照费，都被民间视为正常，因为，就连遵纪守纪的公民在外打工都常常是类似生活、工作待遇，又惶论轮为阶下囚犯了。 （3）、由于专制霸权社会现实及法律严重不公，人民无所出路，常常生不如死、唯求一死，因而，任员警特权者如何折磨，哪怕处死都不能遏制其违法行为，加之专制霸权国家改造人犯缺乏根本性的生理研究、基因医疗等科学人道方法，无论被关押改造多少年，均难有真正的脱胎换骨式的生理心理矫正，而空洞的虚假说教连员警也深知如同对牛谈琴，便只是一味或主要施暴，企图以暴制暴，反而使罪犯积怨增多、报复增强、以致累犯丛生，特别是那些反专制霸权、争民主的政治犯多为大义凛然、捨生取义的正气之士，敢把牢底坐穿、敢主动以死为战，如清末反专制霸权的四品高官湖南人谭柌同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拒不逃生、而主动糠概就义，以自己的流血牺牲来唤醒国人，无愧为中华民族空前的一代乃至世代英雄，真乃中华第一伟男！对此，再残暴的刑罚也徒歎奈何，专制霸权便出魔鬼之狠——株连其无辜亲人，如同歹徒暴匪绑架危害人质，以迫使欲违法犯罪或匡护正义者不得不顾虑亲人而停止抗法言行，更迫使每人的亲朋好友都充当专制霸权的帮凶，时刻监视、防止身边人及亲人犯法。古代法律规定可株连九族，包括邻里、昔日老师，现代法律虽表面不允许，但专制霸权就找各种藉口来实施这超级恐怖统治，以前苏联为首的各共产党国家就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更大范围的株连。 阶级即以人的所谓出身成分、血亲关係来划定其群属类别。一人有“反革命”言行，就认定全部亲人都会有反革命思想，就得一起挨斗；路线则只要有人同情、支持、赞成某人的“反动”主张，就不论你与他有无亲缘关係、是否相识一律要被斗争——肉体摧残、思想改造、人身关押并没收财产。这一疯狂举措同样是专制霸权的基本国策，伴随专制霸权始终，决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废除，至多只是改变方式。中共在现今镇压法轮功时就如法炮製，前伊拉克萨达姆因险遭谋杀就报复全体村民、按株连规则来灭绝性镇压，枪杀一百六十多人。它昭示着专制霸权比任何野兽都凶狠、病狂，是超野兽的魔鬼，因为，野兽再残忍也只是吃饱就止，不会株连九族。 3、百般摧残触犯专制霸权统治的思想、言论、文化 如果说肉刑、劳役刑只能催残人的身体，使其客观上不敢或不能反抗，那麽，只有催残人的思想及影响思想的言论、文化，才能锁制人的心灵，使其主观上不会、不知反抗，只会自觉成为顺民“良民”、如同牲畜；如果说肉刑只能遏制个体的行为，那麽，催残言论、文化则可防止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的反叛意念；特别是现代民主社会及其先进制度的兴起与鲜明对照，更使专制霸权终日惶恐，唯有对民主思潮、理念予先严禁、死禁。 以中国社会为例，在最早的奴隶制夏朝，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其刑的首要目的便是惩罚“犯上作乱”者，以维护奴隶主的政治统治。在这类罪名中，主要是“贼”与“不孝”。古代法律所称“贼”的范围主要指危害国家政权、皇室利益的人，而非现今人们习惯所指的盗窃之徒；不孝的罪名为惩处氏族里不尊敬老人，进而不效忠王朝的人，实质上是要通过维护“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家长制，而逻辑地保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专制淫威。为了处罚这类犯罪，夏朝首创了“五虐之刑”，即大辟（死刑）、膑（砍脚）、宫（毁坏生殖器）、劓（割鼻）、墨（刺面或额并涂墨）五种刑罚。虽然，夏朝法律确立了一条为后世传诵的刑法原则：“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宁可不依常规法典，也不能乱杀无辜），但是，这条原则在适用时总是把“贼”与“不孝”大罪排斥在外。 如此高压，乱政更乱，到了商朝，便作“汤刑”。刑的严密使人们更加苦不堪言，汤刑在维护政治统治方面，不仅对奴隶、平民予以重处，就连官吏、奴隶主贵族中胆敢对政令持异议者，亦不能倖免。因为，国王的统治、处罚逻辑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全国的物与人皆为国王的私有财产，而处分私有财产自可随心所欲。 当把全国臣民都当作任意宰割的物件时，当仅仅靠刑来处惩罚于已然时，国王的统治难免防不胜防，导致动摇。西周统治者后提出“明德慎刑”的主张，一手高悬刑的寒剑，一手抛出礼的外套。 为确保宗法等级制，刑确立了：臣违君命罪，邦谍罪，不敬罪，不孝不支罪，矫虔罪，功有不当罪，变礼易乐罪，变革制度罪。如此严密的罪行及各罪概念的不确定性，足以使任何一种言行遭致惩罚。相传，就连发明中国象棋者因象棋的规则：兵卒可吃帅，将帅又只能困于“田”中。对此，小可依“不敬罪”，大可套“变礼易乐罪”，主观上可推定为“矫虔（假装虔诚）罪”，客观上可追究“功有不当罪”，真是数罪可罚，劫数难逃。对此诸种犯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也不能使官吏饶幸，矜老恤幼的“三赦”（刑事责任年龄界限）、“三宥”（区分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标准，“原心定罪”（考虑情节）的精神，“五听”的办桉要求，“三刺”（处死刑的，为谨慎起见，分别须徵询群臣、群吏、群民意见）的复核及“乞鞠”的申诉程式等两周先进的刑律原则往往被撇置一边。 春秋战国时期基于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开始颁佈成文法，但又依“治乱世用重典”的训示，更强调“重刑轻罪”，强调刑罚的威慑效应和个体预防，以求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如此以法治国显然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滥用，一方面固然可限制奴隶主贵族随意定罪的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却因成文法本身的残酷性、严密性使之在许多对言行惩治方面相比于奴隶社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最先公佈于众的成文法典魏国李悝的《法经》中，总共六篇列于榜首的就是“盗”、“贼”，它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开端、宗旨，都是严惩侵犯地主阶级财产、人身安全、君主尊严和政权稳定的犯罪。凡盗符、越城、群相居、议国法者，皆视为重罪，轻则服役，重则处死，即使仅起了“盗、贼之心”也要受肉刑之苦。 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步伐，商鞅的法治主张不断扩充，又提出“刑用于将过”，企图以法律、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取缔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的礼治学说，为严格维持皇权专利，规定了许多新罪名：诽谤朝廷罪、收藏和偶语诗书罪、以古非今罪、奸非罪、甚至“腹诽”也为犯罪。秦始皇更是滥用律令，乾脆“焚书坑儒”，活埋了四百多名持不同政见者，焚烧了大批经典着术，锁制思想，摧残文化，实为古代文明的一场浩劫。在这种高压下，任何文学、艺术只要能牵强附会套上法条，即遭灭顶之灾。而由皇帝最终亲自断狱的“三审终审”制所起的作用只能相反。 “汉承秦制”，汉武帝继位后，为镇压民众的反叛及窒息反叛心理，法律规定与秦律一脉相承。儘管汉朝中期曾有过“省法条、废肉刑”的“文景之治”，然其时，礼又入于刑，“礼法合流”、“刑德并用”，“亲亲尊尊”的原则在汉律中得以确立，从而“不忠不孝”定为大逆不道罪。随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基础上，确立了“春秋决狱”的罪刑擅断，即，在审判过程中，除依法律、法令外，还可直接引用孔子学派的基本教典《春秋》，按其语义作为判桉的根据。在这种擅断下，许多言行被视为大逆不道、或“谋危社稷罪”，动辄处以“弃市”。 在大逆不道罪的基础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北齐律》更发展到“重罪十条”，即反叛、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涉及到保护统治者政治、人身、尊严等方面皆加重处罚，即使是“八议”（皇亲国戚或有功之臣）之人也罪在不赦。 隋朝的统治者对“重罪十条”如获至宝，在《开皇律》中，予以首置，曰“十恶之条”，基本上照搬。 唐朝的统治者虽吸取“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基于“安人甯国”的治国方针，奉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立法上约法省刑，但唐律仍以《开皇律》为样本，在其总则《名例律》中就确立了“十恶”的原则规定，在分则中的“卫禁律”、“贼盗律”中更具体规定了十恶之各罪，包括衍化出的“造谣惑众罪”，而且在死刑执行程式上对“十恶”中的“恶逆罪”等不适用普通罪程式的“三覆奏”，而是“一覆奏”而已。 歌舞昇平的唐朝盛世尚且如此，到了宋朝，因阶级斗争、内扰外患不乱，统治者对“谋反”、“谋大逆”、“谋判”诸罪，处刑更显加重，腰斩、弃市、甚至凌迟，就连“匿不以闻者”也处斩。儘管设立过“登闻鼓院”，允许百姓登衙击鼓鸣冤申诉，但十恶之冤不在此列；儘管还出现过清官包拯，但包青天亦只是“执法严明”、“不阿权贵”，由于法律本身就极其残暴，严明执法也就失去了应有意义。 当蒙古贵族统治华夏时，游牧生活的元朝统治者不习惯以固定的法律来惩罚反抗，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里甲”制度，20户编为一甲，以北人为甲主，监督村民的一言一行。无法可循更易任意施刑、屠杀，如同对待他们饲养的牲畜。 针对元朝的“钢纪废弛，官吏放纵”，明朝统治者重振法律的权威，为施礼仪教化，一面“轻其所轻”，一面更“重其所重”，以求“民畏而不犯”、“避凶而趋吉”。对于直接触及专制霸权统治的罪行，惩处重于唐律，而且还施行“廷杖”的法外用刑，更实行“厂卫”（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特务制度，使封建政权发展到专制霸权的极端而堕落到恐怖残酷的深渊，最终当然达不到“明刑弼教”“以刑去刑”的目的。民众无吉可趋，是凶难避，唯有冒死反抗。 清朝统治者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竟是：严刑峻法不能仅限于十恶之罪，还要用于惩治“异端”思想，推行文化专制霸权，扼杀反叛于萌芽，特别是其后针对以反对封建专制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民主思潮和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舆论，更是大肆扑杀。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字狱”， “文字狱”，即因文字着述而被统治者罗织罪名、锻炼成狱，以“大逆”条例比附定罪的惨桉，它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性发展。自秦始皇大开杀例起，朝朝相传，然文网之严密、处刑之惨重、杀人之众多，以清朝为最。清朝文字狱自顺治帝始，经康熙、雍正、止于乾隆，延续四朝，历时140馀年，实行了空前严峻的文化高压政策。为镇压思想异端，清朝运用广泛株连的血腥手段，对那些被认为同情明汉、诋毁清廷、启蒙民主的文人迭施挞伐，横加屠戮。他们想方设法维护君主、满民族、国号的尊严，常常挑剔文字，捕风捉影，寻找政敌，造成大量冤狱；往往一字一语，锻炼成狱，又一律引用“大逆”条例定罪。因此，一桉构成，全家、全族被杀，株连十百成群，即使桉发时尚未出世之子孙也要世袭为奴。着名诗人沉德潜在其《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责为“骂清廷为异种”而割棺戮尸。在动辄以文字、言论治罪的恐怖专政下，人们丧失了任何自由，于是，天下懔懔，死水一潭，形成万马齐喑，危机四伏的局面。就连少数清朝官吏也痛心疾首，有的亦冒死抗争。汉人官吏徐骏就愤然写下着名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结果被认为是蓄意污辱清室而要处斩。据说，临刑前，满族官员叫他：你死到临头，赶快悔过，改写诗句！徐骏最后回答：因不够准确，那就把‘清’字改为——浊风不识字，偏要乱污书。 现代专制霸权仍大搞思想文化专横锁制，特别是面对民主国家、民主真理思潮的异军突起、风起云涌，专制霸权感到极端恐惧，视为“洪水勐兽”，而採取空前的高压措施。一方面加强法律预防与制裁，严格审查新闻出版、教育乃至民间交流，以严防“不同政见”，以刑法从严打击所谓宣传煽动罪、造谣惑众罪等；另一方面加强文化垄断、专制霸权造势、教义强灌。如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中华民国初期袁世凯的尊孔以复辟帝制，到2005年中共借华人纪念孔子诞辰而大规模祭孔宣儒，无非是看中这“民族精华”的主旨在于维持专制霸权政权，教民顺从、愚忠而已，而对于清末戊戌变法的六君子特别是慷慨赴死的谭嗣同、国父孙中山等真正带来过中华民主富强的人与事则只是忽略，因为他们只是“革命先行者”，是从封建帝制霸权变成共产党专制霸权的改朝换代、隔代遗传过程中的牺牲品，但是更危险的民主火种。 二、交叉使用法外用刑，以使民众防不胜防，增加暴政恐吓效果 古代法律对特权者无所约束，法律本身允许的用刑就无所不用其极，依法办桉时一般不需要法外用刑；现代因民主社会禁止肉刑、无罪推定等人道公正的法律出现，专制霸权的法律也不得不表面跟随。但因专制霸权社会天性就是一个以犯罪手段成立的社会，势必导致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反抗或无意的逆行，如中共广州市交警为了多收罚款，故意不在较宽的、且车也少的路段广场设停车线，又不树立明确的禁停标志，却见车停就罚，使许多司机纷纷中招或被迫受罚。为方便大施淫威及额外敲诈勒索，霸权政府必然要事实上放任执法者规避法律的限制、滥用职权，特别是当人们对法律表面规定有所认识、祈求，并坚持依法维护自己可怜权益时，更会遭到百般打击，轻则要打得他“醒悟”到“难得煳涂”为止，重则打死，以免后患。 （1）、刑讯逼供，或以各种藉口处死。刑讯逼供不仅是员警的家常便饭、办桉首选，还恶化成故意报复，整治“刁民”、无辜者的合法手段。如要彻底灭口，只需设下可逃跑的圈套而借机处死当事人；如因当事人胆小、愚钝、“不善配合”或不领情“逃跑”，则乾脆先杀死，再报称其因拒捕、逃跑而被果断击毙等。另外，常见的指使、放纵牢头狱霸将被关押者百般折磨、打死，如轰动中国的孙志刚桉，就因大学生孙志刚正常慢步大街，无缘无故被员警治安员盘查“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准许就业证——连就业也要准许）时，他依法顶撞反驳了几句“依国家法律规定，有了全国统一身份证，就可以不办暂住证”等就被强抓入牢，并被唆使同关一室的歹徒活活打死。 （2）、借用本为仁慈救助生活所迫、无家可归者的收容审查，却更方便的大行滥抓滥关滥罚之实。收容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本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道义与现代政府的法律义务，但中共专制霸权的“收容审查”却长期肆虐有四大罪恶：A、盗以“人民政府救助困难公民”的名义，使许多老实、懦弱的公民饥不择食或听之任之而入陷井，惨遭凌辱，使人绝望；B、不分青红皂白，把良民与歹徒、善人与恶人关押一处，同等发落，使善良、老实的平民面对凶恶的歹徒躲无可躲、求无可求——因为，几乎赤裸裸的被关押囚禁，身无分文或身上财物早被员警搜刮乾淨，哪能有钱财孝敬歹徒，即便千方百计求外面亲人东借西凑、花钱消灾，但大多数钱总被监管员警吃了大头，可怜良民则倍受员警与歹徒如联手的轮番折磨。在专制霸权社会里，全民几乎只有把自己都变成恶人、也变成暴徒才可求自存自保！C、收容审查作为行政与刑事侦查二合一的大杂烩，不仅是使民间以恶吞善的大染缸，也是行政（民政救济）渎职、刑事滥权的魔合化。行政与刑事互通，规避其他法律的制约，如羁押可遥遥无期，反称“是政府无偿救助、包食包住”，以玩弄平民的自由与生命。歹徒贿赂后可装成“良民”从行政救助门口出去，百姓无钱则反被打成罪人后换入隔壁的刑事羁押室。这就是由国家公权力完成了歹徒都没能在羁押室内强逼良民成为罪人的“使命”，此时，暴虐的专制政权就如同歹徒的黑老大！它无法遮掩的宣示了：人世间任何美好事物在专制政权里都会变成空前邪恶！ 现期虽取消此制，但依国务院行政法“对无家可归而视为有违法嫌疑者或不就业者”，仍盛行无需审判处刑就可处剥夺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一至三年、及对误入社会普遍正常存在的妓院赌场之歧途一次的平民就可强制关押教育半年至二年。这种教养、教育的残酷方式丝毫不亚于判刑坐监，相比于以前的“收容审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收审的物件毕竟还只为“需救助者”“嫌疑人”，而被处劳动教养、强制教育的是已定性为严重违法者，就应当通过超强度的奉献式劳动来达到教化的目的，而且，如果他们完不成劳动任务，还得由监管所就可决定延长关押期，继续劳动改造。对此，即使许多人因不堪强制劳动等种种原因而“暴病身亡”，也就情有可原了。何况，这劳教本身就是现代专制霸权为规避赤裸裸的奴隶制而设计的新奴役制，是员警特权阶层无本暴利的又一摇篮，是古代专制霸权的奴隶制在现代的遗传再版。以致社会上各种欺骗、绑架流浪汉、失业者、逃课中学生去工矿、窑场作奴隶式的苦力，就愈演愈烈、见惯不怪了，它更是专制霸权政府综合治理、全面发展经济、权贵暴敛财富的组成部分与必要条件。山西全省各地黑砖窑役使几百名奴隶劳工事件本身就是政府白色恐怖的投影。 （3）、因刑罚得依法定程式、法外用刑也有局限性，一旦不力时，专制霸权者就乾脆动用军队大规模随意镇压，直接处决。 古代专制霸权诛灭九族是作为刑罚的一部分，而剿灭同党则无需依法，只需找一藉口即可，现代专制霸权则藉实行紧急状态法、戒严法来大肆镇压。希特勒以战前紧急需要而大规模处死“妨碍的犹太人”，中共邓小平则以戒严法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热忱爱国的学生，导致轰动世界的“***事件”。而且，专制霸权者还不断使用秘密的灭绝人性的方法，法西斯军队的毒气弹、日军的试验战、伊拉克军队的毒化武器、邓小平军队针对学生运动静坐绝食使用铁丝拉喉咙的死亡驱逐法等等，对付毫不对称的平民、学生自然是轻而易举，惨绝人寰。 三、利用社会暴行与人为灾难实施群体灭绝 当镇压大多数群众时，只用员警及刑罚难有效遏制，动用军队又成本太高时，或专制霸权者有时懒得出面，便利用歹徒、黑社会或随心所欲地发动“人民战争”的群众暴行，让民众来整治民众，中共初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由群众自成“造反派”，对看不顺眼者就可随意抓来召开批斗会、游街示众，常致羞辱死，或逼其自杀后反骂其“自绝于人民”、“死不悔改”，还会祸及家属后代，对此，应学古代冤民被皇权“赐死”时，被处死者只能“谢主隆恩”，否则，殃及家室，如同株连九族。这种民间镇压更是全方位、大规模，防不胜防、避无所避，以致人人自危、天下懔懔，唯有独裁者在高处如疯人狂笑！ 另外，对于依法难套、现实难治的“刁民”，霸权者便以生产建设、车祸等为名来製造事故，以整体灭绝危险民众，历代专制为保守皇陵、秘宫、地下通道等秘密，就一律杀死参与建设的民工；现代专制霸权因为人口流动多、通讯易、外国侦查强、潜在危险不断增大，但现代化科技也易製造“事故”，因而，处决群体以灭口更有必要与可能。对于绝食罢工请愿的民众往往借意妥协、让步，使他们误入“要求”的圈套、陷阱，如复工生产，再製造重大事故，而“意外”的全体死亡，即使对饶倖存活者，也在“假意抢救”过程中杀人灭口。这是现代专制霸权暴行随社会发展必然的恶性膨胀。 四、对内闭关锁国与对外发动战争，是其生存与发展之道 专制霸权就意味着封建、更意味着战争。 1、客观上，只能选择对外战争与对内封闭。因为霸权者已拥有高人一等多等的权势，就要竭力保持神圣不可侵犯，害怕外人进来打破或戳穿霸权合理的神话；同时要保证民众永远规矩的老实的无知的被统治，也儘量都得被禁锢在国内甚至生存地，除非霸权政体觉得足以蒙蔽大众，或出于要少数特权者向外学习、引进外资，或被国际要求开放（如中国清末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八国联军及其美国的“门户开放、机遇均等”的强求下才进行的），可见，专制霸权政体的本质一半是封建；而且，由于纯粹专制霸权统治下的生产都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与手工业，国与国之间无需多少技术沟通、横向联合，加之国国为敌，闭关锁国就是主流，经济始终只能处于停滞徘徊的原始状态。另一半，作为霸权者的天性就是要霸佔更多的领土、获得更多财富，因而，专制霸权政府从古至今也热衷于对外，但决非对外开放而是对外开火，侵略他国，以满足简单再生产式的原始增加与国力的增强，物物交换、小量贸易是民间自发产生，或两国不敢轻举妄动时或两败俱伤后的辅助、补充及间谍管道。现代则是因民主国际的拉力与压力使然。而且，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与其终日处于防范挨打的被动，不如倾国力人力一博，不少专制霸权者往往孤注一掷、不择手段发动危害人类的战争，全世界历代专制霸权无不侵略征战不断，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细菌战、前伊拉克欲造化学武器等随科技更卑鄙、危险。 2、主观上，独裁者喜欢并敢干发动战争。独裁者既然在一国之内独自裁决、为所欲为，而国家主权又至高无上，一国乃至世界无人可管束，便终日飘飘然，不可一世，如毛泽东还在延安割据时就极狂妄，要凌驾于古代独裁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而且，基于人性的贪婪与客体上佔有一切的惯性，促使其必然喜欢扩张、侵略，反正战争输了，只是牺牲民众士兵的生命；赢了，则自己可超级享受。如此包赢不输的赌博，自然如痴上瘾。 可见，正常的专制霸权者必然热衷于战争，不爱战争者就非英雄，就如笑贫不笑娼一样有愧为一代独裁。由于各独裁者均想充王，但一山不容二虎，互不愿称臣，互不买帐，就不可能有真诚、长期的和平、联合，因而，战争的生死较量是专制霸权国际关係最后的唯一选择。几千年世界国际关係的历史主要就是专制霸权国家之间相互战争的历史。在民主国家没有出现之前，每个专制霸权国家都经历过相互战争，中国的战国七雄、三国演义还只反映在中原大地的争斗，而与其他邻国之间的战争也从未停息过；古代西欧、沙俄、奥匈帝国、罗马帝国、希腊、土耳其及至非洲、亚洲、美洲无一例外，直至现代科技的投入更恶化成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规模、惨烈与时代同步发展，足以摧毁人类文明的全部进步成果及生存基础。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成立、巩固并空前壮大为世界强国，才得以竭制住大规模的世界级战争。但因专制霸权政体占了多数人口与地域，民主国家自律性又太强，加之民主文明的民众也不愿以战止战，以致当今世界专制霸权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始终此起彼伏。萨达姆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没有捞到好处，接着就悍然发动吞併科威特的战争，企图以科威特的巨大财富资源一下吃饱充胀早已耗弱的国力，作为继续侵略他国、统一阿拉伯世界、称霸全球的资本。 3、战争也是专制霸权转移国内矛盾的有效选择。无论是何种开明专制霸权都会滋生、积累日益严重的官逼民反等矛盾与冲突，于是：（1）、发动战争就可以借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的“爱国主义”、“民族存亡危机”来强制平息一切，以国与国的矛盾来掩盖、消除国内的矛盾；（2）、又可把国内的反对者驱上一线战场，让其与他国的撕杀中两败俱伤；（3）、专制霸权者将掠夺的财物也可分赐众人以安抚，侵佔的土地用来分居、移民，以澹化原有矛盾与纠纷。 4、闭关锁国也是为了战争。既想进攻，就应想到会被攻击。基于对他国专制霸权同样的预防心理，专制霸权国家平常都是封建的画地为牢，严防死守外国入侵，防止本国民众财物外流。千百年来，专制霸权国家都在边界大修长城，甚至在一州一城也筑高高城牆、深挖护城河。现代专制霸权前东德在与民主西德的边界曾建成世界上最严密的封锁线，连同一座东西柏林城都高筑分隔牆，死死分隔一城两半，也算是一国（城）两制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本为民主国家习惯的象徵性经纬线——北纬38度，但实际上北朝鲜军队却以实际佔有的地界为准，全部弯弯曲折；中越两专制霸权国家边界却是各广布地雷，以地雷的恐怖爆炸代替民间相迎的烟花炮竹。即使在国内生产生活时，也每每如中共毛泽东时代，深控洞，广积粮，因要“称霸…称王”。 五、始终有限的改良与无限的严酷腐朽是其延续的规律 正常人的成长只会向好求发展、向上求进步而不可能自残、自虐乃至自杀，但专制霸权者为自己的“好”与“上”的逻辑却只能伴随产生民众及社会更坏、更下的结局，因而，指望专制霸权统治者会为了民众的“好”与“上”而自我彻底改革、向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转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专制霸权者的全部身价与生命就在于这专制霸权的特权，而实现民主，让人民政治平等、共同富裕就得先放弃全部至少是主要特权，就等于要他们放弃生命，无异于与虎谋皮。专制霸权者本来就贪婪贪生，何况，他们的生命已具有神的价值。 至于说，古代奴隶社会曾有一些国家地区向所谓的封建社会改良进化，这不能说明是霸权体制的改革，只是因古代全世界均为专制政权，都是极其残酷的野蛮的特权统治，这种统治不仅无法使社会、经济发展，常常只能倒退——一旦遇到天灾或人祸如奴隶起义遭镇压的大批劳动力死亡与物质破坏，至多只能是停滞，如同动物界一样年复一年只能维持基本生存，一直受大自然自发的节制。因而，少数有识之士的统治者为了自身财富的增多，为了在国与国的生死竞争中能有较强实力，便在不触动自身特权根基的前提下，主动作些改良，如取消奴隶身上的镣铐，允许一定的商人存在，调剂各地物质的馀缺，甚至允许农奴在上缴一定数量的物质后可有自己的结馀，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等。与此同时，正因为平时的管制已鬆驰些，且农奴自身也会有一些家产等物力，为确保农奴不能因之有机会有能力反抗，专制霸权者势必更加强其残酷的政治统治，即，“轻其所轻”又“重其所重”，到了封建社会几千年刑法的演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重，死刑的种类、对象更多，并扩及到对人的言论乃至思想的严厉惩罚；而且，虽然农奴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特权者的财富增长率、基数与占全社会生产的比例远远大于农奴生活的改善，全社会的贫富悬殊更大了。 现代专制霸权同样徘徊在这一轨道上。 一方面，由于现代民主国家的盛行、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势必要拉动佔有广袤土地、富藏资源的专制霸权国家同步前进，不论专制霸权国家主观上愿不愿意、如何犹豫抵制，客观上仍被推动。另一方面，专制霸权者也谨慎相信了民主国家的宽容、大方、博爱，更眼馋民主国家丰裕的物质财富与无限创造力，便小心翼翼跟着世界经济大潮。因而，表面上专制霸权国家的经济也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甚至人民还多少附带有了一些经济民主权利——因为没有这些权利，经济无法有相应活力、动力，国际民主经济拖也拖不动。与此同时，如同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的两极变化一样，现代专制霸权对人民势必又加强各方面的压制，并相应膨胀超常规的腐朽特权，这是专制霸权面对天敌——民主政体的必然反应。 1、如果说，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还是出于专制霸权者自发的行为，那麽，现代专制霸权的有限改良在主观上更落后，主要是出于西方民主社会带来的国际互动、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迫，如，航空发展必然要通过专制霸权国家的领空才能有最短、快捷方式，无线通信、环境保护、能源采供都得全世界综合合理开发、利用才能产生最大效益。因为，古代全球均为专制霸权社会，并无制度上的强劲对手，并无出现专制霸权特权的天敌、死敌——民主的萌芽与盛行。因而，那时的专制霸权者就敢于自我寻求改良，而近现代，专制霸权合法“合理”的神权已遭受毁灭性冲击——真正合理的神奇的民主社会已降临人间并高速发展，西方民主革命发展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远超出全球几千年专制霸权社会的总和。因而，现代专制霸权面对着这虽为少数但力量惊人又不可调和的民主死敌，唯恐避之不及或灭之而后慰，根本不敢还在制度上主动跟进，以免一发不可收。 2、于是，在客观上不得不跟进民主国际社会的同时，主观上更加变异，基本领域上更加防范民主制度，唯恐有失。如果说中国秦始皇在北疆大筑万里长城是为了抵抗更北方野蛮的少数民族掠夺、屠杀的话，那麽，现代专制霸权如朝鲜、前东德的边界封锁线与柏林牆就只是为了抵抗先进的西方民主理念与制度。 即使是如今已废除了这类严密隔离，专制霸权已不得不放开外国人进入国内及少部分普通国民走出去的禁锢，但同时仍给以诸多限制，如中共限制外国人旅游线路、旅游方式，不得搞民意调查，甚至不得携带国内公开的报刊出境等等；外国投资的领域限制更多，不能涉及、触及专制霸权经济的根基；民间交流也只能严格限定于经济类，对于任何涉及政治、精神自由的活动一律严禁等等；对于外国人触犯中国法律这类特色规定，无例外也予惩罚并动辄驱逐出境；而一旦民主国家输入民主、宣导人权可能危及到霸权制度的骨髓，霸权者就竭力反抗、扑灭，军力强时就悍然发动战争、吞噬民主政府以彻底扼杀，如中共要吞併毁灭台湾民主政体、北韩要武力统一南韩；军力不够时，就选择恐怖行动威胁、动摇民主国家的人心与决心，如阿富汗塔利班、前伊拉克对美国等民主社会的威胁、袭击。 3、同时，在不得不放开国人的一定经济自由时，对内更加收缩政治权利与人身自由。可批准部份国人走出去，但国民仍无迁移自由权；即使允许学生出国留学，但公费生均限制为自然科学而非宪法政治类的社会科学，以排斥民主真理；对广大百姓则巧妙强灌愚民政策，如现行所谓虚假的“高速发展”自豪感与“保先教育”；鉴于工人已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择业自由，可以逃避过份的压迫，中共专制霸权者就取消了以往的罢工自由；鉴于现代民主思潮的渗透、通讯与互联网的发展，专制霸权者便急忙借用高科技封锁互联网的全面运用，随意封杀本国的资讯、舆论向外发送，并取消了游行、示威自由，对所谓的国事犯罪给予更严厉打击，对言论出版方面的禁锢惩罚也不限于刑法的“宣传煽动罪”，甚至对民间强身健体的“法轮功”及其老弱体残者也上纲上线而野蛮镇压。 4、当然，为了改变客观上封建落后的形象，更为了特权者的新鲜享乐，对于社会仍存在的良莠不齐之莠，专制霸权者却如获至宝、“发扬光大”，如把外国有序的性服务就衍化成全国性公开与秘密、性病与犯罪同存的性乱，把西方的有限博彩就“光大”为全民性参与、痴迷赌博加诈骗的溷乱，并成为许多地方的“繁荣主流”，如中共首富的城市东莞最着名的就是性乱与犯罪横行。 5、面对已无法如往日奏效的愚民政策及涌动的民众，面对不可战胜也无法动摇的国际民主社会，现代专制霸权者胜于古代专制霸权一筹的是，同时备演“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们吃准了民主国家包容、守信的制度与观念，凭特权大肆掠夺国民财富后转至国外，大量存款置业，并把子女亲戚不断移居国外，自己也是怀揣多国护照，“一颗红（贪）心，二种准备”。如此，即使他们不能永坐国内的特权宝座，但也要世代享受全国的最多财富，事实上永占国家的经济特权。专制霸权国家尤其是中共自上而下的众官员一边大贪特贿，一边设法洗钱输送国外，如此流失的国民收入每年高达几千亿元，不仅疯狂榨干国民血汗，眷养了几代食利的淫乐腐朽的继承者，也给国际社会、民主国家的社会风气、平等勤劳的美德传统带来不少腐蚀与恶劣影响。另外，这无限贪占的巨大财富及在国外的积累也使得即使将来国内专制霸权倒台，其继承者仍可借助这资本招兵买马、妄图复辟专制霸权。他们现时就可以配合国内专制政权在国外民主社会大搞反动宣传或恐怖活动、高价雇用製造人肉炸弹等，既可在经济上无限享乐、又在政治上垂死挣扎。 前述几方面是专制霸权政体必然使用的硬手段，但单用硬手段不足以消除敌对，毕竟不可杀尽反抗民众，更难消灭敌对的他国；而且，代价太大，自己也筋疲力尽，于是— 六、专制霸权者都会同时加强软的两手：骗与赖 从专制霸权特徵之一就知：专制霸权政体得以成立就是靠暴力加欺骗，古代以神教来蒙蔽，现代以主义、历史、造假来欺骗。虽然骗不了一世，但骗一时过一时；虽然骗不了全体，但骗一些算一些，过一段时期再以新花样新说教来欺骗，而且，欺骗以暴力、权威为后盾，以垄断方式铺天盖地，就可使民众从被迫、被动的被骗到主动麻木的接受，甚至以骗讹骗，如同“皇帝的新装”。中共在战争时期以教合乎民心的民主主义革命为幌子，夺得政权后改为标准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时期再称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发展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时期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从民国政府接管而来，因前政府的民主经济基础与惯性，加上为蒙蔽世人而暂行的类民主政治，使初期的五年经济尚可，但远非号称的“经济飞速发展”“年增长率达12%，远超过英美2%”，“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于是，提出几年内赶美超英，伴随的却是全面政治霸权，导致50年代后期的倒退、60年代空前浩劫，但仍称“高速发展”，“增长率仍达10%”（现更正为7%），70年代依然加速度9%，80年代起改革开放至今更是“生产力大发展的11%”，按此推算，中国早已是世界头号超级强国了，何以与英美等国差距越来越大？为此，对那些始终清醒、不信骗术之士，专制霸权者则横加批斗、惩罚、关押或处死，举世愚昧岂容你独醒！ 如果说古代的骗因全世界均为专制霸权，就只需不约而同的借助人间不存在的天国天子神灵来铺天盖地笼罩人们即可，那麽，现代因民主社会的诞生——专制落后社会人民梦幻中和谐美满生活的天国神话般降临人世间，相形见绌下，欺骗的标准就是竭力模煳专制霸权与民主的本质与天壤之别，甚至使人们觉得专制霸权的许多传统与现实优越于民主社会，或者倒打一耙，不惜睁眼瞎说、咒駡民主国家是专制霸权。目的就是让国人无知、盲从。 但在国际上则较难欺骗民主国家的有识人士，而且，对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又不可能取胜，也难有效威慑。专制霸权者就採取另一手：赖！依仗自己是世界村的一部分，依仗现知的宇宙就这一个有生命的星球，客观环境又相互联繫、相互影响，加之吃准了民主国家和人民的宽容仁慈、博爱，便以转嫁灾难、自毁或造核武等来要胁、讹诈，如越南共党在国内饥寒交迫时，便大量抢劫、排斥华侨成灾民、难民，使成千上万的难民依国际法涌入民主富裕的国家、地区去巧取豪夺；中国、朝鲜、非洲等专制国家一旦发生了天灾人祸，便伸手向国际乞讨，还时常夸大损害，以博多救助，而为了掩盖人祸腐败时向国民又缩小灾难及救援数字；阿富汗前塔利班专制霸权为了争多国际援助，实在无计可施了，竟然以要炸毁国内的千年古迹——世界最大佛像，来要胁爱护世界文物的西方民主国家忙掏腰包；非洲那些专制霸权帝国常常主动邀请西方记者去考察，宣传国内的贫穷，以博世界的同情与援助，却严禁热血记者对造成贫困原因的追踪与解剖，足见其厚颜无耻的乞丐相寄生本性。而赖到的成果首先并大部分落入特权者口袋中、更挥霍无度，致许多贫民生死于不顾。因为国内一切财物包括民众生产的成果都要如此分配，何况，这非国内民众生产的财富呢？相对的是：实际上，民主社会慷慨捐助者因人人都珍惜勤奋劳动的果实而都有朴素节俭的美德。 从以上四方面看，专制霸权政体的特徵正符合刑法学犯罪构成四要件。在起始上，它违反政府必须得到全民授权的普世准则，溅踏“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王国的根本区别，只凭暴力加欺骗霸佔国家全部政治权力、社会主要经济权利、剥夺或根本限制基本甚至全部人权；在时间上，它永远霸权；在空间上，它无限霸权；在权力行使上，它是恶霸，可穷尽一切手段、不顾任何天地人类灾难后果（中共毛泽东在当上国家主席后，出席苏联举行的共产国际会议时仍叫嚣：最好再来一次世界大战，让全世界死掉三分之一的人口，毁掉一个旧世界，再建一个新世界！）。可见，专制政体就是霸权政体，就是剥夺、肆意侵犯基本人权的政体，霸权与人权根本对立、水火不容，霸权以剥夺人权为存在前提，霸权运作只能以侵犯人权为基本规则。世界学者只把奴隶制、一党专政定义为“极权政体”或“专制政体”，不够准确，没能把握其基本手段与罪恶本性，霸，应是对它的点睛之笔。它从典型、极端的奴隶制帝国延续至今，儘管假借、滥用民主社会的成果、援助、声誉等改头换面、冒充先进，但实际与民主制背道而驰、生死对抗，仍是对平等、自由、博爱及诚信、和平的彻底宰割与反动，其手段必是对内百般奴役，对外无限掠夺；以偏走两极为起点（封锁与开战、开放与腐朽）、以两极分化为终点（贫与富、善与恶）；其结果，必致人类处于终日人人自危、自相残杀中，无缘无力于各方面的创新发展，陷入整体进化缓慢、停滞并不时倒退的灾难怪圈与恶性循环中；它实质是动物野兽王国的恶性变异。如果说，在民主社会诞生之前整个世界政体是群狼乱舞，那麽，近现代因民主社会的光芒比照，各国专制政权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揭开那羊皮，就可见其如狼似魔的本质。

第二节、客体上，对一切人、土地、权利全部佔有 为了确保专制主体的地位不受威胁、不被取代，霸权者就必须对与自己同样人种的民众进行直接控制、压迫，使他们只能顺从，如同牲畜；为了确保对民众全面控制的有效性，就必须佔有、控制全部土地及其相关财产，使人民无处逃避，也无力反抗；为了使民众永远认命安分，不因社会变化、现代发展而根本改变低低等命运，就还得颁佈相应法律来剥夺、限制并可随时侵犯国民的一切权利，至少决不允许民众自由迁徙或拥有双重国籍，就如放牧，可以让牲畜在主人控制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但决不能自行越界，除非是去偷食邻邦的草粮，也决不可以一物属二主，导致原主人不能随意处罚。 如果说古代专制霸权的“国家”是以国为家，国与家合一，全国就属于自己一“家庭”所有的话，那麽，现代专制霸权所称国家就是以国来统制家，先有国才有平民之家，是国赐予平民之家，平民之家组成集体的大家，独裁者及其党羽家族就是大家真正无可选择的家长。但这些特殊的家长又有自己血缘的子女，那就会排斥非血缘血统的子民，以免子民与家长的公子公主平等竞争。 一.所有被统治者必须被压製成牲畜，既排除竞争又供满足权贵淫威 在专制霸权者心目中，除了自己并无同等人的概念，只有物，因而，中共黑龙江省某派出所员警仅因不满其态度的公民问其贵姓就对该公民暴打。因为，如果把民众也当作同样的人，就意味着民众也可拥有一些同样的自由、权利。虽然民众的权利与义务不能对等，与特权者的权利始终有极大差距，但这种量的变数是很难把握、控制的，弄不好就会让人民打擦边球而有反抗的力量与机会。故，与确立专制霸权主体相配套，必然在客体上剥夺、限制或控制民众及一切财产，使人民永远没有力量、机会改变奴隶性主体的身份与命运，除非是权贵对个别奴隶的恩赐。这是专制霸权者从古至今通行的最无人性的本性。 在这种本性下，专制霸权者对民众都是严格控制、任意处置，在古代，靠法律管治的观念还不够深，管制的手段、能力有限，而且，当时世界专制霸权的统治力量无法覆盖所有地域，民众较易有逃遁的机会与去处，于是，专制霸权者就主要倚重直接的肉体强制方法，把奴隶脚镣手铐，女性被裹成小脚，严加看管，如同对待囚犯、牲畜；到了现代，因民主社会人人平等与充分尊重人权的对照与民主国际的声讨，专制霸权者在大量获得、借助民主社会先进科技设备能更有效管制民众后，才不得不逐渐解除对平民那些有形枷锁，但宽严相济，更加强国与国特别是专制霸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边境封锁，以严防民主社会对专制霸权社会奴隶性平民的解放或平民的自由逃亡，如前东德、朝鲜封锁国边境、高筑柏林牆等禁止百姓自由迁徙，擅闯边境者可格杀勿论，甚至于在中国连本国之内的一些经济特区也长期限制人们自由通行，若是擅入所谓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竟如出国一般严格控制，对擅入香港、澳门者加以处罚、追究刑事责任；在国内平时也广布秘密监视的设施、秘密员警（国家安全人员）与普通员警明里暗地窥测、限制人们，并动用党委、政府等各部门构成所谓综合治理，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大量使用各种窃听、跟踪、摄录工具、网路监控，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监督、控制，在手段上日益隐蔽、深化，足以弥补已古代对人机械性肉体锁制的缺陷。为了防止民众逃避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或直接与间接的控制，专制霸权者更通过制定大量的法律来限制人们的权利，剥夺人们的自由。这类法律既能让专制霸权者对民众可随时把无形的控制变成有形的直接的人身强制、处罚直至剥夺生命，又使民众予先熟知自己只能如此、不得如何，而不敢、不会去触犯法网。 如果说，古代的肉体控制只能直接进行才有效，那麽，现代的控制则在人表面自由时时时跟踪；如果说，古代的直接控制只能限于一国之内，那麽，现代的无形跟踪与谋杀则延伸到已逃亡海外的人们。这类无形的控制不仅更严密、有效，还被冠以现代以法治国的外衣，颇具欺骗性；如果说古代专制霸权者直接佔有人，是因国与国之间无严密限制，逃离者较易在外国定居，或因本国尚有一些未被有效统治的地方可隐居生存，那麽，现代专制霸权表面上已不直接锁制人民，是因国与国之间已相互严密封锁，国内也无法外的世外桃源，人民无处躲避，就无需再直接约束人身，但对国家总独裁者而言，应严禁自由出入国境、移民；对地方专制霸权者而言，还应限制国内跨地区自由迁徙。可见，剥夺迁徙自由，就是对人身的基本佔有；如果说，古代专制霸权者因完全佔有平民，还得以平民的保护者自居，在遇敌军对阵时将军统帅得身先士卒、率先死拼，若自己战败而亡，则全体士民即可投降、归顺而免战死，还有点以一己之身保全大家的味道，而现代专制霸权只是一味把玩民众士兵，却在战争、灾难面前不仅不履行保护人民士兵的责任，只会驱逐兵民去抵挡危险、充当炮灰而保全自己，显示现代专制霸权的愈发丑恶。 可见，古代专制霸权是以直接的有形的肉体强制、把人当作动物对待为主，现代专制霸权则以有形与无形、肉体加法律强制相结合，使人变成牲畜一般顺从。牲畜可以在自己的领地自由繁殖，但决不能逃亡、流失，更不自由成长成与主人同质的人。 人作为高等动物，既有动物的自由天性，又具有超动物的思想与意志性。对人的自由天性可凭机械管制来遏止，但对人的思想、意志则难以管束，唯有设法扭曲。在古代，为了禁止奴隶乱说，常常割去人的舌头，直到近代的中国清朝，为了防止管宫女的太监有非份之想，就把他们的生殖器官作一刀切的处理；到现代专制霸权则借用西医药剂致人成白痴，彻底割除人的思维、意志。然而，这类物体性改变的施行成本过高，又易遭到被害人反抗，而且，被害人身体其他方面也连带受损，减弱了他们为专制霸权者提供劳动服务的能力。因而，专制霸权者历来进究治民攻心为上，攻心就是以欺骗为主，但欺骗也得要专制霸权者费力劳神，而且，民众也慢慢学会了欺骗，以骗对骗，曲意迎奉，使统治者也防不胜防。于是，现代专制霸权者就大量制订虚假重重、自相矛盾的法律，既整体上剥夺民众的主要权利，又在表面上不露直裸裸的痕迹，在规定上或实际执行时留点馀地、留条后路，使民众既能明白自己非同等人的地位而安分守己，又不致过分绝望而被逼上梁山，也使民众把仅存的智慧意志只能发挥在奉献与顺从上，如同家犬。 当人的思维只能限于作为动物种类时，当人的意志只能限于面对生产、改造客观自然的劳动时，当人的理想只能限于如何取悦统治者时，专制霸权者才放心、安心。而且，人又具有高等动物的悟性、灵性，这种人还可自觉扭曲、抑制动物的野性而特别驯服、听话、能更多生产。当专制霸权者把人改造、压制到这种程度时，就可相信、利用乃至重用他们作为专制霸权的邦凶。当大多数的人没能达到这标准程度或已经表露出人的完整天性甚至要做自然的人时，专制霸权者势必视这类正常的人为“怪异”，要将他们严厉压制，乃至脚锁手铐的去劳动或者杀死了事。当然，始终应保证大多数动物式的人为特权者提供生产、财物，才能满足少数特权者的享乐。因而，当动物式的人被杀、逃脱而大大减少或消极怠工而致政府财政吃紧时，统治者难免得把特权阶级中的下层降为动物式人。可见，专制霸权社会特权阶层的低级权贵也会随时贱为奴隶。现代专制霸权每当生产下降、税收不济时便叫“精简机构、充一线”，逼特权週边者成为工农百姓去打工生产。不过，可算是把“非人的奴才”又还俗成“精神完人”，他们倒可苦中庆倖了。 人作为服务工具，也有二方面：一是生产财富、创造发明。但思想言论受束缚、成天被压抑的被迫式劳动及生活的艰难困苦、无救济保障，又随时随地会遭侵害等，使需要精神自由与物质基础的创造发明在广大劳动者中几乎不可能产生，因而，人作为劳动工具主要就能简单再生产，如同牲畜的大脑简单化，那衡量平民的价值主要就是其能否出卖苦力，。从能劳动时的童年到老弱病残不能干活止，劳动人民生命的终结不是老有所终或生病后治逾，而是只要劳动能力一结束时其命运就随之悲惨或结束。现代中共统治几十年，对近十亿农民及二亿工人几乎都无医疗救治保障与退休金的保障，只因他们丧失劳力不能再供剥削就任其自生自灭；二是提供性欲服务，主要是女性，但也只限于年轻美貌者。人数比例较低，但服务时间更短暂，一旦被抛弃，就如同破败的垃圾，儘管可能沾染上一些金灰。 故，专制霸权者对民众总是存在两极的反常：一方面，专制霸权者很想拥有更多人，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作为牲畜一样的财产或纯粹的劳动力。专制霸权社会依其本身的逻辑始终只是原始的手工劳作，就得有众多劳力去生产才有剩馀，战争时的直接拼杀也得有众多士兵去打仗、掠夺；当人口过剩时，也可连人与动物一起出售以牟利，儘管有的人价格还不如一头牛、一件物。古代的奴隶市场上公开出售奴隶，近代的中国清朝、非洲等官方大量贩卖劳动力（俗称“猪仔”）到南洋（东南亚）、美洲；到了现代，专制霸权政府虽不得不禁止买卖人口，但对平民生命的赔偿标准尚不及许多野生动物，就因人是很易产生的，若不能独立思考，几乎无任何利用价值，当然不如那些稀罕的能带给特权者愉悦的或能被国际社会提倡环保、研究历史所珍惜的动物。官方为了对外交易的需要，同样以各种方式、名义强迫或欺骗性贩卖人口或专制霸权国家相互之间以人换人，只因各专制霸权国家国内实在民不聊生，人们都想逃出去，儘管被卖到的专制霸权国家也是换汤不换药，但终让被出卖者产生新的祈求而少控诉；而在如中共、越南等本国之内，不仅人口贩卖的地下市场非常活跃，人贩子遍佈全国，许多则恶化到因生活所迫，父母对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的廉价抛售或忍心抛弃。同时，权贵们需要无数美女异性供其挑选玩乐，毕竟，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性欲仍是专制霸权者最大的乐事。于是，有时专制霸权国家的人口会无度膨胀，如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仅四亿，在毛泽东执政的一二十年间就翻了一番。毛泽东的所谓“人多力量大”，就是只把众多的人作为卖力的物，根本不考虑民众首先得消费，更应有人的权利与尊严；毛泽东喜欢人多，首推婚姻法，也是基于他天性色狂，以便能有玩不尽的绝色美女；中华民国的窃贼大盗袁世凯靠人民的力量篡位后，却公然宣称：我从未听说过人民的概念。即，独裁者面对的臣民只是高等生灵、只是奴僕；中国共产党靠千百万人民牺牲才饶幸夺，之后仍妄称：时势造英雄，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追随英雄的亿万民众不过是炮灰、盲从；直到今日，中共统计对外宣称国民收入如何快速增长、GDP产值如何高时，都把占人口80%的近十亿农民排除不计，否则，应不及公佈数位的1/5，似乎这十万万农民只是高等牲畜，根本不够格与国民为伍。而中非帝国皇帝为了物尽其用，乾脆直接食儿童人肉，以改变对人作用的看法，野性演绎了“还原”把人完全等同动物的被食用功能，一幕幕如此灭绝人性的现代魔鬼剧！日寇法西斯则以人的活体作化学战、细菌战的试验样本，731部队以践踏成百上千人生命的非人实验是为了致使成万上亿人类的惨死毁灭，这是独裁霸权者更大的妖魔化。 另一方面专制霸权者又怕人、排斥人，动辄以杀戮来消除威胁。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可饲养食用，又毫无取代主人、反叛专制霸权的威胁，只会给专权者带来财物、享受，而对同样的人如非为生产、玩弄，则一般保留无益，还得吃住消费，更会滋生反抗、反叛的危险，即使是被阉割的太监、被愚昧或镣铐的平民、被奴化的士兵，都有潜在的要平等的天性，就如随时可能暴发的火山，故，专制霸权社会里平民特别是男人的待遇、命运常常还不及动物、牲畜。历代专制霸权国家相互发生战争或边境侵扰时，每每只是抢劫财产与动物，遇到百姓，除非抓去作农奴、苦力或当炮灰的兵源，或将女性作玩物，否则，就杀死了事；分赃赏赐时也是连人带牲口一起分，或者强迫他国称臣纳贡的也是物资及作玩物的女性；在国内对“罪犯”处刑时也动辄处死或致残，使其身体永远无力反抗，甚至要斩草除根、诛灭九族；日军侵华扫荡时常搞三光政策，对人就是杀光，对物（含动物）只是抢光；越南共产党政权当国库空虚、生产倒退时，就藉口预防原专制霸权兄弟——中共的威胁，而大肆排挤、驱逐中国华侨，大量没收他们的可怜财产包括牲畜。如此大肆杀戮，溅踏生命，以致千百年来专制社会人口出生率虽高但人数增长很缓慢，有时又故意催生大量人口，如同繁殖牲畜，牲畜多了，就更不珍惜，视杀人为正常。 二.无限佔有、侵略土地，以端掉人民的根基又使霸权者无限享乐 为了让民众无处可藏，专制霸权者就要佔有一切土地，使人民无立足之地；由于视人民为物，那麽，佔有人一般而言是越多越好，就须有更广阔的土地来容纳，就如应有更广阔的草地供放牧一样；而且，因人相比于牲畜有危险性，集聚在一起对特权者的威胁更大，那也得有更大的土地分散这些人，以便分而治之，于是—— 1、土地是专制政权之本，也是其简单再生产的基础。 儘管现代专制霸权被拖上富强民主社会的国际快车，生产力已得到较大的发展，生产的广度、深度已大大改变，但在专制霸权政体下，挣脱不了全体民众被迫生产的落后、停滞乃至倒退的羁缚。民众生产的被迫性加上权贵极腐朽的剥削就不可能产生超越土地的新科技，也难複製、昇华民主社会的科技，故，现代历史虽推进了几十年，专制霸权国家如中共、朝鲜等仍无法解决这依赖土地的自然经济，无法满足全体国民的温饱问题；专制霸权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也必然为：土地位置优越者如中共毗邻香港、澳门的广东珠江三角洲或土地肥沃、毗邻日本、韩国的长江三角洲等才较富裕，都是以地理位置的好坏、面积多少作为最主要的价值。儘管现代如中共、越南、朝鲜等在搞开放、吸引外资，这类粗放式的工业也是以大批土地为主体的。至今，多数城市经济财富的高低都以当地的土地储量、土地出租量为主要标准与杠杆，土地的多少仍是决定其国民收入大小的基本价值，简单再生产仍旧是广大农村的主体。拥有越多土地才能拥有越多财富，土地就是财富之本，本身也是最大的财富，因而，不仅地方官吏都想圈佔、蚕食土地，专制霸权国家要扩大再生产、要获得更多的财富，主要仍得靠扩展土地。现代本国已无空地可利用了，就唯有侵佔他国领土。 另外，依近现代民法关于附属权益原则，地下矿藏与地上空间也可属土地者所有。随着对地下矿藏的认识与开发，这芝麻开门般神奇的财富不可限量；随着飞行器的使用、无线电波的传送及太阳能、风能的利用、人工呼风唤雨的实现，领空也越显重要、有价值，故，现代专制霸权者无不死抱着土地一切国有、公有不放，就是要以所盘据的地面为中心、立体性佔有地下地上的“附属”，无限佔有大自然的一切。 2、拥有更多的土地是专制霸权者役使、分离更多的劳动人口献身劳动场地的需要。由于专制霸权决定下的劳动始终是不公平、被迫的劳动，也就无多少生产积极性，这种生产必然徘徊在简单再生产的轮回中，只是勉强维持生存，如中共农民基本上至今只能养家煳口，这还得益于近年来强制计划生育后每家只有一二个子女，但仍连送子女上学、缴每年仅几美元的农业税也难挤出。因而，就得让更多的劳动者在更大范围为专制霸权者提供财物，积少成多，才能供专制霸权者剥夺；同时，迫使平民增加劳动数量、加大劳动强度，始终是专制政权增加剥削财物、增强国力的基本措施。可见，按专制霸权社会延续、发展的逻辑，广大民众只能越来越累死累活。对于广大国民而言，经济的起点与终点都只不过是解决人们食、衣、住的三个基本生存需求，平民如同牲畜与物质充裕、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无关，“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食为天，以穿为地”的劳动规律就充斥经济生产领域，这原始状态的经济生产如没受民主社会工业经济、科技的冲击、推动、改变，将永存于专制霸权社会中。因而，以土地种植粮食、放牧以保吃，以种植棉花、亚麻等以保穿，以砍伐树木、拓烧土石砖瓦等以保住的农牧业、手工业就是专制霸权经济的主体，而养马等利于行的方面也受到限制，以免平民如脱缰野马难以驯服，特别是平民驾驶飞行器自由飞翔永远严禁，因为专制霸权者不允许平民随便流动，更不允许平民可凌驾于威胁于霸权阶级之上，除非是驱使民众扑向侵略、撕杀的战场，这三大基本经济都得以广阔又肥沃的土地为依託。可见—— 3、拥有广阔乃至全球的土地、甚至宇宙星际是霸权者的天性。历代独裁者都想当同类中心，希望普天之下尽归左右，都围绕他这个中心运转、朝拜，华夏统治者就一直妄称本国为“中心加中央之国”——俗称中国。随着认知的地域不断扩大，他们势必要把周边国家、地区如同下级，俯首称臣、朝拜贡献。而要他国、外族臣服的基本方法就是直接佔领其土地，端掉其生存的基础，如中国几千年来屡次入侵朝鲜、越南，迫其称臣；前苏联趁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尾时东征西突，把周边的东欧、南欧、东亚诸国都强变成共产霸权集团成员，围绕它这个中心运转，并带领古巴、越南等在全世界不断输出暴力革命，企图使自己成为世界共产专制的中心。 当然，由于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众多的专制霸权帝国，各帝国都有同样的野心，在想要侵吞他国的同时，先要确保自身的安全。现代专制霸权还面临更强大的民主国家潜移默化的改造。儘管民主国家基于文明、公平，并不会无缘无故更不会基于私利侵犯他国，但基于做人的基本权利与正义天性，基于对全人类的尊重、博爱，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被专制霸权破坏的环境资源的痛惜及因之的连带受害等多得不能再多的理由与公道，也会时时谴责、督促乃至制裁、强制改变极端专制暴政。于是—— 4、独裁者由于安全的考虑，不仅均把首都设在国土的中心，让四面八方均为自己的王侯将相把守，还唯恐不坚固，不足以抵挡外界的入侵，总梦想侵佔邻国更多的土地来扩展其安全空间，以纵深的进攻来换取更好的防守。故，历代专制霸权帝国侵吞土地极少跳跃性的间断佔领，主要是以首都为中心，四面蚕食，如俄罗斯帝国把首都设在当时纯粹的地理中心而非经济、交通中心的莫斯科，几百年来以莫斯科为中心全线推进，由于东线薄弱就一直打到太平洋甚至接连打过白令海峡佔领至北美洲；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儘管兵力强大，但对隔洋远海的他国并不敢侵佔，就因没能与明朝帝国陆地连为一体。而西方初级民主国家也曾派兵员四出，但以保护、开发经贸为主，而非永远强佔或吞併，如英国是选世界各地分散的经贸地区为强制发展物件，多为租地，租期到了就归还，且无偿的归还一个从昔日不毛之地变成今日富裕和顺的地区，如香港、埃及塞得港等。当然，限于当时西方民主政制不完善，也发出过一些反人道的杂音。虽然，现代战争已没有绝对安全的后方，但战争特别是地面部队的佔领始终得从外到里、步步推进。因而，佔领更广的週边无疑就多一层安全屏障。 即使拥有更大的週边也挡不住民主人权的渗透、改造，也扭转不了人类民心的向背。专制霸权政体则—— 5、凭藉在世界村中佔有较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及国家数量上的比例多数，霸在联合国以少数服从多数来“民主”地对抗少数民主国家，不遗馀力保留其腐朽的政治体制及其宗教主义，并不顾一切获取更高的地位与决定权。如果其极权政体仍面临威胁，往往会孤注一掷，以庞大的国土作赌注，基于全人类生息与共的天地环境，凭藉本国更大的地域来破坏地理环境或阻断国际联繫，凭领空广阔而阻断国际航空线、干扰通信电波等不一而足，从反面要胁、牵制民主文明国家，如前伊拉克炸毁本国油田，人为造成国际油荒及世界环境污染。由于对人民控制过严不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从封建时代开始，专制霸权者就慢慢自发的让平民有一定生产自由，甚至分配农民有限的私有土地。到了现代，因民主社会全民自由、飞速发展的强烈对照及民众抗议，使专制霸权者一方面不得不给予人民更多自由。专制霸权者也知，人民只有享有充分自由，才能创造最大财富；只有公平保证劳动者自身利益，他们才会积极生产；但是，自由的惯性必然会要求、产生民主人权。经济自由使专制霸权者难以控制民众，甚至失去特权阶级经济上的至尊与统治地位，这是特权们不心甘情愿的，故，另一方面，现代霸权者基于轻重相济的两手，又一反常态，完全剥夺农民公民的土地所有权，显示专制霸权历史演进中“正常”的必然倒退。另外，现代科技的应用使大量的或主要的财富生产无需凭藉多少土地、甚至无需土地；因而，现代专制霸权都不以控制人民及土地为己足，还必然要—— 三.限制并随便侵犯人民的任何权利，以驱使生产又确保霸权绝对强势 为了方便又无后顾之忧的统治，古代奴隶主专制霸权者只採取一种措施，就是以暴力、胁迫的方法直接全部剥夺奴隶一切权利，包括本能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者不敢也不能抗拒或非议。但约束太死，也物极必反，奴隶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就会拼死反抗、起义，如古希腊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或拼命逃遁致无人统治区，凭双手自由生存，如此反复，使霸权奴隶主也防不胜防，甚至导致奴隶给当朝统治毁灭性打击。如中国秦朝暴政下，逃难的民众躲在湖南省沅江之畔的小洞深处竟然能在那里悠然自得、隐蔽生活几百年而不被外界所知，终成闻名中外的世外桃源，这主要得益于他们自发的实行村民大会选举、公决等民主与自由平等的制度或叫惯例。它可称得上中国专制霸权最早的一国两制。可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问世后，霸权者也把触角伸入，以专制霸权覆没了这唯一民主、自由与和谐的世外桃源，使之坠落回世内的专制霸权凋零里。 基于民如水，堵不住，就只能疏的道理，到了封建社会及现代专制霸权社会便採取暴力、威胁加欺骗手段，软硬兼施、明暗并用，根据人民各种权利的危险程度来定剥夺、限制加随便侵犯的手段：对政治权利是全部剥夺，因为这涉及到专制霸权统治的根基，如中共等专制霸权国家禁止公民自由选举、公决甚至搞民意测验等；对经济权利是限制加可随便侵犯，只有让劳动者有一定的自由才能有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为特权者增多财富，如中共就从统治前期的奴役式人民公社劳动变为“改革开放”的承包责任制，但基于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忧虑，唯恐民众有经济力量与专制霸权上层政治抗衡的威胁，除了必须确保国家主要产业、不允许民间涉足基本的高端的可危及政权的行业如能源、军工归专制霸权者直接控制外，还必须保留政府对平民财产可随意侵犯权，如共产党国家的强制徵收但无等价补偿——如果等价交换就不能减弱平民的经济力量，不符合专制霸权加特权经济独大、永处于绝对优势的准则。还有五花八门的没收、罚款等，之所以屡禁屡增、明禁暗涨，就因这些手段符合专制政权本身要与时俱进、削弱民间财富的整体步骤；对思想言论自由是剥夺、对人身自由是限制，虽然个体人身自由的危险大过言论力量，但若是愚民，任其自由行也不会有多少危害、逃不出专制霸权如来佛的手掌心，故，中共现已放开了部分国民去香港、澳门的自由行，就因已确保这两特区依其基本法不得允许人民在当地从事反专制霸权国家的言行，连本与政治无关的法轮功也在两区基本绝迹了；即使是刁民，也力量单薄，大不了是群乌合之众，不够军警过枪瘾；而言论自由则可戳穿专制霸权假像、启发民众正义觉悟，一呼百应，故，必得剥夺，严密防患于未然。 由于古代奴隶制全部直接的剥夺很简单、划一，加上奴隶们大都应是文盲，就无需制定成多少法律；而封建社会及现代专制霸权因民众已有一定的权利与自由，随时会触犯特权的利益，为免防不胜防，就须予先颁佈法律，使民众不致于乱犯。可见，法律并非民主社会的产物，只是在民主社会，法律是由全民或其代表制定的作为抑强扶弱、匡护正义、防止自由滥用而侵犯他人自由、保护民主的工具；而在专制霸权社会，法律则走向正义的反面，成为专制霸权的帮凶、特权的载体，成为予先全面剥夺、限制人民权利的最好手段。剥夺政治权利，就使民众无论经济上如何发迹，都不可仅凭能力、实力掌握政权或参与政权，在中共社会，最多只能靠大笔捐款加行贿卖个徒有虚名的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当当；限制经济权利，就使民众在经济上无论如何聪明能干、勤劳俭朴也不可能主控经济的流向而能牵制专制霸权政局，也不能超越权贵而使特权的威严、尊贵降级。至今，中共官员公开宣示的“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及蔑视纯洁的民营企业家，就因为任何民营老闆创造、积累财富都千艰万难，又不保险，会遭随时的剥夺，也难以钱直接购买到官位、权贵，而特权者只需动动口笔就大笔财富滚滚而来，常常是想要多少就是多少，如现在已流行行贿送空白支票，由官员自己填钱数；同时，专制霸权的法律无不故意留下伏笔、或模煳条文，以便他们方便侵犯人权，甚至直接规定可随便侵犯，至多只需找一个藉口，如中共关于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规定，对职工大会已选出的厂长、经理，行政机关领导可随便改变；又如中共的“市场经济”中对钢铁、煤炭等先垄断后放开又垄断，都是凭特权者的意志与利益的取捨或轮流坐赃而任意改变。具体论述在下一编。

引言 非典 、爱滋病、毒品、跨国黑社会、恐怖组织等都是威胁、危害人类的灾难、邪恶，这些灾难突发性或长期成为社会公害，危害人类。儘管，由于它们：1、本身危害的赤裸裸性，使人们多数会本能地对之保持警惕或抵抗；2、不是以国家政府名义在运行，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潮流或人类生活的主宰；3、它们或全部或局部可被人们的能力所控制，尚不足于摧毁人类主体。但是，只要滋生这类邪恶的社会环境还存在、并不断恶化，那麽，这类邪恶的危害就会继续肆虐还随时会产生新的邪恶。非典型肺炎可能是因病态体制社会的人们贪食珍贵野生动物所遭致的大自然报复才突然也是必然而至，让中国人措手不及，或者是因霸权邪恶政府秘密生产的生化武器因技术或管理问题而洩漏、又超出了作恶者的控制能力而过早遗害人间，并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致几百人丧生，关键是始终未能查出病源或哑巴吃黄钿、不便爆出确切的病源，也未能确定有效的诊治措施。儘管暂时可能因病毒变异而意外的自生自灭或系统调控而偃旗息，但是，若社会病态依旧，则“同病相连”、相生就仍然不可避免，或政权邪恶膨胀，则不择手段打击外国、危害人民的生化浩劫还会死灰复燃、燃烧人间；爱滋病产生于丑态体制社会的长期性乱、贫血及医疗落后、行政腐败等，已波及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导致成千成万人之痛苦、死亡，且不断漫延，至今也无有效的救治方法，儘管尚在人类控制中，但是，只要社会丑态依旧，无真“爱之病”就会继续恶变成“爱滋病”；毒品本是人们谈“毒”色变、唯恐中“毒”的东西，竟然不少人如获至宝、如痴如醉，并前赴后继的贩毒吸毒，流传世界。它主要根源于物质与精神二大因素：国家制度悖理导致物质贫乏而放纵毒品的种植与交易，如缅甸前军政府、老过共产党政权及泰王国北部地方专制政府允许人们种植鸦片、提练海洛英等毒品，及阿富汗前塔利班专制政府鼓励人们改种鸦片等，人们因饥不择食而饮鸠止渴或因政制恶劣、社会腐朽而致使人们精神苦闷、迷茫才通过吸毒求取虚幻解脱。只要社会体制导致的物质缺乏、精神迷茫依然，毒品仍为少数人痴迷、接受而扩大社会的中毒反应；黑社会团伙之所以能在光天化日的社会中存在、横行，是因为有社会政权人物的宠罩，以致成为社会政治体制黑暗下的民间投影，处处表现政权黑暗的种种阴险；至于恐怖组织无非是黑社会的扩大化、“先进性”，使用极端的手段来威胁、危害人类，是其向白色恐怖的恶性进化。但因其手段极端残酷，只能受极少数天性险恶或受蒙蔽者追捧，不会成为大众的行为，也就不可能摧毁人类主体。而且，恐怖对他们而言也是手段而非目的，并非为恐怖而恐怖，其目的是要以威胁、霸道的手段来控制人类社会，以实现从黑社会向白色恐怖社会的转化，实现它作为组织的完整构成——能管理一定数量的人、控制一定地区，满足公开的骄奢淫逸、耀武扬威，从而改变长年地下式的紧张的恐怖活动，以公开的恐怖方式来巩固恐怖成果，即，建立自己专门垄断一切政权的制度，以法律制度的恐怖来代替武器的恐怖。这种由固定组织霸佔一切政权，并以恐怖的法律制度及公开的恐怖手段来维持的社会区域就是专权制度的政治体制，即专制霸权政体。可见，专制霸权政体就是这类危害人类的最恶性、最大化的极端形态与邪恶集合体，如中华民国初期专搞打家劫舍、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借军阀溷战、日军入侵等趁火打劫，最后侥倖夺得政权，巴勒斯坦专搞恐怖活动的哈马斯组织从民间起家到获得政权等，它是危害人民的罪恶总汇，又是滋生无数种罪恶的源泉，即，就是危害全人类的罪恶渊薮。< /SPAN> 由于专制霸权社会来源于或依存于这类邪恶，当然只会放任、甚至故意滋生这些邪恶来服务于专制霸权。专制霸权制度必须借助恐怖的手段才能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少数人盘剥、压榨大多数人的腐朽社会。霸权制度的社会就是一个与人类平等、和平相处的白日社会相反的黑社会，而毒品、爱滋病等邪恶、病毒最流行于黑社会群体中，黑社会则盛行于专制霸权社会的无能与腐败里，从古至今的屡屡瘟疫和由军警政客支撑保护伞而称霸一方的各地豪强帮会等就是明证；黑社会每每成为官吏腐败的帮凶，而黑社会的恶性发展即为恐怖组织，更是专制霸权政府对内越法镇压、对外肆意侵略、恫吓、扩张的最好帮手，如阿富汗塔利班专制政权就庇护基地恐怖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纵容哈马斯恐怖组织等等。可见，专制政权与邪恶现象、邪恶组织从来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互为表里。 那麽，究竟何为专制霸权政体？奴隶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到现代专制霸权政体也林林总总，遍佈全球除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主要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外的三大洲，占世界国家的大多数、人口的绝大多数，土地超过半数，而且，国名各自不同，不乏打着民主、共和旗帜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明明是专制霸权、等级制度，却称“共和”；明明是独裁、一党专政，却称“民主”；明明自己才是彻头彻尾的霸权，却相互和唱“反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美欧等民主国家在国际上既无要求联合国或国际公约赋予法律特权，又只是基于保护人类人权的正义而为正被严重不法侵害的国民伸援正当防卫，如抗击日本、德国法西斯，解放被前伊拉克侵佔的科威特等；在国内更是实行充分的平等的民主，任何人可自由成立或加入任何政党，参与公平公开的政治竞选，都只以获得全国人民最多票者胜任政府权力，即：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且，实行三权分立来制衡、议会多元且至上、司法独立又稳定，使任何执政党、总统等都无权控制全部国家权力，更不得强行终身或世袭把持等等（限于本书主题，对民主制不作多论述）。故，无论国内国际，美欧等所有民主国家哪有霸权——强行霸佔他人他国权力之措施与错误？！ 另外，专制霸权国家执政党的名称也多种多样，分共产党、社会主义党、复兴党、人民党、革命党、劳动党等等。名称只是表面形式，关键是其实质均符合专制霸权的构成要件。正如在民主国家里也不乏有共产党名称的党派存在，有时也参与执政，甚至单独执政（在行政机关内），如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摩尔西多、尼泊尔现执政的共产党（毛分子），但民主国家里的共产党与专制霸权国家的共产党是名同实异，前者是作为多党政治里平等的民主成员，后者则是一党专政的独裁者；前者只能採取和平的竞选方式在法律轨道上执政，以民意为本，后者是以暴力加欺骗去夺取政权、独霸政权，藐视民意或强姦民意。 至于社会主义的名称更是现代国家的时髦语，不论民主或专制霸权国家都爱用此词，只因其“以社会为主”的含义是现代社会的本然而已。而且，所谓资本主义，既不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也从来不是欧美等民主国家的法定名称与内在主体，只是共产国际从其鼻祖马克思开始强加的，是马克思主义颠倒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係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民主社会的法则、主义（主要道义）是全民自己作主、以民为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从来就不是以资本为主，在政治权力方面，如以选举罢免来决定政府人员及以创制複决来决定国家大事等，无论个人资本大小都机会平等，只有一票，效力同等；在经济权利方面，无论个人因继承等先天资本多少或官位血统如何都机会均等，且法律的天平倾向于护助弱者，如提高徵税起点并以累进制徵收高达总额一半以上的遗产税，以儘量平衡贫富者在同一起跑线上，并强制保障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创业贷款税收优惠等，以便弱者能后来居上，而且，原则上国家一切产业如军工、项目如监狱、土地能源均不得由政府垄断，都可由民间竞争、拥有，中国民主国父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更提出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最大限度排除党派政府挟公权而私用，儘量保障弱者，但又培养强者，防止平均主义带来的无竞争、无进步，从而不仅不断营造出比尔盖次之类的经济巨人，更使富豪们从不恃强凌弱、持才傲物，而且不偏袒、不遗留财富给自己血亲子女，只把几百亿的巨额身价财产平静的习惯性的捐献给平民大众；至于精神人身权利方面原则上绝对放开，只要非即时的暴力鼓动或侵犯他人同等私权，任何言行都是允许的，曾包括鼓吹应该但非立即以暴力推翻民主政府的共产主义邪说，目的就是确保从积极方面人人充分发挥想像才智，从消极方面以便社会的任何弊端能儘快发现并排除。可见，诬衊、咒駡民主社会是资本主义，是以共产党为主的专制霸权国家溷淆视听、颠倒黑白，转移人们关注其一党专政之政治邪恶的伎俩，也是其经济始终停滞落后而自欺欺人、自我解嘲的阿Q精神。 那麽，如何从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特别是当今世界纷繁複杂的国家地区把握住全部专制霸权政体的脉络与实质，揭穿他们的画皮，还原他们的真相，并找出他们必然腐朽、应该灭亡的逻辑规律，即构成本书的神圣篇章。

论危害全人类的罪恶渊薮—专制霸权政体 序言 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卢索的《社会契约论》打破了笼罩全球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阴霾，迎来了民主宪政的曙光，以致三百多年来，民主社会高歌勐进，对民主探索的理论着作也汗牛充栋，对封建专制抨击的文章书籍如遍地星火，但仍止于星星之火上：或局限于一国一民族之内或主要针对严重的事例而缺乏对其本质与逻辑的解剖，始终未揭示其必然腐蚀、应该灭亡但又万般欺骗、垂死挣扎的规律，就没能唤醒、联合全人类共同对敌。因而，专制政体仍然牢固盘据全球过半数大地、主宰着大多数民众，白色恐怖加滔天谎言，使人民终年风雨飘摇或茫然无靠，并导致民主社会上空也时常乌云滚滚。 儘管民主社会更高更快更和谐的发展有赖于全人类的平等与均富，因为只有全世界人人平等，才有更大的平等竞争，才有最广泛的活力与动力；只有各国平衡均富，才能排除并防范绝对与相对的经济危机。故，民主国家不偏求自身奢华与强势，顺应自然规律，积极追求、推进世界平等自由，全面投资、援助专制国家，使它们才一改千年专制时代停滞、愚昧、落后的历史而有了现代繁荣，但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的诬衊咒駡与其政府民间的恐怖炮声、环球狂刮的污雨腥风与随科技同升的人类劫难、极少数专制特权者的骄横淫威与全球大多数人民的危机重重。 当民主社会政治侯选人凭正义廉洁公平竞选，以取信于民、决定于民、服务于民时，现代专制仍大搞奴隶社会一脉相承的腐朽等级制、终身制、（变相）世袭制，广大平民根本与权力无缘或者其徒有虚名的选举则是公然强姦民意甚至以刺刀做笔、以民众鲜血为墨来圈点钦定的红色侯选人； 当民主社会人民千辛万苦发明新科技时，专制国家却对此大肆窃取、无耻盗用或滥用于假冒伪劣商品及军事屠杀；当民主社会征服大自然又珍爱大自然，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时，专制国家却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或以邻为壑而肆意破坏环境、败坏河山、使绿洲也变成荒漠；当民主社会人人平等博爱、国国互通，正不断消除与自然相悖的国家限制，民主地走向和平统一时，专制国家仍然划地为牢或武力扩张，从几千年的万里长城到朝鲜的三八线等筑建封建割据、撕裂自然的城牆堡垒或公然吞灭科威特、日夜威胁以武力统一台湾……在以中共统治的大陆为主的专制国家，如果允许冤民上首都喊冤，怨声载道的冤民们将超过北京人口； 如果允许人民求生迁徙、自由乞讨，难民乞丐将拥挤于各大城市大街小巷并超过其人口；如果中共销售给广大平民的食品都按国际卫生标准来真实检验，其有毒有害的成份几乎使无人敢吃；如果平民住宅的装修都以国际安全标准来检测，其辐射毒害的材料几乎使无人敢住；如果中共等专制国家的实业生产都按国际环保要求的最低标准来运营，几乎都应关闭、会倒闭；如果不大肆造假虚报，中共等专制国家的实际生产收入不及其公佈的十几分之一，如中共毛泽东时代亩产300斤却报称10000斤、钢产40吨近一半还是劣质却报称500吨，本世纪前后江胡统治时代全国统一虚报，仅湖北省某县统计员实在造假数字也造累了，便以“欧阳书宝”——我要虚报的姓名谐音杜撰出八笔几千万元生产收入，从而共同完成了统计全县当年国民收入超十亿元假数的光荣任务（还是据2005年中共重庆市“自家”刊物《共产党员》），这就是中共“与时俱进” 的造假数术！ 要麻痹民众、溷淆民主国际视听，就唯有在经济资料与借助民主国际科技、资金而来的表面建设上造假、大肆虚高，这最方便又难查证。其实，中共等专制国家所谓经济高速发展根本不合逻辑：如果几十年来其生产率大都在10%以上，按推算，中共经济早就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国，甚至已超过世界总和——经济生产发展决非靠官员的计画与鼓吹能成，必须也只有靠每个劳动者创造性劳动，但在奴隶王国式专制政权无限且任意垄断一切而致僵化与腐败、害怕人民觉悟与自由而全面压制、害怕人民具有独立能力而百般剥夺下，广大劳动者决无生产积极性、更无创造发明力，又岂有经济发展？！也决不可能仅凭与非洲落后国家同样的所谓金融稳定就可摆脱困境、独树一帜，因为金融不是实业，本身并不能增加财物！腐烂的政体之树岂能结出丰硕的经济果实？！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从来就无採取专制霸权、剥夺人权的最无人性的本质奴役式社会有过真正的经济自我正常（且不说高速）发展的例证！故，其经济本质上实际上只不过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奴隶式劳动的病态简单再生产加从民主社会输血并吸血时的回光反照，及疯狂出卖资源、无限盘剥劳动者、透支后代生存环境而来的原始积累；如果允许作民意测验，至少有95%的人民包括五分之三的普通执政党员会如火山喷发：要立即彻底终结这万恶的一党专政！……但，一切都被专制政府的屠刀加欺骗所严密束缚中。 这决不应是茫茫宇宙中一个有生命星球上生灵应有的现状，决不是同为最高灵性的人自然存在的截然相反的巨大差别。大自然赐与人类最高的无限的灵性，是让我们能尽力儘快、无限探索、开发那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星际。如果一种社会制度造成一部分人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又禁止其他人反抗或逃避，显然就是最大最根本的罪恶，甚至恶过虽是弱肉强食但动物仍有自由的凶残野兽王国，不仅使人的智慧只能恶性发挥于相互欺诈、残杀中，还会殃及其它生灵与大自然，特别是借助现代高科技滥发危险武器，更易使人类、大自然面临整体劫难。因为，大自然、大气及人类是有机的整体，如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人身，一国一地的罪恶制度衍化的众多毒害细胞必时时扩散、危害到这世界人身的其他肌体与功能。在这一生命体内，面对罪恶的癌症细胞，人体没有后方、没得侥倖。 从几千年人类历史如同动物野兽之间从无间断的国内国际撕杀到现代法西斯发动二次世界大战，从前伊拉克暴政肆意卡断石油供应、扼杀世界原油之供血系统、焚烧油田又污染海洋大气到恐怖分子借助民船客机纵深炸毁成万名商界科技精英正工作的美国纽约中心的双子塔——现代世界发达、文明的标志，进而在印度孟买毫无理由、毫无人性大开杀戒并专挑英国美国以色列无辜游客肆意屠杀……专制暴政的凶恶已几万倍于野兽，并随时会膨胀成魔鬼，人类生命共同体己避无可避、防不胜防，而且，越是正义、善良的人民，越是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就越会首先遭殃！专制与民主根本对立，不能同存。民主社会包容专制霸权终遭农夫与蛇的悲剧。 如不能儘快彻底割除这肿瘤、根治癌症、消灭吸全人类血的寄生虫，世界人体要麽就长期撕杀不断、甚至同归于尽，要麽就会倒退并永存于野蛮的停滞的非人的奴隶专制社会——实质是野兽主宰动物的变异。人与奴隶的区别不在于奴隶是被脚镣手铐、被迫劳动的人，而在于是否被剥夺一切或主要权利。 没有那些基本人权，人就不能算为人，平民就只是奴隶——被统治、宰割的客体——如同牲畜，而主宰牲畜的统治者必如野兽——人面兽心、野蛮阴狠、兽性大发，而盗用、借用、滥用现代科技更会恶化成魔鬼，随时随地导致如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祸国殃民、如邓小平镇压学生、江泽民镇压法论功成员的人间浩劫。如此人类社会只能徘徊在弱肉强食、原始状态下的生死轮回中。人类不能再耗、不能再拖、不能再等！必须找出、消灭那肆虐人类几千年历史并在现代更倡狂又万般变异的罪恶根源、癌症病毒，以儘快使人类生命共同体心身健康，形成全人类的和谐及更高速发展，并惠及宇宙星际。 这就是本书的初衷与使命。超出一国一时一事的局限，横向上把全世界现存的专制国家作为整体研究范畴，纵向上依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证，对象上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依人本性、大自然特性解剖其本质、推理其逻辑规律，揭示出专制政权并非只是极权政体，而是真正的、彻头彻尾的、邪恶的霸权政体，违反社会契约论关于政府必须得到全民授权的普世准则，溅踏“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王国的根本区别，只凭暴力加欺骗霸佔国家全部政治权力、社会主要经济权利、剥夺或根本限制基本甚至全部人权，使权势者变成恶霸魔鬼，使人非人、使人毁人。被专制霸权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因没有政治权力，就只如维持生存的动物； 没有相应的经济权利，人就丧失了有择业自由的动物权而只如植物；被剥夺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精神权，人就不如虽不能乱动但有表达自由的植物，而陷入如同牲畜变异的怪物！在人都成怪物的社会里，被统治阶级连平民的身份都并具备，平民只想只能过平凡日子也不易、难得，因为政治、经济不公平，被统治阶级只有愤愤不平，只应是不平之民，加经济与精神上的贫民（本书就均称为贫民，与霸权相对）；社会只会失平和，而强压下的表面平静只是包裹着腐朽连连与不断沸腾的死火山！ 对此怪恶丛生，荒谬不经，专制霸权社会势必外表百般掩盖，并以怪为荣，使邪恶成为正统、正常，如毛泽东动辄搞百万红卫兵大检阅、朝鲜一直强制人们观看的万人整体划一歌功大合唱，从自封为天子的帝王、父母官到所谓“为民作主”而排除由民作主的一党专政，严禁人民瞭解真相与自由言论，垄断舆论宣传来全面造假、蒙蔽世人，并借助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去诬衊、贬低民主又曲线粉饰自我，使人民在精神（如中共第一代毛泽东领导的实际大跌倒的“大跃进”到第二代邓小平重蹈清朝未年只搞四个现代化而非全面现代化的畸形改革开放、到第三代“江湖”骗子式的“胡夸风”、“家温饱”等自编自吹）与物质上（如人吃的毒食品假药品、动物吃的毒饲料、小孩的毒玩具、大人的毒用具、家居内的毒装修涂料、家居外的毒工业农业环境严重污染等）纷纷双重中毒、避无可避，还传染、祸害民主社会的人民，并危害大自然。可见，它是危害人民的罪恶总汇，又是人间主要罪恶的源泉，十足是危害全人类的罪恶渊薮。 本书星火应该也必然成烧尽专制霸权的燎原之势，并照亮人民成立全人类民主共同体，唯有实现全人类的完善民主才是唯一根本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