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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19年11月21日 00:00
中国缺乏”现代性因子“。所谓“现代性因子”在当下体现为“个体”。更确切的说是福柯所谓的“人”死去后的个体,是蒙面的个体,是无限言说的个体。 西方宗教的个体拯救观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一并建构和驱动了“前现代号离心机”,完成了”现代性因子“的分离,从而建构了当下世界现代性结构,其目标是在意义缺失的后现代继续无限部署。 中国文化根基于有限性和总体性,却不是基于对无限性的批判性否定,而是承认并排除。 如果说上帝是无限性的需要信仰,东方的“天”就是被排除在有限之外的,无法囊括的,需要崇拜的什么东西。在这里,信仰和崇拜,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是走进一个是远离。可以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先人是无神论的(神是无限的概念),但不能说是唯物的。 我们的历史不太谈论人,更多谈论民,民便是典型的有限性的概念,而人却是无限可计数的概念。一直到中共谈论人民和民族,都是在拒绝放弃有限性的边界。无限可计数的人,需要民的概念集中约束,民主若不集中,便是洪水猛兽,这一切都是有限性观念在作祟。 同样,自由的概念本身亦是无限的另一种说法,但是在有限中,在总体中就意味着失序。这便意味着“人伦纲常”的重要性,家概念的重要性。国家的合法性只能是基于建立一个大家庭维持秩序(维稳),不管家长是皇帝还是党。 所以说中国这片土地天然具备“红色”基因是正确的。我们的历史根本上一直都是怀着共产预期与世界打交道,不断尝试的历史。也许不能说这是落后和不先进,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是结构主义的,甚至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然而问题是,结构一旦被有限框定,主义便降级为了制度,便极容易失去演变的活力。 中国当前问题是选择了步入西方文明的“离心机”,却幻想站在离心机的中心轴位(老大)躲避其离心力。然而随着世界文明向后现代过度,这个中心部位实际上成了虚假的中心,成了后现代空无内核的一种假象,无法再以政治或经济实力填充。实际上,“空”作为另一种无限的概念同样是有限思维所不能掌握的概念。有限的制度性部署需要的是致密的全覆盖,本身就是拒绝空无的。 习不管他是否自知,他做的事实际上是想将人民的概念升格为人类,扩充其治理理论的概念边界,也许可以建构一种假的无限。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除了新闻界,西方学术界基本上连谈论都不会谈论。“命”对应着“天”,天不是无限,是被抛弃的无限,是有限的剩余部分。最终即便搞出一个天下体系的细致蓝图,大概只能让西方学者当寓言故事看待。 结论,政治上,中国的问题难道不是总是计划着有限融入西方文明,并永远随时准备着退出吗?哲学上,难道不是坚持着对无限之可能性的拒斥,死守有限之秩序吗?“中国之治”和“中国道路”可能吗?如果无法将其上升为无限之下的可繁衍的理论,就只能是制度性的再次尝试,是在机会主义下放弃现代性(只接受现代化),妄图重新设计后现代的高风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