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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10年1月19日 10:30
网罗高手引导正确舆论 甘肃将建650人网评团 作者: 记者 任聪 稿源: 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昨日在兰召开   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讯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发现和培养一批引导正确舆论方向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已刻不容缓。昨日,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励小捷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今年,我省将逐步形成一支网络“高手”、“好手”、“写手”等650人的网评队伍体系。   【规划2010】   全省逐步建立650人网评队伍   今年我省要利用互联网强大的新闻聚合、在线互动等功能,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形成以50名网络评论“高手”为核心层、100名网络评论“好手”为紧密层、500名网络评论“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   网络评论员需积极关注社会热点和舆论动态,知识涉猎面宽、储备量大,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和较好的文字功底,能理性公正地分析当今一些社会现象,见解独到,观点新颖,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网络评论员可经常登录网站、BBS、博客等,了解网上信息并针对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86个县区的新闻网站年内开通   励小捷明确了2010年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具体举措:积极回应人们普遍关心的就业就学、楼市股市、卫生医疗等热点,主动设置议题,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热点,理性合法表达诉求;全省86个县区的新闻网站今年年内有效开通;做好2010“感动甘肃十大陇人骄子”评选活动,组织开展“争做道德实践先锋”主题活动和全省第二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对我省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进行梳理,面向社会征集戏剧重大题材创作项目;争取黄河剧院、金城第一戏楼建设早日完成;谋划好新的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对“社区书屋”和“社区和学校电影放映工程”等建设项目抓紧论证,争取早日列入“十二五”规划的盘子;推进党委、人大、政协、法检两院对外重要信息发布工作,协调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资助新闻发布,加强选题策划和议题设置,选择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邀请新闻发言人“自主发布”。   【回眸2009】   《大梦敦煌》成全国收益最好的剧目   回眸2009年,全省近1200万人次参与全国“双百”人物和“感动甘肃人物”评选;我省戏剧《大梦敦煌》入选文化部首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以650%的投入产出比成为全国收益最好的剧目;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对我省的报道近4000条,央视《新闻联播》110条,创历史最高;全省共举办新闻发布会257场,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主动引导了社会舆论……兰州九州开发区滑坡、天水和酒泉因冰冻造成的大范围堵车、兰州石化某罐区爆燃事件都在当天给予及时报道,有的实现了直播。励小捷说,2009年我省加强了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和热点问题的引导,既积极关注社会关切,又没有把问题炒热,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
09年11月9日 11:09
柏林墙倒塌20年:新东欧仍在经历转轨之痛 2009年11月09日10:38   新华网 柏林墙倒塌20年后,东欧转轨国家在享受种种变化的同时,依然体会着转轨带来的种种“撕裂”之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胡小兵、刘向、张章、林惠芬、孙希有、杨柯、陈璟贝、杨梅菊发自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地拉那、北京 岁月悠悠,2009年11月6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完整的柏林墙已不复存在,只有缪伦大街旁的那段1.3公里长的柏林墙还矗立在那里,墙面的画被重新彩绘一新,一些游人在画前拍照纪念,一些老人在墙下徘徊…… 柏林墙倒塌20周年将至,德国人精心准备近一年时间:如今国会大厦已粉饰一新,电视报纸每天铺天盖地在回顾和总结20年来的德国统一变迁,勃兰登堡门前搭起了庆祝的舞台,欧盟各国首脑们将应邀在11月9日会聚柏林,参加这场庆祝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活动高潮将把1000块宽约1.3米、厚0.2米、高2.5米的柏林墙象征性墙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 不过,横隔在人们心中的墙,或许无法那么轻易地轰然倒塌。 是融入,还是被吞噬 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柏林乃至东德不可同日而语。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甚至比西德还要好。 有这样一个例子,前东德生产的“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一位最近访德归来的中国专家记述在柏林帝国教堂附近看到一辆“卫星”,而“众人纷纷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猫”。 不过,一种心理失落感也相伴而生,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岁、在东德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人。 60多岁的东柏林人霍斯特·埃克特博士就有这样的感触:“我们的生活曾经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我们不打算放弃这些习惯。” 柏林墙被推倒后,东德人很快就可以买好车、住上好点的房子,但失业问题也随之出现。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德国东部的失业率是西部的两倍。埃克特博士说,东德人很在乎工作,失业对东德人就是一场灾难,西德人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如果他们失业,可以先去国外玩一整年,然后回来领救济。 有一丝怀念,亦有几分淡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东欧人都不否认剧变及转轨之后,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记者也发现,并不是每一个都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水平。 巴希雅才21岁,看上去很成熟,谈起国家的现状,她一脸的冷漠,看着远方,好像在和记者说着一个和她毫不相关的话题。 “你可以想像100美元的月薪生存有多么困难吗?”她告诉记者,由于经济危机的到来,罗马尼亚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今天,罗马尼亚人早已实现了20年前在街头高喊的愿望:“反对独裁”“言论自由”“出行自由”“民主选举”“多党制”……然而,在政坛,朝野两派相互攻讦,执政联盟联而不盟,政府重组接二连三;在街头,示威抗议频频不断,人们要求按时发放工资、确保就业、提高退休金…… 这种情况下,怀旧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如果说罗马尼亚人在1989年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曾经刻意去丢弃、毁坏“齐奥塞斯库时代”所有印记的话,如今,人们已经开始平静、客观地去谈论那个时代和齐奥塞斯库这个人物,甚至收藏社会主义时期的物品。 根据罗马尼亚著名的民调机构库尔斯的一项调查,27%的罗马尼亚人认为1989年前生活得更好,比持相反意见的人多出4个百分点;在回答“今日罗马尼亚印象时”,竟然有66%的人以“糟糕”作答,只有12%的受访者给予正面评价;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最令人留恋的方面”时,43%的人认为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基本保障是大家最美好的记忆! 不过,怀念过去并不等于人们想要回到过去。中国社科院东欧问题专家朱晓中就认为,“人们留恋的是过去的便利、稳定,而非一个社会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苗华寿也指出,“如果真的要他们回去,那愿意的人其实很少。” 事实上,今天很多东欧的年轻人并不了解那段历史。19岁的保加利亚女孩艾维特认为,今天的保加利亚年轻人一般对20年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27岁的捷克男子博智洋则告诉记者,捷克中小学的历史书里,只有古代史和到二战之前的近代史,二战之后,捷克发生了什么,学校根本就没有教授给学生。 热闹的舞台,冷漠的选民 11月22日,罗马尼亚将举行5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这是剧变后该国第6次总统选举。不过,一位曾经是工程师的出租车司机却对记者说:“我不会去投票,选举纯粹是政治家愚弄百姓的游戏。我曾经满腔热情去参加投票,希望新政权能改变我的生活,可是,现在我却在开出租车。” 这位司机的选择并非孤立现象。尽管各候选人正在进行如火如荼地竞选活动,但罗马尼亚选民对政治的热情、对候选人的期待今非昔比。民调显示,12位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将无一获得绝对多数胜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认为,目前新欧洲国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冷漠化”。 不可否认,剧变后,东欧人的确曾一度非常热情地拥抱多党制——这一在西方被标榜为最民主的执政方式。 以捷克为例,20年来,在捷克这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最多时一下子冒出来150多个政党:喜欢喝啤酒的人成立了啤酒党,关心生态的人创建了绿党,维护地方利益的人组建起自治同盟,无政府主义者为参与国家事务也建立了共和党,滋事的年轻人成立光头党…… 但在热情冷却下来之后,人们却发现,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由于政党利益的纷争,捷克政府难以出台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政策。今年5月,捷克众议院通过了政府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但总统克劳斯却在7月份否决了这一计划。克劳斯的否决并非毫无道理,但其主要目的并非强化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而是显示总统的权力和威望。 于是乎,东欧改行多党制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虽然人们有了言论自由,但无人倾听他们的呼声。 长久下来,选民自然失去热情:今年6月阿尔巴尼亚举行了该国自转型以来的第5次议会选举,登记合法选民310万人,实际投票率仅为50%。而在波兰,某个党派在大选中高票当选,然后支持率直线下降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东西方夹缝里,身份的迷惘 这些地理和外交上被置于俄罗斯与美国、西欧之间夹缝的国家,往往被称为“三明治国家”。 “三明治国家”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就在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波兰部署反导系统计划生变之后,波兰许多媒体指责美国背叛了自己。“美国向俄罗斯出卖了我们。还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 苗华寿认为,有一部分人会有沦为大国牺牲品的感觉。 正是由于东欧国家奉行的“亲欧美疏俄”政策,对俄美关系、俄欧关系影响很大,这些国家也被深深卷入了俄罗斯与欧美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当中。目前除了少数几个前南联盟解体出来的国家和阿尔巴尼亚外,当初的东欧剧变国家均已加入北约或欧盟。 然而,也有些即便已加入欧盟的国家,还是有身份迷茫。 博智洋在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时,遇到“老欧洲”国家的人们问起他是哪国人,“当我回答‘捷克’时,我能看见他们流露出不屑的眼光,仿佛在说,‘哦,他还不是真的欧洲人。’” 对于这种现象,朱晓中的解释是,“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国家身份的转变可能基本完成,但是对于东欧人融入、成为‘欧洲人’,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可能还需要另一个20年,可能更长。”
09年8月4日 17:29
萧梁:接受资助甘当海外势力政治工具 公益维权面具遮盖滔天私利——许志永和公盟的必然下场 一直以法治和法律名义制造热点新闻的许志永和公盟终于成了舆论漩涡的中心。7月中旬,因偷漏税被处以142万元罚款,同时“公盟”公司被北京市民政局勒令关闭,这件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新闻的执法行为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志永带头喊冤“苍天在上”,拥趸们煽动民众声援,不明就里的网友在诱导之下想当然地将此事件理解为政府部门“暴力执法”。因此,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伪正义态势,理智的声音却廖廖无几。 暂且不说税收和民政部门查处一家公司的违法行为有何不妥,目前言论的严重失衡才最令人担忧,种种迹象表明,以炒作博得公众同情是许志永及其创办的“公盟”的一贯手段,此次遭受查处恰好又成了其“申张正义”的借口,大肆喊冤使普通民众忽略了违法行为本身,转而把注意力放到“执法不公”和“社会良心”等方面。许在事发后的一篇博客中公然写道:“142万的处罚,也许对很多企业而言都算不得什么,可是对于公盟而言,这是残忍而邪恶的,这不是对公盟的处罚,这是对毒奶粉受害的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遭遇物业公司欺负的业主、为内心正义奔走呼号的上访者……是对千千万万最需要帮助的无权无势者的处罚,这处罚丧尽天良!”许志永把政府部门的执法行为称之为“残忍而邪恶的”,把公司违法所受的处罚转嫁到“毒奶粉受害的孩子、打工子弟以学校的孩子……”身上,实在有些无耻,完全是以赖皮手段在混淆概念。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许志永及其“公盟”的行径,寻求深层次的真相,就会发现其背后的触目惊心和险恶用心。 一、借法律事件炒作出名,目的是塑造个人影响力。 一、借法律事件炒作出名,目的是塑造个人影响力。 许志永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大学教师和执业律师成为公众眼中的名人,发端于著名的孙志刚事件。正是这个法律界和所谓民间维权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让许志永尝到了“新闻炒作”的甜头,成就了他日后的“伟大壮举”。我们不能忽略以法治事件推动完善法制建设的社会作用,但是以偏盖全地夸大其作用便是蛊惑人心了。“名人效应”为许志永迅速集聚了影响力,在市场经济中,影响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财富,并呈现几何式的良性膨胀。因而,不难发现之后很多轰动性事件中都出现了许志永的身影,为弱势群体打官司和借势媒体使他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噱头越来越多,他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通过组建不合法的公益组织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达到其个人目的。 二、打民间维权旗号,逾越法律和制度,挑战政府公信力。 二、打民间维权旗号,逾越法律和制度,挑战政府公信力。 在百度词条的搜索中,关于许志永的介绍是:“中国人权活动家,维权律师,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北京邮电大学教师,民权团体‘公盟’创办人。”这个复杂的身份结构直接体现了许志永本人的复杂性,其中人权活动家、民间维权领袖、公盟创始人等字眼早已超越了其学者和人大代表的身份,这种半官半民半学半公益的多个名头成了其变脸的道具。 说句实话,如果许志永果真致力于民间维权事业,为何不干脆辞了多重职业而彻底去搞维权?如果他真想要推动法制和社会进步,为何不倡导以正常渠道维权和行使人民代表的身份为老百姓说话,反而以“民间维权领袖”自居,专揭社会的阴暗面,迎合个别事件中民众的非正常心态? 诚然,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行为令人深恶痛绝,社会基层聚集了很多社会矛盾,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此时,从大局出发,维护社会稳定是重中之重,个别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执政群体,正确引导群体的情绪,通过法制手段疏导并解决问题才是正途。然而,许志永等大力倡导的民间维权,摒弃了人民代表建言献策的合法渠道,常以指责政府部门的错误为主线,以告倒政府部门为荣,企图通过新闻炒作逼政府部门就范,恰恰是在误导民众强化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解决社会矛盾应寻求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框架下的合法渠道,然而许志永最开始创建的“阳光宪政”,从名字上就透露着西方民主宪政的意味,已然在抨击现行制度和法律体系,企图以个人英雄主义和西方价值观去推动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改革,这种作法并非会达到其所宣扬的“社会进步”的结果,反而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 三、具海外资金背景,涉嫌成为敌对势力的间接政治工具。 三、具海外资金背景,涉嫌成为敌对势力的间接政治工具。 公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什么样的状态生存?它真的是公益性组织吗?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许志永和公盟的真实面目。 公盟事件后,有媒体开始探讨民间NGO身份尴尬的问题,似乎是官逼民落草为寇,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很多新生事物要逐渐认同,很多制度需要一点点完善,在相关政策没有出台之前,打擦边球的行为是没有资格喊冤的,既然按照现行规定,有些组织不能以民间社团的形式出现,那么工商注册为公司自然就以企业来论,在企业的外壳下做所谓的公益事业是难以特殊对待的,公益组织的“自认”和官方的认同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以公益性来逃避税务部门的核查是没有道理的。 公盟无疑还是以公司的形态存在的 ,不具备合法社团的资质,也自然不是公益性组织。那么,它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资金在支撑这个组织的运行就值得玩味了。如果像许志永等所言确是一家公益组织的话,许志永的个人收入从哪里来?这个组织完全是他和同道们在投入吗?从各种新闻报道来看,许志永没投入什么资金,而大多数来自社会各界的募捐,甚至来自有着法律诉求的当事人,那么,一边喊着为弱势群体主张权益,一方面又号召他们捐钱,其公益性何在? 更令人怀疑的是公盟来自西方的大笔资助,不同于健康、环保等组织的国际合作,这种被许志永等称作项目合作的形式很容易产生政治上的联想。公盟近几年来一直都在关注人权状况、弱势群体的不公待遇、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司法纠纷等,恰恰是西方意识形态最为关心并想方设法诟病中国的几个方面,特别是人权等等敏感问题。而公盟公开从司法角度指责一些政府部门的不良行为,并通过所谓的影响力聚集了一批背着大堆上访材料控拆政府的群众,掌握大量阴暗面的线索和证据,这给西方舆论恶意攻击中国提供了向导,他们希望看到中国的百姓聚集力量痛恨政府,给政府部门施压。那么,西方提供的资助是否在学术和公益合作的外衣下有这样的居心和政治目的就需要深刻思考了。 四、借公益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 四、借公益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 在如今合法的公益组织也屡屡被曝套取资金等丑闻之时,公盟这样半地下的组织会是纯粹的公益维权吗?公益的尺度如何衡量? 早有人曝料说许志永是在借公益维权的名头牟取私利,一位曾找到公盟寻求法律援助的当事人说,公益就只是一个说法了,没有钱是打不了官司的,他们(公盟)会选择能产生社会轰动效果的案件,或者偏重于经济维权的案件,可以提取高额的回扣,和其他律师团体没什么两样,公益性案件就是做做样子。公盟近期不断炒作民营企业家受不白之冤等案件,其实目的很简单,帮这些企业家洗脱罪责名利双收。 公盟事件后,有关人员也承认公司财务管理存在不规范的地方,把税收之过推诿到会计身上,实在是掩耳盗铃。许志永更是在博客里称自己是“一个只剩下信仰的穷人”,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表白“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人推测过,许志永以公盟为平台,造名造势,敛财有道,身家早过千万,其中不乏真正穷人们的血汗钱。一旦当事人从案件中获得赔偿,许志永总是会想方设法捞上一笔。 如果在公盟的财务账上只有捐助而没有营业性收入,只有为当事人掏钱而没有提成,因而白白地交着营业税,根本没有所得税,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税务部门如果不查实其有违法行为就下发告知,就更是天大的笑话了。 “逃税门”是一个好的契机,彻底查清许志永和公盟的违法行为是当务之急,舆论也要清醒一下发热的头脑,不要被喊冤声糊弄得没了立场,真相必然会揭开,许志永和公盟的下场必然如此。 http://www.zyzg.us/thread-2005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