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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09年11月28日 22:18
东欧最近几年的反共浪潮也是事出有因,而且很有意思,下面的文章感兴趣的可以一看。 [节译]齐泽克:柏林围牆之倒塌二十年 週三, 2009-11-11 02:36 — 阿野 (原刊十一月九日the new york times。经译者节录及加上小标题) 今天是柏林围牆倒下的二十周年纪念。在这反思的时节,许多人都强调当年事件近乎奇蹟的性质:梦想终于实现了,一众共产政权像骨牌般倒得一塌煳涂,早几个月还完全不能想像的情况,旦夕间便发生。在波兰,谁又能想像会有自由选举,谁又能想像莱赫‧华勒沙(前团结工会的领袖)能真的当上总统? 可惜,接手的资本主义民主现实,却将丝绒革命朦胧的神圣无情地吹散。人民以不同方式发洩其理直气壮的失望:有些人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年代的美好日子的乡愁;右派则发动民族主义的民粹运动;更新近的,则表达为迟来的反共妄想症。 比较有趣的是近年于匈牙利及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复辟的反共浪潮。二零零六年秋天,反对执政社会党的大型示威把匈牙利折腾了好几星期。反对者把经济危机,归结为因为执政的是共产党的承继人。虽然国家的领袖乃是民主选举产生,但示威者否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尤有甚者,当警察出动回复市面秩序,有论者则把情况比喻为一九五六年的苏联军队镇压反共叛乱。这浪反共的恐慌,甚至慢延到符号领域。二零零八年六月,立陶宛立法禁止公开展示鎚子和镰刀等共产主义像徵,连苏维埃国歌也在禁止之列。二零零九年四月,波兰政府建议将对极权主义宣传的禁制,延伸到共产主义的书刊,衣服等其他物品:不要穿哲古华拉的tee,随时拉得。 在斯洛文尼亚,难怪民粹的右派对左派最大的攻击,就是旧共产政权的「残馀势力」。如此令人窒息的气氛裡,任何新形势和新挑战都被化约为旧斗争的重複,有些极端的说法(不止斯洛文尼亚,有时波兰都一样)甚至认为,同志平权运动及堕胎合法化运动,都不是过是邪恶的共产主义意图令国家道德沦丧的阴谋。 误认再误认 反共力量的复辟,究竟是哪裡来的力量?在这些国家,不少年轻人对共产党统治甚至连基本的记忆都从缺,这批反共「老鬼」何以突然咸鱼翻生?这波新兴反共力量的回答,一句到尾: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远胜社会主义,为甚麽我们今天仍然活得如此可怜?这话的意思是,许多人根本不相信他们已活在资本主义之下,认为他们并未享受到真正的民主,他们有的不过是骗人的面具。变天前的邪恶力量仍然把扯线公仔的线牢牢地拿着,一小撮前共产党员伪装成新的资本家及管理层。换言之,铁幕倒下是假的,所以需要另一次起义,革命必需重複。 这批迟来的反共分子未能洞悉的,其实是他们对当下社会的印象,与哪怕是最传统的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印象,竟然不谋而合:形式民主遮蔽了政治由少数富人操纵的事实。换句话说,新生反共分子无法明白,被他们批评为倒错的、伪资本主义的,恰恰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有批评指,当旧共产政权倒台,相比起民众运动的异见份子,幻灭了的前干部往往更适合成为新资本主义的旗手。当新的反共英雄还在梦想一个更公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时,前共产党干部已是不惜一切使出他们新旧的下三滥手段,务求令自己儘快投入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划,与及市场效率冰冷无情的世界。 更刁鑽的难道不是以下这些共产主义国家麽:一方面让资本主义尽情绽放,另一方面却紧紧抓着政治权力。论这种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程度,恐怕连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犹恐不及。在这种疯狂的双重颠倒中,资本主义表面上是压倒了共产主义,但这场胜仗的代价,却是共产主义者在自己的大厅裡,把资本主义狠狠击败。这就是中国今天为何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向来都被认为是双胞胎。到今天眼见资本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遍地开花,许多论者还相信政治民主最终会降临神州大地。 若这中国版本的威权资本主义,最终证实是比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为有利可图,怎麽办?若果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必然和天生的好拍档,而是其障碍物,又怎麽办?果真如此,那麽在后共产主义国家裡,对于资本主义的失望,便不应该轻率地视为人民不了解资本主义真貌,这不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着「不成熟」的期望的简单讯号。 无怨无悔的乌托邦 当前东欧人民反抗共产主义政权时,大部份人并不是要求以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他们希望的是在没有国家的操纵下过自由的日子,随心所欲地相聚谈笑;他们希望过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脑残的意识型态灌输,攞脱人云亦云的犬儒虚伪。许多评论已敏锐地指出,反对者心目中的理想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取材于统治者的意识型态。人民所渴望的——以较为恰当的字眼来表达——其实是「具人性的社会主义」。这种态度,值得回眸细看。 我不禁想起victor kravchenko的一生。这位苏维埃工程师,一九四四年出差到华盛顿是叛变了。他写了一本卖得洛阳纸贵的回忆录《我选了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本关于史大林恐怖统治的第一身记录,当中包括一九三零年代初于乌克兰的大规模饥荒的详尽记录。当时他还是个真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也有份协助推行集体化。 他最为人熟知的,也许是他于一九四九年控告法国一份周刊诽谤,谁周刊指他为酒鬼及殴打妻子,又谓他的回忆录不过是美国情报部的宣传工具。在巴黎举行的诉讼,出庭的包括苏维埃的军官及俄罗斯的农民,一场本是个人的诉讼,竟成为了对史大林统治的控诉。官司他是赢了,但当全世界还在把他捧成冷战英雄时,他却旱地拔葱地抨击麦卡锡的政治迫害:「我深切地认为,与共产主义者及其组织的斗争,绝不能够,亦不应该诉诸共产党人使用的手段及形式。」他警告美国人:「以史大林的手段对待史大林主义,最终只会落得变成无异于自己的敌人」。 kravchenko 后来亦对西方世界的各种不公平越来越敏感。继《我选了自由》,他写了一本续集《我选了公义》(《i chose justice》)。他在波利维亚实验剥削较少的集体主义,在那裡,为了组织贫穷的农民他把钱都花光了。打击太大,他自此退隐江湖。一九六六年,他在纽约的家中吞枪自杀。 是否离题了?当我们都被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欺骗,复被廿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幻灭,我们只能寄望往后浪奔浪流的Kravchenko,与及他们更好的下场。找寻公义,难免由零开始。我们需要论述新的意识型态,当然也难免被贬为危险的托邦,但这不啻会令被支配的绝大部份人从资本主义的幻觉中惊醒。
09年10月8日 2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