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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08年12月4日 10:01
人类在二十世纪遭遇的最大苦难来自极权主义,它肆虐于不同的国度,制造种族屠杀、饿死千百万人的饥馑、骇人听闻的镇压和逮捕、震惊世界的冤案与审判。探讨悲剧的起因成为一代杰出思想家的责任,他们的不朽著作具有跨世纪的启示性意义,其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令人瞩目。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由三部分组成:一、反犹主义;二、帝国主义;三、极权主义。作者认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和成分是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作为犹太人的汉娜·阿伦特亲身体验过纳粹法西斯的暴政,她的沉思具有出自切肤之痛的实感;她曾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门下学习,她的政治理论蕴涵了德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和深度。这两个特点使得她的学说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中别具一格,与此同时,也许是因为这两种特色过于明显,使得她在独具慧眼的同时,也暴露了相当大的盲区,忽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对于我们是一个契机,在评判汉娜·阿伦特的回答是否周全和可靠的同时,促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重要因素到底是什么,二十世纪人类最大悲剧究竟起于何处。     反犹主义   初看起来,本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是一部近现代欧洲反犹主义发生、发展的简史,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著作,作者在一些细节上的停留,对某些微妙之处的深入挖掘,使人感到她的兴趣是在反犹主义本身,而游离于分析极权主义起源这个目的。   应该说作者并没有偏离主题,在她看来,反犹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中的主要因素,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组织结构的触发因素,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后又造成西方文明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   一般人容易认为,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但汉娜·阿伦特指出,事情根本不是如此,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被摧毁时达到了顶峰。   作者沿袭了托克维尔和伯克的敏锐观察:一般人最仇视的未见得是压迫者,而是丧失政治权力却保有财富的人,犹太人多半不关心政治,少数有政治地位的人随社会变迁被挤出权力圈。当犹太人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达到顶峰。   汉娜·阿伦特的独特眼光和思辨能力使她发现一种吊诡的现象: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产生于犹太人与其他一切民族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在封建时代,犹太人虽被隔离于社会,但由于理财经验、与欧洲贵族的关系,他们也有一定的特权。封建秩序的崩溃,使新的、革命性的平等概念得以兴起,这种平等使“民族中的民族”不再被容忍。条件越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越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因此,犹太人的条件越平等,他们之间的差异越令人吃惊。这种新的意识导致社会嫌恶犹太人,但同时又被他们的奇特之处所吸引。   汉娜·阿伦特自身的犹太人身份和敏锐的感觉在她描述犹太人中的精英被同化时充分表现出来。同化即摆脱二等公民地位,被非犹太的主流社会接受,但他们被恭维说,他们是例外,即虽然是犹太人但不像犹太人,他们是被当成“人类的新人种”,当成“一切人都是人类”的人文原则的活生生的例证被接纳的。这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有灾难性后果,这些新贵及其后代除了极力讨好别人还能干什么呢?   但是,正是这种敏感,这种对于反犹主义的某些复杂微妙方面的精细分析,妨碍了与主题的联系,反犹主义最后到底是怎么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怎么促成了极权主义的统治,本书没有提供清晰的说明。比如,人们可以问,法国的反犹主义同样强大,而且还发生了臭名昭著、极为轰动的德雷弗斯案件,最重要的鼓吹种族理论的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也是法国人高比诺写的,汉娜·阿伦特自己也说,“直到纳粹自称种族精英之前,公开蔑视其他一切民族以法国的种族主义最一贯”,那么为什么法西斯政权和极权主义是在德国而不是在法国呢?     帝国主义   探究极权主义的起源必须讨论帝国主义,汉娜·阿伦特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治,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更重要的是,极权主义的两个关键因素——暴民和种族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之内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汉娜·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制度与工业发展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终结于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与我们熟悉的观点相反,她主张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产阶级开始只关心经济利益而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在帝国主义时代,商人变成了政治家,在资本积累达到其自然的、民族的极限时,他们的信念是权力哲学,“扩张就是一切”。   虽然暴民是从资本主义组织过程之中兴起的,但资本与暴民的结合则是帝国主义政策产生之时表现出来的。只有帝国主义政治家才能利用暴民,只有种族理论才能煽动暴民。暴民组织采取将民族转化为种族的形式,这时人性的观念、人类团结的观念没有了,没有人类,只有种族,而种族之间只有征服与战争。“种族主义的确会给西方世界带来末日,因此也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毁灭……从政治角度来看,种族不是人类的开端,而是终结;不是一个民族的起源,而是衰亡;不是人类的自然诞生,而是他的非自然死亡。”   按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帝国主义时期的某些基本方面显示出非常接近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果要说帝国主义孕育或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难于解释的一个反例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最典型的帝国主义,但英国并没有滑向极权主义。汉娜·阿伦特没有明确地论及这个问题,她在英国式的海外帝国主义和德国、俄国式的大陆帝国主义之间作了区分。与海外帝国主义相比,大陆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公开蔑视法律和法律机构,在意识形态上将无法律性合理化。   照这种说法,单纯的帝国主义未见得和极权主义有直接关系,要加上对法治的践踏才能与极权主义相联系。汉娜·阿伦特的论证思路大概确实如此,她说,有一种倾向将极权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其成分和起源——似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等每一种发生形态都可以说成是“极权主义”,这种谬误会导致在寻找历史真相时误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断时得出有害结论。于是,她对极权主义的性质作了深入分析,对极权主义的特征作了生动刻画。   极权主义   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制度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它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   现代社会的危机使阶级制度和政党制度崩溃,将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极权主义运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兴起。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极权主义运动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社会,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个人化的群众的具体条件。   掌握了政权的极权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民族差别,制造一个分子化和个人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极是最高元首如希特勒,另一极是无组织的个人,不存在公民社会,也没有实质性的社会中介阶层。   极权主义政府不能用守法或不守法政府衡量,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它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也用不着废除宪法或法律,而是完全忽视它们。   在专制下,人与人的政治接触被切断,人类的行动能力落空,但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都未被触动,而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空间。恐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   极权统治的基础是人的孤独,孤独与孤立不是一回事,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它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有许多独到、深刻的观察和剖析,比如她说:   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   极权主义国家的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权力就越小,越不为人所知,权力越大;   极权主义缺少一个统治集团,这使独裁者的继任问题变得特别麻烦和为难。   不应有的忽视   极权主义是把一些大国全方位席卷的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可能想象,其起源没有经济原因。事实上,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问世前几年,哈耶克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就对此作出了精到的阐述。汉娜·阿伦特即使不愿意重复哈耶克的话,至少应该在书中提及他的观点。她不这么做显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认同。我认为,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漏掉了第一位重要的因素,这不能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重大缺陷。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指出,高度集中的指令型经济将导致失去自由,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控制人们达到生活目标的手段,控制全部经济的人将控制一切手段,将决定人们应当争取什么,应当相信什么。个体所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如此,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   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例证之一,其经济的国有化程度、集中和垄断的程度、按计划发展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也是相当高的。早在1931年,在“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基本观点和目标草案”中,德国就提出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强调“国家应通过对国民经济的监督和领导,确保民族共同思想及其统治”。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纽曼认为,“今天的德国经济有两个广泛的、显著的特征,它是垄断经济,也是命令经济”。   汉娜·阿伦特虽然提到,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它宣称自己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但她未能像卡尔·波普那样,由此出发而进一步指出历史主义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论构成了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石。卡尔·波普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说,所谓历史主义,就是主张历史受控于明确的演化发展规律,这使得极权主义者得以宣称自己认识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实施按计划的、大规模的、彻底的社会重建工程,在这样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彻底控制和改造社会。《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前几年,汉娜·阿伦特没有提到卡尔·波普的观点,看来也是不以为然。   卡尔·波普的观点具有明显的长处。比如,他提出,极权主义与人类文明自身一样古老,柏拉图的学说就是鼓吹极权主义的学说,而古希腊的斯巴达的一些主要特点和现代极权主义一致。汉娜·阿伦特则认为极权主义是西方文明内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这就无法解释在这种时间、空间限制之外而主要特征一致的极权主义现象。   汉娜·阿伦特的分析还蕴涵,极权主义起源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内在脆弱性,宪政民主、法治等内在缺陷,使得其追随者把产生于现代化和民主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说成是现代化和民主的产物。她和她的追随者矛头所向,是阻挡极权主义的防线。   汉娜·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起源的分析,既有洞见和精彩之处,也有巨大的盲区和明显的误判。她受海德格尔影响很深,思想深处有贵族式理想化倾向,对英美代议制民主怀有轻视与偏见,她的思想和风格容易在当代引起共鸣、得到欣赏,导致与她的初衷相反的后果。对此,我们应留意才是。
08年11月6日 15:18
书摘二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 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海涅说过,基督宗教的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样可以兴起和传播,但它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时,他回答说:“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另外创造一个犹太人。要紧的是有一个具体的敌人,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敌人。”1932年,有一个日本使团造访柏林,研究纳粹运动。当福格特问其中一个成员对纳粹运动有何观感时,对方回答说:“真是了不起。但愿我们在日本也能有类似的运动,只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日本并没有犹太人。”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显然就是个中高手:他们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选定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敌人。 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日本“魔鬼”所激起的民族激情。 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剂,自卑常常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 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 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这一类不可理喻的仇恨是从何而来,它们又为什么能发挥凝聚的作用?它们是我们拼命要掩盖自己贫乏、无价值、罪恶感和其他缺点的一种表现。自卑就此被转化为对他人的怨恨。而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我们会作出最坚决和最持久的努力。显然,最有效的掩饰方式就是找一些人―――愈多愈好―――来恨我们所恨的同一对象。 哪怕是在合理悲愤的情况下,我们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来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换言之是源于自卑。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我们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悲愤与恨意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直接这一点,还可以从一个事实反映出来:我们释放出的恨意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情况往往是,被一个人伤害之后,我们会恨的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例如,遭斯大林秘密警察欺压的俄国人轻易就被煽动去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因为《凡尔赛和约》心生不满的德国人把气出在犹太人身上;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饱受特权阶级的气,却拿黑人来当出气筒。 自卑可以让人产生“想象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奸犯科的激情,因为他对于那谴责他和让他认识自己缺点的真理,心怀切齿痛恨”。
08年11月6日 15:17
(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   自1951年出版后,本书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书中俯拾皆是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一针见血的比喻,风格酷似法国思想家蒙田与帕斯卡尔的随笔。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作者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的一生十分传奇,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赠总统自由奖章。生平著作超过10部,包括《激情心灵状态》、《变迁的磨难》、《我们时代的脾性》等,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狂热分子》是他第一部和最著名的作品。) 书摘一 一头栽进某种变革大业里的人,都必然怀有极度不满情绪而又不是一贫如洗,都必然相信某种万能的教义、某个不会犯错的领袖或某种新技术已经给了他们所向无敌的力量。另外,他们必然抱有极不切实际的憧憬和深信未来具有无限可塑性。最后,他们对他们要做之事所涉及的困难也必然一无所知。 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 我们参加群众运动,是为了逃避个人责任或为了得到――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免于自由的自由”。 群众运动虽然往往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抗高压秩序,但它们全速启动以后,却不会让个人自由有实现的余地。这是因为,当一个群众运动在与既有秩序作生死斗争,或是抵抗内外地人以求自存时,它的首要之务实建立团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而两样东西都需要个人放弃其意志、判断与利益。 (群众运动的主体是一些“心怀不平”者,他们常见于:穷人、畸零人、被遗弃的人、少数民族、青春期的少年、有野心的人、被某些恶德或偏执挟制的人、无能者、极度自私的人、对生活厌烦的人呢、罪犯) 暂时性的畸零人:青春期的少年、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新移民等皆属此类。这类人很容易受群众运动的宣传感染,但却不总会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徒。这是因为他们并未完全疏离自我,并未把自己的人生视为一败涂地、无可挽回。……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和成就,就足以使他们和这个世界以及自我取得协调。永久性的畸零人:在永久性的畸零人中,失意感最深度是那些有创作渴望却无法满足的人。……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最凶暴的狂热者,往往是一些本来自私但却出于某些原因而被迫失去对“自我”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把高明的利己手段拿来服务其无能的自我,转而用于服务一件神圣事业。但即便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鼓吹爱与谦卑的宗教,他们既不会去爱,也不会谦卑。 抗高压电能力部分源自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在纳粹集中营中,最能挺得煎熬的是那些觉得自己是隶属某个党、教会或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反之,所有个人主义者(不分国籍)全都陷于崩溃边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于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 奇怪的是,这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贴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变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这民族拥有一个光荣的过去和一个更光荣的未来。 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固然狂热地欢呼“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因为自我牺牲乃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它不可能是经过探索和深思的结果。所以,所有群众运动莫不竭力在信徒与真实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帷幕。 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在所有团结的催化剂中,最容易运用和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他的自我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会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 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 恨一个有不少优点的敌人要比恨一个一无是处的敌人容易。我们无法恨那些我们鄙夷的人。日本人占便宜的地方是,他们钦佩我们美国人要多于我们钦佩他们。因此,他们可以狂热地恨我们,而我们却无法多恨他们。……一个美国人对另外一个美国人的恨要比他对任何外国人的恨更凶狠。……要是哪一天美国人开始全心全意去恨外国人,就反映出他们已经失去自信心。 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因此,一个漫无目标的人要是想为生活找到新意义,办法除了现身于一种神圣大业外,还可以培养狂热的悲愤。群中运动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无穷机会。 当我们抛弃自我,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不仅抛开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抛开了个人责任。……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因此,当强制手段好不容情和持续不休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说服力,而且不只头脑简单的人会被说服,连那些以才智自傲的人亦复如此,例如,当俄国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被克里姆林宫要求放弃信念和承认错误时,他们十之八九都是真心悔罪,而不只是口头敷衍。 在危机时期(水灾、地震、瘟疫、经济萧条、战争等),因为单打独斗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各种个性、处境的人都会愿意服从和追随一位领袖。 群众运动用什么手段来强化和维系其依附者的不完整感,值得一提。其中一个手段是把教条提高到理性之上,这样,个人智慧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手段是通过经济集权和故意使生活必需品稀少,让个人产生经济依赖。拥挤的居住或生活空间可以让人少些独立性,逼使每个人每天参与公共活动亦有相同功能。……教会信徒向教会、党、国家、领袖或信条献身,亦可以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感,因为献身乃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体行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个人幸福可言,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会得势,主要不是因为漠视个人让他们敢于冷漠无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