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户王勤-1984bbs

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10年5月10日 17:56

读者周天哲学来函：学渊先生未免过于以主观尺度衡量一切。实际上，人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活，一切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只要人是在进步，就应该肯定他。进步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云飞扬的见解是对的。而那些一味把事情搞成绝对对立的见解，多半是对中国政治改革之实际问题欠缺认识，也欠缺研究。澳洲虎来函一：对温总理个人，我倒很赞同杨光“我看温家宝”一文里的看法，在共产党的贼船上，下又下不来，还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另一面又要向民众表示他是不同于其他人的，要“划清界限”，以清名流世，在政治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尤其急于表白，情有可原。但是，这也仅仅是个人行为，与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改变无关。话又说回来了，共产党里有这么一个人，在除他以外所有常委们去那盛世笙歌的世博时，他却“独善其身”地去了灾区看望灾民，这样一个“行为艺术”与扔五毛钱币者的行为艺术表现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批判和揭露共产党的错和罪上，他哪怕直接间接的只做了一点点，也是应当受到欢迎和“赞扬”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巩固” 政权时把“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连国民党，资本家，地痞流氓，黑社会都要统进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拒人千里之外，孤立自己？如温般的党内好人其实还有，在推翻独裁统治，建立自由民主社会时，体制内这样的人未必不能“团结”对待，一定条件下他还是可以当总理。但是，对作为体制里掌权的一员，不能在政改上有所作为，自然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批评，不过是希望这些人“更上一层楼”，为在中国把独裁制度改为民主制度作贡献，他们个人可以 “流芳百世”，怕也算是双赢吧。澳洲虎来函二：他们的争斗与我们的关系公民意识的增强，公民社会的形成，或许是民主制度形成的社会条件，倘有自由化倾向的领袖人物的出现，民主制度的出现就大有希望了。遗憾的是，几乎在六十年来，党内掌权的领袖人物，对自由民主的思考和稍有宽容，除胡赵之外，尚未见第三者，而今在位和争位的那一大帮，明争暗斗得热闹，在独霸议政权执政权，不给人民自由人权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中，还看不到有哪一个把民主，宪政当成“好东西”的，小薄的“唱红打黑”与自由人权法制相去甚远，胡的青帮依然不许人们议论宪政，它们之间的“斗争”以老毛的话来形容似乎更贴切：是一群大狗小狗，饱狗和饿狗之间的争斗。 “民主运动”的目标是要在人人有对政治经济的言论自由，人们的独立思考有法律保障下建立的一套所谓的“民主制度”，或者就讲是 “宪政”。那些想争权的人们，想以人民的代表出现，可以，争位，争权，都可以，但要以人民的意志建立宪政为当下的目标，哪怕心里不很情愿。前苏联的戈氏，叶氏，争权都是以反对前共产党的独裁和在前苏联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当下的中共却不同，依然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不过是在姓胡还是姓江姓薄在一党之内争罢了，国家的权力之争是容不得共产党这个小利益集团外的人置喙的。京沪蜀可以成为新三国志，毕竟是中国千年来的故事的重复，与现代民主社会差之万里。共产党是有“进步”，毛泽东是“关起门来做皇帝”，拉的是“铁幕”，现在的共产党已挡不住信息的交流，但还是尽量“过滤”，造假信息，海外的华人，外国媒体，外国学者，汉学家们常常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事实，许多都只能猜测，捉摸，分析。打个比方吧，共产党让你们看到的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有唱有伴奏有灯光的娱乐节目——皮影戏。期望共产党里出“好人”，已有几代了，中国人的希望出明君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狗咬狗，固然可以伤狗，但我们纵究还是要建立人的社会。当我们有了真正实行新闻自由，让GOOGLE们在中国大地上自由活动时，有了组党自由，有了维权的自由，有了批政府的自由，有了选举的自由，司法系统不再由（党）的书记，“纪委”来“顾全大局”，等等，或说至少中国开放了党禁报禁，像蒋经国那样的领导人出现时，我们再欢呼拥护也不迟。 ·········· 严家祺、高皋：沉痛悼念“三宽部长”朱厚泽逝世高皋：朱厚泽倡导的「三宽」政策第十三节宽松宽厚宽容以下章节来自高皋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纽约明镜出版社2009年出版）：由于经济形势欠佳，贪腐和各类犯罪猖獗，当政者忙于应付，顾此失彼，不经意中只得放松政治思想控制，而此次为扭转经济发展的颓势，必须加大开放的力度，又无形之中为自由化开大了方便之门。因清理精神污染而不得不收敛的思想理论界人士，经过一年多的蛰伏、喘息，慢慢缓过劲来，与一直为改革开放出谋献策的经济学界同舟共济，为更新理论大胆探索，并与新闻出版界通力合作，扩大贩卖自由化产品的市场。这次自由化的讯号应当追溯到1984年底。当年十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鼓起了全面改革的风帆，形势逼迫理论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但僵化的马列教条以及清除精神污染导致了倒退。在呼唤思想自由的关头，胡耀邦的长公子胡德平发出《为自由鸣炮》[1][1]的声响，为「自由」鸣锣开道。《人民日报》社又率先公开提出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当前所有的问题[2][2]，也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多理论业已过时，这对理论界无疑是一次大松绑，加上胡耀邦通过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创作自由的鼓励，鼓吹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作的重头论著纷纷登场亮相。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绩伟则开始主持起草中国新闻法，以期用法律手段保障新闻自由，促进新闻自由。一时间，新闻自由成了广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新闻报导愈现广泛、真实、深入、感人，许多见解不凡的理论探索跃然报刊，发人深省，亦引起某些意识形态主管的警觉，他们非常清楚，一旦有了真正的新闻自由，他们失去的将是控制舆论的自由，也就失却了他们存在的必要。需要有人出面替他们作恶人。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2010-5-9注：胡耀邦是优秀的领导人，但这篇讲话不好）以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作命题，把新闻事业称之为党的喉舌，从根本上否定新闻自由，一反他既往的坦诚开明，在扼杀新闻自由上大加发挥。随后，著名记者陆铿专访胡耀邦[3][3]，在谈到海内外对这篇讲话一片谴责时，胡耀邦列举了新闻界在浮夸风肆虐的大跃进时代所起的推波助澜，甚至火上加油的作用来辩解。显然，这篇讲话包含着胡耀邦对出现改革失控的当时，新闻界的不恰当鼓吹可能引致揠苗助长恶果的担忧；不过，从胡耀邦一贯的品行为人看，其间或许包含更多的是来自「左」边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站在扼制新闻自由的第一线。新闻界不得不放低姿态，佯作收敛。鉴于经济形势对理论更新的渴求，理论工作者只得绕开新闻自由这一命题发挥影响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应当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以有利于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4][4]。理论界人士纷纷出手，从学术开放、学术自由、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角度，冲击僵化教条。胡耀邦讲话尚不足半年，几次撞过险境的中宣部长「左棍」邓力群终于在7月被思想开放，颇有素养的胡耀邦爱将朱厚泽取代。虽然胡乔木、邓力群的职位仍在中宣部长之上，到底不是「现管」。默默无闻上任的朱厚泽，坚定又毫不张扬地为新闻和理论界松绑。宣传阵地再趋活跃，报刊上公然提出，改革需要宽松的舆论环境，它对改革的成功甚至比经济环境更重要[5][5]，用迂回术撞击控制新闻自由的樊笼。经济理论领域中对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完善市场机制、所有制改革等问题公开而大胆的讨论探索不仅深化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完善和制订七五规划提供了参考。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五年计划草案中，赵紫阳便提到，「经济改革的全面开展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6][6]。朱厚泽在开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支撑下主导理论宣传工作，经济环境和舆论环境渐趋宽松，许多角度新锐的议论直搅极「左」僵化，动摇着主控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邓力群的「管家」地位，他们岂可作壁上观？！。 1.1985年11月，《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马丁的文章《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有海外学人评说它触犯了马列主义戒条，食洋不化。其实，该文不过是作者对国内众多经济学观点的综合评述，由于海外对中国式的理论结构不甚明暸导致了误解。却让老「左」寻得了由头，在文章发表4个月后，胡乔木决定组织人马对之进行批判，引起经济学界人士普遍非议，于光远带头反击，酿成闻名一时的「马丁事件」。双方对峙，互不相让。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倡导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要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的大气候下，朱厚泽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一种比较和谐融洽气氛，比较活泼宽松的舆论环境[7][7]，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理论界要提倡独立思考，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讨论，更要提倡批评和反批评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充分说理[8][8]。从而结束了「马丁事件」，给左棍一击。接着，朱厚泽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9][9]。形成了朱厚泽倡导的「三宽」政策。「三宽」精神给思想文化界倾注了活力，报刊杂志，各路人物齐齐上阵，畅所欲言、认为应当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允许有人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允许在法律范围内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的权力应归编委或总编辑，让报纸可读可亲可信，不要动不动就无限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整人。一时间，报刊体裁题材五彩缤纷，生动活泼。新上任的文化部长王蒙不仅为近年在创作中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作品和作家讨回公道，还支持探索，鼓励创新，意识流、荒诞、变形、魔幻等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体现在不少新作中，用大视野挖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报告文学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在探讨中国在现代文明道路上的曲折和落后时，不少人为躲避危险绕过政治，寻找文化原因，还形成了一股讨论「文化」的热潮，形式多样的研讨会在各地召开，探究内涵纷繁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舍取，朱厚泽明确表示，一定要敢于、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利我们自身发展[10][10]。在「三宽」精神下，1986年对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年。

评论于：温家宝的天安门广场在哪里？

10年5月9日 19:48

由于博讯最近报道了总理温家宝的几条消息，引起读者不小的反响。日前还报道了温家宝总理不参加世博开幕式，而独自一人前往玉树过五一，几乎一下子抢走了在上海参加世博会的七位常委的风头。这则新闻被多家香港媒体掐头去尾地引用，引起广泛关注。大多读者在来信中想知道更多有关温家宝最近活动动态的情况。为此，博讯记者接通目前正在上海出差的云飞扬，就一些读者的问题询问他的看法。博讯记者：有读者问，自从温家宝两会说自己时间不多了，要利用这个时间为人民多做事，感觉他确实越来越“出格”，请问他是否真会有什么大动作？云飞扬：温家宝堪称体制内的异数，但也毕竟是体制内的，要想打破目前的体制而有所动作，以温家宝从来不搞拉帮结派，至今几乎在党内还是孤家寡人来看，他很难有所突破。但话说回来，作为一名总理，他目前的一些言行，已经可以算是“大动作”了。博讯记者：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也注意到，每次当温家宝说出很出格的言论，例如公开挺普世价值的时候，网络上都会出现一片嘲讽之声，说他是“影帝”，光说不练。同时，肯定就有人放出小道消息，他的家族如何如何贪污腐败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云飞扬：这是个大问题。温家宝的行动确实和他的言行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考虑到他目前在中央的地位，以及整个国内的形式，他能怎么样。可是，作为一位总理，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言论平台，经常说一些对大众有启发意义的话，难道本身不就是一种大的行动？这个国家最差的就是言论自由，总理带头“言论自由”一下，也是值得鼓励的。如果出现体制内外良性互动，那就善莫大焉。对温总理的评价，怎么多元都不为过。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感到很不安。只要温总理一讲一些好听的话，包括普世价值，跳起来攻击他的竟然包括一些国内外高举民主大旗的知识分子，这就很让人惊讶了。中共高官到处都在闷声发大财，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温家宝，你不借他的话做文章，发扬光大也就算了，为何要用那种刻薄的语言对付一个党内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博讯记者：是的，说他作秀的网民大多是有点名声的。云飞扬：那些嘲讽温家宝“作秀”的人，首先把自己看得太高，温家宝有必要给你作秀吗？七千万中共党员，有几个人给你“作秀”？再说，你们一些知识分子，不也是每天在网络上推广普世价值，也没有看到你们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是不是也是作秀呢？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批评，故意刺激一下温家宝也好，但感觉有些知识分子太过了，他们甚至专门找温家宝的茬，无意之中几乎完全占到另外一派那一边，亲痛仇快。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真是那一派的。博讯记者：你说的那一派是指谁？中共中从来不作秀的顽固分子？云飞扬：我说的另一派是有目共睹的，在北京也是公开的秘密。你们记者也应该注意到，凡是温家宝讲话过头，或者想有所动作的时候，网络上马上就及时公布他儿子和老婆贪污腐败的事。其实，这事首先并不是贪污腐败的范畴，按照目前中共的普遍贪污腐败来说，他老婆和孩子的生意还算是没有违法，这些我们都有关注。其次，温家宝和儿子老婆的生意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温家宝早就给自己手下打过招呼，他们做生意和我无关。可是，只要温家宝说话一过头，马上就有这种消息放出来，其实，我国安部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早就知道这些消息的来源，也都收集了一些资料私下留了下来，时候到了的时候，也会公布出来的。这些人是谁？正好就是贪污腐败的利益集团，包括现在两个政治局常委的亲属都直接卷入了散布温家宝家族腐败的谣言，当然具体的情况也只有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提醒你温家宝，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别想把船弄沉。另外就是，他们不但不喜欢温家宝“作秀”，而且很有点害怕，感觉温家宝随时会假戏真做。这就是我说的那一派。问题在于，那一派发出消息后，传播这些消息的反而是当今在海内外比较活跃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他们主张改革，怎么竟然去帮那些反对改革的？反对贪污腐败没有问题，全中国所有的党委书记都在贪污腐败，可他们偏偏要挑选温家宝。不要他“作秀”，好在那些镇压他们的都从来不屑于作秀的。你去看看中国维权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twitter,你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就会发现，讽刺挖苦批评温家宝的推竟然比其他所有政治局常委加起来还多。其实，我有时确实有些怀疑，这些人中大概也混进了一些腐败利益集团的卧底。博讯记者：这个现象说明什么？云飞扬：这个现象说明什么我不好下结论，但至少说明中国远远没有出现上下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家宝这种人真要有所作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民意可以扶持他，因为他几乎是无权无势的。可是，如果你是温家宝，如果你说了一通赞扬普世价值的话，看到那些整天推崇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把你当成敌人，你还有力量和胆量走下去？这反而正是中央那帮嫌温家宝“作秀”的腐败分子愿意看到的结局。但一次又一次借反腐败的维权和民主人士做到了。博讯记者：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批评温家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云飞扬：我不知道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怎么做，但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不是说不能批评，而是我觉得他们挑选温家宝，也许找错了目标。正如二十一年前，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当然应该是学生们批评和强硬的对象，当时赵紫阳的儿子经商被揭露出来——后来如何？后来被一一证实，所谓赵紫阳儿子经商，所做的生意还不到一百万人民币，而透露出这个消息的正是那些想置赵紫阳于死地的，包括陈云与李鹏的部下。当然，传播这些消息的恰恰是赵紫阳想保护的激进学生。当时一些强硬派甚至要借学生攻击赵紫阳儿子经商的事，建议先把赵的儿子控制起来，以要挟赵紫阳。如果我们稍微有头脑，或者别以为真理在手，所向无敌，稍微讲一点策略的话，就应该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赵紫阳应该是团结的对象。如果当初真有一个良性的上下互动，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博讯记者：可温家宝不是赵紫阳，你把这两个人相比较，不太妥当吧？云飞扬：你怎么知道温家宝不是赵紫阳？如果没有天安门事件，你又知道赵紫阳是什么样的？别神话赵紫阳，他在位前后也近十年，也发表了不少讲话，做了好多年总理和总书记，你比较一下就知道。是天安门广场把赵紫阳推向了历史的高度。温家宝当今的天安门广场在哪里？就在网络上，温家宝利用网络突出理念，你们也看到了，他很多话除了网络上可以流传出来外，中共的各大媒体根本不刊发。要说网络维权，温家宝就是做的比较好的，作为总理，党控制的报纸不发表他的言论，他就不停地利用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在网络上“发布新闻”，希望有所突破。博讯记者：但总感觉到还是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近期内也看不到希望。和那些批评温家宝的人相比，你是不是太把希望寄托在温家宝身上？云飞扬：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我感觉到那些动不动就猛批温家宝的人反而是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所致。我们说应该和温家宝党内的稍微开明一些的人建立良性互动，不是说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而是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别忘记了我前面所说的，赵紫阳是天安门的产物，如果没有学生们的天安门，有赵紫阳的天安门吗？同样的道理，那些整天期盼温家宝拍案而起的人，你自己做了些什么？如果你自己整天在那里连“作秀”都不去做，指望温家宝做什么？博讯记者：今天正巧，就在采访你之前，看到国内著名作家杨恒均博士一篇写戈尔巴乔夫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戈尔巴乔夫不是没有碰上困难，例如每当他言论出格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攻击他‘作秀’，而每当他提出新的改革措施，又总有人到处散布他妻子赖莎如何招摇、家族如何腐败的消息，而且，他在很多公开场合宣扬一些人道与自由价值的讲话，到了《真理报》发表时，总会掐头去尾，甚至压下全文不发。不过，人心思变，是党内强大的要求变革的力量，以及党外更加强大的渴望改变的民意，始终支撑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起来，受到攻击的不只是温家宝，还有戈尔巴乔夫。云飞扬：这两个人不好一起比，相差还很远。我想强调的是各方面都要努力，但要有一定的策略，也要有一定的宽容，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有些共同之处的人，不管他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多一些沟通、理解和宽容，事情会好办多了。 ·········· 闵良臣：伍皓的素质对演讲者不满，包括口头表达、作出不伤害演讲者身体的某些举动，以示抗议，这在文明社会虽然也没“成为”伍皓所说的“常态”（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常态”），但也确是家常便饭，常有的事，人家根本不以为奇，更不会还把此举与不满者的“素质”联系起来，甚至因此就判定不满者素质不高。否则，对不论是在伊拉克小布什演讲时向其扔鞋的那位伊拉克记者，还是在英国剑桥大学把鞋子扔向正在演讲的温家宝总理讲台的欧洲籍在读研究生，你也能简单地把他们归结为素质不高吗？最搞笑的是，那位向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扔鞋被判入狱、后来被释放的伊拉克记者蒙塔兹·扎伊迪，去年十二月一日在巴黎演讲时，也遭受了一回被扔鞋的“待遇”。而这次向他扔鞋的，不仅是他的同胞，还是他的“同仁”，是“遭到流放的”伊拉克记者扎伊迪，他认为蒙塔兹·扎伊迪站在独裁政权的一边，故在其演讲时愤怒地向他也扔了一只鞋去。只是，他并没认为被扔者就是素质不高。当然，如果他那样认为，自己也就成“不高”的了。若是再听听法学专家所言，就更会明白：在特定情形下的扔，可以说，甚至还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既然是权利，那么对不满者一扔，也就不过是行使一下自己的权利而已；行使权利嘛，有时就顾不得对方高兴不高兴、宽容不宽容了。生活中我们不是也常常看到公民行使正常权利，有些人不高兴不理解不宽容的例子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行使权利，对方如何反应，无所谓。《潇湘晨报》记者在伍皓遭扔钱事件后采访了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他告诉记者：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通过口头、书面、行为等途径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权利。这一点，身为一省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就未必弄懂了。你看，伍皓在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记者问他： “如果今天扔钱的人演讲的时候，给你一个机会，你会不会扔五毛钱给他们？”伍皓的回答是：“那倒不至于，我素质没有那么低。”由此可见，在伍皓眼里，向他扔钱者的素质是“那么低”的。而又由于这一回答，后来不论他把自己演讲中被扔钱事件称之为“有趣的小插曲”，还是与向他扔钱的网友通过手机短信沟通，约定见面再次交流，甚至有与其“做朋友”的意味，都实在不过是作秀而已，难怪被称作“美女”的当事者之一的苏雨桐事后对记者表示，伍皓是在故作姿态，她也不认为伍皓答应跟到人大扔钱的抗议者面谈就是欣然赴约。退一步，如果说在伍皓演讲时向他扔钱者就是素质“那么低”的话，那么，请问，那些不尊重宪法，逼得公民自焚、甚至跨省追捕举报者，他们的素质不是更低吗？然而，说句很让人高兴不起来的话，我们不少地方，不少政府部门，却正是用这种素质更低的人在管理着，在领导着哩（这可以从我们每年发生的多少有关“事件”中得到证明）。这一点，我想伍皓不会不明白、也不会不知道。据说伍皓之所以有此次被请到人民大学去作讲演的荣幸，主要是缘于他正在北京 “进修”，也就是补某方面的课”吧。尽管我不知道他在“进修”什么，但我想，绝非是在进修民主法制观念。因此，在本人看来，伍皓更应进修的恰恰正是现代民主法制之课程，搞明白什么叫“普世价值”。你不能说中国一大群官员什么都不懂，但不少官员恰恰不懂这一点。而作为一个“政府人员”（伍皓自谓）如果这一点都没搞懂，确实不应该还跑到大学去作什么演讲。据我所知，在美国，即使贵为总统，也很难被学校批准到学校去给学生演讲，更不说一般的政府官员了。人家的理由是：担心总统的讲话中含有不适合孩子的政治内容。而此次被伍皓认为素质不高的向其扔钱者告诉记者的恰恰是： “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一个官员去给一群学新闻的人讲课，会传递错误的价值和信息”——这真不知是巧合，还是虽国情不同，却人心一理。自然，我不怀疑伍皓的“党性”，也不怀疑他对现实有那么一点正常的认识，但要谈民主自由，要谈尊重，要谈素质，他还差得远。如果真的要说伍皓也还有些素质的话，那么，就是他毕竟明白网友之所以向他扔钱：这就是网民的抗议，而“有网民向政府人员抗议，这是很正常的”，“这是网民表达意见的一种形式”——中国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可能至今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会认为这是“犯上作乱”。但通过新闻我们看到更多的不是伍皓如何有素质，而是素质的缺乏。比如，在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道：“有网友想问，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导致出现跨省抓捕？”伍皓回答的是：“不会的，我们本身就在追求社会沟通，不断尝试透明公开，所以不存在跨省的问题。”看看，对这种不讲民主、不讲法制而无法无天的“行为”，在伍皓口中说得多么轻巧，不过一个“不会的”、“不存在”而已！他就认识不到，这不是会不会、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应该有制度保护，在一个社会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否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对扔钱者去搞什么“跨省追捕”，那么，什么民主法制，什么依法治国，什么人民的幸福和尊严，不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了吗？我当然注意到，伍皓还说了一些很动听的话，比如：“这是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越来越开放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行为还是不能成为常态，公众还是不需要的。”即使就是这么几句动听的话，也还是有些说得明白，有些说得不明不白。比如，说“但是这种行为还是不能成为常态，公众还是不需要的”，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像这种“事件”，在民主国家都没有“成为常态”，在中国也就更不可能还“成为常态”了。不然，一有人演讲，就有人扔鞋或是扔钱，那不扔反而会让人以为不是“常态”了，这将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说“公众还是不需要的”，这是在拿公众作“挡箭牌”。没听说哪儿有演讲，对演讲不满者却会去向公众“扔”什么。既然不是向公众扔，也就谈不上公众需要不需要。伍皓的意思，无非是公众不希望因“扔”而影响了演讲会场的秩序，但我敢肯定，这不过是伍皓的想当然罢了。此外，伍皓还说：“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宽容，但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也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到国家的进步。我认为，体制内外应该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去促进更大的进步，而不是对抗和对立。”这几句话说得当然好。但他也应该明白，扔钱者未必就是带了什么偏见没有“看到国家的进步”，他只是不喜欢你伍皓，不喜欢你一个官员去给一群学新闻的人讲课，难免传递错误的价值和信息。而不喜欢某个人，不喜欢某个人的某种行为，不等于就是带了什么偏见去看国家的进步。这没有必然性。当然，若是再从大的、深层次方面说，就更显得伍皓的肤浅了。此次到人民大学现场抗议的知名博客作者莫之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很显然）他们采取抛撒纸币的行为艺术作为表达方式并非针对伍皓个人，而是向一贯行为诡秘、不断以不公开指令控制言论表达自由的官方宣传体系表示不满。然而，作为曾经作过新华社云南分社常务副总编辑，后又任一省意识形态的副长官居然想不到“这一层”——当然，也不知是真的想不到，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评论于：温家宝的天安门广场在哪里？

10年4月8日 11:06

文章提交者：天山去折梅这个周末和家人聊天时得知，原来我工作过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人出了大事儿了。一个叫康日新（为了取乐我下面叫他康师傅）的伙计，一个78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从我们研究院开始，一点点爬到核工部当了大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近期突然爆出，康师傅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藏在他家别墅的三楼上。家人说我见过他，见面也许认识。我听了这个消息吃了一惊，赶紧到网上查这个人，没错了！这个人我确实在院里见过，记不清他当时是什么职务，但遥远的记忆说；他是一个还算本分的人。好嘛！7000万欧元现金，合算人民币7亿多。更可笑的是；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这东西可烂到心脏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家里阁楼堆着7000万欧元长时间没人知道。问题来了：谁来检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呀？

评论于：传，中纪委委员的别墅藏7000万欧元现金

09年9月15日 17:29

优酷里面还有，很真实的历史片

评论于：台湾反共老片《皇天后土》在线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