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1984bbs

艾晓明

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10年2月16日 20:54

各位高手朋友，我发图片不熟，朋友们帮忙调调尺寸，或告我几个步骤。不好意思，失礼啊！

评论于：谭家有女初长成

10年2月16日 20:10

谭家有女初长成艾晓明图一：判决五年律师出来接受电话采访老羊拍 <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3ugpg.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谭作人一审判决，作人被关监五年。尘埃落定，我也要打道回府。临行前，我跟王庆华说，我想见见孩子们，请她们吃顿饭。庆华说，畅畅晚上还没下班。小蒙不见你。我说这年头是不是见鬼了，一个背摄像机的人，社会地位落了好几十丈，青红帮喊打喊杀，求见个孩子都这么难。我说，你再打电话，我不是为了小蒙出镜，只是吃顿饭，过年了嘛。庆华打开手机，继而转述，小蒙说：哎呀，能不能不吃饭嘛。第一次见到小蒙，是2009年5•12周年祭前夕，作人已被拘留一个多月，这是我第一次去到谭作人的家。在此之前，我知道谭作人的父亲是川大历史系知名教授，后来我在网页上看到，其父谭英华先生，祖籍湖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川大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者。而此前和作人聊天时，我只记得一件趣闻，谭先生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民族关系，其《明代对藏关系考》手稿流落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如今再查谭英华，不翻墙得名目三条，翻墙得108条，多数网页显示无法打开。此中天机天知道。在川大校园一栋旧楼里，我进了作人的家——谭英华先生留下的三居室。为作人插刀的小白狗跑过来，狗背上少了一大片毛，针线刀疤历历在目。小蒙蜗居于一小间，埋头电脑游戏。作人那间黑灯瞎火，窗上挂了布帘子。然而，一盏小小的节能灯，也足以让我看清作人的清贫。这个清贫，怎么说呢？如果你知道当年的五七干校，作人那间书房，就跟五七干校差不多，一个破桌子，上面连接着书架，堆放着很多手稿，在每个架上，贴了几个标签“项目”、“策划”等。右手边是一个近乎歪倒的沙发，竖着的部分是猫狗鹰爪拳的练武之地，放平了就是作人的卧榻。这屋子的家具，老实说，全部扔到外面草地上，估计没有人捡。庆华在自己的那间卧室点亮了灯，房间里响着个老式的破电视。作人家的其他角落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你能想到五七干校的简陋，那就再加个乱字。作人就是在这里写作思考，表达着他对四川成都的大爱大恸。我建议成都公检法以及所有公务员考核增加一个环节，参观颠覆国家罪犯谭作人居室。在这里，你立即就能找到思想良心犯和窃国大盗的根本距离。图二：作人的书架艾晓明拍 <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fMzxQ.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我想再见小蒙，因为在纪录片《公民调查》中，使用了对小蒙的采访；我想要谢谢她，还想告诉她观众的认同。我听说张思之大律师看过，为孩子对爸爸的理解而感动。但庆华说小蒙不喜欢，认为拍得太难看了。那是自然，拍谁的后脑勺也好不了。我在小蒙房间，原非执意采访，更不想迫使她面对镜头。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忽然间爸爸被一大堆警察抓走，这个颠倒的世界，孩子如何解释？ 1969年，我在小蒙的年龄，我的父亲，也是学校里的现行反革命。那年的革命委员会，不知从哪里学来一招，在一次批判会上，把我叫到现场。我父亲坐在哪里低头不语，周围人一个接一个批判他的过去。其中有一个问题让我如坐针毡：那年你在国民党军队，一炮炸死了多少人？晚上回到家里，我鼓足了勇气走过去说：爸你就交代了吧。我爸长叹：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不能瞎说，瞎说要负责任的啊。 2009年，四十年过去，九零后的谭小蒙，在电脑上敲击游戏，屏幕上，一群骠骑兵策马奔突，那是谭作人被捕时的情形。她目睹警察进门、抄家、把作人带走。在电脑前她给妈妈报信，庆华说：你把门打开（可以听见那边抄家的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要把我爸带走，一定要告诉我妈。九零后的谭小蒙，在爸爸身边生活不到16年。从1993年到2009年，这些年，谭作人做过政府策划、当过成都市“十佳市民”，也买过破车挣过钱。熟悉谭作人的都知道，他要去发财，绝对不是没那个本事，只是心不在焉。正如王庆华所说：二十多年了，谭作人对国家的大忠远远多于对小家的小孝。他数次哀叹：太对不起家人了！我劝慰他：自古忠孝难两全，大忠即为大孝。图三：作人在北川中学废墟前艾晓明拍 <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zCEmP.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在王庆华的文章里，我看到小蒙给爸爸的信：爸：五月十五快到了，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并给你讲一个儿时听过的童话故事。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王和三个公主。一天国王问三个公主：'你们有多爱我？'大公主说：'我象爱蜜糖一样爱您。'二公主说：'我象爱花朵一样爱您。'国王听后十分满意。问到三公主时，三公主说：'我象爱盐一样爱您。'国王一听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将三公主关进牢房。故事讲到这里，我不禁一阵悲哀。不知三公主被她最爱的父亲关进牢里，心中是怎样的凄凉？明明如此爱着父亲，只是爱的方式不同，不象其他公主那样甜言蜜语，就被下了大牢。三公主何罪之有？其实这个故事有个相当好的结局。一个邻国的国王听说了此事，便向三公主的父亲发出邀请参加一个盛典。席间很多佳肴。一尝，味如嚼蜡。这时有人告诉他：菜里都没有放盐！国王恍然大悟，原来渺小的盐不甜不香，却是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国王马上回宫下令释放三公主。从此以后，三公主得到国王最多的宠爱。这是有名的童话《盐之公主》。故事有个好结局，但现实生活中的结局令人叹息。国王能良心发现吗？悲哀！你的家人和朋友、猫猫狗狗、花花草草依旧思念你，愿大家的关心能如清风，在炎夏给你带来一丝清凉。你的女儿。记得在王康先生的文章里有曰：四川是中国的盐；小蒙的信让我想到：作人是四川的盐。而在五十五岁生日的第二天，作人在温江看守所写下这样的回复：我的女儿：此间规则为逢十发信，但我等不及了。面对你送上的生日礼物----一封充满大爱的家信和100元钱，我失眠了。我无数次披衣而起，仰望铁条分割的夜，想念同城异地的你！此刻的我，再一次明白了一个道理：有的'近'，其实很远；有的'远'，实在太近！我们分别已经50天整，但我却时时在在地感觉到，我每一天都能看见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是集体主义的产物。这是宿命也是一种使命----因为集体。有集体的或者公共的价值需要传递下去。有人选择了这件工作，使命就可能成为史命----一种历史的创造和命定。这并不等于说个体的价值不重要。在二元乃至多元的文明中，集体和个体各自存在，相安无事，共生共存。在我为人人向人人为我的转型期中，需要两个以上的声音。当三公主的盐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人惭愧。因此，三公主选择了看见和说出，他不会感到委屈，请你放心。心，就是为了给予，伴随着一滴眼泪（泰戈尔）。这支歌曲，是大家的。这滴眼泪，是自己的----或者说，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共有的。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对得起这个社会。但我对不起你们----我最亲最爱的人。你们，就是我的眼泪。......想念你的爸爸。图四：浦志强律师电脑桌面上的谭作人艾晓明拍 <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6vdJG.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月明星稀，我们在冷飕飕的校园里漫走，庆华说，2月9日清晨她从梦中惊醒，梦见谭作人回家了，直接开门而进。她惊呼，作人你怎么不拿钥匙？醒来就想糟了，梦都是反的。我就是这样，再一次来到作人的家，我说，我不要做采访，也不需要拍摄，我只是想看看孩子。我理解庆华所说，16岁的孩子，最不喜和大人相处，躲还躲不赢，也不要吃饭。我16岁时，比她还要烦大人。但我们依然在寒风中走了很远，走进这栋小楼，这个让作人魂牵梦绕的屋子。小蒙出来叫阿姨好，我骂庆华造谣可耻，谁说小蒙不见我。和我上次来时相比，屋里点上了明亮的节能灯，堂堂地照耀着聊聊可数的旧家具。书架上的稿纸，一摞摞都已褪色。也真是奇了怪了，这么多项目策划警察都不要，在人家电脑里挖了封电子邮件，判他个五年监禁。更何况，电脑还是从房间里偷出去的！庆华拿东西给我看，打开的衣柜，所有的衣物折叠得整整齐齐；而且，庆华强调说：叠了两遍。第一遍是作人走后，全部洗净叠好。第二遍是楼上漏水，全部重洗、重叠。就在一天之前，不是有风传作人判二缓三吗？还有人准备放鞭炮呢。图五：揪住他不放艾晓明拍 <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Xj7D9.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庆华给我看的东西，我再次建议将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予以珍藏（上一次我建议收藏的是映秀小学生马冯艳的作文）。庆华说，六十大庆，有传说上千人将在天府广场打酱油，戴口罩，穿件作人衣。这个谣言把警察害苦了，满城寻找白衣裳。我眼前出现了电脑游戏中的场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实那日天府广场岁月静好，也没有车逆行。倒是一位叫大爷的人绞尽脑汁，找出来十件衣裳，成全了警察壮举。这一天四川大学校园里花红草绿，欢乐祥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豆蔻年华的谭小蒙，自己决定要打一趟酱油了。小蒙把老妈打包裹紧的衣裳拿出来，那是从一个爷们身上扒下来的，后面签着他的恶名；歪歪倒倒的，看来文化不高，连个名字也不会写。反过来，衣裳正面是一张单纯的脸，一双干净的眼睛凝视着路人。图六：证人艾未未签名艾晓明拍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dIHql.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图七：小蒙的话艾晓明拍 <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mgur.com/Ju9qq.jpg" alt="Hosted by imgur.com" /> 小蒙在这衣裳上面加上一行字：中国的心，心是画的，里面还有个笑脸。又在右侧竖着写上：他有何罪，后面画了三个问号。在右边最上角，还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小蒙接着写下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他自由。画成，把这件二百多斤高头大马穿过的衫子套过了头，小蒙施施然、翩翩婷婷，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总人口一千多万的成都，就这样出现了传言中的白衣示威者。王庆华接到片警好几个电话，只是不明白何罪之有，她穿的衣裳上是她爸爸，侵犯了谁的肖像权吗？在那篇写于8月6日谭作人一审开庭前的文章里，庆华说：直至今日我仍然坚信，他那么爱的国家无论如何不会判他"颠覆"之罪！庆华的信仰落了空，连小蒙的小朋友也不如。四十年前，我爸爸当反革命时，我经历了实实在在的唾弃；而小蒙的朋友们却在喊：谭爸爸，加油！开庭时，小蒙被拦截在庭外，这次判决，小蒙依然没有见到谭作人。当警察排成人墙推走律师和采访者时，小蒙在母亲身边，高高举起了手机，她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一位警官婉言相劝：妹妹，不要拍。小蒙说，我要拍，我就要拍。庆华说，你们判她爸爸坐牢五年，她为什么不能拍。律师说，你们是刑警、交警还是法警，这里没有治安案件、没有交通事故也不属于法庭。庆华还说：脱了衣服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一位警官居然应道：我们是一样的。不，不一样。法庭内外、大墙之下，谭作人和亲人咫尺天涯。他能见到的只有律师，而律师再也无法录像，作人也不能托他们带封家信。他的手现在被铐在会见室的铁椅子上了，律师给我们学他偏着脑袋凑到手上抽烟的模样，嘴里川腔说沟日滴判得太重了。五年后，作人是六十岁，小蒙是二十一岁的少女。这是怎样的五年呢？也许应该用土匪冉家的狗（它叫狄更斯）来说明：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庆华将带孩子去外婆家过年，作人在铁窗内等待或者不等待二审宣判。斗转星移，世界在九零后、零零后手中。我们注定灰飞烟灭，他们势必如日中天；窃听或风暴，遭遇青春之猛烈，可堪匹敌？我为五年之始的谭小蒙留影，等待作人出狱。图八：还他自由——小蒙摄于爸爸谭作人被判五年监禁的第二天，2010年2月10日 <a href="http://tinypic.com" target="_blank"><img src="https://1984bbs.org/wp-content/themes/zibll/img/thumbnail.svg" data-src="http://i47.tinypic.com/10xxctl.jpg" border="0" alt="Image and video hosting by TinyPic"></a> [ 本帖最后由艾晓明于 2010-2-16 20:53 编辑 ]

评论于：谭家有女初长成

09年11月2日 21:05

香港电台的这位编导，本人是个好人，做过节目，得过奖。对于境外记者，能来到中国、作出新闻，也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困难，他们克服了不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谈新闻价值，从来都只谈记者的贡献，正如过去人类学，只有人类学家的贡献，而那些少数族裔，仅仅是被研究的对象。他们如何参与了知识的发明，被遗忘了。因为他们不具有那种法定的主体位置。而位置也是争取来的，公民记者在川震时期的重要性、参与性以及结局，正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的，作为公民记者，我们是个人；作为香港电台，他们是政府（香港政府，问题似乎显得复杂）。所谓“严重诋毁”，编导不会觉得这也是对自己节目的指控。我推测，他们会认为这只是四川地方政府不讲理，栽赃到谭作人身上，不干我们的事。一国两制，我们依然享有表达自由，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报道你被抓了。而在我看来，指控谭作人“严重诋毁”，等于指控香港电台的节目“严重诋毁”，因为没有你的播出，就不存在他的“发表”，发表只能通过媒体来实现。怎么能把你的播出与他的发表割裂呢。香港媒体，如果作出事不关己的态度，正是内地不法力量所希望的，这样他们就能一味指控谭作人接受采访，而不是对方发表采访。他们也知道，对方有香港的法律保护，伤不着他们。但是正因为你在岸上，对落水者焉能不出援手。当年屠犹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沉默。我本心不想对一位年轻编导发难，事情碰巧在于，我介绍他去联系成都读书会朋友，这样谭作人成为他们采访的协助者。而在浦志强的辩护词里，法庭调查查明的接受采访、协助采访，恰恰又点明了这家境外媒体：香港电台。编导建议我去找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但是我说，麦不是直接当事人，不是她联系的谭作人，是我和你联系的谭作人。该同仁估计内心也有挣扎，但是反复考虑，他还是把自己的上司（公司上司、记协上司）推出来了。而麦燕庭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则回答说：任何人都有接受和不接受采访的权利，谭作人可以，其他人也一样。这对我来说，太失香港记者的专业水准了。香港记者，没有受过保护新闻来源人的教育吗？不懂自己的合作者，等于自己的同事吗？在谭作人已经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你说你有不接受采访的自由，你还有一点道义担当吗？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早前被限制入境香港后，日前因私访问香港，成功到香港。艾晓明也计划顺便在香港访问一些记者，他们中有曾在四川大地震期间，采访过被当局控告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四川作家谭作人，也有采访过谭作人一审开庭情况的人，但均遭到婉拒。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本台之前曾报导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艾晓明用了一年多时间拍摄《我们的娃娃》，用镜头纪录地震后灾民的心声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早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的四川作家谭作人也曾参与协助拍摄此片。艾晓明十月中原计划到香港参加第七届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并播放《我们的娃娃》，而后却在深圳机场被劝阻，并被带返中山大学。艾晓明一周之后因私访友，这次顺利抵港。星期天已回到广州的她告诉本台记者，她星期四下午到香港，除了拜访老朋友外，也有心想访问在四川大地震期间曾采访过谭作人的香港记者：“他的起诉书上写，2008年 512地震后，被告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诋毁我党及政府形象的言论，这里的境外媒体包括香港媒体；有记者曾和谭作人一起做过采访，我希望他们能够谈一谈当时的情形。我不需要他们为一些政治敏感问题表态，也不需要他们为此做什么结论。” 艾晓明表示，她尝试联络了香港的几位记者却都遭拒绝后，在香港只短短停留两天便于星期六下午回广州：“记者来采访我时，我是接受的，但等到我想采访记者时，就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不平等。对待谭作人此案我也这样的想法，当然我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媒体记者质疑，他们说：记者不能接受采访，他们的上司也不允许他们接受采访。但我是从一个公民，一个独立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我想，许多媒体采访我，我的校长也会不同意，我的单位领导也会不同意。同样地，境外记者去采访很多大陆的人，他们的领导也都不同意，可是，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说话，我们的社会如何去实现这知情权？记者的节目又如何完成？他们的上司及公司又如何向观众交待呢？” 谭作人的法律辩护书上提到，5．12地震发生后，被告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也多次为他们采访调查当向导，如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一财经日报》、《人与生物圈》等杂志，及香港政府所属的香港电台。无论接受境内或境外媒体采访，谭作人的言论都是始终如一的。而控方却独独强调“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 。艾晓明认为，采访过谭作人的境外记者应该为他作证。曾在香港电台任职的现任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对此表示：“我问过他(采访过谭作人的境外记者)，他后来去问，也曾经问过他的上司，但是艾晓明已经走了，在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因为他是公务员，要经过上司批准。而上司的批准是要有时间的。我觉得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每个人都有接受采访和拒绝采访的权利。谭作人可以，其他人都可以。”

评论于：境外记者能不能告诉我谭作人如何协助你们采访？

09年11月1日 14:11

境外记者能不能告诉我谭作人如何协助你们采访？ ——艾晓明谈周末访问香港记者被拒我这次去香港，没有任何放映活动，只是看退休的老朋友。我顺利去了香港，两天就回来了。你说我去采访记者，是的，不过和乌鲁木齐没有任何关系；我关心不了那么多。我关心的是谭作人，因为一审结束后，很快他面临判决。我想请教在地震时期采访过谭作人的香港记者，原因是起诉书上有这么一句话：“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人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2009年3月27日，被告人谭作人被公安机关挡获归案”。（顺便请教起诉书作者：“挡获”什么意思？我怎么只听说过“抓获”？！）我见到了采访过谭作人的香港节目制作人，他是优秀的编导，有过很多作品获奖。不过，他没有接受我的采访。我承认，人们有自由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制片人——我的采访，我完全尊重这个理由。但是我没有预料到这位朋友不接受，因为，我接受过他的采访；我想当然地认为，作为媒体人，他理解我们彼此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我们多么需要共同努力来追寻真相。写到这里，我还要强调，他并不反对我的这些想法；而他的婉拒，则使我想到了其他一些问题。我下面写的，就是我如何不理解记者不接受采访的依据：公司不同意、会对谭作人案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去大陆采访，接受你的采访，会使我们在大陆的工作更困难；更进一步，还有其他记者的补充说明：记者（作为不带偏向的、媒体生产者）不接受采访。首先，我要说；我理解在大陆做采访的境外媒体工作者的困难，特别是报道问题新闻、有争议的事件时。但是，谈到这种困难和风险，我要补充的是，媒体工作者/贵公司老板，是否把被采访者要承担的风险考虑在内了？举一个业界都知道的例子，当年公民吕邦列协助英国《卫报》记者采访太石村，被拖下车打得晕死。该记者后来写的报道说明了他自己被吓坏的程度，由此可见针对采访协助者的暴力之强烈。换句话说，如果境外媒体在采访某些问题时，得不到内地公民的帮助，他们基本上一事无成，至少难以作出深度报道；除非把自己的想象加进去。那么，对于这种一时的、参与了新闻作品制作过程的协助者，你媒体公司要不要承担伦理责任？据我所知，英国《卫报》机构是去到吕邦列养伤的家乡，支付了有关身体检查的费用的。观察谭作人一案，也遇到同样情况。阅读四川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对谭作人的起诉书可以看到：谭作人之罪并非因为他调查地震灾害，而是他就地震问题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从起诉书措词我们看到的是“多次”接受，从浦志强、夏霖等辩护律师的辩护词里我们看到，法庭上提到的只有一家境外媒体：三、关于控方指控的谭作人发表的5.12地震有关言论的问题法庭调查表明：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也多次为他们采访调查当向导，如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一财经日报》、《人与生物圈》等杂志，及香港政府所属的香港电台。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有广泛影响的案例，一个问题摆在中国内地公民面前，也同时摆在了境外媒体面前：当你去采访大陆公民时，你对他要承担的政治风险，要不要事先买类似旅游意外伤害的保险？要不要支付赔偿金？我这个推理实在有点荒唐，一个不需要思索的答案是：不要。你接受采访，你言责自负。但是，我认为媒体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采访谭作人？你为什么要发表他严重诋毁党和政府的话（你为什么要害他）？假如他没有严重诋毁，那么他要被当作“严重诋毁”治罪了，你这个境外媒体是不是认同这个罪？假如不认同，你何以能够脱罪？“采访”、且让谭作人做过采访“向导”（律师辩护词语）的人，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采访，说说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说到这里，我需要表明一下个人态度：假如有人因为接受我的纪录片采访被治罪，我首先得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他不接受我的采访，就没有机会犯罪。那么剩下的事情是，我要不要承担这个罪责？如果我认为这个不是罪，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讲出我的看法；讲出我的看法，也许不能救出某一个人，但是，一个法治社会可以有其他救济途径，我的证言，说清了我的责任。假如我不讲，原本是我们共同的罪，就变得要让被我采访的某一个人来承担。现在的情况是，谭作人接受采访了，境外报道了。谭作人被抓了，境外又报道了；谭作人被审判，我相信，境外还会继续报道，甚至大热一场。谭作人成为消息热点，但他当初是如何接受采访/协助采访的（如何犯罪以及协助犯罪的）？采访过/被他协助过/引导过的人沉默了。在我眼里，这里的理由（记者不接受采访、老板不同意采访、我们还要继续采访……），构成了一道消费链，它们是我以前不曾思考的，当然也使我第一次开始反思境外媒体作为信息生产者的另一面：为了采访地震去采访谭作人、为了继续采访谭作人被审判而隐身沉默；我觉得就像一部有关越王勾践的戏剧里西施的台词：你把我送到吴国是为了打败吴国，你打败了吴国是为了把我接回来。我看到谭作人变成一道菜、变成抢眼新闻的热点，作为肉体的谭作人，不见了。不仅如此，我们所有这些曾经接受过境外媒体采访的人，还将面临谭作人同样的处境：今天我接受你的采访，明天我因此被治罪，后天你接着再采访我如何被治罪的……谭作人/我都是新闻消费产业上的一道原料、被利用的工具、境外观众消费的极权风景……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玩偶，还有必要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吗？剩下的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机会问，在境外媒体之外，有境内媒体；在主流媒体之外，有边缘媒体；在媒体机构之外，有独立制片人。这些不同权力关系上的媒体人，能否彼此采访？是不是我作为独立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采访，没有权力和渠道采访主流/机制内的媒体人？简言之，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不接受我的采访，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采访？你可以说，我不代表公司，所以我不能接受采访；但是，你代表个人的时候，能不能接受采访？你八小时之外，能不能接受采访？你采访谭作人的时候，是不是公司老板把谭作人的名字放在你的采访名录上、指定你去采访的呢？采访谭作人，和节目制作人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司认同，又有什么关系呢？谭作人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也将确立一些重要原则，必将对中国公民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是六四能不能纪念？纪念六四就是犯罪吗？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要点。本文涉及到的是起诉书中的第二个涉嫌犯罪事实：案犯与媒体的关系。对于相关罪责，我试图理解其要点在哪里：如果境外媒体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要治罪）；如果地震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谈地震（否则要治罪）；如果严重诋毁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严重诋毁（否则要治罪）；如果党和政府是主要问题，那么不能提党和政府（否则要治罪）…… 对于上述问题，我其实没有能力做深入的调研取证；我只是一个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只想想请当时和谭作人一起工作的人，讲讲采访的故事而已。我当然了解谭作人这方面的一贯作风，我认为他不会“严重诋毁”，但是他可能有所批评。如果他的意见是符合事实的，被贵公司节目编成了“严重诋毁”，那么责任不能由他负，而要由境外媒体制作人来负。不仅如此，而且，如果没有境外媒体采访，他没有犯罪机会；如果没有境外媒体播出，他也没有施加犯罪影响的机会。作为一个惯例，媒体人不能将“严重诋毁”当作专家证言来播出，如果你当他严重诋毁，那么是你这个媒体制作者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误导了香港观众，播出了他的严重诋毁。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境外媒体无法脱“罪”。只有一条理由可以摆脱罪责：那就是回到事实的出发点——谭作人是如何与境外媒体人协助采访的、他又是如何接受采访的。搞清了这些事实，观众、法院，都可以独立判断。最后，一个个人的理由：法庭调查点出了境外媒体的名字：香港电台。而当香港电台的编导前往采访时，给过我一个电话，问我在四川有没有朋友可以协助。我提供了成都读书会朋友的名字，他们就是这样认识了谭作人，谭作人等一批志愿者协助了他们的采访。当时地震刚刚发生，我身不能救人，心向往灾区，自以为责无旁贷地要为香港媒体界朋友提供线索，使他们顺利完成采访。他们的节目播出了，在香港必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量来自香港的捐款源源涌向四川。而当时，我、谭作人，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因此被治罪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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