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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19年11月6日 00:00

劉仲敬的理論用來顛覆共產黨政權有什麼欠缺之處？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50108 過於路徑依賴。阿姨的諸夏不是解決共產黨，而是解決大洪水的。在劉的理論裏，共產黨不用推翻，到時間它自己就會死。只是共產黨死了之後，中國依然沒有辦法實現民主，因爲中國人缺乏結社、憲政和法治的能力。所以中國立刻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大洪水），絕大部分人會在缺乏政府的保護下在很短的時間内死亡并且斷子絕孫。（互害社會）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是歷史事實，并且世界上所有國家改朝換代，只有中國死人最多，可以在幾十年之内，通過内戰屠殺，消滅一半以上人口。（德配下）劉把這種獨特的現象總結爲：中國人沒有組織國家秩序的能力。（世界文明窪地）他們都必須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一個獨裁者身上才能活，否則就會死去。（費拉無產階級）那麽，中國人想要提高文明水平，實現民主文明，第一個需要提高的，就是組織國家秩序的能力。所以劉給出一個解決無政府狀態的方案，就是諸夏。大家都去嘗試著建國，不要統一。這樣的好處是： 1、可以充分鍛煉各個小國家内人的結社，組織能力。提高“德性” 2、就算這些小國也是個獨裁國家，推翻一個小獨裁者更容易。總之，就是重走一邊歐洲各個民族國家在現代民主化之前的狀態，才能最終產生出現代民主文明。 ========================================== 劉的理論問題在於路徑依賴。説白了，就是他認爲一個文明不能跨越式發展。中國人不經過歐洲中世紀那麽幾百年的分分合合，民族國家互相勾心鬥角，頻繁戰爭，是不可能有現代文明意識的。當然，經歷完這個過程，“中國人”也就如同“羅馬人”一樣，已經消失于歷史之中了。很多學者認爲，文明是可以跨越式發展的，中國人無需經過這幾百年的鍛煉，也能直接學習現成的民主國家的經驗，在中共死亡之後，實現民主化，成爲一個現代國家。比如王劍就是這麽認爲的，他經常跟觀衆互動時說，你怎麽知道中共亡了，天下就一定要大亂呢？你怎麽知道中國人就沒有能力和意願實現民主化呢？ ======================================= 我認爲，諸夏有一個問題是，大洪水意味著其他國家不會插手。但是美國、日本、俄國和印度看到中共下臺的時候，居然不會插手扶植代理人是很難想象的。就算以劉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看，美俄是一定會插手扶植代理人的。諸夏戰爭最後一定就是看誰背後的大腿粗，但是美國不可能會扶植兩個代理人，因爲這樣并不划算。這造成一個結果就是，諸夏就算有，存在的時間不會很長，而且也不會如同劉那樣期望的向歐洲中世紀那樣自然發展。而是擁有美歐日裝備的某個軍閥會議最快速度解決掉其他所有的國家，不等你民族發明完成就已經一統江山。

评论于：不要損壞精美的刺繡圖案

19年11月5日 00:00

语言只是信息承载工具，用于信息交流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194225 汉语主要问题是：体制削弱了信息承载量，弱化了交流功能单纯从语言学来说，英语不如韩语设计得严谨。比如：韩语可以做到见字就能读，而且读音是唯一的。英语很多发音依然是遵循习惯的。比如coupon（'kuːpɒn]Q-pon), San Jose（jose读[həʊˈzeɪ]，西班牙语。）, VS（读['vɝsəs]，来自于拉丁文，不是就读“V""S"两个字母）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英文今天是世界上说的人最多，流传度最广，信息承载量最大的语言。 ======================================== 专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要阻滞信息的流动。从信息管理角度讲，统治者就是要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最好就是自己知道一切，但是其他人都不能知道。所以古代中国几乎所有专制律法，都是相仿设法实现阻碍民间信息的交流，只保留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比如户籍制度，就是不让人离开土地，这样它们携带的信息就无法传播开。再比如重农抑商，因为商人自己会携带大量信息，有利于信息传播。还有就是道路收费，古代官道都会设置层层关卡收费，也是为了把人民禁锢住，防止信息的流动。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所有我们感觉不合理的政策，本质上都是因为它们是从阻碍信息流动角度设计的。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流动性比专制政府大得多。民主社会，也会去阻止一些有害信息流动，比如儿童色情信息等等，但是政府几乎不会去阻碍民众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换。信息交换的背后，是人类思想的碰撞，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有着专制无可比拟的创造力。如果分开市场，各自封闭发展，那么民主国家的科技很快就能吊打专制国家。历史上已经无数次证明过这一点。回到汉语上，汉语本身的工具性，其实还算可以。它有自成体系的诗词歌赋，也有复杂文艺作品，法律文书。在古代大家都是专制的时候，它的信息承载量和其他国家差不多。只不过它体量较大，显得信息更多。因此看起来比较先进。但是到了现代，由于民主制度无可比拟的信息流动优越性，汉语承载的信息越来越少。中共专制制度确立后，依然遵循了信息封闭控制原则，到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民的思想几乎是荒漠。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很多人连学习资料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后来改革开放，开始大量翻译外国信息，才使得汉语承担的信息量重新恢复了一些，直到今天。然而今天来看，中文信息承载量依然受制于体制，一个直观比较就是wiki词条数目： https://www.wikipedia.org/ 中文词条比日文还要少，只有法语的一半，英文的1/5的。而另一方面，专制也使用了很多大量无效信息，去污染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张维迎：中国语言腐败前所未有中文已失去交流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eHivAe9jk 这使得，官方中文的交流信息功能非常低效，我们看中共官员报告，经常不知所云，昏昏欲睡，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长篇大论，避重就轻，甚至正话反说。每次领导下命令，都十分不明确，要下面人拼命揣摩上意。这和民主政府的文书形成极度反差。比如美国政府从来不会下达什么"XXX精神”，它通知下级做什么，一定是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指令。所以，我对于汉语的前途的确有一丝担忧。语言是一种信息承担工具，用于人们的交流，但是如果语言的交流功能丧失，那么汉语的前途的确不妙。

评论于：如何/什么能让人改变信仰？信仰是否是反理性的？

19年11月4日 00:00

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另一个作者写到：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 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评论于：如何看待“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9年11月3日 00:00

如何评价朱践耳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760023 此人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他45年才加入中共，国共内战，他都在文工团，懂得狡猾地明哲保身。选择亲共我认为一是他崇拜聂耳。二是他也有通过亲共，获得去苏联进修提高的机会。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试图通过体制获得留学机会在过去是非常正常的路径。后来他的愿望成真，1955年公派去苏联。进入著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不过之后没几年就遇到了中苏关系恶化。他学了5年之后于1960年回国。虽然在苏联他躲过了大跃进，不过没有躲过大饥荒和文革。回国后，这个费拉第一感受到中国原始社会主义的铁拳，他的创作几乎停止，在苏联他可以能写交响乐的，结果回国之后，只能写写小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这期间创作的。文革后，他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相对自由的氛围，让他也重新创作出了一些作品。比如他创作过一部缅怀张志新的交响乐：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上海交响乐团陈燮阳指挥说明他心里很清楚中共是个什么货色。把子女送出国，但是自己留在中国赚大钱，也说明他是个很典型的骑墙派，与利己主义者。如同当年很多贪官一样，自己在国内赚钱，子女出国享福。反正我死后哪管中国洪水滔天的那种。纵观他一生，他都是能躲就躲，从不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偶尔有自由的环境，才敢于表达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人生根本目标还是无产阶级费拉那种无脑赚钱，精致利己而已。他幸运地在2017年去世，但是他的夫人和子女终究没有躲过社会主义的铁拳。我相信他若是活着，也一定会遭遇同样的下场。有的时候，费拉们得想明白一点，当你永远选择那条看起来即容易，又光明的道路时，你得看看这条路是谁修的，若是修路的人来自于原始文明，那么你还是离这条路远一些。

评论于：如果各地区自治独立，内陆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