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7月25日 07:50
10年7月25日 07:46
“孤独者”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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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