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7月10日 10:51
我说，那么，你认为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我觉得，你这是一种“逆向种族歧视”的思维方式，难道你认为中国人就低人一等，不配享有民主自由吗？就是温家宝也承认有“普世价值”，你比温家宝还不如，真要好好学习一下他的讲话，提高一下政治素质。 国保说，不能将西方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来。温家宝的普世价值绝对跟你们的《零八宪章》的内涵不同，你要是连这点都弄不清，你的智商就有问题。 我说，你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吗，你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不跟你辩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谈我我观点，你尽量不要反驳我。我只谈我的文章，关于其他人和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回答。 国保朱说，你把刘晓波当作大哥吧？你为他写了很多文章。 我说，我的文章中不是写了吗，共产党才是黑社会、斧头帮，我和刘晓波是道义相交，不存在你说的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刘晓波是我的良师益友。 国保朱说，刘晓波的下场在眼前，你看，那些西方国家谁也帮不了他。 我说，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伟人。 国保说，你有妻子和孩子，不要站在党在政府的对立面，当走到刘晓波那一步的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我说，你也有妻子和孩子，终有一天，你的妻子和孩子将为你的这些恶行而感到耻辱。在我的有生之年…… 国保朱说，是的，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这样说过。 我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必定能够看到对你们的审判，不过我会以受害人之一的身份请求法庭赦免你。当然，法庭是否采纳我就不知道了。 国保朱说，你这样说，以后你当权了，我还得求你放我一马？ 我说，不是求我放你一马，我也没有权力放你一马。我不会当权的，我永远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我对任何权力都敬而远之。我刚才只是说，我愿意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恶事，即便你不认罪悔改。 国保朱说，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被某些反华势力利用了。你看，美国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使馆也不跟你们接触了，美国是靠不住的。你批评奥巴马，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像布什那样接见你吗？ 我说，我是独立知识分子，不受任何势力的利用。我批评共产党，不是因为有美国保护我，我才敢批评，美国的政策如何，并不会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批评态度。你研究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奥巴马上台之后，他不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我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并没有减弱。其次，我批评奥巴马，不是因为他没有见我，我从未主动要求与这些政治人物见面。那次与布什的会面，我们事先并不知情。如今，我批评奥巴马，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是铁杆的共和党人。不说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就是他的国内政策，我也相当不同意，如果我是一名美国的知识分子，我将比批评温家宝还要尖锐地批评奥巴马。 国保朱说，你想像中的民主自由就是美国那样的吧。你那么热爱美国，认为那里有民主和自由，干脆到美国去生活得了。 我说，我就是要生活在中国，这说明我比你更爱国，无论这里的环境如何恶劣，我就是要在这里生活、观察和写作，努力推动中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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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10日 10:47
国保朱问，这本书主要有几个章节呢？ 我说，比如，有对温家宝的经济政策的批评，外交政策的批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对他在救灾中的表现的批评，对他纵容你们这个部门破坏中国法治环境的批评等等。大致分这么几个部分。国保的作为，我将联系自己这几年的亲身遭遇专门写一章。这几年，一到所谓的敏感时刻，你们就派人到我门口，出门做你们的车，你们觉得有意义吗？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我去书店和图书馆也要跟着，有必要吗？ 这是，旁边的国保王插话说，陪你去图书馆很好啊，我还可以读读书，学到不少知识。 我说，你们这样做就是违法的，此前的一名姓赵的国保自己就说，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这是上级的命令，不得不执行。 国保朱说，他真的那样说过吗，那他的业务素质太差了。 我说，难道不是非法吗，你们拿得出什么法律依据来？ 国保朱说，政法口不是归周永康管吗，你什么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这个问题推特上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我的看法是，公安部是国务院下面的部委，温家宝管理公安部责无旁贷。当然，我也批评国周永康。 国保朱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多，政治局常委就有九个人，你为什么单单要批评温家宝呢？ 我说，去年我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是批评第一号人物的；批评完第一号人物，当然接着就是批评第二号人物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多次说，我批评温，既是针对他这个人的，更是针对他的总理的职务的。 国保朱问，那么你接下来还会批评第三号人物，第四号人物吗？比如习近平？ 我说，习近平我也批评过，至于是否专门写一本书来批评其他的人，那要看我的时间安排了。 国保朱说，你认为温家宝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他的失误，那么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说，太简单了，比如，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启动选举；实行两党制（我认为两党制比多党制好）；司法独立等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那么复杂。再比如，党内民主总可以推进吧，像越南那样由两个人出来选总书记，政治局成员是不是也可以实行两选一？ 国保朱说，这些还是太虚，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说，那就按照《零八宪章》的思路来做，这个文本你一定很熟悉吧。《零八宪章》中的十九条建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早改革比晚改革好。 国保朱说，《零八宪章》的内容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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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10日 10:41
我说，我的定位是，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读者都能看懂我的文章。你看不懂，说明你的文化程度在高中一下。你自己去补课。我还就喜欢写长文。写文章总比读文章累吧，我写文章都不嫌累，你读文章还嫌累。那你申请换一份工作吧，做这样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和尊严感，这是一份脏活，到其他部门去待遇还能好些。 国保朱做出一副为难状说，换工作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谈完这两篇文章，国保朱让我在两篇文章的每一页都签上名字，并按上手印。这个程序与我五年多之前第一次被传讯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次他们拿出来的文章有十余篇之多，这次却只有两篇。不过，我看到在国保主手中还有其他多篇文章。 其间，我问国保朱说，大概还要谈多长时间，晚上我要给孩子做饭，如果时间还需要比较长，我是否可以发个短信告诉妻子，让她早点回家。 国保朱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大概你是不能按时回家吃晚饭了。你可以给妻子发个短信。 于是，我拿出手机来（此前，他们要求我在谈话期间关闭手机），给妻子发了一个短信。 国保朱说，文章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其他的下次再谈。下面谈谈你最近的写作情况和计划要出版的书。 我说，我和王怡合作的基督徒的访谈有两卷，题目分别是《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以及我的一本关于中国信仰复兴与社会转型的文集《谁为神州理旧疆》，都即将在台湾雅歌出版社出版，整个过程我在电邮中都谈到了，你们进入我的电邮信箱什么看到了。另外，还有一本讨论苏联解体的《泥足巨人》，将在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我书都现在只能在香港或者台湾出版。 国保朱说，你的文章都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你自己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我说，你是做这个工作的，你应当知道是什么原因。你问这个问题，显示你好像是第一天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一样。说到底，就是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胸襟，中国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 国保朱说，还有一本《中国影帝温家宝》吧，你在推特上说最近要在香港出版，大约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出版，在什么出版社出版？ 我说，最近一个月内完成，两三个月后出版。出版社还没有确定。 国保朱说，是谁写序言？ 我说，是王怡的文章作为序言，是那篇《写给温家宝的福音单张》。 国保朱说，王怡同意了吗？ 我说，王怡当然同意了。 国保朱问，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我说，主要是对温家宝当总理以来的政策做一些批评，焦点是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什么作为，浪费了历史给他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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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10日 10:40
谈完这篇文章，国保朱又拿出另外一篇文章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是《“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一文，四月十三日发表在《观察》网站上。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篇文章来重点讨论，其实这两篇文章并不是我的力作。 国保朱说，你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为什么用“毒计”这个词语？ 我说，如果你看不懂，请自己去查现代汉语词典。我不是语文老师，要这样逐字逐句地解释给你听。此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接触过的国安系统的人，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从来没有向我提过此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你们该好好向他们学习，提高一下文化修养。 国保朱说，“毒计”是一个贬义词吧？ 我说，当然是一个贬义词。 国保朱说，那你凭什么说民族主义是政府煽动的呢？你说政府在背后煽动民族主义，难道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侵占我领土钓鱼岛、中国人没有权利反对日本首相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吗？ 我说，中日问题我比你更有发言权，我作过长期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你不是说最了解我吗，你难道没有看过吗？中国人当然有权批评日本的某些做法，但首先要反对的是赞美日本人、说日本人侵略中国帮助他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原话，你在毛的文集中可以找到。其次，爱国主义需要理性，砸日餐厅和日本品牌的汽车不是爱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说那些产品是日本产的，还是中国产的，抵制日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行动根本对日本造不成伤害，反倒伤害了中国人自己。据我的观察，二零零四年中国的反日活动，背后就是政府操纵，是企图转移国内矛盾，是将日本当作一个“公共污水沟”。 国保朱说，那是学生的爱国热情，怎么能说是政府策划的呢？ 我说，中国不是有一部《游行示威法》吗，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到公安部门拿到批文之后才能实施。如果我去申请，能够批准吗？ 国保朱：批不批准那是公安部门的决定，你可以去申请啊。 我说，那天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有去申请过吗？据我掌握的信息，他们没有去申请过。那么，这难道不是非法活动吗？为什么政府纵容此非法活动呢？为什么明知该活动非法，政府也要出动大巴车运送学生去日本使馆抗议？ 国保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车辆是政府提供而不是学生自己找的呢？ 我说，我有一个在北大念书的师弟告诉我说，当时是校方安排的车辆。 国保朱说，校方难道就是政府吗？你这个看法太主观臆断了。 我说，校方当然是政府的一部分了，北大校长是副部级，北大党委书记是中央候补委员，哪个学校不在党和政府的管辖下？不懂中国国情的是你。还有，当时学生向日本使馆扔砖头等等，在场的警察全都袖手旁观，根本不去制止。 国保朱说，不是警察不制止，是当年到日本使馆抗议的学生太多，警察的人数有限，根本管不过来。 我说，你们如果想管，哪有管不过来的，当年“六四”时候，人更多，几百万人在北京的街头，一开枪，不就解决了吗？ 国保朱又问，好，接着看下面的内容，你的这句说，“所谓‘建国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这里的“斧头帮”是什么意思？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对他说，这样谈下去，三天三夜都谈不完，斧头帮就是斧头帮，这是萧瀚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我非常赞同，斧头帮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黑社会组织。你去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吧，里面就有一个斧头帮。我的文章摆在这里，你自己看，自己领会，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去请家教，我没法这样一点一点地跟你解释。 国保朱说，我们就是水平低，你是北大硕士，文化程度高嘛。你的文章常常写得很长，有时候看完一篇要花好长时间，还看不出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以后多写短文吧，这样我们容易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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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10日 10:39
按照一般的传唤的程序，坐在国保朱旁边的那名笔录者首先询问我的一些情况。整个过程，一台微型摄影机一直对着我摄影。国保朱和负责笔录者均点燃香烟吸起来。 我看到墙上有一个醒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室内禁止吸烟。我便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这个部门素质低，你们不服气，这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你们仍然不顾禁令随意吸烟，你们这不是在执法犯法吗。 国保朱说，没有看见这个牌子，对不起。虽然他道歉了，但两人并没有停止吸烟。我已经尽了告知的义务，却无法制止他们继续吸烟。此后的几个小时里，此二人一直在吸烟。在场的其他两名国保没有吸烟。 国保朱说，最近你在推特上很活跃啊。不过，你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太高啊。 我说，你也在上面潜水吧，我的言论不仅是给推友们看的，也是给你们这样的人看到的，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不喜欢发表惊世骇俗的话提高排名，有一些知己就够了，不在于数量。 国保朱说，那我们进入正题吧，先谈谈这篇文章，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他拿出一大叠打印的稿件来，将其中一篇递给我。 我一看，是我写的《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一文，是今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观察》网站上发表的。打印稿上注明了发表的网站和时间。 国保朱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说，当然是我写的，我的文章都是真名发表的，我从来不发表匿名的文章，我对我的每一篇文章负责。 国保朱说，你看这一句“中共的党魁们不仅荼毒国内亿万民众，更试图将共产暴政推广至全球。”这里的“党魁”指的是谁？“暴政”又是什么意思？ 我说，党魁就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是党魁；暴政还不简单，毛时代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从反右到文革等政治运动，无数家庭家破人亡，邓时代“六四”开枪杀人，一直到今天那么多孩子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不是暴政又是什么？还有中共在西藏、新疆开枪杀人。 另一名一直沉默的国保似乎被激怒了，他反驳我说，你就没有看到维族人屠杀汉族平民吗？作为政府，有必要派遣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回答说，我没有否定存在维族暴徒杀害汉族平民的事实，但当局以暴易暴解决不了问题，最大的暴力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要谨慎使用。再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种族冲突事件，是因为当局的民族政策有严重失误。（当时我并未想到今天就是“七·五”事件一周年的纪念日。） 国保朱说，下一句“毛太祖曾云，革命的第一要务，便是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毛太祖是谁？ 我说，毛泽东。 国保朱问，为什么要用“毛太祖”这种说法？ 我说，毛就是一个专制帝王，毛自己还说他比秦始皇厉害几百倍。毛是开国之君，古代开国之君就叫“太祖”。 国保朱又问，你再看这一句——“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亚举手投反对票的丑陋一幕。这是大独裁者对小独裁者的支持，历史将牢牢记载这一刻”，这里的“大独裁者”和“小独裁者”分别指谁？你为什么认为只要中国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阻碍了联合国发挥和平与正义的功能？ 我说，大独裁者就是中共当局，小独裁者就是缅甸军政权、北韩金正日政权等等。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很清楚，通常都是支持国际社会为之不齿的流氓国家。 国保朱又问，你说“中共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共在非洲越活跃，其独裁政体和独裁思维就会越深重地毒害非洲诸国，使其离民主自由价值越来越远。”你有什么依据这样说？ 我说，中共在非洲掠夺资源，支持独裁政权，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国内的媒体，也曾经报道过。非洲国家的劳工对中资企业有诸多不满，多次罢工抗议等等。中国人在当地并不受欢迎。还有，如果不是中共的支持，非洲的很多独裁政权早就垮台了，如苏丹。 国保朱问，那你写这篇文章是什么目的？ 我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严重的错误。首先是支持那些流氓国家、那些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巨额的外援经费根本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也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如今不是说财政公开吗，我希望当局也公开这一部分，让外援告别“秘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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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10日 10:39
余杰：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我被第二次传唤的经过 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是：当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温总理最喜欢看什么书时，温总理拿起一本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说：这本，毫无疑问是这本，它是我的案头书。 ——推友“花花公子”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上午十点，派出所老李上午来电话，说下午三点市局的人要约我在小区的警务工作站谈话，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他说，没有时间。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正在紧张地修订《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大约半个月之后这本书稿就可以杀青了。国保找人喝茶是他们的工作，喝茶的时间他们是有薪水的；而我的时间不能白白被他们浪费，作为公民，有拒绝喝茶的权利。 老李听到我的“没有时间”的回答，便不再说什么了。这与以前他们反复劝说我出去跟他们聊聊天不同。当时，我就有一种来者不善之直觉，这些人大概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下午四点，我正在修改《取消国保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步》一文，突然听到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在一般情况下，若有访客上门，会先通过对讲机，请主人打开楼下的单元门禁，但这一次对讲机根本没有响起，直接就是敲门声。我从猫眼中一看，果然是一群警察守候在门口。 我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个便衣，还有两个穿警服的。便衣中有一名平时负责跟踪和监视我的，曾经陪我上书店和图书馆的朝阳区国保王某。其余几名，我都没有见过，一人手持微型摄像机摄像，正对着我摄像。为首一人拿出一张传唤证来，上面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九十二条第一款，对我进行传唤。（事后，我查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该条款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这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法，成为国保部门骚扰人权活动人士的法宝之一。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那次的传唤，写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这一次没有写任何理由。） 我告诉他们说，我需要换一件衣服再出门。他们说，他们必须进门来，否则我不能独自入内换衣服。就这样，他们一拥而入，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形下，非法闯入民宅。于是，我在厕所内换好衣服，并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在传唤证上签名之后，跟随他们下楼，楼下停着两辆普通牌照的车辆。他们让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越野车，国保王某驱车，车上还有两名穿制服的民警。驱车两分钟左右，便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 他们将我带入一间审讯室。我坐下来以后，便开始低头默祷：主啊，请赐予我勇气和智慧，讲当讲的话，不讲不当讲的话，胜过黑暗和邪恶的势力。主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若不是你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主啊，你让我在这逼迫患难中更加与你接近，单单地来仰望和依靠你。主啊，你说过，那杀死人的身体不能杀死人的灵魂的，不要怕他。简短的祷告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这时候，坐在主审位置上的中年男子开始说话了。此人年纪大致与我相当，体型偏胖、身穿黑衣，像北方人的模样。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姓朱，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吧。你的很多朋友我都熟悉。我多年前就关注你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关于你的资料，我这里可能是最多的。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对方的存在，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很遗憾以这种方式我们才有机会聊聊。听说你对我有很多不好的看法。 我说，这些年来你做的若干事情，包括你们这个部门做的若干事情，是好事吗？能够让人产生好的看法吗？我此前多次与你的手下说，让那个姓朱的直接来找我，不要去骚扰我的朋友。我当然知道你将我作为研究对象，到我年老的时候，如果要写自传了，我就去查这些资料。不过，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资料已经不由你控制了，就像东德等国家一样，当事人可以去档案馆自由查阅。 国保朱说，既然你说愿意跟我见面，那么上午我们约你见面聊聊，你为什么说没有时间，让我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才能请你出来？ 我说，给我打电话的派出所的老李又没有说是你要见我，他如果说是一个姓朱的找我，说不定我会愿意谈谈。另外，你们应当提前预约，不能上午打来电话说，下午要跟你见面。我要在时间上作安排。今天你们的这种做法，无非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这恐吓不倒我。这种方式只能表明你们的愚蠢，你们故意制造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利的新闻事件，你们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荣。我是个好安静的人，通常在家里一个人写作，一般不会主动去联系媒体，也不喜欢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你们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们这个部门的所作所为表明，你们才是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 国保朱说，看来你对我和我们部门有太的成见。在我们以后的交往中，希望能够消除这些成见。 我说，请给我一杯水。 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人跑到外边去买来几瓶冰冻的农夫山泉回来，正是我平时喜欢喝的牌子的矿泉水。 我说，其实倒一杯派出所的饮水机里的水就可以了。 旁边一名国保说，天气热，要喝冰一些的水。派出所的办公条件有限，他们的水不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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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3日 12:21
刘柠：方励之事件始末 作者按：《独立阅读》6月号发表了友人贾葭兄评台版《李洁明回忆录》的书评，将21年前的“方励之事件”旧事重提，也勾起了笔者的回忆。刚好，大约4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评介日本人权外交的长文《“普通国家”化，从人权外交开始——兼论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历史与现状》（阉版发表于《凤凰周刊》）。其中，对方励之事件也有所涉及。特将此部分拎出，立此存照，以飨博友。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 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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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3日 12:15
胡平：反抗冷漠反抗遗忘――六四21周年感言 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开讲出六四问题的学者之一。居然有人发问：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受了什么刺激？崔卫平在她的一篇博文里写道：“啊，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个人利益，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 崔卫平说：“迄今我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一个不允许、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难道只有互相利用、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才是畅通无阻的吗？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 在今年纪念六四的集会上，我专门讲到冷漠。我说：“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就是反抗冷漠的斗争。”冷漠不是罪恶，但冷漠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肖伯纳说得好： “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什么是人性？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这就是人有同情心，人有正义感。人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同情心、正义感，人就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人性。 在今日中国，同情心、正义感的沦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人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那是正常的；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倒成了不正常，成了异类。那些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的人可以活得理直气壮，问心无愧；那些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反而倒需要随时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 和冷漠的蔓延相伴而行的是遗忘的蔓延。 在今年五四北京大学112年校庆校友会上，几位白发苍苍的反右运动受难者，举着“哭北大”、“右派索赔”、“右派冤”的纸牌，站上主席台，立即引来台下数百人惊异的目光。有人表示敬佩，有人上前慰问，有人茫然不知所以，有人感到尴尬别扭，还有一些身穿便衣的特务，则赶忙举起相机拍照。 著名的非典专家钟南山院士也出席了这次聚会，他应邀给大家讲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一位反右运动受难者的儿子马文都听到钟南山这番话，感慨地说：钟南山底气十足地要大家“忘记过去”。难道要我们忘记这些反右受难老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让这些受难者忘记几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让人们忘记那个疯狂、灭绝人性，使几千万人丧生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的，因为你忘记了，你就可以取悦当局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你忘记了，你就能长寿。可是你想过没有，因为你的长寿，今后可能会有多少人更加的短命；因为你的忘记，正是由于许多人的失忆，才使倍受那个时代折磨的人更加痛苦，而求告无门；因为大家都忘记了，会使整个民族变得麻木不仁，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再受这类苦难！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账有法算，也必须算，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更是要以史为鉴。 我记得北大校友、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转述过一个关于牛和鸡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干不动活了，人们就在一棵大树旁边把这头老牛杀掉了。自那以后，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都不肯过去，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这位放牛的右派教师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原来，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牛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若无其事。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给抓出来杀掉，开膛破肚，一些肠子什麽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王友琴写到：“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我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诚如昆德拉所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他不但公开号召大家遗忘，而且还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似乎象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的。这就和上面那些向崔卫平发问的人一样，那些人自己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能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反过来倒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 其实，说怪不怪。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只要你还在痛苦，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不消说，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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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7月3日 12:14
胡平：关注海莱特 揭露大阴谋 在新疆7.5事件一周年之际，我吁请各界人士关注维吾尔族记者海莱特?尼亚孜。 去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国内有两位维族知识分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另一位就是海莱特?尼亚孜。 海莱特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是资深记者，担任过《新疆法制报》总编室主任，《法治纵横》杂志社副社长，《维吾尔在线》的编辑和管理员。去年10月1日，海莱特被当局拘捕，至今未起诉未审判，一直关在乌鲁木齐天山看守所。警方对海莱特的家人说，拘捕原因是海莱特在7?5事件后接受了多家境外媒体的采访，泄露了国家机密。 我以为，所谓“泄露国家机密”，很可能就是指海莱特在去年7月21日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谈到他曾经在7月4 日向有关方面提出预警，并在7月5日上午面见自治区主要领导，提出化解民怨、防止暴乱的三条建议，但是新疆政府一条都没有采纳。海莱特并非异议人士。他以为当局会接受他的建议。事后他发现当局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并造成严重后果，自然十分失望，因此忍不住要讲出这番话。殊不知他的这番话，无意中捅破了新疆政府的一个大阴谋。新疆政府恼羞成怒，为了封口，所以把海莱特拘捕关押。 我在去年7月28日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节目里（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 ... 331.html/story_main）指出：7?5事件幕后大有玄机。因为7.5事件并非突发事件，自从6?.6广东韶关事件传到新疆后，维族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都意识到要出事，不止海莱特一个人向新疆当局提出预警。在7月5日这一天下午，大批维族学生在广场和平请愿，当局立即出动大量人马，当场抓走70多位和平请愿者，迅速地控制了场面；其后，当部分维族抗议者冲到自治区常委机关大院时，那里早已有军警护卫，固若金汤。可见，当局在打压和平请愿和保护政府机关不受冲击这两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当局唯一没做的只是没有派军警对汉族平民加以保护。这当然不是疏忽大意的问题。因为在维汉聚居区发生的暴力行为整整持续了4个多小时，大部分地方连警察的影子都看不见，即使有，也只是袖手旁观。照理说，警察制止街头暴力乃天经地义，并不需要再去请示上级；就算你警察担心自己打不过暴徒，你总该立刻向上级报告。在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那顶多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因此我推断，警察很可能事先是得到指示的，要他们不要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新疆政府拒绝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故意刺激事态恶化，促成暴乱发生，等到暴乱发生后，又故意按兵不动，导致平民――主要是汉族平民的大量伤亡，然后新疆政府再以“反恐平暴”的名义残酷镇压维族民众，并把这一切推到境内外疆独势力头上。 这一年来，我从多种渠道获知，在国内，甚至在中共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同样的怀疑。上个月出版的《明镜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王乐泉故意引发新疆暴动”。文章说，“有一种‘阴谋论’说法在中共内部都流传”，“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阴谋”。之所以有大量群众死伤，却极少有警察“因公殉职”，可见这不仅是警察和武警失职、渎职，“更说明王乐泉内部下达了指令”（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85/n-12585.html）。 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玩弄这套阴谋。2008年西藏3?14事件他们就玩过一次了。通过这种十分阴险狠毒的手段，中国政府极大地激化了汉族民众和维族藏族民众的深刻猜忌与仇恨，并以此为借口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西藏等地区的严厉管制。 还要看到的是，在未来，中国政府还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在去年年底出版的政治预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里，作者陈冠中就写道，在2011年，全球经济崩盘，中国经济也发生严重危机，各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政府故意撒手，听任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老百姓惶惶不安，四处逃难，然后解放军大军出动维持秩序，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军队立即展开全面严打，震慑了一切反抗。 不消说，作者以上描写正是基于他对新疆7?5事件和西藏3?14事件的洞察。我们决不可排除在未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当前，我们必须对仗义执言的海莱特咸表示关注，大力声援，并彻底揭露新疆政府制造7?5事件的罪恶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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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6月8日 11:33
每逢“六四”必紧张 图为2010年6月3日晚“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女士在当年其子遇难的地方点燃蜡烛悼念爱子的场面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图为2010年6月3日晚“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女士在当年其子遇难的地方点燃蜡烛悼念爱子的场面 年复一年，中国领导人每逢"六四"必然精神紧张。今年五月底，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司法部门从北京监狱转往辽宁，官方的解释是刘晓波籍贯为辽宁。『世界报』记者发表文章认为： "实际上这是为了发出一个政治信号：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不会给'六四'参与者平反。从刘晓波的朋友余杰和几十位其他反对派人士5月30日以来又被软禁一事就可以看出，北京当局的神经何等过敏。由大屠杀遇难者家属组成的联合会'天安门母亲'受到监视。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要求北京领导人，公布事件中遇难者的人数和姓名、惩办负有罪责的人并对这个成为全国不幸事件的悲剧作出总结报告。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天安门屠杀是公开讨论的禁忌话题。 甚至无关紧要的影射也受到检查。例如，6月1日儿童节当天，『南方都市报』儿童版上的一幅画引起了震动：带有儿童涂鸦的一面学校黑板上，可以看到当年那位不知名勇士单身阻挡坦克的寓意图画，接着所有互联网版本都删除了这幅漫画。 甚至对看来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当局也做出极度反应。今年年初，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也有所体验。去年十二月，大使馆在中国发出了自制的2010年挂历，其中一张照片是表现'德国统一20周年'的柏林墙涂鸦艺术。在混乱的文字中，隐约可见中文'六四'二字，中国官员找到大使馆，但是挂历已经寄出。" 北京改造钟鼓楼区市民讨论会被叫停 不仅"六四"是禁忌话题，甚至对北京保留部分老城区进行的讨论也不许城市居民参与。今年三月，北京改造钟鼓楼区的市民讨论会未公布原因就被临时叫停。直到最近，对这一问题才重开讨论，『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写道： "现在终于举行了讨论。想参加讨论的人，必须预先购买价格为一百元人民币的入场券。讨论用英语进行，讨论地点距离有争议的城区很远，在一家专做欧洲菜肴的高级餐馆，餐馆位于一个由传统街道改成的游乐园内。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种组合的结果是95％的与会者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几个印度妇女，他们在后殖民时代的气氛中喝'下午茶'，对保持北京文化遗产问题交流看法：一场不能更为具有讽刺意义的闹剧。 文化遗产协会的创始人用简短辛辣的讽刺言辞说，我们只要朝窗外看一眼，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维护文化的反面，我们必须以更多的知识、更强的市民自信心和政治意志反对那些房地产投资商的不良口味。他这番话的关键之处是，在当前这种交错复杂的中国现实社会中，即使这样微不足道的市民参与也许也可以视为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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