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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浩劫降临 1966～1967年 72～73岁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为大清洗开道，对毛的个人崇拜被推到疯狂的顶点。每天的《人民日报》头版都有一栏“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的巨幅照片。毛像章铺天盖地，两、三年中生产了四十八亿枚。毛的像印了十二亿张，《毛泽东选集》印了八亿套，超出全中国人口数量。这年夏天，以“小红书”著称的《毛主席语录》也上了市，全国人民人手一册，走到哪裏，举到哪裏，天天要念，要背，要摇晃。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制造恐怖的工具，拿学校老师当牺牲品。从街头巷尾到处竖起的高音喇叭裏，从《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裏，学生们得知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著，教的部是“毒草”，老师把他们“当敌人”，用考试来“迫害”他们。考试从此取消。学生被号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没人解释老师怎么可能加害伟大领袖，也没人说明伟大领袖到底出了什么事。学生们动了起来。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渴望迄今完全受到压制。现在毛允许他们在他操纵下参与政治。他们激动地建立组织，按毛定好的调子、设下的框架行事。六月二日，北京清华附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结尾署上的是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卫兵”。意思是要保卫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校园裏的大字报回然不同，这裏毫无人性，毫无思想，除了蛮横就是乱骂：“什么“人情”呀……都滚到一边去！”“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播下的“对敌人要狠”的种子正在破土而出，多年精心灌输的对他的无条件崇拜现在开花结果。那些血液裏躁动著暴力，最容易受煽动的青少年，开始了为毛的冲锋陷阵。毛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裏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毛在外省掌握局势。他是头年十一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八个月中不停地换地方住。六月全国动乱四起时，他闹中取静，住進了一所他还从未涉足过的格外幽静的别墅：韶山村外，滴水洞”。那是毛七年前回韶山时授意建的。他当时在水库裏游泳，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僻静动了心，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後，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周小舟不久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棚”也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於是有了称作“二。三工程”的滴水洞：一座钢筋水泥的单层巨厦。整片山全部封闭，居住的农家一概迁走，後来又在，洞”内添了防地震、防原子弹的特别房间。造价是天文数字，修的时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时。毛在这裏一共住了十一天，再也没有回来过。毛的灰色住宅不协调地坐落在柔和的青山绿水间，四周山花烂漫。房子背後是毛家老祖宗的坟地，面对龙头峰，是块风水宝地。毛看到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裏称作，龙脉”。虽然毛回“家创了，但一个村民他也没见。在去滴水洞的路上，有个打柴的小姑娘好奇地朝忽然驶过的汽车看了一眼，恰好毛掀开窗帘往外观看，被小姑娘瞧见了，兴奋地回去报告了村裏人。很快，公安人员就找到她家，警告她说：“你看错人了，车裏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村子裏特地开了会，告诉老百姓不要“乱想”。毛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索问题。散步不超过三百公尺，甚至人到水库跟前也没有下去游泳。六月底，毛回北京的形势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在长江裏游泳一个多小时。就像十年前一样，这是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他的政敌发信号：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他有这样的体魄、精力和决心来打垮他们。毛的信号也是发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進！，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配著音乐反覆喊这句口号，把已经躁动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这次游泳的宣传规模之大，连在外国也出了名，好些外国人提起毛时，都知道他的’游泳”。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天天同主持日常事务的周恩来见面，过问详情。他异常忙碌，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毛没有搬回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丰泽园”，说是刚维修过的房子住起来不舒服。其实，他是怕房裏装了窃听器，或更可十白的东西。他搬進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的更衣室。在那裏他住了整整十年。就是在这几间单调的更衣室裏，毛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八月一日，他给那些发誓“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把他的信，连同红卫兵凶神恶煞的大字报，印发给他几天前刚下令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要与会的各地大员支持红卫兵。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久将被毛清洗，但眼下毛用他们来推动红卫兵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们组织扩大了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势如燎原之火。八月五日，在高干子女成群，毛的两个女儿也曾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活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五十岁的副校长卞仲耘。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被强迫挑重担子来回跑，女学生们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卞仲耘就这样被折磨至死。当天晚上，学生到北京饭店请示北京新领导怎么办。没有任何人发话叫她们住手。八月十八日，掌权以来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从此在全国、全世界出了名。打死卞仲耘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获得了派代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现场广播说：叫匕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旷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 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成“红色要武中学”。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女口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回忆道：“北京红卫兵南下，穿著军装，系著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裏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为了让全国红卫兵更好地学习北京的榜样，为了让他们明白毛是他们的靠山，毛鼓励他们来北京“朝圣”，下令旅行、吃、住都不要钱。四个月内，总共一千一百万青少年来到首都，毛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他们，每次的人群都女口山女口海，若痴若狂，而又井然有序。在红卫兵暴行中受害的不光是老师。毛在八月一日给红卫兵的信中格外称赞了叫匕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这个组织已经在做一件特别的事：把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進行各种凌辱。《人民日报》报导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他们，称他们为“以敢於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在打死卞仲耘老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强迫“黑五类，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拿一根长绳子绕过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动手打她们，逼她们“交代反动思想”和父母的“罪行”，要她们不断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在这些榜样的带动下，把无辜的孩子变成牺牲品的做法遍及全国学校。当时有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少高干子弟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他们哪裏知道他们的“英雄”父亲才是毛的真正目标。让小孩子做牺牲品，无疑得到毛的鼓励。四川省负责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後，对他做红卫兵领袖的儿子讲会议精神：“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原来我们跟他们斗，现在我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子女斗。” 毛接著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後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干篇一律的外套裤子。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裏。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著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裏，在“XX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著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作家们接著被塞進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裏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象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進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進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後，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间：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 “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裏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裏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後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進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部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後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進国库。据後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rn自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於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r一钻進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干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肛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G。ec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裏抢来的画的画廊，那裏的书留著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進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著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许多家庭在抄家後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裏，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裏跪成一片，一夥身著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著孩子们淋去，大厅裏一片惨号。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裏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進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後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裏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進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裏。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裏，小屋的墙上、地上结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後默默去世。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後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進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裏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於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感到他在共产党内上上下下搞大清洗的时机成熟了。他简称“走资派”。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究竟谁是“走资派”毛没说明。他也不知道全国众多的干部谁反对过他，谁对他忠诚。毛的办法是先把他们全部打倒，换上新的人後，再一个个审查他们。至於忠实於他的人受冤枉、受委屈，毛是不在乎的。毛的工具此时不再以高干子弟为主体，而是遍地开花的、专整“走资派，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凭著造反派的冲锋陷阵，毛推翻了全国走资派。共产党的控制一点也没有放松。一份份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抢档案(中共给人人都立了档案)，不许为以往政治运动迫害的人翻案，不许“阶级敌人”“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或中共的人，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枪毙，其中知名的有林昭、遇罗克。对毛来说，造反派的用场是帮他惩罚失去权力的走资派，方式是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等等。这也挺对不少造反派的胃口。他们有的恨领导，乘机报复。有的想往上爬，看到这是一条捷径。那些早就手痒痒以打人为快事的，那些虐待狂们，现在是过瘾的时候了。第一个被打死的高级干部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时间是一月二十一日。他曾对毛和毛的大跃進表示不满。两年前毛开始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间他谁是这样的当权派，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如今，在江青亲自导演下，张霖之被多次残酷批斗，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XX，载X猛扑上前，用力压。接著，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著一根钉著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领，张部长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著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X X和一群人扭著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後又到院裏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裏冻著。他遍体鳞伤，双手举著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汾西矿务局的李XX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著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最後，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後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裏--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毛并不喜欢为後世留下纪录，也不想张扬他统治的残暴，为什么照相？答案最可能是他要看这些照片，看他的敌人受罪心裏痛快解气。一些批斗大会还拍了电影，毛在他的别墅裏看录像。有的批斗大会的影片也在电视上放映，配的音乐是样板戏。当时很少私人有电视，造反派被组织起来观看。毛很清楚他从前的同事、部下们在受什么样的罪。纪登奎副总理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决斗，纪说他挨了几百决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後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样的日子中过了两三年，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仅比劳改犯好一些。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记者，在毛的新社会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取代各级干部的是军队。一九六七年一月，官兵们受命進驻全国每个单位。此後几年中，成为新当权者的有近两百八十万人次，其中五万成为县以上中高级负责人。在这批人的领导下参与管理的有造反派代表，还有留用的老干部，以保持政权的运作照常進行。如今的军队什么都管，国防倒成了其次。当担任海防任务的李德生部被调去安徽接管内政时，李请示周恩来：“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答道：“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毛不相信蒋介石会打進来。三月间，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尽管在那裏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以往的教学秩序、方式、内容不复存在。教育恢复正常，是毛死後的事了。社会上，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开门，银行照常营业，医院照常看病，工厂、矿山、邮政、交通，大体上都在运转。军工企业比以往抓得更紧，给了更多的投资。农业生产不比往年差。中国没有失控。然而，人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在业余时间。娱乐如今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大会，看不完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残忍的暴力成了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折磨著自己单位的人。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欣赏，收音机裏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唯一的歌舞来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当当响的乐声中挥舞著小红书，唱著语录歌，雄赳赳、气昂昂地蹦跳著。就连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毛的新当权者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审查被打倒的干部们，看他们是否反对过毛，抵制过毛的指示。这些干部们每人都有一个“专案组”。在最上层的是“中央专案组”。这个极端秘密的机构由周恩来任组长，康生为副，组员是陆海空三军调来的中级军官，专门审查毛想审查的人。毛特别关注的是中共上层有没有人同苏联合谋想推翻他。因为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贺龙说要他“搞掉毛”所以军队系统的第一要案是贺龙专案。案子株连整个贺龙从前的部下，贺本人死在监禁中。中央专案组权力极大，决定抓谁、审谁、拷打谁，也对谁该受什么处置向毛提出建议。组长周恩来的签字落在许多逮捕证，处理报告上，包括建议判处死刑的报告书上。在同事、部下备受苦难时，毛的日子过得是依然故我。中南海的舞会仍旧为他举办，伴舞女郎用大汽车运進运出，有的也上了他的大床。在被斥为“淫秽”而早就禁止的“游龙戏凤”之类乐曲中，毛依然踱步似的跳著舞。随著时间的流逝，同事们一个个从舞厅裏消失，有的被清洗，有的失掉了作乐的兴趣，渐渐地，舞池裏的领导人只剩下毛一个。在没被打倒的政治局成员中，一九六七年二月爆发了一场反抗，反对文革给他们的党和干部造成的灾难。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谭震林，在大饥荒时管农业，对毛也没有怨言，这次忍不住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发作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掉。几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二天，他给林彪写信说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外交部长陈毅说：“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可是，这批人毕竟跟毛多年，对毛诚惶诚恐。毛对他们发了一通雷霆之怒，他们就像霜打的小草一样蔫了下来，向毛作了检讨。毛左有林彪，右有周恩来，显然是无往而不胜。对这些反抗了他的人，毛用造反派惩罚他们，惩罚够了又给他们些甜头吃吃。反抗被毛轻易地压了下去。不那么容易压倒的干部中有一位蔡铁根大校。他不仅在日记裏谴责毛，甚至还在流放之地和几个朋友谈论上山打游击。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是文革中被枪毙的最高级军官。行刑前，他向狱中的难友道别，然後从容赴死。在一般老百姓中更有许多壮丽的英雄。其中一位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德语学生王容芬。在参加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後，她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时代局限--她觉得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她给毛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著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她用德文写出。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她到药店买了四瓶DDT杀虫剂，然後走到苏联大使馆附近，把毒药一瓶瓶暍下。她想让苏联人发现她的尸体，把她以死来反抗文革的事传向世界。可是，她醒来是在公安医院裏。她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裏受到非人的磨难。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拧在背後，上了半年的“背铐”，吃饭是滚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進来的窝窝头。当背铐终於取下来时，锁已经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动不了。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评论于：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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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 1965～1966年 71～72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终於开始了策画多年的大复仇、大清洗：“整我们这个党”。由於工程浩大，毛决定一步步来，首先从文化领域人手。这就是为什么大清洗名为“文化大革命”。毛用江青打头阵。毛看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曾对家裏人说：“江青这个人很毒，比蝎子还毒。”说著毛伸出小指头勾了一勾，作出蝎子尾巴的样子。毛要江青准备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指责文艺界在中共掌权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统治。这份文件後来简称为《纪要》·毛需要林彪合作，以军队名义搞丝己要》，表示有枪杆子支持。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打电话给林彪夫人叶群，把毛的意思告诉林彪。林答应全力协助。毛跟林的近四十年的搭挡关系，在中共内绝无仅有。毛容忍了林的我行我素。在毛统治下，人人都得公开自掴耳光，美其名曰“自我批评”但自尊心极强的林彪从来不做这类事。对毛的宽容，林投桃报李，每当毛需要时，总是召之即来，为毛效力。林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後，发明了《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使军队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仍然对毛唯命是从。林还在七干人大会上化解了毛的危机。然而，林彪在家裏，经常发些对毛不恭不敬的议论，如说毛“言行不一：““爱玩权术”。林的公开拥毛、捧毛，为的是自己的野心：要当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据叶群笔记，林对她说，他要做“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这位未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是个伯这怕那、忌东忌西、奄奄如瘾君子的怪人。他怕水怕到多年不洗澡，由工作人员用乾毛巾擦身。连山水画他部不敢看，大海就更不必说了。他在北戴河海滨的别墅坐落在山上，四下林石密布，确保看不见海·海军与国防部长因此绝缘。林又十白风，来访者走路，叶群要不时提醒：“慢点走。走快了会带出风，他怕风。” 林是一个心地不善的人。叶群在笔记裏说他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於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林的死敌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毛最宠信的人。罗精力充沛，能力过人，毛诸事都通过他。因为林总是处在养病之中，毛给军队下的命令，也常常交给罗办。罗多年负责保卫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著。”“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林彪对罗的嫉妒逐渐加深，一九六五年初打主意搞掉罗。十一月，他接到江青的电话，知道毛需要他了，他的机会到了。三十日，他派妻子到杭州见毛。当时他住在离杭州不远的苏州。叶群带去林彪一封亲笔信，还有十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是林正式要求毛为他牺牲罗。十二月一日夜裏，毛把林彪接到住处，许诺林取代刘少奇做他的第二号人物。毛还要林在大批清洗共产党干部後，统领军队出面把中国管起来。林彪提出要先除掉罗瑞卿：“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林彪跟毛这样讨价还价，表明他很清楚，毛要搞文化大革命，只能依靠他。其他元帅一个也靠不住。这时，毛搞文革刚起步，就已经遇到强大的抵制。毛要公开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戏讲的是明朝大臣海瑞为民请命，被皇帝罢官的故事。毛说皇帝是影射他，海瑞指的是彭德怀。可是中共管文艺的一直不肯批判这出戏。最後，在毛安排下，江青找上海善打棍子的评论家姚文元写了篇批判文章，十一月十日在上海发表。《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领导们当然明白，这篇批判文章有来头，没有毛点头决不可能出现。但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江青在上海的联系人张春桥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全国大多数省的报纸也不转载。人们厌烦整天批这批那，在没有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用装糊涂的办法抵制这篇文章。北京、全国敢於这样做，是因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彭真给他们撑腰。彭真在上海与毛力辩，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没有关系，不是影射毛。彭真是毛长期忠实的追随者，毛信赖他，让他管北京，也管中共日常事务。由於他所处的地位，彭真能感到毛这次要整的，决不只是一个吴晗，恐怕要祸及全党。彭真忠於他的党，不希望这个党被毁掉。彭真又是个不怕事的人。当时日本共产党人问他关於《海瑞罢官}的事，彭真答道：“这本来不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历史剧。可是毛主席说它是政治问题，真麻烦！”在外国人面前抱怨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明白他是在抗拒毛。在一次聚会上，毛要吸菸的把菸举起来，然後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少数。”在场的美国人李敦白注意到：“这句话说了以後，我看见吴冷西脸色变得惨白，身体一硬，停止了做笔记。毛刚才说的话中有什么东西吓坏了他。”吴又拖了一个星期，直到周恩来通知他，这是毛的指示，吴才於十一月三十日转载了姚文。但他把文章登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以示这不是党在号召开展整人的政治运动。吴不久便铍铛入狱。毛对他的继任者唐平铸说：“吴冷西不听话，不知你唐平铸听不听话？，唐紧张得要死，连，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也忘了说。一篇按毛的意思写的文章，要发表出来如此艰难，可见中共这部贯彻毛命令的机器，已不再按毛的意图运转。毛亟需林彪出场相助。就是在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林彪派叶群去见毛，提出要整罗瑞卿。第二天毛、林会面後，毛忍痛割爱，答应了林彪。十二月八日，毛突然召开政治局会议，叶群讲了十个小时的话，说罗是“野心家”，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野心大得像个“无底洞”。叶群不是政治局委员，连老资格的高干也不是，如此以夫人身分，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讲特讲，实在是破了共产党的规矩。罗瑞卿没有出席此会，几天後他接到大祸临头的通知。这个身材高大、生龙活虎的人，腿一下子软到没力气走上楼梯。罗被软禁起来。但林彪还是不满意，他要置罗於死地，要毛给罗定’篡党篡军”的大罪。毛没有满足林的愿望，说罗“还没有反对我”。於是林对毛来了个按兵不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来找林，商量写那份丝己要》。林表面上答应，可背後通过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为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疑心重，脾气大，对她讲话，要多听少说”，“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结果二月份写出来的稿子被江青认为“根本不行”。在毛林僵持期间，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二月，刘少奇支持彭真，向全国发出’二月提纲”，中心是不要用政治罪名整文化人。彭真还把毛特别强调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一九五九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这一段话，在形成文件时删去了，没有往下传达。毛看到这份文件时，勃然大怒，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二月提纲”发出後，彭真飞到四川，说是去视察三线工程。到省会成都的当天夜裏，他却干了一件惊人的事：秘密去见两个月前被毛泽东遣送到这裏的彭德怀。二彭到底谈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但瞒著毛来见彭德怀，又只有他们两人在场，他们很可能谈到能否动用军队制止毛一一“兵谏”。虽然彭德怀处在软禁之中，没有权力，但他在军队裏仍享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批对他依然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他软禁在北京时，好几个人曾冒著风险偷偷去看他，还有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彭真刚离开四川，贺龙又去了，也说是视察三线。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要这位元帅搞掉毛。毛疑心他们到四川去商量发动政变，後来指控他们搞“二月兵变”。* 这段时间，毛吃的安眠药量，据他身边人说，足以杀死一个正常的人。就是醒著的时候，他也要服大量的镇静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几天後，彭真却要刘少奇再开一次会覆议，在会上他力主派人赴苏，说：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看，可以参加。刘少奇审慎地说：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会後，刘同意了彭真的建议。彭真接著几次打电话给秘书班子，要他们起草报告给毛。没人敢起草，最後彭真自己写了一份报告。也许，彭真是想借用苏联的力量来制止毛。毛收到报告後不久，就指控彭真企图“搞政变”，“裏通外国”。毛泽东早就在怀疑他的同事们想夥同苏联搞掉他。上年十一月，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首先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熟悉俄语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职务，把杨调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作为中办主任，杨的职责包括负责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系。後来，杨被关進监狱，要他交代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同莫斯科的关系。同样身陷囹圄受到反覆审讯的，还有中共高层的俄语翻译们。 -------------------------------------------- *毛的疑心决定了四川负责人李井泉的命运·李本来是毛喜欢的人，毛把彭德怀弄到四川就是让李把彭管起来。文革中，李受到监禁，妻子也因绝望而自杀。 --------------------------------------------------- 毛还怀疑杨尚昆对他搞窃听。毛对他讲话的记录一向敏感，不喜欢存档，上台前，他给苏联人发了电报後常常划根火柴把底稿烧掉。掌权後，他经常叫听他讲话的人不要记笔记。但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没有白纸黑字，下面的人怎么去贯彻执行？毛不得不允许笔记或录音，中央办公厅在五十年代後期开始安装录音设备。有次录音员不小心跟毛的女友开玩笑，说毛跟她在专列上的事，他“都听到了”。毛的女友大惊，报告了毛。毛当即下令拆除所有录音设备，销毁所有录音带。负责处理录音带的官员告诉我们，他认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抹掉太可惜，就大胆作主把录音内容先抄下来再抹，後来乾脆不抹了，都保存了下来。他胆敢这样做，後台是彭真。彭真对他说：“看著办，能留就留，我去跟主席说，就说都毁了。” 毛的住处、开会的地方、乘坐的汽车全部都检查了，没有发现窃听器，但毛心裏始终不踏实，被卷入录音事件的人後来都受到审问，有的被整死。毛怀疑录音是个大阴谋，跟苏联人有关系。苏联人此时的举动也令毛惶恐不安。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外蒙古。勃列日涅夫之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去了。苏蒙签订协定，苏军开進外蒙古，在中国边境摆开重兵，苏联坦克离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而且一马平川。外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h叫a昭”ynnedenbal)因毛在前些年曾企图推翻他而格外敌视毛。他积极与苏联配合，声称要在中国开展“反对毛泽东集团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同毛没打过交道，却在几年前刘少奇访苏时陪刘到处参观，一块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旅行，两人相处融洽。如果刘少奇、彭真与苏联内外呼应，毛的命运的确有倒悬之危。就是在这些背景下，毛同意了林彪的要价，让罗瑞卿问题“升级”。三月，突然召开批罗会议，气氛骤变，人们挨个发言谴责罗为“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三月十八日，罗溜[楼自杀。他没有死，但双脚粉碎性骨折。自杀成了新的罪名，使他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後来开批斗会时，他无法走路，批斗者就用箩筐把他连拖带拉地弄上台，残肢搭拉在筐外。罗瑞卿跳楼的第二天，江青给林彪写信。林该帮毛干事了。江青要求林表态支持她重新写过的《纪要》。毛对僻己要》做了十一处修改，把标题从，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笔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以点明林彪的支持。林彪表态全力支持毛的文革，以自己和军队的名义要求“彻底搞掉，“文艺黑线”，“把这一场革命進行到底”。林彪的立场带动了周恩来。迄今为止，周的态度模棱两可。现在他明确告诉彭真，他要“和毛主席保持一致”。毛、林、周三位一体，毛胜券在握。四月十四日，《纪要》发到全国。一个月後，政治局开扩大会，宣布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为“反党集团”。毛没到会，只传令会议通过他事先准备好的打倒这四个人的《通知}。四人中有两人到会，他们跟在座的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只能听天由命。刘少奇主持会议，尽管刘清楚毛的目标最终是自己。刘平常不动声色，这次他难以自制。当得知《通知》稿一个字也不能改，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动时，他激动地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他接著问彭真：“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无可奈何地答道：“没有意见。”刘少奇显然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说点什么，再追问一句：“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垂下头，默默无言。刘只好叫同意《通知》的举手。人人都举了手，包括彭真，包括刘少奇本人。这就是後来称为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反党集团”不久便被投入监狱。毛向随後到访的北越领袖胡志明说这四个人“是国民党的人”。胡志明问他这怎么可能，毛的回答是：“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把毛要清洗的人骂为“王八蛋”。他宣布谁要是反对毛，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句杀气腾腾的话，他一连说了两遍，说时还像宣誓一样，举起右臂，握紧拳头，目光带著威胁扫视全场。林的讲话裏直言不讳大谈“政变”，这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世界是件稀罕事。林说：“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跌打”。”林警告在座的，毛预防政变已经好几年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他“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他还透露：“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毛的确做了许多准备。他对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说：“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中央警卫局遭到清洗，一个副局长被整死，两个侥幸活了下来，唯一剩下没挨整的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同样彻底换班的是公安部门。公安部的副部长们(部长是毛信得过的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都被抓起来，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同刘少奇有关系。内蒙古自治区负责人、蒙古族的乌兰夫也成了阶下囚。苏联在外蒙古陈兵百万，毛怕边境这边有内应。林彪一边为毛护驾，一边处理了点个人的事情。四人“反党集团”裏，除罗瑞卿以外，他还{曾恨另一个人：中宣部长陆定一。陆的夫人严慰冰几年内往林家写了五十多封匿名信，骂叶群性生活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林的孩子不是林的。有的信寄给林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信上署名有时用大仲马(AlexandreDumasPere)《基度山恩仇记》(了heC。unt。／M。nteCr”st。)中的“基度山”。严慰冰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本来该送医院，却被林彪送進了监牢，在那裏度过了九死一生的十二年。在大谈“政变”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把一张纸放在每个出席者的面前。瞠目结舌的高官们看到：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後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怼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系造谣。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一本正经的政治局裏，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教人尴尬的场面。林彪的行为看起来荒唐，其实有很实际的目的。他就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了，然而他最不喜欢开会、见人，得靠妻子替他办事。叶群的名誉不洗乾净不行。林彪是在为叶群“正名”。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裏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如同伴著强尸”。她对林彪还不得不装出一副顺从温情的样子。生理上寂寞难耐，精神上充满痛苦，她性情变得乖僻反常，毒打女儿林豆豆，逼得豆豆两次自杀未遂。在长期压抑的环境裏，叶群跟江青一样变得歇斯底里，如今要从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中寻找释放--尽管她整人不像江青那样恶毒。她的主要作用是做林彪的助手。毛泽东同林彪的讨价还价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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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1962～1965年 68～71岁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被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進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著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土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後帮他松了裤带。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创，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後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干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後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於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叫匕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進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梢有美戚，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於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於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裏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後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裏就在哪裏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後者属於毛泽东。前者为後者服务。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裏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裏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n”d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戚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 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後，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土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di。nMalin。vsky)带著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天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大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暍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暍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後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夥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裏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外蒙古到北京只有五百公里远，一路坦荡平原，中国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推進。就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的第二个月，根据毛的指示，中国军队开始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堆筑形同庞大碉堡的“人造山”，以抵御苏联坦克。这些人造山按设计每座高二十至四十公尺，正面宽二百五十至四百公尺，纵深一百二十至二百二十公尺。天文数字的钱投了進去，石头和土方从远方运来，在山裏建立了钢筋水泥的工事。凡是见过这些山的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amesRSchles”nger)，都认为靠这几座孤零零的人造山来挡住苏联坦克大纵深、宽正面的進攻，根本不可能。後来这项工程不了了之。毛相信明智的周恩来不会干政变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周从此更是战战兢兢地避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感慨万端地说，他以後将很难再来苏联了。的确，中共执政後他访问苏联十次，这是最後一次。这也是毛在世时最後一个中共高级领导对苏联的访问。就连跟苏联领导人在第三国会面也得回避。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周恩来不得不去参加葬礼，-这就产生了会碰上苏联领导人的问题。为了跟苏联领导人错开，周恩来不顾越南人的反对，在葬礼前硬跑到河内去，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然後匆匆飞走。胡志明葬礼举行时，中国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参加。在文革中，任何跟苏联的关系都被当作“苏修特务剑来严加审讯，尤其在中共高层。那位不幸被马利诺夫斯基挡住说话的贺龙元帅，更是毛泽东疑心的焦点。贺和大批部下被抓起来审问，贺本人於一九六九年悲惨地死在囚禁之中。贺龙一案受株连的最高将领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在被关押的十八个月裏，他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最後死在马桶上。许光达是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後唯一去过苏联的高级将领。那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中、苏之间在原子技术合作方面藕断丝连，总得有人去。许去了以後，毛又怀疑他在克里姆林宫与自己的政敌之间穿针引线，马上撤回在苏联杜布纳原子研究所 (Dubnanuclearcentre)的全部中方人员，与苏联核技术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当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时，毛并没有叫周恩来马上回来。周按原计划继续跟苏联领导人和一队队外国代表团会见。十一月十四日，周回到北京，毛率领全体领导人到机场欢迎。这是给莫斯科递信号：中共的团结牢不可破。可是苏联人看出了破绽。在机场的苏联外交官观察说毛看上去气色糟透了，“好像要虚脱一般”。这是毛最不安的时刻。刘少奇乘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办法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再度当上国家主席，同时借助当选来造声势，树形象，搞一点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上一届全国人大是一九五九年开的。本届按宪法应该在一九六三年开，但毛不发话。他想在整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时再开，一开就把刘搞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发生後，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当月二十九日就做出了召开全国人大的决定，而且开幕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还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刘算准了毛此时心中无底，不敢否决开会，也不敢否决当主席。毛看出了刘的用心，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毛只拒绝在开人大之前照惯例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这在毛当权时绝无仅有，毛以此表示对刘的不认可。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以谈“四清”为名，借题发挥骂刘：“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剑“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 会场外，毛对他熟悉的陶铸夫妇发作道：“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陶铸夫妇猜到他指的是刘少奇。几天後是毛的七十一岁生日，毛破例地请刘少奇赴宴。毛几乎从不请他的共产党同事吃饭，与他们的社交仅限於在跳舞会上。那天吃饭前，毛的女儿李讷听说爸爸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著去，毛对李讷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席问毫无喜庆气氛，在满座鸦雀无声的紧张空气裏，毛嬉笑怒骂，大讲“有人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梢知情的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可是，没有人顺著毛说话，没有人参加对刘的攻击，只有毛从前的秘书陈伯达除外。陈伯达看到毛对刘不满，在第二天的厂全国王作会议上发言，把毛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毛对他的擂鼓助威戚激有加，当夜把在安眠药力下昏昏沉沉的陈伯达找去面授机宜，说他要搞掉刘少奇。陈伯达成了最早知道毛意图的人。文革开始时，陈被毛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根源就在这裏。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著彩旗，舞著狮子，放著鞭炮，并排举著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後走進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於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裏，默然对视。毛知道刘少奇夫妇相爱至深，他要王光美在场，看丈夫受辱，也是教刘明白他的妻子难逃厄运。毛对刘的切齿痛恨部这么明显了，高层也没有谁站出来跟毛一起骂刘。相反地，人们为“两个主席之间的争执”表示焦急，无所适从，出来“劝架”，叫刘少奇要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去找毛作“自我批评”，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曾针对铁托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世界上就没有铁托了。”学斯大林学到家的毛泽东也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但事实上，眼下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他还真有点扳不动刘呢。毛发出宣战的信号：上井冈山。六年前，当彭德怀起来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曾威胁说：要是人们不跟他走，他就“上山打游击”。他这次真上山了，警告声分外响亮：我不是说说了事，说到做到！毛从来出行都是说走就走，这次不一样，上井冈山“酝酿”了好久，同事们都通知到了。蹲式马桶准备好了，派人沿途走了一遍，途中的“阶级敌人”关的关，送走的送走。上路後，毛的座车预备了两套，以转移视线。随行的中央警卫团官兵身著便衣，像好莱坞电影裏的帮会打手一样，把枪支藏在乐器盒子裏。毛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离开北京。他走走停停，观察刘少奇等的反应。四月九日在武汉时，消息传来，跟他最亲近的上海第一把手柯庆施，患胰腺炎被误诊，在四川成都死去。六十三岁的柯，偏偏在这个时刻死於医疗事故，不由毛不顿生疑窦。他在武汉住了下来，四月二十二日，把老搭档林彪召来单独长谈，交了打倒刘少奇的底。毛要林把军队牢牢掌握住，不要让在中央主事的刘插進手去。五月十九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成员。林彪本来说身体不好不去参加接见，但临时忽然出现。会见结束，刘宣布散会时，林站起来说他还有话要讲。他批驳国家主席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表明他才是他们的领导，刘少奇的话不算数。有林彪在北京盯住刘，毛放心地於五月二十一日开始上井冈山。毛在山上住了七天，哪裏也没去，就在宾馆的附近散散步。本来他打算去从前住过的八角楼看看，正迈脚出车时，猛然听见有响声·这是遥远的山坡上采石工人在砸铁釺，但山裏声音传得远。毛马上把已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缩回车裏，要司机即刻开走。直到临离开井冈山前几分钟，毛才接见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宾馆外向毛欢呼，看著毛登车离去，到这时他们才知道毛在山上。从?嚼矗?剿?哚嵯嗟币欢问奔溲Y，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全部中断。毛住的宾馆是大跃進中为他修的，可毛不满意。他走後又动工照他通常的标准重建了一座别墅。只是毛再没回来过。毛在井冈山上时，刘少奇在北京努力加强自己的形象塑造。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文章，用的完全是厂个人崇拜”的语言和口气：山格外的青，水分外的绿……十三陵水库的景色，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壮丽。下午三点多钟，两辆汽车在水库的西南岸停了下来。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著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正在水库裏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剀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万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進。游泳的事发生在一年前的六月十六日，不是什么新闻。这时突如其来把它作为特写发表在头版，显然是有意安排为刘作宣传，选择的时机是毛远在井冈山上，《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推说无法请毛过目。後来这些负责人在文革中部被整得死去活来。回北京之後，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後再动作。会议定於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毛对这次会议寄予了无限希望，打算通过它進一步确立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地位。他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年前在印尼的万隆举行。那次周恩来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自那以来，中国有了原子弹，毛泽东又不断慷慨撒钱收买人心。万隆会议的明星尼赫鲁已不在人世，毛唯一的担心是苏联参加，有苏联出场毛就唱不成主角了。中方花了大量精力游说发起国不邀请苏联。印尼的苏加诺总统由於是万隆会议的东道主，有最後裁决谁被邀请的特权，毛不惜重金来笼络他，还提出派军队支援他打马来西亚。最使苏加诺倾心的是中国许诺为他训练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同样的许诺中国也对埃及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结果苏联未被邀请。正是为了给毛“拉选票”，中国撒出了一笔巨款：修长达两千公里的坦赞铁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为修建这条从内陆的坦桑尼亚经赞比亚(Zambia)通印度洋的铁路寻求资助，被西方拒绝。中方得知後说：“毛主席说了，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这条铁路到底有多大用处，毛是不关心的。其实连尼雷尔本人对该不该修也犹豫不决，哪怕铁路由中国白送，钱、材料、人力都是中国出。周恩来还得说服尼雷尔，居然谎称中国修铁路的材料、人员都有余裕，如果不修坦赞铁路也就浪费了。这项工程耗费了中国十亿美金。毛轻飘飘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 *其实毛无意与他人分享核技术，後来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周恩来履行诺言时，周叫他“自力更生”。 442-443 -------------------------------------------- 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幕前十天，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本·贝拉(AhmedBenBella)总统下台。毛曾竭力拉拢本·贝拉，嫌外交部写给本·贝拉的信“打官腔”，亲自动笔，称本·贝拉是“亲爱的兄弟””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本·贝拉一倒台，毛立马翻脸不认人，要周恩来宣布支持新领导人布迈丁(H。uariB。umedienne)，按原计划开会。绝大部分亚非国家部不想此时去阿尔及利亚开会。中国外交宫们四下活动，拚命想说服他们艺，到处碰壁。尼雷尔总统坦率地对中国外交官；说：周恩来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周总理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本·贝拉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他的被捕，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尼雷尔说：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進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於中国和周总理本人的崇高声誉。会议延期了。在对中国怀疑日盛的情绪下，埃及等国提出邀请苏联参加。毛当不了老大了，中国转而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毛又气又急。他迫切希望能来点成功，以平衡挫折。正好这时印巴战争爆发。三年前，毛曾痛快淋漓地打败了印度，这次他想跟巴基斯坦左右夹攻印度，再来一场胜仗。巴基斯坦跟中国相当接近，是得到中国援助最多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毛把部队调到边界，发了两份最後通牒式的照会，限令印度政府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前，拆除所有“侵略工事”。印度的答覆是和解的，说，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剑，它愿意“進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有，“不会反对拆毁它们。”中方的答覆是：“没有必要進行调查”，“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毛把中国拉到战争边缘。就在中方限期到期的前一天，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要印巴双方停火的决议，告诉毛，不停火无论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代价都太大。毛极力劝他们打下去，可巴基斯坦不愿打。无奈之余，毛只好放弃了打印度的念头。没有巴基斯坦配合，毛难有把握单独取胜。上一次打败印度得益於出其不意，如今印度有了准备。为了体面地下台阶，中方宣布“印军偷偷摸摸平毁侵略工事狼狈逃窜”一一其实印度什么也没做。在急於成功的心态下，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对我们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亚非会议坍台後，八月，毛告诉印尼共夺权的时机到了。中方对艾地说，给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看病的中国医生，诊断出总统的肾脏有严重问题，将不久於人世，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印尼共的夺权是夺军权。苏加诺总统不掌握军队，军队高层强烈反共。中国曾不断敦促苏加诺把军队拿过来，在苏加诺协助下，印尼共加紧渗透军队，以致过於乐观地相信它能秘密掌握陆军的一半、空军的三分之二、海军的三分之一。印尼共的夺权计划是：把反共的军队首领抓起来杀掉，然後苏加诺出面接管军队，‘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恩来把印尼共领袖艾地召到广东温泉城市从化，与胡志明和老挝共产党负责人会晤，在战略上把印尼和印度支那联系起来。军队裏的共产党人则保证部队服从命令。九月三十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营长翁东(Untung)中校率人逮捕处死了印尼陆军司令和其他五个主要将领。毛在跟宫本显治的谈话中把这一事件称为“印尼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可是，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变故使全盘计划土崩瓦解。密谋者中有一人偷偷把“九·三。”行动计划通知了陆军将领苏哈托(Suhart。)。苏哈托本人不在处决的名单上，他做好准备，等逮捕处死完毕後，立即出面控制军队，在全国掀起血腥大屠杀，直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无辜平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上了断头台，只有一名政治局委员逃脱，尤索夫，阿吉托若夫(Jusuf Adji。r。p)，他当时在中国。三十年後他仍然在那裏，我们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灰心失望的老人。苏加诺总统被迫让位。苏哈托将军建立起一个反华、反共、迫害华侨的军事独裁政权。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裏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

评论于：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自序

10年9月15日 21:55

45 有原子弹了！ 1962～1964年 68-70岁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泽东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集中在搞原子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当主任，指挥数十万人的庞大协作体系，保证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无数次的轰爆试验，每一次，全国通讯线路都有将近一半被占用，整个国家，工业也好，民生也好，不断地停电停水，交通停运。毛梦寐以求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要爆炸了，他提心吊胆，怕毁於一旦。这不是杞人忧天。在一九六三年美、英、苏三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肯尼迪指示谈判代表哈里曼(AverellHarriman)：“设法探知赫鲁晓夫对限制、阻止中国核发展的意向，了解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者接受美国采取的行动。”赫鲁晓夫拒绝了。肯尼迪在八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奉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把战争作为取得最後胜利的手段，一旦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会变成“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 “我们希望采取步骤消除这一危险。”肯尼迪认真考虑了对中国的核设备進行空中袭击，包括摧毁设在兰州的化工厂，使之看去像是事故。对设在包头的釺厂，他的顾问说可能要动用核武器才能炸毁。肯尼迪十一月被刺後，继任的约翰逊(Lynd。nJ。hns。n)总统考虑过空降台湾特务人员，炸毁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罗布泊坐落在戈壁滩上，与外部社会隔绝。但空中袭击完全可能奏效。毛的担心就在这裏。一九六四年四月，毛得到报告，蘑菇云那年秋天可望升起·毛立刻著手杜绝他的核设施遭受袭击的可能性。苏联方面，毛的办法是拉住赫鲁晓夫，提醒他中国仍然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让他下不了手。四月十二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细节决定後的第二天，毛亲自修改了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贺电原来准备写上分歧和争论，毛改成“[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他就会跟赫鲁晓夫“共同对敌”。对赫鲁晓夫，毛亲笔加上“亲爱的同志”几个字，结尾处还著意使用中苏友谊鼎盛时的套语：“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这封电报发表後，看惯了中、苏之间气势汹汹打笔战的人著实吃了一惊。“十一”国庆节前夕，毛又再次让苏联人诧异。他热情地跟苏联代表打招呼，拉著对方的手反覆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人民会站在一起的。使毛不安的主要是美国。他的计划是拿美国军队作“人质”，使美国不敢对他的核设施轻举妄动。当时美国在南越有一万五千多军事顾问。毛要激化越南战争，以诱使美国增兵，就像後来周恩来对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所说，让美国军队最大限度卷入越南，作为，我们的保险政策”，“因为他们将有很多人在我们跟前，他们派越多的部队到越南，我们越高兴，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以血淋淋的打击。他们将离中国很近，在我们的手掌中。他们就是我们的“人质”。” 北越人要的是战争逐步降级，告诉毛他们的政策是“不主动惹美国”。毛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断鼓动他们扩大战争，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用不著怕美国千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 毛还怂恿越共把战争扩大到周边国家，使他的“人质”越多越好：“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二百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该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他特别强调帮助泰国共产党搞武装力量，因为美国在泰国有军事基地。为了给美国明确的信号，周恩来亲临南海舰队，要它進入全面备战，准备進攻南越。南海舰队领到三千万元搬家费，把舰队搬到离越南更近的湛江。毛在中越边境部署了三十到五十万军队，准备一抬脚就跨進越南。周恩来对坦桑尼亚(Tsn2a山a)总统尼雷尔(”ul山sNyerere)说，为了保卫中国的核设施，中国将進入越南行动，“无论有没有越南的同意”。周请尼雷尔把这一点转告美国政府，说：“美国如果轰炸中国，我们将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方式進行还击。那时候，战争就没有界限了。” 毛也害怕美国轰炸他的整个军事工业系统。因为这些工厂大多摆在一览无遗的平原上，毛要把它们搬進内地的大山裏。这些内地的崇山峻岭被称为“三线”沿海地区叫“一线”中国其他地区为“二线”。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下令，为了应付“原子弹时期”，全国来个工业大“搬家”，把一线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一千一百多个主要企业於是被大动干戈地拆掉，千里迢迢地搬進山沟裏。有的企业钻進掏空的巨大山脉，有的隐蔽在一劈两半的山间。一切从零开始，基本设施如钢铁、电力工厂全都重新建立。有的核设施甚至一式两份，以备万一。这一场大折腾历时十年，最高峰时至少吞噬了全国投资的三分之二，造成的浪费比大跃進还大。从战略上讲，搞“三线”是荒谬的。三线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完全依赖陆地交通，路一断许多连水也没有。用油这时主要依靠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的大庆。大搬家根本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军工。由於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快，三线工厂的建设往往来不及做必要的地质勘探。仅选址不当就使建筑费加倍。匆促建成的厂房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泥石流的危害，不得不经常停工，有时甚至整个车间被埋。许多昂贵的如坦克、船舶制造厂，大兴土木却永远建不成。有一份研究报告说：或许最大的失败是甘肃的酒泉钢厂，整整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浪费的人力和无谓的牺牲更是无法计算。参加三线建设的有四百万人，修工厂、铺铁路、开矿藏，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山洞裏的厂房通风透气设备极差，人在裏面待一会儿就思心窒息。许多工厂建在当地人早已搬走的放射性污染带，使职工中癌症和异常病发病率特别高。水和其他生活用品都严重缺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由於搬迁，无数家庭被拆散达二十年之久。只是在毛死了以後，一九八四年，当局才开始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照顾“年满四十岁、工龄满二十年，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干部和工人”。在毛把中国投入这样的疯狂中去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未置一词。毛一开头就对他们说他的主意已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示意这次谁也不会饿死累死，说“不要闹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三线虽然在经济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这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这一带曾见识过造福人类的“丝绸之路”，丝绸、香料、宝石的贸易，文化艺术的交流，使受益的古国遍布欧亚大陆，从中国一直到地中海岸。两千年後，罗布泊却目睹了毁灭的烈焰。选址在罗布泊是苏联人帮的忙。工程兵官兵，科技人员在这裏安营扎寨，在“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严酷气候和无休止的大漠风沙裏，年复一年地住乾打垒的土屋和帐篷，过著与家庭和外界隔绝的难以忍受的日子。爆炸这一天，毛泽东守候在人民大会堂内他的套房“一一八，裏。旁边等著三千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职人员。这场为毛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由周恩来任“总导演”。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大厅裏毛颂歌(东方红)乐声骤起，顶灯、壁灯一排排大放光明。毛泽东随著乐声满面含笑地走進灯光裏，身後是他的同事们。毛一面向三干人挥手致意，一面让周恩来讲话。周走到麦克风前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啦！”一开始，人群鸦雀无声，不知所措，人们事先没接到指示，不知道该怎样反应。周提示道：“你们可以忘情的高兴，但有一条，别把大会堂的地板给震塌了呀。”人们欢呼蹦跳起来，一个比一个显得激动。毛泽东是唯一公开欢庆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爆炸成功的国家领袖。私下裏，他以“诗”抒情：“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到处都组织了庆祝活动。中国人这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政府在制造原子弹。不少人感到骄傲，认为有了原子弹中国就强大了。人们以为造原子弹靠的是“自力更生”苏联起的决定性作用被隐瞒下来。大饥荒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心裏在嘀咕制造原子弹花了多少钱。为了平息不满，周恩来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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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9月15日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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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9月15日 21:53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1959～1964年 65～70岁）克里姆林宫一九五九年二月签约帮助毛建造核潜艇等先進武器，是苏联军事技术转让的高峰。但就在协议的酝酿过程中，赫鲁晓夫心裏已经打退堂鼓了。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dew”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戚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著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 “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裏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裏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後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以前还没有苏联领袖这么干过。赫鲁晓夫相信有可能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後，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共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与西方搞缓和。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给了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如果毛竖起反旗，那些一心要靠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人们，就会弃赫鲁晓夫而拥戴毛。当时的世界大背景看起来对毛也十分有利。非洲正在反殖民主义，无数人想打游击战争，毛本来就被他们认为是游击战的专家，而赫鲁晓夫不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想要上台不靠暴力前景渺茫。毛展望著未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东欧各国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苏联)而相信我们。” 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0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後，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毛的策略是“分而不裂”竖旗要有分寸。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相信毛主义呢？毛毫不担心，他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法国名作家西蒙·波娃(Sim。nedeBeauv。ir)访华时，陪同她的中国女伴虽然会说法文，但没有上面许可不能跟她直接用法文交谈。波娃访华归去大谈什么“毛并不比罗斯福等人更专制，新中国的宪法保证了权力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手裏”。她还写了厚厚一本书，名叫《长征》(TheL。ngMarch夕’索引有个条目是“暴力”，後面一排字：“毛论述如何避免暴力。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密封在国门之内。驻外的外交宫被无穷尽的“涉外纪律，困得死死的，什么必须“二人同行”，什么诸事“事前请示，事後汇报”，动辄有裏通外国的嫌疑，无怪乎中国外交宫在海外的名声是举止呆板。中共首批派出国的大使大都是将军们。毛接见他们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外文，但是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而这些大使们大半去的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出了国而敢於说真话的，是一小批冒著生命危险泅水到香港的叛逃者。他们把大饥荒的真相告诉世界。可惜，很少西方人相信他们。毛的谎言在西方却大有市场。当法国社会党领袖(後来的总统)密特朗(Franc。isMitterrand)在一九六一年访华时，毛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大家都把这话当真。一九六。年，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Trudeau)来了一趟；，回去後同别人合作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 Inn。cents in Red 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部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像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hnB。yd-。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後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那位容易上当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M。ntg。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後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有这样的西方人，毛要掩盖饥荒易如反掌。他逦特地邀来三个文人帮他搞宣传：斯诺、韩素音、英国的格林(FelixGreene)。格林为BBC电视台对周恩来作了一次采访，从头到尾只见周恩来在念稿子。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裏，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Guevara)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Shyt”)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著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裏，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後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乾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後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進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後，趁著“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毛接见了好几组人，报纸上大加宣扬，说这些外国人如何表达对毛的“敬爱”如何唱(东方红)。毛亲自逐字逐句推敲了这些报导。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好些是火药味很重的工会领袖，不愿听命於莫斯科。这是毛掌权以来在中国开的最重要的国际大会。毛让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力游说代表们，说和平共处是骗局。因为不能直接谴责苏联，法国、义大利共产党被挑出来当靶子，说它们是帝国主义的臣仆。与会的义大利代表佛阿(vitt。ri。 F。a)告诉我们，中国的态度充满敌意，把他们吓坏了，担心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有个胆大的中国人看到有机可乘，也尝试捞些钱進腰包。这个人叫王倬，是外贸部的一名科员。一九六。年三月，他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赵全一的人手裏。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帐时，才发现这是假冒的。这是毛上台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公安人员去逮捕王倬时，只见他有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王倬弄钱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他家对面是一幢华侨住的小楼，华侨有国外汇来的钱可以在国家特殊商店买高价食品。王倬在日记裏写道：“钱！钱！钱！做梦都想弄钱……”。会挨打，决定谁也不要单独行动。甚至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努许(G。g。Nushi)也大为震惊，私下裏管中共领导叫，土匪”。 “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CharlesCabeU)事後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同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泽东关於世界要靠战争進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 “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裏浇出来的。” 彭真发现在布加勒斯特完全没人听他讲毛的路线。毛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这样彻底的孤立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他原先还以为他的观点会得到“积极反应”。毛也没料到赫鲁晓夫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攻击他，以往都是他欺负赫鲁晓天。在这种形势下分裂，对毛有百弊而无一利，特别是毛还需要苏联的军事技术。当赫鲁晓夫拒绝把毛的任何提法写進会议公报时，彭真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答：“一个字都不能修改。”毛只好叫彭真在公报上签字。赫鲁晓夫此时完全看透了毛，回苏联後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毛低估了赫鲁晓夫。苏联的报复对毛的打击不小，中国科学家虽说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导弹技术还没有完全学到。他们只得用一切手段争分夺秒地抢著在苏联专家离开前学习，友好的苏联专家也尽量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他们拍照。拍照甚至在“欢送苏联专家．”的舞会过程中進行，由女文王团员们把专家的监护人拖在舞场上。然而，杯水车薪，毛的导弹工程，乃至整个军事工业化進程，都陷入混乱。毛只得设法挽回。十一月在莫斯科开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时，中共采取了和好的态度。毛亲自到苏联大使馆出席“十月革命”纪念日，一九六一年元旦给赫鲁晓夫发了封极力称颂他的贺电，好像什么别扭也没发生。两国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最後，苏联同意在一百五十五个未完成项目中，继续帮助建设六十六项，但毛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先進军事技术。毛泽东後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於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進口的食品占总進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正女口中国外交部给毛死後的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進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於“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l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这一段时间，毛对赫鲁晓夫既搞缓和，也挑刺儿。东德当时驻北京的一名外交宫对我们说，冷战的象徵柏林围墙一九六一年夏天修起来之後，周恩来对东德人说，毛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表现。赫鲁晓夫得时时防备毛，特别是在下一著大棋时。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秘密把核导弹运進古巴。这是他执政十年中最冒险的行动，事涉同美国的核武对抗。为了不让毛在这个时候跟他捣蛋，赫鲁晓夫给了毛一个大甜头：支持毛打印度一一尽管这是对跟苏联友好的印度的背叛。中国跟印度的矛盾主要是边界问题。中国不承认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给两国划下的边界，要求重新谈判，说边界应该由两个主权国家自己来确定。印度认为边界已定，没有必要再谈判。双方僵持不下。随著边界冲突一天比一天糟，中国方面在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开始暗中准备作战·周恩来後来对美国人说：“尼赫鲁越来越趾高气扬”，“我们想叫他不要太得意了。” 打这一仗的决心毛是不容易下的。毛不想与印度为敌。中国原子弹罗布泊，美国要侦查这个基地，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飞不到，可是从印度能很容易飞到。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顾虑：中、印边界战争之後，印度允许美国U-2飞机从印度茶巴提亚(Charbat”a)基地出发，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拍了照。毛还担心他打印度会造成两面受敌的局势。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他相信饥荒会使人民欢迎他打回来。毛对蒋介石的威胁很当真，在面对台湾的东南沿海集结重兵，自己也钻進了北京西山的防空洞。毛想弄清楚蒋介石到底会不会打，再决定是否与印度开战。他派人向美国人了解。中国自一九5555年以来，一直在华沙同美国進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代表从美国大使那裏得到了爽快的答覆：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進攻大陆，蒋也承诺，未经美国同意，不发动進攻。最让毛不放心的还是苏联。当时中国石油的主要来源靠苏联。赫鲁晓夫在以往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不支持中国，以後又答应卖给印度可以在高原条件下飞行的先進的米格飞机，而且转让技术使印度能够制造米格-2l。十月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酷冬就要降临，可以進攻的时间不多了。毛授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试探莫斯科对中国打印度的态度。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机会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步骤。十四日，他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刘晓举行了热情的欢送宴会。会上赫鲁晓夫敲敲杯子後讲话，说如果中、印发生边界战争，苏联将站在中国一边，苏联将暂缓向印度出售米格-21 。过後，他让中方知道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希望中方给他支持。赫鲁晓夫是在跟毛作交易，毛心裏有了底。十月二十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夕，中国军队在两段边界上向印方发起進攻。五天後，古巴导弹危机正值高峰，《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中国。赫鲁晓夫此举对尼赫鲁如晴天霹雳。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迅速摧毁印军阵地，推進了一百五十多公里。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动停火撤兵，由双方各自掌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中印边境到现在也还是那时留下的样子。毛达到了他打这一仗的目的：保证边境长期安定，使他没有後顾之忧地办全球大事。尼赫鲁心力交瘁，十八个月後因脑溢血去世。毛想当亚非拉国家的领袖，从此少了一个对手。中印边境战争还在進行时，古巴导弹危机基本上解决。赫鲁晓夫答应从古巴撤出导弹，换取美国不侵犯古巴的承诺。毛马上抛开不给赫鲁晓夫制造麻烦的交易，利用古巴对赫鲁晓夫不徵求它同意就和美国成交的不满情绪，想把古巴拉出苏联营垒。中国到处举行浩大的声援古巴的游行，影射苏联出卖古巴利益。毛不断给古巴领导人发电报，说苏联不可信赖，怂恿古巴人阻止赫鲁晓夫撤出导弹和飞机。当时格瓦拉特别反对苏联同美国的协议，毛希望利用他和卡斯特罗(FidelCastr。)间的分歧，把格瓦拉拉到自己一边来。毛的努力没有奏效。不过他也得到些好处。当一枚美国先進火箭发生故障落到古巴时，古巴人没有把它交给苏联，却在苏联同中国之间“拍卖”，中国买到些关键性部件，对改進中国的导弹起了不小作用。同美国达成协议後的赫鲁晓夫，也变了脸，中印边境战争还在打时，《真理报》十一月五日的社论就明显地不支持中国。但两人都还想留有余地。赫鲁晓夫想保持共产党世界表面上的完整，毛想从苏联再挖出些核武器机密。这样的状况维持到一九六三年七月，苏联同美、英签订了部分禁止核武试验的条约，中心是禁止签约任何一方搞核武扩散。这意味著苏联对毛完全没用了。这下毛才完全撕破脸皮，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赫鲁晓夫”。毛说：“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美国总统肯尼迪(”。hn卜Kennedy)搞这个条约就是想扩大苏联同中国的裂痕。毛掀起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公开论战”，组织人马写了九篇当时中国人人皆知的文章，总称“九评”。这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给“毛主义，大作广告。毛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裏，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剑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主义正是这样一个主义：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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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9月15日 21:52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42 西藏的灾难 1950～1961年 56～67岁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進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進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進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進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这个年轻人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对西藏代表团也说著宽L、话。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戚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跟他讨论教育改革。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毛的危险性也就在这裏，他说的话总好像是对的！”毛也以君主的身分教训他，跟他大谈“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为了保护西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没有同意。他继续跟毛搞好关系，回西藏後写信给毛，信中夹著一朵西藏的鲜花。毛手书的覆信简直称得上情意绵绵：“亲爱的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裏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裏也附寄一朵给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徵税，破坏宗教。那裏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两年过去了。在大跃進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裏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後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干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後聚歼。” 随著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七日，毛给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写信了解西藏情况，特别询问：“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有人说[喇嘛庙裏)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在毛亲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裏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後的根深柢固的印象。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於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後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李维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分量。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写U是由於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進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進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著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後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於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裏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裏“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進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由於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裏，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裏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著拉犁。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後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裏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後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於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於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裏，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進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後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干五百余座，而民政[中共的，民主改革”)後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干人。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後若不進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裏，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後才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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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9月15日 21:5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1958～下959年 64～65岁）大跃進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後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後，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後，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進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後，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進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進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cr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徵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後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之後，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裏，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著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裏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这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毛利用整风，清洗了一批军中高级将领，目的是清除苏联对中共军队的影响。由於苏联在帮毛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军中高层同苏联有密切来往，毛伯削弱他对军队的控制，以清洗为警告，要人们和苏联人保持距离。彭少年时代的夥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裏。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裏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進他的手心，上面写著：“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徵购。薄有同戚。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徵购数字。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裏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千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於“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後，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於“五一”国际劳动节後回访东欧。报告毛後，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後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於出访。四月五日，他当著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後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剑，“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剑，“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於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進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裏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進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進。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進，试探大使对大跃進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進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進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裏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裏，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於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後，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著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 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乾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彭的最後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後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其实赫鲁晓夫并不是为彭德怀而来。他没有带中文翻译。阿尔巴尼亚的萨森岛(Sazanlsland)，是苏联在地中海的核潜艇基地。赫鲁晓夫的亲自出马，是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核潜艇方面达成什么交易。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真，当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之後，乌布利希仍继续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恩来约见东欧各国驻华使节，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希望减少贸易额，推迟和撤销一些订货。波兰表示合作，但东德拒绝考虑，派人来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合同，继续供应大豆、大米、油脂等。周恩来生气地说他们是“德意志高於一切”，但还是给了东德两万三干吨大豆。此行也使彭德怀预见到未来的毛的陵墓。他说：“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裏，後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裏的眼线监视著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徵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裏。天很热，车厢裏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著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著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後，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惊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裏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 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著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行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Cf旨乞讨)好吧？” 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於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著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著。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於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干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伯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十白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裏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裏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裏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裹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著的窗户飘進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十九世纪後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裏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於英国人的别墅裏。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後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T_t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 “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著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当毛再次经过此地时，四百七十名工人冒著八级大风，架上了通往韶山的电线，以备毛回韶山，可是毛没有回去。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進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砌[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著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於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進，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後的发言裏，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進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後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進政策。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十白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借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裏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裏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裏有机会進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著。”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進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著他亮出了杀手泗：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於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後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创。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徵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後一一推翻。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几番批斗後，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後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後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庐山会议後，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裏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後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巨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著提到基督敦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象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進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後毛还对医生们耿耿於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庐山会议後的第二年，一九六。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干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後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裏，她精神崩溃，关進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後，毛不让她進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於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裏传出毛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毛不允许播放他的讲话，事後电台受到查处。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進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 她精神当即失常。…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著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著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定完了余下的一生。

评论于：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自序

10年9月15日 21:5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1958～1961年 64-67岁）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進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進”，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毛政权宣传说，大跃進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X年後，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著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XX一一XX万吨钢，有XX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進，就是要称霸世界。大跃進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進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著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於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後，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裏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著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干五百三十斤”十倍於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後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 ，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 ”毛泽东於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著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徵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後，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创，“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裏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裏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於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干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徵粮食。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進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裏，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彝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厂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裏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後在山裏采野菜合著自带的乾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干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像，弓旧E上山”一样，大跃進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後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 (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後继续遗祸於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歹””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後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進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進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進了，屎湖尿海”。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後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著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大跃進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進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裏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進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著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裏。毛一心惦记著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著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於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進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後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於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於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於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1eksandrZasyadk。)访华回去後，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四年大跃進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丰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大跃進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裏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著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著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著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裏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饿著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於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著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於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叫艮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裏劳动的人们，背上缝著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徵，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於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掹，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後，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裏。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厂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於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千年》裏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後，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後已断气(後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進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進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裏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著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裏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裏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彷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裏透著无神无助。”城裏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思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後，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後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裏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著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裏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裏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著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裏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裏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为时四年的大跃進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後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干七百六十七万。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Cherv。nenk。)，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後，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干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大跃進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干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带孝”。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裏，上面种上庄稼。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毛知道他搞大跃進，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评论于：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自序

10年9月15日 21:48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1957～1958年 63～64岁）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藉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毛选中了知识分子。传统上他们是民族的声音。迄今为止，毛让他们过比普通老百姓优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优於中共高干。只是他们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洗脑还不算，他们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为了摆样子，毛允许这些人在政府内任职，甚至国务院部长一类的高职。他们有头脑，有影响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资讯，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他们的批评声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内部骂他们是“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毛要把他们清除出去。这些人同中共高层如周恩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他们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为了整这批人，毛设了个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的话。他显得通情达理，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给人印象是中共将来不会再杀人了。他借用成语，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共产党“整风”。讲话录音事後专门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三月一日，毛再次对他们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没人猜到毛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是为了用他们说的话作藉口镇压他们。这个意图，毛只透露给了少数几个亲信，其中有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对这些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使知识分子“犹豫情绪变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著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说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後来还用过类似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对毛的阴谋的贴切描述。毛的陷阱设得很成功。一旦高压的盖子梢梢松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就像潮水一样涌出，倾泻在两个特许的场地上：大字报和座谈会。这两种方式不像印刷品发行面广，影响面大，只局限在小范围内。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字报裏，有沈泽宜，张元勋的一首诗：{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到纸上！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愤慨，背地裏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办！今天，我要鸣起心裏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为什么，有人说，团体裏没有温暖？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为什么……？我含著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为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尖锐的矛头直指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有王书瑶的大字报：“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進行独裁、進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他认为，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害十白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於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张锡锟把中共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数不尽的抨击中还有这样一些话：’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後，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把宪法当作手纸”。“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民主化”是人们充满激情的要求。岑超南一针见血地写道：“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裏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法制，与民主连在一起。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要求司法部门独立於中共领导：“监察机关从属於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问：“对於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中共最讳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评。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省长、中共同路人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略知内情的人把大把撒钱的援外叫作“打肿脸充胖子”。政权毫无透明度，人民毫无知情权，被谴责为“有意识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这样结束他的大字报：“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为农民呼吁的人尤其多。朱庆圻从报上看到政府经常举行盛大宴会，为了欢迎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他问道：“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後，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说：“要知道农民由於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这些盛开的百花中，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少数被掐头去尾的几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掌握著什么可以在报上发表，指示说：“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毛格外强调不准串联，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学生们出的刊物被宣布为“反动刊物”，编辑受到“逮捕和法办”的威胁。由於严密的控制，中国的百花无论怎样台民意，在大地上都只是脆弱分割的斑斑点点，不可能开成一片，不可能对毛的政权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威胁。六月六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京大学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下台。毛封锁讯息的结果竟使他被误会成了自由派的先驱。北大有人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还有人天真而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毛在内部简报上批语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会使人们更大胆，采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决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第二天，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了反右派运动，说右派正在向共产党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中共的镇压机器就此敔动。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亲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全党，除了，党内不可靠的人”。他把写文章的时间定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裏说，他迄今为止搞的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不能让他的党以为他是自由派，那样他们也会自由派起来。在这份通知裏，毛把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结果，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至少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他们中也有什么’反党”的话都没说的，硬戴上帽子来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党派人士被一网打尽，包括民盟负责人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龙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一样，毛硬把冤家对头的章伯钧、罗龙基凑成“章罗联盟”。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於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後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备受优待。毛著重打击的是为农民仗义执言的人。《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驳斥“农民生活苦”的无耻斓言”。龙云的罪名之一是“强调这裏饿死人，那裏饿死人。”孙中山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罗翼群曾说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他所在的广东省组织了一场二十多天的农村“视察”，让他吃够了苦头，由《人民日报》跟踪报导。“每天，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一天，他的去路“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伞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车身上贴满了诅咒他的标语。毛的手段既有闹剧，也有杀人。毛後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r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裏，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裏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使在城市裏，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後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反右运动中枪毙的不少，自杀的更多。住在颐和园裏的人早上起来散步，经常会看到树上吊著一两个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裏，两只脚露U／水面。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後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裏，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後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著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簇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著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裏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後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後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顦在喉，非吐不可”，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著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在我们国家裏，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於“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敦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办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著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著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後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捐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進”，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進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著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裏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裏，死时才四十六岁。*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進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進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裏，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姊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选择邓颖超做夫人，本来就不是出自爱情，而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邓正合周的要求。周的检讨终於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後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於“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於发表’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炊，等妙语的吴芝圃。 ‘黄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们结婚时，他是个二十岁的激進学生，江是个十八岁的图书管理员。在黄的影响下，江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毛结婚後，江青曾数次约他“谈谈”，但都被黄敬断然回绝·这些私事同毛给黄敬施加的压力并无关系，毛似乎从来没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还特地邀请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纳出席招待会，会上介绍见面时，毛握著唐纳的手含笑说：“和为贵！-唐纳为江青曾两度自杀，毛或许对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权後，唐纳定居巴黎，在那裏终老，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進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毛事先已准备好，谁不听话，就打成搞阴谋的反党分子：“不经合法手续”，“進行反对活动”。但到闭幕会上讲话时，他提纲上写的这类话都没有讲。不必讲了，人人都已俯首听命。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後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大招待员”。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梢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於个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中国那时有集中起来听读报的规矩，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上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裏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著就是一篇妙文：“当毛主库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著毛主席怎样把一枚一枚的上送進柳条筐裏。毛主席刚一放下铁枚，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恢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枚，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進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裏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街上欢呼跳跃，喊著“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他的安全，建议毛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的别处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後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著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部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

评论于：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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