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11月12日 16:27
朱翠:玫瑰的隐喻 情爱学里,玫瑰具有双重隐喻。但是,人们提起玫瑰,往往第一意识到的便是盛放玫瑰与女人的单一关系。小资鼻祖张爱玲,就借用这一通俗含义书写了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并以玫瑰颜色之不同,来喻指性格迥异的两类女子。 花类植物喻指女性,在民众的观念里根深蒂固,这与女人在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地位脱不了干系。古典女子居于深闺,她们的优美,纤细,静雅,不事劳作,皆与植物有着完全相类的观赏意义。她们活着的根本目的,便是被男人当花朵一样种植,养护,盛放,欣赏,观看。她们以消耗脂粉、饰物、衣履、金钱为日常生活的全部教义,并籍此来修饰着自己花般的容貌,以便得到赏花人的宠幸。一旦鉴赏者的眼光离开,她们就彻底不存在。她们的生死,摇摇摆摆、危机四伏地悬挂在男人的目光之间。三寸金莲就是这目光灌溉下的畸形产物。所谓莲步轻移、一摇三晃、如风摆柳等等描绘女子形态的词汇,皆是植物才具有的特征。植物若女子一样娴静,无法行走,女子若植物一样可以随便摆布。 众所周知,花朵是植物裸露在外的绚烂生殖器。而植物性的女子,对男性而言,便是最佳的情欲消费对象。男人常言“这个女人充满了女人味”。女人味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植物味,花朵味,情欲味(古代名妓就是这方面的最佳范例)。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意识到了女性若花的通俗意义,但没意识到对胡兰成言“我见了你,变得很低很低”,以及“她是枯萎了”诸如此类的用语,本身便是自我植物化的症候。这注定了她年轻时抛出的一片深情,只是一个易凋的花期。 其实,玫瑰还含有另外一层至为重要的隐喻。很多大作家隐约地意识到了它,但皆不曾挑破窗纸。巴尔扎克认为“任何一朵玫瑰都是一盏灯”。这是对蕴满光与热的植物花蕾,进行的第一次物理学角度的赞美。乔治•罗登巴赫则把巴尔扎克的比喻倒置过来,他说“房间里的灯是一盏白色玫瑰”。这是两个绝妙的抒情性比喻。更妙的在于,这两个比喻将玫瑰与灯进行了互喻。而日本诗人金子光晴,将这隐喻推得更远,他这样戏语他的神甫朋友,说他进入天国后,纯洁的肉体将“提着灯笼去见上帝”。这句诗里的“灯笼”指的恰恰是男性阳具。自此,玫瑰花(植物生殖器)—灯笼(光与热的载体)—阳具(男性生殖器),三点一线,犹如三粒珍珠摆放一起。玫瑰隐喻谱系的另一面,就此昭然若揭。 《红楼梦》第六十回,芳官把一瓶得自宝玉的玫瑰露给了五儿,惹出一场丫鬟婆子们争风吃醋的风波来。小小玫瑰露,怎地惹来如此大的麻烦呢?《本草纲目拾遗》中说,玫瑰露能和血平肝,养胃宽胸散郁,看来药用价值不低。但此处有趣的不在于玫瑰露的药用价值,而在于这玫瑰露是大观园里惟一的公子哥儿的赠予,这赠予对大观园的众多丫鬟而言,本身便是一服男性之宠的药剂。 安徒生写过一篇鲜为人知的童话《最美的玫瑰花》,里面的玫瑰花亦以药的面目出现。故事讲的是一位喜爱玫瑰花的皇后大病不起,医生说:“惟有送给她一朵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一朵表示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的玫瑰花。这朵花要在她的眼睛没有闭上以前就送到她面前来。那么她就不会死掉。”她的臣民为她寻遍了所有种类的玫瑰,却皆不能将皇后的疾病治愈。最后皇后在一本书里找到了她要的玫瑰。“她的脸上露出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她的眼睛变得又大又明亮,因为她在这书页上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血里开出的一朵玫瑰花。”基督之血,最伟大的男性之血中开出最美的玫瑰。 美国作家福克纳有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叫《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整篇小说不见一朵玫瑰,只见被岁月腐蚀的玫瑰色。“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败了色的玫瑰色,是变异的玫瑰色,是扭曲的情欲的颜色。这惨不忍睹的颜色,年久日深地藏在一个变态女贵族艾米莉的婚房里。艾米莉毒死了她爱的何默,因何默不肯与她结婚。数十年里,死掉的何默,不仅阳具属于她,连整个肉体皆献给了她。一朵腐朽的死玫瑰,恒久地盛放在艾米莉生活的老屋里,散发出臭气熏天的被扭曲的情欲气味。 千百年来,一到情人节,男人们皆送自己深爱的女子以含苞玫瑰,用来表达爱意。玫瑰朵朵,香气馥郁,花瓣紧拢,状若酒杯,与男性勃起的阳具,呈现着何等惊人相似的容貌。每次看到这些花朵,我便想探寻它的隐喻。从人类交换的角度而言,这些蓓蕾的玫瑰,隐喻的绝对不会是女性。那么它隐喻着什么呢?直到某一天,我才蓦然明白,它隐喻的恰恰是男人,亦是男人的灵魂与肉体。而每一朵献给女子的蓓蕾玫瑰,表面上表达着男人们这样的话语:亲爱的,我把玫瑰献给你!潜台词却是:亲爱的,我把玫瑰献给你,我把我的阳具献给你!
09年11月12日 16:26
蒋蓝:豺及其发声术 四周所有的豺狗,还有在这期间从远处又来了许多豺狗,它们把头夹在前腿中间,并用爪子搔着头;它们好像在隐瞒着它们的厌恶,这种厌恶太可怕了,以至于我恨不能纵身跳出它们的包围圈……所有的豺狗跟着嚎叫起来。这时,远处好像有人在唱歌。 —卡夫卡《豺与阿拉伯人》 豺是象形字。李时珍认为:“豺能胜其类,又知祭兽,可谓才矣。”当然了,豺也通“柴”,俗名“体瘦如豺”是矣。这从内外两个向度上,清楚勾勒了豺的双重形象:聪明,瘦削。 这种特征比狼、狐狸要显著得多。因为狼偶尔喜欢独行,有一种孤独的清冷和冒险意味,它们过于执著,往往显得不知进退;狐狸则过于小心,是“慎独”的模范,它们总是在预感的边缘徘徊,展开自己美丽的拖地长裙,似乎不是为了食物,而仅仅是炫耀发亮的身体。豺没有这些形而上的品味,豺是实用主义的信徒,它们吵吵闹闹,一拥而上,全无风度。 亚洲的豺狗(Cuon alpinus,也称豺,亚洲野犬),它们体型虽然小于狼,但是凶猛程度可能更甚。豺是典型的山地动物,好群居,善于围猎,是集体主义始终不渝的实践者。有一个报道曾经指出,单只豺狗的实力不如鬣狗,但豺群的规模和韧性远大于鬣狗群,不同群的豺狗甚至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猛虎,曾经发生过先后近60余只豺狗以惨重代价咬死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著名战例,就是不同的3群豺狗组成的。 而豺的欺骗手段并不亚于狐狸。豺狗叨走鸡后,总要把它埋藏起来,以躲避失主的寻找和猎人的追赶,事后再挖出来慢慢享用。所谓聪明,在猎食一道自然就演变为一种残忍技术,围猎时,它们首先把猎物的眼睛抓瞎,然后设法予以消灭。一般的狗类爪子并不如刀,但豺亮出它们的指爪时,我们就发现这不但是一把利刃,而且还带了倒刺。一旦发现猎物,其中一头豺狗就会连吓带哄尽量拖住猎物,不让猎物胜利逃亡,而其他的豺狗就从两侧快速包抄,堵住逃路。这时候,猎物进退两难,靠近其尾部的豺狗就会乘机跳上猎物的背部,然后用利爪掏出猎物的肠子,当猎物负痛亡命狂奔时,被掏出来的肠子会夹挂在树枝上,肚空血尽而毙命时,豺狗便一涌而上,抢拖撕咬,将猎物吃得干干净净。 能够体现“豺智”的场面是它们搏杀体格威猛的牛。一只豺狗会跑到牛的面前嬉戏,另一只豺狗则跳到牛背上用前爪在牛屁股上抓痒。当牛感到无比舒服而翘起尾巴时,豺狗就会对准牛的肛门痛下杀手。这种“黑虎摘桃”的独门武功是它们智慧的显形:在最薄弱的阴私地带打击敌手。这固然十分奏效,但就阴鸷而黑暗了。 豺总是如鬼魅突然出现于文明的视野,这种阴风一般的造访使人们猝不及防。按照民间说法,豺是猎神的狗(一种说法是二郎神的猎狗,二郎神即是猎神),所以在食肉猛兽中,豺最威猛。豺狼虎豹,豺名列第一!有豺出没的地方,狼、虎、豹一定回避。豺是惟一一种将动物骨头咬碎吃掉的食肉者,据说整个动物界也只有豺狗才有这样咬碎骨头的能力。一些猎人认为,所以什么野物都可以打,就是不能打豺,一打必然遭报应。在雪域地区,宗教人士认为马熊、狼、豺三种都是魔的牲畜,猎杀它们必将激怒恶魔,魔损害人的心脏,杀生者的子孙七代都上了魔的黑名单,罹患不可救药的疯病而死,有些因脑溢血而亡,有些因心情悲伤而自尽,有些则是骨肉相残,血腥屠杀而毙命。他们后世要偿五百次生命,最终还要堕入众合地狱,人间17亿年中不得解脱。 在《神曲》里,诗人但丁走在神示的道路上,突然在一片黑森林中迷路了。于是,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三头守护黑暗的猛兽—豺,狮,狼。这固然是魔鬼的使者挡道,但我以为是自己心魔的造像,与狮子的刚猛、狼的如影随形不同,豺显然是阴险、毒辣的镜像,诗人必须打破迷障。他渴望引领,渴望圣女贝阿特丽齐的引领,退去猛兽,步出绝境。 反过来看,在豺群频繁出没的埃及,豺获得的神话地位则高于汉语当中的地位,不是由于埃及人对豺的恐惧,而是他们看重豺的另类品行。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时,曾经目击过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他说,为首的防腐匠人头戴豺的面具。这可能是因为豺具有“清洁大地”的本事,因而后来才又出现了头如豺、专门接待死人的阿努比斯神。   豺在夜间喜欢发出嚎叫。那是一种极其奇怪的声音,像一群迷路的探险者在绝境中号啕大哭,毫无猛兽叫嚣的威猛与不可一世,也没有孤独的幽明,它们嘶哑而又尖利,绵绵不绝,震动山坳,像一把逐步张开的弯刀,弧度弹直,把单刃开口为双刃,刀柄融化在黑暗里,一并成为锋芒的身体,把夜色剖为无数的落叶与木屑,石头被翻转,将躲藏在石头内部的忧伤全部放逐到旷野。人们听着听着,就会莫名其妙地流下泪水。 豺群仰天长嗥的意义,使狼嗥孤独得到了彰显。孤独的狼嗥犹如“大漠孤烟直”,使一些另类的人喜欢上了狼。豺声是缺乏这些意象的,它们的发声使得那些准备上演的崇高庄重的悲剧失去了施展的必备条件:价值遭致毁灭或失落,以往富有悲剧色彩的仰天长嚎,长歌当哭,在豺群莹色的注视下被置换为长嚎当哭。这让听众无所适从:既无法喜欢,也无法厌倦,豺声飘在听觉深处,仿佛把一条灵魂的光带打开,然后又疯狂地卷裹起来,蹂躏,揉成一团铁皮和玻璃,直到灵魂彻底被声音剁烂,成为一地的碎渣,使听众心智失控,既无法摆脱,也无从关闭…… 很显然,一阵又一阵刮铁锅似的豺声比绝望之歌更为暧昧,也更加凶险,它们企图使所有的听众失去定力,就像面对一个巨物,只用一根针来给它放气。  当豺群消失在野史当中,豺声却如骨头一样立在汉字当中,成为庙堂里发出的愤怒之声,声震屋瓦,粉墙摇曳。 人的命运似乎都是冥冥上苍决定了的,所以《易经》里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相术也是一样,起源于先民,到春秋战国时已有很多记载。比如周室内史叔服、楚之令尹子上、越国范蠡、秦之尉缭子都会相术。叔服说公孙敖的儿子谷—“丰下”(下颌丰满),“必有后于鲁国”;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残忍之人)也”;范蠡也曾经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故离他而去;尉缭子说秦始皇“蜂准(高鼻梁),长目,鸷鸟膺(胸部前凸),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遂离去。如此之多的拟动物化的形象描绘,最为出色的还是“豺声”。不单是秦始皇有,那个叫商臣的太子也有,他们其实是“豺声”的杰出代表。这不但暗示了这些王者的面目,关键的是还突出了他们心地的声音征象:阴暗,嫉恨,凶暴,以及颇为混乱的交媾史。言为心声,我们可以想像在“豺声”统治下的子民是怎样的境况了。 《左传》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而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叔向的儿子伯石生下来时,叔向母亲听到伯石的哭声,说:“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国语•晋语八》对伯石亦有类似记载。这里,“豺狼之声”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声音特征,具备这样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为不祥,这样的人最后都能毁家灭国。 在后来的《世说新语》当中,也有近似的识人技术。潘阳仲见到年少的王敦曾说:“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为人所食。”他预言了王敦的叛乱之心,必然招致身败名裂的下场。   作为权力天然的发声术,“豺声”充分展示了权力的内幕与本质。它利用声音在空气里的震动,将声音背后的发声源烘托出来,使决绝的牙齿、反切的利爪、饕餮的胃囊逐一呈现,所有的猎物都将成为声音的营养和润滑剂。在豺声先行者的启发下,那些后来者于是进一步强化了其技术性,他们可以在“莺声燕语”的副调逼近中与你促膝谈心,并随时可以在“豹视”与“狼顾”的加盟下,“豺声”大振,恢复声音的本来面目。   在高音喇叭的年代,在万人集会的广场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激越的发言,庄严的声音由于被大旷野的冷风撕裂,残留在人们听觉里的无一不是豺声的翻版。   世传狗为豺之舅,见狗辄跪。这个说法仅仅是体现一物降一物的思想,但我推测豺见了狗不但不会下跪,它们还会打开它们的金嗓子,让世界在自己的金属的碎裂声里弯曲而柔软,最后露出耻部……
09年11月12日 16:25
唯色:希德废墟的前世 有座废墟,它在拉萨,我很想给它写一篇类似于编年史的文字。但编年史过于学术,不如改成简历吧,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简历,别人看着枯燥,自己写着容易。 废墟也有生命,有它的前生后世。可为何那么多的废墟,偏偏念念不忘这个废墟?我说不清楚,总觉得自己似乎跟它有点什么关系,特别是每次赶去看它,看着它日渐荒败,仅剩下颓垣断壁上的几根残梁笔直地刺向天空,透着垂而不死的挣扎劲儿,而那残墙上无比惊艳的壁画越来越破损,如同绝世美人尚未迟暮,却被不治之症吞噬,徒令亲人哀恸无比。是的,我就像是这废墟的亲人,或者说,我也许有一两个前世,是与这废墟的前世一起度过。 每次去这废墟,每次都能看见孩子。是不同的孩子,只有他们喜欢在废墟周围玩耍,一看见举着相机的人来,马上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小男孩,小女孩,全都乐意让人拍照,似乎在这片废墟前留影是他们最开心的游戏。有一次,跑来两个小男孩,执意要带我往里去,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废墟,蓦然看见残墙上紧靠着一个巨大的塑像,嗯,是那大威德金刚(梵名Yanmāntaka,藏语“多吉久谢”,简称吉吉,意为“怖畏金刚”。藏传佛教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忿怒相,乃修行的本尊之一),可除了泥土、草垛和木棍,只留下巨硕的牛头怒目圆睁,以及无数只残缺不全的手臂。那时是黄昏,金黄的光线下,每一根弯曲的手指倒很完整,似乎会说话,似乎很是可怖,我着实给吓了一跳。以后再去,我都会轻手蹑脚地去看看吉吉,看着它头颅滚地,碎成几瓣;看着它手指一节节断落,终于有一天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当我听说,吉吉的某只手臂是被离废墟不远的酒吧老板给折断的,然后放在吧台上当作装饰炫耀,我特意寻到那个酒吧,不巧没开门。据悉老板是个“藏漂”,来自汉地什么地方我忘记了。还听说,废墟里残破的壁画也被游客从断墙上剥落,盗走,周遭的博巴(藏语,藏人)居民风闻而至,生气地用驱魔的方式冲着这些人使劲地抖落邦典(妇女的服饰,系在腰上的五彩围裙),将其撵走。 还有一次,在废墟的石阶上遇见一个小女孩,她不像一般的孩子又是雀跃又是作态,她根本不,她凝视着或者说是紧盯着我的相机,一只手托着腮,就那么紧盯着镜头,神情里有一种不寻常的成熟,最后反倒是我心慌了,而给她拍摄的照片,后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地理版上,黑白两色,透着沧桑之美。还有一次,离废墟不远,停放着一个太阳灶,正迎着火热的太阳烧着一壶将要沸腾的水。太阳灶旁边坐着一位晒太阳的老妇人,她像是怀着满腹心事,手上的念珠有一阵没拨动了。而在她的身后,晾晒着花花绿绿衣裳的绳子,竟然跟好几串已经陈旧的经幡,全都拴在废墟的门柱上。微微的风把经幡吹得呼啦啦地招展,但刚洗好的衣服很沉,把晾衣绳压得很弯,水珠儿还在滴落,这一切多么地日常生活啊。 前年又去废墟,见环绕废墟的两层楼房已经翻新,涂红抹绿,做成藏式风格,出租给各种各样的人或人家,有来自藏地各处的,也有汉族包工队或回族商贩。对于忙碌着世俗生活的他们来说,这废墟,远不如二楼拐角的公共厕所或者院落中间的自来水更重要,可在从前,那两层楼房是众多僧人栖身的僧舍啊。 是的,这废墟的前生是寺院。确切地说,它不是寺院,它属于靠近澎波(藏语,今划入拉萨东北面的林周县内)地方的热振寺,名为希德扎仓,俗称希德林。希德是和平,扎仓是经学院。多亏那些个在1950年之前不时在拉萨晃来晃去的“帝国主义分子”,给希德扎仓至少拍摄了几十张照片,足以留下当年盛到极致的景象:法会庄严,喇嘛云集,金刚法舞惊世骇俗,四四方方的白帐篷顶绣着吉祥云彩,完整无缺的庞大殿宇称得上美轮美奂。 好了,我得给希德扎仓写一份简历。既然它不说话,趁它还未完全化为乌有,大概讲讲它的前世。 听说希德扎仓是拉萨最早的几座佛殿之一。早到什么时候?赞普(藏语,天子,君王)松赞干布那年代吗?有的资料说是,也有说是稍后的岁月,总之可以归于图博(通常被写成“吐蕃”)时代。主供佛不知。或是吉吉?吉吉是文殊菩萨的忿怒相,掌管无上智慧,但须得作狰狞状才能让智慧像惊雷打得脑袋开窍。 14世纪以后,希德扎仓属于热振寺。热振寺因为有一世热振仁波切是甘丹颇章政权的摄政,而变得很著名。希德扎仓最盛时有400多僧人,尤以羌姆(藏语,金刚法舞)颇负盛名。看似一场场乐舞,却是一场场法事,所以必须由僧侣自始至终。威严的法乐,庄重的舞姿,灿烂绚丽的服装,神秘莫测的面具,却在日落时分散发着繁华散尽的悲哀,渐渐地从众僧的心头袭上眉头,但他们并不察觉。盛极必衰,如今它的名字是希德废墟,其实它是拉萨最醒目的伤疤之一,迄今仍然裸露着令人惊悸的伤口。 希德扎仓毁于“文革”。旧人去,大屋空,而鸠占鹊巢的,当然是远道而来的革命者和刚刚“翻身”的群氓,其中有金珠玛米、豫剧团的演员、红卫兵、造反派和积极分子。他们把一个巨大的高音喇叭装在最顶上那层,于是希德扎仓成了“造总”(全名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广播站。我采访过当年的一位红卫兵,如今他是有名的民俗学家,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小宣传队就住在希德扎仓里面,除了演出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回家,怕在回家的路上被对方那一派抓住打个半死不活的,算你倒霉。那个时候很厉害,到处都是广播喇叭在响,而且还有宣传车。那边哇哇叫,这边哇哇叫,尤其是军区的大喇叭,那个时候的拉萨可不得安宁了,简直是!”据一位住在希德扎仓附近的老先生回忆,只要那喇叭朗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整个老城就像在滚滚而来的雷声中东摇西荡,以至他落下了一听到那种尖利、亢奋的声音就会心悸得快要晕厥的毛病。广播站是造反派非常重要的宣传阵地,于是希德扎仓变成了造反派互相攻打和争夺的战场。你扔一个自制的手榴弹过来,我就连射无数发机枪子弹。当战火硝烟散去,曾经有过五层之高的佛殿已被削得只剩三层。僧人?僧人早就跑的跑,抓的抓,杀的杀,正好空出房间留给金珠玛米一住就是多年。希德扎仓成了军营,就像祖拉康(藏语,大昭寺)成了金珠玛米的猪圈。 十多年前,希德扎仓的内墙上还看得见很清晰的毛主席语录,那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太熟悉了,让我重返我被洗脑的学生时代。可是在巨大的、血红色的字迹之间,仔细看,竟然用粉笔画着一个手拿大刀、露着生殖器的男子边狂奔边回首,而楼上,整整一面墙上还留着斑驳陆离的壁画,依稀辨认得出戴黄帽的宗喀巴大师双手结印,跏趺而坐。 说起来,希德扎仓的下场不过在半个世纪内完成,耐人寻味的是,竟然就到了众说纷纭或者讳莫如深的地步。一些专事改写历史的文人,不愿意提及“人类杀劫”留下的累累凭证,一言以蔽之地说,早在图伯特被和平解放以前,那个当过摄政的热振活佛是“爱国人士”,他被亲英帝国主义的达札活佛迫害致死以后,希德扎仓就被烧毁了。这可真的是一派胡言啊。那个被认为是“爱国人士”的热振活佛的转世,是我一位表姐的丈夫的舅舅。他的一生太悲惨了,比前世更悲惨,还在十多岁时,就被收编进什么“青少年活佛班”,听上去不错,其实是劳动改造,11个少年朱古(朱古,藏语,转世活佛,又称仁波切)全被弄去牧羊放牛,养猪捕鱼,用“六六六”药粉杀虫子,而且他们经常挨饿,只好偷吃掺有酒糟的猪饲料,结果都有了酒瘾,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但其中一些朱古的一生已经给毁了。比如热振仁波切,变得嗜酒,最后疯癫致死。又比如他前世的敌人达扎仁波切,这一世是个酒鬼、烟鬼,长了一个红彤彤的酒糟鼻子,曾喝醉了在佛协提着打猎的小口径步枪满院子追撵老婆。总有一天,我要写写那11个朱古的坎坷今生,那才是活生生的佛法示现,比任何的当头棒喝更有力。 总而言之,寺院变成战场或者军营、据点,比寺院变成旅馆、仓库更加触目惊心。应该说,图伯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废墟,哪怕是在教派有过纷争的历史上。而这些废墟都是近代蜕变的象征,有当年不远万里来到拉萨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图片为证,多亏他们,用难能可贵的影像留下了许多废墟的前生往世。我还见过一位1960年代当兵进藏的汉人在他30多年的西藏岁月中,为热振寺在不同的年代拍下的不同照片,第一张寺院犹在,而第二张就夷为平地了,而第三张,唉,幸好有这第三张,不然这世界真的令人绝望。在第三张上,一个虽然远远不及当年规模,却俨然是一座正式的崭新的寺院大殿,已经向游客开放了。然而纷至沓来的游客亦不可小觑,一位坐火车去拉萨拉萨旅游的北京老人兴奋地说:去那么多人,再高的海拔也会给它踩平喽。 所以希德扎仓的今天,不必多写了吧。反正像我似的总惦记着,去如今的废墟前作凭吊状的人不会太多。听说有些聪明的脑瓜早在打这废墟的主意。因为它占据的位置实在是好上加好,那么大的地皮,如果就地盖个多少颗星星的酒店,不尽财源不滚滚来才怪。或者盖成大杂院,五层或者六层,租给源源不断的包工队和“巷盅麻”(藏语,妓女),也是一笔厚财。跟祖拉康一样高又怎么了?不让跟祖拉康一样高,那是旧西藏的破规矩,需要像“文革”破“四旧”那样给破除掉。据说在旧西藏,站在祖拉康的二楼上,可以放眼远眺东南方向的色拉寺,但几年前修建的著名援藏工程—拉萨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大厦,阻挡了从祖拉康望见色拉寺的视线,被公认是拉萨超高违章建筑的典型。有一度,祖拉康凭借“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把看似唬人的大伞得以维持传说中的风光,可惜风光不再,如今在祖拉康的西北面和北面,已经有两座巨型商场的高度超过了它。也因此,我有预感,他们是不会让希德废墟像一个大伤疤似的总摆在闹市当中让他们难堪的,等着瞧吧,或许要不了多久,这里将平地起高楼,再过些年,若提起希德,什么?什么?你说谁呢? 我见到这废墟的最后一眼,准确地说,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眼,发生于2008年8月,其实只是一瞥,足以让我心惊胆颤。就在去往希德扎仓的路口,可能只能容一辆三轮车出入的路口,站着四个钢枪在手的武警。渐行渐近,可以清晰地看见年轻的他们面带凶相。他们是在守护里面的废墟吗?或者说,那废墟,因为外面有了持枪的他们而变得意味深长。我本想进去看看废墟是否更加倾颓,犹豫间,只留下了十分模糊的一瞥。此刻多少有些后悔,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的那座废墟,错失了2008年的记录。
09年11月12日 16:24
张闳:桥之梦:存在的焦虑与惆怅 桥梁是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桥的存在,首先提示着阻隔的存在,但同时又意味着对阻隔的克服,意味着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当初摩西如果拥有一座桥的话,那么跨越红海的壮举就会变得轻松自如。 在桥梁出现之前,道路被水流所隔断,舟船承担了过渡的功能。舟船的漂浮性和摇摆性固然给航行带来了某种乐趣,但通过舟船航渡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桥梁则通过其桥墩、桥台和基础,与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稳定性给人以安全保障。海德格尔称赞道:“它使河流、河岸和大地相互成为邻里。” 一般而言,这一特殊的建筑是道路的衍生物,它在道路的危机时刻出现,并使面临中断的道路得以延续。但其形态和功能均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桥完全独立于路,构成一个自足和完整的建筑形态。这个架空的人造通道,由包括桥身和桥面的上部结构与包括桥墩、桥台和基础的下部结构两部分组成。桥赋予路以飞翔的形态,使匍匐前进的路腾空而起,如同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进化和飞跃。作为路的变体,桥是对路的危机的拯救,并实现了路的梦想。 然而,在文艺作品中,桥常常作为惊险情节展开的空间。桥出现在一个危机的节点上,一个空间连续性断裂的时刻。这个偏离存在之中心的地带,有着不确定的、未知的和偶然的特征。桥让两个彼此分离的空间偶然地连结在一起,这一特性与情欲的发生机制颇为接近,因而,桥的主题常常包含着有关情欲的暗示。桥常常成为邂逅或分离的场所。商业电影《廊桥遗梦》、《滑铁卢桥》(《魂断蓝桥》)和《新桥恋人》等,都表达过这一主题。 在河流或沟壑横亘之处,桥梁超越其上,建立了一条由此及彼的通道。桥梁比道路更加明确地勾画出“彼”与“此”的界限。桥提示了彼岸的存在,诱发了对彼岸的梦想,并且,它可以满足彼岸梦想的实现。或者,至少可以说,桥是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中介物。正是居于此种理由,海德格尔才会赋予桥以深沉的存在论意义—“桥梁以自己的方式使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聚集于它自身。” 但与海德格尔的乐观主义的哲学阐释有所不同,在现代主义艺术家笔下,桥的主题则常常显出另一番面貌。挪威画家蒙克即喜欢以桥为对象。在《不安》中,桥被表现为一个焦虑和梦魇的空间。画面上,人群如同幽灵一般从桥面上通过,表情一派迷惘和焦灼,远处有教堂的塔尖若隐若现,暮色四合,行人却不知将往何方。其情形宛若少年尼采所吟唱过的:“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家乡……”相同的情形在《喊叫》、《忧郁》等作品中得到了强化。桥面上的孤独者,形象模糊、身份不明的人,无缘无故地喊叫,或者陷于无边的忧郁之中。蒙克笔下的世界,显露出黄昏景象。轮廓模糊的空间,传达出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存在者无可名状的本体焦虑。桥,在这里似乎不再意味着连结。它将人群置于悬空状态。它是大地裂隙处的一个不稳定的黏连物,远离家园的一处令人不安的地带,一个无所依凭的场所。深渊之上,“神圣者”隐晦不明,“短暂者”无家可归。 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把桥所蕴含的危机意识推向了极端。这是一部灾难题材的商业电影,但其中所包含的生存焦虑经验,却暗示着现代人的深层精神危机。一列危机四伏的列车,不停顿地驶向不可知的未来,其终点将是一座深渊之上的危桥—卡桑德拉大桥。大桥并非通往幸福彼岸的通道,而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尽管危机在最后一刻得以解除(列车在冲向危桥的一刹那,停住了,列车上的病毒威胁也消失了),但深刻的危机意识和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依然难以消除,从中也可以看到基督教“末世论”神学的微弱光芒。 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桥却似乎更接近于海德格尔式的桥的想像。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桥很少表现生活世界的惊险情节,它甚至都没有任何情节性的因素。桥并不作为“此岸”—“彼岸”之间的相勾连的通道,它只是此岸世界的一片景色,是融入天地山水之整体中的一个细小片段,它总是与舟楫、草庐等事物一起,构成静谧孤寂的风景的一部分。诗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描绘一幅有桥的风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尽管有因空间辽远而引发的“断肠”之愁,但不同于蒙克笔下的空间焦虑,桥在中国古典艺术家那里所指涉的乃是一种时间惆怅。桥依然与树木、流水、道路、房屋等一起,构成了可供暂时栖居的处所。水流与桥梁并不构成空间冲突和对抗,相反,它们只是表达一组貌似对抗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对话。水流模拟阻隔,并非真正的隔绝;桥梁也模拟连通。它们只是阻隔和连通的代码。而在小桥与流水的阻隔和连通的游戏中,给诗人及其他生存者带来的是某种情调、乐趣和意境。这种趣味在古典园林的桥梁艺术中达到了极致。园林在一个缩微的空间里,模仿外部世界的山水和道路,并尽量增加复杂和曲折,营造尽可能丰富、广袤的空间。而每一个景物都被高度符号化,成为外部世界之事物的某种拟像。以浓缩的空间来浓缩时间,以对想像中更为丰富的空间的占有,来完成对时间惆怅的克服和超越。 也正因为这种空间的游戏性,即使是桥的断裂,也不成为空间危机的象征,相反,断桥的“残缺之美”,所带来的是一种更奇妙的美学效果。“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陆游《卜算子•咏梅》)由于桥的断裂而造成的人迹罕至的结果,形成一种萧条和荒凉的意境,更能激发时间惆怅的情绪。因此,中国古典诗人和艺术家并不热衷于表达坚固的桥、不朽的桥和永恒的桥,相反,在所有材质的桥梁中,他们更钟情于木桥,即所谓“板桥”。板桥在古典中国文艺作品中享有更高的荣耀。木桥的简约和质朴的品质,符合古典中国的诗学理想。“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的情形,被视作一种超迈的意境。另一方面,板桥的脆弱性和易于显露的时间痕迹,也更适合扮演桥在中国空间诗学中的游戏性角色。 现代中国艺术很少表现桥,偶有表现,往往是一个较为孤单的存在。习西洋油画的吴冠中、陈逸飞等人,一俟转向表达风景,他们笔下的桥也同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桥一样,只是整体风景的一部分。 不过,革命美术在处理桥的主题的时候,试图赋予桥以某种深层含义,尽管革命美术也很少表现桥。古元的套色木刻《桥》,把桥的主题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革命战士用身体架起通向象征着暴力和胜利的桥梁。桥,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物质化的建筑物,而是革命战争的辅助设备之一,是被革命者的身体所建构和铺垫起来的通途。《桥》改造了桥的一般意义,并传达了革命时代强烈的空间变革的诉求。这座人工浮桥所指向的目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连结与沟通,相反,它所凸显的是被河流所隔开的对岸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是此岸与彼岸之间暴力化的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对于桥本身来说,也反映了这一斗争哲学。人工的桥与自然的河流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桥梁与水流之间,是一种克服与被克服的对抗关系。当然,这种冲突在古元那里,最终是以自然障碍被革命意志所克服而告结束。毫无疑问,随着一场战斗的结束,这座短暂的战斗性的桥梁的命运也将宣告结束,惟有革命美术依然顽强地以入木三分的方式,刻画着深刻的红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