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6月16日 00:01
实名制应该从网评员开始实行，让大家看看五毛的嘴脸。
评论于：中国网民掀起新一波使用真名实姓倡议
10年5月24日 22:06
战斗力不够强哈。
评论于：山东日照现役军人遭党支部书记暴力袭击
10年5月16日 10:38
网易财经：所以最近财政部打算推出社保税，您是反对的？ 陈志武：对。实际上我以前在不同文章里边也谈到过，中国要增加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要做的一件事。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深化发展，那么确确实实，对于有的非常低收入的家庭或者说非常不幸运的个人，政府应该承担提供低保的作用，这样的话让每一个中国人至少能够体面的生活下去、生存下去。但是社会保障体系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谁要为这个负责？这个从表面来说，我知道很多学者会去拿北欧的模式、北欧的经历、拿美国的经历、还有其他国家、其他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国家的经济来作为一个参照，然后他们就提出来中国也应该把这些社会保障的各种项目转化成为社会保障税。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很谨慎。因为在中国，不管我们喜欢也好、还是不喜欢也好，中国还是一个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这样一个经济。当初为什么在50年代要进行国有化运动，要把私人财产交给政府、归公给国家？整个这些安排都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税收的负担。因为原来在中国没有个人所得税，你的工资收入里边每个月不会拿走任何一块钱交给政府。原来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国有企业、这么多国有土地，这些都是为了不仅仅给政府、为政府开支提供收入和财政的基础，也为社会福利提供经济基础。 在我们没有把国有资产、国有土地进行私有化分给13亿多中国老百姓之前，这些国有财产、国有资产和土地必须用来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而不能够再利用另外一个名义，从老百姓每个月收入中间再要征收社会保障税。不应该以任何新的名义重新征税，而是由没有被私有化、没有被民有化的分给社会老百姓个人的这些国有资产、国有财产来充实社保基金，而不是通过新的税收、新的税种来为社会保障提供支持。 网易财经：您还曾经建议把国有企业也分给老百姓，但是政府不仅没有这么做，这几年反倒还出现比较严重的国进民退现象，这个您怎么看？ 陈志武：对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按照我说的，最好在全国31个省市都分别成立公民权益基金，然后在中央成立基金。还有中央事业单位，比如像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还有其他不同的大学、事业机构，它们都有自己的企业，这些年它们也有自己的土地，也赚了蛮多的钱，它们这些企业股权现在都是在被不同机构掌握。130家左右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再加上事业单位的企业股份，都应该合并到一个全国公民权益基金里边，然后把全国公民权益基金按照同样多的股份形式分到13亿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手里边，31个省市公民权益基金股份基本上可以按照本省的公民多分，外地公民少分这样原则，来实现这样一个民有化改革，以这种方式真正实现我们一直在说的全民所有制。原来的全民所有制走完一大半，但是还剩下最后一步没有走完。把全民所有制中间所有者给它具体化、细化到每一个中国公民、老百姓身上。通过这些公民权益基金股份，具体登记到每一个公民身份证和名字上边，让中国公民成为这些国有资产、国有财产真正、具体化所有者，以此来完成整个全民所有制体系建立的工作。 这是一个漫长、比较艰巨的任务。尽管现在有很多管理层、一些顾问和决策层都清楚、都听我讲过、介绍过民有化想法和一些方案的细节，社会上和学界也有很多人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实际在认识上、在意识形态上还不是100%成熟，但是我相信这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最后更多决策层的人，尤其民间社会更多人会意识到，当初国有化建立这么多的国有财产、国有资产和土地最后如果不通过民有化方式，落实到每一个公民身上的话，当初国有化初衷就不太容易被实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我们去做，在时间上耐心一点，我觉得最后民有化改革还是会实现的。 郎咸平的阴谋论是精神鸦片 网易财经：现在在社会上阴谋论也很流行，宋鸿兵出版的一本书叫《货币战争》非常畅销，另外郎咸平教授最近也在各地演讲中推广阴谋论，比如他在演讲中说，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连中国青椒肉丝价格都控制了。对这样一些阴谋论您有什么样看法呢？ 陈志武：在中国社会，不管是历史上、还是近代，历来就不绝阴谋论。而且很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历来比较相信迷信和阴谋论，因为在我看来迷信和阴谋论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迷信也好、阴谋论也好，往往是对于我们不能够理解、还不了解的事情，在智力上又比较偷懒、又不想去了解，所以就推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我到世界各个不同地方，走了全球五大洲，都跑了不同国家。我发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曾经有过很多鬼的故事、有很多迷信的故事。特别是我发现，比较有意思，不管是在澳洲新西兰，还是是非洲，还是在拉美国家，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好，都有面具、鬼具防鬼的。我想这种防鬼的面具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它的思路是什么呢？我通过戴上那个很吓人的面具，以这种方式把那个鬼吓回去。戴上很吓人面具用来打鬼、用来把鬼吓走，稍微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做法，因为真正的鬼是不是怕这个？没有人去研究过，也不会知道的。但是正因为人怕这种很吓人的面具，所以我们就认为鬼也会怕这种鬼具、这种面具。 不止迷信是这样子，阴谋论也是这样子。物价上涨、房价的上涨、还有金融交易带来的后果，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这些东西又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也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不熟悉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如果有人说有人阴谋在背后操纵这些事情的话，我们觉得好象真的是这样子，这样一来马上让我们找到，要把愤怒和情绪往哪个方向、哪一个群体、哪一些国家去发泄。但是客观来讲这种阴谋论尽管在智力上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我们不用做更多的深入思考，然后觉得好象是这样子，我把这个叫做智力上懒惰的表现。 正因为阴谋论听起来很有意思，也和我们情感和情绪非常一致，所以很容易接受这些对象。但是稍微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这种阴谋论也好、迷信也好实际上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把华尔街说成是阴谋，把粮价和其他日常用品价格也看成一场阴谋的话，到最后并没有帮助我们真正解决问题。换一句话说，你如果觉得华尔街这么重要，对我们生活影响这么大，带来金融危机可以如此冲击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收入带来这么大影响，为什么我们不多去思考、多学习了解金融到底是么回事？了解金融背后的逻辑，有哪些方式也是我们可以学的？ 今天我们发现，中国跨国公司、整个中国决策层很渴望有更多关系到海外投资、海外经营这些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我们以前把所有注意力——教科书也好、其他书籍也好，都花在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如何侵略其他国家、侵略我们中国的，那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怎么压迫我们的。都是这种阴谋论、剥削论和批判、指责的角度，充斥我们所有教科书、所有文章和论文。没有几个真正从建设性角度去看看当年这些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他们面对局面为什么是那样？那边局面是什么？他们面对财产权、生命权和商业利益挑战的时候，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的？因为原来教科书和一般书都没有样建设性角度学习、了解海外贸易、海外投资逻辑，所以以前错失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以至于到中国公司今天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在整个中文世界里边是非常稀缺、非常欠缺的。所以今天要补这堂课迫切性非常强。今天，尽管我知道很多人一看阴谋论的书都是很过瘾，因为很情绪化，让你觉得很解渴，但是很遗憾这是知识鸦片，让你感觉良好，情绪上很满足的同时，实际上让你麻醉起来，没有真正学到一些有用、帮助中国企业、帮助中国社会、经济能够更进一步健康发展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经济学是毕生的兴趣和事业 网易财经：从过去几年来看，您作为学者提出很多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基本上都没有被采纳，但您还是一直很热情地提建议，是什么在支撑着您这种热情呢？ 陈志武：那是我自己的兴趣。因为像我这样人，我历来不以自己说什么、提什么建议被哪个政府、哪个国家采用还是不采用，我绝对不是以这种标准来定义我的价值。我写的文章、写的书到底最后被社会、被政府采用还是不采用，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不以这个决定我一辈子的事业、所做的事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对于我来说最大驱动力是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觉得做这些研究、做这些思考，首先是帮助我自己更好认识世界、更好认识一个社会如何组织、如何安排、这个制度秩序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使社会更加良性的发展、更加健康有尊严的发展。我自己这方面知识增加。对于人类社会、对过去的历史、今天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在认知方面，在任何一天能够有所上进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我所追求的。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还有对于很多年轻学者来说，为了你自己的幸福，最好不要以别人采不采用你的建议、喜欢不喜欢你的理论，不要以这个定义你的幸福感和定义你一辈子价值，而是以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最让你开心、最让你能够有成就感、有满足感，就以这个为准，而不是以别人怎么看来决定。换句话说我活着不是为别人活着，而是为了我自己活着。 网易财经：您出身农家，同时又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方面的教育，这给您什么样的独特的认识世界优势？ 陈志武：可能在农村长大，更多对人性这方面有很多自然观察的机会。因为在农村，特别是我，我们一家有6兄弟，我有4个哥哥、1个弟弟，父母也顾不过来，所以我小的时候基本上不受到太多父母的管制和约束，可以让我自己按照我的偏好跟朋友和其他村里边人一起去玩、一起去做事，然后自己体验生活。所以这种比较宽松、不受制约的背景可能对于我自然、自由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些生活成长的经历，包括对于市场的观察为我后来研究和看待社会，起了非常重要、基础性的作用。我在中国一直是读完硕士研究生，1986年去美国，这就意味着我在整个从幼儿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硕士研究生整个价值体系和人生体验和观察，受中国文化和中国意识形态影响比较多。换句话说我对中国方方面面的观念和视角比较了解，然后1986年去了美国以后，又开始接触经济学、金融和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视角，又熟悉中国视角和价值体系，同时经过过去 20多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又对美国价值体系有更深、更具体的了解，所以两者放在一起的话，可能更容易让我有机会和视角，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的观念和习以为常的这些理念或者理论，做很多的反思。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过去这些年写的很多中文文章和书，更多是反映这种反思的结果。 网易财经：您最钦佩的经济学大家是谁？ 陈志武：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是我最钦佩的，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可能大家不一定那么熟悉的。罗伯特.默顿，他是一个对现代金融经济学贡献非常大的学者，他也得过诺贝尔奖，因为他的研究理论偏金融方面，所以国内不是那么熟悉。 网易财经：您最欣赏的中国经济学者是谁？ 陈志武：我最欣赏的中国经济学者是周其仁、张维迎，还包括一些上一代的学者，像吴敬琏、茅于轼他们都非常不错，对我影响也非常大。 网易财经：你最反感经济学家做什么样事情？ 陈志武：就是没有原则。我最反感就是没有自己的原则，然后在效果上、在具体表现上是机会主义的这些学者。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说因为我是完全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完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特别是与民争利，这是我觉得任何一个良性社会都不应该有的。但是尽管这样子，如果有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主张政府干预、甚至主张计划经济，尽管我们在观念上、认知上会有很大差别，只要他不是为了政治或者为了其他利益，是机会主义者，就没有问题。像郎咸平教授，以前我们个人关系蛮近的，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矛盾。他以前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陈志武你怎么这么认真？我个人觉得坚持自己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希望对公众政策、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学者都应该要有基本的原则。认真、理想主义不一定是个坏事。 网易财经：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陈志武：最重要品质就是坚守自己的职业准则、职业操守。 网易财经：最恶劣的品质呢？ 陈志武：最恶劣的品质就是为了政治、为了其他的利益随意出卖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卖自己的个人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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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5月16日 10:37
网易财经：大陆一些经济学家说房价涨那么高，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去年因为政府要刺激经济，发出十万亿的新增信贷，导致房地产行业出现大量的泡沫，作为金融学的教授，您怎么看这种泡沫论？您认为这种泡沫论是一种如实的描述吗？ 陈志武：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我觉得已经很明显，有很多的泡沫。特别是那些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甚至于深圳。 2009年经济刺激运动中间，银行的信贷规模那么大，96000亿人民币贷款，是2008年的信贷两倍多。从这个里边我们会看到，好多对于房地产产生的效果。 第一就是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因为那些信贷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利率都那么低，由此使得整个社会流动性增加那么多。流动性增加那么多以后，家庭的钱也多了，投资渠道又那么有限，所以对房产的需求肯定会因为货币供应大量增加。所以这种新增加的对房子需求，肯定是让房价一天涨一个水平，房价会越涨越高不奇怪。 另外，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去年天量信贷其中大概有15%—20%投入了房地产行业，供房地产开发商去做更多房地产项目，我看很多人把那个也看成是，让房地产泡沫被炒的、被吹的越吹越大。实际那个我觉得不太符合市场经济道理的。也许供给房地产开发商土地还是太少，给他们提供信贷支持还不够，所以才使得房地产市场能够得到的供给远远低于需求，尤其在北京。 我有一个学生，他本来在房地产销售公司工作，去年有一个楼盘他们公司负责去做销售，大概有两三百套房子卖，但是来参加买房子的人就排了很长队，大概有三四千人，结果你可以想象。只有两三百套房子，但是只有三四千人都想要买，绝大多数人是买不到的。后来那个房子卖完了以后，我这个学生他看着大厅里边，很多女的在那里哭。很明显那些来买房子的人并不是没有房子住的，他们开着比较好的宝马或者奔驰等等。这些人没有买到房子就在哭起来了，他觉得这样市场太吓死人了、太可怕了。所以他后来干脆辞掉了，他想改行做别的事，因为他觉得这个行业太可怕了。话说回来，好象最近在通州还是其他地方，出现的情况比去年那个哭的还厉害。 我觉得任何一种市场，不管是哪个行业，任何一个市场如果做到这个份上，这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在老百姓，肯定在供给问题还有需求渠道上边都出了问题。很多地方被堵死了，所以才产生这种过量的需求，然后被人为压着过低供给，才产生人为供需不平衡，使得房子价格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越涨越高。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管理层、管理部门插手太多。不是政府干预不够，而是政府干预绝对太多，才造成过去，特别是过去七八年，房价不断失控。 政府越干预房价涨得越高，尽管很多时候是政府想要把房价压下来，但越调控房价涨得越。 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与民间的收入差距 网易财经：中国政府投资现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陈志武：这会使得中国经济对出口、对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依赖度会更加离谱地高。由此产生的结果，使得中国我们这一代、或者几代中国人不仅仅把未来几千年、或者几百年中国社会生活环境、资源条件都提前由这一代人透支过多。由此产生的结果，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在结构上和长久可持续发展方面都会带来非常多的负面、长久的后患。 网易财经：您曾经建议中国减税1万亿，但是这几年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减税，反倒税收收入增加很多。从今年数据来看，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是19600多亿，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4%，听到这样一个数据您有什么感想？ 陈志武：我觉得是太荒唐了。因为2006年，尤其在2008年的时候，我建议减税，尤其2008年免税一年或者 2009年免税一年，当时我提的一些建议，说实在的我自己知道被接受概率并不是太高，因为在中国根本上缺乏这样民主监督制约的机制，没有真正的正式压力机制，去迫使财政部还有其他相关部门去主动启动减税、免税举措。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还有其他专业委员会并没有定期举行公开听证，要求财政部官员、还有其他部门官员、国务院那些官员被问责、被质问。 为什么在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顶峰的时候，还是没有减税？比如去年还是按照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财政收入往上升。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加 30%多，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中国实际上民主制度建设、民主监督机制建设和财政透明，这些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涉及到千千万万、13亿老百姓自己口袋里到底可以留下多少钱，到底可以得到多少钱的核心的制度安排。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回过头来看，过去两年不管是有危机还是没有危机，政府拿到这一份，照样每年按照差不多是GDP增长速度三倍的速度往上升。 不管社会上得到收入是多还是少，政府拿走那一块收入继续，总是在不断以快速上升。这个趋势下，如果不遏制住、不停住的话，不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些专业委员会来形成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国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间分享到的好处，并不是像人们理解的那么多，也不是像其他国家情况下应该有的那么多。现在很明显国富民穷局面越来越恶化。这个肯定跟政府征税权力、政府税收不受制约、而是失控的局势关系非常大。 我知道在中国最近这些年，关于收入不均，还有关于收入差距、收入结构方面抱怨非常多，这都是应该进行一些思考和进行一些质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面是被很多学者和业界、社会人士所忽略的，那就是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跟民间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民间社会里边不同私人、不同私人群体的差距。当然我知道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还是在中国农村也好，不同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更严重的、更加失控的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我觉得很多参与收入差距问题讨论的学者和社会业界人士，首先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跟民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恶化这个问题上边。因为这个是中国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对于社会负面打击、影响最大、不断恶化的收入差距局面。 抑制政府收入不断膨胀的问题，不止涉及到老百姓口袋里边能够留下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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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5月16日 10:36
网易财经5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陈志武出身中国一个普通的农家，对中国的经济转轨有切身感受。他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他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什么都认真。认真地研究，认真地发表公共言论。他的认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认为，中国的诸多问题，都和违背市场规律有关。以下为访谈实录： 市场经济是中华民族繁荣之本 网易财经：陈老师，谢谢您接受网易财经的访谈。 陈志武：谢谢，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网易财经：陈老师，您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在这本书里边可以读到您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您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陈志武：最大的忧虑肯定是国进民退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在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角色不仅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被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趋势很显然跟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总的趋势背道而驰，所以我最担忧的是不同层面的政府、各个不同行政部门重新接管经济、重新管理经济而不只是远远一般意义上的监督、监管经济。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金融危机之后，网友们对市场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比较反对的一些情绪？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就是一旦有危机或者一些简单的、甚至很严重的波折以后，往往把结论下得过快、过于简单。我们应该要记住1978年中国为什么进行市场化改革、为什么进行改革开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50年代开始，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学苏联，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际不止中国是这样子。二战之后，世界上非常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也包括一些西欧国家，多多少少受到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具体来讲，大家都熟悉1930年代西方经济大箫条，因为1929年危机使得美国经济、还有欧洲市场经济国家都进入全面的箫条。1930年代西方阵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大箫条，另一边是1930年代特别是1940年代、195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快速增长。当时形成很明显的反差和对比，一方面是苏联计划经济按照10%左右速度快速增长，而另一边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大萧条。这种反差不止是让1950年代的中国，也让很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欧洲国家、亚洲其他国家都去学由政府介入经济、由政府接管经济、由政府拥有企业、创办企业然后接管、管制各种各样行业。 除了中国以外，另外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印度1947年独立以后，尽管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全面进行国有化运动，但是印度也是采用计划经济的模式，也由政府计划委员会、计划部来掌管整个经济的运行。 在中国，1978年，到计划经济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下去的时候，才进行让政府慢慢退出市场、让市场自然供求关系更多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解决社会如何发展（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增长非常多，其中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自由不断恢复，政府不断从经济领域里边退出来。政府退出市场，市场自然的供求关系来发挥更大的效果，个人和企业重新得到经济选择自由，这些就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更好的制度架构。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就忘记过去30年或者过去100多年,中国经过国有化、政府管制经济不利、失败的教训和过去30年让个人经济自由、企业选择自由重新恢复以后，所带来完全不同的正面的经济结果。我们应该记住这种历史、这种不同时期的经历。不要以今天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打击，就一下子把经历了至少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所证明的市场经济是更有效的一种安排，就把以往更长久得出的结论否定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跟我们人的本性是更加一致的，因为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自由选择的耦合次序。 你有你的选择空间、你有你的选择权利，别人不应该、包括政府不应该迫使你做什么、或者怎么样做、做多少等等，政府不应该有这样干预的权力。让大家都有自由的选择权，跟彼此、跟企业自由交易以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整个社会我们会看到一种基于自由个人和企业自由选择得到的一个均衡状态，就是我们说的耦合次序。耦合次序不是基于任何权力、尤其不是基于行政权力的压迫所产生的。 政府干预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 网易财经：房价的问题是现在很多网友非常关注的问题，您看中国现在房价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这种不断高涨的趋势很危险吗？ 陈志武：最主要的原因，我的理解是，政府是唯一的、可以把农用土地转变成非农用、然后把非农用土地可以转成房地产开发的垄断方。中国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权完全由各级政府来垄断、掌握。最后各级政府都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把土地供应尽量压缩在比较稀缺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使得土地的价格抬高以及房地产供应总是保持比较低的水平，我说的是相对需求来说。由此产生的结果一点不奇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有了钱以后，他们投资的选择，投资品种、投资渠道的选择，总是压缩在一个很窄的水平上。因为这些年中国老百姓即使有了钱，也没有太多投资渠道，也不能投资到国外，尽管有一些基金、QDII也出来了，但是投资品种数量有限、品种也非常有限。中国老百姓有这么多钱以后，差不多只有房地产、还有银行存款、还有就是股票市场，就这三种可以供他们选择。 股市它的波动有风险，特别高，所以大家不一定信得过中国的股市。银行的利率很低。所以选来选去。房地产还是大家觉得最信得过的投资的平台、投资的选择。需求被人为、通过政府政策安排相对来说被抬的很高，但是供给被压缩的很小。 你要说中国如果所有水果就像以前我们熟悉那样子，如果只有各级政府部门才可以卖，价格他们来决定，然后各级政府在卖水果的时候，又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话，又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又有垄断供应水果的地位、权力，另外定价也都掌握他们手里边，同时社会对于水果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水果的价格会往哪个方向走。
评论于：陈志武：郎咸平的阴谋论是精神鸦片
10年3月30日 21:34
老子总感觉任志强话糙理不糙。
评论于：任志强，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10年2月7日 21:14
那车仑子的东西，当不得真。
评论于：也许影帝是个好人
09年12月10日 10:08
http://news.QQ.com　 2009年12月10日04:23 没有人确切知道吴宗明多年以后再次走进市信访办时的心情。他坐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穿过这个西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马路对面，拐进一个有些年头的小院，市信访办公室就设在那里。 7年以前，他还在这里上班，那时他是主任。而去年7月中旬，当这位退了休的老主任再次走进这里，却是来上访的。 “老领导你也来上访啊？”在他原来办公的地方，当时接访的一位市委常委这样招呼他。 他和同事曾在这里接待过排着队前来反映问题的上访户，如今他也成了上访队伍中的一员，他得到的仅有的“优待”是，工作人员给“老领导”倒茶，让他快点签上名，好排得靠前一点。 在广西桂平市，因为一项名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200多户面临拆迁。吴宗明家的房子所在地，将挖出一条新的运河。 由于对拆迁补偿和安置的种种不满，从去年7月开始，这位退休信访干部开始了上访之路，那时他家那幢当地典型民居式的四层半小楼还在。如今这栋小楼已被强制拆迁，昔日种满果树的院落也成了机器轰鸣的工地，但他四处反映的问题却至今未获解决。 这位原信访办主任四处反映的，是包括他在内的30多户“钉子户”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的遭遇： 他们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低于自治区4年前出台的标准，比如混合(砖)结构的房屋，每平方米400元，但桂平市政府的标准中最高只补360元。他们请第三方机构对各自的房产评估，估价远比补偿总额高得多，比如吴宗明的房子，估价38万余元，补偿仅25万余元； 吴宗明难以接受的是，既然有关文件中强调，保证被征地民众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被征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按照“原规模、原标准或恢复原功能”的“重置价”进行补偿，为何他要重新建一栋与原来差不多的房子，还得再贴进10多万元； 30多户原来都在一条二级公路边，而安置的回建地不再紧挨公路，地皮的价值比不上从前，他们要求至少应当补偿差价； 起先他们被告知200多户拆迁户将分到两块地上安置，但安置图下来后，他们却发现，绝大多数都将集中到其中一个地块上。他们无法确知另一地块将作何用途； 拆迁户中的公职人员，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特殊“关照”：一位叫谭敬贤的前副镇长，分别被当地纪委、人事局、组织部门等敦促签字；另一位公职人员，被限期三天内搬迁配合，否则“什么时候撤职不知，后果自负”…… 吴宗明其实最初并不想去上访。当“钉子户”们分散或结队去上访时，他不参与。“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他说，“没有材料的让你回去写了材料再来，有材料的也就是帮你转到相关部门。” 他已经64岁了，身高不足1.60米，虽然看上去精瘦，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嗓门很大。他穿牛仔裤，将一头白发染得乌黑，走起路来经常一只手插在后面的裤兜里。 但是去年7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最终将老主任“逼”上了上访路。那时“钉子户”们得知交通部和区交通厅领导要来视察工程，便涌去了工程建设办。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领导明天去工地，让他们去工地等领导，还给了一个据说是交通厅领导的电话。第二天，人们兴冲冲地在工地等了一上午，却没见人影，再打电话，是空号。 听说这件事后，吴宗明很恼火。大家商议着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条理不清晰，人们便力请这位前信访干部出马。吴宗明于是带着另一个拆迁户去了省城南宁。 这是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第一次正式上访。交通厅接访人员证实，厅里没有这样一位领导。接着，他们去了国土资源厅，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总共10多分钟。然后是纪检监察部门，吴宗明刚把事情说了，接访者就说：“这事不归我们管。”拿了一个信封来，把他们的材料装了，说是“帮你们转吧”。这一天，两人最后还去了自治区高院。结果是：经查询没有相关案件，不能接访。这回是吴宗明跑出去买了一个信封，把材料装了，拜托门卫转交高院院长。 他原来想：“这么多单位，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但情况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 吴宗明的第二次上访，是在两三天后，去了桂平市信访办。几年前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门前挂的还是一块竖着的大牌子“桂平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如今换成了门框上方一块小牌子“信访办公室”。 对于这个部门的职能，他是清楚的：“没有拍板权，只能协调、汇报、请示。”群众来反映的问题，分类后代转到各主管部门；有时会请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出面来沟通；重大问题则向市里主要领导汇报，他也可以“提供参考意见”。 吴宗明原本不愿意去那里上访，但这一次因为听说那几天里市领导正轮流亲自接访，吴宗明想着总可以跟领导当面谈谈这件事。然而，接访的那名市委常委，最后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回去研究。 他想，恐怕光在广西反映问题不行。那时他从电视上得知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督察两广，接下来便去了广州。他事先拟了一份“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可是刚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被接待人员打住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请回去与当地政府协商，或者诉诸法律程序。 “这不跟没说一样？！”至今提起来，他仍旧忿忿地抱怨。这位曾经当了18年兵的老退伍军人，言谈间有时忍不住要冒出一句“他妈的”，在转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时，喜欢用“这小子”来指称自己。 老信访办主任不再对上访抱有希望，但他的倔劲儿上来了，非要有个说法。他和“钉子户”们往各级部门一份份寄去材料，根据不同的诉请对象拟不同版本的材料，但大多杳无音信。他托人找关系，甚至去过北京，就想能碰上一个“大领导”为他们说句话。他们把举报材料发到网上去，又去找媒体反映情况，但都不乐观。 直到今年11月初，北京一家杂志报道了这位退休老主任上访的戏剧性故事，吴宗明一度以为事情也许该出现转机了。然而，尽管许多网站转载了这篇报道和相关评论，直到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却仍未作出表示。 “我们现在是精疲力竭，山穷水尽啦！”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穿牛仔裤的硬朗老头显得有些疲惫，染黑的头发新长出了白色的发根，“我已经这个年纪，也不想再跑来跑去，但实在是迫不得已。” 不过，至今他仍保持着对信访工作的体谅：他不主张“钉子户”们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因为“那里人那么多，不要说解决问题，能有说话的机会就不错了”；他也不参与“钉子户”们集体上访，因为人多了不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再说“影响不好”；他承认上访作用有限，但“毕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渠道”。 “我们不是要捣乱，只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一再强调。 在他上访的故事被报道以后，吴宗明觉得，北京学者于建嵘写的评论《原信访主任上访为何也无效》“最能反映现实”。 “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这篇评论写道。评论还说，“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 让这位在市检察院干了11年、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又在信访办当了3年主任的老干部想不通的是，他们在上访中了解到，补偿安置费用由“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的业主方支付，而拆迁安置工作则由市政府“承包”，面对政府，他们就算觉得补偿安置不合理，也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 “我把这叫做‘权力承包’。”吴宗明大声嚷道，“政府理应处于中间位置，协调各方矛盾，怎么能由它来‘承包’呢？”他认为这是他们在拆迁中遭遇种种不合理的根源所在。 然而拆迁安置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此类重大工程项目拆迁由所在地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征地拆迁费用实行包干。 上个周末，他带着记者又一次走进市信访办。他几年前工作过的这个地方，原先破旧的瓦房已经粉刷过。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如今，办公室翻新过，这扇小门被封上了。
评论于：信访办主任住宅被强制拆迁 依靠上访维权未果
09年12月1日 16:27
今天看到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门口贴满了这些标语。
评论于：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大范围传播艾滋 受害者不止200人
09年11月21日 12:22
俺对面房子以前见过人家装了一个，后来被和谐了，是否被罚款就不清楚了。
评论于：个人私装“卫星锅”罚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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