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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局限》最有吸引人的部分,是对企业家的描写。在第2章《东方文化与企业生态》中,有一节是《孙成刚的泛政治化经营》,其中讲述了山东神光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孙成刚先生与其弟钟英先生在创业成功之后的争斗。 苏小和先生归纳了孙成刚先生在《新人性》中的一些观点: 孙成刚的第二结论则是提倡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形成公司内部的独裁管理。“个人崇拜的最大好处是提高效率”,“在一个个人崇拜的组织里,决策时间缩短,过度的民主,将产生过多的浪费”,“个人崇拜的组织里,容易令行禁止”,“个体更容易提高效率”,“个体对领袖的崇拜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动力,有时候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生命来为领袖尽忠”。“在正的方面说,战士可以为领袖献身;在邪的方面来说,教徒可以为教主自焚”。于是,孙成刚得出结论,“从更高效率的角度看,企业有一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 孙成刚是这样认识政治的:“为什么企业可以独裁,国家却不可以?企业与国家,难道本质上不是一样属于组织?企业和国家的使命不是一样去满足群体贪婪和消除焦虑的本性吗?企业管理和国家治理难道不一样属于专业化很强的领域吗?” 苏小和说:“面对这种观点,我无言以对,继之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他还说,“如此低微的出身,如此辛苦的工作,让他尝尽人间贫寒与弱势。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导致了孙在性格上的偏执。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家族,太需要财富了。为了财富,孙成刚可以消解一切人性中的真善美;为了财富,他可以置一切人文精神、普世价值于不顾。命运注定,孙成刚此生最大的使命,就是赚取财富。在他看来,人性是贪婪的,天生就具备掠夺性。为了满足人性,就必须独裁,必须夺取。” 在这一节里,孙成刚的很多话,苏小和的很多话,会让写书评的人不忍节录,都太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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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苏小和不是一位激进的评论家,但在前言中也谈到了政治问题。从事经济研究的苏小和,在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时候没有忘记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无法脱离政治。他说: 人类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都在围绕公平与效率展开。西方民主国家是通过多党制,轮流解决公平和效率。左派政党更多强调公平,右派政党更多强调效率。他们通过税收的方式,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鼓励股份共有的方式很好的解决了公平问题。 苏小和有着敏锐的感觉。在他看来,中国近年来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非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他说: 陈述这些醒目的事实,其实是为了表达一个浅显的道理,企业必须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非制度。 总之,研究经济不可能回避政治问题。就目前来说,民主宪政问题应该提上我们议事的日程。苏小和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认真研究问题并且有责任心的学者,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民主宪政的重要性。 7. 关于大众、专家和企业家的分歧,苏小和这样说: 现实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大众只会愤怒,企业家只寻求短期利益,经济学家只使用那些光滑的名词。历史的教训看不见,当下的失败也没有人冷静分析。这是一个怎样浅显又功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谈论企业的长远战略,寻求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话题,我写下这些寂寞的文字,体会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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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郎咸平张维迎之争,苏小和这样说: 郎张之争”开始之后,我以为,郎咸平身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建设,毕竟是门外之人,而郎自己乃财务专家,可能对制度经济学缺乏整体把握。而著名的教授张维迎,也许正如社会上的传言,他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局面非常清晰,只要跳出争论之外,人们很容易就能看清楚,双方都是在说一个问题,这就是制度。郎咸平说了制度的一面,张维迎说了另一面,更多的人是站队,然后附和。 …… 郎咸平肯定是看到了公平问题,顾雏军、张维迎等人则看到了效率问题。他们都看到了树木,却有意识的忽视了森林。 …… 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郎咸平,还是张维迎,他们都应该看到了内在的原因,看到了更高层次的危机。我们无法想象郎咸平身为国际著名财务大家,难道不知道诺斯的“有效率的财产权”?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身牛津的张维迎,难道不知道市场经济起码的公平原则?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说,他们都站在一个狭窄的局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喋喋不休。 应该说,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我想补充的是,苏小和认为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看不到问题,只是被狭隘和私利蒙上眼睛罢了。其实,当社会气氛不正常,学术气氛浮躁的时候,学者是有可能犯低级错误的;当学者为利益所迷惑,又没有制约他们的社会力量时,他们的品行和见识有可能下降到我们不敢想象的程度。 5. 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苏小和表现出超然的态度。他说: 中国却一直不能同时解决公平和效率。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体制中有一种对权利和资本制约的错位。一方面是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公平损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两个方面都存在。我们对权利和资本两个方面都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问题就来了。 苏小和坚持市场原则,反对郎咸平先生的观点。他说: 如何有更多的公平,肯定不能像郎咸平说的停止MBO改革,停止产权化的改革,这是行不通的,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公平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低效率,一个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能通过郎咸平跟一两个国有企业家谈了话说,他们很努力,因此得出结论是他们的效率很高;不能从短期、局部的企业得出整个国有企业的状况,必须要进一步做全局的分析。 国家审计署和其他的有关单位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表明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投资损失率很高。国家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停产、半停产的,达不到设计能力的,出现各种问题的将近50%,这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早就说得很清楚了,然而有人不信。比如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在剩余控制权,剩余所有权,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如何分配到监控者手中等等一些问题。 他的结论是: 那么,是不是为了效率,就忽视公平?肯定不行,不公平可以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继之,则导致一切对于效率的追求暂时成为泡沫。 如果有要补充的地方,我想说,郎咸平作为成功的会计师,他在企业具体运作的层面上,在企业财务和收支的层面上,在企业管理者的行为是否正当与合法的问题上,有着基于常识的、正确的见解。在顾雏军问题上,郎咸平的见解尤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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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裕落马与苏小和的《局限》 刘松萝 1. 听到企业家黄光裕先生落马的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了苏小和先生所著《局限――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 第一次与苏小和见面是在2007年6月北京小西天网友聚会上。那一天,我们从中午11点半一直聊到了下午5点。苏小和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书生,很文气,彬彬有礼。他很客气地给每一个人赠送了他的新书,6月1日出版的《局限》。他还说,诸位要是有时间,写个书评吧。 聊天的时候,我就浏览了前言。回家的路上,把前言看完了。到了第二天,就读完了一半。应该说《局限》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随后,我写了《苏小和君所著《局限》读后(连载)》。写了4200字,基本上是罗列想法,打算以后再修改。由于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停下来了。 2. 《局限》前言的副标题,是《用于实验的一代人》。 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说法。然而几十年来,中国和中国人一直被看作试验品。无休止的革命、斗争和改造导致了生灵涂炭,活着的人则是惶惶不可终日。最悲惨的是,改革也沿袭了旧的革命思路。没有一定之规,全凭长官的意志。表面看起来日新月异,其实不过是无序而已。 为此,苏小和把改革与清末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对比。他断言:“从清末算起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转轨,10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补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 3.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苏小和告诉我们,追求GDP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他说:“政府给了企业那么多的保护扶植政策,企业拿什么回报政府?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回报只能是业绩。考核政府的主要指标是GDP,GDP指在该地区所实现的产值,与利润关系不大。”苏小和进一步说,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许多企业在亏损的状况下仍然大干特干,在没有取得利润的状况下仍然狂热地进入世界500强。 以前只知道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得到政府的扶植和获得政府的项目非常重要,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发展有时只追求产值,连利润都不考虑了。如果苏小和所说属实,那么我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计划经济时代。 回避了这样的现实,讨论经济改革还有意义吗?